在当下的大数据时代，杂志的环境要素，如读者反映、社会影响和管理方法等，与期刊的服务、经营、编辑及出版形态密不可分，甚至影响刊物的发展方向。而读者反映、社会影响和管理方法等因素，实际上与以下三个因素密切相关，即出版与发行分离、期刊分级制度和期刊准入的单位法人制度。

1．出版与发行分离

在大数据时代，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资讯网、超星数字图书馆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数据库等中国知名数据库以其超强的服务功能，改变了纸媒时代出版与发行一体的状态，出版与发行分离成为趋势。

大数据平台给读者、研究者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读者按照自身需要，在相关索引栏目输入需要查找的资料名称，就可以很快完成搜索，找到资料。同样，这也给研究者搜集资料、确定选题带来便捷。但大数据时代的出版与发行分离，则给期刊主办者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例如，期刊的主体地位（出版机构、主编）虚化，栏目的特色化、专业化减弱，见文不见刊成为“互联网+”新形势下的新常态。

总而言之，大数据时代出版与发行分离的环境带来的是期刊边界的改变。无论是期刊整体，还是某些办刊者孜孜追求的特色栏目，都湮灭于数据的大海中，成为沧海一粟，其主体地位无疑受到挑战。

2．期刊分级制度

伴随大数据时代而来的是以各种量化指标为评判标准的期刊分级制度。大数据的核心职能是海量数据生产、消费、关联及处理的常态化。就其实质而言，期刊大数据原本的目标功能是淡化期刊，淡化栏目，凸显文章的主体地位，但现在期刊通行的评价系统反而是以互联网数据作为评价期刊的依据，由此人为地造成期刊分。其核心评价指标，如被引量、他引量、影响因子，大多来自大数据平台提供的数据。其他如被索量、被摘量、被摘率、获奖、被重要检索工具收录、基金论文比和Web下载等指标数值同样来自大数据平台提供的数据。

期刊分级制度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必然性。刊物由于主办主体不同，稿件来源不同，编校质量不同，因而存在不同的级别与档次。而把运用大数据采集的数据作为期刊的评价指标，在指标量化考核上也存在一定适用性与合理性。期刊分级制度历来被学界所诟病的是“以刊评文”的制度设计，因为这种人为的分级制度附带的以刊评文功能太多，包括评奖评优、职称评定、学位晋升、课题申报和科研奖励等。这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与不良影响：一是与大数据时代刊物隐退、文章为主的趋势相悖；二是败坏了学术风气，恶化了学术生态环境；三是竞争环境透明化，人为造成期刊的马太效应。这一方面强化了多数期刊的生存困境，另一方面凸显了有幸挤入核心期刊的少数期刊的优势地位。虽然这种分级制度遭到学界质疑与诟病，但被中外学界广泛接受，也造成期刊级别固化，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恶性循环态势。因此，对期刊主办者来说，伴随大数据时代而来的期刊分级制度是期刊主办者不能忽视的问题。

3．期刊准入的单位法人制度

伴随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自媒体得到很大发展，刊物与学术人、学术共同体融为一体。但由于期刊出版管理方法并没有随技术变革出现相应变化，因而大数据平台收录的资料不同于自媒体的微博、微信，是有门槛的，即收录的期刊论文都是需要具有国际标准期刊号（ISSN）和国内统一刊号（CN）的刊物。而在中国大陆，期刊出版实行的是严格的准入制度。

近现代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期刊一般是由学术带头人或学术共同体创办的，凸显期刊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办刊者与刊物有着荣辱与共的联系和学术渊源。在某种程度上，期刊承载了办刊人毕生的事业追求，是办刊人办刊理念、学术品位与美学素养的实体再现。

单位法人制度的出版体制使期刊与学术共同体割裂，主编、编辑事实上只是雇员，主编并不能决定办刊方向，栏目编辑也大多非该行业的或者专家。这种严格的期刊准入制度管理方法并没有伴随大数据时代而来有所改变。

综上所述，伴随大数据时代而来的出版与发行分离、期刊分级制度以及固有的期刊准入的单位法人制度等期刊的环境要素，给期刊主办者带来了严峻挑战。办刊者的办刊理念与办刊方式受到读者反映、社会影响和管理方法等外部因素的多重挑战和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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