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 除了爱伦 坡以外，美国文学史上再无人能如F.斯科特 菲茨杰拉德这般，为他著书立传皆属多余。不用说，菲茨杰拉德创作了我们文学史上一部优美细腻的短篇小说，而且撰写出一部更具幻想力和强烈情感力量的长篇小说。他写下了十几部小说，无论以什么标准评判这些作品，将它们冠以“巧妙精湛”之称，都是当之无愧的。忘掉他的创作遗产吧，大多数人仍然倾向于将他和那些关于他混乱坎坷之人生的传奇故事联系在一起，同时把他简单地归到一类人或者另一类人中。他的声望被如此低估，以至于他被称为“爵士时代的记录者”“不自觉的艺术家”，或者—流传最为广泛的刻板印象—“枯竭作家”，即作家的悲剧经历对于后世普通人具有警醒作用。对于布道者来说，他的传奇故事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秘的，都传递出让人无法抗拒的诱惑。坐在出租车顶上是不对的，在广场酒店的喷泉里自娱自乐也是不对的，酗酒和滥用“美妙的、绝佳的、被荒废的天赋”更是不对的。正确的做法恰恰相反。

l 当然，警世含义常常是晦涩不明的。菲茨杰拉德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却又让人捉摸不定，他迎娶了美丽动人、任性妄为且反复无常的泽尔达，无论这场婚姻意味着美好未来还是糟糕前途，终究还是这对苦命鸳鸯的故事调动着人们的注意力，而非那些说教。他们俩被视作另类(比起泽尔达，也许菲茨杰拉德更另类)，他们选择饮鸩止渴的生活，这其中之悲哀显而易见。但不知怎的，他们的故事被一遍遍复述，菲茨杰拉德夫妇逐渐成为广泛性奢华魅力的代表，然而，很可悲，这层光环逐渐褪去。

l 当芝加哥北部森林湖的吉妮芙拉 金—他那个时代最富有、最美丽的上流社会女孩—为了嫁给同阶层的青年而蔑视他时，菲茨杰拉德遭受极大打击。他被拒绝、被击垮了，这段经历为他的虚构创作提供了许多基本素材。他的故事和小说中基于吉妮芙拉所创作的人物形象比基于泽尔达的还多，泽尔达在他失意的时候遇到了他。菲茨杰拉德通过变化剧情境况，在两性战争这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上变换花样无数。

l 孩童时代，斯科特 菲茨杰拉德(本书中将称他为菲茨杰拉德)曾试图让自己相信他并非父母的亲生儿子，而是“一位统治全世界之王的儿子”。因为父母拒绝召唤，不愿现身世上，他也就拒绝履行他们为他规划的未来。父亲认为这个独子应该进入商界，母亲则认为他要去部队，没人想过写作这项职业。菲茨杰拉德痛恨他们是没有信仰的人，就如同痛恨他们的财务控制。很多孩子都体会过这种怨恨之情。他对他们怀有不同寻常的愤怒。对于公众，他在虚构作品中宣称自己的独立性；在采访中化身为年青一代的代言人，攻击老一代人的无能和无知。他私下里毫不客气地指出爱德华和莫莉的不足。

“我怎么能不疯呢？”他写信给编辑马克斯韦尔 珀金斯：“我父亲是个白痴，我母亲精神错乱，病态地紧张焦虑，常常处于半疯癫状态。他们没有—从没有过卡尔文 库里奇的脑子。”

l 我一半是黑色爱尔兰人，一半是传统的美国人，我的家族来源被夸大。黑色爱尔兰家族很富有，但看不上来自马里兰的家族；然而，来自马里兰的家族真正拥有可怜的破碎的旧词语“教养”(现在说法是“压抑”)所包含的含蓄和责任之意。我生于充满吹牛、讽刺以及反讽的语言环境中，我发展出双重的自卑情绪。即使明天我从伊顿毕业，被选为苏格兰的国王，保卫抹大拉，还和金雀花王朝有着深入的联系，我骨子里仍是个暴发户。年少时，我不是在厨房女工面前爬玩，就是在侮辱老人。

l 在圣保罗，大家都认为菲茨杰拉德夫人是热爱文学的人，因为大家经常看到她从图书馆抱着满满一怀的书回家。其实，她只是折中地阅读一些当时流行的图书，尤其是爱丽丝和菲比 卡里的—正如斯科特在《一位作家的母亲》中写的—那些鼓舞人心的诗歌。她让儿子看很多宗教书籍。当他开始出版自己写的书作，她却并不太理解他的作品。菲茨杰拉德则公然无情地嘲笑她的品位。“这是部伟大的著作，母亲，”他在给她的那本《了不起的盖茨比》上潦草写道，“请写信告诉我您是否喜欢。”他对《斯克里布纳杂志》的编辑阿尔弗雷德 达希尔保障说，《夜色温柔》“必定很有价值”，因为母亲“对它并不感兴趣”。斯科特在《爵士时代的故事》中的题献是“颇不合适地赠予我母亲”—有两点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合适：及时，她自己本身基本不属于爵士时代；第二，她只能理解一点或者根本无法理解这本短篇小说集中的故事，其中收录有《骆驼的脊背》《五一节》和《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我真希望，”他告诉他的传记作者安德鲁 特恩布尔的母亲玛格丽特 特恩布尔，“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就有这种优势，也就是说，父母和朋友都比我懂得多。”

l 在他的小说中，越来越倾向于将父亲的角色描绘成模糊的轮廓。他经常用出乎意料的手法处理主人公的父亲这一角色。“我父亲常常对于某些事情非常敏感，”他在日记里写道，“在我的书中，大多数主要角色的父亲在故事开始之前，就已经过世了，他对此总是心怀怨愤。为了让他开心，有一次我在一本书的结尾，安排一位父亲出现又消失，可并没有达到讨好他的效果。”这个角色一定是亨利 盖茨，他在《了不起的盖茨比》接近尾声的时候闪现。但很显然，盖茨先生非常无知，而且社会地位低下，根本不是以爱德华 菲茨杰拉德为原型塑造的。不但如此，他的价值观也是赤裸裸的物质至上主义。那部小说中，尼克 凯洛威的父亲扮演着类似道德试金石的角色。在《夜色温柔》中，正因为是牧师，而且跟老弗吉尼亚有着深厚的关联，迪克 戴弗的父亲才代表着荣誉、勇气和教养。斯科特在戴弗牧师的身上，将父亲的品质做了理想化处理，在那部小说中，两者达到了最接近的程度。和迪克 戴弗一样，菲茨杰拉德坐船穿越大西洋，参加父亲的葬礼。又如同戴弗一样，父亲的去世使他感觉到伴随着荣誉感和责任心，一个时代消逝了，一代人消逝了。“永别了，我的父亲—永别了，我所有的先父。”迪克说出了他俩的心声。

l 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父亲角色都是虚无朦胧的，而母亲的角色更像是幽灵。他只有一次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主人公的母亲。比阿特丽斯 布莱恩，《人间天堂》里埃默里的妈妈，这个形象几乎符合菲茨杰拉德所希冀的母亲形象。比阿特丽斯 布莱恩和莫莉 菲茨杰拉德截然相反。比阿特丽斯受过“优良的教育”，因此充满智慧和魅力。她的美丽因为“精致的容貌”而更加凸显；“着装简约，体现完满的艺术风格”，使她趋于。她并非菲茨杰拉德母亲那样的普通富家女，更是“财富惊人的美国女孩”，甚至主教和女王都久闻她的大名。当埃默里一无是处的父亲去世之后，比阿特丽斯和她的独生子结伴吃喝玩乐，一起遍游欧洲，旅行途中，她快乐畅饮，饮酒过度。埃默里继承了这一缺点，犹如他从比阿特丽斯那里继承了魅力和势利。因为有一次她“突然自豪起来”，而且担心自己无法达到她建立起的标准。

l 莫莉 麦奎伦对她的独生子不但保护过度而且溺爱至极。虽然自己邋遢土气，但她总是确保菲茨杰拉德穿着好的衣服。在他2岁的时候，她给他穿上灯笼裤，一头小鬈发。之后又给他佩戴丝绸领结，搭配伊顿校服领子以及德 皮娜高端定制的西装。她喜欢给他穿上这般精美的衣服出去炫耀，带他步行至圣保罗的修道院去给修女们背诵圣诗，或者让他在家为客人们演唱流行歌曲。“我以前常常为别人唱歌—天哪！”菲茨杰拉德在日记里写道，厌恶之情深重，以至写这句话时，笔尖的力度穿透了纸背。母亲想训练她那拥有蓝眼睛的英俊儿子行为举止合乎规范，但她无法达到此目的。“无论我做出什么捣蛋事儿，”菲茨杰拉德告诉希拉 格雷厄姆，“我也只是个调皮的苏格兰小棕仙。”

l 虽然菲茨杰拉德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生活的时间并不长，而且他在任何地方都算不上有个家，但这个地方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爱德华 菲茨杰拉德年少时，圣保罗市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据大多数人的描述，保守、传统是这座城市当时的特点，某种程度上甚至因其狭隘的地方主义而自以为是。“圣保罗在人们眼前展示出这样一幅景象，”作家托马斯 博伊德曾于1922年评论道：“一座庞大的城池坚韧牢固地依附着东部，却也清醒地意识到有堕入西部的危险。”作家格蕾丝 弗兰德利在1925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用“得意自满”这个词来总结这个城市，作为这里土生土长的女儿，她认为这个词没什么不妥。“我们需要的就是骄傲自满。”她坚称要密切关注河对岸的姐妹城市明尼阿波利斯。“美国人民和美国城市一直以来遭受伪装的自卑情结的折磨”，而这种伪装的自卑情结被当作自我宣传的表现。如果圣保罗城市规模稍有扩大，市民则有可能住进明尼阿波利斯。

l 菲茨杰拉德一家的社会名望较低，这从他们家买房置业的习性中可见一斑。《了不起的盖茨比》里，有一段尼克 凯洛威怀旧的情节，该情节唤起了他个人对于圣保罗市的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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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这就是我的中西部—没有小麦，没有大草原，也不是让人迷失的瑞典小镇；我青春的火车驶回，让人兴奋，是街灯，是严寒黑夜中的雪橇铃声，是窗户里的灯光投射到雪地上的冬青花环的阴影。我就是其中一分子，那些漫长的寒冬让我感到沉重，在凯洛威家长大让我感到有些得意，凯洛威家所居住的城市里，几十年来，人们以姓氏互相打招呼。

l 菲茨杰拉德也坐火车回来过圣诞节，参加聚会，滑雪橇和跳舞，可他的圣保罗市和尼克的不同。他身处圣保罗，却并无满足之情。他没有固定的住处，却在数个地址暂住过。1909—1919 年的市内联络表里列载出商爱德华 菲茨杰拉德的5个住址，而在这期间，他们家至少还有其他两处住所为人所知。凉爽的秋季似乎是他们一家迁徙的诱因。1909年9月，菲茨杰拉德一家从劳雷尔大街上莫莉 麦奎伦外祖母家搬出，住进荷利大街514号的复式公寓里。第二年9月，他们收拾打包搬进街对面荷利大街509号的联排住宅。1911年9月，他们租住荷利大街499号的房子，这是他们3年内在同一条街上租住的第三处住宅，三处住宅都位于同一个街区。

l 我和母亲同住在一栋公寓里，她老态龙钟、头发花白、行动笨拙，正在服丧，我住在楼上的房间。一群年轻人聚在楼里另外一层的房间，他们英俊潇洒、家境富裕，我小时候似乎跟他们交情浅薄，我现在想深入了解他们，可他们却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我和其中一位和善的、并不势利的年轻人聊天，但显然他并不愿意和我做朋友—无论是因为他觉得我穷、贱、野蛮或是名声不好，我不知道原因，或者说，我根本不想知道原因—我能感受到的是礼貌的冷漠，我甚至可以理解这种情绪。这时，我发现楼下在跳舞，却没有邀请我。我觉得他们如果知道我曾经多么重要，就应该请我去。

l 我和母亲一直争吵—或许她试图通过煽情手段做我的好母亲(她在我房间挂上字条，上面写着“世人对汝母下评判之最重要依据即汝本身”)，或者说我只是因为被楼下那帮人忽视而生气，我又把怨气撒在她身上。

l 玛格丽特 艾格洛夫总结说，这“是一场重要的梦境”。梦中的菲茨杰拉德回忆起母亲种种不恰当的行为给他带来的羞辱，比如对他高声喊叫、跟他跟得太紧以及苛求受到好的待遇—然而并未得到。母亲试图多愁善感地提醒他回忆起童年的欢乐时光，但这并未缓解他的羞辱感，至少在梦中没有。他试图逃离束缚，拒绝母亲，就像那位贵族青年拒绝他一样。然而，无论菲茨杰拉德对她说出多么难听的话(菲茨杰拉德的另一个梦境结尾：“撞见母亲，她不断对我唠叨，我刻薄回应。”)，她对他都不放手。如果莫莉 麦奎伦聪明灵巧、知书达理、风情万种的话，她的儿子也许就是另一番感受了。如果是这样，也许那些年轻人可能就会欢迎他加入舞会了。

l 他在好莱坞的3年半中，这种态度发生了转变。最初他对于在好莱坞经营工作室的人报以蔑视态度。他1920年2月给詹姆斯 布兰奇 卡贝尔写信，“我脑子里已经想好了一个关于坏血病的情节，非常适合他病态的口味和患了麻风病的大脑。”1927年、1931年以及1937—1940年，他曾经多次再访好莱坞，菲茨杰拉德才了解到，要制作出成功的电影需要相当的能力。特别是他越来越崇拜艾尔文 萨尔伯格，他也许是好莱坞最伟大的制作人了。正是萨尔伯格激起了他的灵感，创造出充满魅力的的大亨形象，门罗 施塔尔是他塑造的最令人喜爱的犹太人物形象。

l 忧伤的是，对于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菲茨杰拉德鲜有错觉。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很显然，要强行在心理学上进行严格分类是非常复杂的。他在行为上和心理学家艾沃达 K.奥菲特所描述的“戏剧化人格”非常吻合。奥菲特指出，戏剧事件是这些人生活的精髓。他们贪求别人的关注，像演员一样表演以求得关注。他们“最基本的技巧”就是引诱，但是有些人能够抵制住诱惑，戏剧化的人则“采用技巧要求更低、更直接的伎俩获取他们关注”，比如说哀叹残酷的命运。戏剧化的人所扮演的角色常常是塞缪尔 约翰逊的词典里所定义的“寻求悲伤”，他确认没有任何人经历过这样的不幸，而且认定其他人应该可以认识到这一点。无论多少同情、关注或者爱护都不足以满足这样一个人。

l 菲茨杰拉德具有戏剧性人格，他的目标就是吸引别人崇拜他。在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里，成功的衡量标准都是受欢迎程度和赞许，而非成绩。虽然他不喜欢甚至鄙视精英社会阶层，但他仍然想得到这个阶层的接受，这个阶层一直对他紧闭大门。年轻时，他梦想着作为伟大的运动员和战争英雄进入这个阶层，但是身体水平和状态限制了他。这扇大门为作为作家的他打开了一点点缝隙，但当他的名声减弱时，这扇门又立刻关上了。他基本上扮演着一个演员，一个永远魅力四射的演员，他才能控制想要得到的认同和崇拜。几乎认识他的所有人都被他明显的—明显且痛苦的—为取悦他人的愿望所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