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北伐中的"铁军"

军官们现在佩上手枪了，在我师，我们得益于从邓本殷部缴获的毛瑟牌手枪，然而第十师有些军官尚未能佩上手枪。

我们的士兵装备有：一支步枪，一条容纳150颗子弹的子弹带，两颗手榴弹，一条毯子，一件雨衣，一个军用水壶和一只饭盒。按规定还配备铁锹和洋镐，但并未常用，一个班只带着一两套。全部加起来，一个士兵要背40至45斤装备。

士兵获发了较好的军服，冬季获发棉衣、棉裤，还有短裤与汗衫。在执勤时，所有的军官都要穿上军服，由他们自己掏钱买。作战时无论官与兵，每人都要戴一条红白蓝领巾以资识别。军官常常穿士兵制服以防敌军辨认。所有官兵都佩戴布制徽章，印着他们的姓名与职务，军官的徽章加上不同颜色的边框——将官是红色，校官是黄色，尉官是蓝色。

无线电通讯设备仅参谋总部与第四军军部有，我师仍然没有。我们的电话比以前多，每个团部与一些营部装上了电话。其实通常在团部与营部之间不必使用电话，因为驻地通常离得很近。长距离的通讯，我们仍然依赖逐站传递信件，有时使用马匹。那时我们的马匹比以前多了，传令兵可以用军马代步。

情报工作方面也有革新，表现在组建侦察队。师部规定每个团要组建一个侦察队，战略情报则由师部作战处情报科掌握。

现在只有军级才有权招募新兵，当我计划招兵时，就向李济深呈报：我欲在某县招募多少新兵，他便行文有关的省政府，省政府乃指示该县县长协助我招兵。这样，县长们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辛苦了。以前，几名团长能轮番到同一个县去征兵。这是征兵制度上的改善。雇聘挑夫的程序也照此改变，挑夫改称"运输兵"。他们与战斗兵待遇相同，组成了军队中最重要的部分。仅有的差异是：由于运输兵不用打仗，所以征募运输兵的年龄上限远远高出战斗兵，通常是25至35岁。我们的运输兵来自许多省份。

有时，某人对我的下属说，他能为我们征募一个运输连，条件是要任命他为连长。我们通常会接受这一条件，因为他与那批新兵来自同一个地方，新兵们都听他的，换一个人当连长就得不到那批新兵的信任。那时充任运输连连长是不必具备特定资历的。

运输连同正规连的编制相同，是师部直辖的。他们过夜的地方远离大部队，次日又要回去执拾他们的货物——大多是军火、医疗用品和现金。每个运输兵最多挑60斤。有需要时，我们雇用临时的挑夫。

俄国人在后勤方面援助我们到什么程度我不清楚。我所知道的是：以前当团长的必须操心所有的事，包批军需、伤兵等等；现在的团长就不再担忧了。军需总署在北伐军总司令部设立起来了，由俞飞鹏主管。军部与师部也设立了兵站，负责向后方运送伤兵，向前线运输军火、军服、粮食等等。口粮是每人每日配给22两米，如果有结余，可以出售给老百姓，将收入去购置副食品。当军部兵站不能发放食米或数量不够时，便发放现金。各部队在当地年长村民或地方当局帮助下使用现金买米。这样做很容易，因为湖南省盛产稻米。

有时候副食品如豆类、咸鱼等是直接送到部队的，军人的伙食改善了。士兵的伙食费仍然是六元钱，那就是官兵们都喜欢打仗的原因——他们能缴获大米以及其他食品，分文不付；他们的升迁也更容易。

军部的军医处办起了野战医院。师部与团部设立了救护所，由受过西方医疗训练的医生主持，佩上尉或少校衔，还配置了药剂师与男护士。救护所能提供简单的治疗，主要是止血。每个连配置了四个担架兵与两副担架，用以将伤员从前线运送到救护所。师属担架排会把重伤员抬到野战医院。有必要时，伤员会被送到后方的军医院。对于敌人的伤兵我们也救治，但会优先救治自己的伤兵。每次战斗结束后，师部副官处与军医处会从每个连抽调一个士兵组成一个殡葬队，把敌人的阵亡官兵与自己的阵亡官兵合葬在一个普通的墓穴。

师部副官处负责处理战俘工作。俘虏们由特务排看管。通常先指派他们抬担架或当运输兵，然后分派到不同的连队。有时直接分配到战斗部队。

我赞成"革命军人连坐法"。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下令所有部队作战时实施这一法规，是为了确保官兵们不敢擅自退却。

醴陵之役后的较大硬仗，是1926年8月19日的平江战斗。第十师与第十二师再度参战。第十师攻击右翼，十二师从正面主攻平江。在进攻中，我斥骂了第十师的团长蔡廷锴，因为他私自率领一个连袭击敌军的炮兵阵地。他忘了自己的团长身份，匹夫之勇是枉然的。当然，我对蔡廷锴是很了解的，我常常叫他"高佬蔡"。

平江之战比醴陵之战猛烈得多。我们再度于拂晓展开进攻，但直至黄昏并未攻占县城。平通防御司令陆沄指挥十余万人沿山地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遍设地雷与铁丝网，光是山炮就拥有十几门，据险顽抗。我奉命担任中路指挥官。8月19日拂晓开始攻击，平江的农民自动组织队伍担任向导，他们熟悉敌方主力阵地、地雷铁丝网及沿途地雷，故我部深受其益。我亲自指挥进攻童子岭，未及两小时便占领平江城东北古城岭。在此战居首功者是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该团经肉搏冲锋，首先攻入平江。入城后激烈巷战，十二时已全部解决。敌军悍将、平江通城防守司令陆沄拒绝投降，举枪自尽。我们从被俘敌军军官口中知悉，陆沄自信能消灭我军。当他的部属告诉他，他们已决定投降，他说："好，走吧！"即拔枪自戕，以报吴(佩孚)大帅知遇之恩。他求仁得仁，我钦佩他，军人当有此杀身成仁的气概。我买了一副好棺材将他厚葬。

此战俘敌军官79人、兵1500余，缴获大炮11门、机枪5挺、步枪1000余支，马12匹、军用品无算。我军伤亡173人。

当第四军官兵英勇作战时，人民对平江大捷再次作出了贡献。独立团的特遣队是先期进入湖南的叶挺团长组织的，其成员有当地民众，他们协助我们侦察敌情。特遣队并不直接参加战斗，虽然中共党史专家胡华说农民自卫军参加了湖南的北伐战事，但我从未见过农民持枪，他们只是手执木棍。湖南农民与广东农民不同，他们没有武器。

我们轻易拿下了通城与崇阳，然后向汀泗桥挺进，吴佩孚在此部署的兵力数倍于北伐军。汀泗桥系鄂南重镇，前临巨湖，东枕高山，西、南、北三面环水，粤汉铁路自西南至东北纵贯其间。由于湖水很深，我军实在不可能夺取桥头，其北端堤坝上由敌军布满了装上倒钩的铁丝网。我想不起敌军是否在桥头部署了重兵，我想不必要部署重兵，敌军可以据险而守。

敌军的主力包括吴佩孚的"铁卫队"驻守在镇东的高地，那里有精心制作的防御工事。缪培南的三十五团部署在桥头，黄琪翔的三十六团部署在桥右，第十师在三十六团右侧，叶挺的独立团充当预备队，它和我留在十二师师部，位居第三十五团与三十六团之间。

政治部带来的农民告诉黄琪翔，徒步跋涉那条流入黄塘湖的汨罗江是可行的。黄向我报告，且建议涉水。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向陈铭枢报告。陈信任那些农民。从湖南的战斗经历可知，农民是站在我们一边的。我们要求他们提供几十名向导。

向导们帮助我们是不简单的，他们没有武器却暴露在敌前，不顾生命危险去给我们带路。黄琪翔整个团都涉水过河了，他们把步枪顶在头上，走过了水面齐胸的汨罗江，在战斗中，他们一马当先，攻打敌军的堡垒。许多人阵亡。8月26日至27日交接时，在夜色中衔枚疾走，俟接近敌阵时，攀登鼓噪，以白刃杀入敌阵，歼敌甚众，敌不支溃窜，黄团遂占领中央较高阵地数处。27日拂晓急攻占领其炮兵阵地。我亲督三十五团与独立团于七时占领汀泗桥东北一带全部高地。"冲呀！冲呀！"的喊声刺破了夜空，终于在拂晓时攻下了要塞。该二团冲过铁桥，午前十一时占领咸宁城。是役毙敌1000余，俘军官157人、士兵2296人，缴获大炮4门、机枪9挺，步枪3000余，马14匹、军用品无算。我军伤亡90人。

第二十九团部署在黄琪翔团的右侧，它攻击敌军的左翼——并非敌军主力。从来没人说是第十师攻占了汀泗桥，人民见到陈铭枢时，他们从来不为攻克汀泗桥称赞他；然而人民常常为汀泗桥胜利向我致敬。

我们选择攻击敌军的最强点，因为一旦它被击溃，敌军的残余阵地就会陷于混乱。这是战略上的明显例子。在渡河期间，三十五团从桥头佯攻，向敌军猛烈开火。当三十六团压制住敌军的要塞火力，三十五团与独立团就跨过了桥面追击敌军。

由于夺桥有困难，但我们要求当地民众协助，我们明白正面进攻是不可能的，便希望涉水搏一搏，然而我们不晓得何处适合徒步过江。如果没有那些农民帮助，我们可能为逆流所阻，那么也许是第十师率先过河。

我们沿着铁路进攻汀泗桥时，第七、第八军从左翼压制住敌军，所以他们不能调动到汀泗桥。攻下汀泗桥的，无疑是第四军。

汀泗桥附近国民革命军攻击经过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提供)汀泗桥之役黄琪翔应居首功，他的三十六团伤亡惨重——至少折损三分之一，亦即几百人。在战斗中，一名营长、几名连排长阵亡。当然负伤者多于战死者。其他团队伤亡少得多，尤其是叶挺的独立团。我的师部损失了一名上尉参谋。

虽然我们的士兵勇气可嘉，但若没有当地农民相助，我们是过不了河的。汀泗桥之役树立了民众援助国民革命军的一个样板。我们到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倘若战事发生在其他省份，民众无疑会同样援助我们。

汀泗桥对任何由南向北攻击的军队来说都是难以攻陷的。在1921年湘鄂军阀内讧时，(赵恒惕率领的)湘军终以天堑不能飞渡，损兵折将退回湖南。毫无疑问，汀泗桥战斗是北伐战争中决定性的一仗(吴佩孚守汀泗桥的精锐部队中，3个团长战死，39个连长死剩5个，士兵死伤过半)。设若我们拿不下汀泗桥，吴佩孚就会避免失败的命运。这场战役理应名垂青史。

由于第十二师在汀泗桥大获全胜，第十师应该轮到去攻打贺胜桥。但在一次会议上，陈可钰再次指派十二师担此重任。

可是，攻打贺胜桥容易多了，它的地形与汀泗桥大不相同。那儿也有一座铁路桥，但我们不必先拿下它。白泥湖水浅，我们不费事就过了河。此役毙敌1000余，俘敌军官159名、兵2386人，缴获大炮20门、机枪30挺，步枪2000余支。敌人在车站遗下粮食尤多，殆如山积。我军伤亡497人。

贺胜桥胜利的首功应记给三十五团团长缪培南。事实上，此时吴佩孚军队已丧失战斗意志，它不能及时撤退，因为第十师已经切断了它的退路。8月30日，三十五团解除了敌军的武装。

第七军部署在我们左边，同第四军军部保持联系，第四军第十师部署在我师的右翼，我们当然也保持联络。但是，毫无疑义，是十二师攻占了贺胜桥。

在我的心目中，贺胜桥战役从未占据重要地位。该战役被说得如此重要，主要是因为吴佩孚亲自指挥了这场战事。他想死守贺胜桥，遂用执法队砍杀后退官兵的脑袋来阻止退却。我看到一名旅长被砍下的头颅悬挂在树上，附有他职衔的标志。但这一切都是枉然，汀泗桥与贺胜桥战事注定了吴佩孚的失败命运。

由于第十师在贺胜桥之战伤亡不重，它一路追击敌军到武昌，十二师则尾随在后。第四军、第七军和刘峙统领效忠蒋先生的黄埔子弟——及时军第二师一起包围了武昌。

吴佩孚的"赵子龙"——刘玉春指挥1.6万多北洋军防守武昌，依(鲁肃)山据险(汨罗江)修筑工事。他拥有大权，湖北督军陈嘉谟却无实力。敌军从城墙的角落向我军开火。此时十二师缴获了大量精良装备，包括0.79公分口径的步枪，十几门汉阳造与沈阳造的重机关枪。可是，我们的山炮仅具有限火力，士兵处于不利境况，因为他们见不到敌军。

我们将手中陈旧的武器换上缴获的敌军武器，再将剩余装备上缴第四军军部，它们后来可能被运回后方留守处。

蒋总司令于1926年9月4日抵达南湖，召集会议决定作战计划。李宗仁被任命为所有攻城部队的总指挥，陈可钰任副总指挥。总司令部渴望尽快攻下武昌，以便能抽调部分部队到江西同孙传芳部作战。蒋总司令建议组织敢死队攀登城墙。会上人人都赞成这个计划，士气极为高昂。我认为攻城之策可行，据报此时敌军士气低落。

北伐军总司令部命令第七军、第四军和及时军第二师挑选一批士兵攻城，每个师都负责组建一个攻城营。我下令三个团长各挑选一个连，由各团长指定一名军官率领。敢死队是长官挑选的，但若非自愿，不会编入。他们必须是勇士，我指定了最勇敢善战、最足智多谋的军官欧震指挥这个攻城营，并着手准备竹梯。

虽然我们的士兵趁着夜色攀梯，但仍被敌军发觉了。城墙高峻坚固，敌军只要把云梯推倒就行，所以我们的士兵折损于敌军炮火者并不多，但从梯上坠落伤亡者却不少。我们没有重炮，因此攻城营伤亡几达三分之一。在两次攻城失利后，我们放弃了这一计划。

此时，汉阳守将刘佐龙向北伐军投诚。1926年9月6日，第八军攻下了长江北岸的汉阳，翌日攻下汉口，切断了地处长江南岸的武昌敌军之粮食供应线。他们只好紧闭城门死拼，刘玉春也拒绝投降。

当江西战况危急时，第七军被调往江西前线。它是9月11日开拔的，交第八军接防。陈可钰接替李宗仁担任武昌攻城总指挥。9月16日，及时军第二师也调往江西战场，由第四军接防。由于蒋总司令身处江西，兼任总司令部汉口行营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便成了蒋在湖北的代表，直接指挥第四、第八军，有职有权。

李汉魂的1926年9月23日日记说，河南的红枪会有数百名会众到武昌助战，但我从未见过任何红枪。

要想推开武昌城门是不可能的，因为敌军在城门背后布下重兵，又垒起沙袋顶住城门。所以我们决定挖开城墙地基，埋设炸药。叶挺本是学工程的，他指挥了整个爆破进程。叶挺负责东湘门附近的作战，铁路从这里穿过。根据叶挺的建议，我们改装了两辆吴佩孚弃置的载货车厢，四周围上钢板，两侧钻了枪眼，每辆铁甲车装载数十名叶团官兵，然后夜间用一节火车头推动这两节车厢向东湘门再踅回。一批士兵跳下铁甲车挖掘炸药坑，其余人留在铁甲车厢上用机枪等火力掩护。这一行动并没成功，敌军清楚明白我们在哪儿挖掘，摧毁了我们的计划。

黄埔军校工兵营也参与爆破，叶挺负责的是挖掘工作。我看到还有矿工参与掘进。10月1日上午，敌军3000人冲出通湘门，欲阻止我军挖掘地道，并欲夺取城外仓库存粮。经一日鏖战，敌军大部被歼。

周士第的回忆录把十二师的胜利归功于叶挺。我的部属中在围攻武昌之役居首功者无疑是叶挺，他确是一员勇敢的斗士，他的部下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叶挺在北伐的其他战役都起了主要作用吗？我回想并非如此。

攻打武昌时，有一架俄顾问驾驶的德制容克式水上飞机在武昌上空作了飞行侦察。根据台北出版的《革命文献》，两架国民革命军飞机对敌军总部与其他军事目标投掷炸弹。不过用钢丝绑住的炸弹只有25磅(约合11?34千克)重，我不信这能造成重大伤亡。事实上，我甚至从未听到任何证据显示我们用飞机轰炸了敌军。我们攻下武昌后发现，敌军总部与其他机关都保存完好。

1926年10月初陈可钰告诉我，江西战事严峻，命令十二师开往江西前线。据俄顾问铁罗尼1926年10月30日呈交给鲍罗廷的《武汉形势报告》，唐生智希望十二师离开武昌围城前线，以便独吞攻克武汉的功劳，我并不以为然。

当我部抵达武昌东郊金牛镇时，10月7日陈可钰告诉我，武昌敌军弹尽粮绝，势穷力蹙，正准备投降，令我立即返回。已投降唐生智的敌第二师师长刘佐龙派代表入城规劝敌军投降。，武昌守城副总司令吴俊卿派遣保定同学、团长贺锐廷求见邓演达与唐生智，传达吴俊卿同意于10月9日、10日午夜打开城门，他的部下从右边行军离开武昌，步枪一律放下；我军则从左边行军入城。

据1926年10月10日的唐生智日记称，10月10日凌晨四时，只有保安门被打开，唐生智部赶在第四军之前入了城，我记不起哪支部队首先进入武昌。我只记得第十师的部队在十二师之前进入。当我师入城时，我变得不耐烦。我看到地上堆满了沙包，敌我两军熙来攘往。我和邓演达、陈可钰爬上了竹梯。

当我在十多个卫士拱卫下巡行武昌街道时，一个守夜老人叫住我说："这是(督军)陈嘉谟的住所。"他告诉我陈嘉谟逃走了，请我们进去。我和张弛一起进去，他当时任师部副官处处长。然后，我出去寻找陈可钰，留下张弛与几名卫兵看守这所官邸。后来，蔡廷锴团的一名连长在当地民众引导下，带了一排士兵来到陈公馆。看到我们先到达，他说了一声"倒霉"就走了。

我们在陈嘉谟官邸设立了十二师师部。24小时，当我正在观看一幅兰花画时，守夜老人告诉我有一间秘密的地下室，我吩咐张弛下去察看一下。老人从地上抽起一块木板，引路走下密室，那儿隐藏着大量名画、古董、银器以及象牙制品。我将象牙制品与银器捐赠出去救济长期受难的武昌人民，并通知连长以上军官每人前来挑选一件名画或古董，作为纪念品。如今我仍保留着其中一些翡翠与画作这批名画由张发奎运至香港，其中最珍贵的《三希堂法帖》于1986年卖给香港中山图书馆。。陈嘉谟想渡江逃走时，被第八军士兵俘获。

第十二师的俘虏与战利品数量都极为可观。第八军在武昌驻军不多，武昌城内军人多数是第四军的。武昌之役，敌军官被俘700余、士兵9495人，缴获大炮18门、机枪116挺、步枪7000余支，军用品无算。

刘玉春与他的参谋长陈师许逃到文华大学，被十二师三十五团主任参谋邓龙光捕获。起初，逃避战乱到该校的外国人拒绝邓龙光进入。后来刘玉春被押送到第四军军部。他一进门，陈可钰就叫他坐下。陈可钰说，由于刘坚守武昌四十日，城内百姓遭受了难以言状的苦难，他希望刘玉春表态：若将其移送给百姓公审，他认为是否公平。刘玉春说，他认为不公平——百姓一定会处死他。但他又说，倘若形势相反，他会同样将陈可钰交付百姓公审。他要求陈可钰一枪打死他。，刘玉春被投入监狱。

我到监狱探望刘玉春，他要求我告诉陈可钰，好枪毙他。否则，他顶多等待三个月，然后自尽。我安慰他。你知道，军人之间是存在怜悯之情的。我感觉他毕竟还是有骨气的，他只是坚持效忠于吴佩孚而已。我送给他一些有关三民主义的书籍。

我录用陈师许在师部任参谋。他是浙江人，武昌军官预校的前期校友，我知道他是能干的。在另一方面，使刘玉春感到我对他抱有善意，乃属意陈师许鼎力助我。这是俘虏军官被吸收到取胜一方的罕见例子。

在释放战俘前我们派钱给士官与士兵们。我们集中了武昌之役的俘虏，从中挑选了一批人编入战斗部队，或担任运输兵、担架兵，剩下的便斥资遣散。我们希望他们回乡为我军作正面宣传。这是我经历的及时次给俘虏发钱。

武昌人民称第四军为"铁军"。为了表彰我军的功绩，当地粤侨绅商特铸一铁盾，赉送第四军旌其功勋，并题词曰：

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四军伟绩威震遐迩

能守纪律能毋怠夸能爱百姓能救国家

摧锋陷阵如铁之坚革命负担如铁在肩

功用若铁人民倚焉愿寿如铁垂亿万年

这就是"铁军"得名之由来。

此时陈铭枢被委为武昌卫戍司令，第四、第八军分道扬镳：第四军留驻武昌，第八军离开武昌，移驻汉口与汉阳。

占领武昌后，"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口号涌现了。我师政治部在街上贴出了上述内容的标语，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的愿望广泛传播开了。当时民众的爱国热情甚难以文字语言来描绘。

在武昌上学时，我常常到汉口英租界去，在江边的公园门口我见到一块告示："华人与狗不准入内"。这给我留下一个很坏的印象，我发誓：有朝一日我掌权后，一定要收回租界。

现在武昌收复了，我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告诉陈友仁、邓演达和铁罗尼，我们应该利用民气，不顾一切阻碍，收回租界，不必再透过外交手续。我相信，英国与其他列强不会再奉行炮舰政策了。对方原则上同意，但反对鲁莽的行动。列强以为我会遵循外交程序。我认为，他们把我看得太简单了。

1926年10月17日，第四军再次奉命开往江西，我遵令指挥四个团：第十师副师长蒋光鼐麾下的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团以及十二师的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团。陈铭枢留守第四军武昌总部。

第十、第十二师各留下一个团在武昌。从蒋先生10月17日致李济深的电报知，蒋先生没有命令第四军全部出援。我们必须留下一部分兵力拱卫武昌，我们不想放弃武昌。陈可钰、陈铭枢与我三人作出这一决定，身为武昌卫戍司令的陈铭枢需要军队。邓演达当然同意。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武汉行营主任，他也需要军队。加伦与蒋总司令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我决定把叶挺团留下，因为叶团在围攻武昌期间付出很大牺牲，需要时间去整补。根据不成文的规矩，牺牲惨重的部队会得到足够时间去休整。我们离开武昌时，陈铭枢对我说："这是我们的本钱，请好好保护它。"我说："你不必担忧。"他指的是我带到江西去的四个团。

按计划要在11月2日发动江西攻势。我们的任务是切断南昌至九江的铁路，我隶属李宗仁指挥。我命令黄琪翔攻击德安，我自己率两个团进攻马回岭，另一个团充当预备队。贺耀祖指挥的独立第二师也归我节制，奉命在左翼攻击马回岭与九江之间的敌军。贺耀祖原先是湘军赵恒惕部下的师长，同年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

我们向湖南新兵解释什么是步枪与子弹后，就让他们上阵地作战。他们穿上军服拿起步枪十分高兴。当然，他们被掺和在老兵之中，让后者施教。那些日子士气之高昂实在难以描述。

1926年11月3日，黄琪翔攻占德安后，我叫他把德安移交给李宗仁的第七军，然后同我一起进攻马回岭。11月4日，在遭受重创后，我们攻下了马回岭。

当敌军向德安发动猛烈反攻时，第七军陷于艰危境地。我立刻派出劲旅解救第七军。贺耀祖的独二师没打多少仗，当我们攻下马回岭、迫使敌军向九江退却，并从那里渡江到北岸时，贺耀祖攻下了九江。

我们的两架飞机与容克式水上飞机在九江之役根本踪影全无。

那时，据李汉魂日记，我对"某部"表达了不满，"某部"指谁？正是李宗仁。当我们帮他击退了反攻德安的敌军后，他竟命令我们渡过长江追击敌军。那时我们已遭受重创，所以感到很不高兴，感到李宗仁分派这一任务对我们很不公平。

据李汉魂回忆录说，由于第七师打算占据九江，故我对李宗仁很不满意。其实我们没有任何抢占地盘的打算，仅仅是想帮李宗仁打败孙传芳后顺利返回武昌。如果我们去追击敌军，天晓得我们还要持续不断打多久的仗呀？我们的抱负是在武汉。

在盛怒之下，我下令第四军的四个团集中在九江由蒋光鼐指挥，只身回到武汉，既不顾及军令也不考虑后果。

我并非出于一己的私念而采此鲁莽行动，这是我手下四个团一致的愤懑情绪。我只是附从他们的观点。特别是四个团长：黄琪翔、缪培南、蔡廷锴和蒋光鼐。当我离开马回岭时，我其实是服从他们的意见。

我回到武汉后，将这一切告诉陈铭枢，他说我做得对，毕竟他也有两个团陷在江西。于是，邓演达命令第四军回师武汉，贺耀祖部留在九江直接划归李宗仁统辖。

见我勃然大怒，李宗仁才醒悟到，他命令我们追击敌军是谬误的。我怎么知道？他给了我一封电报提及此事。

蒋总司令很关心第四军，希望第四军留在武汉。俄顾问也同情我，并赞同我的行动，这是邓演达告诉我的。俄国人要我赶快回到武汉，更令我吃惊的是，得悉我将被任命为第四军代军长。

我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苏俄顾问铁罗尼关系非常友好。作为邓演达的挚友，他常常访问第四军军部，我也常回访他。

俄顾问对第四军十分支持，因为第四军纪律严明、坚强有力、勇敢善战。此外，我们善待中共党员。俄国人从未见到这么好的部队。尤其是加伦，对我印象颇好。我常去看望他，他待第四军不薄。

攻占武昌以后，第四军的地位提到高于其他军，同及时军平起平坐。国民政府当局对四军特别好，因为俄顾问对我们印象良好，也因为蒋总司令对李济深态度友善。人们都认为，第四军确实是一支能征惯战的部队。

我是第四军四个师长中最有胆量的，我年轻时那些日子，确实是敢作敢为。

第四军在武昌并没有接受苏俄军援，除了前面已说过的两挺重机枪，我们再也没有从苏俄手中得到任何援助。也没有得到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武器。

唐生智表面上对第四军友善，但他野心勃勃，不希望第四军驻在武昌，但由于俄顾问器重我们，他无法摆脱第四军。俄顾问也知道他的野心。事实上，唐生智的实力也并未强大到足以摆脱第四军的地步。

唐生智与陈铭枢的关系原本很好。陈铭枢是第八军政治部主任刘文岛的挚友。唐与陈在政治上都很活跃，也都很有野心。但他俩的关系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