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靖难”

在明初这场天下易位的重大变革中，姚广孝无疑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各种史料都记载，朱棣在考虑对策时，曾与姚广孝密议，最终下定决心。一方面，是由于姚广孝确实才识过人；另一方面，则是朱棣虽在军中权势颇大，战将如云，但值得信任的文臣谋士屈指可数。

虽然无法确知朱棣何时决意起兵，但世皆公认，姚广孝就是促成这一事件的关键人物，由此衍生种种神秘说法。传说朱棣曾出一上联：“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姚广孝对之曰：“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是主。”语带双关，正合燕王心意，遂以为心腹，密谋大事。又有说五藩被削后朱棣让姚广孝占卜将来命运，姚广孝取来铜钱让朱棣默祝后掷于案上，看后对朱棣说：“殿下欲为帝乎？”朱棣否认：“何妄言！”又掷，结果不变，即言天命所在。还有说姚广孝引来相者袁珙、卜者金忠为助，以相术占卜之法坚定朱棣的信心。

这些说法未必确切，如相者袁珙当时实际上并不在北平，但也能反映出一些东西。在当时社会文化中，卜筮、相术等方术对于个人命运、易学研究、社会现象乃至国家统治都有着普遍而特别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尤其在面临前途未明、吉凶未知的时刻，人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借助这些神秘方式来寻求某种帮助和寄托。姚广孝交游广阔，掌握一些占卜之术不足为奇，何况“掷钱求卦”只能算是比较流行的简易之法。因此，在当时局势下，姚广孝应当会利用自己僧人的特殊身份，通过占卜、相面、谶言等神秘方式来展现某种神通、天意，以劝说朱棣早下决断。有记载说，朱棣还在犹豫：“民心向彼，奈何？”姚广孝应之：“臣知天道，何论民心。”这种说法或许会给人以姚广孝冷酷无情的印象，但对于仅仅是需要一个理由的朱棣来说，确实是个有效的说服方式。

姚广孝采用这样特殊的说服方式，并不是简单的故弄玄虚。他之所以如此坚定，不在于所谓的上通天命，预知未来，而在于他对当时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他分析，建文帝忌惮藩王，已找借口削了五藩，更不会放过势力最强、威胁较大的燕王朱棣；而燕王有着自己的优势，据北方重镇，拥精兵强军，当攻略山东、河南以成高屋建瓴之局，顺势而下，莫可抵御。若让建文帝占了先机，全力攻燕，莫说轻松应对，恐怕是败局已定。这样切中时宜的精辟见解，正对朱棣的心思，加上神秘的天命之说，势必会打动朱棣，促使其早作决定。

至于姚广孝辅佐朱棣决策的时间，显然不会像后世笔记杂著中所记载的那样早。或许朱棣早有谋位之心，也曾预作准备，但其真正下定决心，开始谋划具体行动的时间，不会早于朱元璋去世。较大可能，是在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帝正式将“削藩”之策付诸实施之后，朝廷下诏让朱棣“议周王罪”前后。此时朱棣深知其中敲山震虎之意，开始与姚广孝等亲近之人商讨对策。 决策“靖难”

在明初这场天下易位的重大变革中，姚广孝无疑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各种史料都记载，朱棣在考虑对策时，曾与姚广孝密议，最终下定决心。一方面，是由于姚广孝确实才识过人；另一方面，则是朱棣虽在军中权势颇大，战将如云，但值得信任的文臣谋士屈指可数。

虽然无法确知朱棣何时决意起兵，但世皆公认，姚广孝就是促成这一事件的关键人物，由此衍生种种神秘说法。传说朱棣曾出一上联：“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姚广孝对之曰：“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是主。”语带双关，正合燕王心意，遂以为心腹，密谋大事。又有说五藩被削后朱棣让姚广孝占卜将来命运，姚广孝取来铜钱让朱棣默祝后掷于案上，看后对朱棣说：“殿下欲为帝乎？”朱棣否认：“何妄言！”又掷，结果不变，即言天命所在。还有说姚广孝引来相者袁珙、卜者金忠为助，以相术占卜之法坚定朱棣的信心。

这些说法未必确切，如相者袁珙当时实际上并不在北平，但也能反映出一些东西。在当时社会文化中，卜筮、相术等方术对于个人命运、易学研究、社会现象乃至国家统治都有着普遍而特别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尤其在面临前途未明、吉凶未知的时刻，人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借助这些神秘方式来寻求某种帮助和寄托。姚广孝交游广阔，掌握一些占卜之术不足为奇，何况“掷钱求卦”只能算是比较流行的简易之法。因此，在当时局势下，姚广孝应当会利用自己僧人的特殊身份，通过占卜、相面、谶言等神秘方式来展现某种神通、天意，以劝说朱棣早下决断。有记载说，朱棣还在犹豫：“民心向彼，奈何？”姚广孝应之：“臣知天道，何论民心。”这种说法或许会给人以姚广孝冷酷无情的印象，但对于仅仅是需要一个理由的朱棣来说，确实是个有效的说服方式。

姚广孝采用这样特殊的说服方式，并不是简单的故弄玄虚。他之所以如此坚定，不在于所谓的上通天命，预知未来，而在于他对当时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他分析，建文帝忌惮藩王，已找借口削了五藩，更不会放过势力最强、威胁较大的燕王朱棣；而燕王有着自己的优势，据北方重镇，拥精兵强军，当攻略山东、河南以成高屋建瓴之局，顺势而下，莫可抵御。若让建文帝占了先机，全力攻燕，莫说轻松应对，恐怕是败局已定。这样切中时宜的精辟见解，正对朱棣的心思，加上神秘的天命之说，势必会打动朱棣，促使其早作决定。

至于姚广孝辅佐朱棣决策的时间，显然不会像后世笔记杂著中所记载的那样早。或许朱棣早有谋位之心，也曾预作准备，但其真正下定决心，开始谋划具体行动的时间，不会早于朱元璋去世。较大可能，是在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帝正式将“削藩”之策付诸实施之后，朝廷下诏让朱棣“议周王罪”前后。此时朱棣深知其中敲山震虎之意，开始与姚广孝等亲近之人商讨对策。

在给朝廷的回奏中，朱棣为胞弟周王求情，言辞恳切，却又话中有话：既借隐言周王并无反迹之机为自己辩护；又抬出“祖训俱在”暗示太祖尸骨未寒，莫要妄改成制；更以天地祖宗的名义，隐隐威胁建文帝不得恣意妄为。这篇陈情书不卑不亢，有理有节，竟曾让建文帝心中动摇，延缓了局势的迅速恶化，为朱棣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道义上的筹码。此时朱棣所能倚信的文人很少，擅长诗文的姚广孝极有可能参与了这篇文章的撰写。

不管具体情况如何，姚广孝成为襄助朱棣作出决策的首要人物，是毋庸置疑的。后来朱棣在追思姚广孝功绩的《御制荣国公神道碑》中就说：“广孝于时，识进退存亡之理，明安危祸福之机，先几效谋，言无不合。出入左右帷幄之间，启沃良多。”《明史 姚广孝传》中指出：“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独道衍定策起兵。”又赞：“成祖奋起方隅，冒不韪以争天下，未尝有之计也。乃道衍首赞密谋，发机决策。”可见姚广孝在决策“靖难”中的策划、推动作用。

书摘2：

永乐大典

身居太子少师之位，姚广孝并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曾因公务未能与友人出游聚会。除了宗教事务和东宫辅导之责外，“靖难”之后姚广孝的工作重心，不再是国家政治，而在于文化。他负责主导了《永乐大典》和《明太祖实录》的编纂修订，尤其是《永乐大典》，这是他的历史较大贡献。

朱元璋和朱棣都喜欢翻阅《韵府群玉》之类的古典文献工具类书。晚年朱元璋曾命人编纂一部集经史百家之言的《类要》，但因不久后朱元璋病逝而终止。朱棣也发现当时的类书有收录不广、内容单薄之弊，不便于使用，同时武力夺位的他需要“偃武修文”以笼络文士之心。因此刚即位一年，朱棣就决定编纂一部“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的大型类书，要求“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刚开始时编纂的主要负责人是谢缙，他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就曾向朱元璋提出过编纂大型类书的构想，未获采纳。朱棣的即位给予了他实现理想的契机，他与胡广、杨士奇等朝臣召集了一百四十七人展开工作，多为儒士。由于早有准备，进展很快，次年就完成了编纂工作，朱棣赐名《文献大成》。但此书没有遵照朱棣“无所不包”的想法，而是按照谢缙自己“致君尧舜”的思路进行编纂的。因此朱棣翻阅后，发现内容缺漏甚多，没有实现当初的设想，要求重新修订。而要纠正谢缙《文献大成》中偏重儒学、轻待诸家的弊端，必须换人主持重修工作。无论从资历、品秩，还是学识来说，太子少师姚广孝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于是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赈济归来不久的姚广孝受命开馆于皇家藏书处文渊阁，与刑部侍郎刘季箎、翰林学士谢缙一起负责组织、协调整个修撰事务。也有说是姚广孝与礼部尚书郑赐为总监修。不管哪种说法，重修中姚广孝的较高负责人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要顺利完成这项任务，首先就是征集能够贯彻朱棣旨意的编修人员。身为监修之首的姚广孝，借鉴了初修的经验，充分利用自己太子少师兼任僧录司左善世的身份和人脉关系，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人才。

此次人才征集，并不局限于出身、门户以及资历。譬如有着“两脚书柜”美誉的陈济就是以布衣身份受召，并被委以总裁的重任。虽然出任总裁者还有王景、王达、杨溥、胡俨等朝臣名士，但唯有陈济一人专注其事，贯彻始终。这样不拘一格的重大人事安排，对于改变初修时重经史而轻子集百家的弊端具有关键意义，虽不知姚广孝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推动作用，但至少是得到了他的同意的。而且陈济尽通经史百家之言的学术功底，与博通三教的姚广孝无疑深为相契。两人在编纂过程中，各负其责又通力合作，结下了深厚情谊。《明史》中记载，由于要甄选的藏书多达数百万卷，浩无端倪，“济与少师姚广孝等数人，发凡起例，区分钩考，秩然有法”，可见两人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主导作用。

编纂工作主要以儒士为主，包括了代替郑赐为总裁的梁潜，与谢缙齐名的王达、王汝玉，七十高龄的滕用亨等名士，都曾与姚广孝早有来往。此外，重修时还重视和征集了名僧、高道、医家等三教九流的人才，“缁流羽士，亦多预者”，打破了初修时因人员单一而带来的局限性。参加编纂的佛教界人士中，道联禅师总体负责佛教方面工作，其他如善启、文琇等僧人也发挥了较大作用。他们以僧人身份参与官方大型修书活动，显然与姚广孝密切相关。医家中蒋用文和赵友同两人同为皇家御医，也都与姚广孝有密切来往，赵友同的御医之职还是姚广孝荐于朱棣而来。两人在编纂中担任医术类总裁，也与姚广孝不无关系。

正是借着这样的关系与人望，姚广孝能够广泛延揽人才，这使得前后参与编纂的朝臣文士、宿学老儒达到了近八百人，加上负责誊写、联络及杂事者，更是达到了两千多人。如此庞大的队伍，可谓精英荟萃，对监修者来说仅组织协调工作就是一项艰巨任务。姚广孝身居高位而知人善任，博通三教而虚以待人，既能与布衣出身的陈济合作默契，又能与儒家卫道者张洪坦诚相待，表现得游刃有余。

在这样一种氛围下，经过精心组织，齐心协力，编纂工作顺利进行。永乐五年十一月完成初稿即《重修文献大成》，进献于朱棣，得赐名《永乐大典》。又于次年十二月完成缮写正本，至此从初修算起历时五年的《永乐大典》编纂工作正式完成。全书两万多卷，分装成一万多册，总字数三亿七千多万，采收历代文献七八千种，“其书为古今及时浩繁”，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型百科类典籍。其编纂特点是“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闻异见、谀词逸事，悉皆随字收载”，以便于检索，实现了朱棣将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备辑为一书”的要求，令朱棣非常满意。作为重修工作的较高负责人，已是年逾古稀的姚广孝无疑为《永乐大典》的告成付出了巨大心血和精力，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书摘3：

反驳朱熹

朱熹是宋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成了“官学”，是国家科举制度使用的教本，甚是。朱熹早年时深受长辈影响，曾出入佛、老之学十余年，直到三十岁后才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这种转变，使他一方面对佛、老之学有相当的了解，另一方面又迫不及待与之割裂，因此他的排佛言论极多。钱穆在《朱子新学案》第三册，特列《朱子论禅学》上下及《朱子论禅学拾零》章，汇集了最详尽的资料。钱穆并且说：“使中国此下终不竟成禅家天下，朱子之功为大。”在《道余录》中，姚广孝挑出其二十一条排佛言论加以辩驳，相关的批评与反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及时，伪经问题。朱熹认为达摩之前经书多有剽窃老、庄之说，以老、庄之书伪造成佛经，经中平仄押韵之语乃是后人假合。又据传闻指责《维摩诘经》为南北朝时萧子良之徒撰。他还认为《圆觉经》前两三章好，后面只是“无说后强添”，而《楞严经》当初只有阿难一事，及那烧牛粪出一咒，“其余底皆是文章之士添”。

对此，姚广孝追溯早期译经不得不使用老、庄之语的情形，并一再指出，《般若》《华严》《涅槃》《楞伽》等佛经则“立法自成一家”，无一言似老、庄，至于追究出于后人之手的平仄押韵，不过是朱熹不论大体、责其枝末罢了。有关《维摩诘经》的作者问题，他批评朱子忽视此经有三种译本，包括三国吴支谦译三卷，后秦时鸠摩罗什译、僧肇注七卷，以及唐玄奘译，更名为《说无垢经》六卷，即有不同时期的三个译本出现，但绝非伪撰。他质问朱熹：“于格物致知之学，讲之甚熟，如何此事却不格也？”而尤其让他感到愤慨的，是朱熹对《楞严经》和《圆觉经》的嘲笑。这两经是当时僧家主要阅读材料和思想来源的佛教典籍，因而姚广孝详细考证之后强调：“经中不曾有此说也。”他进一步反唇相讥：“晦庵师儒先生道学君子，如何妄说烧牛粪这一等鄙恶之事，涂污佛圣，于理事可乎？晦庵既要主张斯文，传圣人千载不传之学，如此用心，与市井间小人争贩卖者之所为何以异哉？可怪！可怪！”

第二，佛教为“夷狄之教”问题。佛教来自天竺外域，“尊王攘夷”的儒学者常在这方面大做文章。朱熹就批评其入中国迷惑人，鬼神依人而行，不用牲祭，亦被迷惑。姚广孝据理力争说：“佛氏之教，无非化人为善，与儒者道并行而不相悖。不相悖者，理无二也。”也就是说，佛教与儒家一样，是有功于治道教化的，只要有利于治道，就不应问其出处，至于不像儒家那样采用牺牲祭牲，只是出于仁心，以此责难“朱子何见之不明如此”。

第三，佛教自私，灭绝人伦问题。朱熹言“佛是人伦都灭尽”，甚至“到禅时义理都灭尽”，又说，“被异端说虚静了后，直使令学者忙得更不敢睡”，所以“佛氏之失，出于自私之厌”。对此姚广孝是不能同意的，他举《入楞伽》《法华》《华严》典论来说明佛家并未要求灭尽人伦义理，且“自私之厌。二乘外道，断灭之见，非佛之究竟法也”。

第四，禅学的弊端问题。朱熹认为，僧家，禅行相应，是资质良好，于禅之效能无关，即号称“尊宿禅和者”，亦未能得“寂灭”。大慧宗杲做事全不通，点检喜怒更不中节。姚广孝承认，佛门中确有“弄虚头禅者”，不过儒门中亦有言行不一的秀才，这是“教门中人之不才，非释迦、仲尼之罪也。朱子当置之勿论”。但他反对朱熹对大慧宗杲的批评，大慧宗杲是与朱子同时代的著名禅师，朱子早年曾受其影响。姚广孝认为他“忠孝两全”，因其“不阿秦桧”为忠，为无后的俗家立嗣为孝，至于其“嬉怒笑骂，无非佛事”，可谓“大象不游于兔径，大悟不拘于小节”。

第五，佛教见理不澈问题。朱熹认为，佛教的“知死”，只是学告子“不动心”， 并无奇异之处，“释氏之见，盖是瞥见水中天影耳”；佛陀是个说大话的人，《法华经》中开口便说“恒河沙数，几万劫、几千劫，更无尽底年代”“佛氏见影”，朝暮说个不停，“至于万理错综都不知”“未作用时，性在何处”“禅家偷生夺阴”之说，并非正理。对于这些诘难，姚广孝给予义理上的辩正，认为告子之不动心，不足以比拟佛家预知大限，“克日克期”而死，而佛家之见，大小皆宜，非朱熹所言“见水中天影”，至于《法华经》中的恒河沙劫，只是朱熹无法理解罢了，并非夸大之言。所谓作用为性，相当于“如义学之即体之用，即用之体”，从未听闻过佛教要“专以作用为性”。佛教讲心识无尽，轮转于生死之间，与儒家的“形气聚散”不同，更非“偷生夺阴”的邪说。且洪武年间，因太祖证实的“借尸还魂”之事，足以说明轮回之可能。这些言辞在说理的深度上无特出之处，皆僧家常闻之语。

第六，佛教影响力的问题。朱熹认为，佛教入中国，信仰者甚众，此种巨大影响力，使学者忙得不敢睡。朱熹以辟“异端”为己任，对此忧心忡忡，称“释氏之教，其盛如此，如何拗得他转”，自认连自己在内，至多二世，可以抗拒此种影响，“三世之后，亦必被他转了”。所以他期待“大圣人”出来化导，抵御佛教对儒学的侵害。显然，朱熹认为这是儒学者必须重点关心的问题。姚广孝对此论调大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朱熹极言佛教影响力之大，恰恰正是佛教“合于道”的反映。所以他引用了朱熹的《久雨斋居诵经诗》，诗云：“端居独无事，聊披释氏书。暂息尘累牵，超然与道俱。门掩竹林幽，禽鸣山雨余。了此无为法，身心同宴如。”以朱熹之言反驳朱熹，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此诗观之，晦庵心中未必不信佛也。佛书暂得一阅，尚有如是之益，何况终身行之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