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正在进行几项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一项研究中，我需要分析一些健康人的脑部扫描图作为实验中的对照组使用。我向实验团队建议，我们应该比对健康组整个家庭的扫描图，以此扩大研究的视角和纬度。所以我给我的母亲、阿姨、三个叔叔，以及黛安、我和我们的三个孩子做了脑部扫描。幸运的是，我们全家每个人都很正常。至少从阿尔茨海默病的角度来说是这样的。

接着就发生了本书开头提到的那一幕。翻阅我家人的脑部扫描图时，我看到了一张像是心理变态杀手的脑部扫描图。而那张图片恰恰属于我。我的额眶部皮质、腹正中前额叶皮质、颞叶皮层和边缘皮质都出现了功能缺陷。

我先是大吃一惊：“这一定是在开玩笑！”然后笑了。我对自己说：“这真是个笑话。”如果你多年来一直被邀请做有关凶杀犯大脑的研究，接着从中总结出一种适用于凶杀犯的通用大脑模式，发现自己也拥有同样的模式，那可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如果曾有那么一秒钟，我怀疑过自己会不会也是一个心理变态者，也许我可以表现得再冷静些。可是我真是冷静不下来。

除了源于我对大脑和行为的了解，我拒绝接受这个事实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当时心理变态并不是我们实验室研究的重点，所以那时我对心理变态者还知之甚少。在我的想象中，心理变态者大都是暴徒，他们缺乏同理心还精通操纵的手段。不管别人喜欢我还是讨厌我，至少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罪犯。我的大脑可能看起来很像是我正在研究的那些凶杀犯，但我从没有杀害或者残忍地袭击过任何一个人。我也没有沉迷在暴力犯罪和伤害别人的遐想之中。我是个成功的、婚姻幸福的男人，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是个完全的普通人。

我大部分同事都不会看到这张扫描图，但我还是在几个关于心理变态的讨论会上提到了它。大家都说：“那张图看起来确实有点不一样，可是它说明了什么？”他们无法得出结论。因为我显然不是那种我正在研究的变态凶杀犯，所以也没人对这个扫描图表现得大惊小怪。

我也对家人提到了这件事，但他们不是科学家。他们只是说：“哦，真有趣。”黛安对我说：“我很小就和你在一起了，你从来没有攻击过我。这个扫描图确实很有意思，但是事实证明一切。你确实有过不良行为，但是你才不是一个心理变态。”

我相信她的话。

虽然我从没担心过自己可能是个心理变态，但是发现自己的大脑扫描图地吻合了心理变态模式这件事之后，我还是把工作暂停了下来。我曾经坚信自己找到了帮助破解心理变态的钥匙。但我的脑部扫描图和我的行为之间的“失联”也许暗示着我的关于心理变态大脑的理论可能是错误的，至少说，是不完整的。

2005年12月的某个周日，也就是我发现自己不正常的脑部扫描图后的2个月，我和妻子黛安邀请了我们的直系亲属，在后院组织了一次烧烤。当我忙着翻烤肉和蔬菜的时候，我的母亲詹妮把我拉到了一边，“我听说你在全国巡回做关于凶杀犯大脑的讲座”，她压低了声音说道。她知道我在一些讲座中提到了自己的脑部扫描图看起来正像是一个凶手的事。“这有些东西你必须得看看”。

她的话立即吸引住了我的注意。

“你的堂弟大卫跟我提到了一本新出版的历史书，那本书是关于我们家族的。呃，应该说，是关于你父亲的家族的。”母亲所说的堂弟大卫.波尔(David Bohrer)是个好相处又聪明的机灵鬼，他是个报社编辑，还是个狂热的家族血统爱好者。我们俩这几年一直在讨论关于家族血统的事情，他之前也跟我提过这本书，但没有强调书里写了些什么。我几个月前买了这本书，但一直没有抽空读。

“我知道这本书，妈妈，但我一直没时间去读。”

“为什么不拿来读读？”

“好吧，我晚饭的时候看。”

我很清楚这番敷衍并不会让母亲消停多久。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有一次在波基普西街头看到了埃尔莎.爱因斯坦(Elsa Einstein)，之后竟然成功地穿越了埃尔莎这道铜墙铁壁，拿到了她丈夫艾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签名。六十年后的24小时，我和她在洛杉矶美术馆的人群中走散，十五分钟后我找到了她，她正在对摇滚电台主播瑞克.狄斯喋喋不休——她正试着告诉瑞克，她觉得当下流行的音乐太吵，歌词也不够高雅。我还亲眼目睹了好几次，她给我们的朋友乔治.卡琳上课，教育他不能再说脏话。按照詹妮的话来说，乔治风趣幽默、招人喜欢，不能讲那些低级粗俗的词。我母亲这个身材矮小的西西里人，直到八十九岁还是个伶牙俐齿的女王，所以她才不会如此轻易地被她儿子打发。但是，吃饭总是排在及时位的，出于对这条古已有之的自然规律的尊重，她没有再说什么。

晚餐结束后半小时，我偷偷溜回办公室小憩，给自己做了一杯意式特浓黑茴香酒放松一下。出于某种强迫的习惯，我一定要在里面放十三颗咖啡豆。当我嚼着豆子喝着咖啡酒的时候，目光刚好扫过了那本书。书名是《离奇谋杀：丽贝卡.康奈尔之死》，作者伊莱恩.福尔曼.克兰，书中详细叙述了1673年，七十三岁的丽贝卡.康奈尔被自己四十六岁的儿子托马斯谋杀的经过。那可谓美国殖民地时期弑母及时案。(丽贝卡.康奈尔是埃兹拉.康奈尔的祖先，后者创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康奈尔大学。所以康奈尔家族也是美国历史爱好者们热衷研究的对象。)

丽贝卡和托马斯以及其他家人住在罗德岛州纳拉甘萨特湾边，他们在那里拥有一片一百多英亩的地产。24小时晚上，丽贝卡被发现死在卧室的壁炉边，周身焦黑，难以辨认。一开始，这个案件被定性为一场“糟糕的意外”，但不久，一些灵异的事件开始造访丽贝卡的哥哥，暗示其中另有蹊跷。丽贝卡的儿子托马斯在经济上一直靠他母亲为生，但他们相处得并不好，托马斯有时还会虐待丽贝卡。人们把丽贝卡的尸体从坟墓中挖出，做了一个仔细的检查，在她的胃上发现了一个可能由刺伤导致的伤痕。虽然缺乏有力证据，托马斯还是被判有罪，施行绞刑。

我母亲倒对丽贝卡的故事不怎么感兴趣，想必她一定是拥有与大众趣味相反的品位。据大卫说，丽贝卡.康奈尔是我们父系血统中的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祖母。然而，康奈尔家族并不只有托马斯这一个凶杀犯。书中还指出，丽贝卡是丽奇.博登的直系祖先，而丽奇则在1892年被指用斧头砍死了自己的生父和继母。用堂弟大卫的话来说，这种凶案就是“博登家的人做出来的事”。除此之外，书中还提到，在1673年到1892年之间，我们父系有好几个人，要么是被指控，要么是被证实谋杀了自己的亲人。丽贝卡的后代阿尔文.康奈尔1843年用铁铲重击妻子汉娜之后，用剃刀割断了她的喉咙。康奈尔家族这种自相残杀的癖好，还真是种别致的社会公德心的表现。，事情出现了让人愉快的结果，也像是历史的必然，这条凶手链在十九世纪末终于趋于平淡、消声匿迹，使我和我的父亲都远离了家族中的那条血脉。

大卫和我的堂兄阿诺德.法隆带着极大的兴趣和专业精神研究了我们的族谱。凭借着对族谱孜孜不倦的执着劲，他们走访了散布在新英格兰、纽约、堪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的墓地，又发现了其他大有看头的花边新闻。2011年和2012年，他们发现了另两支祖父辈分的父系血脉，一支全是嫌疑犯和凶杀犯(共七人，其中两人为女性)，另一支祖父辈血脉中的男人们总是毫无理由地离开他们的妻子和情人们。这几条血脉和康奈尔血统中的男性，个个性格冷血，还有谋杀直系亲属的倾向，对外人倒是没有。

再往下追溯，我的亲祖父约翰.雷克兰国王(1167—1216年)，他曾签署过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反君主制文件《英国大宪章》，除此之外，他一直是英国史上最残忍和备受厌恶的君主。据说他做事毫无顾忌(一个密友这样对我说)，还刁钻狡猾，很有些“恶作剧式”的幽默感(我的叔叔鲍勃这样说)。他充满能量——如果不是个躁狂症患者的话，也算是个轻躁狂患者——还总是疑神疑鬼、善变、残忍而无情。一个和他生于同时代的人这样描述他：“约翰是个暴君，一个顽劣的统治者，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国王。他贪婪，对他的臣民锱铢必较，搜刮彻底。像他这种恐怖的人，就算下地狱都嫌不够。”但关于他也有些“好话”。在《约翰大帝：英国最邪恶的暴君？》一书中，历史学家拉尔夫.特纳(Ralph Turner)写道：“约翰有做大事的潜力。他聪明，有经营头脑，还很擅长军事。但是性格中的缺陷却使他止步难前。”

约翰的父亲亨利二世(1154—1189年)也同他一样躁狂。他们生气的时候有时会口吐白沫。亨利死在了自己的儿子手里。我的叔公亨利三世和爱德华一世也和亨利国王一样，有着好斗、冲动和卑鄙的名声。他们四个都对犹太人施暴。亨利三世下令让犹太人在公共场所佩戴代表耻辱的标志，爱德华一世则在处死了三百个犹太人之后，又下令把犹太人驱逐出境。爱德华身居高位、手握重权、野心勃勃，在1264年写成的《刘易斯长诗》中他被比作一只豹子(贬义的)。史学家迈克尔.普雷斯特维奇(Michael Prestwich)在书中记录道，圣保罗大教堂的主持牧师曾劝谏爱德华修改税收政策，结果就当场(以某种方式)死在了君王的脚边。这意味着他可能是被爱德华亲手杀死的，但这个说法只是个猜想。

我和黛安2004年造访了威尔士的一所“家族”城堡(卡菲利城堡)。这里埋葬着祖父辈的吉尔伯特.克莱尔(Gilbert de Clare)。他也在坎特伯雷大举屠杀过犹太人(1264年)。这一支血脉里还出过一个恶棍约翰.菲茨艾伦(John Fitzalan)。某场战役中他曾下令在布列塔尼建起一个女修道院，然后他的将士(抑或是他本人)强暴了里面所有的修女，还将邻近的社区洗劫一空。暴行结束后，他们乘船离开港口，忽然风暴四起，一些将士被吓坏了，于是约翰又下令处死了他们。这里只列举了几个小例子，但也足以说明我并非什么忠厚人的后代。

我知道母亲对自己家族的发展进步十分满意。我母亲詹妮，在西西里语里的全名是乔万妮娜.朱赛皮娜.塞拉维德利卡.希尔维亚.斯科玛。那些西西里岛人移民到美国之后，都忙着做些不清不楚的勾当，想要在这里闯一番天下。为了把我母亲和她其他兄弟姐妹们养大，祖父托马斯混了不少“体面”的行当：庭审口译员、理发师、球童、乐手。甚至当他把家从我母亲的出生地布鲁克林搬到了波基普西之后，他还每周回布鲁克林做“幸运数字”生意——那是种非法的生意。此外他还兜售走私商品，并且靠着这些钱开起了属于自己的餐厅。当时正是禁酒令的时代，我母亲和她的哥哥以及另三个姐妹便一同加入了他们父亲的创业计划，私卖起了违法自酿的啤酒。我的父亲和他的家人对自己家并不光彩的血脉毫不在意，却总是喜欢嘲笑我母亲的过去。所以当母亲詹妮对我挤出一丝揶揄的神色，跟我讲父亲家那些嗜血祖先的故事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发现自己的脑扫描图，读到这本书，继而又了解了整个家族的历史，这一切没有怎么使我烦恼。对我来说，这些发现都是可以对人炫耀的资本，这就好比，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家族里出过好多江洋大盗，远比发现自己的贵族血统要值得夸耀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