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者的研究时间跨度是由其研究对象决定的。首先，因为一个典型的经济因素，无论是劳动、资本还是土地，都不可能对1000年、甚至10年之后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其次，经济因素数量变动的经常比较剧烈，即使是如土地这种数量相对比较恒定的要素，其产生作用的方式也会经常变化，例如农业用地和工业用地产生的作用不同。所以，经济因素的影响多数是短期的。

然而，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历史延续性的国家，其各种社会经济文化行为却是会持续相当长期的。因此，为了弄清楚其背后发展的规律，我们必须跳出传统经济视角，而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国民性格，甚至宗教信仰都被认为是影响国家长期行为的重要因素。随着不同体制国家经济发展绩效的巨大差异，经济学越来越关注制度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其中对政治制度的研究也逐步增多。作为研究经济和政治互动的近期方向，新政治经济学超越了新制度经济学那种将整个政治体制作为研究经济发展因素的宏大研究方式，而将研究的视角集中到更加微观的政治行为人，然后观察在特定的政治体制及其他条件约束下，政治行为人的理性选择会对政治体制本身以及经济发展产生何种影响。

在现实中，涌现了一批经济高速发展的非西方国家，特别是诸如亚洲四小龙、中国甚至包括日本等国家，这种非传统意义上西方民主的政治体制，简单地说就是威权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并变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沿着这一思路，试图以分析政治行为人之间的博弈对政治体制变迁的影响为基础，进而研究政治行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限于经济学理论发展程度和我们个人的学术约束，我们将政治和制度两个非经济因素纳入我们的研究范畴，试图对中国长期和当下的体制变迁和经济发展的典型事实进行理论抽象和解释，构造出简单的理论和模型。

本书的研究思路主要考虑两个时间维度：

及时，从当下的短期来看，我们希望寻找经济发展的政治和制度原因。可以说，经济发展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经济课题，从某种意义上看，是的经济课题。与经济增长不同，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在特定条件下，一些非经济因素，如文化、制度、军事甚至地理位置，都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有时甚至会发挥主导性作用，而在威权体制下，政治因素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在研究政治因素的方法论上，和其他学科的宏大叙事方式不同，经济学的方法是，即便是研究对象是一个宏观的现象，但是分析的起点依然是微观的行为主体，具体到本书的大多数内容，我们的逻辑起点都是各个行为人之间的政治博弈。我们这一研究方法的现实依据始于一个基本的观察，即中国的国家政权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有着多重目标和不同利益的各个部门机构组成(Lieberthal and Lampton，1992)。虽然《组织法》对基层政府在国家政策执行过程中作用的规定十分简要，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基层政府(特别是镇政府)有着至关重要的、常常是决定性的作用。地方政府在转型中国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激励机制对政府官员行为的影响在中文文献中已有众多研究(周黎安，2007；周雪光，2005)，有的文献甚至指出中央政府的政策必须得到地方政府的同意(Li，2003)。

其实正因如此，中国改革时期的政治逻辑才表现为，在政府各部门间多种利益团体之间的博弈、妥协，并最终达成一致的渐进而不是跳跃式的改革道路。国家政策的决定和推行是在各个部门间的相互作用和制约下实现的，也是通过各级政府的科层组织体系加以贯彻落实的。政府科层制度中的压力型体制、向上负责制和激励机制使得基层官员对来自上级的指令十分敏感。政府内部集权意味着下层官员的升迁和其他调动更多地依赖于上级官员的考核和评定。换言之，科层制的逻辑致使基层官员极力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以期有利于自己职业生涯的晋升或者不被淘汰(周雪光和艾云，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