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洛水片思

五月的中原，鲜花满眼，我在洛河边的巩义市参观访问。两天的所见所思，恰好与本书所欲表达的主题非常接近。故将我在巩义会议上的发言略做整理，为本书诸文做一概括。

巩义市的文化遗产，以康百万庄园、刘镇华庄园和杜甫故里最为重要且知名。三者又分别与财富、权力、文化紧密相关，其中隐含着"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化"的问题。

"康百万"是明清以来对当地巨商康应魁家族的统称，康百万庄园是集家居、生产、经营于一体的大型传统庄园。在四百余年的漫长岁月中，康氏家族前后十二代人在康百万庄园生活。康家发迹于贩盐业，其顶峰阶段是清中叶的康应魁。此人目光敏锐，在清廷镇压白莲教之时，主动服务于官府，取得所有与布匹有关的军需品订单，靠"尽忠发财"长达十年。在鼎盛时期，康家亦农、亦商、亦官，富甲豫、陕、晋三省，被称为"活财神"。正如古代中国所有的巨富之家一样，康家的富贵尽显于康百万庄园。它背依邙山，面对洛水，靠山筑窑洞，临街建楼房，濒河设码头，据险垒寨墙。"康百万"造就了一处真正的文化遗产，其整体结构所洋溢的壮观气势，其住宅区所蕴含的等级制度，其栈房区所体现的精细管理，其作坊区所反映的多样产业，其院内的牌坊、雕刻、园林、书画、楹联等传统艺术，均达到了中国民间工艺文化的，因此被誉为"豫商精神家园，中原古建典范"。

与康百万庄园所显示的财富不同，刘镇华庄园则是权力的衍生物。生于1883年的刘镇华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以"镇嵩军"为实力支持，官至陕西督军兼省长、安徽省主席等。1949年到台湾，七年后在台北去世。刘镇华的"英雄期"是从辛亥革命到抗战前，这期间，他东征西讨，一心扩充地盘，为害豫陕两地，"刘镇华祸陕"(1918—1926)早已载入史册。陈忠实的《白鹿原》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一队士兵开进白鹿原，他们一人背一支黑不溜秋的长枪，黑鞋黑裤黑褂黑制服，小腿上打着白色裹缠布的`白腿乌鸦兵`，这些一口河南话、自称是`镇嵩军`的士兵要所有的人都听从他们刘军长的命令，从此白鹿原再也不得安宁了。"这段话说的是1926年刘镇华率军七万攻打西安，与当时的守军杨虎城部队打了大半年，不允许城中居民逃难，以迫使守城军队投降，最终导致数万西安市民被活活饿死。在近代中国军阀中，刘镇华实力不强，也正因此，他能够周旋于各大军阀之间，并以翻云覆雨、没有政治操守著称，先后投靠过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等人，归附。作为陕西军政生活中的重要人物，他凭借其权力在巩义修建了一座大型庄园。刘镇华庄园依神都山而建，坐北朝南，前为花园，后为主宅，上下三层，六个院落，总面积约一万平方米，整体建筑风格中西合璧，因其规模宏大且保存完好而被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值得思考的是，如果刘镇华是一个清官、一个爱民如子的将军，那么他必然不会有如此浩大的庄园。实际上，各个时代留下来的官员府第，基本上都是民脂民膏的结晶。当我们欣赏甚至惊叹于这些"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的宏伟建筑，领略"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的设计艺术时，应该想到这一切的背后，是无数的血泪和苦难。

因此，看过品味不俗的康百万庄园和宏大开朗的刘镇华庄园，再走进杜甫故里，我们只能为文人感到悲哀了。诗人的故里已无当年的遗留，除了传说中诗人出生的一孔寒窑外，其余所有建筑皆为市政府在2007年投资1.5亿元新建。让我感叹的是：富商巨贾留下了至今仍气势逼人的庄园，纵横多年的军阀亦有确具文物价值的故居，伟大的诗人除了诗作外却别无所留。虽说杜甫的名篇佳作至今仍在哺育着中国人，但要到巩义旅游，游人更想去看的恐怕多是这两个庄园而不是杜甫故里。

要说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康百万、刘督军都不能和杜诗圣相比。当然这是站在文人的立场上讲的。对今人来说，康百万庄园的文化不只表现在它的建筑、园林、雕刻和楹联方面，更在于康家所体现的明清中国的商人伦理。从康家庄园中可以看出康家至少在理论上是秉持诚信、勤俭、中庸等儒家伦理和处世原则的。在其院落中随处可见 "知所止"、 "旷世怀"、"敬直义方"、"船行六河须防不世风浪，耜耕三省当思创业维艰"等语句。如此认真地把这些教训写在家中、刻在房上，可见康家的成功有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士人如何运用他们从儒家教育中所得来的知识以治理国家，商人便会运用同样的知识来经营他们的商业。"宋代以降，中国富商巨贾多如过江之鲫，但大多"富不过三代"，康家能延续400多年，其族人必然有着过人的智慧和严格的训教。

最值得注意的是，康家的繁荣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也就是说，这个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现代转折。其背后反映的是明清商人的崛起，这一崛起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余英时的研究表明，从朱熹到王阳明的三百年间，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价值系统发生了重要变化，其基本特征是商人阶层的崛起，形成了一个具有近代性格的"早期现代"。在此期间，儒家和商人都在重估商人阶层的价值。儒家伦理重视个人道德的物质基础，不再毫无区分地对商人抱以轻视态度。"治生"如果不比"读书"更重要的话，至少也与之并列，皆为儒者所学之事。迅速崛起的商人群体则逐步确立了一个相对"自足"的世界观，以"良贾何负闳儒"、"贾何后于士哉"的自信来表现其存在，且向社会、政治、文化方面扩张，取代了一部分此前属于"士大夫"的功能。弃儒就贾，士商合流，蔚成风气，以至于士商界限日益模糊，商人不但在传统"士农工商"的等级序列中晋身"老二"，甚至还有超过"士"的气势。

至于刘镇华，在文化上也可以对其有另一种评价。像许多旧军阀一样，刘镇华也有尊师重教、造福桑梓的一面。在陕西，他大力支持创办西北大学，前来讲学的鲁迅等人受到他的热情款待。在家乡，他也做过不少善事。据说，刘镇华每次回家都老远就下车，步行而归。其五弟刘茂恩是在刘镇华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在追随刘镇华多年后，率部参加过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等，以身许国，有功于民族。

我们不能在狭隘的民粹主义立场上评论康百万庄园和刘镇华庄园，它们都是文化遗产，有着超越其修建动机和实用功能的文化价值。但我们仍然应当看到，在财富、权力创造的文化之外，还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世界。而这个世界，却一直没有得到财富和权力的切实支持。以杜甫为例，其一生尽可以用穷困寂寥来形容。"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艰难困苦、颠沛流离的一生虽然造就了杜甫悲悯博爱的人道精神和沉郁顿挫的诗风，但一代诗圣如此受苦受难，世道和人心也真是过于残酷了。宋人欧阳修有云："生焉一身穷，死也万世珍。言苟可垂后，士无羞贱贫。"(《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那么，在杜甫之后，人们是否就不再"羞贱贫"了呢？

康百万、刘镇华都已成为历史，但由其庄园而生的联想却并非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近十多年来在发展文化产业、开发地方遗产的潮流中，各地都把家底翻了出来，似乎曾经有过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值得开发和重建的。一个并非隐晦的现象是，以秦始皇为标志的官场文化和权力崇拜和以西门庆为代表的腐朽文化和奢侈作派，在当代文化生活中愈发凸显，文化建设受到权力和财富非常严重的挤压甚至污染。比如，以权力为中心的管控方式仍顽强存在，政府强有力地主导着文化的各个领域，把发展文化当作时髦。只问政绩，不问需求；只重生产，忽视消费。"一言堂"仍决定着一个文化项目、一件文化产品的命运。再如，把文化当作经济的附庸，不尊重文化生产的特殊规律，只重视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而忽视其社会效益，同时忽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这些现象表明，文化产业的独立性至今仍未树立。这就使得一部分文化人在面对权力和财富时缺乏坦荡心理，周旋于权贵之间，竞走于富豪之门，一方面不择手段地争取项目资格、谋求项目经费，另一方面却欣欣然地以"建构型知识分子"自居。难道这就是文化人应有的精神状态？

中国社会仍在演变之中，康百万庄园、刘镇华庄园是需要被珍视的文物，杜甫的诗也同样需要被更多的人所喜爱。在此多元的文化景观中，我们必须严肃地思考：我们的文化如何才能不是权力的仆从和金钱的玩偶。权力，即使是关进笼子里的权力，也免不了它的张狂和强暴；金钱，即使是参与文化建设的金钱，也免不了它的放肆和计较。当权力和金钱任性、自恋、暴虐之时，我们需要信念、道德、审美来抵抗和平衡。并非圈一块地、建几幢楼就是文化园区，并非花巨资、找名星就能拍出好电影。文化是价值而不是工具，创意是生活而不是商品。文化表达自我又塑造自我，文化是自由也是对自由的约束。总之，文化不是任性，应有其规范、价值和标准。当代文化中太多的任性之举，并不表明我们的文化是多么的自由和活跃，而是说明文化的一部分还处于权力和金钱的控制之下。改变这一现象、走出这一阶段，不是文化自身的事情，也不是在文化领域内能解决的。中国文化能否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力和财富能否为文化所用，而不是文化为权力和财富所用。如果说政府领导是公仆、经济发展应以人为本等理念已经得到普遍确认的话，那么，日益文明化的中国公民，决不会容忍权力和金钱的任性而为。

"形左实右"的"1960 年代"？

1968年巴黎的"五月风暴"，即"到处是街垒的日子"，确是昙花一现。因为仅仅两个月后，法国政府的权力就突然恢复，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但"1960年代"的幽灵却在当代文化生活中久久徘徊，"一如三十年代，它可能成为衡量我们思想和行为方式的一个长期的参照点"。① 在此期间形成和表达的文化/政治思想迄今也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世界和中国。英国左派思想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认为："后结构主义就是1968年那种兴奋和幻灭、斗争和平息、狂欢和遭难的大起大落的产物。由于无法砸碎国家机器的结构，后结构主义倒发现可以将语言结构颠覆。至少说，谁也不会因为你这样做而给以当头棒喝。这场学生运动虽然在大街上被冲垮，却又转入了地下，进入语言的领域。"此论明确地把解构—后现代主义的语言狂欢直接归因于1968年的学生狂欢，而无视其哲学、语言学、文学观念的内在演进，属于对思想史的"外部解释"，有"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还原论"的性质。当然，把知识视为权力，把文学、哲学视为意识形态建构的左翼思想不会承认这种"内"、"外"之别。不过，以解构—后现代主义为当代思想中的激进左翼，确是一般共识。

右翼的反启蒙

然而，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对此却另有所见。他认为解构—后现代主义并非激进，而是"保守"："`青年保守派`概述了对美学现代性的基本体验。他们声称自己反对以主观性为核心的揭示，并从工作和有用性的规定中解脱出来。随此体验一道，他们步出了现代世界。基于这种现代态度，他们为一种不可调和的反现代主义辩护。他们从远古的领域转移到幻想的自发力量和自我的体验与情绪之中。他们以一种摩尼教方式将一种通过唤起才可接近的原理与工具理性并置起来，那就是权力意志或君权意志，存在或诗人的酒神之力。在法国，这条线源于乔治·巴塔耶，中经福柯，后到德里达。"此论意在说明，解构—后现代主义不仅是"五月风暴"的即时表达，还有德国反现代性思想的深厚渊源。

自从1789年6月27日第三等级的代表进入法国国民议会大厅在左边坐定之后，现代政治文化中的"左派"一般就与法国大革命及鼓舞了大革命的启蒙主义紧密相连；而右翼和"保守派"通常是指反革命分子和反启蒙主义者。2000年，德国作家格拉斯指出："法国大革命中启蒙的较高原则——自由、平等与博爱——迄今为止仍未实现，赞成这一原则的是左翼。"各国各民族都有左右之分，但相对而言，法国政治文化偏好左倾，而德国政治文化常属右翼。把指称魏玛德国右翼的帽子——"青年保守派"加之于当代法国左派的头上，其根据就是它们共同的反启蒙立场。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并不和谐统一，但由此运动而表达出来的启蒙主义确有其共同的态度、信念和理论。英国思想家伯林(Isaiah Berlin)指出："法国启蒙思想里有一种信念：最终会发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效方法，可以解决那些自始至终就困扰人们的根本性问题，亦即在每一个知识领域，如何去确定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以及，最重要的是，为了达到人们始终为之奋斗的那些目标，应该引导人们走向哪一种正确的生活方法。生命、自由、公正、幸福、美德、人类的潜能通过一种和谐的、有创造性的方式得以全部实现，这些就是人类的奋斗目标。这样一种方法，意味着要将那些上个世纪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取得了如此辉煌成果的、理性的亦即科学的规则，应用到人类的道德、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上来，后者长久以来一直被无知和谬误、迷信和偏见所遮蔽；很多情况下，是牧师、王公、统治阶级、官僚以及野心勃勃的冒险家们故意在传播这样的迷误，企图借此让人们服从他们的意志。"简单地概括，以"理性"为基础的普遍人性论和历史进步论，是启蒙主义的基本信条。正因此，启蒙主义相信教育，推崇宽容，倡导种族和社会平等，主张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把人民从恐怖主义、蒙昧主义、狂热盲目以及其他荒谬绝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其政治实践就是现代自由民主体制。

1871年，德意志实现了迟到的民族统一和国家建构。但长期浸淫于浪漫主义和日耳曼传统的德国人没有满足于19世纪下半叶流行的实证主义、理性主义、唯物主义，及时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后果似乎也证明了那个有序的、理性的、民主的世界已经衰败，所以先锋派艺术家、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种族神秘主义者和非理性主义者联合发起了新一轮的反启蒙运动，支持了纳粹主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有其统一性。哲学家洛维特以其亲历者的身份指出："1933年的德国革命，源自(及时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1933年起在德国发生的一切，都是试著要把那场战败重新赢回来。第三帝国是俾斯麦帝国的加强版，`希特勒主义`则是升级了的`德皇威廉主义`，魏玛共和国夹在这两者之间，只算得上是一个插曲。"

及时次世界大战有其相应的"文化哲学"。明斯特的经济学家普莱格(Johann Plege)1915年提出了"1914思想"(ideas of 1914)这一概念。在他看来，德国1914年发动战争不只是一场军事行动，而且是对法国"1789年思想"的一次"革命"。"1789年思想"代表着诸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民主、普遍人权等西方价值，而"1914思想"则体现着责任、命令和正义的德国传统。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如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史学家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哲学家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舍勒(Max Scheler)、政治家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经济学家桑巴特(Werner Sommbart)、法学家纽曼(Friedrich Naumann)等都在普鲁士政体对西方民主的优越感之中包含着强烈的反民主的偏见和对政治集权主义的偏爱，为德国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民族"(Herrenvolk)、为战争和帝国扩张做政治合法性论证。他们设置了深层动态的文化(Kultur)与肤浅静止的文明(Zivilisation)、完整有机的"社群"(Gemeinschaft，或译"共同体")与机械板刻的"社会"(Gesellschaft)、崇高英雄与贪婪商人、激情与伤感、道德与功利的对立，毫不犹豫地认为德国是前者的代表，英法是后者的代表。在这些"1914年"的思想家看来，支配人类未来和担当人类命运的只能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而及时次世界大战则是德国英雄的、战斗的、勇敢的武士精神与英国的商业文明、实利主义、理性主义和讲求实际的精神之间的斗争。舍勒在《战争的特性与德国人的战争》等文中为没落的文化举行战争庆典，构想出一个宏伟的战争人类学计划，并希望以德国浪漫的唯心主义为精神依托，使战争降临于已经败落的欧洲。在其激情修辞的篇章之中，舍勒认为战争是文化自我批判的秘密、是对有机共同体的考验、是把真实和虚假区分开来的提炼大师，这是"德英之间的及时战也是一战"。

1919年的失败没有唤起德意志民族的自我反省。俾斯麦以来的强盛信念在失败的刺激下以一种被压抑的亢奋和更加非理性的方式喷涌而出，受到严重挫伤的民族心灵涌动着报复和雪耻的冲动。"当民主的魏玛宪法草拟出来时，就像是为真正的政治打开了一扇大门，德国人站在门口，目瞪口呆，好比一群乡下农夫来到了皇宫门口，他们无所适从，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们把魏玛共和国当作"胜利者的制度"而加以反对，用"意外的共和国"、"一项权宜之计"、"一种窘境"来修饰共和国。荣格尔(Ernst Jünger)、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凡·登·布鲁克(Arthue Moeller van den Bruck)、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施米特(Carl Schmitt)等知识精英都是"积极的虚无主义"仪式的信仰者，他们相信理性、自由主义、实利主义、个人自由、立宪制度等"西方"理念已经腐朽不堪，需要给它致命一击，只有在意志、权力、斗争和天命这些准尼采主义的概念基础上，一系列新的价值观才会出现。不同于传统的保守派，这些被称为"青年保守派"的思想人物不再对传统的、有机的前现代的生活有所留恋，而是从冷漠的文化精英主义转向英雄的日耳曼军国主义，主张用行动、暴力取代纯粹的理论，用和纪律取代软弱和萎缩，用英雄主义的信念取代重商主义的信念，他们颂扬无情、武力和暴力，希望建立军事化的、集权主义的日耳曼帝国。荣格尔的《钢铁风暴》描绘了战火和死亡中的兄弟友谊，把危险、紧张和痛苦予以美学的升华，讴歌暴力神秘主义，把战争理解为庄严的人生洗礼。这一思想传统瓦解了脆弱的魏玛民主，实际上是为纳粹鸣锣开道。"德国的政治概念总是受到美学的感染，而纳粹则把美学置于政治的中心。魏玛共和国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不能理解德国人的心灵，以为政治仅仅是政治。"

以德国为大本营的反启蒙主义坚信科学和理性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对于伦理、审美、社会和政治等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可以也必然有不同的答案。反启蒙主义的核心是以"特殊"拒绝"普遍"，其政治表达就是以德国反西方。这一反启蒙主义、反现代性的批判传统始于法国大革命时期。

反启蒙的左翼化

18、19世纪之交的德国浪漫派(以及随后的历史主义)的政治论说以两个"特殊"为基础。一是以文化特殊性反对普遍人性。大革命之前的意大利哲学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反对自然法学说，主张文化独特性和多样性；大革命之后的法国思想家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亦声称："我见过法国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等等；多亏孟德斯鸠，我甚至知道`有人是波斯人`。至于`人`，我声明，我这辈子还没有碰到过；如果有的话，我还不知道。"但这些多样性主张只是在德意志，才形成了以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反抗启蒙理性的普遍性的恢宏理念和悲剧性实践。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并非民族主义者，但其"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的主张及以文化独特性攻击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语言行动，却为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兴起准备了基础。

二是以自我创造反对普遍规范。哲学家费希特不但以其《对德意志民族的讲演》鼓舞了德意志民族主义，而且以其"自我"学说为德国浪漫派开辟了道路。这一学说"把人的一切活动都视为个人自我表达的形式，认为艺术和所有创造性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