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的学习生活和我的老师们

清华校长梅贻琦早就说过："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盖有大师之谓也。"事实上，清华不仅有大楼(当然，同现在几万人规模的大清华相比，这些楼显得小了些，但即使现在，看到科学馆、化学馆等建筑，仍然会肃然起敬)，但更重要的是，清华有闻名国内外的大师们。这些大师，既是学术殿堂的缔造者，也是民族堡垒的捍卫者。清华在1952年"以苏为师"，进行院系调整前，工学院固然在国内外颇有影响，但文、法、理，甚至农学院更有过之。看到清华如此学习环境，真是满心欢喜。能够在这样大师云集的学校里求知，真是一生的幸事!

但是，我这个人资质平庸，学习方法又不对头，因此面对众多大师如此丰富的知识宝藏，我却未能从中汲取充分的营养，更不能从他们智慧的脑袋中获取探索科学门径的密码。但毕竟在这种强大气场的影响下，也多少学到了为人、求知、做事的正道，使我以后在社会上能坚守底线，奋发求知，虽然没能为母校增添光彩，但也没有辜负母校的期望。

回顾在清华4年的学习生活，确实是平平而已。所以，有的同事在向初次见面的朋友介绍我时往往会说：这是清华的高才生，我会立即否认。这不是谦虚，而是实事求是。因为，进清华的，绝大多数确实都是高中学校的高才生；但出清华时，就不一定是清华的高才生了。当然，清华不乏高才生，他们善于思考，钻研问题深，总结概括能力很强。

大一课程工学院各系基本相同，有国文、英文、微积分、普通物理、画法几何、经济学概论。普通物理是理、工学院学生的必修课，学生多，分4个大班，国文、英文、微积分则都是二三十人的小班，物理课分别由王竹溪、钱三强、何成钧、孙瑞藩讲授。其中，王竹溪和钱三强都是教授。按清华的规定，所有教授都要轮流讲授基础课，他们俩也不例外。1947年钱三强回国时，已以其发现核反应三裂变的重大研究成果轰动世界科学界；王竹溪的资历更深。1971年夏，杨振宁及时次回大陆探亲访友时，曾向总理点名要求拜见的少数几个人中，就有他在西南联大做研究生时的导师王竹溪，王竹溪这才从北大在江西鲤鱼洲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但据高年级学长介绍，他们认为讲课讲得好的还是何成钧老师，工科的很多同学都选他的课，我也选了何老师的课。他用四川话讲课，抑扬顿挫，条理清晰。

物理课有两位助教，其中一位是陈篪，中等个儿，长个娃娃脸，说话细声细气，对学生很客气，但要求又很严格，对实验数据的处理就是从他哪儿学到的。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要求去鞍钢工作，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小潮流，认为搞建设了，还是要以工为主。我们班上两位女同学也是从物理系四年级转到电机系二年级的。以后陈篪又调入钢铁研究院，任物理室主任。在他确诊为甲状腺癌症后，住院期间，还坚持看书学习，进行运算，并表示要写信给党支部："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但就是这样一位好同志，被当作"白专"典型来批判。粉碎""后，冶金部党组把他树为"冶金科技战线的铁人"。

数学课马良老师讲微积分。开学前，高年级学长就向我们介绍了一些老师的特点，总的印象是学识渊博，要求严格，特别是会对新生来个"下马威"。开学后，果真体验到了。马老师上课时经常来个10分钟的小测验，有的在讲课前，有的在课程的10分钟。本来，微积分我在中学时就自学过，觉得并不难，但几堂课下来，把我"烤煳"了。好在老师们采取的方针是"考试从严，给分从宽"，有的老师按实际得分的开方乘以10，作为正式成绩，这样算来就是36分算及格，也算是放我们一马。

画法几何由褚士荃老师主讲。他是清华的训导长。在我印象里，训导长都是国民党的党团骨干，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帮手。但褚老师是慈眉祥目的，听说他还帮助黑名单上的学生逃离清华。但这门课一般安排在下午及时节，那时有些发困，但主要是自己对三维图像概念差，因此，这门课也没学好。

好像也是在一年级，有一门金工实习，由机械系强明伦教授主讲。该实习课要求要亲自动手把一块粗钢加工成长方形的钢块，四周要挫得有棱有角。这又暴露出我的动手能力差的弱点。至于车床等机器设备，也只是大概知其操作方法而已。

一年级下学期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清华了，课程也多少有些变动。原本要上的普通化学和工程测量课，电机系的学生就免修了。英文课，凡是考试合格的也免修了。

进入二年级，有两门重点课程：一是电工原理，二是材料力学。前者是电机系的专业基础课，这才开始同电机系接触了。清华电机系是1932年秋创立的，及时任系主任由工学院院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及时个中国博士顾毓琇教授兼任。电机系的办学宗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甚至教材选择，都采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系的模式。早在上海读高中时，我就久仰MIT(麻省理工学院英语的缩写)的大名，有"世界理工大学之最"的称号，有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至2009年，先后有78位诺贝尔奖得主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或工作)，在我的心目中MIT甚至超过了哈佛、耶鲁。而在MIT的众多专业中，尤其以电子工程系名声最响。现在，在众多大学排名榜里，麻省理工学院均位列世界前五位。

教"电工原理"的是孙绍先教授。新中国成立前这些课程都是英文讲课，原版教材；可是到了二年级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了，在新时期，在"一边倒"的思想指导下，要肃清"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教授们都是用中文讲课，"电工原理"当然不能例外，也是自编中文讲义了。孙绍先是东北人，1945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他讲课语速较快，对所讲内容烂熟于心，十分重视概念的理解。但在""中，他被诬陷为美国特务，曾两次自杀未遂。有意思的是，他的儿子孙立哲却被亲自圈定为5名知青先进典型之一。孙立哲""中从清华附中到延安插队，成了赤脚医生，自学成才，在农村做了上千例手术，治愈了不少乡亲的病。1983年，他获得美国西北大学博士学位。

这门课配了4名助教，足见其重要性。他们平时对学生进行辅导、答疑、指导实验。考前帮助同学进行复习，对同学很关心，也很有耐心。四位助教都不是泛泛之辈，他们后来都是教授。其中王先冲当时已是讲师，是批博士研究生导师之一，还有一位吴佑寿，他们两人后来都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另一位南德恒，我们给他起的外号叫"难得很"；金兰，同学们也是取其谐音，取外号"真难"。从中也可看出同学们对这门课程的敬畏之情。三位老师也回校参加庆典，竟然还能叫得出很多同学的名字。

遗憾的是，这门课我没学好，学期末了的考试，我居然成为极少数几个不及格的人员之一。虽然同学们没有任何轻视之意，但这毕竟是我及时次在学习上遭遇滑铁卢，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这年暑假，我没有回家，我把这事写信告诉了父亲。从上学以来，父亲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习成绩，我也从来没有给他看过成绩单。这次我把成绩告诉了他之后，他回信毫无责备之意，只是要我总结学习方法，加以改进而已。

这次滑铁卢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过去中学那一套学习方法，主要是靠死记硬背，靠多做习题，对基本概念缺乏深刻理解，不能把各种观念融会贯通。而有的同学，老师讲完一章，就把这章内容归纳成一张图表，各种概念之间的联系说得一清二楚。于是第二年重修时，也朝这个方向努力，这次得了80多分，多少有了些进步。

二年级的另一重头课是材料力学，有两个班，分别由钱伟长和张维教授讲授。一般机械系的都安排在钱伟长的班上，非机械系的则是由张维教授讲授。钱伟长是无锡人，个儿不高，戴副眼镜，言谈温雅，风流倜傥。虽然不担任我们的课程，但他的名气很大。他是有"火箭之父"美称的美籍犹太人冯·卡门教授的弟子。1937年他考入清华时，国文和历史都是100分，而数学则是接近零分。九一八事变后，他决心弃文学工，经过一番严格的考核，终于转系成功，最终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张维教授是柏林工业大学的博士。他不仅讲课讲得好，而且关心同学的发展。虽然他是机械系的教授，但是在春假带领我们电机系学生外出郊游的老师，记得地点是在黑龙潭，现在我们同学中还保存有郊游时的照片。他的夫人陆士嘉是航空系的教授，也是留德的博士，他们是在德国留学时结为伉俪的。他们夫妇都是中国科学院及时批院士。

三年级开始分组了。那时没有专业之分，电机系下分三个组：电机制造、发电、电讯。我选择了发电。三个组的课程不尽相同了。发电组的，本系的课程有章明涛教授的"交流电机"、钟士模教授的"电机原理"、杨津基教授的"高压工程"、黄眉的"输配电工程"，还有范崇武、唐统一教授等的课程。外系课有刘仙洲的"机械原理"、庄前鼎的"热力学"、张光斗的"水力发电"，都是这方面的。此后的课程，就不那么吃力了，分数也上去了。

章明涛是电机系系主任，也是浙江鄞县人，和我该是小同乡吧。1929年22岁时，他在英国获得硕士学位。1932年清华电机系成立时，25岁的他就被聘任为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当选为及时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2年，朱镕基的一篇短文《为学与为人》，就记录了章先生的一段话："你们来到清华，既要学习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青年人首先要学`为人`，然后才是学`为学`。为人不好，为学再好也可能成为害群之马。学为人，首先是当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这番话，掷地有声，终生难忘。

钟士模是MIT电机工程系的博士，教授"电路原理"。他身材比较魁梧，圆圆的脸，肤色黝黑，讲课条理清晰，课后同学生互动较多，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之一。以后他奉命筹建全国及时个自动控制系，并被任命为系主任。1971年5月11日在一次会议上，他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逝世，时年仅60岁。

杨津基教授是留德的，讲授"高压工程"。希特勒执政时，他正好在德国。他私底下同我们闲聊时，说起当时德国的经济发展，还是推崇有加。这些话，如果晚几年被人听到，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

刘仙洲教"机械原理"，在这些教授中他的年龄较大，执着于研究中国机械史。1952年春节，我们几个同学去他家拜年，他的书桌前摊放着一些线装书，正在专心研究。他说，他年纪大了，过年的事无所谓了；他当时是河北省人民政府的委员，我们谈起刚被处决的刘青山、张子善，他也不加表态，给人感觉是一位"只做学问，不问政治"的忠厚长者。1955年他加入了共产党，在教授们中影响很大。

也有的教授因为在国民党时担任过一些职务，以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得不到任用，未能发挥其专长。直到粉碎""后，才重新焕发其青春。

到四年级下学期时，已经是1952年，全国性的"三反""五反"开始了，四年级大部分同学都抽出来搞运动，所以上半学期还是按正规上学，下学期除还有极少的课程外，主要是做毕业论文。后来，课基本上都停了，毕业论文也免做了。

翦伯赞教我中国社会史

我不能忘怀的课程之一，就是翦伯赞老师的中国社会史的讲授方法。他能把每一阶段的社会状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当然还要讲述一些史实加以说明。因为没有课本，我比较注意做笔记。讲到一定阶段则组织讨论，一般由他亲自来主持。我记得及时次参加讨论时，人数不多。他要求每个同学在每个阶段听课后，要将自学中存在的问题都提出来，似乎希望每人都要提出一两个问题。学历史，一般地讲，很少有听不懂的问题，重要的是要求每个人开动脑筋去想、去理解并从中发现问题。当时我真不知提个什么问题好，迫于无奈，挖出一个莫明其妙的问题："从猿到人，是先直立起来用手劳动的呢？还是先会用手劳动，再直立起来的呢？""怎么证明人是从猿演变而来，而不是两种不同的品种呢？"老师立刻笑着说："哈哈，她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大家讨论吧！"每次讨论会，他都要求大家提问题、发言，然后由他做总结。这样的讨论会使我深知：必须认真去消化课堂上的内容，还要参阅一些资料之后，才能提出像样的问题。平时讨论的问题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及时次讨论会使我留下深深的印象，促使我认真地去对待这门课程。不管怎么说，这种教学方法在中学里是没有经历过的。新中国成立后一般的学习讨论会是比较常见的，所不同的是并非所有讨论会都像翦老师主持的那样，参加的人从老师到同学都那么认真，而且都能敞开思想进行探索。时间长了，习惯了，探讨的问题就更宽广、更深入。有时我们会讨论划分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等)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历史时期的划分总是以朝代、君王为界线？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在历史书中如何来体现？……除了在讨论会上能探讨学习中我遇到和想到的问题，每次考试的题目也是充满了探索学术的气息。一年的课程，确实使我学会了许多知识，学会一些研究问题的方法，学会了一点治学的应有态度。这都是翦伯赞老师带给我们的。我不仅对这门课产生了兴趣，而且对翦老师的博学多闻，以及他那种平易近人、谆谆教导、启发式的教学方法留下了难忘而深刻的印象。对他的治学、教学态度更是由衷地尊敬。他宅前有几棵桃树，当桃子熟了的时候，他都会约请我们这几个学生到他家聚会聊天，或一块尝尝新鲜的桃子。一年学习结束时，我整整做了两大本笔记，还有一些大幅图表。翦老师看了很高兴。他为了编写新书，向我借走了全部笔记和图表。当然，我非常乐意为他做一点对他有用的事情。我后来也没有想到问他取回来。现在，我们每一想到这位大师级的恩师在中的悲惨遭遇，就免不了黯然伤神。

燕京的课外生活

1949—1950年燕园的风物人情给我留下的回忆是如此深刻，如此激发着我的情感；然而燕园墙外的巨大变化却震撼着我的思想，潜移默化地改造着我的价值观、世界观。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震动了神州大地，也震动了整个世界。其实，首都的变化早已引起燕园墙内悄悄地变化，只不过我开始时也察觉不多罢了。但是后来发生的几件大事，却猛烈地冲击着每一个青年的燕园学子和师长们，而且深深地吸引了我。

有24小时，社会系的同学们聚在老师家中的客厅里，聚精会神地聆听着翦伯赞老师，还有严景耀(注4)、雷洁琼(注5)等老师的谈话。他们是那么兴奋，热情向我们介绍1949年9月21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及时次政治协商会议的盛况。不但告诉我们参加会议的人物和讨论的内容，还拿出不同样式的国旗、国徽方案，并详细说明这些图样象征着什么？还解释为什么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等，并告诉我们1949年10月1日将在天安门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师生们十分兴奋地度过了这难忘的一席夜谈。这时，我才知道，我们系里竟有这么多老师都是受国家、人民尊敬的政协委员，而且他们都曾为祖国的解放做出过许多贡献。我及时次为国家大事而振奋，而激动！

从那时起，我除了努力学好所选的课程外，开始挤出更多的时间关心课堂以外的事情，并开始阅读各种有关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小说和书籍，如《新儿女英雄传》(注6)《赵一曼的故事》(注7)《青年近卫军》(注8)《西行漫记》(注9)……这些书过去没有看过，从那时起就很快被我迷上了。一到周末我们还会同一些同学到清华大学看《白毛女》(注10)《刘胡兰》(注11)等歌剧或话剧。它们崭新的内容、崭新的唱腔和表演方式，使我觉得既朴实又感人，这一切生动活泼而潜移默化的教育，也使我思想的深处在不断地变化着。

与此同时，还有两件实事也在我们身边发生了。1950年春天，学校里分了一块菜地给我们社会系一年级的新生，让我们五个人一块在那片不算很大的地里种菜、种瓜，我们每周要到菜地里浇水、除草、施肥，劳动一两次。燕京大学其他的院系和邻近的清华大学也都这样地发动和组织同学自己学种一部分蔬菜。这件事虽小，但对我们这些从未接触过土地的年轻人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也知道撒下种子，让它发芽、长出来并不难，但要让它长得"茁壮""像样"倒并不容易。不仅要有一点种植的知识，更要我们精心地呵护它。我们要时刻惦记着它是"渴"啦，还是"涝"啦；是否会被风刮倒，或是否被虫子咬了？终于菜是长起来了，但都不那么"光彩夺目"。这让我们知道干什么事，包括农民、工人所干的"力气活"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另一件实事是让我们到校园附近的农民居住区，给失学的农家孩子上课。这是我生平及时次给别人上课。这些孩子家境贫困、衣衫褴褛、浑身脏兮兮的，还有些难闻的气味。他们人数不多，程度不齐，挤在一间破旧的土屋里，充满好奇地、挤眉弄眼地等待着我们给他们上课。让我教的是小学三年级和五年级的班，他们分开坐在两侧，我只能给一侧的孩子讲算术，让另一侧的孩子做作业；隔一会儿再交换地讲课和布置作业，搞得我手忙脚乱。这虽然纯粹是尽义务，但我的确从心底里挺乐意为此而忙碌。因为这让我有机会接触社会，认识到一墙之隔的差异竟然这么大，老百姓要解决的困难实在太多了。

大学有大师

清华的老校长梅贻琦(注19)先生有一句论大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进清华的时候，无论是理、工、文、法、农学院，都是大师云集，举国闻名者何止数十上百人。我们的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陈岱孙老师就是一个经济学方面的泰斗。经济系的主要课程之一是"财政学"，这就是当时由陈岱孙(注20)教授开的课。这门课主要是为三年级同学开设的主课。我们这些长期向往名教授，又是刚转学到清华的同学，总惦记着去旁听他的课，尽早亲自体会他讲课的风采和魅力。当时，"财政学"对我来说还十分陌生，并认为是一门非常深奥、难懂的课程。到校不久，我们终于挤出了时间踏进了陈先生讲授财政学的大教室里，全神贯注地先听为快，并努力记好笔记。陈老师讲课十分严肃，他有理有据，侃侃道来，既旁征博引，又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内容精炼而丰富，逻辑性强，很有理论深度。可惜我当时的经济学水平还缺乏根基，有些道理在课堂上一时消化不了。下课后，我再次细读所记的笔记，我这才发现陈先生所讲的课，都是一篇篇没有任何多余词句、内容精彩、富有条理性的文章。如果用心去理解和运用这些内容，对经济学是可以较快升堂入室的，有些难点也可以迎刃而解。遗憾的是，由于我当时的社会工作占去了较多的时间，最终不得不放弃这门重要的旁听课，而集中精力去学习好规定的二年级的必修课。但陈岱孙大师的高大形象在我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陈岱孙二三事

说起陈岱孙老先生，这里还有两件事我必须提一下。一件事是陈老师不但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关心弱小、仗义执言的长者。记得1980年清华校庆时，经济系的校友们在清华园聚会，陈老师也去了。当他问起我现在的工作情况时，我如实汇报，说我从干校回京后，已不在冶金部机关工作，而分配到一个有几十名家属的"五七工厂"去了。陈老师一听就直言不讳地说"冶金部还没有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怎么把清华培养的人才送到一个家属工厂去了"。后来有别的同志把这个话传给了冶金部唐部长。唐部长很看重陈老师的意见，立即批示人事司、办公厅把我从家属工厂调到冶金经济研究所去工作，以落实"学以致用"的政策。还有一件事是陈老师到晚年仍然孜孜不倦，为国操劳，体现出一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精神。陈岱老生于1900年，逝于1997年，可谓是世纪老人。他青年时代留学美(哈佛)、欧，回国后即任清华教授。他不但培育了十几代经济学人，而且在新中国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做出过很多学术上、政策上的贡献。在他晚年时，党和国家提出了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陈老师为此奔走呼号。他在亲自主编了《中国经济百科全书》之后不久，立即着手组织力量，由他亲自主编《市场经济百科全书》。这时他已年近九十，但他仍是老当益壮、志在千里。他说，我是及时批到国外学市场经济的，现在祖国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我对编撰好这部《市场经济百科全书》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他的豪言壮语感动了全体编撰人员。他不但坐而言，而且起而行，亲自出面筹备编写和出版工作。在他的鼓舞下，我们单位和我也有幸参加了由他领导下的编撰和筹集出版资金的工作。我和我的同事们如孙立、侯书森等同志，为陈老师主编的这本书写了关于有关"工业"和"生产率"等方面的几十个条目。陈先生在生前还对这本书的主要部分多次批阅，提出修改意见，极为认真。只可惜陈老师没有来得及看到这本《市场经济百科全书》(1998年10月第1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上下两册)的正式出版，就与世长辞了。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我们这些晚辈学习的楷模和追思的德高望重的大师。

"统计学"和其他主课

当年给我们上"统计学"的老师是戴世光(注21)教授。上课的及时天，他就给我们留下清晰的印象。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口齿是那样地清楚，重点是那样地突出，逻辑是那样地严谨，他的讲课像磁石一般一下子吸引住课堂里每一个同学。他的课程总是安排得有条不紊，深入浅出地讲述着。他从最基本的统计表如何划，如何达到简明，有逻辑地列表，一直到各种不同统计对象的统计原理，分析方法，如何从繁杂的现象中去芜存精，表述清楚，都讲解得入木三分。我在戴先生统计学课程的班上，整整学了两个学期。他的教而不倦激起了我的学而不厌。一年中在上课时，总能让我在课堂里目不转睛地盯在黑板上，务求听个明白，记住要点，甚至还要举一反三，由浅入深地去理解。他讲的每一章节都是那么简明扼要、清晰有序、认真严谨。这一年的统计学学习是我以后参加工作后一辈子都受用无穷的。

对少数教授讲课"技巧"较差或条理不那么清晰的课程，我就感到有些费劲了。我记得当时学"货币与银行"这门课时，不知为什么总是不开窍，一处"卡"住，就环环不通，一时很难搞明白。直到放暑假时，我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短期放款处实习时，才慢慢有所领悟。经过实习和请教行家，再重新学一下课本，才算明白一些。实践证明，我对一些理论性较强、抽象一些的知识，一直不善于消化、吸收，或者说吸收得比较慢。"货币与银行"是我当时学得比较糟的一门课程。

我是到清华后才开始学习俄文的。对于我们文法学院的学生来说，学俄文似乎是形势的需要，而不是学习的需要。因为我们的课本包括参考书都没有俄文本，只有中文本和英文本。在当时的气氛下，老师们也不会再开英文参考书让我们阅读，而多数同学也不具备专业英语水平，阅读起来也不容易。在那个年代，法学院的学生只有中文参考资料和中文课本。学生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学俄文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当时课时很少，老师也少，但是学生很多，一般在大教室，甚至在大礼堂里上课。我记得光是俄文字母就学了很长时间，一年下来，收获有限。同学们似乎是在"随大流"，既不会不及格，但也没有学会去看书。学一种新的文字、语言是比较艰辛的，要坚持、积累，才会有成效，学了不用也会很快忘却。果不其然，我这一辈子，除了在清华上了一年"大锅饭"式的俄语课外，此后，在工作、学习中再也没有机会接触俄语。时至今日，连俄文的字母也记不全了。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法学院多数学生外语水平的状况。

马约翰教授的体育课

在清华给我留下记忆的另一门课程，居然还是体育课。可能我属于对形象思维较为容易吸收而又感兴趣的那一类型的学生吧。尽管我在体育方面没有什么专长，运动时甚至是笨手笨脚的，但只要多留心、多练习，也能学会。体育课当时在学校里是作为一门不可缺席、不可不及格的课程。我想这是因为青年学生正是长身体的时期，需要学会锻炼身体的技巧，以便人人坚持锻炼、强身。不能光埋头读书，毕业后因为身体差而成为"废物"。因此，学校对体育的设施、体育的师资都是相当重视的。那年，我的体育老师是全国颇有名望、白发苍苍的马约翰教授。(注22)上课他只讲英文，因为他的中国话是福建方言，我们听不懂。他上课时有一位助教，为大家做翻译，并做一些示范动作，或帮助同学掌握各项运动的要领之类的工作。马约翰老师虽然那时快满70周岁了，但体格仍然健壮，冬天还能穿着白短裤、白衬衫在户外活动，还经常打打网球。他告诉我们，因为他经常运动，所以身体好。他每周要给我们(女生班)上两节课，每天还要指导和督促我们进行"劳卫制"达标锻炼。工作非常认真、热情！

我们体育课的内容是十分丰富而又比较独特的。每节课的内容是马老师自己编排，自编自教，而且每节课的内容几乎都不相同。例如：为了锻炼反应能力，他事先会在墙上画许多白色的圆圈，直径不到半米，每个圈内写着不同数字，而且不按顺序排列着。上课时，让你站在离圆圈若干米的地方，持着一个篮球，快速顺时针自转。待你转得头昏眼花时，他发出命令，不许稍有定神的时间，叫你把球投向几号圈。这样连续做10次，记录你投中次数，加以计分。一直练到你"及格"，再让你去打篮球。同样，在打排球之前要先练发球。在对方排球场地上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