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塑造全球角色的时机到来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日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与尼加拉瓜和叙利亚一起，成为这一气候协定仅有的三个非参与国。美国的这一决定在其国内引发了激烈讨论，很多精英人士开始怀疑，后美国时代是否将比他们预想的更快到来。

一个曾以传播普世价值为神圣使命的大国，现在正在放弃其全球责任中的部分核心理念，这多少有些讽刺。

美国向来标榜其人口和思想的多样化，不过，现在美国却开始种族歧视，尤其是针对西班牙裔和穆斯林，还公开歧视女性。保障自由和开放的制度和体制是美国社会的基石，但这一基石似乎正在动摇。

总之一句话，美国正在抛弃其道德领导力。

美国当前的走向正让其越来越难以指责其他国家不遵守美国为他国划定的国际准则。而在不履行其自身责任的情况下，美国也将越来越难以要求其他国家做“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

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5%，但却排放了全球15%的温室气体。印度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7%，但排放的温室气体在全球排放总量中的比例却低于6%。美国向世界抱怨其负担过重，显然站不住脚。

如果美国不再能为全球提供独特的道德洞见和领导力，那么美国又能代表什么呢？当前世界亟须经济、政治和道德力量来帮助各国走出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网络威胁及恐怖主义等带来的困局，更别提仍未走远的金融稳定威胁，美国却正从世界舞台撤退，而且不是悄悄地，而是以刺耳的“美国及时”的口号。

如果每个国家都践行这种公然鄙视全球合作和国际秩序的行为，世界将变成一个更糟糕的地方。人类过去在减贫、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也将被逆转。

这也是为什么当下是中国站出来，为塑造新的全球秩序做出保障及努力的恰当时机，正如美国在二战后那些年所做的那样，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中国避开聚光灯，悄悄地积累实力，快速实现现代化。

现在，即使中国不希望在国际事务中承担全球性角色，躲避也已不再是一个可行选项。中国的体量已实在太大，不可能不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显著影响。中国已从老虎成长为大象，正如俗话所说，“当两个大象打架，遭殃的是草地”。

中国经济的任何波动都很可能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震动。无论是两年前的股市异动还是一年前的资本流出，近年来这一情形已不止一次显现。今天，多数金融机构每天都会紧盯中国市场，留意中国的经济增速、债务比例，同时也密切关注中国发生的政治事件和社会动态。

“溢出效应”(spillover)这一词语对很多人来说再熟悉不过，意思是中心国家的政策决定或金融波动会蔓延至海外，对其他国家造成重大影响。不过，“溢回效应”这一新近开始流行的概念或许更为有用，它指中心国家对经济体产生的影响会反过来影响中心国家。

因此，即使在仅仅着眼、追求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中心国家也不能再忽视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溢出效应。如果中国不站出来，在世界范围内承担起维护和平稳定、维持开放局面的责任，全球秩序的维护将受到影响，最终无疑会伤及中国自己。中国是全球化的极大受益者，高度依赖一个繁荣、有活力的世界经济。

如果美国继续展现这种过度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信赖性，很多人或将加入德国总理默克尔等人的队列，以更加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看待美国。在当下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正越来越受质疑之时，中国积极塑造其全球角色的时机已经到来。

中国无意卷入他国战争，对助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对抗也不感兴趣，但应该利用自身高储蓄率的资金优势，去帮助发展中国家对抗疾病，减少贫困。

中国还没有能力充当世界的银行家和保险人，为其他国家提供国际流动性和安全资产，帮助其他国家从金融紧张形势中走出来，但中国可以提供大量长期性投资和资本保障。

中国从不想公然挑战美国作为全球霸主的地位，但如今，曾经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美国也开始失去不少光泽，其以人类进步的名义在全球开展的不少行动，让不少国家从普遍支持转向公开异议。

美国打算从全球化进程中退场的同时，中国呼吁世界各国拥抱全球化。美国政府正准备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合作中退出，中国则正逐步加强其对绿色技术的投资和保障。

“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合作新范式的旗帜性项目。通过为参与国提供领导力以及协调平台，中国可以让其他很多国家发掘其自身的比较优势，并朝弥合世界各国在基建方面的鸿沟这一共同目标前行。

一些国家可提供自然资源，另一些国家可提供物流能力、技术或资本。但是，如果没有一位“船长”来提供关键的投入，这一重要的全球发展及连通努力就不可能成为现实。换句话说，中国正创造出一种新的合作模式，通过改善参与国的经济状况，来扩大其影响力。

中国要防止陷入跟美国一样的陷阱，即强调“美国及时，美国”的行为准则。这一利己主义思维目光短浅，甚至还曾被美国自己谴责，长远来看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好处。在信息技术和数字连通的时代，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通过退出全球化、拒绝开放来实现繁荣。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走的都是一条韬光养晦的发展路径。过去这是正确的策略，因为那时中国还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需要现代化和工业化。现在中国仍需继续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中国人，但这一国内目标与促进全球和平繁荣这一更具全球视野的目标并不冲突。

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是依靠其对外输出价值观、文化，以及独特的道德洞见等方式获得的。数千年来，中国借助自身的文明优势获得了其他国家的尊重，并维持了区域内的和平和秩序。当中国能通过发展成就和以身作则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同时，自然不需要通过军事力量来达到这样的目标。中国的角色也从来都不是传教士，争取别人的尊重而非诉诸武力强制。

现在是时候思考如何定义中国的领导力了。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仍然有限，设定优先次序极为必要。通过主动塑造中国的领导力模式，使要谋之事与我们的价值观和目标相符，而不是被推着去执行和推进一些连我们自己都不认为可行的任务。

对一个将处世哲学和文明优势看得比物质富足更为重要的国家，中国应重新强化其道德责任感。这是该做之事，从长远看将使我们每一个人受益。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及其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无疑是具有价值的世纪难题。直到近年，世界上仍有一些国家靠向美国，试图抑制中国崛起。“修昔底德陷阱”一词用来描述新兴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回应这种威胁的情景。纵观历史，16次这样的情景中有11次都以战争结束。

今天，“修昔底德陷阱”很可能被避免。关键在于中国能抓住这一机遇使自己获得长足的发展，并在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金刻羽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