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理论论文:基础理论研究图书馆学论文

1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阶段划分

1.1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开拓

阶段1978—1987年，通过在很短时间内的思想调整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迈进了新的开拓时期，不仅理论基础多元化，而且研究方法、结构体系、研究内容等也都有所拓展。

（1）理论基础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图书馆学的不断发展，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研究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欧美西方各国图书馆学理论的大量引进借鉴（如系统交流论、波普尔世界三理论、社会认识论、知识基础论等），我国的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也形成了层次体系论、知识论、知识组织论、学科群体论、情报交流论、知识交流论等多种观点，由单一论转变为多元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研究范围被极大地拓宽。

（2）研究方法体系化。20世纪8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另一重大进展是初步构建了体系化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从传统转变为现代。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要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图书馆学进行研究，如数据统计、观察、历史、调查研究、定性分析等；80年代以后，图书馆学的研究引进和采用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并探索挖掘了专门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我国的研究方法论体系，如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相结合。

（3）结构体系逐渐完善。我国图书馆学不仅形成了非常完善的结构体系，而且具有清晰的知识层次，如知识元素、学科分支、门类结构等。其中，每个知识元素又涵盖了规律、概念、范畴、原理等；每个学科分支与门类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组成了非常完善的结构体系。

（4）研究内容趋于多样。研究人员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勇于开拓，满怀热情地开展对图书馆学理论各项研究，带来了丰富多样的研究内容，比如常见的图书馆学方法论及图书馆未来等研究内容，都是这个时期开拓的新研究领域。

1.2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稳步前进阶段1987年至今，图书馆学研究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极度繁荣，发展至今已趋于平稳，新的研究成果较少，价值取向有所转变，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

（1）新的研究成果较少。这个时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出版的文章大都是综述、书评或专题评述，缺少对理论研究深层次问题探索与系统总结的文章，更别说相关的论著。

（2）价值取向有所转变。更多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人员转向对市场经济与图书馆学、信息技术与图书馆学的研究，研究模式脱离了教学型学科实际情况。

（3）研究环境更加现代化。在现代化的研究环境中，特别是在多媒体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及电脑储存技术的不断影响和带动下，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人员将研究热点转到数字图书馆、电子图书馆及信息技术与图书馆之间的关系方面，研究环境更加现代化。

（4）研究视点更加实际。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大范围应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从图书馆学研究客体的信息本质和文化本质两个角度重新构建了图书馆学理论这个体系，系统总结了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在当前社会大背景下的发展策略，力求图书馆学理论能够解决实践中产生的问题。

（5）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当前社会背景下的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已被进一步拓宽，不再是仅仅局限于图书馆的研究，还包括了信息、管理、科学知识等很多的领域。

2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及观点

2.1研究对象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进行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在我国，由于研究人员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同时存在着不同的研究角度，所以出现了不同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形成了“规律说”和“交流说”两种研究方向，发展过程经历了哲学方面的改变。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图书馆学研究人员抱着很大的热情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激烈讨论，先后产生了相关学者提出的文献交流、知识交流、情报交流和知识学等诸多见解。图书馆通过“交流说”与社会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机地融合了图书馆与社会交流活动，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理论内容不断深化。

2.2结构体系

科学研究对象的集中反映与具体表现是学科结构体系。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课题就是图书馆学的结构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图书馆学领域引入了系统的科学理论，结构体系成为研究的热点。如有的学者将图书馆学划分成技术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学与应用图书馆学3部分。与普通图书馆学相对应的是技术图书馆学与理论图书馆学，与专门图书馆学相对应的是应用图书馆学。有的学者依据图书馆事业角度，在横向和纵向上对图书馆学进行了划分，国际图书馆学、图书馆数学、比较图书馆学是在横向上的划分结果；图书馆协作学和管理学、高校图书馆学、公共图书馆学是在纵向上的划分结果。还有的学者从图书馆学范畴出发，将图书馆学当做一个线性的、层次不同的网状结构。比如：图书馆学思想史、研究、教育是图书馆学绪论的3个主要部分；图书馆的结构、变化、性质、资源共享和职能是图书馆认识的5个主要部分；社会领域与图书馆的矛盾、用和藏的矛盾是图书馆的2个主要矛盾；文化变化发展规律、读者规律是图书馆规律的2个主要规律等。

2.3学科性质

改革开放后，我国不断完善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社会科学、应用科学、综合性科学、管理科学等4种代表性的看法相继出现，社会科学和综合性科学是其中的主要观点。有些研究人员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有的研究人员则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既属于应用科学，又属于社会学科，是应用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三者之间的结合与渗透；还有人提出图书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科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教育学、数学等这些学科交叉存在于其研究的内容中；同时，依据图书馆学的学科交叉性质，有研究人员指出图书馆学是综合性的社会工程学。只有确定好研究对象的性质，才能将学科性质确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划分依据是研究对象所存在范围；应用科学与基础科学划分的依据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边缘学科、横断学科与交叉学科的划分依据是学科间的关系。研究方法改变不了学科性质，但对学科性质具有反作用。只要研究对象的本质没有改变，就不会导致学科性质的改变。

2.4方法论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的研究方法成为我国图书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实现了初步的构建。由于思想观念在这个社会发展阶段得到了很大的转变，所以大量的研究人员开展了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与探索，形成了不同学说。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有学者将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概括为4方面：一是课题研究的方法得到了筛选；二是研究信息大都采用试验、观察、数据统计、调查等多种方法来获取；三是采用比较、分类、分析、类比、综合等科学抽象与逻辑思维方法；四是采用综合方法对图书馆学开展研究和探索，大体上采用了哲学方法、系统方法论、信息方法、移植方法、控制论方法等。当前，在图书馆学研究中，采用较多的是数学方法、系统工程方法和实验方法。数学方法促进了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定量分析；系统工程方法为深入探究图书馆学实践活动的规律提供了技术手段。时展到现在，在图书馆学领域图书馆学有无专门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判断标准等观点还没有统一。有很多研究人员的观点是，既然图书馆学以独立学科的形式存在着，研究方法就必然是一个专门的图书馆学方法，因此，构建专门的研究方法就成为方法论探究的关键核心，对专门方法进行研究时要结合哲学方法等。

2.5理论基础

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是图书馆学这一学科的基石，对方法论和学科的观点进行着指导，有很多研究人员对之开展了许许多多的探索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学者将“波普尔世界三”理论引入我国的图书馆学理论，得到了许多人的赞成，但同时也存在反对的声音；接着，我国的研究人员提出了情报交流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不久又有学者提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应是知识交流。目前，大多数研究人员的观点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学科群。但对这个观点，还存在不一致，有的学者将这个学科群概括为一个综合群体，主要包括了哲学、数学、信息科学、社会学、管理科学、传播学、心理学等这么多学科，应把上述的各个学科都当做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学科群有层次方面的不同，称为层次体系，理论基础的及时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第三层次分别是列宁关于图书馆学的思想、信息论；还有其他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做理论基础的及时层次，第二层次是知识学、社会学、文化学说、传播学、信息科学，类现象学说是第三层次。

3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总之，未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应该把实事求是、不断创新和增加效益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从实际的角度讲，就是要更加重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和结构体系创新，进一步将现实研究和历史研究有机地融合，内外兼顾，注重与世界接轨，同世界有机融合，提高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视程度，加大青年研究人才的培养力度，提高研究质量，注重社会效益，研究要务实、勤奋，不弄虚作假。

作者：杨道伟单位：长春图书馆

基础理论论文: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下的改革开放论文

1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阶段划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在这近40年的发展历程中，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

1.1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开拓阶段

1978—1987年，通过在很短时间内的思想调整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迈进了新的开拓时期，不仅理论基础多元化，而且研究方法、结构体系、研究内容等也都有所拓展。（1）理论基础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图书馆学的不断发展，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研究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欧美西方各国图书馆学理论的大量引进借鉴（如系统交流论、波普尔世界三理论、社会认识论、知识基础论等），我国的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也形成了层次体系论、知识论、知识组织论、学科群体论、情报交流论、知识交流论等多种观点，由单一论转变为多元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研究范围被极大地拓宽。（2）研究方法体系化。20世纪8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另一重大进展是初步构建了体系化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从传统转变为现代。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要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图书馆学进行研究，如数据统计、观察、历史、调查研究、定性分析等；80年代以后，图书馆学的研究引进和采用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并探索挖掘了专门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我国的研究方法论体系，如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相结合。（3）结构体系逐渐完善。我国图书馆学不仅形成了非常完善的结构体系，而且具有清晰的知识层次，如知识元素、学科分支、门类结构等。其中，每个知识元素又涵盖了规律、概念、范畴、原理等；每个学科分支与门类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组成了非常完善的结构体系。（4）研究内容趋于多样。研究人员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勇于开拓，满怀热情地开展对图书馆学理论各项研究，带来了丰富多样的研究内容，比如常见的图书馆学方法论及图书馆未来等研究内容，都是这个时期开拓的新研究领域。

1.2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稳步前进阶段

1987年至今，图书馆学研究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极度繁荣，发展至今已趋于平稳，新的研究成果较少，价值取向有所转变，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1）新的研究成果较少。这个时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出版的文章大都是综述、书评或专题评述，缺少对理论研究深层次问题探索与系统总结的文章，更别说相关的论著。（2）价值取向有所转变。更多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人员转向对市场经济与图书馆学、信息技术与图书馆学的研究，研究模式脱离了教学型学科实际情况。（3）研究环境更加现代化。在现代化的研究环境中，特别是在多媒体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及电脑储存技术的不断影响和带动下，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人员将研究热点转到数字图书馆、电子图书馆及信息技术与图书馆之间的关系方面，研究环境更加现代化。（4）研究视点更加实际。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大范围应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从图书馆学研究客体的信息本质和文化本质两个角度重新构建了图书馆学理论这个体系，系统总结了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在当前社会大背景下的发展策略，力求图书馆学理论能够解决实践中产生的问题。（5）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当前社会背景下的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已被进一步拓宽，不再是仅仅局限于图书馆的研究，还包括了信息、管理、科学知识等很多的领域。

2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及观点

2.1研究对象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进行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在我国，由于研究人员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同时存在着不同的研究角度，所以出现了不同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形成了“规律说”和“交流说”两种研究方向，发展过程经历了哲学方面的改变。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图书馆学研究人员抱着很大的热情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激烈讨论，先后产生了相关学者提出的文献交流、知识交流、情报交流和知识学等诸多见解。图书馆通过“交流说”与社会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机地融合了图书馆与社会交流活动，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理论内容不断深化。

2.2结构体系

科学研究对象的集中反映与具体表现是学科结构体系。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课题就是图书馆学的结构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图书馆学领域引入了系统的科学理论，结构体系成为研究的热点。如有的学者将图书馆学划分成技术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学与应用图书馆学3部分。与普通图书馆学相对应的是技术图书馆学与理论图书馆学，与专门图书馆学相对应的是应用图书馆学。有的学者依据图书馆事业角度，在横向和纵向上对图书馆学进行了划分，国际图书馆学、图书馆数学、比较图书馆学是在横向上的划分结果；图书馆协作学和管理学、高校图书馆学、公共图书馆学是在纵向上的划分结果。还有的学者从图书馆学范畴出发，将图书馆学当做一个线性的、层次不同的网状结构。比如：图书馆学思想史、研究、教育是图书馆学绪论的3个主要部分；图书馆的结构、变化、性质、资源共享和职能是图书馆认识的5个主要部分；社会领域与图书馆的矛盾、用和藏的矛盾是图书馆的2个主要矛盾；文化变化发展规律、读者规律是图书馆规律的2个主要规律等。

2.3学科性质

改革开放后，我国不断完善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社会科学、应用科学、综合性科学、管理科学等4种代表性的看法相继出现，社会科学和综合性科学是其中的主要观点。有些研究人员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有的研究人员则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既属于应用科学，又属于社会学科，是应用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三者之间的结合与渗透；还有人提出图书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科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教育学、数学等这些学科交叉存在于其研究的内容中；同时，依据图书馆学的学科交叉性质，有研究人员指出图书馆学是综合性的社会工程学。只有确定好研究对象的性质，才能将学科性质确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划分依据是研究对象所存在范围；应用科学与基础科学划分的依据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边缘学科、横断学科与交叉学科的划分依据是学科间的关系。研究方法改变不了学科性质，但对学科性质具有反作用。只要研究对象的本质没有改变，就不会导致学科性质的改变。

2.4方法论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的研究方法成为我国图书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实现了初步的构建。由于思想观念在这个社会发展阶段得到了很大的转变，所以大量的研究人员开展了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与探索，形成了不同学说。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有学者将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概括为4方面：一是课题研究的方法得到了筛选；二是研究信息大都采用试验、观察、数据统计、调查等多种方法来获取；三是采用比较、分类、分析、类比、综合等科学抽象与逻辑思维方法；四是采用综合方法对图书馆学开展研究和探索，大体上采用了哲学方法、系统方法论、信息方法、移植方法、控制论方法等。当前，在图书馆学研究中，采用较多的是数学方法、系统工程方法和实验方法。数学方法促进了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定量分析；系统工程方法为深入探究图书馆学实践活动的规律提供了技术手段。时展到现在，在图书馆学领域图书馆学有无专门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判断标准等观点还没有统一。有很多研究人员的观点是，既然图书馆学以独立学科的形式存在着，研究方法就必然是一个专门的图书馆学方法，因此，构建专门的研究方法就成为方法论探究的关键核心，对专门方法进行研究时要结合哲学方法等。

2.5理论基础

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是图书馆学这一学科的基石，对方法论和学科的观点进行着指导，有很多研究人员对之开展了许许多多的探索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学者将“波普尔世界三”理论引入我国的图书馆学理论，得到了许多人的赞成，但同时也存在反对的声音；接着，我国的研究人员提出了情报交流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不久又有学者提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应是知识交流。目前，大多数研究人员的观点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学科群。但对这个观点，还存在不一致，有的学者将这个学科群概括为一个综合群体，主要包括了哲学、数学、信息科学、社会学、管理科学、传播学、心理学等这么多学科，应把上述的各个学科都当做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学科群有层次方面的不同，称为层次体系，理论基础的及时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第三层次分别是列宁关于图书馆学的思想、信息论；还有其他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做理论基础的及时层次，第二层次是知识学、社会学、文化学说、传播学、信息科学，类现象学说是第三层次。

3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总之，未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应该把实事求是、不断创新和增加效益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从实际的角度讲，就是要更加重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和结构体系创新，进一步将现实研究和历史研究有机地融合，内外兼顾，注重与世界接轨，同世界有机融合，提高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视程度，加大青年研究人才的培养力度，提高研究质量，注重社会效益，研究要务实、勤奋，不弄虚作假。

作者：杨道伟单位：长春图书馆

基础理论论文:经济法的基础理论分析论文

[摘要]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与经济法的研究对象和本质密切相关。在现阶段关于我国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的讨论分歧众多，说明该研究在我国尚不成熟，其支撑理论仍待完善，目前确定我国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条件尚不具备。随着经济法的不断发展和相关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对经济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基本原则研究终将完善并标示经济法学理论的成熟。

[关键词]法的原则；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社会本位

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其对经济法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运作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学者们对此已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至今仍众说纷纭，故而颇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含义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既是经济法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法理学的研究范畴，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法的原则这一概念的外延之一。对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的认识离不开对法的原则的研究。法的原则是法的要素之一，是可以作为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规则。张文显教授指出原则的特点是不预先设定任何确定的、具体的事实状态，没有规定具体的权利义务，更没有确定的法律后果，它指导和协调全部社会关系或某一领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机制[1]。刘作翔教授认为，法律原则是指一定范围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基本精神、指导思想，是具有综合性、本源性和稳定性的根本准则。根据原则的普遍性和稳定性的角度，法律原则可以划分为公理性原则和政策性原则；根据内容的概括性和普遍性程度可以划分为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其中基本原则体现法律更为一般的精神，是所有法律部门或许多法律部门需要共同遵循的基本准则[2]。法律原则的作用体现在它是国家政策要求和法律的具体规则和制度之间的中介，缓和立法中的价值冲突；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律原则指导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填补法律空白，规范和引导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统摄经济法这一法律部门的法律原则，在这一法律部门内部应该具有较高的普遍性、概括性，体现经济法的本质属性，是整个经济法的指导原则。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学术界对其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李昌麒定义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规定于或者寓意于经济法律之中的、对经济立法、经济守法、经济司法和经济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适用价值的根本指导思想或规则。”史际春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宗旨的具体体现,是经济法的规范和法律文件所应贯彻的指导性准则。”漆多俊定义为：“经济法调整原则一般是指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即经济法作为部门法其所有的法律规范及从其制定到实施的全过程都必须贯彻的原则。”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法律在调整各种社会关系时所体现的最基本的精神价值，反映了它所涵盖的各部门法或子部门法的共同要求。因此，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可以定义为：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理论研究和经济法治实践中特有的最基本的精神本质和价值追求，是经济法理论研究和经济法治实践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

二、现有经济法基本原则理论及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不断发展，对经济法学基本原则进行研究的学者日多，观点层出不穷，蔚为大观。有学者进行统计国内关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较有影响的学说就有三十余种。综合分析国内学者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揭示，目前有代表性的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1“.一原则说”，该说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只有一个，即维护社会总体效益，兼顾各方经济利益[3]。2“.二原则说”，该说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二，一是计划原则，二是反垄断原则[4]。3“.三原则说”，依该说,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平衡协调原则，维护公平竞争原则以及责、权、利相统一原则[5]。4“.七原则说”按照该说，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七个原则，即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国家适度干预原则、社会本位原则、经济民主原则、经济公平原则、经济效益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6]。

综观上述诸说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表述及论证,笔者以为,大都存在程度不一的缺失,这主要反映于：

1.将非法律的原则表述为一种法律原则，如资源优化配置原则。资源优化配置是指资源在生产和再生产各个环节上最有效的流动和利用，其并未反映权利义务运作之要求或特点，严格来说将之作为一项经济学原则更加适合。2.将法律的一般性原则表述为经济法所特有的原则，如责权利相统一原则。依史际春、邓峰先生的观点，“责权利相统一原则主要是指在经济法律关系中各管理主体和公有制主导之经济活动主体所附的权利（力）、利益、义务和职责必须相一致，不应当有脱节、错位、不平衡等现象存在”。但是，责权利相统一原则固然是经济法应当确立的一项准则，但其并未反映或体现经济法之特质，而是各法律部门都有体现，并且该法律原则亦并非法所独有，兼可为行政管理和经济运行的原则。3.将经济法部门法的原则错位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如邱本先生的“计划原则”或“反垄断原则”。虽然经济法基本原则取决于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知，但即使就邱本先生所主张的经济法体系包括计划法和反垄断法两部分的观点来看，计划原则与反垄断原则也仅仅是经济法部门法之原则，而无法涵盖经济法之全部和整体。4.将经济法价值作为经济法原则。经济法价值与经济法基本原则是迥然有别的，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价值的集中体现，但并不是经济法价值本身。但经济民主、经济公平、经济效益等原则，笔者以为，更应视将其为经济法价值范畴，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则难以契合作为原则本身的内质和要求。5.将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为经济法原则,如史际春、邓峰先生所主张的“平衡协调原则”。在他们看来“平衡协调原则是指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从其表述中，不难看出平衡协调原则主要强调的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所使用的方法或手段。而法的一般意义上，法律原本就是利益之调节器，正如博登海默所指出的那样，“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乃是调整和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社会利益”[7]。耶林也同样指出，“法律的目标是在个人原则与社会原则之间形成一种平衡”[8]。因而，平衡协调各种关系和利益，不仅经济法使然，其他部门法亦同样如此。其二，平衡协调就其本质而言，作为一项调整方法更为允恰。

三、经济法基本原则确立的前提和标准

我国经济法学界对于经济法基本原则内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研究者已经认识到经济法基本原则问题是经济法基础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应加以研究；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对该问题的研究还仅处于表面化阶段。由于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独立地位、精神实质等问题至今还没有比较的认识，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从而导致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不够深入，甚至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含义及确定标准都存在模糊的认识。以至许多学者依据各自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和经济法本质特征的认识，建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定标准，导致学界对于这一问题争论不止。

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基本问题是经济法学研究问题系统中的子系统，与经济法学其他理论的研究息息相关。特别是关于经济法的研究对象、本质特征、价值取向的研究对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最终确立至关重要。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相对于经济法规则来说具有更高的普遍性、稳定性和抽象性。它体现了经济法的一般规律，统摄整个部门法。因此，要想的界定经济法的基本原则需要以下几个前提：1.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虽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研究自经济法学研究兴起即以开始，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缩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研究一直没有取得长足进展。直到近期，随着社会进步和相关立法进程的加快，对于调整对象的研究才有了较大的进步，但仍未达成普遍共识。唯有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研究取得突破，在学界形成通说，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才有根基。2.经济法体系相对稳定。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立法任务繁重。经济法作为调整经济运行的重要部门法正处在扩张发展时期，新的立法不断出现，一方面扩展了经济法学的研究视域，另一方面也为确定经济法学研究范围带来了一定困难。对于新兴边缘领域是否作为经济法研究对象存在的争议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界定。基本原则自身稳定性和高度概括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要求对于基本原则的概括必须以经济法部门相对成熟稳定为基础。

在此前提上，应当首先确定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界定标准，使学界之论争具有相对固定框架，以利于理论的构建成长。笔者认为，依据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内涵与特性当有以下界定标准：

1.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当统摄整个经济法律部门，这是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普遍性要求。

2.经济法基本原则应当涵盖经济法的基本内容，体现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高度概括和抽象。超级秘书网

3.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当体现经济法的核心价值。

4.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当体现我国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

综合以上考虑，笔者认为现阶段可以提出确定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标准，同时确定经济法原则群，此原则群应当符合法律原则的基本要求但较基本原则要就较低，且具备更强的灵活性以指导目前的经济法律运行，待经济法律部门发展成熟并相对稳定时，总结经济法学长期研究的经验，借鉴国外研究的成果进而总结界定我国经济法基本原则。若非如此，非但目前研究难以达至合理结论，且浪费大量时间物力，是我国经济法其他问题研究受到掣肘，影响经济法学的长期发展，甚至影响经济立法和国家经济运行，实乃得不偿失。

加强行政补偿的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行政补偿制度作为现代行政法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其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在我国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加强行政补偿的基础理论研究,促进行政补偿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己成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在对行政补偿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立法现状和实施状况进行了分析,然后提出了完善的几点建议,即更新观念,树立“服务行政理念”;完善宪法中公民私有财产权保障条款;制定统一的《行政补偿法》。

[关键词]行政补偿;现状;完善

行政补偿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行政法制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现代行政法中,行政补偿是国家调整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或团体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关系之间的一项基本制度,体现了现代法治和服务行政的特色。作为行政法上对公民财产权救济保护的重要制度,行政补偿对于建设法治国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行政补偿法律,有关行政补偿的规定散见于各个单行法律、法规甚至是有关政策当中。零散的法律规定与复杂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矛盾,现实中存在着大量补偿的空白区域。而我国行政法学者对于补偿的主体、补偿范围、补偿方式等仍存在分歧与争议,我国现阶段的行政法理论还无法为行政补偿制度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法律和理论的双重缺失,导致了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先天不足,也无法为制度的后天成长提供充足的养分。随着民主、法治的发展,如何进一步保障公民的权利,如何构建起作为人权保障重要一翼的行政补偿的理论基础和制度,是公法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拟对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相关理论做一梳理,提倡尽快制定统一的《行政补偿法》,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补偿制度。

一、行政补偿概念的界定

行政补偿的概念起源于公益征收,它是一种由于国家对土地及其他财产所有权进行强制征收而发展起来的制度。行政补偿在各国历史上都比国家赔偿制度更早地发展起来。在世界史上,最早开行政补偿制度先河的是国家责任最发达的法国,法国早在1789年的《人权宣言》中就宣布:“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显系必要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补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剥夺”。[1]在德国,有“对于因公共福祉而牺牲权利及利益之人,国家应予补偿”的规定。[2]我国有关行政补偿的条款最早出现在1944年12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件》中:“……政府得租用、征用或以其他土地交换任何人民或团体所有的土地。”随后,政府对营建铁路、矿山、荒地造林、垦殖、兴建水利工程等建设中征用农田土地,收购荒地、林地、拆迁房屋等补偿方式都作了规定。[3]

要建立统一的行政补偿法律制度,其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要对行政补偿这一概念作一界定,即何谓行政补偿?芽明确行政补偿的概念是研究行政补偿制度的逻辑起点。当前,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补偿的概念说法不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行政补偿是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依法采取的行政措施损害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由国家依法给予弥补。[4]行政补偿是指行政主体的合法行为给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依法由行政主体对相对人所受的损失予以补偿的制度。[5]对行政补偿定义比较的是:“行政补偿,是指行政主体(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过程中的合法行为,使本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特别损失,国家基于当事人事前的协商一致,以公平合理为原则,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从经济上、生活上或者工作安置上等诸方面对其所受损失予以适当补偿的过程或者制度”。[6]

尽管学者对行政补偿的理解和表述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有关行政补偿的概念都涵括了以下特点:1.行政补偿的前提是公权力的合法行使,行使公权力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2.行政补偿的主体是国家,而补偿义务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主体,任何个人均不负有以自己的行为和财产给付行政补偿的义务,且不发生行政追偿问题;3.行政补偿是行政主体的一项法定义务,行政主体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实施的一切行为或者相对人为公共利益而实施的一切行为,只要给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特别损失,都必然地伴随着行政补偿的义务;4.行政补偿必须以相对人所受的特别损失为要件。只有在合法的行为使相对人遭受了特别的损失时,国家才负担财产上的补偿义务。

在肯定上述特征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由于行政补偿的实质在于调和私有财产权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实现公平正义的理想。因此,作为法治社会的一项权利保障和利益平衡机制,行政补偿应遵循公平原则。同时,行政补偿还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正当程序性也是其题中之意。因此,笔者认为,行政补偿是行政主体基于社会公共利益需要而履行行政职责的过程中,其合法行政行为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财产及合法权益遭受特别损害,由国家本着公平原则并按照正当程序对所遭受的损害给予补偿的法律制度。

二、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现状分析

虽然我国行政补偿制度建立得比较早,但是至今还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补偿法律,实践中也比较混乱。

(一)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立法现状

1.宪法没有规定行政补偿的基本原则。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个国家较高位阶的法律,它是法制体系中的立法基础,为普通法律提供立法依据。现代国家,由于越来越重视对私人财产权的保障,都纷纷把损失补偿直接规定在宪法里。我国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对我国健全和完善行政补偿制度具有里程碑似的时代意义。但遗憾的是,宪法没有规定行政补偿的基本原则。法律的基本原则,对于每一项法律制度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它有助于该法律制度的统一,有助于地适用和理解法律条文,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克服具体法律条文的局限性。[7]行政补偿的基本原则是健全我国行政补偿制度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有助于行政补偿制度的统一,补充具体法律条文的不足,而且直接影响着受损人获得补偿的程度。宪法层面上补偿原则的缺位,使得具体的单行立法没有切实可行的统一标准,造成了各个部门法之间补偿标准不统一等问题,从而难免产生损害程度相同或相似的公民得不到相同补偿,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也严重影响了法律在人们心中的公信力。

2.缺少统一的《行政补偿法》。基本法律对我们理解一项制度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也是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保障。我国行政补偿立法分散,至今还没有一部宪法统率下的统一的《行政补偿法》,有关的规定都散见在各个单行法律、法规当中,各规定之间比较零散,总体上说来缺乏密切的关联和内在的和谐性。缺少一部基本的法律,使得行政补偿的定义、范围、原则以及标准等等均没有统一的规定。这种依靠单行法律、法规立法的方式过于局限,不可能穷尽行政补偿的所有事项,实践中显得相当混乱。如政策调整的倾向明显,造成了补偿计算标准的不稳定性以及补偿方式的差异性,补偿的随意性和不公正性问题很严重,引起了一系列行政补偿纠纷。[8]

3.单行法律规定零乱而不成体系。从现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看,涉及行政补偿的立法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土地征用及土地收回的补偿;(2)公用征收的补偿;(3)公用征调的补偿;(4)行政活动调整的补偿;(5)因公益遭受特别牺牲的补偿;(6)因保护国家或公共财产所致损失的补偿。[9]关于这些行政补偿的法律条款散见于许多单行法之中,一般的规定过于简单,相关立法分散,缺乏内在的协调性,缺乏具体实施的程序规定。法律用语不明确不统一,而且有关标准也显得相当随意,立法之间、补偿的条款之间缺乏衔接与配套,无法建立一种关联关系。

(二)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实施状况

制定法律制度是为了实施,否则就失去了其生命力和存在的意义。行政补偿制度在我国的实施不仅避免因个人利益受到损失得不到补偿而与社会发生抵触,而且也使公共社会的有序发展保持着生机与活力。但我国行政补偿制度起步较晚,实施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对行政行为的定性存在差异,导致相对人得不到补偿;行政补偿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实际不平等,导致补偿不公平;行政补偿方式单一,影响到相对人的生活;行政补偿的补偿范围有限,相对人遭受损失得不到补偿时没有救济途径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容易导致相对人采取过激手段,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任。

三、完善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建议

(一)更新观念,树立“服务行政理念”

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建立服务型政府成为世界性潮流,服务行政的理念有三:从管制到服务;从权力行政到服务行政;从政府本位到公民本位。服务行政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公共部门在运行和发展中遵循“顾客至上”理念、以回应“公民”需求,实现“公民”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新型治理模式。服务行政与传统行政较大的区别在于它的服务性、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10]

中国的历史背景是行政权历来异常强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的权利意识的复苏,过去那种认为私人利益理所当然的应为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牺牲的简单思维方式和理论逻辑并不符合现代法治理念。因此,在建立和完善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过程中,首先要转变观念,以服务行政的理念指导我国行政补偿制度建设,牢记同志提出的“权为民用、利为民谋、情为民系”的指示精神,树立民主政府、有限政府、服务政府、公正政府、廉洁政府、法治政府的观念。[11]

(二)完善宪法中公民私有财产权保障条款

财产权是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的一种公民基本权利,从立法的角度看,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护规范体系,包括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各层次法律规范;从法律规范类型来看,主要表现为不可侵犯条款、制约条款和征用补偿条款。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明确宣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具有重大的时代进步意义,为完善我国土地、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补偿制度,建立健全公民财产权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机制提供了重大机遇。[12]但遗憾的是,“财产权”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并没有获得宪法地位,使得公民私有财产权在实际享有中大打折扣。鉴于此,笔者建议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中增加“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不仅可以弥补财产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缺位,而且也可以完备宪法中相关财产权的条文。

(三)制定统一的《行政补偿法》

有学者提出,在立法层面上完善我国的行政补偿制度有三种途径:(1)在《国家赔偿法》之外制定统一的《行政补偿法》,统一规定行政补偿的范围、条件、标准、程序以及补偿机关和补偿申请人等;(2)不制定统一的《行政补偿法》,仅分别制定和完善各个不同行政管理领域的单行行政补偿法;(3)在修改《国家赔偿法》时将行政补偿的基本问题(包括基本原则、基本范围、基本程序、基本标准等)附带作出规定,并同时抓紧制定和完善各单行行政补偿法。[13]笔者认为,制定独立统一的《行政补偿法》,通过行政立法把行政补偿的原则、范围、标准、方式、程序和救济规范化、系统化,既不妨碍单行立法依其规定对补偿问题加以规范,又可以弥补单行法的不足,使对补偿缺乏单行法规范的行政执法领域,受害人也能获得补偿救济,从而使行政补偿真正有法可依。因此,制定统一的《行政补偿法》是我们最终的选择,也是最为理想的选择。超级秘书网

1.制定我国《行政补偿法》的现实条件。制定我国《行政补偿法》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法制实践。首先,行政补偿法律制度理论为我国制定《行政补偿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主要体现在合法财产不受侵犯理论是其的核心、社会成员公平负担理论是制定其的前提、无过错责任理论是其的基础;其次,行政补偿制度在不少单行法中的规定为我国制定统一的《行政补偿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水法》规定在汛情紧急的情况下,防汛指挥机构有权在其管辖范围内调用所需的物资、设备和人员,事后应当及时归还或者给与适当补偿;《人民警察法》规定公民和组织因协助人民警察执行职务,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抚恤或者补偿;再次,国外行政补偿立法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国外许多国家通过制定根本法赋予行政机关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享有的对公民合法财产的征用权,反过来为了保护私人的合法财产权,根本法又确立了以包括公正补偿在内的各种机制对国家的这种征用权设置了种种限制。国外的这些行政补偿法律制度,为我国制定《行政补偿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确立公平补偿的基本原则。总结各国做法,行政补偿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补偿?鸦二是适当补偿?鸦三是公平补偿。在我国法律法规中关于补偿存在不同的表述,概括来看大致有“给予一定的补偿”、“给予相应补偿”、“给予适当补偿”及“给予合理补偿”等提法。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规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并没有指明补偿要遵循的原则,这说明我国并没有统一的征收补偿原则,还是由政府说了算,随意性强,这不利于对私人合法权益的保障。笔者认为,我国应采用公平补偿的原则,对财产权人的补偿应针对不同情况,灵活适用不同的标准、方式进行补偿,做到既能弥补财产权人的损失,又能合理配置资源满足公益的需要。

3.《行政补偿法》具体制度的构建。在对我国现行的行政补偿立法和行政补偿实践活动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把握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弄清我国行政补偿实践对行政补偿立法的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借鉴外国行政补偿立法的有益经验,我国统一的行政补偿立法可以考虑围绕下列问题展开:科学界定行政补偿的概念,包括行政补偿的内涵、外延等;突出行政补偿的一般原则;明晰行政补偿的构成要件;规范行政补偿法律关系,确定行政补偿的权利义务主体,尤其是行政补偿的义务主体;扩大行政补偿的范围;提高行政补偿的标准;丰富行政补偿的方式;保障补偿资金的来源,加强补偿资金的管理;严格行政补偿的程序;完善行政补偿的法律救济制度;健全行政补偿的时效制度;确立涉外行政补偿原则;理顺行政补偿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

基础理论论文:财务会计基础理论探讨论文

[摘要]主要从会计目标、会计基本假设、会计基础、会计要素、会计程序、会计信息的基本质量要求、会计过程的具体要求、会计过程的具体方法等方面阐述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1494年意大利学者帕奇奥利的《算数、几何及比例概要》一书出版，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会计理论描述的开始。时至今日，会计理论与实务的发展已经走过了数百年的历程，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会计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在经济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会计尤其是财务会计已发展成为人类经济活动的通用商业语言，其通用程度远远高于任何一种自然语言。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整整走过了30年的历程。30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会计也迅速地向先进的会计模式靠拢，其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至2006年我国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标志着我国会计和国际会计已基本趋同，这也是我国经济更大范围的融入国际社会的需要和保障。任何一种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完善的事物，必然有其社会发展的自然需要，其自身必然存在适应社会需求的内在逻辑规律。会计作为一种管理活动，一个成熟的管理学科，也必然存在适应社会需求的内在逻辑规律，这种内在的逻辑规律就是会计的基础理论。会计基础理论是会计实务的高度抽象和规律总结，而会计基础理论又是推动和促进会计实务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指南。本文拟对会计（主要是财务会计，下同）的基础理论的逻辑关系进行解析，也即是对企业会计基本准则的学习体会。

一、会计基础理论的内容和逻辑关系

会计基础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会计目标、会计基本假设、会计基础、会计要素、会计程序、会计信息的基本质量要求、会计过程的具体要求、会计过程的具体方法。其间的逻辑关系可如下所示：会计目标会计基本假设会计基础会计要素会计程序会计信息的基本质量要求会计要素核算的具体要求会计过程的具体方法

二、会计目标

会计目标就是会计作为管理活动的目的，或者说是会计所要完成的任务。财务会计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这些相关的信息的总和我们称为财务报告，即财务报告应该提供特定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会计目标是会计所有活动的原始动因。目标（目的）不同决定了与活动相关过程的不同。会计目标随着经济活动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有所变化，会计活动就要根据目标的变化进行调整。

三、会计基本假设

一般而言，假设是对客观事物合乎情理的推断。假设对人们的活动是必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例如，某投资者经过充分的市场调查和预测，认定投资某个项目会获得可观的投资回报，决定投资该项目并付诸实施。这一活动就隐含着投资者认为投资可获可观回报的假设，因为这一投资活动是否真的能获得预计的可观回报，是要等到将来的事实证明。活动未来的结果只能预计而不能确定。会计假设是会计人员面对变化不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对进行会计工作的先决条件和必要条件所作出的推断。会计基本假设又称为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就是为了达到会计目标所要开展的会计活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所以称为基本条件，是说这些条件如不具备，完成目标任务是不可能的。会计基本假设主要有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货币计量假设。会计主体假设是假定会计活动都必然是为某一特定主体进行的，该主体不仅和其他主体独立，而且独立于业主之外。这一假设明确了会计活动的空间界限，使得会计活动能在清晰的范围之内得以进行。持续经营假设是假设企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按目前正常状况持续经营下去。这一假设使企业日常的会计确认、计量活动有了依据和基础。会计分期假设是假设企业可以将其持续经营的连续期间人为的划分为一段段较短的相等期间，而按较短期间确定的收入、费用和利润等信息是的。这一假设为会计分期提供报告提供了依据，进而为确立会计上的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奠定了理论基础。货币计量假设认定采用货币作为会计计量尺度是最的和的选择。这一假设使会计活动有了统一的计量标准，使得会计的具体对象可以相互之间互比，使得会计报告能高度概括会计信息，使得会计报告更便于理解。

四、会计基础

会计基础又称为会计处理基础，亦称为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基础。是指会计在进行会计活动过程中用以约束和指导行为的基本原则或制度。会计基础分为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两种。两种会计基础是不同性质的会计主体在贯彻会计分期假设时所采用的不同制度。企业会计应主要采用权责发生制会计基础。权责发生制会计处理基础对企业类会计主体在确定收入、支出和利润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使得收入确认和费用支出的跨期摊配更合理。

五、会计要素

当人们明确了会计目标即会计任务的基本要求，解决了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条件，确定了会计处理基础，进而就要对会计信息所含的具体内容进行确认。会计信息所应包含的内容即会计应反映和监督的内容包含着企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经济业务虽千差万别，但却可以按其基本内容进行科学分类，即分成若干会计要素。会计要素是对会计内容的高度概括。会计要素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逻辑关系的数学表达方式被称为会计等式。会计要素的确定使得会计的日常处理变得有规律可循和简单化。会计要素和会计等式直接决定了会计报告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格式。我国会计准则把会计要素归纳为：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其数学表达式为：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收入－费用=利润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利润

六、会计程序

会计程序又称为会计核算基本规程或会计核算方法体系，是对会计过程环节的科学归纳。会计核算的方法通常被概括为：设置帐户、复式记账、填制和审核凭证、登记账簿、成本计算、财产清查、编制报表。其相互之间的构稽关系设置帐户是会计对经济业务进行核算的基本起点，也就是在经济业务涉及的会计要素范围内进行更具体的归类。复式记账是把已发生的经济业务记录到账簿中的具体方式。复式记账方法使得会计上的任何一笔业务都能在至少两个账户里进行登记，使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被反映得更。会计必须根据经济业务发生的证据作为记账的依据，所以填制和审核凭证就成了会计核算的方法之一，也是会计核算必须要经过的一个基本环节。账户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账簿，账簿是会计信息的具体载体。账簿把反映在会计凭证中的经济业务更系统更规范地集中起来，所以登记账簿也是会计核算的方法之一。成本是费用的对象化结果，是企业会计信息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成本计算是企业会计必须要涉及的内容，自然是会计核算的方法之一。成本计算和填制审核凭证以及登记账簿存在交叉往复内容。会计信息首要的质量要求就是真实性，所以财产清查就成了会计核算的必要环节和方法，财产清查和填制审核凭证以及登记账簿也存在交叉往复内容。会计的目标是提供会计报告，会计报告最基本最主要的形式就是会计报表，会计报表的编制涉及较强的技术性，所以编制报表是会计核算的方法之一，也是会计一个循环过程的终点。

七、会计信息的基本质量要求

会计信息是会计活动的特殊产品，这些产品必须符合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要求，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最基本的要求是检验会计信息是否合格的尺度。质量标定后，会计活动才有章可循，对会计人员的工作质量才可以检查和评价。会计信息的基本质量要求可简洁概括为：真实性、相关性、清晰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及时性。真实性要求企业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如实反映符合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各项会计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保障会计信息真实、内容完整。相关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需要相关，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对企业过去、现在、未来的情况做出评价或者预测。清晰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清晰明了、便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理解和使用。可比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具有可比性。同一企业不同期间发生的相同或相似的交易或事项，应当采用一致的会计政策；不同企业发生的相同或者相似的交易或者事项，应当采用规定的会计政策，确保会计信息口径一致。实质重于形式要求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不应仅以交易或者事项的法律形式为依据。重要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反映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所有重要交易或者事项。谨慎性要求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及时性要求企业对于已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应当及时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不得提前或者延后。上述要求所以称为基本要求，是说这些要求是最一般的要求，这些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国际化的需要。超级秘书网

八、会计要素核算的具体要求

1.会计核算的具体要求就是对会计要素具体内容核算过程中所应遵循的标准和规则，又称为企业会计具体准则。这是对会计要素的进一步细化和规范，是对会计基本假设、会计基础、会计要素、会计信息的基本质量要求的具体贯彻。会计要素核算的具体要求使得会计活动更规范，使会计信息的质量有了更具体的保障。这些具体要求不仅贯彻了经济国际化的基本要求，同时也体现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法律、人文观念等因素。它符合纯粹市场经济的竞争伦理的。

2．乡镇集体企业较早地适应了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戴着集体所有制红帽子的能人经济”是对乡镇企业普遍经营形态的生动写照。其产权形态是乡镇集体所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在满足乡镇政府及领导公或私的要求的前提下控制其经营管理权。因而，它兼有“能人主导下的成本理念”与“政治权力主导下的政绩理念”，这两种理念的混合状态取决于“能人们”与乡镇政府博弈的状况。

3．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权制度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变迁，其理念也在发生渐进的演变。在扩权让利阶段，首先是为调动企业与职工的积极性，国家、企业与职工共同参与企业的剩余分配；利改税后企业转换经营机制，逐渐摆脱了国家计划的桎梏，成为经授权拥有法人财产权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决策主体与行为主体，其称号也由“国营企业”改为了“国有企业”，此时企业已经大大放松了“政治权力主导下的政绩理念”。再后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大多数大中型国有企业向现代公司制改革，初步形成了投资主体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并初步建构起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班子为基本框架的公司治理结构。但是，由于国有股或国有法人股仍然处于地控制公司的地位，而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制度、合理的经营管理层激励与约束制度、职工持股制度、独立董事制度等产权制度安排还很不完善，运作还很不协调，因此，“相关者共同治理下的人本理念”并未真正确立，仍然可以频繁地看到一种变异了的“政绩理念”的影子，比如不少公司巨额投资于足球俱乐部等迎合上级政治或社会目标的项目。但是，我国已经加入了WTO，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已经进入了更加深化的阶段。我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将进一步优化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及相关安排；“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将大幅度地限制政府对个人、企业等微观主观进行干预的空间与力度，将更清晰地界定公共权力与私有权利的边界；科学发展观的树立，也利于增强政府对环境保护、社会福利等公众利益予以关注与保护的意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及世界性的各种交往，将使我国的社会伦理包括人权观念、政治文明等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及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必然使企业进清晰地认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买方市场的形成，已经使众多企业认识到“顾客是上帝”不是虚言，等等。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我国的社会，包括现代企业将逐渐地确立起真正的“人本理念”。

基础理论论文:现代经济法基础理论法律论文

摘要：本文是对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探讨，论述了现代经济法学的四个基本问题：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希望通过对这些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能够加强我国经济法学界基础理论统一与共识。

关键词：经济法基础理论、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第三主体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转轨，我国的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也已经历了20多年的争论与发展，在发展中争论，在争论中发展，在实践中检验各种理论的正确与谬误，正是在这样一种对真理的不断追求与探索中，我国的现代经济法学已经颇具规模。

目前，我国的经济法学界已经形成了多种流派学说，从最初的“纵横说”、“学科经济法说”、“密切联系说”、“经济管理关系说”、“综合经济法说”、“经济行政法说”、“企业法说”、“国民经济运行法说”，到现在的“经济协调关系说”、“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宏观调控说”、“国家调节关系说”、“国家参与关系说”、“新经济行政法说”、“二次调整说”、“模糊说”、“限定的纵横统一说”，等等。

百家争鸣的景象当然我国现代经济法学蓬勃发展的好表征。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各种经济法学说相互并立,甚至一本书就代表着一种经济法流派,既给经济法学的讲授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也是一门独立学科还不够成熟的表现。笔者认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仅要有促进该学科发展的争论,更多的要有促进该学科独立而稳定的共识,而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显然缺少一种“求同存异”的认识。在我国经济法基础理论日益丰富的条件下，我国的经济法学者应该尽可能的抛弃所属学派的意气之争和门第之见，在一切为我国经济法学独立和发展的大局观的指引下，尽快将各学派相同相通的经济法学理论统一起来，以谋求我国经济法在未来更大的发展。

笔者拟通过本文，在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求同”上作一个初步的尝试。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至少有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现代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哲学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等四个问题应该形成共识。

一、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

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而非以国家为本位的法。

我们首先来谈谈现代化这个常识性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化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东西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社会。”[1]（P231）对于此种认识，笔者认为“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关于“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社会”的提法，值得商榷。

回顾人类近现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社会价值取向上始终存在着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国家同以国家为本位的东方国家之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个人本位的思想理念，在反封建的斗争和人类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其进步作用当然应当肯定。而在相对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正是以国家为本位的主导思想，才使得整个国家的稀缺资源掌握在该国先进的阶层或统治阶级手中，由政府加以调配，从而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正是藉此赶走外来压迫，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国内进行政治和经济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有力的工农业和科技基础。

然而无论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理念，还是以国家为本位的理念在人类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都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和问题，于是它们都自觉或被迫地选择了或正在选择一种现代化的本位理念观：以社会为本位的理念观。在信奉“个人本位”的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深刻认识到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非但不能保障个人充分发展，相反会危及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于对“个人本位”危害的认识，早在19世纪，作为美国社会学法学派的创始人庞德就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他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并进一步指出：“包含社会利益的个人生活是一种道德的、社会的生活。所以社会利益不能容忍为了满足反社会的邪恶目的而行使个人权利。”[2]（P138-140）而在信奉“国家本位”的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同样认识到国家的过分集权，大大损伤了社会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也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基于这种本位观认识的转变，无论这种转变在当时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它都体现在了对国家经济关系的调整上，而这种调整体现在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中，便是现代化的经济法理念观。的计划经济以国家为本位，的市场经济以个人为本位，而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所以“的计划经济不需要经济法，的市场经济容不得经济法”[3]。只有在市场与计划（西方国家）或计划与市场（东方国家）相互融合，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经济法才得以产生。

综上，经济法是社会转变中产生，其本身也在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转变。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因此，现代经济法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型部门法，是法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随着经济法社会化本位的日益凸现，经济法的现代化主体—第三主体，一个以社会为本位的主体，也逐渐显露出庐山真面目，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

经济法主体二元架构的突破，三元架构的初探。

我国一些传统经济法学者的“国家—市场”二元框架理论的基本特点是：将政府和市场作为对等的非此即彼的两个主体，他们把政府和市场作为经济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当“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权力的适当介入或干预，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国家指导”；而政府的调节行为则可能会有调节“不适当”情况的出现，这就需要完善的法律对政府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加以规范。从正面说，政府对市场失灵时的正确干预需要法律的确认；从反面说，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的失灵与不适时也需要法律的纠正、限制和禁止。这样就产生了一些经济法学者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基础。对于这种经济法的国家干预和协调学说这里我们不做评论，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现象的日益丰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第三部门的存在和其对经济资源配置影响力的日益加强。

对于第三部门的认识，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的认识是不统一的，这里限于篇幅笔者不能一一举例，笔者认为所谓的第三部门就是与国家政府和私人团体相对应的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不具有国家机关的官方性质，同时也没有私人团体的赢利性。这里需要对“赢利性”做一特殊说明，“赢利性”不同于赢利性，它强调性，即第三部门可以有赢利的要求和需要，但赢利不是及时性的，它往往服从和服务于其它社会公共目的。社会团体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着眼于人类社会长远的整体利益，随着其范围和主体的日益扩大，其社会为本位的价值观正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认同，因而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社会团体作为经济法的第三部门的提出，恰恰反映了人类价值观的转变历程：由国家为本位到个人为本位，由个人为本位“回归”到社会本位。社会团体的范围至少包括各种公益事业基金会、文化团体、学术组织、运动协会、现代化的教会、“在野”派、民间环保组织、红十字协会以及独立的传媒等等。

特别地，在当代高科技日益深入人们生产、生活的条件下，以国家、政府的立法行为来弥补高科技所带来的法律真空已经明显滞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因特网的技术标准、保护协议和相关游戏规则几乎都是在没有国家的参与的情况下，由一些社团组织不待政府授权而自行制定和实施的，这种超越国界，没有国家参与的立法在现实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与实施，这更从现实的角度证明了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的独立的主体地位和其存在的必要性与价值：即第三部门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型主体，它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和客观需要。

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对经济资源配置调整的优势在于：及时，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相比显然缺少了官僚的拖沓作风。第二，经济资源配置更加人性化。与国家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职能不同，由于社会团体更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它会将更多资源应用于相对贫困和需要投入的经济个体。中国古语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人类历史上的贫富差距总在不断拉大的社会根源。而第三部门的出现则真正有可能使人之道符合天之道。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第三部门在这方面的职能将越来越强大。第三，第三部门经济资源配置范围将有可能超越国家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超越国界第三部门也越来越多，它们对经济资源配置当然地不限于一国之内。这无疑为突破各国政府相对狭隘的贸易保护壁垒，反垄断特别是反国家垄断提供了一个的新的解决途径。

三、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

经济法的哲学基础理论的现代化：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延伸——系统论。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的地位长期以来受到一些民法学者的质疑，在他们看来：经济关系可以分解为行政性经济关系、平等主体的经济关系和劳动经济关系，所谓的经济法法规可以分解为民法的规范、行政法法规和劳动法法规，而经济关系的综合调整则可以分解为行政法的调整方法、民法的调整方法和劳动法的调整方法，既然这三个部门法可以分割“独立”调整经济关系，经济法也就丧失了其存在必要性。

笔者认为这些民法学者之所以会得到上述错误结论，主要是采用了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更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和现代科学的系统论缺乏应有的认识。

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关系,所谓的综合是有机的结合,不是简单的相加混和,所以采用“平面层次的分割法”来分析分解经济法的研究对象当然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法律本身就是一种有机的系统，而法律中的各个部门法本身也是一个有机系统，部门法系统就构成了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引用哲学中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色彩的系统论的观点来理解现代化的法律体系关于部门法的划分，从而从哲学的角度为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来正名，无疑对丰富现代化经济法基础理论有重大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论认为：系统虽然由子系统或元素构成，但系统具有子系统或元素不具备的某些特性，系统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所以系统不能理解为其子系统或元素的简单集合。此哲学观点无疑为现代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划分（部门法划分）提供了好的方法论。一些传统的民法学者划分法律部门时认为：横向的平等主体间经济关系由民法部门来调整，纵向的经济关系则由行政法来调整。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既有横向领域又有纵向领域，那么经济法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依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经济法）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横向领域的经济关系和纵向领域的经济关系）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这种质的飞跃与提升具体表现在现实中就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既不可能由单纯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民法来实现，也不可能由单纯调整纵向经济关系行政法来实现。相应地，这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所调整的一定范围内的纵横统一的经济关系相对于单纯的横向经济关系与单纯的纵向经济关系，有质的变化，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关系。这里我们可以借鉴化学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比如C+O2=CO2，CO2显然与C和O2不是同一种物质。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提出的著名的结构质变规律。通过上述带有思辨色彩的哲学分析，我们可以很自然的确信：新兴的经济法系统当然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四、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

经济法的研究方法体系一般认为主要有三个层次：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在讨论第三个问题时我们已经使用过，它从人类的思维逻辑上论证了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从而驳斥了少数其它部门法学者对经济法地位不能独立的攻击。

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当然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但笔者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对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里笔者作如下定义：将原本为甲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应用在乙学科中，从而使乙学科有意想不到的突破或发展的研究方法，叫做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现代学科研究中最锐利的研究方法。例如现代生物学基因排列发现就是借鉴了物理学科的研究方法；而现代最出色的经济学者和其理论往往都借鉴了数学的分析方法。凡此种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么作为新兴的部门法——经济法而言，它的研究方法就更具备了这样一种特性。对于经济法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是指对经济学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借鉴源自于经济法与经济学的天然联系，是伴随着经济法刚刚产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显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市场一手论是不可能使经济法成为独立的部门法。而只有在现代经济学认识到国家适度干预的理论后，才使经济法的独立成为可能。所以经济法从诞生的那24小时起就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学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可以这样说：经济法就是法学借鉴经济学而从传统法律体系中独立出来的部门法。因而它也就常常为近乎“的”传统法律体系固执的拒绝和不容。

从宏观经济学的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调控理论到微观经济学的效益和成本、供给和需求、均衡理论，现代经济学几乎无一不为现代经济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和吸收的理论。

综上：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结论

经济法作为法律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它的价值取向到它的主体，从它的独立基础到它的研究方法无一不闪烁着各种学科的前沿性与现代化的光芒。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法律体系中冉冉升起的新兴部门法必然和其它新兴事物一样有着无限美好的前景。

基础理论论文:基础理论课的法学专业论文

一、对法学专业基础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反思——以宪法学教学为例

（一）宪法学的学科定位及其教学特点宪法学是教育部公布的法学专业必修的十四门核心主干课程之一，在整个法学的理论体系和教学体系中一般被定位为法学的基础理论课程。从宪法学的研究和教学内容上来看，其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宪法基本理论、宪法基本制度和宪法的实施。目前以此为教学体系的宪法学教材非常多，其中以周叶中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部级规划教材《宪法》具代表性。在这部教材中宪法的基本理论知识占据了近乎一半的篇幅，可见宪法学科的理论性问题之多。另外，尽管宪法学中也会涉及到国家制度等问题的学习，也涉及到具体的宪法规范，但是由于宪法在我国本身不具有司法适用性，即宪法规范不能应用于诉讼，所以教学上探讨的往往是对有关宪法事例的评价，而非真正的案例分析，这也使得宪法学的教学较为偏重理论问题的探讨，而缺少具体的实践性操作。

（二）宪法学教学存在的问题目前来看，宪法学的教学存在以下主要问题及时，宪法学教学体系受理论体系的影响和制约，导致教学内容偏重理论性，学生的学生兴趣不高，影响了学生对相关知识的获取。从笔者所在的学校来看，法学学生的思维比较活跃，对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趣味性要求较高。同时，宪法学课程的教学对象通常是大一新生，正面临着从高中状态向大学状态的转变，在这一时期学习法学的基础理论课程本身就不太容易，因此，如果课堂的教学再偏重理论性的话，学生就会逐渐失去对该门学科的兴趣。第二，有关宪法教材也偏重理论知识，缺少专门针对应用型法学人才编撰的宪法教材。教材是教学的根本，对老师来讲，它是教学依据，对学生来讲它是学习对象，但目前的宪法学教材既不能满足教师的实践教学需要，也无法满足学生对应用性知识的获取，更不用说培养应用型法学人才了。第三，教师缺少有效的教学手段，教学往往按照教材的理论体系安排，导致教学的整体应用性不高。受宪法学学科特点的影响，教师对宪法学实践教学关注较少，没有系统的实践教学方法。教师在教学中往往也偏重于理论教学，课堂教学多以讲授为主，这种灌输式的教学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与当前的法学倡导应用型教育的理念格格不入。而其他法学基础理论课程如法理学、法制史、立法学等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积极思考改进这些法学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学，提高教学的实践性和应用性。

二、对法学专业基础理论课程实践教学的探索

结合以上对宪法学教学问题可知，当下急需对包括宪法学在内的法学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的实践性教学进行研究和探索。为此，笔者结合所在学校的实际情况和宪法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对学生开展了专业基础理论课实践教学问题的调查，发放调查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35份，调查主要设置了以下问题：学生所知道的法学实践性教学方法有哪些？觉得开展实践性教学必要性有多大？所在学院有哪些实践性教学？学院哪种实践性方法占得比重较大？你实际参加过哪些实践性教学？参加这些实践性教学的原因是什么？参加哪种实践性教学收获较大？认为自己从实践性教学中学到了多少知识和能力？所在学院的实践性教学存在哪些问题？所学的专业知识对实践性教学有多大帮助？认为当前法学教育应该注重理论学习还是司法实践？觉得中国的法学院教学应该采取哪种模式比较合适？从实践性教学中得到的较大体会是什么？

以及你认为实践性教学有什么弊端？通过本次问卷调查，我们获得了及时手的资料，能够较为地掌握学生对于实践性教学的相应需求。比如多数学生认为目前的法学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学理论性太强，学习困难较大，学习兴趣不高。就实践教学而言，实践教学手段单一，多采用案例教学，课堂教学多以讲授为主，实践性环节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对于如何加强实践教学，学生的意见是在课内实践的基础上，还应该加强课外实践活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以宪法课程为实验对象，设计法学专业基础理论课程的实践教学具体操作方案。即通过课内教学实践环节与课外集中实践环节的衔接，综合采用社会调查、案例分析、法庭旁听、法理辨析等综合实验教学方式构建基础理论法学课程的实践教学模式。比如以宪法课程为例：我们将课堂教学外的所有由教师指引、学生参与，在于培养学生树立宪法学思维、增强其宪法学价值观的教学方式都纳入到宪法实践教学的范畴，并认为宪法学实践教学应该具备专门性、主动性和参与性、计划性、多样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从形式上应包括法律诊所、社会实践、专业实习、模拟法庭等几种主要教学方式，具体如下：

1、宪法学法律诊所教学法诊所教育与宪法学教学的契合点在于可以通过一个虚拟的环境诊所环境，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宪法权利与现实权利”、“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人权保障与社会正义”等宪法范畴的基本含义。并明确宪法学法律诊所的教学步骤：一是对个案做出分析、寻求法律依据时增加寻找宪法依据，二是案件办理结束后，引入原理分析步骤。

2、宪法学社会实践教学法宪法学实践教学法主要是社会调查。从步骤上看，是先确定调查目标，再涉及具体方案，其出发点在于解决或者明晰某种宪法规范和宪法原理的社会表现。基本调查方法可以体现为典型调查、重点调查、抽样调查和个案调查，同时从社会调查的内容来看可以从宪法制度、宪法权力、公民权利和宪法实施等诸方面进行开展。

3、宪法专业实习教学法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宪法产生效力方式的多元性，目前可供学生实习的场所主要集中在宪法权力的行使机关，包括权力机关，政协机关，各级人民政府。除此之外，还包括群众性的自治组织。

4、宪法学模拟法庭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是法学教学实验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刑法、民法以及诉讼法教学中被广泛应用，但在宪法教学中却一直没有被采用。对此，我们认为可采用变通的方式。一是模拟国外的宪法案例，二是可以考虑虚拟设立中国的宪法法院，参照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程序，对宪法的司法适用予以模拟和探讨。以上的探索虽然只是针对宪法学的实践教学而言的，但也可以应用到其他法学基础理论课程中去。以利于我们由点及面，积累更多的经验，丰富法学的实践性教学。

作者：李光霞单位：武汉东湖学院

基础理论论文:传播学基础理论革新发展论文

【摘要】建立的传播学基础理论是当今传播学研究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而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及文化问题都不同程度关联到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现象学、解释学及“法兰克福”学派等几种有影响的主体哲学通过社会学理论及文化理论内在地决定了传播理论的框架和体系，因而，反思主体哲学根基的弊端，超越人类中心论思维的局限是现代科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为主、客体的协调提供了的理论依据。当代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及文化研究中的人类共同心智及社会知识型理论都提出了结构重于主体的解释模式。这些理论不仅在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方面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而且对传播理论研究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传播学基础理论；主体哲学；主客体协调；社会学理论；文化理论

传播理论集中体现了现代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和开放性上。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可以指狭义的创新和发展(指传播理论自身)，也可以指广义的创新和发展(指影响到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由于学术界对后一个问题论述不多，本文主要论述影响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本文谈到的基础理论主要分为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文化问题等3个方面，这3个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传播理论。理论界选择什么样的基础理论，传播理论相应地就会带什么样的印记。就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理论来看，主体哲学(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偏于主观的理解)及相应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影响更大。今天，审视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使传播理论建立在的根基之上，继而创新和发展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

一、影响传播理论的几种主体哲学

在当代，哲学思想对传播理论的影响通常是通过社会学为中介的，我们在评判一种社会理论时，总是在评判一种哲学思想。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首先分析影响到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然后分析其相应的社会理论和文化观。众所周知，主体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更为典型和明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自文艺复兴以后，绝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是以主体意识的及时性作为理论的起点。在20世纪，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解释理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主体及时性的观念以各种体系表现出来：心灵、心理、直觉、精神、体验、理性观念、人道主义等等，它们都指代一个实体——主体，是主体赋予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信念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们在社会——文化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也通过社会——文化这个中介间接地影响到传播理论。至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仍是这些方面的延伸。

我们首先来看现象学，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观念并发展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哲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认识论，以现象学为框架的社会学也多以此为根据发展了意向理论及价值理论。现象学的基本任务是以直觉达到人类理性的深刻基础，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直觉是一切知识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状态的直觉中呈现的事物将会地如其所呈现自身的那样被接受。这个假设中，主体的理性被赋予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直觉是我们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还会有一先验的自我来保障直觉的。为了达到本质的直观，他提出了“现象学的还源”，简单地讲，这一命题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加括弧：即把我们的各种信念(不论是经验的概括还是各种现实的信念)全部悬置起来，并不对它们作是非的判断。2.存在的加括弧：放弃一切有关存在的判断，因为哲学的认识是对本质的认识，而对现实存在的判断则非本质，所以，对存在的判断也应中止。3.先验的还原：这种还原使我们从此验的自我走向先验的纯粹自我，这是世界上一切意义被建立起来的基础。胡塞尔晚期则将自我纯粹意识视为最终的领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实在为前提。纯粹意识的地位确立后，即可以解释经验世界，如果人们在经验的世界找到共同之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主体哲学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论，影响到后来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舍勒提出的价值哲学、舒茨的意义理论都与现象学有着密切联系。现象学对现代微观社会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看一下戏剧理论(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论(加芬克尔)，交换理论(雷克斯)及冲突理论(霍克斯)，无不带有意向性理论的影子，无论是日常的自我还是掩盖了意图的自我，都可以在现象学纯粹那里找到根源。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扩大到社会领域，认为对社会活动的理解取决于主体间的一致，意义在于主体赋予对象的过程上，社会互动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体间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相似，现象社会学也是以个体为基本的考察单位，尽管这些理论以互动来解释社会系统，但它们几乎都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从理论上讲，社会结构的形成总是离不开个体及集体的参与，但社会制度形成稳定状态后，它总是从语言到思想、从法律到伦理、从制度到信念各个方面来制约个体。主体既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同时，又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往往是制度化的结果。离开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很难解释一些行为和动机的原因，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理论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如符号互动论等也都是以个体为根基来解释社会，个体往往成为不受社会制度制约的个体，微观理论的共性表现在它们几乎都在表述主体哲学的一些基本主张。

解释学也存在着类似的理论。解释的根基建立在个体的体验和理解之上，为了说明解释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说明解释在主体间是一致的，为了说明主体间的一致还要找到更基础的东西。当代的伽达默尔是用语言来解释主体间的一致，语言既是解释学的根基，也是对世界的体验，其核心观念是人类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用委婉的体验解释世界无疑要比现象学更少地依赖于主体，但体验的背后又隐含着原来的主体。

解释学赋予了个体极大的心理自由，个人的体验成为分享共同意义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解读精神性文本来讲，由于时间的差别，也由于解读者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解读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义，解读总是充满了个体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所难免，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合理的。显然，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解释学以牺牲文本来迎合读者，其相对主义的结局不可避免。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套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从认识论上看，批判理论主要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论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可以从近代的启蒙找到根源，启蒙精神在改变自然时从认识理性中发展了极度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也是工具理论的集中体现，当世界都变成可度量的对象时，人也变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在当代，启蒙精神变成一种操纵意识，这又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实现的，大众文化造就了文化产品的单一化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代表了这种单一化和标准化。简而言之，“文化工业”已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

纵观以上几种哲学思想，无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确定主体意识优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们哲学推论的前提。正因为存在着主体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对立，他们的结论几乎都包含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世界与心灵的对立，以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在更极端的态度上往往以牺牲认识的理性法则来换取意识的自由。我们在伽达默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胡塞尔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无限膨胀，科学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对意识自由是一个极大的妨碍，甚至对意识自由是有害的。主体哲学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即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主体的推论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见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主体哲学将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体就是呈现为主体推论的结果，这个假定预设了主体不会出现任何偏差。而事实上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种假设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主体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着局限。思想史的发展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未能把握其本质前，总是以主体的图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释世界注定会产生拟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主体哲学就是按这种推论极端发展的结果。主体哲学是在人类中心论和拟人论的框架下来看待人与世界的，这样，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折射出主体的意图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象征。换言之，它没有实体性的地位，它的性质全靠主体意识的解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学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学中。当人类不能分离出单独的客体时，除了用人这个尺度解释外别无其他方式，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主体哲学一直是哲学史中最有影响的理论。

认识到人类中心论及主体意识的局限是近代科学理论的成果，这个开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在他的日心说中，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转并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与地心说相比，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图像。这里，不论是地球还是人类，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义，相反，他们(它们)只是宇宙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最早喻示了人类从中心到系统的变化。

在以后达尔文的理论中，也提供了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又一种理论。按照其理论，人是生物连续进化的一个环节，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样组成了一个系列。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及目的，这种理论也排除了神学理论的创世说。达尔文理论与哥白尼理论在反对人类中心论上是一致的。这两种理论都说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当代量子力学也提供了背离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这里，主体哲学与人类中心论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因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因而，它无法解释真正的客观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总是呈现出反拟人化的结果。

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越来越趋向将人视为无数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这样看待人类，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是值得怀疑的，主体哲学的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

二、建立主、客体相协调的理论

就认识论来看，主体哲学代表了解释世界的一个方向。除主体哲学以外，一些哲学家力图使主客体协调起来，这种努力在近代开始显示出积极的成果，超越主体哲学的有效途径在于恰当地说明主客体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讲，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实践包含了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可能，思维的观念只能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了实践对人与世界的双重作用：在实践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过实践也在改变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实践的观点说明，主、客体本性的确定是从对方的作用中获得的。

在20世纪，思考主、客体的关系仍是思想界面临的主要议题，皮亚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认识的发生问题，再次涉及到主、客体的关系。传统认识论大多在两种态度上摇摆：一种是经验主义，往往将认识看成信息来源于客体，主体只能受教于客体；另一方面，先验论和天赋论则认为主体一开始就有内部生成的结构，然后这些结构加诸于客体。这两种理论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阶段上的认识，而没有涉及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起源要比这两种理论设想复杂得多。皮亚杰根据心理研究的成果，证明了认识既不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一个业已形成的客体，而是起因于主、客体的中途，它同时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样，充分考虑到联系主、客体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亚杰作了这样的设想：“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

认识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建构过程，它从感知运动阶段经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达到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认识图式的发展是主客体之间的同化和顺应，相互协调的结果，经同化、顺应的平衡作用，使主体的认识图式逐步接近客体的结构。

在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客体，也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主体，顺应说明了主体会在对环境的适应中造成认识图式的改变；同化说明了主体对环境的过滤和改变，使之符合主体的认识图式。建构就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就是从简单低级的结构向复杂高级的结构不断过渡，这也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客体意味着主体所能达到的极限。

皮亚杰的理论建立在大量心理学及生物学的实验基础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释认识形成及发展的科学解释方向。它的要点仍是沟通主客体的中介，在中介的关系中说明主客体。如果将这个中介与马克思的实践联系起来，它们的近似就在于从联系主客体的结构模式上解释主客体。

除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以外，语言哲学关于语言对世界的组织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论述，这一理论涉及到的指称问题、真理问题、意义问题及言语行为对我们理解语言与认识、语言与主体及语言与社会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还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建立在严格的理论法则之上，它以语言模式为出发点，突出强调了结构和系统的观念。结构的观念表明了它对表层对象背后共时的关心；系统的观念表明了它试图通过关系的模式来解释对象，和语言哲学一样，它也是通过观众形态来说明主体的。就此来看，以上几种有影响的哲学与主体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传播体系建立在主体哲学之上时，我们很难察觉主体哲学的局限，这种局限势必通过其社会学理论内化于传播理论之中。毋宁说，主体哲学的蓝本和传播理论的摹本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主体哲学对心灵的能动作用的强调会贯穿于传播理论中。同样，它的局限(没有看到认识总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内涵在传播理论之中。因而，借鉴科学的认识论建构主、客体的关系，使传播理论建立在的哲学的社会学根基之上，是传播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我们曾对主体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作过分析，确实，微观社会学对主体的动机、行为、意义是主体间的互动曾作过详细分析。然而，微观传播学理论几乎都没有考虑到既定的社会结构对主体动机和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与动机的辩证关系，因而无法说明动机和行为的真正动因，最终使陈述的理论趋于表层化。显然，问题的真正源头在于如何看待行动和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主、客体的问题。

目前，大家经常谈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与微观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是结构化理论力图在更客观的立场使结构与主体协调起来。

传统宏观社会学偏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塑造上，而大多数微观社会学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和行动的意义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将两者协调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的核心旨在说明社会结构既是通过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也是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即结构与主体存在着一种二重化的过程，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活动，而是通过主体的特定活动而构成；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不应简单看作对主体的外在制约，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样，结构和主体存在着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对结构和主体的妥当说明，需依靠对它们二重化关系的说明。

鉴于目前传播理论更多地依靠微观社会学来维系，清醒地看到微观社会学的不足，并从社会学层面考虑结构与主体的协调关系也是传播学界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客体的关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关切的问题。通常大家谈到有影响的几种理论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领域。

社会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是价值论，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韦伯及狄尔泰，用价值解释文化的各种理论几乎都将文化视为对象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活动。现象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及大多数实用主义理论都代表了这个方向。它们的共性是：都给予了主体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生命、体验、理解、自由或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对立，都要根据主体意识来评判，文化几乎没有自己的实体地位，文化的存在要看主体间的解释。本来，用价值解释文化并不是没有说服力，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极端信赖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论以外别无选择，此外，价值论的解释还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危险也是价值论所无法克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学的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除了对象不同外，还在于研究者适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则是价值论和解释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以此为框架，总是面临着解释过度的问题，而解释学通常也把解释的多元化视为合理的。这样，在价值论和解释学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仍是主体哲学的主张。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主体与世界的对立变成为精神与“物化”的严重对立，工具理性的扩张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对人进行新的操纵，文化的单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人类未来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该学派的许多主张都建立在主、客体的对立上，为了维护主体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体的存在。“法兰克福”由于把个体与社会看作都是对抗性关系，现代工业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种倒退，与之相关的是工业社会及科技进步造就的大众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单纯和高贵。“法兰克福”学派从主、客体的对立进而过渡到人与社会的对立，再过渡到文化的对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样，我们除了看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纵观以上几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几乎都是从主体来解释文化，其结果要么是价值涵盖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着对立。因而，超越主体哲学的局限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家知道，近几十年来，结构主义提出了一套与主体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包括其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其核心是以语言模式来看待社会系统，进而解释主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从结构主义的影响来看，它提供的超越主体哲学的途径和方式是可行的。

结构主义主要关心文化的共时性问题，莱维——斯特劳斯集中表述了结构主义的文化观，即文化不仅是共时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加以说明。文化人类学家经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复出现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决定了它会重复出现?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共同的心智，这一问题也就不可能产生，是各个文化外观形态的差异重要还是内在的共同模式重要，两种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各种文化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无论文化人类学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异，但共时态的文化是存在的，因为像亲族系统、婚姻系统、神话系统、图腾系统反复出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这恰好证明了各民族具有构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过转换系统，成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具体文化形式，而共时模式为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种具体文化的差异不是人类学的任务，人类学要探讨决定文化现象的深层内容——人类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无意识问题，它不是与意识相对立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概念，毋宁说它是人类先天的一种构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各种文化的普遍共时。

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领域提供了一种非主体解释思想的方式，福柯对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权力对知识的形成上，换言之，社会的知识型总是体现了权力的支配，主体正是在各种制度性场址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体总由其他因素所决定，那么，确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毋宁说主体总是由特定的知识型所决定，《词与物》表明了知识型如何决定着主体。按着结构主义的解释，它会引出许多被忽视的结论：如果文化不存在着高低之分，发达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只能得到现象的差异，追问这种差异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想知道热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文化现象的差异只是表层问题，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创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吗?难道它们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结果吗?如果表层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普遍的东西，揭示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识型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许多不可动摇的观念其实是用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体不仅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在强化这种信念。事实上，能超越既定知识型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通常表述的知识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而已。

综上所述，建立主、客体协调的认识论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前提，它影响到在什么样的方式上看待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客观的社会理论直接关系到传播理论的根基问题：个体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又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这样，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同样，非主体解释的文化理论旨在说明文化共时模式的存在，表层文化现象的对立和无序并不反映内在层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们做深层分析，各种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三、结语

近50年来，人类的知识积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以往许多被认为是经典的理论和命题，现在被看作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知识的不断综合和更新要求我们的思维与时代保持同步，特别是像传播学这种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如何使其理论建立在的基础上，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近代科学反复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在于其基础理论的成熟与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态的丰富，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传播理论，相对于传播理论的应用理论来讲，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就更为重要。

目前，传播学界对狭义的传播理论讨论较多，而对广义的传播理论讨论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传播理论的深化理解。如果我们仅仅讨论狭义的传播理论，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相对封闭的解释体系。问题在于对传播理论基本观念的讨论常常会将问题引向更基本的问题，例如，信息问题、语言符号问题、意义问题、传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对任何一个问题完整的回答都会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对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属基础理论的范畴。这样，借鉴基础理论的成果，无疑会强化传播理论的解释力，使狭义的传播理论更为健全。公务员之家

本文谈到的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论述的。以上谈到的三个方面直接关系到我们建立什么样的传播理论。主体哲学曾在哲学史上产生过长期影响，而现代科学的发展愈发证明了其内在的局限性，我们只有从主、客体相协调的途径上来看待主体意识时，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主体意识，我们只有恰当地说明了主体，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说明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既是我们探讨广义传播理论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探讨传播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核心所在。

基础理论论文:知识经济对我国会计基础理论体系影响论文

一、会计原则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在坚持传统会计核算原则的同时,又要符合其独特要求,拓展或改变部分原则内涵。历史成本原则显得不合时宜,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应采用某种形式的市场价值,混合使用两种或多种计量基础,完整地反映企业会计信息;相关性原则要做到对外对内报告并重,对外部投资者、债权人和内部经营者都要快速提供相关信息资料,满足多变环境的要求;为利于反映现金流量信息,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和风险价值等因素,适应现实经济中的衍生金融工具等经济事项,权责发生制原则将与收付实现制结合起来运用,对网络经济以现金流动制为基础进行核算;配比性原则因“虚拟公司”的出现及合作各方要求合理分配实物资产、人力资产、智力资产的耗费,配比范围扩大了,核算方式也因不确定性要进行合理的调整;及时性原则有了更高的要求,在保障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基础上,会计必须能够随经济业务变化而变化,提供“实时”信息和预测信息;灵活性原则致使人力资源会计、知识会计在坚持计量的同时,合理地运用模糊计量方法,将计量和模糊计量有机结合起来;充分披露原则既要求反映财务资本的货币化会计信息,也要求将人力资源、知识资源在报告中、适当、公正地予以揭示和披露。

二、会计假设

1.会计主体假设。随着我国加入WTO,在我国除了具有独立资金、完整组织机构和人员的经济实体外,将会更多地涌现出经济发展水平多样化和财产权益日益复杂化的虚拟主体。虚拟主体实质上是一种名义上或形式上的企业组织。在网络化经济时代,经济组织的结构和功能都具有较强的变动性。企业可以由多家独立公司通过信息技术进行迅速的联合和重组,形成一种临时性结盟组织,即虚拟公司。虚拟公司的出现,突破了以往的空间概念,它极大地改变了会计主体的存在方式,组成公司的各独立企业借助计算机网络迅速分组,随时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增加或减少组合。虚拟公司使会计主体变成一种新型的“相对会计主体”,这种“相对”会计主体,拓展了传统有形的会计主体假设。“网上公司”、“远距离多主体的网上合作体”等形式的出现,则突破了原有会计主体的“空间”概念。“媒体空间”中的会计主体会越来越多,外延也愈难以界定。会计主体应承认现实主体与虚拟主体并存,会计上对虚拟公司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计量及有关记录和报告,都应适应这个特殊会计主体的需要。传统的会计主体假设将有可能被“相对会计主体假设”所取代。

2.持续经营假设。基于现实主体和虚拟主体同时存在的情况,持续经营是假定会计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将按照既定的目标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但随着竞争加剧和风险增大,企业随时会出现被并购、清算、终止的可能,虚拟公司的经营活动呈现出即合即分的即时性特征,具有临时性和不可预测性,它能根据市场需要,适时介入、退出与转换,虚拟公司是一个存在于网上的临时性组织,进行的多是一次性交易,完成后即进行解散,因而引发对持续经营假设的挑战。有人主张代之以破产清算和破产清算期间假设。因为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更新、扩散的速度很快,从而经济活动面临着较大风险。正是意识到这一点,“网上实体”的经营活动便呈现出“短暂性”,因此,笔者也认为确立破产清算及破产清算期间假设,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3.会计分期假设。在网络经济环境下,虚拟企业随市场机遇的出现而产生,市场机遇的可变性决定了它的存续时间可能很短,甚至可能在几分钟之间就形成一个虚拟企业,完成一笔业务后即宣告解散,所以在一个极短时间内再划分时间段已无必要,只要把会计期间与交易期间统一就可解决该问题。因此,有人提出以虚拟企业的网上交易期作为一个会计期间,可以在一次交易后只编制一次会计报表便可满足需要。这样就不会产生成本费用的跨期分配问题,从而使收益等会计信息更真实、。从另一方面说,在网络时代,计算机强大的运算和传输功能使企业财务管理由静态走向动态,使企业在任何时点,都可将已发生的经济交易和事项反映在财务报告上,企业内外部信息使用者可以及时地得到企业实时的财务和非财务信息,而无须等待会计期末,因而网络时代信息传递的实时性使会计分期假设消除了时间的断点,因而网络时代信息传递的实时性也引发了对会计分期假设的否定。笔者认为,对于网络经济可取消会计分期假设,对实体经济仍可适用会计分期假设。

4.货币计量假设。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已发展成为电子货币。货币出现了无纸化趋势,加上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这些对虚拟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又无法用货币计量,不能在资产负债表上予以披露。为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发展非货币计量单位,以使这些变动因素的计量变成可比性强和易于分析的因素,以满足利害关系人对这些非经济性信息的需求。会计是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系统的反映,为记录和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需要货币这样一个统一的量度,然而在网络时代,经济的全球化模糊了经济活动国内国外的界限,同时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活动的不断增长使得国际间各国货币汇率变动很大,这在客观上要求以全球一致的电子货币作为计量单位,以反映企业的经营情况。

三、会计计量模式

1.对于实物资源,可沿用历史成本/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如果物价变动较大时,可在编制财务报表时,按历史成本/一般购买力货币单位计量模式进行调整,以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

2.对于人力资源,可采用现行市价(或公允价值)/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人力资源的计量,可分为成本与价值两个方面。人力资源成本的计量方法主要是历史成本与重置成本(现行成本)。人力资源(价值)的计量方法主要是现行成本法或未来贴现法。但人力资源(价值)因其强调人在未来服务期对企业的贡献,其计量是极其困难的,一般可以以劳动力市场为基础,以劳动力的现行市价计价。

3.对于衍生金融工具,可采用现行市价(或公允价值)/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由于大多数衍生金融工具,表现为一种合约,它只产生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而交易事项并未发生,故无历史成本可言,需用市价代表公允价值。

4.对未来需求须估计的事项,可采用可实现净值/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

5.对于衍生资源,可采用历史成本/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以及现行市价(或公允价值)/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计量。

需要说明的是,公允价值是以当前的市场价格、现行价值为计价基础的计量方法,正好弥补历史成本的不足,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能较地披露企业获得的现金流量,能确切地反映企业的资产状况、经营能力、偿债能力及所承担的财务风险。对于人力资源、特征各异的衍生金融工具“期货”“期权”“远期合同”等采用公允价值能较好地计量。

四、会计平衡公式

在一般经济学意义上,任何社会的生产经营过程都需要三个因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但在传统的会计中,将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投入者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好像只要有这些便可建立一个企业,自动带来收益,这显然是与事实相悖的。所以,笔者认为企业有两种所有者:一是物质资本的所有者,他们提供基本劳动条件;二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他们完成劳动过程。所以,客观上要求企业对劳动的投入必须和其他要素的投入一样对待,将劳动视为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会计中得到反映,与此相联系,劳动者权益与投资者权益一样需要在会计权益概念中得到体现。

会计必须对人力资源成本、人力资源价值、劳动者权益进行恰当的评价、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传统的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应修订为:知识资产+有形资产=负债+劳动者权益+所有者权益,即会计要素应由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六大会计要素再加上劳动者权益要素;利润分配也应随着劳动者权益要素的建立而由仅仅在投资者之间进行分配,改为由投资者和劳动者共享。

资产包括知识资产和有形资产,这里的有形资产是传统会计上除无形资产之外的资产,在知识经济时代,它依旧是资产的组成部分。知识资产将是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企业未来的竟争力和盈利能力往往取决于其所拥有的知识资产价值。知识资产=人力资产+智力资产+结构性资产+市场资产。在这四个组成部分中,人力资产是实现价值和增值的基础;结构性资产则是保障和支持人力资源创造价值和实现价值的资产;市场资产是企业资产获得市场价值,实现价值和价值增值的主要途径,没有合适的市场资产,资产价值难以实现和发挥;智力资产是知识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企业实现资产的价值和增值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知识资产是一种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的软资产,是一种无形化的知识、技术、信息形态资产,是以智力劳动为主创造的一种非物质化的战略资源,虽具无形性,但它可借助一定的知识、技术等载体来展现,而不是虚无飘渺的事物,知识资产一般很难确认和计量,但它并非不可确认和计量。

五、会计确认基础

国际上有识之士实际上早已认识到权责发生制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收益表)和收益表的确认基础,但对另一个重要的报表———现金流量表的确认基础在会计基本假设中未予以明确。因此,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若用直接法编制,其直接的确认依据是现金流量制,但若用间接法编制时,表中的各项目的确认还是要通过权责发生制转换现金流量制。由此看来,权责发生制和现金流量制均应用来作为会计确认的基础。由于核算的“网络企业”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会计部门和销售、经营、采购等部门业务相融合,经济业务可以实时地发生和结算,使得会计确认的基础将逐步由权责发生制转变为收付实现制。但会计确认基础需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现行会计制度中,权责发生制会计是以会计分期假设为前提的。在网络经济时代,大量虚拟企业的出现使会计分期假设受到了强烈冲击,因此,实现现金流动制正是未来会计发展的必然趋势。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相比虽然比较合理,但其只能用于历史的现金收支信息的处理,而现金流动制不止限于实际已发生的现金收支,它还包括可能的虚拟现金流量,可不受会计分期的约束,可随时提供会计信息,以保障会计信息的有效性。

基础理论论文: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一、“三论”概论的不同界定

改革开放后十来年的行政法发展,由于观点纷呈,许多法学家感到有必要对行政法基础理论作深入的探讨,减少不必要的争论,节省社会和学术资源。其中北京大学行政法学教授罗豪才先生于1993年在综合总结行政学理论研究后首先提出了自己的平衡论。为使其与我国在此之前广泛存在的两种对立的理论进行比较,便同时将这两种理论分别概括为管理论和控权论。管理论“是指前苏联、东欧和中国行政法发展早期,以行政权力为本位,认为行政法是政府管理公民的法的一种行政法观念”。[1](P17)我国二十世纪80年代早期行政法学在很大程度上受这种理论影响。控权论“是一种源于英美国家传统的政府法治理论,主张行政法应是以权利为本位,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的法”。[2](P20)中国行政法从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受此影响。平衡论是有关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理论体系,其最基本的理论主张是:行政机关和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应保持平衡。[3]行政法的本质在于平衡行政机关和相对方权利义务关系,平衡是行政法的化状态和基本价值导向[4]。罗豪才先生的论文《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的平衡》及时次对此理论作了系统的介绍。

二、“三论”的基本观点对比

“三论”的基本观点都是围绕“行政权与公民权”这个行政法核心问题展开,对行政法的各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主张。

(一)对于行政法的目的的不同观点。

管理论认为行政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与之相对立,控权论主张行政法的基本目的在于保障私人的权利和自由。平衡论折衷为“行政法既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又要防止公民权利的滥用或违法行使。行政机关的权力和相对方的权利应保持总体平衡”。为什么行政法对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处理应采取此平衡模式呢?因为“行政权力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公民权利。权力是权利一种特殊形式。行政权一旦形成,便同公民权利结成一种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关系”。[4]

(二)对于行政法的基本内容的不同看法。

管理论认为行政法的基本内容是调整国家管理关系,规定国家管理的原则和制度,核心是行政组织法和行政行为法[5](P50)。控权论认为行政法的基本内容是控制和限制政府权力,司法审查是最重要的内容,同时重视行政程序[6](P3)。平衡论认为行政法是“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有两个方面: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经行政法调整后,形成行政法律关系和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两者互相联系,共同构建统一、和谐的行政法律秩序”。行政法的内容除了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成文法律规范外,“行政法的原则也是行政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三)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不同观点。

管理论常把管理原则作为法的原则,并且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作为最重要的原则[7](P10)。控权论强调严格的依法行政原则,主张“无法律即无行政”,严格限制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政府行为没有自由斟酌、自由选择的余地,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平衡论也承认行政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是依法行政,却赋予其新的内涵。依法行政原则对“消极行政”和“积极行政”应有不同的要求。平衡论认为,“现代行政可分为两类,一类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如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等;另一类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不产生直接影响,如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咨询、行政建议、行政政策等。”前一类行政称之为“消极行政”,后一类行政称之为“积极行政”。

依法行政对消极行政的要求是“没有法律规范就没有行政”,即受法律严格制约;依法行政对积极行政的要求是“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作为”,“当然,积极行政也应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的要求,不同宪法、法律抵触”。

(四)对于行政法的手段的不同认识。

管理论认为由于行政法律关系主要是命令—服从关系,决定了行政法主要是强制和命令性的手段。控权论认为控制和限制行政的手段主要有两个:一是司法审查;一是行政程序。平衡论认为二者都具有片面性,它不同意控权论过分强调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作用,也不同意管理论过分强调命令、强制手段的作用。

认为前者忽视行政效率,不利于积极行政和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后者忽视相对方的权利,不符合现代民主、法治发展的趋势。于是主张综合运用行政法的各种手段,即:在必要的场合运用命令、强制手段,而在大多数场合“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行政制裁、行政强制手段,淡化权力色彩。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行政机关应进一步变革传统的管理模式,积极推行行政指导,公民参与管理和行政管理社会化等措施,以协调与行政相对方的关系,维护两者的平衡”。[4]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的作用虽不能过分强调,但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现代行政程序以民主和公正为宗旨,同时兼顾效率。了解程序、公开程序、取证程序、回避程序、听证程序、处理程序、告知程序等是其主要内容。行政程序的设立赋予了相对一方以了解权、要求回避权、辩论权、申请补救权等一系列重要的程序性权利。公民正是以这些程序上的权利,抗衡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力,调和基于与行政机关法律地位不对等造成的巨大反差,参与行政权的行使过程,从而使自己从单纯的行政行为的对象,变成了可以通过行政程序制约行政行为的主体,从纯粹的被动者变成了一定条件下的主动者。”司法审查“也是现代行政法的重心所在。立法虽然力图公平分派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与义务,但却不能保障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符合法律。因此,为了纠正行政机关在执法阶段的违法行为,平衡执法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因明显不对等的法律地位造成的巨大反差,保护相对一方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司法审查)制度遂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2](P23)

三、“三论”的形成基础比较分析

理论总是现实的反映。行政法基础理论的“三论”的形成有其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根源,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因素的影响和需求形成了不同的理论。

(一)管理论形成的基础。

采取管理论模式的国家,以下三个特点构成管理论存在的重要基础。一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根据前苏联1977年宪法,前苏联采用民主集中制,政治体制更多地体现为中央集权。在政治机构的设置和操作方面,强调政治命令的国家主权性、效率性,不重视民主性的问题。这有利于维护国家各种权力,保障国家管理的实现。又如日本,尽管战前一些宪法学者主张民主改革,但始终未改变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二是计划的经济模式。前苏联是采用纯粹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经济管理是其主要职能之一,对于计划政策来说,法律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计划的地位等于或高于法律,故在行政法领域自然强调国家经济管理。战前日本的经济兼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特点。“一战”和“二战”使日本的经济围绕着军事工业急剧集中。经济的计划管理成为战时的君主立宪国家经济运作的主要模式。其与苏联在计划和法律的关系上是一致的,经济计划决定了法律。三是个人自由的法律思想匮乏。前苏联国家主权主义和集体主义一直受到前苏联各阶层的推崇,个人主义自由的思想受到彻底否定。这反映在法学理论中,便是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方面的理论相对较少和疏浅;反映在法律制度上是缺少相应的机制。在日本,起萌于明治维新的自由的法律思想一直受到日本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抑制。战前的日本法学理论受官僚法学、专制法学的统治,关于个人权利的法学理论未能占领法学领域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8](P29-30)

(二)控权论形成的基础。

控权论产生的原因之一,英美国家政治自由主义的特点。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运动,以英国的洛克为代表人物的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思潮对个人自由的非常尊崇,不仅在政治实践中留下了痕迹,法律领域中正在形成的英美国家行政法理论基础也受到它的影响。“政治自由主义思想的不断发展,为行政法控权理论的完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支持。”[1](P122)在公民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问题上,自由主义认为个人自由至上和有限的政府权力,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个人权利被赋予至上地位时,与之相对的政府权力被认为必然是有限的。新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得到两个教训:自由难能可贵;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而美国宪政运动的整个过程始终贯彻的同样是两个主题,保护个人权利和限制政府权力。

控权论产生的原因之二,英美国家经济自由主义的特点。18世纪产生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是英美自由主义的重要内容。英美行政法控权理论的发展与这一思想的广泛传播密切相关,它们在对待公民自由与政府权力的关系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立场。控权论主张行政法应当以保护公民权利为出发点,控制行政权力;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安排经济是公民个人的自由,政府的过度管制只会构成对公民权利的威胁。在英美国家,强调个人拥有不受限制的选择自由的传统经济自由主义,是控权论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控权论产生的原因之三,普通法系的法律传统。英美国家法律属于普通法系,由普通法院审理包括行政案件在内的所有诉讼案件。这种出于控权目的建构的英美行政诉讼机制,特别是普通法院至尊无上的地位和普通法院法官所受到的尊崇,进而为行政法控权理论的成长培植了沃土。普通法系不区分公法与私法,认为这种划分违背了法律的“平等对待原则”,依据此划分设置的行政法院则违背了“自己不得作自己的法官的原则”,不符合普通法的精神。单一的普通法院传统制度的继续存在,为传统控权观念的延续提供着温床。

(三)平衡论产生的基础。

“平衡论理论的产生,是世界行政法及理论发展趋势对中国行政法及理论的深刻影响的结果。”[5](P50)世界行政法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及时,英美法系国家机关越来越重视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大陆法系的行政法理论。英美新的行政法理论开始强调对行政的信任,要求司法机构在行政机关的专业领域充分尊重行政权力,放弃对某些领域的司法干预。

第二,大陆法系国家逐步吸收英美行政法的一些特点。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成为以往强调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国家保障个人权利的主要手段机制。

第三,现代行政的多样化促进了行政法理论的内容的转变。现代各个国家的行政法,都不仅局限于控制行政权力或管理相对方的范围和目的。相对方的权利和行为随着社会的进步日趋复杂化。一些新的行政内容拓展了行政法的内容和范围,行政法在积极行政和消极行政、负担行政和受益行政等不同领域的表现都有所区别。此外,由于行政手段的变化,也促进了行政法理论的丰富。一些非直接权力性的行政手段成为现代行政的主要手段,如行政指导、行政政策、行政咨询、行政契约、行政建议等,这些行政行为同样引起法律关系,而且将成为现代行政法调整的主要社会关系内容。行政法走出控权或管理模式的框框,走向多样化、复杂化,是现代行政发展的需要,也是行政法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四,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和协调成为各国行政法的主要问题。英美法等国和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而管理论模式以公共利益为中心,控权理论模式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从现代各国的行政法状况看,这两种传统模式都已被打破。无论是立法者、执行者还是司法者,都不再在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时,当然认为公共利益或个人利益优先。进行利益衡量成为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基本方法,而衡量的结果,正是为了实现两者的平衡。从以上可见,不同的理论向平衡理论迈进的趋势,对于中国行政法模式的选择,具有深刻的意义。

基础理论论文:文艺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理论建设常常是在对理论自身的反思中艰难前行的。要构建面向21世纪的文艺理论，倡导反思精神和“问题意识”应成为学理创新和学术自觉的前提。因而，直面缺憾、认准坐标、建构学理便构成当代文论话语的三维空间。

一、直面缺憾：我们失去了什么

历经拨乱反正、引进趋新和体系创造的步步足履，新时期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无疑是成就巨大并令人鼓舞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和文艺复苏的时代大潮，为理论家的创造和理论的推进提供了适宜的精神生态和广阔的话语空间，文艺理论的观念更新与学科拓展赢得历史的尊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对文艺理论实绩的真诚崇敬并不能抹去理论研究自身的缺憾，我们对理论走势的欣喜也难以开释对理论困窘的深层焦虑。对于21世纪的我国文艺理论建设来说，得到的已成为过去，而失去的却要影响未来。于是，直面缺憾，检视我们这些年在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失去了一些什么，也许对构建文艺学当代形态更具启迪意义。

缺憾之一：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让我们失去了聚焦文论本体的自信。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转型和商品大潮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使文学艺术及其理论一道被置身于一个告别和进入、解体与建构的动荡时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失去轰动效应，经济的“热”和文艺的“冷”形成鲜明的反差，以致出现精神审美功利与物质实用功利的悖反，作品的艺术价值与衡量作品的经济杠杆之间的反差和艺术消费中“曲高和寡”与“媚俗获众”的错位，文学日渐偏离“社会代言”和“文化主打”的中心位置，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缘化”即由此而生。在文艺理论领域，其边缘化不仅表现在这些年来的文艺研究远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那般红火和抢眼，还在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本身也被置于边缘化处境。譬如，文学理论研究队伍的边缘化——理论研究人才流失，甘坐“冷板凳”的学者越来越少；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扎扎实实从学理本体和基本问题上做“功夫学问”的人在分化和锐减，而赶时髦、求新潮、扮“黑马”、标新立异走“捷径”的投机学人越来越多；还有文学理论研究学科目标的边缘化——即以所谓应用研究、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来替代基础原理研究。例如，这些年把文艺原理“美学化”“文化学化”“社会学化”，乃至于“哲学化”或“科学化”的研究成果十分普遍，并且常常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夸赞。这里潜藏着的危机在于：有些研究在将文艺理论打了一阵跨学科“擦边球”后，理论自身的原理性难题并未得到有效地解决；相反，简单地把文论问题做“美学化”或“文化学化”处理，丧失的却是对文艺理论学科本身独特而系统地把握能力和聚焦文论文体的自信。

缺憾之二：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认同化，使我们失去了原创和超越的勇气。如果说边缘化错位使我们的求异思维找错了坐标，那么，守成的惰性心理则常常使我们的理论研究被求同思维所困扰。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习惯于将自己的思维支点依托于前人的某种理论范式上，以“本本”“经典”“”为依归，以读解、引征或推崇、效仿来代替理论创新和学术超越。这有三种表现：一是向马列文论认同。诸如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哲学认识论、意识形态论或艺术生产论等论述，于是也就有了自己的持论根据和学理体系。二是向现当代的西方文论认同。从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到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理论，从语义学、符号学到解释学、接受美学，乃至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后殖民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都被一些人风车似的玩过，都曾被持论者认同为先锋理论的界碑和方法论武器。三是向中国本土的文论传统认同。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论宝库和“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论遗产不仅成为一些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而且成为一些研究者的学术精神原乡。

这些理论认同并非毫无意义，比如，向马列文论的认同使我们有了主流意识，向外国文论认同使我们找到了参照坐标，而向中国古代文论认同则使我们拥有了理论的民族本根。问题在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味地理论认同，极易造成对文学基础理论不是“接着说”而是“照着说”，不是“说自己”而是“说别人”，不是消化式吸收而是囫囵吞枣或照抄照搬。结果便是理论研究的陈旧、重复、学舌和玄虚，理论建设变成了“述而不作”的八股老调、中外文论的“元件组装”或前人观点的“穿靴戴帽”，从而削弱和消解了研究者的原创意识和理论成果的超越价值。

缺憾之三：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功利化，使我们失去了思想和方法论的支撑。“功利学术”的泛滥正侵害着理论研究的健康肌体。走近时下的学术圈，你不难发现，为晋升专业技术职称而进行理论研究、为完成科研指标而从事科研活动、为编写教材、完成丛书出版计划而写书的不乏其人，更不用说“著书只为稻粱谋”的“编书”了。许多人把精力放在争课题、报大奖、拜名家、找路子等“学外工夫”上，希图靠虚名浮利尽快扬名立腕，而对学问本身关注不多或思考不深。功利化学术在研究对象和治学方式上通常表现为：及时，轻基础理论研究重应用研究。因为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对治学的基本功要求更高，而应用研究诸如介入热点、评品时尚、点击流行文化、追踪偶像明星等，做起来投入少，见效快，事半功倍又名利双收。第二，用浮躁和炒作代替沉思与创造。文坛的心浮气躁常常滋生出一个个泡沫学术和商业化炒作，传统的“求道之思”或“授艺之学”已被演绎成“卖点秀”或“包装术”，骂名人、唱反调、游走传媒、吸引“娱记”，论题惊世骇俗、开口语惊四座，是其惯用的操作方式。第三，重体系搭建轻问题研究。这些年国内出版的不下几十种文学原理教材以及众多学术专著，已经构建出许许多多相同或不同的文论形态和体系，如文艺反映论体系、文艺认识论体系、文艺意识形态论体系、文艺生产论体系、文艺主体论体系、文艺心理学体系、文艺符号论体系、文艺系统论体系等等，无疑它们从总体上推进了文艺理论建设。这些理论体系中，有些是具有创造性的或有具创造性的成分，但确有不少是陈陈相因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每一个基础理论问题深入思辨和科学解答基础之上的，如果仅有体系空壳而没有思想新创，疑难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那么所谓的“体系”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对推进文艺理论的实际进展和建构文艺学当代形态是无济于事的。缺乏学理创新而忙于搭建体系，是功利化学术的反映，也是文艺基础理论研究失去思想和方法论支撑的表现。

二、认准坐标：我们选择什么

当历史把文艺理论研究带入21世纪的时候，时代迫使我们对建设什么样的文论范式以及怎样建设这种范式作出自己的选择，开放的理论背景又为我们提供了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时至今日，至少有4个层面的观念坐标需要我们去认真面对、认知和选择。

从纵向上讲，我们正面对“传统与未来”的价值选择。建设新世纪的文艺理论需要我们把目光投向过去，开凿自己脚下的理论岩层，批判地继承古代文艺理论遗产，吸纳文论传统的丰富营养；同时，文艺理论的发展又不可为传统所累，背负沉重的包袱前行，或囿于旧有模式而驻足，而应该面向现实发展，关注时代进步，把目光投向未来，开辟文艺理论建设的新境界。

从横向上说，我们要面对“自律与他律”的价值选择。文艺理论建设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秉承民族的文论血脉和人文精神，重新镀亮自己的理论个性，以理论的民族性来赢得理论价值的世界性；同时，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又需要广撷博采人类一切的理论质素来滋补我们的文论肌体，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外民族文论的“橄榄枝”作为我们理论建构的借鉴，任何封闭意识和“国粹”心态都将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潮流格格不入。这种“中化”和“西学”或“中体”与“西用”的关系，构成了一个自律和他律的观念悖论。

从理论范式上看，我们正面对文艺理论的“经典形态”“传统形态”与“当代形态”的价值选择。“经典形态”是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始人及其经典作家的理论思想，它们通常代表着文艺理论的主导思想、基本观点和话语模式，具有学理的典范性和观念的规范性。“传统形态”是指“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来发展和积累起来的习见理论模式，它们是以文艺理论教材及专著式成果所形成的、被多数人认可的文论形态，具有理论范式的约定俗成性以及价值取向的惯性和思维定势的惰性。“当代形态”则是正在创造和发展中的文艺理论，这种文论正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例如，全球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会给它带来异域文论、甚至是殖民文化的渗透与挤压，高科技的迅速兴起形成文艺存在方式和媒介形式的变异，还有大众审美文艺、特别是影视艺术、网络艺术和“快餐文化”形成的文艺本体变迁和观念革命的新选择等，它们使得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常常要在“适应”与“定位”的不断碰撞中，不得不作出无以选择的选择。

，还有理论特色的价值取向问题。面向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切合新世纪文艺发展实际的理论。而“中国特色”是一种什么样的特色呢？这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可以是指中国古代文艺学传统所铸就的“中国特色”，这应该是中国特色的根基和“底色”；可以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在其构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特色，这是我们所依托的现实理论背景和学理延续的“接口”；还可以指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传播、接受、发展、变异以来所显示出的“中国特色”，即“马列文论中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特色，这是“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1]。这3种“中国特色”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尤其是后2个层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齐头并进、此消彼长的。3个层面在各自发展中所表现出的“中国特色”都应当纳入我们所要建构的文艺理论形态中，问题只在于如何把握和选择它们。

以上4个坐标的立体交叉与相互渗透，把当前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观念困境推到了学科建设的前沿，而对之作出怎样的选择将直接影响文艺理论的未来。当然，认准这几个坐标并不难，从理论上找出自己的选择维度也容易做到，但要从实践上让理论选择的自我意识变成理论创造的有效成果，也许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三、构建学理：我们应该做什么

首先是要回到基础理论本体，以“元问题”研究来启动文艺学当代形态构建。

文艺理论的发展取决于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取决于基础理论问题的局部突破带动学理的整体建构。因而，当前的文论研究应该倡导回归本体，而不是解决；回到问题，而不是制造概念或急于搭建体系；回到起点、找准支点以解决基础理论命题，而不是凌空蹈虚或避坑落井。美国学者拉夫尔·科恩(RalphCohen)在《文学理论的未来》中谈到：“人们正处在文学理论实践的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人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形式主义、文学史、文学语言、读者、作者以及文学标准公认的文学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得到了修正或被取而代之……人们认识到原有理论中哪些部分仍在持续，哪些业已废弃，就需要检验文学转变的过程本身。”[2](1)这些话对当前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也是适应的，而我们检验文学转变过程所得出的教训之一便是要关注理论本体中的“元问题”，即“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怎么写”“文学写成什么”“文学有什么用”等，并据此来深入探讨文学的本体论、客体论、主体论、文本论、价值论等“元问题”[3]，从这些“元问题”出发延伸出一个个“问题元”。通过这样回到最基本的范畴，抓住最基本的问题，靠理论本身的逻辑产生理论的张力，才会带来学理推进的思想动能，并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要达到这一理论目标，就需要确立文论本位意识，排除边缘心态；确立基础研究意识，排除功利心态；确立理论原创意识，排除认同心态。从范畴概念到观念观点，从思辨方式到思想体系，都采取“问题化”的研究眼光，本体论的研究角度，“推进性”的研究态度，从而一步步构建出具有原创性和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学当代形态。

其次是面向未来，实现“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

文艺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它是在依托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不断拓展中，把对真理的无限追求变成无限的追求，最终使追求本身变成无限的过程。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就是这样的一个无限追求的历史过程，而“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正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途径。

“一体两翼”的“一体”，是指文艺理论研究要以新世纪的社会现实和文艺现状为“体”，就是让文论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文艺发展的实际，贴近实践，实事求是，回应现实的需求，瞩目变迁中的世界，让理论品格体现出鲜明的现实感和时代精神。“两翼”是指文艺理论的民族传统和外来精良。对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主要是吸纳它的人文精神，并实现古论范式的现代转换。如古代文论在文艺家与现实关系上的“交感”说（心物交感、天人合一），在文艺家与文艺关系上的“言志”说（诗言志、诗缘情），在创作与作品关系上的“意境”论（意象、兴味、性灵、境界），在作品与现实关系上的“教化”说（诗教、讽喻美刺、有补于世、有为而作）等，都是富含人文内蕴和价值理性的文论传统，一旦将其转换为现代文论的有机成分与合理血脉，不仅会使新的理论建设底蕴充盈，而且还可以使古代文论在21世纪焕发新的活力。外国文艺理论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弃其蹄毛，留其精粹”，洋为中用，一方面要将外来文论的理论质素与中国的文艺现状和理论传统结合起来，实现对其营养素的消化式吸收，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同化”与“顺应”的辩证关系，实现文艺理论的跨文化对话和中外互补。

所谓“综合创新”，即运用辩证思维的研究方法，对以往的文艺理论形态进行辩证地分析和综合，让它们根据现实的需要融合为一，铸就一种面向21世纪的新的文艺理论体系框架。它要求我们通过对文艺理论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经典形态与新创形态的重新审视、辨识、转化和吸收，找到同历史走向和时代精神相符合的思想线索，形成对当代学理本位的思想支撑、对学术立场的重新定位和研究方法的重新选择。在这里，“综合”是创新的手段，“创新”是综合的目标。研究者应该以传统为鉴，以创新为本，光大中国既有的的文艺思想品格，同时采纳外来文论有价值的丰厚资源，发扬中国文论注重整体性、蕴藉性、颖悟性的辩证思维传统和西方文论重逻辑思辨和求新求异的原创意识，而克服中国传统文论“圆而神”的和谐有余、“方以智”的锋角不足的治学缺陷，以及西方文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思想承继与观念变异“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从而创造出既把握宏观又剖析微观，既跨学科融通又中外互补，既有学派对话又回应现实问题，既总结过去又指向未来……这样一种由范畴、观念、命题和思想体系一以贯之的、具有原创性又具有科学的思想与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基础理论体系。

另外，在理论视野上，要关注全球化、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对文艺基础理论建设的生态滋养。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革命带来的全球化浪潮，使我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一方面受到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挤压，另一方面也为跨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从中所得到的应该是更广阔的思维视野、更丰赡的学术资源和更具价值的理论参照。例如，20世纪的西方文论在上半期是从历史走向语言，从内容走向形式；但是，如希利斯·米勒所说：“事实上，从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的’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做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2](122)当近20年来的西方文论从语言返回历史、从形式返回内容的时候，我国的文艺理论却走了一条几乎是与之相反的发展道路，这对于长期陷入“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二元对立困境中的我国当代文论建设来说，不是颇具警示和借鉴意义么？

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的嬗变更是新世纪学理建构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当新技术革命悄然走进我们生活的时候，它所带来的不仅有物质生活的高效和便捷、精神生活的新奇与变异，还有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例如，电子媒介、网络文学和视听艺术的崛起，造成了语言艺术日渐被音像艺术所取代，艺术样式由单媒介向多媒介延伸，以及文艺传播方式由“硬载体”向网络“软载体”转变，由此造成了文艺存在方式，文艺功能方式，文艺创作、传播、欣赏方式，文艺使用媒介和操作工具，文艺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力等诸多方面的变化，以及现代科技手段带来的文艺研究方法——诸如信息通讯技术、信息存储检索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用于文艺研究所形成方法和手段的革命。同时，由科技进步引发的大众审美文化变迁，正使得“快餐文化”“准艺术”和“视听消费”一步步挤占高雅艺术、纯文学和精英文化的市场份额。这时候，文艺基础理论建设需要的不仅是搭建一个宽待时尚、兼容先锋、多元并存、自然甄陶、自由竞争的理论环境平台，更需要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理论观点、思想体系和学理模式等总体构架上，认准自己的发展坐标，由理论新变达成学理创新，构筑出知识经济时代的文艺基础理论新体系。这里我想引用希利斯·米勒在论及文学理论的未来时所说的一段话来描述我们所面对的这种文艺研究现状：“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

基础理论论文:文艺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理论建设常常是在对理论自身的反思中艰难前行的。要构建面向21世纪的文艺理论，倡导反思精神和“问题意识”应成为学理创新和学术自觉的前提。因而，直面缺憾、认准坐标、建构学理便构成当代文论话语的三维空间。

一、直面缺憾：我们失去了什么

历经拨乱反正、引进趋新和体系创造的步步足履，新时期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无疑是成就巨大并令人鼓舞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和文艺复苏的时代大潮，为理论家的创造和理论的推进提供了适宜的精神生态和广阔的话语空间，文艺理论的观念更新与学科拓展赢得历史的尊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对文艺理论实绩的真诚崇敬并不能抹去理论研究自身的缺憾，我们对理论走势的欣喜也难以开释对理论困窘的深层焦虑。对于21世纪的我国文艺理论建设来说，得到的已成为过去，而失去的却要影响未来。于是，直面缺憾，检视我们这些年在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失去了一些什么，也许对构建文艺学当代形态更具启迪意义。

缺憾之一：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让我们失去了聚焦文论本体的自信。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转型和商品大潮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使文学艺术及其理论一道被置身于一个告别和进入、解体与建构的动荡时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失去轰动效应，经济的“热”和文艺的“冷”形成鲜明的反差，以致出现精神审美功利与物质实用功利的悖反，作品的艺术价值与衡量作品的经济杠杆之间的反差和艺术消费中“曲高和寡”与“媚俗获众”的错位，文学日渐偏离“社会代言”和“文化主打”的中心位置，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缘化”即由此而生。在文艺理论领域，其边缘化不仅表现在这些年来的文艺研究远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那般红火和抢眼，还在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本身也被置于边缘化处境。譬如，文学理论研究队伍的边缘化——理论研究人才流失，甘坐“冷板凳”的学者越来越少；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扎扎实实从学理本体和基本问题上做“功夫学问”的人在分化和锐减，而赶时髦、求新潮、扮“黑马”、标新立异走“捷径”的投机学人越来越多；还有文学理论研究学科目标的边缘化——即以所谓应用研究、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来替代基础原理研究。例如，这些年把文艺原理“美学化”“文化学化”“社会学化”，乃至于“哲学化”或“科学化”的研究成果十分普遍，并且常常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夸赞。这里潜藏着的危机在于：有些研究在将文艺理论打了一阵跨学科“擦边球”后，理论自身的原理性难题并未得到有效地解决；相反，简单地把文论问题做“美学化”或“文化学化”处理，丧失的却是对文艺理论学科本身独特而系统地把握能力和聚焦文论文体的自信。

缺憾之二：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认同化，使我们失去了原创和超越的勇气。如果说边缘化错位使我们的求异思维找错了坐标，那么，守成的惰性心理则常常使我们的理论研究被求同思维所困扰。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习惯于将自己的思维支点依托于前人的某种理论范式上，以“本本”“经典”“”为依归，以读解、引征或推崇、效仿来代替理论创新和学术超越。这有三种表现：一是向马列文论认同。诸如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哲学认识论、意识形态论或艺术生产论等论述，于是也就有了自己的持论根据和学理体系。二是向现当代的西方文论认同。从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到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理论，从语义学、符号学到解释学、接受美学，乃至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后殖民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都被一些人风车似的玩过，都曾被持论者认同为先锋理论的界碑和方法论武器。三是向中国本土的文论传统认同。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论宝库和“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论遗产不仅成为一些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而且成为一些研究者的学术精神原乡。

这些理论认同并非毫无意义，比如，向马列文论的认同使我们有了主流意识，向外国文论认同使我们找到了参照坐标，而向中国古代文论认同则使我们拥有了理论的民族本根。问题在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味地理论认同，极易造成对文学基础理论不是“接着说”而是“照着说”，不是“说自己”而是“说别人”，不是消化式吸收而是囫囵吞枣或照抄照搬。结果便是理论研究的陈旧、重复、学舌和玄虚，理论建设变成了“述而不作”的八股老调、中外文论的“元件组装”或前人观点的“穿靴戴帽”，从而削弱和消解了研究者的原创意识和理论成果的超越价值。

缺憾之三：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功利化，使我们失去了思想和方法论的支撑。“功利学术”的泛滥正侵害着理论研究的健康肌体。走近时下的学术圈，你不难发现，为晋升专业技术职称而进行理论研究、为完成科研指标而从事科研活动、为编写教材、完成丛书出版计划而写书的不乏其人，更不用说“著书只为稻粱谋”的“编书”了。许多人把精力放在争课题、报大奖、拜名家、找路子等“学外工夫”上，希图靠虚名浮利尽快扬名立腕，而对学问本身关注不多或思考不深。功利化学术在研究对象和治学方式上通常表现为：及时，轻基础理论研究重应用研究。因为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对治学的基本功要求更高，而应用研究诸如介入热点、评品时尚、点击流行文化、追踪偶像明星等，做起来投入少，见效快，事半功倍又名利双收。第二，用浮躁和炒作代替沉思与创造。文坛的心浮气躁常常滋生出一个个泡沫学术和商业化炒作，传统的“求道之思”或“授艺之学”已被演绎成“卖点秀”或“包装术”，骂名人、唱反调、游走传媒、吸引“娱记”，论题惊世骇俗、开口语惊四座，是其惯用的操作方式。第三，重体系搭建轻问题研究。这些年国内出版的不下几十种文学原理教材以及众多学术专著，已经构建出许许多多相同或不同的文论形态和体系，如文艺反映论体系、文艺认识论体系、文艺意识形态论体系、文艺生产论体系、文艺主体论体系、文艺心理学体系、文艺符号论体系、文艺系统论体系等等，无疑它们从总体上推进了文艺理论建设。这些理论体系中，有些是具有创造性的或有具创造性的成分，但确有不少是陈陈相因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每一个基础理论问题深入思辨和科学解答基础之上的，如果仅有体系空壳而没有思想新创，疑难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那么所谓的“体系”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对推进文艺理论的实际进展和建构文艺学当代形态是无济于事的。缺乏学理创新而忙于搭建体系，是功利化学术的反映，也是文艺基础理论研究失去思想和方法论支撑的表现。

二、认准坐标：我们选择什么

当历史把文艺理论研究带入21世纪的时候，时代迫使我们对建设什么样的文论范式以及怎样建设这种范式作出自己的选择，开放的理论背景又为我们提供了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时至今日，至少有4个层面的观念坐标需要我们去认真面对、认知和选择。

从纵向上讲，我们正面对“传统与未来”的价值选择。建设新世纪的文艺理论需要我们把目光投向过去，开凿自己脚下的理论岩层，批判地继承古代文艺理论遗产，吸纳文论传统的丰富营养；同时，文艺理论的发展又不可为传统所累，背负沉重的包袱前行，或囿于旧有模式而驻足，而应该面向现实发展，关注时代进步，把目光投向未来，开辟文艺理论建设的新境界。

从横向上说，我们要面对“自律与他律”的价值选择。文艺理论建设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秉承民族的文论血脉和人文精神，重新镀亮自己的理论个性，以理论的民族性来赢得理论价值的世界性；同时，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又需要广撷博采人类一切的理论质素来滋补我们的文论肌体，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外民族文论的“橄榄枝”作为我们理论建构的借鉴，任何封闭意识和“国粹”心态都将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潮流格格不入。这种“中化”和“西学”或“中体”与“西用”的关系，构成了一个自律和他律的观念悖论。

从理论范式上看，我们正面对文艺理论的“经典形态”“传统形态”与“当代形态”的价值选择。“经典形态”是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始人及其经典作家的理论思想，它们通常代表着文艺理论的主导思想、基本观点和话语模式，具有学理的典范性和观念的规范性。“传统形态”是指“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来发展和积累起来的习见理论模式，它们是以文艺理论教材及专著式成果所形成的、被多数人认可的文论形态，具有理论范式的约定俗成性以及价值取向的惯性和思维定势的惰性。“当代形态”则是正在创造和发展中的文艺理论，这种文论正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例如，全球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会给它带来异域文论、甚至是殖民文化的渗透与挤压，高科技的迅速兴起形成文艺存在方式和媒介形式的变异，还有大众审美文艺、特别是影视艺术、网络艺术和“快餐文化”形成的文艺本体变迁和观念革命的新选择等，它们使得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常常要在“适应”与“定位”的不断碰撞中，不得不作出无以选择的选择。

，还有理论特色的价值取向问题。面向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切合新世纪文艺发展实际的理论。而“中国特色”是一种什么样的特色呢？这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可以是指中国古代文艺学传统所铸就的“中国特色”，这应该是中国特色的根基和“底色”；可以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在其构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特色，这是我们所依托的现实理论背景和学理延续的“接口”；还可以指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传播、接受、发展、变异以来所显示出的“中国特色”，即“马列文论中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特色，这是“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1]。这3种“中国特色”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尤其是后2个层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齐头并进、此消彼长的。3个层面在各自发展中所表现出的“中国特色”都应当纳入我们所要建构的文艺理论形态中，问题只在于如何把握和选择它们。

以上4个坐标的立体交叉与相互渗透，把当前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观念困境推到了学科建设的前沿，而对之作出怎样的选择将直接影响文艺理论的未来。当然，认准这几个坐标并不难，从理论上找出自己的选择维度也容易做到，但要从实践上让理论选择的自我意识变成理论创造的有效成果，也许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三、构建学理：我们应该做什么

首先是要回到基础理论本体，以“元问题”研究来启动文艺学当代形态构建。

文艺理论的发展取决于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取决于基础理论问题的局部突破带动学理的整体建构。因而，当前的文论研究应该倡导回归本体，而不是解决；回到问题，而不是制造概念或急于搭建体系；回到起点、找准支点以解决基础理论命题，而不是凌空蹈虚或避坑落井。美国学者拉夫尔·科恩(RalphCohen)在《文学理论的未来》中谈到：“人们正处在文学理论实践的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人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形式主义、文学史、文学语言、读者、作者以及文学标准公认的文学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得到了修正或被取而代之……人们认识到原有理论中哪些部分仍在持续，哪些业已废弃，就需要检验文学转变的过程本身。”[2](1)这些话对当前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也是适应的，而我们检验文学转变过程所得出的教训之一便是要关注理论本体中的“元问题”，即“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怎么写”“文学写成什么”“文学有什么用”等，并据此来深入探讨文学的本体论、客体论、主体论、文本论、价值论等“元问题”[3]，从这些“元问题”出发延伸出一个个“问题元”。通过这样回到最基本的范畴，抓住最基本的问题，靠理论本身的逻辑产生理论的张力，才会带来学理推进的思想动能，并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要达到这一理论目标，就需要确立文论本位意识，排除边缘心态；确立基础研究意识，排除功利心态；确立理论原创意识，排除认同心态。从范畴概念到观念观点，从思辨方式到思想体系，都采取“问题化”的研究眼光，本体论的研究角度，“推进性”的研究态度，从而一步步构建出具有原创性和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学当代形态。

其次是面向未来，实现“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

文艺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它是在依托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不断拓展中，把对真理的无限追求变成无限的追求，最终使追求本身变成无限的过程。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就是这样的一个无限追求的历史过程，而“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正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途径。

“一体两翼”的“一体”，是指文艺理论研究要以新世纪的社会现实和文艺现状为“体”，就是让文论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文艺发展的实际，贴近实践，实事求是，回应现实的需求，瞩目变迁中的世界，让理论品格体现出鲜明的现实感和时代精神。“两翼”是指文艺理论的民族传统和外来精良。对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主要是吸纳它的人文精神，并实现古论范式的现代转换。如古代文论在文艺家与现实关系上的“交感”说（心物交感、天人合一），在文艺家与文艺关系上的“言志”说（诗言志、诗缘情），在创作与作品关系上的“意境”论（意象、兴味、性灵、境界），在作品与现实关系上的“教化”说（诗教、讽喻美刺、有补于世、有为而作）等，都是富含人文内蕴和价值理性的文论传统，一旦将其转换为现代文论的有机成分与合理血脉，不仅会使新的理论建设底蕴充盈，而且还可以使古代文论在21世纪焕发新的活力。外国文艺理论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弃其蹄毛，留其精粹”，洋为中用，一方面要将外来文论的理论质素与中国的文艺现状和理论传统结合起来，实现对其营养素的消化式吸收，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同化”与“顺应”的辩证关系，实现文艺理论的跨文化对话和中外互补。

所谓“综合创新”，即运用辩证思维的研究方法，对以往的文艺理论形态进行辩证地分析和综合，让它们根据现实的需要融合为一，铸就一种面向21世纪的新的文艺理论体系框架。它要求我们通过对文艺理论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经典形态与新创形态的重新审视、辨识、转化和吸收，找到同历史走向和时代精神相符合的思想线索，形成对当代学理本位的思想支撑、对学术立场的重新定位和研究方法的重新选择。在这里，“综合”是创新的手段，“创新”是综合的目标。研究者应该以传统为鉴，以创新为本，光大中国既有的的文艺思想品格，同时采纳外来文论有价值的丰厚资源，发扬中国文论注重整体性、蕴藉性、颖悟性的辩证思维传统和西方文论重逻辑思辨和求新求异的原创意识，而克服中国传统文论“圆而神”的和谐有余、“方以智”的锋角不足的治学缺陷，以及西方文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思想承继与观念变异“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从而创造出既把握宏观又剖析微观，既跨学科融通又中外互补，既有学派对话又回应现实问题，既总结过去又指向未来……这样一种由范畴、观念、命题和思想体系一以贯之的、具有原创性又具有科学的思想与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基础理论体系。

另外，在理论视野上，要关注全球化、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对文艺基础理论建设的生态滋养。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革命带来的全球化浪潮，使我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一方面受到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挤压，另一方面也为跨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从中所得到的应该是更广阔的思维视野、更丰赡的学术资源和更具价值的理论参照。例如，20世纪的西方文论在上半期是从历史走向语言，从内容走向形式；但是，如希利斯·米勒所说：“事实上，从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的’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做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2](122)当近20年来的西方文论从语言返回历史、从形式返回内容的时候，我国的文艺理论却走了一条几乎是与之相反的发展道路，这对于长期陷入“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二元对立困境中的我国当代文论建设来说，不是颇具警示和借鉴意义么？

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的嬗变更是新世纪学理建构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当新技术革命悄然走进我们生活的时候，它所带来的不仅有物质生活的高效和便捷、精神生活的新奇与变异，还有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例如，电子媒介、网络文学和视听艺术的崛起，造成了语言艺术日渐被音像艺术所取代，艺术样式由单媒介向多媒介延伸，以及文艺传播方式由“硬载体”向网络“软载体”转变，由此造成了文艺存在方式，文艺功能方式，文艺创作、传播、欣赏方式，文艺使用媒介和操作工具，文艺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力等诸多方面的变化，以及现代科技手段带来的文艺研究方法——诸如信息通讯技术、信息存储检索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用于文艺研究所形成方法和手段的革命。同时，由科技进步引发的大众审美文化变迁，正使得“快餐文化”“准艺术”和“视听消费”一步步挤占高雅艺术、纯文学和精英文化的市场份额。这时候，文艺基础理论建设需要的不仅是搭建一个宽待时尚、兼容先锋、多元并存、自然甄陶、自由竞争的理论环境平台，更需要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理论观点、思想体系和学理模式等总体构架上，认准自己的发展坐标，由理论新变达成学理创新，构筑出知识经济时代的文艺基础理论新体系。这里我想引用希利斯·米勒在论及文学理论的未来时所说的一段话来描述我们所面对的这种文艺研究现状：“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

基础理论论文:保险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关键词]保险理论；不确定性；风险管理；效用理论；非对称信息；逆选择；道德风险

[摘要]保险业在中国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实践的发展迫切要求深化我国保险理论研究。在保险理论研究中，首先应从保险的本原着手，即从不确定性、风险及风险管理理论开始，以效用理论为基础，分析保险价格存在的根源；同时运用经济学的新发展，对保险合同中的非对称信息、逆选择及道德风险进行研究。保险理论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重视研究保险发展理论。本文对保险发展中涉及的相关变量作了初步研究。另外，还提出了保险监管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基础，即建立在政府掌握的信息足够假定下的、可能实现的“帕累托改进”。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中国保险业经历了恢复、发展和逐步市场化的阶段，政府监管也经历了由不健全到逐步健全的过程。但是，从国民经济及社会进步的宏观角度来考察，并对比国际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保险业的发展状况，我国保险业显然还处在粗放发展的时期。其根本特征是，保险市场机制不完善，定价（包括佣金、手续费率）机制不健全；保险经营管理的成本较高，效率较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相对于其他同类行业的地位明显弱小；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作为从事风险管理的行业，更远未对社会发挥其专业作用；保险业尚未深人到我国城乡居民的观念之中。因此，我们要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应用保险的基础理论、发展理论以及相关的经济学、法学等理论进行研究，为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保险的本原理论及相关基础理论

保险的本原理论，即指不确定性、风险和风险管理理论；保险的相关基础理论，即指非对称信息、逆选择及道德风险理论。

对保险理论进行研究都是开始于对风险的研究，保险是风险管理的一种形式，且是最主要和有效的形式。保险的原理即是将单个损失的不确定性转化为整体损失的确定性，使客观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这就要求投保人的损失是可计算的，其中关键的因素是要得出一个具有合理度的可确定的损失概率分布。这种概率分布主要来自于多年的经验数据，有些分布则可以从理论推导中得来。进入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从效用理论的角度研究保险问题，效用理论成为分析风险与保险的基础理论。比如，通过相关模型的推导显示，作为大部分人群的风险规避者，为了在不确定的收人选择中获得确定性收入而愿意放弃一定的收入，而其效用是相等的。这种收入的差额就构成了风险贴水的概念。风险贴水则构成作为风险管理手段之一的商业保险保费存在的理论基础。该模型分析的一个推论是，在消费者是风险规避者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效用较大化是保险人生存并获取利润的一个重要动因。

上个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人们对风险理论研究的深入和信息经济学（包括博弈论）的逐步兴起，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和逆选择问题以及保险合同中的非对称信息问题日益成为保险研究的热门话题。一方面，保险合同具有射悻性及合同信息的非对称性特征。射悻性这个概念的含义是指，合同的双方对于合同履行的结果都有可能获得比对方更大的利益，而这种可能性又是基于某种保障和某一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同时又由于保险合同本身变得越来越复杂，使得保险合同的一方，即投保人方在对合同信息掌握上处于不利的或者说是弱势的地位，这一点也是保险合同的重要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保险合同和其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合同有很大的不同，相对于经贸和民事合同，保险合同更多地存在着双方博弈的空间。另一方面，保险具有长期性及广泛性特点。一份长期寿险合同可能持续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一生；同时，一家保险公司所对应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是很大的一个群体，一家保险公司的破产会直接影响着许多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而保险公司经营得好坏又是单个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无法知晓和控制的。投保人一方为了弥补自身对保险合同信息掌握的缺失或者为了获取更多额外的利益，可能不如实告知自己作为合同一方的有关信息，这就构成逆选择或道德风险。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发展，可望在研究保险合同的相关问题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重视保险的基础理论研究，可以使我们对进一步的研究正本清源、更扎实和更深入；反过来，保险理论研究应当始终为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服务。保险的本原理论应当至少解决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1.保险能够为社会提供什么产品与服务，以及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应当提供多大量的产品及服务。这其中需要分析一定阶段下的保险市场需求与供给，以及保险费率的特点及其确定。

2.如何提供上述产品及服务。实际上就是保险的经营管理方式，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从保险市场结构到具体保险供给商的内部企业治理，再到保险公司从产品设计到风险管理服务及理赔的各个环节。其核心问题是成本与收益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效率问题，同时也包括发展的动力问题。

3.与上述二个基本问题密切相关，或者是对上述问题需要进行一步分析的问题，是需要解决保险合同各有关当事人的关系问题。包括针对不同的投保人群体，适合什么样的保险产品；在社会经济不同结构下，如何进行保险产品的创新与开发等。

二、保险发展理论

传统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经济部门增长的基本模型。在微观层面，保险公司发展是保险资本、人力资源、产品数量与结构等相关变量的函数；在宏观层面，保险发展则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程度、市场化程度、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变量的函数。在研究方法上，数十年来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研究模型，如哈罗德—多马模型、罗伯特·索罗、爱德华·丹尼森运用不同生产函数解释经济增长的方法等，都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从需求方面来看，同一般商品类似，保险市场需求也应具备对保险产品和服务有消费的欲望和消费的能力两个要件。与其他一般商品不同的是，保险作为一种无形商品，它更是一种保障，是消费者一旦遭受损失，对保险人履行赔偿义务保障的一种购买；同时从人寿保险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人们对自己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一种选择。保险市场需求有两个决定因素：从财产保险（主要是企业火险和水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依赖于经济总量的成长，这种依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经济总量的成长，保费收入总量不断增长；二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保费收入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越大。从人寿保险角度和个人财产保险角度，保险市场需求更依赖于国民收入水平。当然，两者是有联系的。保险需求主要是一种消费需求，同时，随着保险产品的不断发展，一些投资连结产品不断问世，保险需求也逐步地带有一定的投资需求的属性。保险需求有以下特点：

1.保险需求有明显的阶段性。商业保险是总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们的财富只能够维持当前基本的生活消费时，一方面，人们所做的事情只能是进一步创造和增加财富，而较少有风险防范与管理的思想；另一方面，人们也没有能力从当前仅有的财富中再拿出一部分作为风险转移的成本（即商业保险中的保险费）。

2.保险消费观念的建立有较明显的外部决定性。尤其从短期来说，保险消费并不是一个被人们自然接受的观念。这一点不仅对尚处在保险产业发展初期的保险市场来说至关重要，少数发达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据统计，在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国家中，尽管大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达到了5％-8％的水平，但仍有少部分国家的保险深度水平很低，他们之间的差异在0.1％—8％之间。人们对保险消费不易接受的原因：一是一般居民对于付出一定的代价去“换取”全体财富的安全的理念并不是很容易接受；二是由于保险合同是一种对将来的保障，人们在以保险消费来处理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关系上，并不感觉到非常安全；三是由于保险合同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由保险人一方制定的“繁琐”的保险条款以及大量的“除外责任”，使得许多投保人以及更广大的潜在投保人对签订保险合同望而却步。另外，还存在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

3.从长期来看，保险需求有较强的收人弹性，而价格弹性较弱。保险需求程度极大地依赖于人们的收入水平，在不同的收入水平阶段，有不同的保险需求函数；保险商品也不象其他一般商品，可以随时买来、即期消费，并且还可以随着商品价格的升降来决定现时对该商品的消费量。保险商品作为一种通过对风险评估、投资收益及各相关因素的精算分析以后确定的产品及价格，一旦确定就不易变更。因此，保险人面对的是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小的市场。对保险市场需求的分析也必须主要是根据保险产品的特点进行分析。

从供给角度分析，保险市场需求有以下特点：

1.保险市场是建立在总体市场发育程度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保险供给总量决定于当时的社会总财富。

2.保险市场供给的增长与保险技术的发展是呈正相关关系的。随着保险业务规模的增大，资本金的作用实际上趋于降低，而代之以保险责任准备金。各项责任准备金的提留是一个建立在精算科学基础上的工作，而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基础，保险业务经营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另外，在保险市场竞争中，及时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有竞争力的产品是极其重要的，新产品的开发融合了对该产品标的损失分布的统计分析、将来准备金运用的收益等方面，其所要求的有关方面的技术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才能够真正赢得市场。

3.长期保险市场供给具有较明显的阶段性。一般来讲，在保险市场发展初期，保险费率较高，保险供给的增长速度较慢，保险业能够通过高费率获得比较高的利润率。在产业增长阶段，市场竞争的发展和市场自由化水平的提高，保险供给的增长会呈现出一个快于社会总财富增长速度的时期。这个阶段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市场成熟阶段是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的逐步提高，保险在总体经济中的渗透率逐步接近饱和，这时保险供给将保持一个大致与总财富增长速度相同的速度增长。国际保险杂志《Sigma》的研究结果是，非寿险业务的饱和点大约为所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

4.保险本身的特点决定了保险市场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然的进入壁垒和政府不同程度的限制。保险的原理要求保险的经营者具备两个基本的经营要件：一是要有足够的资本金，以保障在该保险人尚未建立起保险基金时（主要是保险公司开始经营业务及保险业务发展过快时）对投保人的赔付。因此，进入保险市场的条件自然要比一般工商业或其他第三产业的要求高。二是要有足够大的承保面。根据大数定律的原理，承保覆盖的范围越大，保险费率越低。反之，保险公司保险的范围小、承保的标的少，一旦遇到大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赔付，整个公司的资本金就将支出殆尽，从而使保险公司面临破产的风险。在进行上述一般经济分析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经济增长与生产率的一个中心问题，是经济社会如何能保持创新的强烈动机及持续发展的机制。在保险业发展中，我们应当甄别出在不同发展阶段刺激保险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当前发展阶段，除了需要关心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增长外，应当尤其关注以下两方面的研究：

一是现代企业制度理论与保险业发展。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状况，包括企业管理和内控机制等，都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是制约我国保险公司长期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应当在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理论的同时，根据我国保险公司的特点，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

二是金融工程理论与保险业发展。保险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保险产品的发展，产品创新是保险业发展的强大动力。金融工程理论作为现代金融理论发展的重要工具，对保险产品的创新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研究和发展金融工程理论及其在我国保险业中的应用，至关重要。

三、保险监管理论

一个产业的发展，其经营是产业发展的内核，政府监管则是必要的外部指导和监督。政府对市场监管在经济学上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在达到“帕累托”过程中可能实现的“帕累托改进”，其前提条件是假定政府对市场信息的掌握有可能比单个市场主体要大，政府通过对市场的窗口指导，实现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善。政府监管职能的体现，一是指导，二是规范。指导实际上是通过向产业提供服务实现的，这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职能，是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条件下而言的；规范与处罚则是对于有可能出现的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利益等行为的应对手段。对于一般的工商产业，政府的监管主要是体现在对市场行为的规范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及公众利益上，而对于一些特殊行业，供需双方在对产品信息掌握明显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对产品及市场行为的适当干预成为必要。保险业即属于此类产业。保险经营与保险监管有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其中统一的一面是主导，其发展的最终趋势是走向的统一。在我国保险业当前的发展水平和自律水平下，有效的保险监管是保险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基础理论论文:政府传播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政府传播是政府运用以信息为载体的政治权力而维护其运行的一种运作过程。其本质是权力的运作方式。本文从政治权力的角度阐发开去，去解读政府传播，从而对政府传播的概念、政府传播渠道、政府传播模型等进行分析，以期对政府传播这一现象获得基本认识。

关键词：政府传播、权力、渠道、模型、信息反馈

当前，关于政府传播的概念，大家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是“政府传播是政府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①也有学者提出“政府传播是运用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描述和解释政府的信息生产、传递及由此产生的信息交换关系的概念”。②也有学者认为政府传播即“国家权利机关的执行机关用语言、文字等符号，借助媒介向目标公众传递、交流信息的进程”。③这些解释都是从传播学意义阐释的，即用传播学的概念对政府中存在的信息流动过程进行解释。

一、“政府传播”概念的界定及说明

要界定政府传播的概念，首先应对政府传播的主体政府有较的认识。什么是政府呢？无论是将政府视为政治统治的方式或政治统治的确定形式，还是将政府视为管理国家事物的机构和统治阶级行使国家权力、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政府即管理与行使国家主权的机关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从静态的角度去解读政府，它所强调的是公共权力的具体结构，但政府传播基于传播本身的互动性，它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动态势能，所以从动态角度去解读政府。

政府作为政治主体，是要实现目的，主要表现为利益。“这种利益是非常广泛的，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或二者兼而有之。政治权力所实现的利益，不论其形态如何，对于权力主体来说，都是属于根本性的利益”。④而政府为保障根本利益的实现，就会把根本利益在实际中转化为政治意志和政治行为，从而事实成为政治权力的载体。

政府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体系。在这个宏观体系中，运行的主体是作为权力中枢的政府，而权力就是这个系统及其运行状况的血液。由于权力运行是一种动态结构，时间因素便成为其不可缺少的坐标。政治权力如果不能在有效的时间到达权力的客体，其作用就会失去意义而化为乌有。政府存在的意义便是使这种政治权力在传输过程中，不断地得到权力损耗的补充，从而到达权利的客体，从而实现其政府运行的目的。

而这些权力的传输，一部分以信息为载体，一部分以强制力（如行政、法律）为载体进行流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所谓政府传播就是政府运用以信息为载体的政治权力而维护其运行的一种运行过程。其本质是权力的运作方式，呈现出的表象便为信息的传播。

这个定义揭示了政府传播所具有的如下特性：

及时、强制性。政府传播的主体作为管理与行使国家主权的机关，拥有极大的权力，具有制定政策、颁布法律、管理社会等职能。一方面对信息和信息渠道掌握着控制权，另一方面对受众有强制性接受执行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性就决定了政府传播是具有强制性的。

第二、目的性。政治权利本身就是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的，所以权力的流动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往哪儿流动以及如何流动都有自己固定的规则与程序。所以政府传播也有很强的目的性，传播什么内容，通过什么渠道传播，这都带有很强的可控性。

第三、互动性。政治权力作为现实的政治过程中运动着的一种现象，其状况由权力作用的结果来衡量。在政府传播中，权力作用于权力的客体，权利客体也会反作用权力主体，于是双方出出了信息的互动。这种互动在政府传播中大为重要，因为权力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权力主体利益。二、政府传播渠道分析

作为权力主体的政府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必须把权力施加于作为权力客体的民众，这时候便产生了权力的流动，于是权力主体的政府变成了传者，权力客体的民众变成了受众。

基于政府传播本质上为一种权力的动作方式，所以政府传播渠道是权力流动的渠道，这是大大有别于信息交流层面上对政府传播解续而确立的政府传播渠道，即大家通常所分析的大众传播媒价，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及网络媒体。

从权力流动层面上来分析政府传播渠道，我们会发现原来政府传播渠道不仅仅局限于大众传媒，而它本身内部就存在着传播渠道，而这一方面是我们通常所忽视的，这在政府传播研究方面是一块较大的空白。

政府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权力系统，它的权利流动可以从系统内外区别，系统内的为组织传播，系统外的为非组织传播。

1、组织传播渠道

我们分析政府权力作用的内部渠道问题。政府权力的作用是指它作为一种支配权利（即政治管理权利）对于社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而在作用到达社会和人民群众之前，还要经历一段政府内部的渠道。

这种权力流动结构是宝塔形结构。这种结构的特点在于向上的阶梯愈高，规模愈小而能量愈大。权力源所发出的权力流从塔顶一层层的往下流动，每往下一层，接触面就更大，最终到达权力客体。

而组织传播渠道即指上述政府系统内部的传播渠道，这是政府传播的主要渠道，政府依据严密的行政结构进行传播。这种组织传播根据权利流动方向的不同，划分为下行传播、上行传播和平行交叉传播。这里主要指下行传播，即行政组织中同一部门内部或直线上下级之间由上而下的信息传播。它是由上级直接向下级指示、命令、意见等，是领导者向被领导者直接的信息传播。会议、报告、文件等是组织传播的主要方式。会议是政府部门进行传播的基本方式，通常有工作例会、情况汇报会、座谈会、碰头会、现场办公会和电话会议等等。通过会议，可以及时传达各级政府的工作要求，了解下级机关工作情况，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报告所体现的是上行传播的功能，是下级政府机关向上级政府机关汇报工作和请示问题的常用方式，是上级机关获取下面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文件是一种公义形式，一般不分发给个人，而通常由行政领导把文件内容按行政级别、职能传达给有关人员，或按文件规定的行政级别和传阅范围进行阅读。

2、非组织传播渠道

政府传播中的非组织传播是以权力为中心呈辐射状的外向传播模式。这种传播模式是基于政府权力外向传播而形成的。

以政府为核心，将能量或意志通过一定层次向各个方向传递，这样一种结构类似光线向外放射那样，所以称为放射性结构。

这种传播的特点是：政府是传播中心，处于中心外的受众之间彼此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于是大众传媒在此刻就担起政府非组织传播的渠道。当然大众传媒由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者开始变为单纯的“传声筒”和“布告牌”，而政府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传播者。

政府新闻机构、政府网络代表政府在实际传播中与大众媒介发生接触。政府新闻机构是政府为加强政务信息的宣传与流动，统筹政府的新闻工作所设立的，利用新闻媒介信息的专门机构，通常这样的部门有两个任务。一是利用政府工作报告及时地宣传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重要政策、法念以及决定等事项。二是组织召开政府新闻会。

政府网络的出现也大大提高难度各种政务信息的传播速度三、政府传播模型分析

政府传播是一个复杂的传播过程，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因素，但主要因素依然是传者、渠道、受众，这三部分，即

此模型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关系

1、政府与大众媒介的关系

由于政府传播主体政府的强势地位，大众媒介通常情况下的“传者”地位和“把关人”作用，开始前移，最终与政府合二为一，大众媒介成为“传声筒”和“扩音器”，政府则即是传者，又是把关人，所以政府在进行传播则具备了最伏越的传播条件。

但是具备了最伏越的传播条件，并不一定能达到最的传播效果。而且，一旦政府传播在活动中操作上出现失误，其对政府形象的损伤在范围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极大的。

非典时期，卫生部有关部门在初期不向公众通报病情，不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在国际、国内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后来开始正视这个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并建立了快速的疫情通报体制，获得国内外的好评，维护了中国政府的形象。

所以政府传播中，作为主体的政府要适时发言。当出现一些突发事件、重大性事件，与受众利益切身相关或受众极为关注，政府应及时出面，召开新闻会，通报事件的全过程。只有如此，小道消息、谣言才能止住。相反，如果一味遮遮掩掩，小道消息和谣言就会流传，填补因政府发言缺位而出现的信息真空，造成社会恐慌和骚乱，给政府扭转危机、稳定局势带来阻力。

同时要适当发言。为适当发言，传播行为必须有所策划。策划涉及政府传播的所有形式，包括一般性的信息传播、新闻及记者招待会；涉及新闻传播的具体细节，包括时间、地点、形式、内容、的范围、频率以及媒体的选择。同时要对现场可能出现的敏感性问题进行预测性分析，并准备应对预案。

同时要适合发言。要讲究传播技巧，研究受众的心理感受，那种“枪弹论”的观点早已过时，不要在用过去那种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进行发言，否则只会引起反感，事倍功半，要努力寻求共同的诉求点，才能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但是大众媒介并非无所作为。当前我国大众媒介依然存在着新闻报道模式僵化，通篇空话、套话，只报“喜”不报“忧”，在引导舆论上还存在不注意公众的期待心理等诸多问题。大众媒介在报道理念上应更趋于公平、公正的原则。

2、政府与各级政府的关系

政府与各级政府的关系，在各国都是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尤为如此，而且关系更为复杂。

在中国，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是典型的科层性配置。“行政权力主要是按照科层化的主体机构进行分配形成等级权力，以解决集权与分权、管理层与管理幅度的问题。”⑤也是按照行政组织科层化主体结构进行的。

这种科层制的权利配置，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属于层级递推传播模式。纵向上看，信息传播是按照政府机构层次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进行的，即上行传播和下行传播。这种传播是有组织保障的，双向流动都是按程序进行的，属于体制性的渠道。如各级政府机构每年向上递交年终总结，向下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要求，与行政管理中的层级管理不同的是这种传播可以越级进行，如中央领导可以去某市视察，这就是一种跨级视察。

但现实是下行传播渠道多于上行传播渠道，而且在传导过程中，权利的磨损和偏离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信息的放大或缩小乃至失真都是存在的。

而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是存在于行政系统内。干扰信息的正常传播的干扰源主要是：（1）信息源的性；（2）行政人员的素质；（3）机构的层次中央政府对各级地方政府要保持高度的，只有这样下级才能自觉服从，把信息的磨损和偏离减少到低程度。现实中的阳奉阴违，就是典型的置中央于不顾，自然会影响到信息的传播。

行政机构的层次越多，信息传播所遇到的阻力就越大。信息一级一级往下传播时，每一级对信息的理解都会有偏差，而这种偏差越放越大，就会严重影响信息的传播。

所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进行信息传播时，上下级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应适当推行行政体制改革，合并或减少一些不符合现在情况的级别设置。

3、信息反馈关系

在政府传播中，政府通过系统内的渠道和系统外的渠道向受众传播大量信息。但是受众也并不是毫无选择地盲目接受任何信息内容。他们在接触信息方面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具体表现为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虽然说政府传播的信息带有强制性，无论同意与否，都必须无条件接受并执行。政府传播信息的强制性往往造成一种假象，即信息畅通无阻。事实上，由于受众个体在思维、态度、认知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信息的传播效果是有较大差异的，而忽视甚至漠视这种差异会造成“反信息”的聚集。

所谓反信息，广义上讲是指一切对信息的怀疑、排斥、否定的信息的总和。狭义上讲是指对抗性信息，如小道消息、谣言等。反信息的存在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疏导、释放，进而会对传者产生怀疑、不信任，从而使政府的正常传播发生断裂，威胁到政府的正常管理。

及时和完善的信息反馈渠道就显得十分重要。当前政府传播中，信息反馈渠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系统内的渠道，即行政渠道；一部分是系统外的渠道，即媒介渠道。

行政渠道的主要反馈渠道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此外还有举报、政府信访。“某某”热线电话以及现场办公制度等等。但实际一年一次的两会影响了信息反馈的连续性和及时性，而信访、电话这种反馈方式又过于细微。媒介渠道由于媒介自身在政府传播中已与政府合二为一，在实际反馈中，自主性太小。

当前主要存在着三个问题

⑴反馈方式单调

受众在主动反馈信息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渠道应具有很大的自主性。这条渠道不通，可以换另一条渠道。但事实上受众反馈的渠道是很少的。比如虽然当前中国最有的民意代表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但受时间和人大代表素质的影响，也并不能充分反应受众的意见。

其实这里面存在一个对等性的问题。这也是政府传播的特点之一，传者是一个组织，而受众具体到一个个的人。受众接收信息是四面八方的渠道，而反馈信息是则是屈指可数的几个途径。这是不对等的，虽然这有利于政府营造舆论，但不利于听到真实的民众的意见。

⑵反馈时效滞后

传播理论告诉我们：传播渠道越长，噪音越多，不确定的因素也越多，信息通过的层次越多，它到达最终接受者的时间也越长，这样信息经过层层筛选过滤，出现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受众反馈信息的时候，由于我国等级森严的科层制配置，政府部门普遍存在着行动迟缓、办事拖沓、信息传递速度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信息渠道中的噪音过多干扰使得信息失真，使信息传递质量下降，从而影响各级政府的正常稳定运行。

非典时期，个别地方政府就瞒报病情，直接干扰了信息的反馈，严重影响了国家总体措施的布置。

⑶反馈经常“一窝蜂”

由于现实中传播渠道是有限的，而受众反馈信息量巨大，所以经常出现反馈信息“一窝蜂”的现象。而信息的超载，会造成渠道的拥挤和堵塞，阻碍了有用信息的传播，传播速度也会相应降低。

目前我国的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存在着体制的障碍，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公众信息反馈得制度性渠道，也是政府传播中公众信息反馈的主渠道。每年春季“两会”开会期间，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十分拥挤。而且这种“一窝蜂”现象不仅集中在时间上，还集中在反映的问题上。这就造成了信息反馈资源的巨大浪费。

当然上述问题，是社会结构分化以后，利益结构、社会流动结构多样化，而固有的行政结构尚未适应而出现的一些暂时性问题。随着我国行政政策的推进，这些问题都会逐渐解决。

基础理论论文: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发展论文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关于图书馆现象的一般理论知识。它是由关于图书馆现象的一般性认识问题的理性知识和关于图书馆学各个分支学科的共性问题的理性知识等构成的思想体系。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在我国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图书馆定义问题的讨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的不断问世，大大推进了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但是，应当承认：在建设和发展我国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方面，我们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和解决。

1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对立统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图书馆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声音，即认为对以描述客观规律为已任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而言，不应该有各国自己的特色，因为特色太多不一定是件好事，图书馆学的理论、原则，特别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只是用于本国，不适用于大多数国家，就不是真正的科学理论。对于这种认识，我们应当辨证地加以分析。一方面，基础理论不同于应用理论，它主要用于解决人们在从事图书馆事业的活动中所遇到的各种基本认识问题和具有共性的基本理论问题，所以，就应当充分认识到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由于人们认识有关问题的角度和深度的不同，思考问题的情境不同，解决问题的宗旨不同，掌握相关信息素材的齐全程度不同，思考和解决问题所采用的思维方式不同等，因而自然会出现认识结果的不统一性和多样性；同时由于图书馆现象本身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变化性等因素的影响，也造成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多样性和不统一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通过各种学派和相关问题的理论争鸣，在一定时期，图书馆学界对某些基础理论的理性认识会出现暂时的统一现象。但是，应当看到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过程中的这种统一的现象只是相对的，而且通常的情况是，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进一步深化，所掌握的信息素材的进一步丰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的某些局部的统一和平衡往往会被人们所突破。

回顾一下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历史，从其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轨迹中，我们不难看出理论建设中的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基本规律。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展的图书馆定义问题的讨论，使人们对图书馆本质问题的认识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世界性的图书馆学知识横向交流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的深化，所以又出现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学术争鸣，在这次争鸣过程中，人们的一些认识又一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再如，20世纪80年代其中较有代表性，统称为“交流说”问题的讨论，也使人们对“交流说”问题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并且通过学术争鸣，形成了一些颇具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拓展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深化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理论内容。这种打破原有平衡状态并出现不平衡状态的现象，其实是图书馆学不断成长和发育的一种正常表现，我们决不能将其看成是反常现象而加以责难。

我们在建设与发展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道路上，必须充分认识到关于某些问题或某个方面问题的理性认识的统一只是相对的，即理论研究中的平衡状态是相对而言的，而理论研究中对有关问题的认识的不统一性、多样性，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来说，则是的。如果我们只是认识到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统一性，而对其建设性和发展性认识不足，那么就会出现自觉或不自觉地限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思想倾向性。同样，如果只是承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发展性和多样性，而不承认在某个时期的某些问题的理性认识方面的相对统一现象，则会给实际工作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承认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和发展是一个动态性与静态性的统一的过程，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一个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对立统一的过程。

2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中有无至善的理论

这似乎是一个并不是问题的问题。然而由于受到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影响，近年来我国有一些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所谓“至善”，就是十分，不需发展之意。那么在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之中确实存在这种十分的理性认识成果吗？我们认为从事物的一般发展规律和人们的认识规律来看，“至善”的事物和理论都是不存在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必须以适应一定环境条件为前提，所以在这个运动和发展的世界中，任何事物都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自己，假若某种事物故步自封、不思进取，那么它的下场必然是被时代的潮流所淘汰。图书馆学理论也是如此。由于我们的管理对象和研究对象都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变化之中，所以，理论也必须顺应这种变化的需要，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身的思想内容，只有如此，理论才能对变化的环境和对象做出及时的反映，才能成为指导实践的有力工具。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历史也说明，“至善”的理论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都需要我们通过不断深化对有关图书馆现象的认识，不断地予以充实和发展。目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又面临着电子文献及其管理实践的新挑战，有许多新的基础理论问题需要重新加以思考和探索。一些基于传统手工图书馆管理实践经验提炼出来的基本认识成果，在新的对象和新的情景之下，已经显现出疲软之态，如果我们依然抱着过去的理论和观念不放，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大厦的颠覆。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功用之一，就是应当去“证明和推论”一切有助于图书馆界的社会认识和把握图书馆和图书馆工作存在价值的问题和现象。由于图书馆、图书馆工作、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自身等图书馆现象都是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的，所以客观上要求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必须对这些图书馆现象发展变化的本质、规律和特点等，及时地给予“证明和推论”，以便为图书馆界和社会提供更为充分的理论支撑。没有科学的实践便没有科学的理论，没有科学的理论的指导也就无从谈起科学的实践。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虽然只对图书馆管理实践起着间接的指导作用，但是，由于图书馆学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管理性、综合性学科，所以它的基础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具有实践性的色彩。那种看似深奥的“玄学”理论，对图书馆学是不适用的。为此，密切注意图书馆管理实践的发展和变化，及时地提炼和升华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打造具有新鲜内容的图书馆学理论，便成为当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3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与发展的基本走向

一般认为，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却是常青的。这是用来说明理论如果失去实践的土壤，就会失去生命的活力。所以，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建设和发展必须注意同实践的关联性，始终保持引领实践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许有人会提出反驳意见，认为基础理论对实践没有直接的指导作用，所以不必过分强调它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其实，这种认识本身的产生根源在于缺乏对图书馆学基本性质的把握。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它只有时时处处注意维护自己的实践品格，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否则，如果把它们作为一门思辩性的理性学科来建设，它很快就会被实践所否定。因此，无论是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还是应用理论建设，都必须以科学的图书馆工作实践为导向。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建设与发展的基本走向问题上，大致可以选择以下几个方面的道路。

3.1注重研究实践之中具有普遍性的、影响较大的理论问题

由于信息时代的到来，许多以往似乎已经得到圆满回答的基本问题，目前又重新引发了图书馆学术界的反思。诸如来源原则的概念化问题、文献的生成与运动规律问题、图书资料的原始性问题、图书馆的本质规定问题、图书馆法制化问题、图书馆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和角色问题等。理论的突破，往往就出现在对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图书馆现象的重新思考和探究过程中。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自身的“新陈代谢”，不断地对变化着的现象做出反应和说明，并形成新的理论思想，指导实践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譬如，图书馆本质问题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非常关注历史的文献原始记录性，而对图书馆本质的其它规定性却缺乏充分的研究和把握，所以使我们无意之中失去了许多创造新理论的机会。相反，西方的一些学者由于长期以来一直注重文献有机体思想的研究以及图书馆的历史联系性的研究，所以才会提出一些对世界图书馆管理有价值的新理论，如文献生命周期理论、文献连续体理论等。因此，反思历史可以使我们充分认识自身理论建设方面的缺点和不足，以便确立正确的研究取向。其实，任何一种研究对象都具有多重规定性，我们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3.2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应当具有更加宽阔的视野并探究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而言，存在着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首先，注意系统内部问题的研究多，关注环境影响的问题少。现代社会要求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除了关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外，还要有注意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和渗透问题。实际情况表明，应用性的学科只有关注环境的变化，才能不断地从中汲取信息和营养，才能使本身的建设与发展充满机遇。否则，目光短浅，只进行已有研究成果的重新包装，或采用新瓶装旧酒的思维方式，那么该门学科迟早会被社会淘汰。我国图书馆学中的一些分支学科的消亡，已经客观地说明了这一道理。因而，注意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发现和选择新的研究课题，是我们在信息时代建设与发展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必由之路之一。

其次，只注重概念的炒作，不注重对实践具有实际指导意义问题的发现和研究。对图书馆学中的一些概念作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使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站在一个坚实的逻辑起点之上。但是，如果将这种问题的研究扩大化、庸俗化，那末实际的效果恐怕就会事与愿违。如对“实物图书”、“图书信息化”、“文献”、“文献一体化”、“电子文献”、“文献中心”等概念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上述症结。再如，对我国有无某种理论的纷争，也没有什么实际学术理论价值。我们的学者是否应对一些既有学术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指导价值的根本性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智慧呢？如我国图书馆事业的信息化发展战略问题，图书馆事业管理体制的变革、走向问题，图书馆工作者的社会职责变迁问题，WTO与图书馆事业的关系问题，电子文献的宏观控制思路，数字政府与图书馆事业职能完善问题，信息化在图书馆部门实现问题，由实体管理到信息管理的转型问题等，都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思考和研究。

再次，注意对已有的成果的炒作，缺乏创新意思。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学术理论界注释之风盛行，一旦某个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引起人们的关注，总有一些人热衷于将别人的东西拿来乱编胡吹一气，使本来清晰的理论变得乌烟瘴气，令人难以琢磨。我国目前“基础理论层的虚弱、欠缺乃至空位是现实实践层混乱的根源之一。……已有的成果是我们的财富与精神慰籍，但未来尤其是未知领域对人类更具诱惑力。”因此，不断强我们的创新意识，不断地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和领域，应该是我们应当选择的道路

3.3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应当注重端正学风和学者团队的建设

反思近年来我国图书馆界的学风问题，基本是好的，然而有一些同志的学风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其表现：一是华美词藻堆满篇，务实内容找不到；二是理论讲了一大套，实际工作不需要；三是国外理论一大套，不知中国要不要；四是文章崇尚大而玄，内容空泛无实效。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学风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我们自身的治学态度和学术修养问题，同时也有不良环境的影响问题。只有端正学风，树立实事求是的务实学风，切实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才能培育出适应实践需要的图书馆学术理论果实。

另外，当今社会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需要提倡团队合作精神。有关部门可以组织力量，实施集体攻关，争取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建树。当然，我们提倡团队合作的学术研究形式，并不否认学者们以个体的形式参与学术争辩的积极作用，而是主张以适当的形式来强化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氛围。

，我们应当重提一下学术问题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学术问题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对持有不同思想观点的同志实施不平等的攻击，更不能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对于一些较为偏激的学术思想，应当给予正确的引导，并客观地指出其观点中的合理成分，以及值得商榷之处。青年一代的学者更应当注意创新意识的培养，不惟上、不惟师、不惟古、不惟“洋”，是当代图书馆学者应当具有的基本学术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