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写话”的思想也深刻影响到了中小学的语文教学。1956年，上作在小学语文教学战线的木目提出，其所在初小的语文教学“较大的缺点是强调学员熟记和使用那些‘文绉绉’的词句，来代替工农兵生动活泼的语言”。他提出，“字、词、句的训练的目的，是要求学员能够用工农兵的语言通顺清楚地把自己要说的话写出来，使人看得明白”，“对于那些怪僻的很深的或者离开工农兵生活很远的词句，可联系课文讲解，不必单独提出，更不必要求练习使用”。(木目，1956)

在《反对党八股》中提出的语言学习主张除了“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之外，还有“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和“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两条，不过，“我们所需要的成分”和“有生命的东西”本身并不那么容易判断，因此后人要提倡的话就有困难。相比之下，“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目标则是比较明确的。曹伯韩所说的“写话运动”和郭沫若所说的“写话的道路”，实际上都属于“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其主要内容是摒弃不必要的“文绉绉”的书面成分，使笔下的语言尽可能与人民群众的口语接近。可以看到，这场运动虽然并不是在落实的三条主张，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言文一致运动进程中显然也自其功绩——它让白话迅速而稳固地占领了我国语言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全国各界都形成了学习白话、使用白话的良好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