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要登上顶峰的时候，却跌到了谷底。那时我19岁，还是一个来自战乱频仍的国家的无名小子，一夕之间跃上职业网球舞台。我那时九连胜，即将在2006年克罗地亚公开赛(CroatiaOpen)的冠军战取得经验丰富。全场观众都挺我，我的团队也在为我加油。

然而，他们的声音我都听不到。我只听到自己脑海里嗡嗡作响，只能感觉到疼痛。好像有东西捏住了我的鼻子、钳住了我的胸口，双腿被灌了水泥。

我看着球网那端的对手瓦林卡(StanislasWawrinka)，看着坐在看台上的母亲。然后突然之间，重力把我吸倒在球场的红土上，我仰望着克罗地亚开阔的天空，胸口上下起伏。魔咒——毫无预警地削弱我精力的神秘力量，再一次逼近。

不论我再怎么用力，都呼吸不到空气。

我父亲斯尔詹(SrdjanDjokovic)冲上球场，和医生一起搭着我的肩膀把我撑起来，拉我到场边的椅子上坐下。我抬头看着母亲，她在看台上哭泣，我心知肚明，这次比赛到此结束了，也许我一生的梦想也跟着结束了。

大多数人在6岁的时候，都还没决定自己人生的目标，不过我已经决定了。早在13年前，在塞尔维亚(Serbia)乡间的偏远山城科帕奥尼克(Kopaonik)，坐在我父母比萨店的小小客厅里，看着桑普拉斯(PeteSampras)拿下温布尔登(Wimbledon)冠军，我就知道：有24小时冠军会是我。

我从来没打过网球，我认识的人也不打网球，网球在塞尔维亚是冷门运动，冷门程度大概和击剑差不多。在我家居住的荒凉的度假小镇，伦敦可谓遥不可及。然而就在那一刻，我知道自己最想要什么：我想把温布尔登的冠军杯高举过头、听着满场球迷欢呼，并且要成为世界及时。

父母亲在我4岁的时候，买了一支彩虹色的球拍和几颗威浮球(Wiffle)，我可以自己玩上好几个小时，把球击向餐厅的墙壁。不过自从看见桑普拉斯封王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自己要什么了。接下来的13年，我人生中的每24小时都用来达成目标。为我做出无数牺牲的家人，从一开始就挺我到底的朋友，我的防护员、教练和球迷——大家都同心协力，让我尽可能朝毕生的梦想接近。

但是我身体有些问题，不健康、不强壮。有人称之为过敏，有人称之为气喘，有人就说是体能不佳。但无论那问题叫作什么，都没有人知道该如何解决。

这不是我及时次在大赛上昏倒。1年前，我的世界排名只有153位，在法国网球公开赛(FrenchOpen)首度出赛就拿下及时盘，让对手八号种子科里亚(GuillermoCoria)吓出一身冷汗。但到了第三盘，我的腿僵硬得像石头无法动弹，我也无法呼吸，最终只好弃赛。科里亚在赛后说：“显然他已经疲劳了好一段时间，人的身体状况很好的时候，应该能够在炎热天气下打长时间的比赛。”

3个月后，我首度参加美国网球公开赛(USOpen)，首轮对上孟菲尔斯(GaelMonfils)，结果直接晕倒在球场上。在近摄氏30度的高温潮湿天气中，我像一条搁浅的鲸鱼，腹部朝上躺在地上，拼命喘着气，等防护员来。在4次尴尬的暂停过后，我勉强赢了比赛，但下场时还是被观众嘘，而我体能不佳也成了赛后的焦点话题，孟菲尔斯建议：“也许他该做些改变。”

我做了种种努力。在当今职业网坛，不论球技水平、体能训练或是心态，一丝丝的改变足以造成很大差异。我勤练举重，每天早上和下午练球，每天骑自行车或是连续跑步好几小时，我的体能没道理不好。我换了防护员，找寻新的训练方案；我也换了教练，希望球技上的进步能帮我摆脱魔咒；我动了鼻腔手术，希望可以让呼吸更顺畅。每一个改变都有一点点帮助，一季一季慢慢改善，我更强壮了一点，体能也更好了些。2007年，我成为费德勒(RogerFederer)和纳达尔(RafaelNadal)登上球王宝座之后，第二位都击败过他们的球员。

然而，每当我朝着梦想迈出一大步，就会觉得好像有根绳子缠住了我的身体，把我往回拉。职业网球是连续11个月的漫长赛季，保持平稳表现的关键是，能够在比赛与比赛之间的间歇期迅速恢复。我在样赢得一次赛会之后，却在接下来的赛会意外崩盘；在赢得一场史诗般的漫长比赛之后，却在下一轮中途退场。

或许我的问题不是在生理，而是在心理：我做了冥想、瑜伽，努力让内心保持平静。我像是上瘾一样训练：每天14个小时，一心一意只想着提升心理和身体能力。而在这个过程中，我成为世界排名前十名的选手。

但我有一个梦想，不只是要成为顶尖的球员之一。世界上最顶尖的有两位——费德勒和纳达尔，对他们来说，我不过是个偶尔冒出来的程咬金，在战况艰难时随时可能退赛。他们是最上层的精英，我则卡在低他们一层的地方。

我在2008年1月赢得了我的及时个大满贯赛冠军——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AustralianOpen)，这对我是一大突破。但1年后对阵罗迪克(AndyRoddick)，我再次被迫退赛。在争取卫冕冠军的路上，竟然半途而废！我到底是怎么回事？罗迪克拿我经常病倒来开玩笑：“抽筋、禽流感、炭疽病、SARS、一般的伤风感冒。”即使是费德勒这个话不多、这么有风度的人，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批评我：“他这伤病缠身，我认为他是个笑话。”

我甚至在2009年年底，把训练营搬到阿布扎比(AbuDhabi)，希望借着波斯湾的酷热，让自己更好地备战在墨尔本(Melbourne)举办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也许让自己适应了这种气候，最终我可以克服我的伤病。

一开始，看起来我好像终于把一切问题搞定了。2010年1月27日，我打进澳网的1/4决赛，一路上轻松过关。1/4决赛的对手是特松加(Jo-WilfriedTsonga)，他世界排名第十，我排名第三。两年之前，21岁的我在迈向及时个大满贯赛冠军的路上，就是在这同一个球场打败了他。这24小时，我只需要有和当时一样好的表现。不，要更好。

特松加身上有90千克的纯肌肉，是网坛体型较高大、最强壮的球员之一，发球球速高达时速140英里(225千米)。当他把体重加到回球的力道上，球质非常“重”，球速快，还会上旋，感觉好像可以把球拍直接从你手上敲掉。但同时他的动作又非常敏捷，可以满场飞。那24小时，他穿着荧光黄的T恤，看上去就像太阳一样大、一样无情。经过折磨人的抢七拉锯，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让现场球迷的心一直悬着，他以7比6拿下及时盘。

不过到了第二盘，我那上瘾般的疯狂训练终于开始发功，我以7比6拿下这盘，然后控制住他，让他在底线两端疲于奔命。单打比赛球场宽度是27英尺(8。23米)，我可以跟任何人一样，守好这个距离。

我轻松拿下第三盘，6比1，我吃定他了。

结果，又来了。特松加在第四盘先以1比0经验丰富，那股无形的力量又一次袭来，使我无法呼吸。他接着又拿下一局，我感觉有东西跑到喉咙，于是向主审裁判请求一个上厕暂停(toiletbreak)。我不想让对手看到我快要吐的样子。

我冲进更衣室的厕所，马上跪了下来。我抱住马桶的一侧，胃在痉挛，觉得好像把所有力量都给吐了出来。

等我走回到场上，已经是不同的一个人了。

特松加很清楚我的身体出了状况，不断用强势发球主导局面，把我在场上调过来、调过去，就像是他的玩具。我感觉到，球迷开始转而支持他，他的发球也似乎比之前更快、更重——也许是我速度变慢、力气变弱了，感觉就像是在跟一个巨人对战。他不止一次瞄准我的左脚，我的脚像被钉在硬地球场的蓝色地板上，一动也不能动。他以6比3抢下第四盘。

第五盘才一开始，球场中所有人显然都已经知道比赛结果会是如何。特松加3比1经验丰富，我的发球局，0比40。我打出职业生涯的低点，这是个破发点，在很多方面来说都是。

我必须打出一记的发球，让他失去平衡，拿回局面的主控权。我如果要有一丝反击的机会，就必须发出我这辈子几十万次发球之中好的一次。拍、拍，把球抛向空中。我努力让肢体伸展到，但整个胸部感到压迫。我感觉我挥的是雷神索尔的锤子，不是网球拍。

我的身体垮了。

一发失误。

我的心理垮了。拍、拍，发球……

双发失误。

这局，特松加赢。

老天保佑，球赛干净利落地结束了，就像行刑。在中场握手致意后，他绕着球场手舞足蹈，要观众一起欢呼，全身充满电和能量。我，油尽灯枯。17年来每天不间断地练习，但我并不觉得自己的身心强度足以和最顶尖的球员同场竞技。

我有球技、有天分，也有斗志。我拥有资源去尝试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心理和身体训练，接触到全球好的医师。真正阻挠我的，是我没有料想过的事情，我的训练都是对的。

但，饮食出了差错。

温布尔登球场的草

我的职业生涯低点，就在2010年1月27日那个双发失误的时候。

不过到了2011年7月——短短18个月后，我已经改变。我瘦了5千克，比以前强壮，是从小到大最健康的时候，而且我达到了两个人生目标：赢得温布尔登、登上世界网坛排名及时。当我眼看着纳达尔一记反手拍回球出界，把温布尔登冠军奖杯拱手让我时，我又像是当年那个6岁的小男孩，那个一无所有、天真地想抓住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的小男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