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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社会对期刊的认识

科学分类既是人们科学认知深化的结果,也是人们科学水准的客观反映。作为新型的大众传媒,晚清期刊为传介科学分类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公共舆论空间。在晚清科学分类体系的建构上,早期传教士报人是中介,维新报人与辛亥报人是主体,他们从不同角度与标准对科学进行了分类,这些分类具有外源性、自主性与无限性、渐进性与多样化、局限性与进步性的特征。晚清是近代中国科学分类的萌芽期。

一百年前,《青年杂志》( 后改名《新青年》) 的创办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树起了“科学”与“民主”两面光辉旗帜。而科学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知识体系,科学分类就是按照各种客观、主观或综合性原则将科学划分为若干学科门类。科学产生于知识的分化,科学分类则在科学的分化与综合中形成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科学分类的原则、性质、维度、历史发展与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缺乏对新文化运动以前———尤其是晚清科学分类的系统研究,即使涉及也语焉不详。而晚清是近代西方科学分类学说输入中国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近代科学分类的萌芽期。

科学分类是一个开放、动态的体系,往往随着科学知识的分化与综合而发生变革。关于科学分类的社会功能与学术价值,早期来华的传教士报人与时期的维新报人都没有认真地主动探究。直到 20 世纪初,辛亥报人才有了比较的说明,并肯定了科学分类对科学事业的促进作用。“各种科学,欲知一定之原基,而各得其适当之位置,则不得不用分类法。依物质自然之组织,而区分之为何部何门何类何科何属,乃能一一求其主要,由终追始,由末溯本,由已知推未知。”科学分类关系到科学的进步与发展,亚里士多德时代“已具学科分立之形,而开泰西今日学科之门径”。而中国科学分类思想“发达积迟,学术之不进,未始不由此”,以至于中国“学术不分业,则学者万能,必至万不能,而学界亦终不能离浑沌之状态”。

晚清社会对科学分类的认知,总体上经过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由感性到理性的发展演变过程,具有鲜明特色。首先,科学分类信息上的外源性,主要有两个主体与两种渠道。及时个主体是早期传教士,传播西方科学新知与科学分类同步进行,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第二个主体是留学生,戊戌维新以后日文中的科学分类说成为其主要思想来源。其次,科学分类体系建构的自主性与无限性。因社会身份使然,传教士报人“以学辅教”,科学分类思想充其量是传教布道的副产品。维新报人与辛亥报人则担当晚清科学分类体系的建构主体。而且科学无限发展,科学分类也永无止境,晚清仅启动了中国科学分类体系建构的进程。再次,科学分类的渐进性与多样化,这也是科学本土化( 或科学中国化) 的外在反映。不同认识主体各自划分标准的不统一,导致科学分类的多维性与分类结果的多样化。,局限性与进步性并存。尽管晚清期刊中的这些科学分类话语简陋零散,甚至谬误丛生,但对尚处科学洪荒时代的晚清社会而言,这种理性思考显得弥足珍贵。晚清科学分类的识进,为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而且因晚清的政治危机与社会乱象,科学并没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代错位也使得国人对待科学的态度呈现为两极化趋势: 一方面,维新派与革命派更加注重科学的工具价值,而忽略科学的理性魅力,“以学辅政”的价值取向弱化了晚清科学分类话语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科学的功能又被无限扩大,科学万能论( 或唯科学主义) 潜滋暗长,混淆了国人理性看待科学分类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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