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科学史（18世纪科学+现代社会科学套装2册）》书评-杂志之家

内容简介

剑桥科学史》第四卷，为一般读者和专业人士提供18世纪科学发展的详尽和的概述，探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以及主要的新增长点，尤其是实验科学的含意。这本书既是一本叙事性的书，也是一本解释性的书，还可以当成参考工具书来用。其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科学，也谈到了一些传统文明中的科学和殖民地的科学。所包含的范围，既有对科学本身认知维度的分析，也有对其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意义的解释，两者兼顾。撰稿者大都是各自研究领域的世界领军人物，他们既叙述了有关问题当前的不同研究成果以及方法论上的争论，也给出了他们自己的观点。

剑桥科学史》第七卷，介绍了18世纪以来关于社会科学(包括行为科学和经济科学)的概念、实践、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历史。对于社会知识的历史发展，包括它的哲学假设、它的社会和学术组织，以及它与科学、医学、政治、官僚机构、宗教和各种专业知识领域的关系，作者们提供了新颖的和综合性的说明。全书共43章，探讨了塑造社会科学的各种流派和传统、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地理学、史学和统计学)的成就以及国际上关于东欧、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社会科学的评论。对社会科学进入政府、企业、教育、文化以及社会政策等领域的研究，也是本卷论述的特点之一。本书是一部关于社会科学的一般文化史，它对社会科学诸学科参与开创现代世界的活动进行了分析。本书的撰稿人都是他们各自领域中世界的学者，参与了现代编史学和方法论的论战，而且都提出了他们自己独到的见解。

编辑推荐

罗伊波特，伦敦大学学院韦尔科姆特拉斯特(Wellcome Trust)医学史中心医学社会史荣休教授，不幸在2002年3月3日去世。很遗憾，他未能看到这一卷的出版。他在医学史、科学史和启蒙运动方面有众多著述，并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他的离世让那些会接触到他的敏捷智力、充沛精力的科学史家和其他人深感悲哀。

剑桥科学史》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授权，大象出版社独家引进，同步翻译出版。本卷共43章，介绍了18世纪以来关于社会科学(包括行为科学和经济科学)的概念、实践、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历史，探讨了塑造社会科学的各种流派和传统、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地理学、史学和统计学)的成就以及国际上关于东欧、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社会科学的评论。对于社会知识的历史发展，包括其哲学假设、社会和学术组织，及其与科学、医学、政治、官僚机构、宗教和各种专业知识领域的关系，作者们提供了新颖的和综合性的说明，对社会科学进入政府、企业、教育、文化以及社会政策等领域的研究也是本卷论述的特点之一。

作者简介

罗伊波特(1946～2002)，伦敦大学学院韦尔科姆特拉斯特(WellcomeTrust)医学史中心医学社会史荣休教授，毕业于剑桥大学。他是200多本书和众多文章的作者，其中包括《社会医生：托马斯贝多斯与启蒙运动晚期英国的疾病生意》(DoctorofSociety：ThomasBeddoes and the Sick Trade in Late EnlightenmentEngland，1991)；《伦敦：社会史》(London：A SociafHistory，1994)；《"人类的利益"：人类医学史》("The Greatest Benefit to Mankind":AMedical History ofHumanity，1997)以及《身体政治：英国的疾病、死亡与医生(1650～1900)》(BodiesPolitic:Disease，Death and Docto inBritain，1650-1900，2001)。合著《贝特莱姆皇家医院史》(The History ofBethlem，1997)。

西奥多M.波特，是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系科学史教授。他的著作有：《统计思想的兴起(1820～1900)》(TheRise ofStatistical Thinkin9，1820-l900，1986)，《相信数字：追求科学和公众生活中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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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在启蒙运动活力论与浪漫主义自然哲学之间

启蒙运动活力论通过对18世纪晚期的方法和还原理性主义的怀疑论批评得以成长，并从这种批评中获得养分。像它的新机械论者对手一样，它建立在一种深信不疑的认识论的谨慎之上，这种谨慎愿意暂缓无条件的判断，而倾向于有条件的判断。只要模棱两可和相互矛盾被看做是建设性的，而不是被看做既危险又无效，它就会欣欣向荣。伴随着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产生的紧张状态，那种认识论上的谨慎被获得答案的愿望所粉碎。蔑视科学"陷入了感官反映的垃圾堆"，浪漫主义自然哲学致力于一种新的普遍的数理原理，即一种整体化的观点(考虑到数十年战争的压力、社会和情绪动荡的压力、对启蒙运动晚期信念丧失焦虑情绪的压力)使得年轻的男女渴求答案，这种答案将世俗世界归类于偶发现象，并断言精神是现实世界的真正本质。如果启蒙运动活力论试图限制机械论的规则，自然科学则可望摧毁它。像弗里德里希谢林(1755 -1854)所宣称的，对自然进行哲学探讨意味着"把羞怯的自然从僵死的机械论中分离出来，使之生气勃勃，也可以这么说，按自由的原则，使之上升到其自身的自由发展"。精神、自由和活力被视为同一种东西。"所有原始的(ursprunglichen)，即所有动态的、自然界的现象(Erscheinungen)都必须用力来解释，它们存在于物质中，甚至当物质处于静止状态的时候(因为静中亦有动，这是动力学哲学的基本假设)。"

这种新的理性冒险试图联合启蒙运动活力论所抛弃的东西：在一个不同层面上恢复普遍性观点，这些观点曾推动柏拉图、毕达哥拉斯、普拉提诺、笛卡儿和莱布尼茨的哲学发展；将精神和物质统一为一个一致的、协调的整体，自然中没有跳跃，没有虚空，并且生命物质与无生命物质之间没有差别；对偶然性发动的攻击；描述宇宙从始至终的历史，把它看成一个由的、内在的精神因素发展而来的生命本质(living essence)。它提供了一个以当时的"科学"语言阐述的新的"创造神话"，这些"科学-以启蒙运动活力论为中心，同时试图超越加给它们的解释限制。它的目的是"完整的历史，这部历史包括整个宇宙分化，从原初的一，经过太阳系和地球的形成、自然界三领域的繁衍……直到人类中的万物较高形式(the culmination of the universe in humankind)"。这个由洛伦茨奥肯(1779-1851)借用毕达哥拉斯的训令：几何学是历史(Ceometria est Historia)所代表的、无所不包的观点，把由哲学的同一性概念认可的沉思性内省的结果提高到自然普遍真理的地位。启蒙运动晚期朴素认识论成为确定性神坛上的祭品。自然哲学家希望将科学和哲学融入新的文化、科学和美学的综合中——这种综合被后现代主义者看做启蒙运动事业的特征，而不是将相对立的观察的行为和想象力的重构行为并列和协调它们。

这是较大的讽刺，因为仔细审视启蒙运动的晚期，可揭示一种倾向于后现代主义甚于浪漫主义的思考和行为的方式。把自然看做不只是"物的堆积"，是为了给灵魂和个体一席之地，为了避免盲目的还原论，为了承认模棱两可和相互矛盾的认识论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晚期的启蒙运动至少部分地预想到事物的序列——它们不为人知，跟常常与之相联系的工具理性形成鲜明的对照。如果存在像启蒙运动计划这样的东西，那么它包括对差异、自由运动和创造极大的尊重。亚当弗格森(1723-1816)——位热衷自然哲学的读者——在1767年对这一点做了明确表述。

我们对市民社会秩序的看法经常是错误的：这种看法来自于毫无生气和僵死的学科的类推；我们将混乱和活动看做与其基本性相对立的东西；我们认为，它仅符合服从、掩藏和鲜为人知之事：在墙体中，石头好的序列是，它们被适当地固定在它们应该处于的位置上；若它们骚动，大厦则必倾覆：但人在社会中的秩序是他们被放在他们力所能及的位置上。前者的结构是由僵死或毫无生气的零件构成的，后者是由富有生气和活力的成员构成。当我们在社会中寻找仅是不活动的和宁静的秩序时，我们忘了我们研究对象的本性，并且找到的是奴隶的秩序，而不是自由人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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