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李伯重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中国的经济史学走过了坎坷的发展历程。这个历程包括四个主要阶段：萌芽阶段(1904—1931年)，形成阶段(1932—1949年)，转型阶段(1950—1978年)和繁荣阶段(1977—2007年)。之所以这样划分，主要是依据经济史学自身发展变化的主要特点，同时，除了萌芽阶段外，其他三个阶段都由一个兴盛时期和一个萧条时期构成，从而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形成阶段(1932—1949年)包括1932—1937年的繁荣时期和1938—1949年的萧条时期，转型阶段(1949—1978年)包括1950—1965年的繁荣时期和1966—1978年的萧条时期，发展阶段(1979—2007年)则包括1979—1999年的繁荣时期和以后的萧条时期。当然，各个繁荣时期和萧条时期是相对而言的，它们在性质和程度上都有很大差异。例如，在1966—1978年的萧条时期，经济史研究几乎扫地以尽，而在1999年以后的相对萧条时期，经济史研究仍然有很大进展。。在本文中，我将依次对这四个阶段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状况与进展进行论述，然后展望中国经济史学的未来。在进行论述之前，我要对“经济史学”这一名词作一简要说明。本文所说的经济史，不仅包括经济史，而且也包括社会经济史乃至社会史。本文之所以使用“经济史学”这个名称，乃是因为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中，大多数中国学者将社会经济史和社会史也称为经济史。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经济史、社会史和社会经济史三个概念是有差别的。经济史，依照吴承明的解释，是“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经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载《经济研究》，1995年4期。。社会史，近一二十年来比较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是社会生活史、生活方式史、社会行为史赵世瑜：《社会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载《社会学研究》，1998年5期；常建华：《社会史研究的立场与特征》，载《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1期。。而社会经济史，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就是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社会主义百科要览”的《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myycasscn/file/200512082653html)对社会形态作的解释是：“经济社会形态、社会形态、社会经济形态基本上是同一涵义。都是指经济发展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和表现形态；都是强调经济基础对整个社会形态的决定作用。经济社会形态可定义为：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马克思以经济基础和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统一，作为划分标准，把社会发展分为五大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即五大经济社会形态。”不过这里要指出的是，我国许多学者所做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不都是讨论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形态，而是讨论历史上具体的社会与经济问题，颇类似于西方近数十年兴起的经济—社会史。。这里，我从吴承明的解释出发，把经济史界定为“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社会经济状况”，理由是经济实践是由社会组织进行的集体行动，社会本身的变化和经济实践的变化二者密不可分。由此出发，经济史学就是研究过去的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变化的学科。[][]清华社会经济史文集[][][][][]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那么，为什么社会经济史又往往被称为经济史呢？如后文所言，中国的经济史学是从西方引进的，而在西方学界，对于经济史、社会史和社会经济史，至今也还没有一个大家都接受的定义在西方学界，相应的学科也没有的界定，因此对于什么是经济社会史，它与相关学科如社会史、经济史和社会经济史关系如何？等问题，目前尚不很清楚，甚至在为纪念英国经济史学会(Economic History Society)成立七十五周年而出版的由百余位学者专家撰写的笔谈文集《充满活力的经济社会史》中，也很少有人从学理角度探讨这些问题。(参见徐浩：《英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理论与实际》，载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65~8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这种情况也影响到了我国学者对这些概念的理解。由于没有确切的界定，因此在我国学界，“经济史”一词不仅包括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史，而且也包括社会史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社会史实际上尚未在我国成为一个学科。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社会史，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史。何兹全对此作了明确的表述：“社会史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人类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但我总认为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社会形态，才是社会史研究的中心内容，核心内容。这是研究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和人类社会向何处走，这是社会史研究的主导面。”(见何兹全：《何兹全文集》第1卷，55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因此常常被通称为社会经济史李根蟠指出：“现代中国经济史学一开始就与社会史相结合，是社会史的核心部分，也就是说，它是以‘社会经济史’的面貌出现的”，“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社会史’是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史’是与社会有机体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两者是一致或相通的”，因此“在中国经济史形成的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社会史’、‘经济史’这几个名词的含义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以至可以相互替换使用。”(参见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发展三题》，载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86~10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载《河北学刊》，2002年3期。)。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了更为专门的经济史和社会史，但是它们与主流的社会经济史的关系仍然非常密切。因此大体而言，经济史学仍然常常被用作社会经济史学的简称。一、萌芽(1904—1931年)我国的经济史学有久远的传统，其前身是有两千年历史的“食货之学”。在我国的及时部正史《史记》中，已有关于经济史的专篇《平准书》和《货殖列传》，这是“食货之学”的开始李埏指出：“《史记》有《货殖列传》一篇，是绝无而仅有的古代商品经济史专著。”(李埏：《史记货殖列传时代略论》，载《思想战线》，1999年2期)。尔后班固修《汉书》，在《史记 准书》和《货殖列传》的基础上另作《食货志》，篇名取义于《尚书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班氏释曰：“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用今天的语言来说，“食”指农业，“货”则指工商业，“食货”相连，即农、工、商业，也就是整个经济。《汉书 食货志》所涉及时间自上古到西汉，因此可以说是一篇简明的经济通史。从《汉书》始，历代正史皆有《食货志》正史中也有缺《食货志》的，如《后汉书》《三国志》无《食货志》，南北朝诸史除《魏书》外也无《食货志》。但后史有《志》者(如《晋书 食货志》《隋书 食货志》)往往对前代有所追述。。正史《食货志》所据材料主要来源于国家档案，因而所记经济事件一般比较和完备，同时，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基本上相互衔接。其中不但蕴藏了丰富的经济史资料，而且包含了系统的经济史记述。正史之外，记述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典章制度的演变的政书如《十通》，也大多设有“食货典”、“食货考”或“食货门”。《十通》中的“食货典”、“食货考”或“食货门”与正史中的《食货志》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以引述史籍中的有关资料为主，间有编者的评述，带有材料汇编的性质，但资料收集范围不限于正史的《食货志》，资料的分类也更细致。这些“食货典”、“食货考”或“食货门”汇集了大量经济史文献，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上古至清末有关典章制度的沿革和财政经济方面的重大事件，它们构成“食货之学”又一连续的重要系列参见前引李根蟠：《中国经济史学形成和发展三题》。。历代政府编辑的会要和会典，也有系统地分类记载了各种有关经济和财政的典章制度，而明清国家更编辑出版了则例一类专书，专门讨论赋役、漕运、马政、盐法、钱法、荒政等财政问题。总数近万部的地方志，也保留了大量的地方经济史资料，并大多依照固定的体例，将其编入“物产”、“赋役”、“水利”、“户口”、“荒政”等志。这些对于研究各地历代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具有重要意义除了上述文献外，在我国古代的其他典籍中也保留了丰富的经济史资料。例如，历代类书的相关项目则可视为有关经济史料的汇编；明清时代众多的提倡经世致用的学者，写了大量的有关国计民生的奏议和文章，被汇编为多种《经世文编》，其中许多是讨论经济问题的。从传统的四部分类来说，经部文献虽然是儒家经典，但其中也保存了不少有关上古经济的史料。集部文献中有众多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有关于社会经济问题的论述。子部文献中有大量农书以及水利书、工业用书、商业用书。四部文献之外，考古发现的地下文物和简牍文书，也包含了大量古代经济发展的信息。。由此可见，我国很早就出现关于经济实践的系统记述，而且这种工作延绵不断，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食货之学”。这种“食货之学”是我国经济史学的源头之一章太炎在1913年《自述学术次第》一文中说，“食货之学”乏人问津，是有清三百年学术的四大缺陷之一(见傅杰编：《自述与印象：章太炎》，16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我对此的理解是：清代学术成就斐然，但在“食货之学”方面，却鲜有人专治之，以致未能突破以往格局。但是什么是“食货之学”，章氏未言，我亦尚未见他人做过专门的解说。一种意见认为历代食货志只是对经济现象的描述，所以不是“食货之学”。不过，就本来的意义而言，史学就是对往事的记录(西方对史学\[history\]的普通定义为“事件的记叙”\[A narrative of events\]，尤指按时间顺序记录事件，并常包含对这些事件的解释或评价\[chronological record of events, often including an explanation of or commentary on those events\])。从这个最基本的意义出发，经济史学也就是对过去经济事件(实践)的记录。食货志作为对历代经济制度和经济现象的系统记载和描述，因此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史学。虽然这种史学尚不能被称为经济史学，但是却可被视为经济史学的前身。为了更好地表现这种史学的特征，称之为“食货之学”无疑更为合适。。但是传统的“食货之学”也有严重缺陷。例如，它主要记述国家管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政策、经济主张，而较少涉及普通人民经济的活动；注重“公经济”或“官经济”，忽视“私经济”；等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食货之学”是传统史学的一个部分，而传统史学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特征是偏重描述而非研究因此，在近代西方学术分类中，史学被视为“艺术”而非“科学”。。换言之，传统的“食货之学”所关注的主要是经济制度的内容和具体事件的经过，而非一般现象，因此很少需要理论希克斯(John Hicks)指出：在史学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论，在于我们到底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则，通常就与理论无关”；而“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至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连贯的理论作为前提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希克斯：《经济史理论》，John Hicks, 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G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1，2页。，也无需特别的方法海登 怀特(Hayden White)说：“无论是把‘历史’(history)仅视为‘过去(the past)，或是视为关于过去的文献记载，还是经过专业史学家考订过的关于过去的历史，都不存在用一种所谓的特别的‘历史’方法去研究‘历史’”。 海登 怀特：《新历史相对论：一个评论》(Hayden White, “New Historicism: A comment”, in Veeser edThe New Historicism, Routledge), 1989。。同时，当时尚无社会科学出现，当然也无法从社会科学中引入理论和方法因是之故，梁启超批评中国传统史学说：“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其他学之关系。”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文集》，1628~1647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现代经济史学与传统的“食货之学”有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在于后者不仅包括对过去的经济状况进行记录和描述，而且还包括对这些状况进行科学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科学性主要源自社会科学。在历史学各学科中，经济史学是最早“社会科学化”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并更多地依赖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巴勒克拉夫说：“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对历史学影响较大的是经济学。”他并引用戴维斯的话说：“迄今为止，经济学是对历史学作出较大贡献的社会科学。”其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自从亚当 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时代以来，历史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经济因素在历史变革的形成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是因为“经济学在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方面远远走在其他社会科学前面”(\[英\]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75、11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现代经济史学最早出现于19世纪晚期的英国1867年“经济史”首次被列入大学考试科目；1882年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出版了及时本经济史教科书《英国工商业的发展》，这两件事被认为是英国经济史学科的“起步阶段”。1892年，阿什利(WJAshley)成为英语国家首位经济史教授。1895年伦敦经济学院成立，将经济史置于社会科学的核心。，尔后发展迅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便有了欧洲的经济史，使英国史学从默默无闻的落后状态跻身于欧洲史学强国的行列。英国的经济史学突破了传统史学的局限，有如下鲜明的特点：(1)推动了中世纪历史档案的大规模整理；(2)普通人历史成为研究课题;(3)开辟了农村史或农业史领域前引徐浩：《英国经济—社会史研究：理论与实际》。。为了进行这些工作，从社会科学借用方法是必然的。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是主要来源之一，但并非来源爱德华 罗伊尔(Edward Royle)说：经济史是经济学与历史学结合的产物，产生于及时次世界大战前夕，当时经济史似乎并未明确地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剑桥大学，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讲授的课程就叫“政治经济史与经济史”。(转引自龙秀清编译：《西方学者眼中的经济—社会史》，载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361~37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我国的现代经济史学是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传入以后才出现的，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中国近代学术转型指的是传统学术向西方近代学术的转变，从一个方面来说，即从传统的文史哲不分的“通人之学”，向现代分科性质的“专门之学”转变。这两种学术形态在学术研究的主体、学术研究机构及学术中心、学术研究理念及宗旨、学术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及范围、研究成果及交流机制、学术争鸣与成果评估等问题上均有很大差异。(参见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梁启超1903年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倡言“史界革命”，号召创立新史学。虽然后人对“什么是新史学”的看法颇有歧异“新史学”一词使用频率甚高，其含义亦相当宽泛：从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顾颉刚的疑古史学，王国维“地上与地下文献互证”的史学，到郭沫若诸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均以“新史学”名之。(见陈峰：《两极之间的新史学：关于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史考察》，载《近代史研究》，2006年1期)，但梁氏自己说得很清楚：这种新史学的主要特征就是必须获得“诸学之公理、公例”，即利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历史。而在梁氏关于“新史学”的设想中，经济史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但是此时中国学者对西方学术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日本学者的介绍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35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又，尚小明指出：“梁启超在《新史学》等专论中所阐述的基本史学理论，实际上主要是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中有选择地移植过来的。20世纪初的梁启超在新史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创见，因此，将其视为中国新史学理论的奠基人或创立者，是不的。当然，梁氏的移植并非照搬照抄，而是有所归纳，并结合中国旧史弊病有所演绎，这就使其《新史学》等专论所宣传的新史学思想更条理、更易为中国学界所接受，并且有了针对性。正因为如此，梁氏在中国新史学发展史上，有着无人能够取代的地位。”(尚小明：《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载《史学月刊》，2003年5期)。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学者在考察中国社会经济的现状的同时，也开始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过去，这引起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的注意梁启超在1897年看到日本人绪方南溟写的《中国工艺商业考》一书时，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嗟夫！以吾国境内之情形，而吾之士大夫，竟无一书能道之，是可耻矣。吾所不能到者，而他人能道之，是可惧矣。”(见梁启超：《〈中国工艺商业考〉提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1936年版本，之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已有一些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成果被介绍到中国，并对中国学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如1907年日本学者平田德次郎在《政治学报》上发表《满洲论》一文，西村骏次等在《政治学报》上发表《满洲之富源》一文。受此影响，中国学者剑虹于1910年在《地学杂志》第1卷3期发表《吉省移民源流》一文，也展开了类似的研究。1906年广智书局出版了蒋簋方翻译的日本学者织田一著《中国商务志》一书。中国学者陈家锟就展开了类似的研究，并于1908年著《中国商业史》一书。。此时日本学者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点是经济制度史和财政制度史，因此梁启超也认为经济史分财政、经济两大部，财政中又分租税、关税等细目。梁启超于1904年写成《中国国债史》一书，尔后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著作如张效敏1916年发表的《中国租税制度论》，陈向原1926年著的《中国关税史》，都是关于租税、关税等细目专题的研究。以后也陆续出现用新的体裁编写的财政史、田赋史、田制史、盐务史、商业史等方面的论著和经济资料的汇编，如1906年出版的沈同芳的《中国渔业历史》、1908年出版的陈家焜的《中国商业史》等部门经济史论著叙述简略，显然尚处在起步阶段。都直接或间接受梁氏的影响。因此之故，我采用赵德馨的观点，把梁氏《中国国债史》一书的问世作为中国经济史学出现的标志赵德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回顾与启示》，原刊于《中南经济论坛》，转引自jywznufeeducn/znjjslt/xxyd/sxglyjjsxs/t20051223_1384htm。自此以后，中国经济史研究进展颇为迅速。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出现了一些较为通贯的社会经济史专著如陶希圣的《中国封建社会史》、《两汉经济史》等著述。，一些重要的西方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著作也被引进中国如陶希圣翻译的奥本海姆(Franz Oppenheimer)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各国经济史》等著作。，一些知名史家也呼吁1920年朱希祖执掌北京大学史学系时，就是受德国拉姆普莱希特(Lamprecht)《近代历史学》和美国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新史学》的影响，而极力强调“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的观点，并在这种观点指导下对史学系的课程进行了改革。。这些先驱性的工作，对后来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主要还是采用传统史学研究范式，主要原因盖在于前人行事，并无一经济学观念为前提，其言行自有一套道理办法规则，以经济学的后来观念解前人前事，当然颇为困难。同时，由于中国学者对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的了解非常有限，因此一些比较新的研究也大多是效仿日本学者的做法。此时日本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虽然在研究内容上不同于中国传统的“食货之学”，但在方法上却有诸多共同之处，因此也比较容易为中国学者接受。大致而言，在此时期，我国的经济史学还处于摸索和模仿的阶段，尚未具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们说这是其萌芽时期。然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场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战国以后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是别的什么社会？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如果存在，它存在于什么时代？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和争论，对经济史研究有很大意义。论战的结果是“一场混战使大家感觉无知了，于是返回头来，重新做起。……从热烈到冷静，变空疏为笃实”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及时册《序言》，中国经济研究会，1935。；“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因此学者们应当潜下心来“从事于详细的研究”，将关注的重点从“革命家的历史”转向“历史学家的历史”。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创刊号，29页，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这显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