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学术期刊商品论”与大量存在的事实也恰恰相反。我国已加入“WTO”,取消贸易保护政策是其基本精神。首先,在我国“学术期刊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这个事实是连“学术期刊商品论”的持有者们都承认的。从投入方面来看,因为学术事业的发展不能没有学术期刊作为平台和阵地,所以学术期刊一般都会得到社会的支持,比如说来自政府的拨款(其实在我国,学术期刊一般都由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主办,而它们又都是国有单位。所以,这种经费来源的主渠道在行为实质上就是政府拨款行为)。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总编辑秦毅也认为:“我们国家的学术期刊,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不少是靠国家拨款支持运作的。”

其次,发行量的巨大区别,不允许学术期刊进入市场,从而成为商品。研究表明,我国的专业学术期刊发行量大的一般在1000- 10000册左右,而绝大部分社科类学术期刊发行量在500- 5000册之间。特别是高等学校学报,它是以反映本校教学科研成果为主的学术刊物,它以刊物交流为主要发行形式,所以它的收费性质的发行量更小,有的接近“零”。学术性和专业性是学术期刊最本质的特征和属性,其读者层面褊狭,多为各学科领域的教学、科研人员,必然导致曲高和寡,在发行方面与大众化的“消费类期刊”必然有天壤之别。像有人说的,学术期刊发行费一般由发行机构获取,学刊收回的费用一般难以维持印刷费,因为学术期刊一般年总支出在20万至50万元之间。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为例,按照上述情况,以平均发行500册、每册6元、每年6册(一般为双月刊),全年发行收入为1.8万元,而一般大学学报的投资低限是20万元。显而易见,这里的投入是产出的10多倍,与经济学中的“等价交换原则”、“投入—产出法”都是异质的,与商品的本质要求是相反的。这种情况,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大致如此。例如在日本,他们的大学学报也因为读者很少,而主要通过免费赠送。他们的读者波及53个国家的176个大学和研究所,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读者遍布世界各地。在国内的学术期刊中,除了极少数专业期刊而外,大多数期刊靠发行收入根本不足以抵补支出。秦毅先生也发现,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学术期刊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国内外的事实证明,学术期刊不可能是商品。

再次,市场不是什么都可以装的“筐”,学术期刊事业不适宜市场化运作。我国目前异军突起的理工院校社会科学版学报的所谓“经济效益”更差。即使这样,我国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各种学会组织创办学术期刊的积极性依然高涨,学术期刊申请待批的报告可谓堆积如山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学术期刊商品论”者无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学术期刊是属于“阳春白雪”的专业类期刊,它不同于大众性的“消费类期刊”,后者不得不进入市场成为商品,而前者是不可以的;他们也无视学术期刊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学术建设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及其在推动全社会科学、文化、技术进步和在培养人才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试看《北京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科学》,他们哪个编辑是脱离单位成为了独立法人,是依靠编辑自己的力量来运作并给所在单位带来利润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第四,应当明确学术期刊事业与一般出版业的区别。还有的人以1999年1月李岚清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座谈会上的“新闻出版业是一个产业”作为依据,就以为学术期刊业也应该产业化。岂不知“新闻出版”首先包括新闻报纸和出版社以及一切以赢利为目的的出版行业,而学术期刊不在此行列。

第五,学术及其载体———学术期刊比教育更需要国家支持。我们知道,学术和学术期刊代表一个国家科学文化的发达程度,关系一个国家的国计民生。这一特性比在高等教育上表现得更加强烈。即使是西方的私立高等教育,都不靠收取学生学费来支撑和发展,如美国私立加州理工学院2005年预算超过5亿美元,但学费收入只占3%。因为人们清楚,以实际效益衡量一切,以功利、实用作为行为动机,这会破坏精神活动需要的自由氛围和创造空间。从大学自身来说,唯有对实际目的的好奇和探究精神才是其发展的原动力。大学精神体现的是强烈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精神,对客观世界不断进行深入认识以及在这其中获得理智乐趣应该是大学追求的较高目标。大学的发展史证明,没有一定的无功利自由空间,大学中的创造活动是无法开展的。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学术以及学术期刊事业更是如此,其又怎能靠市场来支撑呢?试想,国家为什么要提出从2000年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将对部分重点学术期刊进行资助”;国务院为什么要在2000年6月12日批复,决定组建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使其在合理使用经费、促进资源共享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再如解放军医学图书馆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得到上级部门的支持,在经费上也基本得到了保障。即使在发达的美国,一些学术性的、理论性的报刊,经费也是由政府贴补的。据报道,“美国每年用于补贴学术、科技出版物的经费高达64亿美元之多。”很显然,这些政府行为都不是市场行为。同样,大学学报的一切活动均应围绕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展开,为科技进步和文化发展服务,它永远不应该抛弃对人类精神、科技发展和文化发展所负有的使命,它不应该为市场所左右,其它学刊也是一样。

第六,现行的学术期刊价格不能说明学术期刊就是商品。在国外,学术期刊实行的是按照实际成本定价的做法,在我国也没有实行高定价。大多数学术期刊的定价远远低于它的实际成本。第二个因素是发行量。因为学术期刊的读者面相对固定,主要是相关领域的专业工作者,所以需求弹性非常小,不可能主要靠增加发行量来增加发行收入。其次是广告收入。对于大众期刊来说,广告收入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一些刊物的广告收入所占份额甚至超过期刊销售。但是对于学术期刊而言,由于读者面和发行量的限制,不可能有很多的广告收入,多数学术期刊没有广告。这一点与大众期刊的运作机制有着根本的不同。

这恰恰反过来证明了学术期刊不应该市场化操作,而是应当由主办单位(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和国家扶持(国民收入的初次再分配)来运作。同时,这也证明了学术期刊的非商品属性。这种事实是对那些不假思索、想当然的“学术期刊商品论”者的有力答复。张九玲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学报走产业化道路,其结果只能被市场经济大潮所吞没。”

国内外研究学术期刊价格的,一般都是从图书馆期刊管理的角度或者是出版社从经营的角度探讨图书、期刊价格几年内的变化,这与期刊是否是商品没有关系。例如解放军医学图书馆的杜海洲先生就在2004年的《情报杂志》上发表了《2003年国外学术期刊的价格变化》、在《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上发表了《国外学术期刊的价格走势》。另外,还有日本的川井良介在《中国编辑》上发表的《现代日本的杂志》、张勤的《美国版权产业及其对外贸易透视》,等等,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一直坚持认为,学刊(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刊)不是商品,学术期刊不宜市场化操作。学刊主编也不应以商人身份去运作学刊,当然,其素质要求也不应该包括商人意识,不需要“有市场意识和商业头脑”,应有的是进行严格地经济核算。其真正追求的应该是社会效益,说到底真正应该追求的是科学的创新。因为科学事业关系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学刊事业是事业单位,与军队不宜经营企业是一个道理。华南农业大学的李霁先生也认为“有必要采取`谁受益,谁付费'的经济规则”,而“学术期刊的较大受益者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就是说,这种费用应该由学术期刊所在单位或者由政府机构来承担。其实,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教育部等政府机构对学刊的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以及国家对科技成果的重奖(往往发表在学术期刊上),都是国家和政府的经济和财政行为,这点也说明了科学事业应该由国家来承担经济费用。最近李天纲和李霁先生分别谈到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学术界加入“市场”后,刊物、经费和论文,相互运动,形成了权、钱、学之间封闭式的“三角贸易”。这种“学术”,很容易丧失社会大众的信任,“信任危机”唯此为大。此种不公正、不合理现象倘不加以扭转,真的会出现“学将不学”的局面。

这就是学刊不假思索盲从“市场”的后果。我们在1994年就主张:“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出版事业性质决定了学术书刊应以社会效益为主,经济效益为辅,经济效益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社会效益。这就决定了学术书刊的非商品属性。”如果,学刊硬充商品,其编辑部追求的是金钱,其主编追求的不是学术,也是金钱。那么,在金钱面前,学术的地位至多是奴婢的地位。这种环境下,编辑们这些学术把关人的作用如何发挥,又何以谈得上学风的培养?在金钱面前,学术人员反而多了投机的机会。目前学术界的“腐糜风”、“急躁症”和学术泡沫飞溅的局面,以及近来学术界有良心的学者们为此频频发出的纠正学风的呼吁不可谓不发聋振聩,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对“学术期刊商品论”进行深刻地反思吗?我们不但不反对我国学术期刊走向国际,还应该为之呐喊。但是我们应该明确,国际化指的是:国际性编委会,国际性作者,国际性稿源,国际性发行,国际上通行的语言,国际编排规则等。国际化不等于市场化。同志也曾经反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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