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

蓬 莱

三山云净仙迹渺，万里澄波贾舶来

蓬莱自诞生以来便充满了传奇色彩，蓬莱二字最早出现在《山海经》，《山海经 海内北经》有“蓬莱山在海中”的记载。《列仙传》曰：“有巨灵之鳌，背负蓬莱之山而抃舞，戏沧海之中。”《列子 汤问篇》：渤海之东“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壸，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蓬莱仙境、海市蜃楼等美丽的传说给蓬莱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也使得蓬莱(即古登州)闻名天下。

一、 蓬莱无限风光好，仙阁回眸更壮观

蓬莱历史悠久，在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聚居，蓬莱地名得于汉代，据记载汉元光二年(前133)，汉武帝东巡，“于此望海中蓬莱山，因筑城以为名”。唐贞观八年(634)，始置蓬莱镇。唐神龙三年(707)，登州治所移蓬莱，蓬莱遂升镇为县。明朝实行的省、府、州、县制，登州归属山东省(后改为山东布政使司)下的莱州府，1376年设府，治所蓬莱。管辖宁海州、蓬莱县、黄县、福山县、栖霞县、招远县、莱阳县和文登县。明末设登莱巡抚于此，登莱巡抚袁可立曾在此操练水师，登莱成为关防重镇。值得一提的是，古登州从唐初设立到明朝初期，一直为州，到了明洪武九年(1376)，才升格为府，府是比州更高一级的行政组织。在《明实录》一书中曾提到登州升州为府的原因，“时以登、莱二州皆濒大海，为高丽、日本往来要道，非建府治，增兵卫，不足以镇之”。这也有力地佐证了登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清沿明制，登州府辖区基本无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登州被开放为通商口岸，1862年治所由蓬莱迁往烟台。由唐至清的1 100多年间，蓬莱一直为胶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蓬莱现为山东省县级市，由烟台市代管。

蓬莱市地处胶东半岛最北端，濒临渤、黄二海，东临烟台，南接青岛，北与天津、大连等城市及朝鲜半岛隔海相望。地势南高北低，属山前冲洪积、丘陵剥蚀平地为主的地带，平均海拔高度在15 ～ 25米之间。蓬莱地处中纬度，属暖温带季风区大陆性气候，气候较为宜人，年平均气温11.7℃，年平均日较高气温28.8℃，年平均日低气温—2.3℃，年平均降水量664毫米，年平均日照量2 826小时，相对湿度较大，但基本不受台风影响，全年无洪水。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蓬莱交通日趋便利，东距烟台70公里，南距青岛200公里，现有港口四处，其中包括蓬莱新港、栾家口港两个国家一类对外开放港口，港口年吞吐能力达2 200万吨，已开通连接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及通往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货运航线。

蓬莱物产丰富，矿石资源、水资源及名胜古迹等资源都较为丰富。已探明的资源有黄金、石灰石、火山灰、氟石、花岗岩、大理石等20余种，其中黄金年产量16万两，石灰石资源总储量在1.6亿吨以上。蓬莱境内分布有黄水河、平畅河、战山河、平山河等主要河流，且地下水资源较为丰富，水质好。作为山东历史文化名城，蓬莱有历代名胜古迹100余处。建于宋嘉祐六年(1061)的蓬莱阁和建于宋庆历二年(1042)的蓬莱水城，均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戚继光故里、三仙山、海洋极地世界、八仙渡海口、艾山部级森林公园、西苑动物园等旅游景点。概而言之，蓬莱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起点城市，不仅文化底蕴丰厚，而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较好，正所谓“蓬莱无限风光好，仙阁回眸更壮观”。

二、 三山云净仙迹渺，万里澄波贾舶来

登州港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蓬莱城北丹崖山下，北距庙岛群岛6海里，扼渤海海峡之咽喉，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贸易港和军事港口，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登州港自唐朝命名后，作为我国对外交流口岸、商业港口、军事要塞等多重功能集于一身的重要港口，是世界港口史上人工修建保存至今的最早港口，在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流中举足轻重。1982年，蓬莱水城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登州系我国最早的军港之一，早在西汉元封年间，登州港作为军事港口的作用开始凸显。到了唐宋时期，登州港已发展成为我国著名的大港，《史记 朝鲜列传》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兵五万人”。即从登州沿庙岛群岛到达朝鲜。隋唐时期，登州即为军港。作为新罗、日本朝贡的主要进出海口，登州港逐渐繁荣并走向鼎盛，成为北方对外贸易中心，造船业发展尤其迅速，是唐代重要造船基地。登州作为南北交通的枢纽，杜甫在《昔游》中描述：“吴门转粟帛，泛海凌蓬莱。”对唐朝廷利用登州港转运南北物资做了真实的描述。北宋中叶，北方频繁战乱，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登州港地位下降，密州港在东亚取代登州港的地位，山东半岛一带与高丽、日本等国的海上贸易事业改为密州板桥镇的市舶司负责。明清时期，登州作为军事港口的地位又进一步提升，作为海漕运输的始发港，登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清代随着海禁政策的变化，登州港时盛时衰，但整体而言，在整个明清时期登州港一直是北方的重要军港。

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海上交通路线，以中国为起点，东通日本、朝鲜半岛，西经东南亚、印度洋地区，直至西亚和东北非。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一是由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二是由中国通往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南海航线。2008年，“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蓬莱市召开，最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区域合作项目专家、联合国泛丝绸之路组委会秘书长董建国代表专家学者明确提出：次通过海上对外开放是从登州府即今天的山东半岛开始的，从此以后，古登州即蓬莱与海上丝绸之路便紧密联系在一起，蓬莱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早在商代，山东半岛上便开始了远航贸易。《诗经 商颂》记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提出“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认为可以通过经商来达到使邻国臣服的目的。战国以后，中国向韩国、日本等东南亚国家输出书籍，南北朝时期的史书有相关记载，南朝宋时，百济国王余毗“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太祖并与之”。日本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也记载了西晋时期，中国的经典书籍传到日本。以上证据表明，以山东半岛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初具雏形。

考古学家通过对胶东地区的墓葬研究得出结论，古登州地区在史前文化时期就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有了文化交流。在登州港内，先后发现四艘古代木质沉船，其中包括两艘高丽古船，还有20余件铁锚、石碇、木碇及明朝紫檀木舵杆、明朝黄花梨木材等航海遗物。蓬莱元朝战船于1984年在登州港西南部清理淤泥时出土，属于我国首次发现瘦长流线型战船船型，船上使用的外扳倒构形榫接、定位锔钉等造船技术都是首次发现，表明元朝在造船技术上的新突破。明朝紫檀木舵杆于1984年出土，是我国现存古代紫檀木较大木材，十分珍贵，紫檀木尾部刻有铭文：“黄字三百十五号，一根长二丈八尺，厚一尺二寸，舵头破心，闪脚破开一尺五寸，巴节三个，永乐十年六月日进四百料。”[1]紫檀木主要产地在东南亚以及我国的广东、广西、云南等地，是珍贵木材之一，现在已经近乎绝产，明朝郑和下西洋开通航路，大量东南亚珍贵木材输入我国，蓬莱紫檀木舵杆就是郑和下西洋带来的珍贵文物之一，情况类似的还有蓬莱明朝两件黄花梨木材。蓬莱明朝战船在2005年出土，沿袭了元朝的造船技术。蓬莱1号高丽古船出土于2005年，从船上发现镶嵌青瓷、茧形瓷、青釉瓷瓶、陶瓮等高丽文物，此外该船融合了古代中国与高丽的造船技术，它的发现填补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古代中国与高丽造船技术交流的空白。蓬莱2号高丽古船也出土于2005年，属于典型的高丽古船，为历史上朝鲜半岛建造的远洋海船。

《三国志》里记载了曹魏时期朝鲜半岛与日本的往来线路，“循海岸水行”至倭国“女王之所都”，将古登州地区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航行的路线完整地呈现出来。《新唐书 地理志》中记述了唐代中国与周边各国交流的主要交通路线有七条，而海路只有两条，一条就是从登州出发，联系新罗和渤海国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即从蓬莱出发，通过庙岛群岛岛链，连接辽东半岛，转至朝鲜半岛的航线，这条航线被后世称为“登州水道”，适时登州港崛起为中国北方及时大港。宋代以后，登州港及登州水道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苏轼在《登蓬莱阁记》中记载了登州港的盛况，“登州蓬莱阁望海如镜面，与天相际，忽有黑豆数点者，郡人曰：‘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阁下”。

从秦汉至宋明时期，登州港背靠中原，成为当时进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海上门户，也是军事活动展开的重要基地和粮食物资运输调配的中转站。唐朝时，唐朝廷指定“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为唐朝与东北亚国家海上往来的重要航线。即“登州东北海行，过大榭岛、龟钦岛、末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又过秦王石桥、麻田岛、古寺岛、得物岛、千里至鸭绿江唐恩浦口。乃东南陆行，七百里至新罗王城”。在唐宋时期，登州设立了“新罗馆”、“高丽馆”，用来安置从登州入境的新罗、高丽等国使节。据统计，600到614年期间，日本先后派出四批遣唐使都是从登州登陆。到了唐代，从贞观四年(630)至乾宁元年(894)的近300年间，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19批，有七批从登州港中转。而唐朝与新罗官方往来更为频繁，“新罗以各种名义向唐派出使节126次，唐王朝以各种名义向新罗派出使节34次，双方共160次”，据《明实录》、《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明初洪武年间和明末天启、崇祯年间，高丽和朝鲜使团都是由登州口岸往返中国。[1]根据林基中先生整理的《燕行录全集》及《续集》，朝鲜贡使先后有27次经水路来华，时间集中在1621至1636年这16年里，这期间正值努尔哈赤攻占辽、沈，迁都辽阳后，中间的陆路通道被阻隔，故“改朝鲜贡道，自海至登州，直达京师”。朝鲜使臣尹暄、金尚宪、崔有海、高厚用等都有类似《朝天录》的传记传世，并留下了大量关于登州、蓬莱阁的诗篇。在登州水道中，登州岬、老铁山等是重要路标和避风港，建于清同治七年(1868)的蓬莱阁普照楼，是古代登州水道和登州港中为航船夜间导航用的航标灯，也是我国自己修建的沿海最早灯塔之一。[2]

登州海道开通后，地区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也随之繁盛，陶制器皿、农作物的种子、瓷器、丝绸等先后传到朝鲜半岛、日本等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展开，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着文明的进程。[1]

三、 千古蓬莱劳远梦，买丝应绣戚将军

蓬莱自古多豪杰，抗倭英雄戚继光便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戚继光传奇的一生与生他养他的蓬莱山水、风土人情是分不开的。

戚继光，1528年11月12日生，卒于1588年1月5日，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卒谥武毅，汉族，山东蓬莱人。戚继光因抗倭功绩为人所熟知。嘉靖二十三年(1544)，戚继光继承祖上的职位，任登州卫指挥佥事。嘉靖二十五年(1546)，戚继光负责管理登州卫所的屯田事务，当时山东沿海一带遭受到倭寇的烧杀抢掠，戚继光有心杀贼，写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嘉靖三十二年(1553)，戚继光受张居正的推荐，进署都指挥佥事一职，管理登州、文登、即墨三营25个卫所，防御山东沿海的倭寇。嘉靖三十四年(1555)，戚继光被调往浙江都司佥事，并担任参将一职，防守宁波、绍兴、台州三郡。在戚继光的军事生涯中，南征倭寇和北御鞑靼是两大最为显著的功绩。嘉靖三十六年(1557)，倭寇进犯乐清、瑞安、临海等地，戚继光率军前往救援，但因为道路隔绝而没有来得及。而后，汪直余党作乱于岑港，戚继光与俞大猷两军会合，前往围攻。嘉靖三十七年(1558)，倭寇造好了大船，准备驾船夜遁，俞大猷和戚继光趁机发动进攻，击沉倭寇大船，余党向闽南逃窜。因抗倭有功，朝廷命令戚继光守卫守台、金、严三郡。戚继光到浙江赴任后，发现卫所的将士作战能力一般，而金华、义乌的人比较彪悍，于是戚继光前往招募了3 000人，在戚继光的指导训练下，将其练成一支精锐的部队，后称“戚家军”。戚继光根据南方多沼泽的地理特点制定阵法，又给他的部队配备火器、兵械、战舰等装备，戚家军从此名闻天下，令倭寇闻风丧胆。

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大举进攻桃渚、圻头等地，戚继光率军扼守桃渚，于龙山大破倭寇，戚继光一路追杀至雁门岭。倭寇遁走之后，乘虚袭击台州，戚继光一马当先手刃倭寇首领，余党走投无路，全部坠入瓜陵江淹死。而圻头倭寇竟又来侵犯台州，戚继光率军于仙居将其全歼。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官升三等。

嘉靖四十一年(1562)，倭寇进犯福建，并联合福宁、连江等地的倭寇，声势浩大，当地官军不敢进攻，于是胡宗宪传令让戚继光带兵剿贼。戚继光领命后引兵先进攻横屿，横屿四面水路险隘不易通行，戚继光命将士们每人手持一束稻草，填壕而进，大破横屿倭寇，斩首2 200余级。而后，戚继光乘胜追击，杀至福清，捣毁牛田，端了倭寇巢穴。倭寇余党慌忙逃往兴化，戚继光也不停歇，一路狂追，又捣毁倭寇据点60余营，斩首无数。戚继光平定福建倭患后班师回浙江，行至福清，遇见少量倭寇从东营澳登陆，戚继光率兵急攻，斩首200人。经过几番战斗，闽广一带的倭寇几乎被戚继光杀光。

戚继光回浙江后，从日本国土来的新倭寇又伺机侵略袭击福建兴化，朝廷抵抗不力。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戚继光率领浙江兵前来支援。戚继光到后，先前派来的右位都御史谭纶立刻筹备对倭寇的总攻，先在各海道上环立栅栏阻断倭寇归路，而后谭纶以刘显为左军，俞大猷为右军，谭纶自领中军，以戚继光为先锋，围攻平海卫，一举告破，斩首2 000余级，戚继光等率兵追击，倭寇道路不通，又被斩杀3 000多人。于是刘显等复兴兴化。朝廷以戚继光先前横屿大战，前后战功，以戚继光为都督同知，世荫千户，代替俞大猷为总兵。

隆庆元年(1567)，朝廷任戚继光为神机营副将。戚继光镇守的蓟门固若金汤，朝廷封戚继光为太子太保，又进封少保。

万历十年(1582)，朝廷里内阁首辅张居正病逝，给事中张鼎思趁机上言戚继光不应该放在北方，于是戚继光被朝廷调往广东。万历十三年(1585)，给事中张希皋再次弹劾戚继光，戚继光因此遭到罢免，回乡后病逝。

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十余年，扫平了多年为虐沿海的倭患，确保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后又在北方抗击蒙古部族内犯十余年，保卫了北部疆域的安全，促进了蒙汉民族的和平发展。同时，戚继光又是一位杰出的兵器专家和军事工程家，他改造、发明了各种火攻武器；他建造的大小战船、战车，使明军水路装备优于敌人；他富有创造性地在长城上修建空心敌台，进可攻退可守，是具有特色的军事工程。军事上，戚继光撰写了两部重要兵书，即《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这两部书是他练兵打仗的经验总结，也是他训练军队的教本，在军事学上有很高的地位，被《四库全书》收录，占军事著作的十分之一。此外，戚继光通晓儒经、史籍，是一名出色的书法家和诗人。“封侯非我意，016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城市廊道叙事

但愿海波平”是戚继光笔下流传最广的诗句，但绝非。

为了纪念伟大的民族英雄戚继光，蓬莱设立了戚继光纪念馆，纪念馆位于振扬门北侧，由以前的水师府辟建而成，占地3 220平方米，建筑面积1 100平方米。纪念馆坐北朝南，东西两侧建有碑亭，分别立“忠”、“孝”字碑，碑阴刻有戚继光和戚景通生平。主体为中轴对称二进式仿古建筑，每进有正厅和东西厢房各一，且有回廊相连，展厅内容以展现戚继光保国卫民、戎马一生为主线。世界各地到蓬莱旅游的人们，总会走进戚继光纪念馆，来瞻仰并缅怀这位文韬武略的英雄。

四、 没有仙人有仙境，蓬莱阁上好作诗

蓬莱是一座具有2 1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更是古代登州府所在地，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登州港成为中国古代四大港口之一，有着“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灯”的生动写照。蓬莱作为海陆文明的交汇中心，成就了“沿岸皆水榭，丝竹笙歌，商贾云集，富甲六郡”的繁华景象。时至今日，蓬莱保存下来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史迹多达15处。

根据有关资料，许多唐朝书籍从登州港运往新罗，很多新罗留学生经登州港到唐朝学习。据不统计，新罗留学生中在唐朝考中进士的就有58人，从675年开始，新罗就采用唐朝的历法。788年开始，新罗正式采用科举制来选拔官吏，《左传》、《礼记》等中国典籍是主要考试内容。朝鲜贡使安璥在《驾海朝天录》中记载了登州当地的方言、民俗等，摘录如下：七月初四日，晴。诣衙门告辞。兵巡中暑，不坐堂。出送名帖曰：“行去平安”云。驴三十头载方物，每以一驮分作二驮，碎屑难合，可闷。每一轿担夫八名，皆自愿雇立，或有如牛背疮者也。四人相递，前二后二担之。左肩右肩一时偕换。换时必前后相语曰：“换肩阿。”百步许，则频频换之。又时时相告曰“重阿”、“不重阿”、“编了”、“卧伊了”。曰“大的阿”、“大的阿”、“仔细阿”、“仔细阿”，言其相勉操心也。有时止轿于路，人拥轿而观之。担夫偕上铺子买吃酒果饼面，醉饱然后来肩之。同声相应曰：“驮阿”、“驮阿”、“走阿”、“走阿”。

朝鲜贡使安璥还在登州羁留期间留下了大量诗歌，摘略如下：

二十日，登陆，入住登州万寿宫，赋诗一首：

横槎跨海挟天风，来入蓬莱万寿宫。道士说经闲日永，乡人祈福屡年丰。草煎不老茶尝熟，砂炼长生药有功。自古燕齐多异事，神仙如在杳茫中。

二十四日，为某人扇题诗：

偶入蓬莱岛，舟行路几何？相逢仙侣在，长揖高官多。楼阁浮天际，城池枕海波。三生曾未到，此日梦中过。

随着中国对外的交流日趋频繁，印刷术、造纸术、火药以及纺织术等经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的繁盛进一步凸显了登州港的重要地位，也是登州保持1 000多年繁荣的重要原因。在彼时的登州，可以找到全国各地货物的身影，登州港出土的各地窑口的瓷器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近年来，登州港及附近海域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陶器、航海用具、古船、瓷器、钱币等，这些都是登州古港繁荣一时的有力证据。

登州先民在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虽历尽千年沧桑，许多文化遗址仍然保存得较为完好。从现有材料看，海上丝绸之路登州遗产主要有登州港遗存、龙王宫、天后宫、开元寺、解宋营古城堡、圣会堂和文会馆等文化遗存。登州港作为中国北方的大港，宋代建筑“刀鱼寨”凸显军事功能，明代为防备倭寇，利用丹崖山下的自然港湾修建了“蓬莱水城”。蓬莱水城包括港口和军事防御两套设施：港口设施水门、平浪台、码头、登楼和防波堤等；军事设施包括城墙、炮台、敌台、水闸和护城河等构成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成为我国著名的海防要塞。蓬莱水城呈长方形，周长2 200米，是明清两代驻扎水师，停泊船舰操演水师，出哨巡洋的军事基地。水城建筑年代久远，军事设施齐备，规模宏大，真实完整，堪称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海防设施的杰出代表。

龙王宫原址在蓬莱城北海岸，始建于唐朝贞观年间，日本名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城北是大海，去城一里半，海岸有明王庙，临海孤标。”宋嘉祐六年(1061)，龙王宫迁丹崖山西部，现有山门、前殿、正殿及两厢和后殿，占地2 117平方米。龙王宫一直是登州百姓出海祭祀之地，香火繁盛。天后宫位于蓬莱阁建筑群西侧，西接龙王宫。蓬莱天后宫始建于北宋崇宁年间，门额为灵祥宫，是我国较早的天后宫建筑之一，也是我国北方妈祖文化向海外传播的中心。

开元寺位于蓬莱市府前街西侧，始建于唐朝开元二十八年(740)，开元寺自唐后一直是外国使节、留学僧的住宿之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二日，平明发，入开元寺宿”，“登州都督府城东一里，城西南有开元寺”，“城下有蓬莱县开元寺，僧房稍多，尽安置官客，无闲房，有僧人来，无处安置”。日本圆仁法师在中国求法九年，被日本天皇赐予“慈觉大师”谥号，蓬莱开元寺为中国佛教东传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遣唐使在登州登陆后，也多次到开元寺朝拜，第12次遣唐使高元度等人还在开元寺题名留念。明朝时期，开元寺仍为外国使节住宿之地，1623年，朝鲜使节李民宬在开元寺住宿，撰有《题开元寺》诗作：“开元皇帝好神仙，竺教兼崇结胜缘。沙界众生依佛日，龙伦八部护诸天。远人来讨客尘喻，老衲空参鬼窟禅。面壁妨调摩诘病，朝朝车马寺门前。”该诗保存在其文集《敬亭集》中，常被国际关系史学者研究时引用。

解宋营古城堡始建于明初洪武年间，是当时备倭百户所城，百户所是明朝卫所制中的军事编制，每个百户所设士兵120人，长官为百户，武官品级正六级。据《登州府志》记载：“洪武九年置百户。石城周二百四十丈，高二丈，阔一丈二尺，南一门，楼铺五，池阔一丈，深五尺。”解宋营古城堡依山面海，青石砌筑，由城门、城墙、烟墩构成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解宋营古城堡是山东半岛保留下来的明代百户所城堡，也是研究明代海防设施布局、城池设计及建筑技术的宝贵资料。

明朝后期欧洲天主教传教士进入北京开展传教活动，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签订，规定增开六口通商，其中就包括登州(后改迁烟台)，允许外国人在登州经商、传教，美国等国基督教传教士从海路抵达登州传教，1861年后建立四座教堂。登州圣会堂位于蓬莱市区画河西岸，是我国最早兴建的基督教堂之一。清咸丰十一年(1861)，美国基督教南浸信会传教士海雅西在蓬莱创办登州浸信会，于北街观音堂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