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昌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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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耀的命运让我想起卡夫卡笔下的故事。小说《变形记》开头说，格里高尔 萨姆沙醒来后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而从午睡里起来走进会场的昌耀，发现自己变成了“右派”……小说《诉讼》的开头，也颇能说出昌耀的遭遇：“……24小时早晨他没干什么坏事就被捕了。”那是开始于1957年的事情，昌耀当时二十一岁。之前一年，他加入了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到青海省文联任创作员兼《青海湖》杂志的编辑。他是共和国体制里的专职诗人、国家干部，突然却被判定为反社会主义制度和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分子。

共和国成立那年，他十三岁，依照将近半世纪后他在《〈昌耀的诗〉后记》里的说法，已“成长为一个懂事少年”。自作主张地，他从“湖南常德市一个正处在时代动荡多变中的大家庭”出走，“……永远地离开了故园……”。那实在是王昌耀(他的本名)“为一系列时代风雨裹挟”的开端，1950年4月，他瞒着家人报考进中国人民解放军38军，成了一名文工队员——

那是开赴辽东边防的前几天，母亲终于打听到我住在一处临街店铺的小阁楼，她由人领着从一只小木梯爬上楼时我已经不好跑脱，于是耍赖皮似的躺在床铺装睡。母亲已有两个多月没见到我了，坐在我身边唤我的名字，然而我却愣是紧闭起眼睛装着“醒不来”。母亲执一把蒲扇为我扇风，说道：“这孩子，看热出满头大汗。”她坐了一会儿，心疼我受窘的那副模样就下楼去了。战友们告诉我：“没事了，快睁开眼，你妈走了。”当我奔到窗口寻找母亲，她已走到街上，我只来得及见到她的背影。

(《〈昌耀的诗〉后记》)

昌耀说这是他“此生最为不忍的一幕——”，这也是关乎其命运最为要紧的一幕吧？以后他没有再见过母亲，第二年他母亲“因贫病去世”，而他早已随军北上。

昌耀从小深爱着母亲。当他长成“懂事少年”，却那般决然地逃离母亲，弃家而去。他处于叛逆期的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可谓强烈；但是其出走，不会没有时代风气的推波助澜。多少年过去，昌耀经历了他的整个人生，病榻之上、垂亡之际，他告诉他的红颜知己：“我只想为自己的灵魂找一个依托”——这话可以被认为其少小离家动机最终的诗意表述。他挣脱母亲和家园的方式，实为一次投身——昌耀自己则愿意用“过继”这个词。还是在那篇“后记”里，昌耀说他曾“在1953年写给北京一位叔叔的信里称‘党就是我的母亲，部队就是我的家’”。这是那个年代对个体进行体制化规训最为典型的用语，而昌耀将它们写进家书，则是一派衷心流露，当真就这么认为。“我的一生就是这样简略”，他接着说，“我于1951年春赴朝鲜作战，其间曾两度回国参加文化培训。我一次离开朝鲜是在1953年‘停战协定’签字前十余日，只为我在元山附近身负重伤。从此我永远离开了部队。1955年6月已在河北省荣军中学完成两年高中学业的我报名参加大西北开发。又越两年，我以诗作《林中试笛》被打成‘右派’……”

入伍以后，他一直就过着纪律严明的集体生活。即使作为一名被招聘的国家干部参加大西北开发到了青海，其日常作息依然受到严格的管控。进入青海文联以后，他跟一批来自各地的文艺青年一起待在西宁大同街的一排小平房里，那儿属于省文联的办公小院，周日休假可以外出，晚七点前则必须回来，否则会按违纪论处。这种准军事化的生活样式，正是那个时代体制约束的一个缩影。他的青春年华被时代的政治规定性塑形，沿着身着志愿军军装入朝作战，携带的“武器”却是军鼓、曼陀铃和二胡这样的轨迹，成长为一个赞歌诗人。

昌耀属于随着共和国的成立开始出道的那代诗人，诗歌写作的年龄仅比共和国的年龄稍晚一点点。1953年，他在上海的《文化学习》杂志首次发表作品，署名“志愿军战士王昌耀”，他开始写作练习的时间则一定还要早，或许正是在战火中的朝鲜。1954年，他的组诗《你为什么这般倔强——献给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在《河北文艺》杂志发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一个诗人的出道，被认可，在那个年代，唯有顺着体制给出的途径——唯有通过各级刊物的正式发表，唯有加入作家协会……当然，也唯有以体制规定的笔调去写，以体制规定的嗓音去歌唱——这颇似“晚七点前必须回来”之类的“守则”。

昌耀忠诚地执守于体制里那个他衷心热爱的诗人岗位，自认并未违背什么“守则”，然而他有如格里高尔 萨姆沙或约瑟夫 K的遭遇，却意想不到地展开了。对待触目惊心的“反右”运动，就像对待之前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活动，昌耀有一种不去引人注意的淡漠(或许，他性格里的专注和一意孤行，全都给予了对诗的琢磨)。他不曾有过自以为“诤友”的言论，在印发《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1957年6月12日)以后，他还是觉得事不关己，仍然常常因写作而熬夜，又往往在第二天中午补觉，以至睡过了头……直到那年7月的某个午后，他被人叫起，半醒着来到文联会议室鸦雀无声的人们中间，猛然看见他的《林中试笛》被用毛笔抄成大字贴在墙上，他这才愣怔而一下子被惊醒。

惊醒的昌耀却正沦入他此生的噩梦。《林中试笛》被加了“反映出作者的恶毒性阴暗情绪，编辑部的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它是毒草”的编者按，特意“正式”地发表在1957年第八期的《青海湖》上，继而引来了批判文章。11月20日，定性昌耀为“右派”和“异己分子”的《结论材料》下达，他被送农业合作社“监督劳动”三个月，地点在青海省湟源县日月乡下若约村。

噩梦的另一部分是昌耀始终都不知道他究竟凭什么获罪，以其顽固执拗的脾气，必会有受家长冤枉的孩子似的反弹，而这又迅速加剧了噩梦。在下若约村，昌耀一边用劳动洗刷自己，一边写下了近万言的“辩护书”。他的弄不清状况还在于，自认为依然是国家干部，依然享有生活的权利，不出工的时候，还会在借住的藏民家里摆弄乐器。很快，24小时夜里，湟源县公安局开来一辆吉普车，昌耀被押解到看守所成了囚徒——“管制三年，送去劳教”。三年过去，劳教期满，昌耀仍然以戴罪之身被强制劳动；转过年，法院觉得出错，针对其劳教发出了“原判不当，故予撤销”的文书，昌耀始终身在其中的体制却周转不灵地还是把他当成一个被劳教者，予以重体力劳动的惩罚，直到1979年……

1962年夏天，昌耀又写了近两万字的《甄别材料》为自己申诉，曲折地企图通过亲戚和朋友关系递交首都北京的主事者。当年9月23日，昌耀如他在那天深夜写于旅邸的诗作《夜谭》所述，随“搭乘的长途车一路奔逐”来到“谁也不再认识我”的省会西宁，也是为了专门送上他的申诉，然而投书无门。想象那个情境，或许跟卡夫卡短篇《在法的门前》的开头一样：“法的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走到这个守门人跟前，请求让他进法的门里去。可是，守门人说，现在不能让他进去。”于是——

今夜，我唱一支非听觉所能感知的谣曲，

只唱给你——囚禁在时装橱窗的木制女郎……

(《夜谭》)

囚禁中的木制女郎，不过是昌耀身份的镜像。他这个被囚禁者的身份，甚至在1965年被摘去“右派”帽子后依然如故。至于怎么就不再是“右派”了，就跟怎么成了“右派”一样让昌耀弄不明白。明白无误的是，从青海省及时劳教所到祁连山腹地的八宝农场，再到青海湖南边的新哲农场，他照样活在他的苦役和流放生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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