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汉字篇1

在我国语言学界，源出于西方语言学的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认识一直被视为科学定律。这种认识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记录语言，是“符号的符号”。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与思维无关，仅仅记录语言，是第二性的。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汉字，就会认为汉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举，不如用单纯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更合适。用这个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语言学，就会认为“中国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因而“说文解字”之学不是语言学，“中国没有语言学”。许国璋认为这是对汉字和汉字研究传统的极大误解。许国璋指出：“汉字书写形式的特点有二，一是分理别异，一是形声相益。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字’本身即是语词的词”（75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由于过去将有声语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义都被视为对语言的记录，亦即字本身只有形。这其实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它不符合汉字的事实。在汉字中，“一个字有形而无声就不能叫做‘字’”（72页）。许国璋认为，“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这种“常识性说法”，“适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1页）。他在论述汉字的区别性特征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语言研究者，在狂热地鼓吹废弃汉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时候，那样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曾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象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1〕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一、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二、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三、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四、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讨论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的实物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没有联系的，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象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2〕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雅柯布逊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其三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柯布逊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的“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强烈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的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

也许，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①《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同上）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象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象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言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74页）。“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75页）。“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3页）。

二、关于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

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是我国语言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课题。由于片面将语言的符号功能单纯化，把语言视为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我国的现代语言学未能将对汉语、汉字结构特征的认识与汉语、汉字的文化属性、文化内涵、文化功能联系起来，从而作出科学的理解。许国璋却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深入论述了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这是难能可贵的。许国璋所说的“语言哲学”，不同于现时西方流行的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后者是出于形式语言学或逻辑语言学的范畴。许国璋所论“语言哲学”，属于“文化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90页）。许国璋认为，汉语、汉字的符号建构，是汉民族认知世界的一种结构化运作。这一点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序》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关论述中已清楚地表述出来。

例如许慎指出：“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许国璋认为，中国古代学者没有对现代人所称的“语言”作正面的考察，而主要是从语言的书面形式论证文字的起源，“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对文字起源的论证中，找出某些语言起源的理论”（13页）。许慎的论述表明，初民是把天象和物象作为语言资源来看待。初民对世界的认知形成一个系列，“天象、地貌、鸟兽的足迹、作物的生态、人身、人身以外诸物，都提供了各自的符号”。这种认知“由二项对立（binaryopposition）构成：天和地、鸟兽和农作、人和物。三组六类的名，反映人对世界的分类和认知”（13—14页）。在这里，许国璋把汉语的文化建构与汉民族世界观的建构紧密联系起来，体现出深邃的语言本体论思想。他为汉民族的文化、语言、认知的建构描绘了这样一个模式（68页）：

在这样一个模式中，语言显然成为人与世界连结的纽带。语言之“象”正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

又如刘勰指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许国璋认为刘勰是在回答什么是形成世界第一原理（道）的问题。而他的答案是，我们至少可以从道的表现形式（realization）来对它观察，这就是道的“文”。这个“文”不是客观的天体地貌告诉人的，而是人对客观世界认知以后形成的概念。许国璋把“刘勰的语言学理论”概括为一个从客观世界到人的概念加工，再到语言，又到文字的模式（39页），指出这一模式在承认客观世界形和体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人的认知作用，肯定了语言的主体性。

许国璋关于汉语的文化建构的论述给我们很深的启迪。

中国公元前200年诞生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语言学专著《尔雅》，对所解释的词语作了这样的分类排列，即：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从这样一个排列体例来看，其顺序依次是语言人类社会的亲属——宫室——器具——音乐自然界的天——地——山——水生物界的草——木——虫——鱼——鸟——兽——畜，要言之，即语言人自然生物，语言排在第一位。这显示出语言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在语言部分，《尔雅》或“举古言，释以今语”；或“约取常行之字，而以异义释之”；或“道物之貌以告人”，如此细密地辨析词义，反映出古人对语言意义的高度重视。《尔雅》反映的是中国先秦两汉时期人的文化知识结构。在这个结构体系中，词义的理解与阐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种对语言意义的重视，其实不独从《尔雅》始。在某种意义上，《尔雅》是对前代名物释义的一种大汇编。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语义的解释就成为人们认识世界、体验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如《尸子》中将一对一的同义互训汇通为一对多，多对一的语义阐释方式。这种语义阐释方式在《尔雅》中蔚为大观。古人将自己对世界万象聚散离合、有机统一的理解，透过语义的汇通与条理固定下来。词义系统成为人的世界蓝图，语言观成为人的世界观的基础，这就说明《尔雅》何以以语言为其发端了。

中国古人对语言的重视显然出于他们对语言本体论意义的一种独特的感受。从哲学意识萌动的时候起，中国人就始终把人看作世界和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并非中心的部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和“我”的概念的基本特征在于它们不仅有人类学的含义，而且有宇宙论的含义。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及由之而来的认识关系，庄子在《齐物论》中非常精练地表达了：“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并没有截然区分人与世界的自然关系和人文关系，相反，他们倒是早就看出这两种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非此即彼地截然分开。人与世界的关系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体现和维系人与世界的这种多方位关系的语言，因而也非纯粹的符号系统和工具——

语言是人性的表现。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在古人眼里，“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谷梁传》）

语言是天道的表现。古人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维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九）

语言是事物本质的表现。许慎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解字?序》）在古人看来，文字的产生，是由于从鸟兽的足迹领悟到不同的纹理可以互相区别，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万事万物的“纹理”加以抽象和区别。所以，“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而“文者，物象之本也。”经过象形——象征的抽象过程的文字图象，已不再是事物的自然之形，而是凝聚着人的概括的事物本质。

语言是治理天下、教化人伦的基础。古人对语言在一个社会组织中的维系作用有深刻的理解。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因而“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成为春秋时代的一种社会警醒意识。孔子把正百事之名作为他为政的首要之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古人又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的象征。在他们看来，历史上既有“结绳之政”，又有“八卦之政”，然后是“书契之政”。所谓“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尚书?序》）《周易?系辞》这样评价语言文字的治理天下的作用：“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是《易》卦名，这里作事物的画象。正由于语言文字概括了事象而又条理了事象，掌握文字就掌握了一种世界秩序，从而人人明理习仪，天下才得以治理。古代的统治者深谙此理，如《周易???卦》所言：“??，扬于王庭。”《五经文字叙》解释说：“??，决也。王庭孚号，决之大者，决以书契也。”这就是说，统治者总是利用文字下判断，在王庭上公开号召。许慎的解释更明确：“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说文解字?序》）文字不仅是“宣教明化”之本，而且由于懂得文字可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文句读》），可以“令行禁止”明其忌，所以王者对“能文者则禄加之”。

总之，天道人性，流于语言，化成万物。古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因为语言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据有如此重要的本体论地位，所以古人论文辞才有“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的说法。

三、关于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在汉字的起源和演变问题上，许国璋提出了两点有价值的看法。一是汉字起源的此世性，二是汉字起源的抽象性。这两点看起来互相矛盾，但其实质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汉字起源和演变的文化特征。

汉字起源的此世性，说的是汉字产生形成的社会文化原因。过去我国学术界很少从理论的角度思考汉字之社会文化缘起。许国璋以《说文解字?序》中“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汉字的起源具有“此世性”。古代的汉字起源论与西方民族的“神造字母”论不同，“腓尼基人奉Cadmus神为字母的创始者，诺尔斯人奉Odin神为Rune字母的创始者，希伯莱人奉人类始祖亚当为语词的创始者，汉族初民奉‘王天下’的庖牺氏为创始人”。这“说明汉字起源学说的此世性，这一此世性是整个汉文化的此世性的一部分”（66页）。为什么这样说？许国璋引用了金岳霖的观点。金岳霖根据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称印度文化为他世性的（otherworldliness），讲来世超度；希腊文化为超世性的（super-worldliness，即站在超出世界的层面上观察和分析世界），讲设问求知；中国文化为此世性的（this-worldliness），讲实用经验（见75页）。从许慎《说文解字?序》可以看出，古代的汉字起源论是与社会发展论密切联系的。“王天下”和“作《易》八卦以垂宪象”是相互联系的，治理天下需要书面符号形式。其后“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又，万品以察。”随着生产的发展，简单的符号已不敷社会的需要。于是书契（文字）应运而生，它使各类事物的区别明显了，也使各项公职的执行方便了，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许国璋显然指出了中国古代语言、文字起源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庖牺氏制八卦，仓颉造字都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但它们的社会发展基础是无可怀疑的。

与汉字起源的此世性相联系的还有汉字符号的人为性。许国璋认为，不能套用西方符号理论的能指所指结合任意性的原则来解释汉语言文字。所谓任意性原则是指语言符号所反映的词与物的关系是任意的，而非自然的。许国璋认为，任意性原则对硬要建立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自然联系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事实上词与物的“自然结合”本身不可能在语言这一个介质中体现，它不存在，因此为它而作的假设也就无必要。然而反过来用这一假设（指“自然结合”论）证明“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正确，却是荒谬的。因为从语言体系来说，语言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具有系统性（systematicity）、可分离性（discreteness）、可学会性（learnability）。“语言学家发现语言的体系，是人对自身行为中的理智性的发现，也是对于理智性存在于语言行为中的肯定”（24页），“词之所以为词，是因为它存在于各种关系中。……正是这种可以抽象的延伸赋予词的‘所指’一种内存的理性；‘所指’之多而有变，都是按早已被人们所认识到的法则进行的，不是偶然的。在理性的网络中，词的所指变成一桩理性的事件”（31页）。从语言的群体发生来说，原始时期的语言符号是有任意性的，因为当时部落未成、语言未备，名不可能是有关联有从属的名，不妨假定为独

一、偶然、任意的名。部落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所谓“约”，指社会制约，社会共议（consensus），决非任意创造，因为其时语言社团形成，语言使用者担负了命名和用名的双重任务，开始有了当时条件下的社会制约。文明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立意的（motivated），即使是民间任意创造的词，也有语言文字学家赋予有理可据的形态（此段参见32页）。从语言的个体发生来说，小孩学母语或成人学外语，都有一个对任意性从感之甚切到不再感到的过程。小孩学语时常有的“超类推”（overgeneralization）现象，即对“任意性”的一种抵制（见31页）。可见“任意性”只是心理适应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不适应就觉得不可捉摸，适应了就觉得理应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任意性是可以转变的，不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语言特征”（同上）。因此，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一种“人为的联系”、“理性的联系”，是受语言和社会双重制约的联系。许国璋特别指出：“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正象中国的主流哲学一样，是入世的，旨在治世的。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其中心思想即是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性联系。”（37页）

如果说汉字的起源是此世性的，那么汉字的符号建构应是具象的，它出自于汉民族的实用——经验理性。然而许国璋并未在具象性上停留，而是指出了汉字起源时即具有、以后又不断发展的符号概括性。他以许慎《说文解字?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初民的造字是按照物的类画它的形，而不是按一件具体的物来画出它的形（如牛代表牛类，不是哪一只具体的牛）。这时已有概括，但抽象不够。其后从有限的物象产生无限的字，意味着字已经变成脱离物象的符号，抽象程度提高了，字的符号性增强了。许国璋强调指出（72—73页），汉字从象形变为象征，从图形变为笔划，从复杂变为简单，它的“文”已经大大不同于原来的图象，成了物象中最本质的东西，而它的“形声相益”的孳生更不受物象的限制。但许国璋并不因此否认汉字构形的理据。他把“分理别异”和“形声相益”看作汉字的两个特点，始终认为“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75页）。“文字的产生，贵乎有区别性特征”（70页）。并因此而批评那些片面强调汉字的符号化、符号性，且由此引申出方块汉字应废弃，代之以彻底符号化的拉丁字母拼音的观点，是“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许国璋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汉字的符号化过程，如何理解汉字的文化特征，如何认识汉字在其结构形成和演进的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功能？

许慎认为，在仓颉造字之前，古人已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开始了象征符号的创造。汉字由图画文字发展而来（例略），汉字的发展史又是图画文字的象形、象意特征逐渐褪化的历史。这种褪化不是要将汉字发展为一堆纯粹假定性的符号，而是要使汉字的表意功能更好地适应语言与思维的发展。在汉字表意功能的不断完善中，汉字的结构形态无论在历时层面还是共时层面都经历了很大变化。

从历时层面来说，汉字的文化形态经历了一个不断符号化的递嬗过程。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汉字由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的过渡，在距今4500年左右。与图画文字相比，甲骨文字毕竟在符号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它的象形字大部分已经线条化、轮廓化、特征化了。尤其是甲骨文正以一种强劲有力的趋势用形与声的互注发展汉字的表意功能，使汉字能适应日常交际中新概念新语汇的大量形成。例如甲骨文的“河”字即在原有的“何（荷）”字形体上加形符“水”，“祀”字即在原有的“巳”字形体上加形符“示”，“??”字即在原有的象形符号上加声符“奚”。

周代的代表文字是金文，它在结构上与甲骨文没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变革，封建割据冲破了汉字的统一规范。各种地方势力和地方文化对汉字作了种种改造，或分化，或繁化，或简化，但汉字发展的历程并没有中断。作为汉字发展主流的秦系文字，出现了直线化、笔画化的趋势。尤其是在秦统一天下后整理、推行的小篆，字形简化，形体固定，异体字减少，合文淘汰。秦系文字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汉字形态的巨变，产生了隶书。

隶书前的古汉字都以曲线构形以象实物之形。这种写实性的曲线虽经小篆改为圆润的线条，但象形的表意作用仍很突出。隶变将圆润的线条改为方折的笔画，使汉字的书写彻底摆脱了“描绘”而成为符号的书写。隶书大大简化了汉字的形符。许多以不同实物为摹写对象的形符被简化成单一的符号。如隶书中“鸟”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鸟爪的象形符号；隶书中“燕”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燕尾的象形符号；统一改为四点后，这些字的象形作用显然淡化了。由于形符的简化和统一，许多字难以看出本义。在符号化的进程中，汉字在象形的作用上付出了代价。

但隶变并没有改变汉字象形表意的性质，只不过使汉字的象形表意手段大为简化了。隶变后的汉字依然可以有一定的索形依据。例如“车”字在甲骨文中画有车厢、车轮、车衡、车辕、车轭、马、辔、车辖。隶书中的“车”，仍可以看出一个车厢和两个象征性的车轮。“角”字在甲骨文中象牛角形。隶书中的“角”字上部仍呈角形，等等。在古汉字中，同一个象形符号无论作单字还是作偏旁都是一样的形状，而在隶书中，“手”形作偏旁则左有“打”，下有“拳”，上有“看”；“示”形作偏旁则左有“祖”，下有“祭”等等。从这些偏旁也可以看出，隶变后的汉字结构虽然褪去了古汉字原始的象形特征，但在它的笔画态势中依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象形表意的理据，而同时，隶变后的汉字又大大便于书写了。显然，这是汉字表意功能在发展中的自我完善。新晨

汉字数千年的发展过程，是其与生俱来的象形表意功能不断完善的过程。世界上许多文字都曾经历过图画文字的阶段，然而后来大多走上了用字母记音的发展道路，成为语言符号的符号。而汉字却把它的以形示意的文化形态发展，保存了下来。为了适应汉语表达的需要，汉字在表示词音上发展过多种手段，但它的逻辑框架依然是以表意为核心，形成其独具一格的文化样式。许国璋对汉字的符号概括性的分析和评价，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汉字及其文化特征。

注释：

汉语汉字篇2

形

体

语音……语义

（虚线表示间接性）

因此，对于汉字，就有了听音尚难辨义，识音则能解义的特点。另外，如上文所述，汉字是以表义为中心的，所以它又具有开放性特征。一个形体，在汉语中，不仅仅允许它在不同时代、不同方言中取不同的读音而获得同一意义，甚至还可以为语音系统与汉语迥异的其他民族语言（如日本、朝鲜、越南）所借用。

由于汉字的表义性功能是体现在形音义一体化上，因此，可以说每一个汉字基本上都是音义的结合体，这与语素是音义结合体这一特点是相吻合的。传统的语文教学被称做“读书识字”，我以为这正说到了点子上。问题还不仅仅到此，关键是在于识字就能读书上。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语言现象，汉语语句构造是依赖语义勾联起来的。我们只要从掌握汉字的字形入手，了解了一个个汉字的音也就懂得一个个汉字的义，同时从这些串联成句的字义中又可领会出句义、文义。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也就在一个“悟”上。现代语言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在“悟”的背后的语言人文主义特点，挖掘其中的规律。因此，研究汉字和语法的关系当然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课题之一。下述三个方面是我们在探索中获得的几点认识。

其一，汉字的表义性适应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我们知道，语言的组合序列有如一条长链，链链相扣，环环相接，其间每个语词乃至每个汉字都是语言中的一个链子。在汉语中，这种链式序列可以允许人们根据需要取去某些链子（语词）而不影响达意，其衔接处可以完好如初。所以说，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恰恰表现在意合性上。意达而词之多寡可随意增删。神经病理语言学实验表明，人们记忆句子和理解句子，并不记忆句子的形式。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加工处理的不是语音，而是语言所运载的信息，即语义。汉字的缺点是与语音联系不紧，但它在对于字义的理解上显然优于拼音文字。因为汉字的规律就是文字形式与概念间的联系比较紧密。拼音文字的字形是以代表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连缀而成的，人们在掌握字母和拼法之后，一般可读出字（词）音来，如果其意义正好是在口语中已熟悉了的，他也可以同时明白词义。但在一些国家的阅读教学中，也常常出现会拼、会读而不知句子含义的“语义性失读症”。然而，汉字的字形和字音都服从于语义，表现出语义，因此，学习汉语的人很少出现能读音而不理解意义的现象。这就是说汉字具有知音解义的特点。这种特点有力地支持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汉语语法表达中的重意义支点，轻形式配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汉字的这种表义性征。句子中的语词弹性现象主要地体现在汉字上。汉字的块状和可拼合性为汉语语法的“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2〕和以意义支点为中心的表达意识提供了丰厚条件。

其二，汉字的单音节语素性质适应了句法中的韵律需求。汉语作为一种带有浓厚文化背景的民族语文，其注重韵律的特点是这样的明显，它不但讲究句子的抑扬顿挫铺排，而且还讲究句子音节的多寡对应。一般观点认为，句子是由词组合而成的。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为主，字即是词。在现代，汉语词汇已向双音化发展，古汉语的词延传到现代大多降级为语素，因此，字又相当于语素。虽然如此，但传统的文化征性并没有因此消失。汉语语素具有灵活性，它可以根据需要而随时升格（还原）为词。据统计，汉字中仍能独立成词的约有2000字，在现代汉语日常生活的语料中，这些作为词而独立运用的字，其出现率为61％。至于那些不成词的实语素，在一定的语境中也可以成词。例如，在“夹道迎接”、“双喜临门”、“拥被而卧”中的“道”、“临”、“拥”这些字都是词，它们体现的正是字所代表的意义。另外，由于汉字的表义性，使得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在表达中既可选择单字（单音节）形式也可选择复字（双音节）形式，从而有效地调节了语言的节奏，使句子的结构匀称，音节配合和谐。如“学校”可说“校”，“月亮”可说成“月”，“时候”可说作“时”，“开始”可说为“始”，“工厂”可简作“厂”等等。有时根据表达需要，多音节词还可以随意拆合，依赖汉字表义特性加以运用，使字（语素）升格为词。如“青春痘”一词可以拆成两个词，“我们要青春，不要痘”（广告语）就是一例。汉语的对偶句对音节的选择更是显示了汉民族语言文化的传统——汉字对组词成句的特有作用。这方面行家已有诸多论述，不在这里赘述了。

其三，汉字的块状整体认知适应了汉语语法的整体认知特征。汉人的思维观在于注重整体性。人体生理学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思维偏重于大脑右半球。而右脑主管的能力正是具体性的能力，综合性的能力，类推性的能力，空间性的能力，直觉性的能力和整体性的能力。〔3 〕这些特点在汉语言文化中表现很突出。例如，汉人传统的舞台艺术表演，一举手一投足，都能令人由个体、局部想到整体、全貌。汉人对汉字的理解也是抓住整体轮廓。汉字是一种高形差度的文字，印刷模糊，残缺笔画部件，甚至遮去一半字体，仍能认读。这对于拼音文字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由此，我们联想到近年来有人提出的汉字上的“识繁写简”问题。这个提法适合不适合当前的实际需要，我们不妄加评论。但有一点，“识繁写简”是符合汉民族整体认知的文化心理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人有过亲身体验。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在识字上就有这么一个特点，用繁体字印刷的古典作品，他们阅读下来几乎没有问题，但如果请他们写几个字，可就为难了。这里面说明了这么一种现象——他们能读能认繁体字，但无法书写出来。他们在认字时是运用整体认知原则的。这种整体认知在汉语语法中也有许多表现。从现行语法观看，有些句子是属于成分残缺的，但人们在阅读理解时并不困难。例如，“自行车下坡请减速！”“一个孩子好！”这些句子用现行语法理论都很难给予合适的分析。但在交际中却是达意的好句子。因为人们是从整体上去把握句子的，而不是像印欧语一样从形式入手去理解内容的。更有趣的是下面这两句话词序不同，意思竟然相同，交际者从来不引起误解：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闺女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亲妈一样。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亲妈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闺女一样。

让外国人理解，就不明白“闺女”换“亲妈”，意思怎么还会相同呢？其实这儿正好充分体现了汉人所具有的抓意义支点——“我对儿媳”、“儿媳对我”，从而进行整体领悟的能力。从上述分析可见，汉人在认识汉字和汉语语法上具有一种通约性。这也是汉字之所以从创始以来几千年而不废的原因之一。从中亦可看出汉语语法之不重形式而重意合的民族文化传统。

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假如有朝一日汉字的方块形体改为世界共同的拼音文字，汉语语法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化，走上形态特征的道路。因为汉字的见形识义、识音解义、以意义为重心的特点和汉语语法具有十分深刻的共通性，汉字为汉语语法特点的存在提供了诸多方便。

从目前来看，汉字与语言的关系在字音、字义方面已经有许多成果，但在汉字和汉语语法的关系上尚属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希望这个领域今后越来越引人注视，会有更多的同仁参与探索、挖掘其间规律，从而促进汉语言文字的理论研究深入发展。那么，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

汉语汉字篇3

形

体

语音……语义

（虚线表示间接性）

因此，对于汉字，就有了听音尚难辨义，识音则能解义的特点。另外，如上文所述，汉字是以表义为中心的，所以它又具有开放性特征。一个形体，在汉语中，不仅仅允许它在不同时代、不同方言中取不同的读音而获得同一意义，甚至还可以为语音系统与汉语迥异的其他民族语言（如日本、朝鲜、越南）所借用。

由于汉字的表义是体现在形音义一体化上，因此，可以说每一个汉字基本上都是音义的结合体，这与语素是音义结合体这一特点是相吻合的。传统的语文教学被称做“读书识字”，我以为这正说到了点子上。问题还不仅仅到此，关键是在于识字就能读书上。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语言现象，汉语语句构造是依赖语义勾联起来的。我们只要从掌握汉字的字形入手，了解了一个个汉字的音也就懂得一个个汉字的义，同时从这些串联成句的字义中又可领会出句义、文义。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也就在一个“悟”上。现代语言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在“悟”的背后的语言人文主义特点，挖掘其中的规律。因此，研究汉字和语法的关系当然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课题之一。下述三个方面是我们在探索中获得的几点认识。

其一，汉字的表义性适应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我们知道，语言的组合序列有如一条长链，链链相扣，环环相接，其间每个语词乃至每个汉字都是语言中的一个链子。在汉语中，这种链式序列可以允许人们根据需要取去某些链子（语词）而不影响达意，其衔接处可以完好如初。所以说，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恰恰表现在意合性上。意达而词之多寡可随意增删。神经病理语言学实验表明，人们记忆句子和理解句子，并不记忆句子的形式。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加工处理的不是语音，而是语言所运载的信息，即语义。汉字的缺点是与语音联系不紧，但它在对于字义的理解上显然优于拼音文字。因为汉字的规律就是文字形式与概念间的联系比较紧密。拼音文字的字形是以代表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连缀而成的，人们在掌握字母和拼法之后，一般可读出字（词）音来，如果其意义正好是在口语中已熟悉了的，他也可以同时明白词义。但在一些国家的阅读教学中，也常常出现会拼、会读而不知句子含义的“语义性失读症”。然而，汉字的字形和字音都服从于语义，表现出语义，因此，学习汉语的人很少出现能读音而不理解意义的现象。这就是说汉字具有知音解义的特点。这种特点有力地支持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汉语语法表达中的重意义支点，轻形式配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汉字的这种表义性征。句子中的语词弹性现象主要地体现在汉字上。汉字的块状和可拼合性为汉语语法的“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2〕和以意义支点为中心的表达意识提供了丰厚条件。

其二，汉字的单音节语素性质适应了句法中的韵律需求。汉语作为一种带有浓厚文化背景的民族语文，其注重韵律的特点是这样的明显，它不但讲究句子的抑扬顿挫铺排，而且还讲究句子音节的多寡对应。一般观点认为，句子是由词组合而成的。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为主，字即是词。在现代，汉语词汇已向双音化发展，古汉语的词延传到现代大多降级为语素，因此，字又相当于语素。虽然如此，但传统的文化征性并没有因此消失。汉语语素具有灵活性，它可以根据需要而随时升格（还原）为词。据统计，汉字中仍能独立成词的约有2000字，在现代汉语日常生活的语料中，这些作为词而独立运用的字，其出现率为61％。至于那些不成词的实语素，在一定的语境中也可以成词。例如，在“夹道迎接”、“双喜临门”、“拥被而卧”中的“道”、“临”、“拥”这些字都是词，它们体现的正是字所代表的意义。另外，由于汉字的表义性，使得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在表达中既可选择单字（单音节）形式也可选择复字（双音节）形式，从而有效地调节了语言的节奏，使句子的结构匀称，音节配合和谐。如“学校”可说“校”，“月亮”可说成“月”，“时候”可说作“时”，“开始”可说为“始”，“工厂”可简作“厂”等等。有时根据表达需要，多音节词还可以随意拆合，依赖汉字表义特性加以运用，使字（语素）升格为词。如“青春痘”一词可以拆成两个词，“我们要青春，不要痘”（广告语）就是一例。汉语的对偶句对音节的选择更是显示了汉民族语言文化的传统——汉字对组词成句的特有作用。这方面行家已有诸多论述，不在这里赘述了。

其三，汉字的块状整体认知适应了汉语语法的整体认知特征。汉人的思维观在于注重整体性。人体生理学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思维偏重于大脑右半球。而右脑主管的能力正是具体性的能力，综合性的能力，类推性的能力，空间性的能力，直觉性的能力和整体性的能力。〔3 〕这些特点在汉语言文化中表现很突出。例如，汉人传统的舞台艺术表演，一举手一投足，都能令人由个体、局部想到整体、全貌。汉人对汉字的理解也是抓住整体轮廓。汉字是一种高形差度的文字，印刷模糊，残缺笔画部件，甚至遮去一半字体，仍能认读。这对于拼音文字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由此，我们联想到近年来有人提出的汉字上的“识繁写简”问题。这个提法适合不适合当前的实际需要，我们不妄加评论。但有一点，“识繁写简”是符合汉民族整体认知的文化心理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人有过亲身体验。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在识字上就有这么一个特点，用繁体字印刷的古典作品，他们阅读下来几乎没有问题，但如果请他们写几个字，可就为难了。这里面说明了这么一种现象——他们能读能认繁体字，但无法书写出来。他们在认字时是运用整体认知原则的。这种整体认知在汉语语法中也有许多表现。从现行语法观看，有些句子是属于成分残缺的，但人们在阅读理解时并不困难。例如，“自行车下坡请减速！”“一个孩子好！”这些句子用现行语法理论都很难给予合适的分析。但在交际中却是达意的好句子。因为人们是从整体上去把握句子的，而不是像印欧语一样从形式入手去理解内容的。更有趣的是下面这两句话词序不同，意思竟然相同，交际者从来不引起误解：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闺女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亲妈一样。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亲妈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闺女一样。

让外国人理解，就不明白“闺女”换“亲妈”，意思怎么还会相同呢？其实这儿正好充分体现了汉人所具有的抓意义支点——“我对儿媳”、“儿媳对我”，从而进行整体领悟的能力。从上述分析可见，汉人在认识汉字和汉语语法上具有一种通约性。这也是汉字之所以从创始以来几千年而不废的原因之一。从中亦可看出汉语语法之不重形式而重意合的民族文化传统。

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假如有朝一日汉字的方块形体改为世界共同的拼音文字，汉语语法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化，走上形态特征的道路。因为汉字的见形识义、识音解义、以意义为重心的特点和汉语语法具有十分深刻的共通性，汉字为汉语语法特点的存在提供了诸多方便。

从目前来看，汉字与语言的关系在字音、字义方面已经有许多成果，但在汉字和汉语语法的关系上尚属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希望这个领域今后越来越引人注视，会有更多的同仁参与探索、挖掘其间规律，从而促进汉语言文字的理论研究深入发展。那么，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

汉语汉字篇4

二、语言和文化

为了把语言和文化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就必须进一步明确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时候，我们就应当：（一）对语言和文化作出进一步的区分；（二）坚持区分共时和历时的观点。

现代语言学对广义的语言作出了进一步的区分，分为：言语活动、语言（符号系统）和言语（线性的过程）。那么，文化同语言的关系，也就可以进一步地区分为：文化同语言的关系，文化同言语的关系，文化同言语活动的关系，这三个方面的关系显然是不一样的，是应当分别开来进行研究的。

如果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也就可以把广义的文化区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种。这个时候，原先的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就变成了：“a、物质文化同语言的关系，b、精神文化同语言的关系”两个不完全相同的问题了。这两个问题既然是不完全相同的，那么也就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是需要分别进行研究的。”

于是，便出现了如下的6种关系。

1.物质文化同语言的关系；

2.精神文化同语言的关系；

3.物质文化同言语的关系；

4.精神文化同言语的关系；

5.物质文化同言语活动的关系；

6.精神文化同言语活动的关系。

在这6种关系中，从修辞学的角度上看，最重要的当然是精神文化同言语活动和言语之间的关系了。在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的时候，对语言和文化，我们都应当区别开共时和历时两个不同的概念。

语言的历史是漫长漫长的。有文字记载的语言史相对要短暂得多了。文化的历史也应当是漫长漫长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是很有限的。语言和文化都是历史地产生的，不断地发展演变的。但是，比较而言，可能是文化的发展演变要快得多，而语言的发展和演变要缓慢一些，要相对稳定得多了。

现在有些人喜欢说儒家学说对汉语的影响。在我们看来，儒家学说的历史是短暂的，而汉语的形成却要古老得多了。在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之前若干若干万年之前，汉语早就已经形成了。而且，语言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稳定性。所以很难想象，后来才出现的儒家学说，从历史角度上看出现时间是那样晚的儒家文化，竟然会对汉语结构本身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是它决定了汉语的微观结构的基本框架。用后来出现的儒家文化来解释早在多少万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的汉语的基本结构，这样做恐怕很难说是科学的吧？

对语言的基本结构，应当从最古老的原始文化方面来考察。当代文化对语言的基本结构的影响则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运用当代文化来解释言语活动和言语则是合适的。也就是说，用儒家文化来解释汉语的基本结构是冒险的危险的；用儒家学说来解释周秦以后的汉人的言语活动和言语，则是比较可行的，很有说服力的。

三、汉语和汉文化

在谈论汉语和汉文化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当注意，无论是汉语，还是汉文化，都并不是单一的纯粹而又纯粹的。其实，它们都是复杂的，不那么纯粹的。

汉语并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复杂的，不纯洁的。虽然说，汉语，从很古老的年代开始就已经存在着共同语了；但是另一个方面，从古至今，也同时存在着方言和多种多样的社会文化变体。也许从一开始起，汉语就同时接受了北方的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和南方的南亚语系的语言的影响。从中古起又大量接受了印欧语系语言的影响，从前是古代印度梵语的影响到了近现代则是英语、俄语、法语等的影响。大量的外语借词也是造成汉语不纯粹单一的一个原因。

再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观察流传到了外国的汉语和汉文化，就可以发现更多的变体。例如日本即使在发明了片假名、平假名之后，仍然运用汉字和汉语。但是为了适应日本语言和独特的文化，许多汉语成份被“重组”，或者颠倒着使用。例如：“介绍”变成了“绍介”，“称呼”和“买卖”变成了“呼称”和“卖买”。四字成语也有许多被更换了一二个字。例如：“山明水秀”成了“山紫水明”；“古今中外”成了“古今东西”；“不共戴天”成了“不具戴天”；“日新月异”成了“日进月步”；“异想天开”成了“异想天外”；“优柔寡断”成了“优柔不断”，“情投意合”成了“意气投合”等等。更有甚者，有些汉语成份传到日本之后，意思竟完全变了。例如：“勉强”成了读书或上学的意思；“放心”成了精神恍惚的意思；“小心”成了没有气度或者没有胆量的意思；“丈夫”成了强健的意思；“自爱”是保重身体的意思；“接客”只是指公司里业务性的接待顾客。

如果再向前进一步，汉语传到中国之外，在东方的汉字文化圈里，其他使用汉字和汉语的国家，为了适应他们独特的文化和交际的实际需要，有时就自己创造了一些新的词语成份，同原先的汉语成份一同使用。这些在中国之外使用的汉语成份也常常倒流回中国本土，中国人对这样一些倒流语成份并没有什么陌生别扭感，很容易接受，也比较喜欢。这就给汉语增加了一个新的相对而言的层面，这也是汉语并不很纯粹的原因之一。汉文化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不纯洁的。汉文化当然有其主导方面，但同时也存在着亚文化、次文化，甚至反文化现象。汉语同汉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就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

研究汉语和汉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不能采用简单化的办法。如果抓住文化中的某一种现象随意地同语言文字中的某一种现象进行简单化的类比，这是很危险的。例如有人说：“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核心因素是政治上的专制制度，而这一点就与语法、修辞、诗律等语言文字的形式美的追求相得益彰。”（注：师为公“《汉语与汉文化》14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作者的意思，我们可以进一步具体化，那就是——

（一）汉人的专制制度同汉语语法上的形式美的追求相得益彰；

（二）汉人的专制制度同汉语修辞上的形式美的追求相得益彰；

（三）汉人的专制制度同汉语诗律上的形式美的追求相得益彰；

我们知道，汉语的基本语法结构是在多少万年以前就形成了的。科学界公认，人类历史已经有了200万年以上的历史了。（参看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汉语的历史也是悠久的，考古学家认为北京猿人就已经具有语言的能力。虽然我们还没有好办法弄清楚原始汉语的真面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汉语的基本结构的形成比汉人的政治上的专制制度要早不知多少多少年了！我们完全可以说，汉人的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对汉语的语法结构的影响或者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或者是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的！反过来说，我们也很难认为，是汉语语法上的形式美的追求促成了加强了汉人社会的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再说，把中国的政治制度笼统地归结为专制主义，这也失之于简单化了！

汉语和汉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的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急于求成，不多做艰苦劳动，讨厌微观的考察，过分地热衷于宏观研究，喜欢作全称判断，这有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四、汉字和汉文化

摩尔根说：“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注：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概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啧而不可乱也。”文字打破了语言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局限性。扩大了语言的功能，文字记载着文化，也形成了文化，传播了文化。

汉字记载了反映了汉文化。例如采用动物为部首的有：鱼、鸟、牛、羊、犬、鼠、虫、马、龟、龙、佳、豕、虎，等。这反映了汉字萌芽于游牧时代。那时候动物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家”：“宀”——房子，象形字，画作蒙古包的样子。“豕”——猪！这就是家这个概念在畜牧农耕时代的涵义。也表示了古代房子的结构：上层住人，下层养猪，象现在的云南兄弟民族的房子。“牢”——“宀”——象形，象养牛羊马的圈。从牛，或从羊，或从马。“牧”——从牛，或从羊，右边是一根鞭子。象一个人在牧牛或牧羊。“为”——从爪，从象。意思是用象来帮助人劳动。驯服象来为人工作，是在驯服牛和马之前的事情。也反映了中国古代象是很多的，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逐”——象形字，一头野猪或野鹿在前面奔跑，一个人在后面追赶。“农”字——象形，象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河蚌。牛在农耕文化中地位特高。“牛”字是象形字。象我们从后面看去的一头牛。从“牛”的字也特多特重要。“犁”：用牛耕地。“牵”：牵引控制牛。“犟”：固执。特：公牛。《诗经》中指少女的心上人。《柏舟》：“髡彼两髦，实为我特。”（他的黑发分在两旁，他就是我心上人。）

再如“姓”字，《说文解字》中说：“姓者，人所是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吉常宏认为，（一）这表示，姓由女和生而构成，意思是女性所生，也就是孩子；（二）远古的圣王是由母亲同天神交感后怀孕而生，所以才叫做“天子”；（三）子随母亲姓，所以才从女、生，并读“生”声；（四）天子常赐勋臣以其祖先的本姓，以光宗耀祖。（注：吉常宏：《汉字与姓、氏、名、字》。见何九盈等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最早把首领称之为“后”，后又称“君”，称“主”，称“皇”。后君——王——皇！“后”甲骨文中，是象形字，王国维说，“象产子之形”。能够生孩子的就可做首领，可见那时妇女的地位之高了。那时候首领当然就全是妇女了。陈初升在《金文常用字典》中认为，“君”，象上面一个人手里拿着劳动工具，“上部为以手持杵之形。”象一个人一边劳动，一边发号施令，他还没有完全脱离劳动。“王”，根据吴其昌说“王字本大斧也。”“古之王者皆以威力征服天下，遂骄然自大，以为在诸侯之上，故引申之凡征服天下者称王。”“皇”字，本是“煌”宇的本宇，上部象是光芒四射，下部是灯的本字。这时候的首领已经被神圣化了。

从汉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人的审美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例如“美”——《说文解字》说：“美，甘也，从羊大。”象形，是一个大羊头。“鲜”——鱼＋羊！这就是借代格。“美”，是一个大大的羊头！中国人喜欢说“挂羊头卖狗肉”，可见这羊头是好东西。中国古代人认为羊是吉祥的象征。从这个“美”字出发，一个日本学者说：中国古代人的审美观念，“第一，视觉的。对于羊的肥胖强壮的姿态的感受。第二，味觉的。对于羊肉肥厚多油的官能的感受。第三，是触觉的。期待羊毛羊皮防寒必须品，从而产生一种舒适感。第四，从经济的角度。预想那种具有高度的经济价值，即交换价值，从而产生一种喜悦感。”“中国人原初的美意识是起源于味觉美的感受性。”也有些甲骨学家认为，“美”字并不是一个大羊头，而是一个头上戴着羽毛的装饰品而正在跳舞的人。中国人最早的审美感起源于对于音乐舞蹈绘画的美的感受。是同巫术有关的。“喜”——甲骨文中，象把一面鼓放置在鼓架之上。象正在敲鼓，是那鼓的优美的声音引起中国古代人的喜悦之情。“乐”——甲骨文中，象把丝绑附在木器之上，象一种叫做瑟的乐器。罗振玉说：“从丝附木上，琴琴之象也。”中国古代人的快乐情感是对于音乐的感受而来的。“吴”字，即古“虞”字，同“娱”字相通，从口从“天”（？），象一个正在舞蹈着的人，他的大脑袋向着左右倾曲着。这就是《周礼·乐师》中所说的“人舞”。天加上口，就是吴，表示的是“歌且舞”。表明是歌唱和舞蹈引起中国古代人的美感。“吴”再加上“女”，就成了“娱”。这就说明了，成为审美对象的是一面歌唱一面舞蹈的女人。“吴”加上“虍”就成了“虞”字，这说明是一个头上戴着虎头面具的男人，也是人们的审美对象。那时候女人和男人都是人们的审美对象。不同于现在似乎只有女人才是审美对象，这是男人本位的反映。“好”字，《说文解字》说：“好，美也，从女、子。”段玉裁说：“好，本谓女子，引申为凡美之称。”“媚”字，李孝定《甲骨文字释》认为是喜悦，是喜爱的意思。是象形字，“女之美莫如目，故契文特于女首著一大目，又并其眉而象之。”这表明女性成了审美的对象，而且抓住了它的眼睛，大眼睛。

汉字的偏旁部首也反映了中国古代人的观念。也可以说，汉字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的一种特殊的分类方法。“虫”部有：虾、蛇、蝾、螈、虹等。鱼部有鲵、鲸鲎（节枝动物）、鳖（甲鱼）。

从汉字也可以看到中国人重视语言的观念。“言”、“口”、“舌”部都同语言有关。“和”和“合”，语言是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手段。“知”，要获得知识，就要动嘴，要发问，要同人交谈。“智”，也首先表现在一个人的言谈方面。“哲”，高深的道理要通过语言获得和交流。口部字也表现了人们口腔活动的细微差别，如：嘬、啜、啄，等。祸，从神，从口。祸从口出。

五、对汉字、汉语的崇拜和神秘文化

汉字是中国人的崇拜对象。尤其是那些表示吉祥的汉字例如：“福、禄、寿、喜、财”等字。中国人特喜欢“寿”图、百“爱”图、倒写的“福”字、瘦而长的“寿”字。汉字和汉语也是神秘文化产生的重要来源。例如咒语：a、“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走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光。”b、“凡欲令妇人爱敬，子日取东南引桃枝，则作木人，书名，安而上，验。”c、“凡男人欲求女私通，以庚日，书女姓名，烧作灰，和酒服之，立即密验。”道教的咒语：a、“原来道家的人，早已发现六个字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六个音对人体器官的影响。这六个音就是所谓六气：嘘（口四）、呵、吹、呼、嘻。那些修神仙的道家人士们，清晨的时候，面对东方，在生气生发的那段时刻，发出这六声，引通体内的气脉。当发此六音，不是大声吹叫，而是轻轻地，声音的大小以自己可以听见为准，一直练习，每次作到腹中无气时为止。”b、牙疼咒：“牙疼方：虫是江南虫，身是赤勇子，合向草中藏。自何来咬人？牙齿钉在梁南头，一订永年死。急急如律令，敕摄。”“先叫牙疼人阿嗽三声，然后书七个虫字，香炉上度过，钉在南墙上。”

巫术：语言的巫术——谐音法。唐李冗《独异志》说：“鲍瑗家多丧及病，淳于智为筮之。封成云：‘宜入市门教十步，有一人持荆马鞭，便就马取，悬东北桑树上。无病，三年桑得财。’如其言，后穿井得钱及铜器二十万。”“丧”和“桑”同音。“鞭桑除丧”！

“密宗所谓的三密，就是身、口、意的三重的神秘。”“密宗之所以成为神秘的特点，它最重要的部分，便是神咒‘声密’的秘密。这里所谓的‘声密’，就是密宗所称三密之一的‘口密’，也便是一般人所谓的‘咒语’”。其实在佛教之前，古代印度文化的核心婆罗门就已经很是重视咒语的作用了。

南怀谨说：“甚至，是新的科学，正在追求银河系统的音波作用，但所研究的目标，也还没有转移到探索声音与宇宙万有生命关系的神秘作用。”“至于密宗所谓三密之一的‘口密’——‘声密’，在东密而言，它所根据的，是印度上古梵文字母的声与韵的组合。”“至于利用声音促使人与动物等的生命，得以启发生机，或者感受死亡的秘密等，在目前科学范围内，还是一片空白，尚须有待新的研究和努力。”（注：南怀瑾：《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28页、30页、31页。）符和道教：a、《龙鱼河图》：“天遣玄女，下援黄帝兵信神符，制服蚩尤。黄帝出车决曰：蚩尤无道。帝讨之。梦西王母遣人以符授之，帝悟，立坛而请。有玄龟衔符从水中出，置之坛中，盖自是始传符?。”b、“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泰山石敢当”。c、符其实都是汉字的一些特殊形体线条的组合。对汉语和汉字的分析和重新组合也是释梦的重要方式之一。玩弄语言文字是算命术的重要的技巧。在汉字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人特别喜欢的汉字游戏文化。

六、汉字和修辞

汉字和修辞的问题，一般说来，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修辞在汉字产生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二是汉字在汉语修辞中的地位和作用。

修辞手法是汉字构造的重要方式。比喻、借代、夸张等修辞正是汉字中运用最广泛的手段。比喻，例如：“笔”，从竹，象竹子在风中所发出的声音。借代，例如：明＝日＋月。“鲜”＝鱼＋羊！“爱”中得有“心”！象征，例如“物”字是用牛来象征万物。

在汉字的基础上，汉语中产生了多种多样的修辞手法，例如：析字、组字、双关等。双关，例如海瑞的大大的“寿”字，包含着“生母七十大寿”6个小字。联边，指的是连续运用偏旁相同的汉字来提高表达效果。例如：迎送远近通达道，进退迟速游逍遥。（车马店对联）汉字游戏文化大都具有强烈的修辞色彩。汉字和修辞问题，更为重要的还是文言问题。

文言是人所皆知的，然而却是非常难下定义的一个东西。文言并不等于古代汉语，是文人创作的书面语言，它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汉字的超方言、超口语的产物。正如张中行所说；“汉字与声音的关系很松散，因而它有多靠形状表示意义的能力，也因此就可以不随着口语移动，稳坐原地，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注：张中行：《文言与白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文言是超稳定的，这正如中国社会本身一样。文言的超稳定特点是由它的超时空的特点所决定的，而它超时空的特点是由汉字所赋予的。

文言最大的文化特点是简洁典雅。这是由一整套独特的修辞手段所组成的。文言所具有的这一套独特的修辞手段，正是古今汉语修辞的核心内容。在今天和以后，文言修辞手段依然是具有生命力的，是不可以轻视的。

汉语修辞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现代汉语修辞学；（二）古代汉语修辞学；（三）文言修辞学。文言修辞学不同于现代汉语修辞学和古代汉语修辞学，是不能被前两者所代替的。

七、汉字和汉字文化圈

汉字是中国各个民族共同的财富。它帮助许多民族记载了自己的历史。不少民族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例如日本的平假名、片假名，都是在汉字传入以后在汉字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而且，即使是在其创造了本国的文字之后，日本还在继续使用汉字，在有关重要的文书记载方面，如法律或政治制度文献等，也还是运用主要以汉字构成的语汇来书写的。

韩国自从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置乐浪郡等四郡时候，就正式开始运用汉字了。当时，高级官员是汉王朝派遣的，下级官员是由朝鲜人担任的。行政单位的书写人员当然都是朝鲜人，使用的则全都是汉字。但是，汉字作为朝鲜民族的文化表达手段，是在“高句丽”、“百极”、“新罗”等三个王朝并列的三世纪时候。1443年，李朝第四代皇帝“世宗”制定朝鲜文字“训民正音”之后，汉字也还是占据着朝鲜民族正式场合里正统文字的地位。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最近。中国汉字对东方文明是有着重大贡献的。它帮助不少民族记载了他们古代的历史。日本、朝鲜、越南古代都曾经运用汉字记录过他们的文明。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一直是使用汉字的。1954年在扶余发现的百济砂宅碑残留4行56个楷书字，是：甲寅年正月九日，奈祗城，砂宅智积，糠身日之易往，糠体月之难还，穿金以建珍堂，凿玉以立宝塔，巍巍慈容，吐神光以送云，峨峨悲貌，含圣明以……据研究确定，这是百济义慈王二年的作品——公元642年。碑文是运用汉字书写的中国式的六朝四六骈体文，所表达的是人生无常的感慨。正是汉字把朝鲜和中国联系而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越南古代也长期使用汉字的。特别是唐代中国中央政府于公元679年在现在的越南首都“河内”（hanoi）设置“安南都护府”——一个监督、监视边界民族的机关之后，中国文化进一步渗透到越南，使得越南文化带有更多的汉语文化色彩。即使到了公元10世纪越南摆脱中国的属国的地位而独立之后，也还是继续推行汉语文化。特别是在李朝第三代皇帝“圣宗”时代，更加信仰儒学，在首都建立孔庙，实行科举制度，并规定汉字是公文所必须使用的正式文字。

在东方，不同民族的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在相互交际的时候，可以运用古代汉语的书面语——中国人说是“古文”，中国以外的人则称“汉文”——用笔来书面交流，在纸上进行交际活动，沟通思想，而不需要经过他人的翻译。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汉字、汉语、“汉文”在东方的地位，就如同拉丁语在欧洲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一样。“汉文”就是东方的拉丁语！汉字、汉语、“汉文”就这样造成了东方的汉字文化圈。这可以说是东方许多民族的共同认识。

在二战之后，汉字在韩国的运用受到了削弱。现在有些韩国学者发表文章认为，韩国经济增长率低的原因在于“排斥汉字采用朝鲜文字”。韩国总统和经济界人士支持这一看法，开始着手恢复汉字。

日本汉字教育振兴协会会长石井勋说：“领导世界经济发展的是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核心力量是华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保卫汉字文化。没有哪一种文字能像汉字那样具有系统性和逻辑性。汉字是一种只需用眼睛就能思考、即使语言不同也能理解其意思的唯一一种文字。”日本《从头重奏》杂志1995年第1期文章《中国、韩国都在重新研究汉字和经济的密切关系》中说：“在不久的将来，汉字可能会成为全世界的共同文字。”

汉字传播着儒家文化，在东方世界上形成了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圈正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下一个世纪最有希望的地区，是全世界所注意的一个热点地区。当前在世界上正兴起一个汉语热、汉字热、儒家热、东方文化热，在这个时候研究汉字、汉字和东方文化圈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汉字和汉语对形成东方学修辞观念的共性方面也是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的。

在修辞观念方面，东西方是有差异的。巴利在《语言活动与生活》中说：“吾等说话即战斗，因人间信念欲望意志等多不能完全吻合。此人所重，旁人未必重之；此人所轻旁人未必轻之。故意识别两人结构时，即不能不开始有语辞之战斗，运用语辞之战术，或辛辣，或委婉，或激动，或平和，或谦恭愁诉，其至或有伪善之气息。如此，方能攻倒对方，传达自己之意志，引起对方之行动，而说话之目的，方能达到。”（注：转引自徐芹庭《修辞学发微》14—15页，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版。）而东方人则主张“修辞立其诚”，把修辞当做和谐人际关系的手段，是修身养性齐家的手段。

东方的修辞观念当然也决不是单一的，是不可以简单化的。但是，东方在修辞的基本观念方面的确是具有某种相似同一性的。例如日本学者今道友信在《美的相位与艺术》一书中说：“如果没有理性所占据的心美，也不会有语言的美。……在我国传统的思考方法中，有‘语灵’（语言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这样一种观念。语言是真诚人的心，珍贵语言就是珍贵心。因此作为通过语言产生的美最终物正是心。艺术美正是通向美的道路。美正是美的心的象征。如果说语言在完成自己的任务中还有什么不足的话，即语言归根到底是理性，也就是心的力量，那么心的目的不正是在于美吗？”（注：今道友信：《美的相位与艺术》25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0年版。）日本的传统修辞观念同中国的传统修辞观念就具有极大的一致性。

日本修辞学的经典著作《文镜密府》是在中国古典修辞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产生之后，对中国修辞学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五四”以后的中国修辞学是接受了日本修辞学的积极影响的。朝鲜、韩国、越南等国修辞学同中国修辞学的关系，也有类似现象。因此，加强中国修辞学同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的修辞学之间的历史和交流和相互影响方面的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

把日语、韩语和汉语同汉文化、韩文化和日本文化联系来进行的对比研究，这是很有价值的。例如在数词方面，日本、韩国、中国具有相似的禁忌和崇拜的对象，都忌讳“四”，都是因为与“死”同音或音近。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地崇拜“8”！1966年日本人称之为“平成八年。“平成八年8月”中三个8相连，就代表着“八方运来，吉祥如意”。在日语中，8的发音与“哈”相类似，“888”就成了“哈哈哈”，这一天便成了“笑之日”。1996年8月8日上午8时8分8秒。日本东京，有一位著名的漫画家还向人们了《笑日宣言》。在中国，带上“8”的号码是价值连城。

八、修辞的原则：得体性——诚和达

郑远汉在《论同义形式选择》中（注：《武汉大学学报》1990年2期。又编入《修辞面面观》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谈到了同义形式的选择原则。他提出了四个原则：（一）重心原则；（二）连贯原则；（三）情绪原则；（四）美感原则。对其中的每一条规则都作了专门的论述，并且列举了例子来加以证明。就其中的每一条规则而言，都是可以成立的，没有疑问的。在科学中，提出一个有实例可以证明的假设，并不困难。列宁曾经说过：在社会科学中，任何奇谈怪论，都可以找到实例来证明。对科学来说，找到实例来证明，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进一步说，这四条都是同义手段选择的具体要求，这也是没有错误的。

问题在于：同义手段的选择原则就只有这四条原则么？这四条原则已经包括了同义手段的选择原则的全部内容了么？我们认为，并不是。而且，似乎，也并不一定就是同义手段选择的最重要的原则。

问题还在于，这四条原则，似乎并不处在同一个层面上！重心原则和连贯原则是就话语的结构而言的，而情绪原则是从主体的感情角度看问题的。至于美感原则则是贯穿在一切方面的，或者说是处在其他原则之上的一个原则吧。郑远汉是比较的重视逻辑性的，但是，这里的“四项原则”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没有并列关系，是难以并列的。

在我们看来，同义手段选择的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得体性原则”！得体就是适度，合乎比例，如黄金分割律，就是美。所以，也可以认为，美感原则是得体性原则的最重要的因素，一个贯穿始终的因素，因为人类是爱美的动物，爱美之心人人皆有，只有美者是得体的，才会被认为是得体的。得体性原则同美质原则是统一的。从本质上看，只有美的东西才是得体的，而得体的东西也一定是美的。你也可以说，得体性原则同美的原则其实就是一回事情，而重心原则、连贯原则、情绪原则等都只是得体性原则的具体内容而已。

得体性原则不仅是同义手段的选择原则，也是修辞学的最高原则。修辞学是研究交际活动中语言的表达效果的学问，而最佳表达效果的获得就取决于得体性原则的满足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修辞学也就是得体之学！我们完全可以以得体性为纲建立一个全新的修辞学体系。在中国传统修辞学中，有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诚”和“达”。“修辞立其诚”。“辞达而已”。这其实就是得体性原则的具体要求。

修辞学的名声不太好。80年代以来，中国的修辞学者经常抱怨修辞学在学术界的地位不高，社会形象很不妙。我们应当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不要老是抱怨，不要老是指责他人。还是多想想自己。修辞学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的呢？为什么别人不重视我们？怎样才能使得别人非重视不可呢？

在我们看来，这就在于修辞学，尤其是现代修辞学往往忘记了得体性原则，忽视了“诚”和“达”。而要想从根本上来改变修辞学的社会形象，恐怕也只有从“诚”和“达”方面开始。

得体性原则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文化心理现象。从这个意义上看，你也可以把修辞学归入文化学和心理学之中去，作为广义的文化学和心理学的一个部分。这正如，汽车的生产是一个机器制造范围内问题，但是，驾驶汽车却主要是一种社会行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机器操作的问题。

文化和心理有种族、时代和地域的差别。交际活动中的得体性原则也有种族、时代和地域的差异。但是，在不同的种族、时代和地域中，毕竟是同大于异的。所以得体性原则是人类交际活动中的共同概念。

从这一点上看，修辞学也就可以区分为一般修辞学和个别修辞学。一般修辞学研究不同种族、时代和地域所共同的修辞规律规则。而个别修辞学主要研究特定的种族、时代和地域的特殊的修辞现象和规律规则。而个别修辞学主要研究特定的种族、时代和地域有不同的修辞，往往忽视了不同的种族、时代和地域之中也有共同的修辞规律规则，而且这是更重要的更主要的。今天的修辞学应当重视对于不同种族、时代和地域之间所共同的一般规律规则的研究，把建立一般修辞学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文化和心理现象是有阶级的差异的，那么，作为修辞的最高原则的得体性，在阶级社会里，似乎也应当多少有一些阶级的差异吧？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得体性原则和美感原则的关系是很值得认真研究一番的。两者之间虽然有一致的地方，可也有不一致的时候和地方。既有得体但却不美的现象，也有美而不得体的现象。而且，得体和美也都可以有主观的和客观的区别、个人的和集体的不同，种族的、时代的和地域的差异。

【参考文献】

〔1〕王希杰主编：《汉语修辞和汉文化论集》，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张中行：《文言和白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86年版。

〔4〕刘志诚：《汉字和华夏文化》，巴蜀出版社1995年版。

汉语汉字篇5

引言

在世界范围内，汉语的使用极为广泛，是除英语之外应用程度最高的一种语言，很多外国高中学生在选择外语学习时，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而在这一部分学生中，通常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为有汉字背景的学生，这些学生的主要语言通常都是由汉语演变而成的，如韩语、日语等；而另一种为无汉字背景的学生，这些学生的范围更加广泛，不仅包括了英、法、俄、阿拉伯语等多种由字母构成的大语种，而且还包括了德、葡萄牙等由字母构成的小语种。在这两种学生中，不同类型的学生具有不同的特点，只有抓住了这些不同的特点，才能更好的对其进行教学。因此，作为高中生且有志于从事教育工作的我们，为了在之后的工作中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力量，就要加强对汉字背景与汉语习得的研究。

一、无汉字背景学生习得的特点与教学

1.听说易，书写难

汉字做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其是由笔画构成的，是一种方块状的文字。从文字的表面上不能看出文字的读音，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就可以将文字记住，从而在听说的过程中，能够对文字进行一定的理解。而在读写的过程中，由于这一类学生通常都是来自于欧美国家，这些国家当中的语言，通常都是由一个个字母组合而成的，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已经熟悉了这种文字的书写方式，对汉字的学习产生了一定的畏惧感。在对汉字进行学习时，通常都是从音到意的角度进行学习的，常常会出现只得其意，不得其形的现象，从而使这一类学生产生了书写难得问题[1]。

2.识记难

由于汉字特有的特点，对于这一类学生而言，就好像一幅幅图像，在识记的过程中，没有一定规律可以进行应用，如果要将汉字掌握的非常清楚，就要花费很大的力气，使学生产生了一定的畏缩感，从而增加了对汉字识记的难度。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就要加强学生对汉字的字感。在我国汉字当中，根据字感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独体字与合体字，合体字通常是在独体字的基础上变化而成的，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就可以从独体字开始，逐渐地向着合体字进行学习，这样会使学生对汉字的印象更加深刻，更好的对汉字进行识记。

3.短句易掌握，长句难掌握

欧美学生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虽然对汉字的听说方面学习较快，但只是对短句来说的，而对L句而言，常常会产生晦涩难懂的感觉，从而使外国学生不愿意学习汉语。汉语句子当中，通常是由主、谓、宾的结构构成的，这种结构与欧美语言的构成形式基本相同，再结合学生易于接受短句。因此，在外国学习汉语的过程中，首先就要提高其对短句的理解程度，在学生能够准确的掌握住短句后，再进行长句的学习。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教员将长句进行化简，指导学生先对每一个短句进行学习，这样，通过学生对短句的了解，就会提高对长句的掌握程度[2]。

二、有汉字背景学生习得的特点与教学

1.阅读快、听说慢

这一类人通常为韩国或日本人，其母语主要是由汉语演变而成的，两者的读音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其中往往会存在一定的联系。部分汉字与其母语具有相同的意义，就是那时对汉字不了解，但通过观察汉字的特点，也能够大致猜到其具有的意思，因此，就导致该部分学生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具有阅读快的特点。但是，在学生实际的生活当中，依然是以母语为主，汉语应用的较少，并且，在课堂上学习时，由于其自身具有一定的矜持心理，交流时往往都会进行大量的思考，从而影响了学生的听说能力。基于上述这一特点，在学习的过程中，就要加强对学生进行鼓励，在交流的过程中积极主动的使用汉语进行交流[3]。

2.易受到母语的干扰

虽然这些学生的母语是在汉语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但是一成不变的借鉴往往不利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所以，在演变的过程中，通常又会赋予这些文字新的含义，从而使汉字的意思完全发生了改变。这种情况下学习汉字，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使汉字出现用错的现象。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就要将学生的母语与汉语进行比较，将两者之间的区别准确地寻找出来，在教学过程中，尽量降低学生母语对其造成的影响[4]。

3.与母语形态相近

不论是韩语，还是日语，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从汉语演变而来的，使两者往往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其中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汉字中广泛的应用了横、点、折、撇等，而在这部分学生母语当中，点、M等应用的数量较多，而撇应用的较少。并且，还有一些文字，虽然现今的形态相差很大，但是将古文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两者形态上相差不大。因此，可以说明汉字与其母语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只要把握住这一特点，在学习过程中，就可以利用学生的母语进行帮助，通过汉字与其母语之间相似的形态来使学生对汉字加深印象，并且还可以将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对学生进行详细的讲解，从而为学生打下良好的汉字功底。

总结

综上所述，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对外国的高中生进行汉字教学时，使用合理的教学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在汉字教学中选择出更好的教学方式，就要对不同类型学生对汉字的不同习得进行研究，只有完全掌握了学生的习得，才能选择出更加合理的教学方式，使外国高中生更好的接受汉字方面的教育。

参考文献

[1]傅晓莉.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研究综述[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5，02：31-46.

汉语汉字篇6

一、无汉字背景学生习得的特点与教学

1.听说易，书写难

汉字做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其是由笔画构成的，是一种方块状的文字。从文字的表面上不能看出文字的读音，在学习的过程中，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就可以将文字记住，从而在听说的过程中，能够对文字进行一定的理解。而在读写的过程中，由于这一类学生通常都是来自于欧美国家，这些国家当中的语言，通常都是由一个个字母组合而成的，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已经熟悉了这种文字的书写方式，对汉字的学习产生了一定的畏惧感。在对汉字进行学习时，通常都是从音到意的角度进行学习的，常常会出现只得其意，不得其形的现象，从而使这一类学生产生了书写难得问题[1]。

2.识记难

由于汉字特有的特点，对于这一类学生而言，就好像一幅幅图像，在识记的过程中，没有一定规律可以进行应用，如果要将汉字掌握的非常清楚，就要花费很大的力气，使学生产生了一定的畏缩感，从而增加了对汉字识记的难度。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就要加强学生对汉字的字感。在我国汉字当中，根据字感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独体字与合体字，合体字通常是在独体字的基础上变化而成的，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就可以从独体字开始，逐渐地向着合体字进行学习，这样会使学生对汉字的印象更加深刻，更好的对汉字进行识记。

3.短句易掌握，长句难掌握

欧美学生学习汉语的过程中，虽然对汉字的听说方面学习较快，但只是对短句来说的，而对?L句而言，常常会产生晦涩难懂的感觉，从而使外国学生不愿意学习汉语。汉语句子当中，通常是由主、谓、宾的结构构成的，这种结构与欧美语言的构成形式基本相同，再结合学生易于接受短句。因此，在外国学习汉语的过程中，首先就要提高其对短句的理解程度，在学生能够准确的掌握住短句后，再进行长句的学习。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教员将长句进行化简，指导学生先对每一个短句进行学习，这样，通过学生对短句的了解，就会提高对长句的掌握程度[2]。

二、有汉字背景学生习得的特点与教学

1.阅读快、听说慢

这一类人通常为韩国或日本人，其母语主要是由汉语演变而成的，两者的读音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其中往往会存在一定的联系。部分汉字与其母语具有相同的意义，就是那时对汉字不了解，但通过观察汉字的特点，也能够大致猜到其具有的意思，因此，就导致该部分学生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具有阅读快的特点。但是，在学生实际的生活当中，依然是以母语为主，汉语应用的较少，并且，在课堂上学习时，由于其自身具有一定的矜持心理，交流时往往都会进行大量的思考，从而影响了学生的听说能力。基于上述这一特点，在学习的过程中，就要加强对学生进行鼓励，在交流的过程中积极主动的使用汉语进行交流[3]。

2.易受到母语的干扰

虽然这些学生的母语是在汉语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但是一成不变的借鉴往往不利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所以，在演变的过程中，通常又会赋予这些文字新的含义，从而使汉字的意思完全发生了改变。这种情况下学习汉字，常常会受到母语的干扰，使汉字出现用错的现象。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就要将学生的母语与汉语进行比较，将两者之间的区别准确地寻找出来，在教学过程中，尽量降低学生母语对其造成的影响[4]。

3.与母语形态相近

汉语汉字篇7

一、汉语汉字整合之可能

（一）汉语整合之可能。

汉语的整合，归根到底就是台海两岸语言的整合，而这是无须怀疑的。因为在世界交通、通信越来越发达、越快速的今天，一方面人们呼吁维持不同的语言以保持世界文化的多元，另一方面，世界的语言和方言种类却正在越来越快地减少。在一个越来越重视效率(通信的、交际的、市场的效率)的世界上，语言工具种类的集中或即少数化已经是一个事实，而不仅仅是理论探讨。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前景：大陆和台湾的语言分歧在未来会达到无法通话的境地。即使如南非这样一个独立国家并已形成一种南非英语，但他们仍然是英语的一种方言，仍然可以同英国、美国沟通。而美国在成为超级强国之后，虽然美国英语已经开始凌驾于英国英语之上，可是由于交际的需要和交通、流动的加快，他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方言的联盟，谁也不会让自己一方的英语过于离开对方，都会自觉地控制自己的言语。因此，语言、方言之间的互动并靠拢已经是信息时代的一个不能无视的事实。散布世界各地的英语如此，仅仅海峡之隔的两岸更当是如此。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就此再深入探讨一下。就我们所见，语言整合的动力主要来自下列三者。

1.市场竞争的需要。当今的世界是由市场主导的。世界上存在不同的市场，它们之间同时也存在着竞争，以便保持本地投资者(国家、私人)的利益。在结成市场集团的成员之间固然需要更快地互通信息，协调策略，而在竞争集团之间也需要彼此了解对方，展开谈判。因此在21世纪中，当市场和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时，语言的进一步分化和拉开距离那是不可想象，也是不被世界性市场及其组成企业所接受并允许的。

2.交流效率的需要。人们的交流不限于市场，也表现在各个方面，21世纪时人们的流动将越来越频繁，交流也将越来越超出目前的格式(例如电脑互联网络)。我们无法具体描述未来的交流格式，但却可以指出交流的总的模式：这将是多方向、高频率的交互沟通形式。效率在新世纪中将越来越突显其地位。如果语言不能有效地适应这一交流模式，人们将自动调整它，让它们互相靠近，而不管政府如何干涉。即使政府干涉，这种干涉也将是苍白的，无力的，于是也就是无效的。单纯的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在此时可能会变得有点可笑。

3.文化共享的需要。市场是一种文化，但文化并不仅限于市场。世界既然是多元的、多极的，文化也将是多元的、多极的。在21世纪，文化的多极不再是相互隔绝或对抗的，而是一种相互的补充。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种文化已经不可能是纯粹的，它只是以某种单一文化为主，并融合了另种文化的“文化”。这是由于人们共享的需要。语言是广义文化的一种，由于语言间的接触和渗透一—吸收，同样不再可能存在单一的纯粹的语言品种。语言同样需要共享，并通过它再去共享狭义的文化。因此语言种类的复杂和分化(或以此作为主流)显然同这个趋势背道而驰。它必然会通过互相接触，互相联盟，从最接近的语言、方言处开始形成局部范围的相对统一。

所谓相对统一，就是语言不可能完全统一和一致；差别是必然的、正常的，也是语言发展的动力之一，就像美国和英国的英语那样。这也正是本文“整合”的含义。在这种意义上说，“整合”正是本文所期待的一种新观念。

（二）汉字整合之可能。

文字是语言的记录工具，又是语言赖以发展的工具和助动力之一。文字依赖语言而立而行，语言也依赖文字而远而强。语言和文字之间是互为依存、互为制约、互为促进的关系。但语言毕竟是第一性的。语言的整合必然要求文字的整合，在某种条件下文字的整合又可能是语言整合的先驱和条件。因此汉字的整合是无须辩说的。在今天的条件下，汉语要在世界上确立地位而不被淘汰，必须以整合文字作为重要条件之一。如果拼音文字在技术上、在现实层面上还无法取代汉字，那么改善汉字系统一一包括整合汉字，就是极其现实、极其迫切的一项考虑。

简要地说，两岸间整合汉字之可能，是基于以下三项：

1.海峡两岸都认识到确立汉语之世界地位的必要性，也都将认识到作为确立汉语世界地位的重要条件的汉字整合之必要性。

2.由于利用传承文献和现实文献之需要，由于现代市场、现代通信系统对字符统一之要求，也即在文字层面上对文化共享、交流效率、市场竞争的需要，因此，海峡两岸将终于认识到整合汉字攸关世界华人之共同利益。

3.海峡两岸的汉字系统的分歧尚未达到无法整合的地步。几乎所有对应传承汉字的各种字形，都没有超出传统造字原则的范围，基本上是以千百年来民间流行的字形为基础的，实际上只是围绕传承字作出的不同程度的摆动。它们之间存在着可整合性。

（三）兼容日本汉字之可能。

如果把眼光扩大到日本，那么日本在加入自身因素后，无疑也会同意上述三项估测。在传承字的范围内，中日字形同样是围绕传承字的不同变异，它们之间存在着可整合性。为了日本民族的利益，为了日本语的推广(不论现实可能性有多大，哪个国家都是想推广自己的语言的)，日本也不可能无视文化共享、交流效率和市场竞争的需要。中日之间毕竟存在着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利害关系。因此，日本未来同样不可能长期让日本字形同中国字形分道扬镳。

二、汉语汉字整合之困难

（一）华人世界内的困难。

然而我们必须认真估计到整合的困难。这种困难主要来自下面三方面：

困难之一：泛政治化。语文成为政治的一种。语文不是政治，但在当前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政治化。更何况可以用作政治斗争工具的语言？比如还没有到达动武地步的比利时、加拿大的语言问题，已经真枪真刀演出过的斯里兰卡的语言问题。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语言问题同样受到政治的摆弄，都将以我为主，以我为中心或者希冀以人口数量作为最终解决的武器，或者借口以语言文字正统与否作为核定标准。这突出表现在汉字繁简字形问题上。在先进行国家统一，还是先进行文字统一这个问题上，两岸的分歧和冲突似乎表现得更为明显。而民间对此只能兴叹而已。

困难之二：惰性效应。一定数量人口在长期使用某种语文下造成的惰性效应。人口越多，使用某种语文时间越长，使用该种语文积累文化的历史越长，就越具有惰性。而且使用人口的数量和使用时间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程度增加。文字历史越短、使用人口有限、所造成的成果也越有限的文字，也就越容易改革、改变。语言也是这样。两岸人民具有几乎同样长的使用汉语文的历史(台湾开发虽然只有四百余年，但其汉族居民却是从大陆移民去的，历史的源头是相同的)，具有同一个文化积累，一方虽仅有两千万之数，但数量也已经相当巨大。要改变任何一方的语文现实都不是容易的。

困难之三：物质负担。文化的物化产品的损失与处理。语言文字的变更将影响一大批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人数越多的，损失越大，处理也越困难。当初大陆废止第二批简化字的考虑之一就是新简化字将影响大批电脑硬件(软件硬件化)的使用，将使这些产品报废，从而造成惊人的损失。至于印刷物的损失则更是可以想见的。一般来说，社会比较容易承受渐进的变更，而较难接受急剧的改变或更换。

（二）兼容日本汉字的困难。

如果把日本也考虑在汉字整合范围之内，那么除了上述困难(尤其是第一项)将大大增加外，还会加入语言不同和假名系统干扰所带来的某些整合困难，例如“?”(?，中国大陆民间曾将‘?’作为“道”的简化字)、“芸”(?，中国汉字另有“芸”字)、“オ”(日本片假名，与大陆“才”字相同)。

三、面对新世纪汉语汉字之整合方略

（一）关于汉语之整合。

面对未来世界的变化以及汉语整合的可能与困难，我们必须有所超越。过去的研讨常常停留在就事论事，就两岸论两岸。这正是局限之所在。有鉴于此，新的汉语研讨应该定位在“应对”上，而不是就整合论整合、就统一论统一。所谓应对，就是“应对”新世纪向中华民族和汉语的挑战。汉语之整合乃是在此视界下的整合。概略而言，就是：

1.倚重自然调整。在下个世纪至少头10年内，两岸之间的分裂和对峙看来还无法根本消除，因此，要依靠政府来起动语言整合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英语世界的经验，在信息交流畅通并快速的时代，人们出于效率考虑，自然而然地会选择最佳语言形式并逐渐导致语言或方言之间接近，或可防止距离失控。这是个自然的发展过程，是人们自己的选择，没有政治因素渗入，不会引起特别的争论和不快。随着两岸对立的逐渐消除，并预期两岸出现和平统一现实，这个自然过程将更快和更和谐。因此，把“调整”确定为实际整合或统一的原则将更具有弹性和容纳度，更有现实性，回旋余地也更大。在目前看来，只有自然调整才是现实和可能的。

2.发展民间交往。上述原则必然导出此一原则，民间交往是两岸当局都认可并承诺发展的活动，因此推动政府在此项目上有所作为是可能的。随着世界新的多“极”格局的逐渐形成，这个过程将更具有现实和积极意义。现在已经可以看到，随着两岸交往的开展(常常借助香港作为中间站)，许多两岸不同的词语已经可以为对方所接受，例如台湾的“互动、共识、关爱、亮丽、光碟、雷射、手机”已经在大陆广泛使用，大陆的“软件、激光、整风、反右、一语堂、戴帽子”也广为台湾所了解，甚至大陆已经不用的“政治挂帅”居然也在现在的台湾通行使用。语词的共存互识并用无疑是整合的第一步。

3.适时顺水推舟。我们不希望将政府永远排除在语言整合过程之外，因为这不但不可能，而且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或麻烦。我们希望政府在适当时机加入这个过程。在自然调整到达趋势比较明朗的阶段，政府的适时参与，不但对他们是方便的，不至于引起政治上的联想和风波，而且也可以加速整合的过程，建立新的规范。这里的关键就是参与时机的选择。至于参与的具体时间，可以让人们随着过程的推移，把这个问题具体化。

4.选择大同小异。既然我们把两岸语言问题确定采用“整合”即调整、整理的原则，那么两岸之间语言的大同小异就是必然的。这是一种弹性的做法。因为语言学告诉人们，只要地域有区别，语言之间就一定有差异。大陆南方许多城市，一城之中尚且城东、城西、城北、城南往往还有方言的差别，更何况两岸？企图“全同”那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乌托邦。因此选择大同小异不但是现实的，也是科学的。在需要规范的时候，必须有这样的指导思想。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在现今的时代中早已经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在语文方面也同样需要结合新的条件予以调整或改造。

在具体项目上，我们认为，首先可以从字词读音的调整开始，也即字音的调整和词音(比如轻声、儿化)的调整。接着是词汇。语法或文法上的差别不大，主要是书面的文体语言的调整，个别语法形式的取舍(例如台湾用“有/有没有”作为助动词，用“不会”代替“没有”、“不用”回答问题，用“耶”、“啦”之类的语气词)，大概会随着词汇的调整自然展开的。至于语调差异，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台湾地区一般民众说国语时语调较软较平，尾音也比大陆北方地区普通话略长。但是新闻播音员在这两方面的差别较小。因此这是一个可以相互容忍、并在互动过程中解决的课题。在具体行动上，可以先开展两岸语言异同调查，在此基础上编纂两岸用词用语异同词典，然后推动两岸互相熟悉彼此不同的用词用语，观察两岸人民选择词语的趋向，以作为未来官方和语文指导机构推荐词语时的依据。我们高兴地看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已经接受了类似词典的编纂工作，但希望有进一步的后续项目。

（二）关于汉字之整合。

汉字问题有类似汉语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对于两岸之间的汉字问题，几乎可以全部照搬上述汉语整合、应对的考虑。从更广阔的层面看：汉字已经是一种“准”国际性文字系统，并可能朝向“真”国际性文字的方向发展。在新世纪中，中华经济文化圈可能成为新的一极，为了应对新“极”的形成，中国两岸和日本之间必然会存在一个文字上的三角互动、互制的关系。韩国的总统曾经建议中日韩就汉字“统一”问题展开磋商和研究。对此，我们欢迎韩国此项建议，并欢迎韩国参与这个过程。然而，鉴于韩国使用汉字有太多、太大的局限性，他们的发言力量不可能很大。现在看来汉字整合问题要大于、复杂于汉语问题，因此，有必要另行探讨。概略而言，汉字整合就是：

1.开展多边协商。相对于语言来说，文字是较容易规范的项目，也是最受到政府干预的事物之一。由于政府的干预，而且是几个政府分别管辖着汉字，因此，汉字的自然调整是比较困难的。这是同语言不同的一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协商就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协商(包含研究)可以有两个方面，学界的协商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协商。这二者都是多边性的协商。学界和政府部门之间是互相依靠的两个方面。没有政府参与，文字的调整很难实现，而没有学界的研究，也不可能产生最佳方案，从而也影响政府的有效推行。中日韩三方是当然的协商参与者，同时也应欢迎韩国参加。至于新、马，希望他们也能参与这个决策过程，以利集思广益并实施最终的调整方案。多元因素的参与当然会导致人多嘴杂、延宕时日、不易取得一致的缺点，但却是防止产生更多遗憾后果的必要条件。

2.发展民间交往。同时，我们还需要开展民间交往，一方面让人们互相熟悉对方的汉字字形系统，去除隔阂与误解(1997年底笔者参加第五届华语文教学研讨会，亲眼看到台湾同行对简化字“爱”群起而攻之，指责“没有心怎么有爱”，痛感隔阂、误解之深)，便于自然调整，另一方面也让大家更切实地感受一下字形分歧给各方带来的不便和问题，并在实践中找到最佳整合方案。看来，这个过程是更为重要的。没有这个过程，汉字的整合就没有民众的压力，也就没有充分的基础。

3.面对网络需求。新世纪中光电子通讯是最关键的一项。由于电脑及其网络(网路)的出现，文字功能就显得特别重要。现在已经出现日文和中文兼容的问题，影响了许多人的工作效率，也影响了许多企业的商业利益。尽管这个问题可以用一定的兼容方式解决，但是在电脑内部仍然属于不同的系统，有不同内码，无法统一为一个系统。这样就非常妨碍汉字提升其国际文字地位。符号的基本单一是任何具有扩展/提升价值的国际符号的基本要求。因此，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人们也必须为汉字去考虑其系统的单一性问题。

4.选择大同小异。同样，由于中日之间国情不同，语言不同，两国的汉字必然不可能完全相同，日本有自己创造的“国字”，中国也有日本不用的汉字。即使在互相重叠、交集的部分，有时也需要容许各自有部分的“自”。日本的姓，由于家系不同，同一个汉字(字种)会分成好几个字形，例如，“岛”，其中的“山”既有在下的，又有在左的，甚至还有在上的；“吉”字，日本有的家族是用“士”字头，有的则是“土”字头。各家“祖传”，有神圣性，更动不得。但是通用语词所用的汉字基本上是可以尽量调整、整理并获得一致的。

在具体行动上，我们建议先做好基础工作或当前急需解决的如下工作：调查各自使用汉字现状；编制以传承字为中心包括各种异体在内的全汉字形音义字典/字表；制定全三系(传承系列、大陆简化系列、日本系列)实用汉字计算机统一内码表；制定汉字字形统一检索法方案及其实用检索表。

（三）伴随课题之配合。

语言文字还有一些重要的伴随项目，比如标点符号以及其他相关符号。无庸置疑，随着前者的整合，后者的整合也是必需和必然的。

结语

说到底，语言文字就是语言文字。它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虽然它同政治经济都有微妙的关系。所以，既不能用简单的政治办法解决，也无法用无情的经济措施控制。21世纪向华人和汉语汉字提出严酷的挑战，我们如果不能排除小我，牺性部分，以获胜全局，达致世界一等的一“极”，那就必将陷入困守小我，抱残守缺，被动挨打，沦为二等民族、二等国家的境地。进一步说，如果日本在可见的将来还继续使用汉字，又不想游离于东亚和汉字文化一经济圈之外的话，那么汉字的整合无疑对日本也是利益攸关的。因此，作为平民，作为当局，都需要静思再三，都需要、也可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各方如能超脱狭隘，不急不躁，持之以恒，必能收水到渠成，皆大欢喜之果。

注释：

卞成林：1992，《港台与大陆的用语分歧》，《语文建设通讯》38期，香港。

曹逢甫：1995，《台湾的国语教育》，《语文建设通讯》50期，香港。日本歧阜。

潘礼美：1995，《海峡两岸审音比较》，《语文建设通讯》47期，香港。

史有为：1992，《汉语文化语音学虚实谈》，《世界汉语教学》，92年4期，北京。

史有为：1993，《从日本看汉字和汉文》，《华文世界》68期，93.6；台北。

史有为：1993，《汉文建设和汉字建设》，《语文建设通讯》39期，香港。

史有为：1994，《汉语建设试议及其他》，《语文建设通讯》43期，香港。

汉语汉字篇8

汉语汉字有两大问题：一是整合(一般都称为统一)；二是发展。所谓整合，即调整、整理以尽可能合一，也就是达致相对的统一。实际上整合也是一种发展，而发展又无法离开整合。目前两岸语言的差别估计不超过5％，并不严重影响交流；汉字的繁简差异也可以经过较短时间适应即可彼此相通。尽管如此，毕竟还是对各类语文应用有不利影响，有必要加以整合。本世纪已经接近终结，在汉语汉字问题上已不可能有明显的新作为。无论何种专业或行业，都已经把目光移向即将到来的21世纪，汉语文方面当然也必须如此。在新世纪中，中华民族将有新的机会又有新的挑战。面对这个变动的新世纪，我们应该有新的视角、视域和观念，方可有新的拓展。

 

一、汉语汉字整合之可能

 

（一）汉语整合之可能。

汉语的整合，归根到底就是台海两岸语言的整合，而这是无须怀疑的。因为在世界交通、通信越来越发达、越快速的今天，一方面人们呼吁维持不同的语言以保持世界文化的多元，另一方面，世界的语言和方言种类却正在越来越快地减少。在一个越来越重视效率(通信的、交际的、市场的效率)的世界上，语言工具种类的集中或即少数化已经是一个事实，而不仅仅是理论探讨。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前景：大陆和台湾的语言分歧在未来会达到无法通话的境地。即使如南非这样一个独立国家并已形成一种南非英语，但他们仍然是英语的一种方言，仍然可以同英国、美国沟通。而美国在成为超级强国之后，虽然美国英语已经开始凌驾于英国英语之上，可是由于交际的需要和交通、流动的加快，他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方言的联盟，谁也不会让自己一方的英语过于离开对方，都会自觉地控制自己的言语。因此，语言、方言之间的互动并靠拢已经是信息时代的一个不能无视的事实。散布世界各地的英语如此，仅仅海峡之隔的两岸更当是如此。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就此再深入探讨一下。就我们所见，语言整合的动力主要来自下列三者。

1.市场竞争的需要。当今的世界是由市场主导的。世界上存在不同的市场，它们之间同时也存在着竞争，以便保持本地投资者(国家、私人)的利益。在结成市场集团的成员之间固然需要更快地互通信息，协调策略，而在竞争集团之间也需要彼此了解对方，展开谈判。因此在21世纪中，当市场和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时，语言的进一步分化和拉开距离那是不可想象，也是不被世界性市场及其组成企业所接受并允许的。

2.交流效率的需要。人们的交流不限于市场，也表现在各个方面，21世纪时人们的流动将越来越频繁，交流也将越来越超出目前的格式(例如电脑互联网络)。我们无法具体描述未来的交流格式，但却可以指出交流的总的模式：这将是多方向、高频率的交互沟通形式。效率在新世纪中将越来越突显其地位。如果语言不能有效地适应这一交流模式，人们将自动调整它，让它们互相靠近，而不管政府如何干涉。即使政府干涉，这种干涉也将是苍白的，无力的，于是也就是无效的。单纯的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在此时可能会变得有点可笑。

3.文化共享的需要。市场是一种文化，但文化并不仅限于市场。世界既然是多元的、多极的，文化也将是多元的、多极的。在21世纪，文化的多极不再是相互隔绝或对抗的，而是一种相互的补充。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种文化已经不可能是纯粹的，它只是以某种单一文化为主，并融合了另种文化的“文化”。这是由于人们共享的需要。语言是广义文化的一种，由于语言间的接触和渗透一—吸收，同样不再可能存在单一的纯粹的语言品种。语言同样需要共享，并通过它再去共享狭义的文化。因此语言种类的复杂和分化(或以此作为主流)显然同这个趋势背道而驰。它必然会通过互相接触，互相联盟，从最接近的语言、方言处开始形成局部范围的相对统一。

所谓相对统一，就是语言不可能完全统一和一致；差别是必然的、正常的，也是语言发展的动力之一，就像美国和英国的英语那样。这也正是本文“整合”的含义。在这种意义上说，“整合”正是本文所期待的一种新观念。

（二）汉字整合之可能。

文字是语言的记录工具，又是语言赖以发展的工具和助动力之一。文字依赖语言而立而行，语言也依赖文字而远而强。语言和文字之间是互为依存、互为制约、互为促进的关系。但语言毕竟是第一性的。语言的整合必然要求文字的整合，在某种条件下文字的整合又可能是语言整合的先驱和条件。因此汉字的整合是无须辩说的。在今天的条件下，汉语要在世界上确立地位而不被淘汰，必须以整合文字作为重要条件之一。如果拼音文字在技术上、在现实层面上还无法取代汉字，那么改善汉字系统一一包括整合汉字，就是极其现实、极其迫切的一项考虑。

简要地说，两岸间整合汉字之可能，是基于以下三项：

1.海峡两岸都认识到确立汉语之世界地位的必要性，也都将认识到作为确立汉语世界地位的重要条件的汉字整合之必要性。

2.由于利用传承文献和现实文献之需要，由于现代市场、现代通信系统对字符统一之要求，也即在文字层面上对文化共享、交流效率、市场竞争的需要，因此，海峡两岸将终于认识到整合汉字攸关世界华人之共同利益。

3.海峡两岸的汉字系统的分歧尚未达到无法整合的地步。几乎所有对应传承汉字的各种字形，都没有超出传统造字原则的范围，基本上是以千百年来民间流行的字形为基础的，实际上只是围绕传承字作出的不同程度的摆动。它们之间存在着可整合性。

（三）兼容日本汉字之可能。

如果把眼光扩大到日本，那么日本在加入自身因素后，无疑也会同意上述三项估测。在传承字的范围内，中日字形同样是围绕传承字的不同变异，它们之间存在着可整合性。为了日本民族的利益，为了日本语的推广(不论现实可能性有多大，哪个国家都是想推广自己的语言的)，日本也不可能无视文化共享、交流效率和市场竞争的需要。中日之间毕竟存在着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利害关系。因此，日本未来同样不可能长期让日本字形同中国字形分道扬镳。

 

二、汉语汉字整合之困难

 

（一）华人世界内的困难。

然而我们必须认真估计到整合的困难。这种困难主要来自下面三方面：

困难之一：泛政治化。语文成为政治的一种。语文不是政治，但在当前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政治化。更何况可以用作政治斗争工具的语言？比如还没有到达动武地步的比利时、加拿大的语言问题，已经真枪真刀演出过的斯里兰卡的语言问题。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语言问题同样受到政治的摆弄，都将以我为主，以我为中心或者希冀以人口数量作为最终解决的武器，或者借口以语言文字正统与否作为核定标准。这突出表现在汉字繁简字形问题上。在先进行国家统一，还是先进行文字统一这个问题上，两岸的分歧和冲突似乎表现得更为明显。而民间对此只能兴叹而已。

困难之二：惰性效应。一定数量人口在长期使用某种语文下造成的惰性效应。人口越多，使用某种语文时间越长，使用该种语文积累文化的历史越长，就越具有惰性。而且使用人口的数量和使用时间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程度增加。文字历史越短、使用人口有限、所造成的成果也越有限的文字，也就越容易改革、改变。语言也是这样。两岸人民具有几乎同样长的使用汉语文的历史(台湾开发虽然只有四百余年，但其汉族居民却是从大陆移民去的，历史的源头是相同的)，具有同一个文化积累，一方虽仅有两千万之数，但数量也已经相当巨大。要改变任何一方的语文现实都不是容易的。

困难之三：物质负担。文化的物化产品的损失与处理。语言文字的变更将影响一大批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人数越多的，损失越大，处理也越困难。当初大陆废止第二批简化字的考虑之一就是新简化字将影响大批电脑硬件(软件硬件化)的使用，将使这些产品报废，从而造成惊人的损失。至于印刷物的损失则更是可以想见的。一般来说，社会比较容易承受渐进的变更，而较难接受急剧的改变或更换。

（二）兼容日本汉字的困难。

如果把日本也考虑在汉字整合范围之内，那么除了上述困难(尤其是第一项)将大大增加外，还会加入语言不同和假名系统干扰所带来的某些整合困难，例如“”(邊，中国大陆民间曾将‘’作为“道”的简化字)、“芸”(藝，中国汉字另有“芸”字)、“オ”(日本片假名，与大陆“才”字相同)。

三、面对新世纪汉语汉字之整合方略

 

（一）关于汉语之整合。

面对未来世界的变化以及汉语整合的可能与困难，我们必须有所超越。过去的研讨常常停留在就事论事，就两岸论两岸。这正是局限之所在。有鉴于此，新的汉语研讨应该定位在“应对”上，而不是就整合论整合、就统一论统一。所谓应对，就是“应对”新世纪向中华民族和汉语的挑战。汉语之整合乃是在此视界下的整合。概略而言，就是：

1.倚重自然调整。在下个世纪至少头10年内，两岸之间的分裂和对峙看来还无法根本消除，因此，要依靠政府来起动语言整合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英语世界的经验，在信息交流畅通并快速的时代，人们出于效率考虑，自然而然地会选择最佳语言形式并逐渐导致语言或方言之间接近，或可防止距离失控。这是个自然的发展过程，是人们自己的选择，没有政治因素渗入，不会引起特别的争论和不快。随着两岸对立的逐渐消除，并预期两岸出现和平统一现实，这个自然过程将更快和更和谐。因此，把“调整”确定为实际整合或统一的原则将更具有弹性和容纳度，更有现实性，回旋余地也更大。在目前看来，只有自然调整才是现实和可能的。

2.发展民间交往。上述原则必然导出此一原则，民间交往是两岸当局都认可并承诺发展的活动，因此推动政府在此项目上有所作为是可能的。随着世界新的多“极”格局的逐渐形成，这个过程将更具有现实和积极意义。现在已经可以看到，随着两岸交往的开展(常常借助香港作为中间站)，许多两岸不同的词语已经可以为对方所接受，例如台湾的“互动、共识、关爱、亮丽、光碟、雷射、手机”已经在大陆广泛使用，大陆的“软件、激光、整风、反右、一语堂、戴帽子”也广为台湾所了解，甚至大陆已经不用的“政治挂帅”居然也在现在的台湾通行使用。语词的共存互识并用无疑是整合的第一步。

3.适时顺水推舟。我们不希望将政府永远排除在语言整合过程之外，因为这不但不可能，而且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或麻烦。我们希望政府在适当时机加入这个过程。在自然调整到达趋势比较明朗的阶段，政府的适时参与，不但对他们是方便的，不至于引起政治上的联想和风波，而且也可以加速整合的过程，建立新的规范。这里的关键就是参与时机的选择。至于参与的具体时间，可以让人们随着过程的推移，把这个问题具体化。

4.选择大同小异。既然我们把两岸语言问题确定采用“整合”即调整、整理的原则，那么两岸之间语言的大同小异就是必然的。这是一种弹性的做法。因为语言学告诉人们，只要地域有区别，语言之间就一定有差异。大陆南方许多城市，一城之中尚且城东、城西、城北、城南往往还有方言的差别，更何况两岸？企图“全同”那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乌托邦。因此选择大同小异不但是现实的，也是科学的。在需要规范的时候，必须有这样的指导思想。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在现今的时代中早已经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在语文方面也同样需要结合新的条件予以调整或改造。

在具体项目上，我们认为，首先可以从字词读音的调整开始，也即字音的调整和词音(比如轻声、儿化)的调整。接着是词汇。语法或文法上的差别不大，主要是书面的文体语言的调整，个别语法形式的取舍(例如台湾用“有/有没有”作为助动词，用“不会”代替“没有”、“不用”回答问题，用“耶”、“啦”之类的语气词)，大概会随着词汇的调整自然展开的。至于语调差异，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台湾地区一般民众说国语时语调较软较平，尾音也比大陆北方地区普通话略长。但是新闻播音员在这两方面的差别较小。因此这是一个可以相互容忍、并在互动过程中解决的课题。在具体行动上，可以先开展两岸语言异同调查，在此基础上编纂两岸用词用语异同词典，然后推动两岸互相熟悉彼此不同的用词用语，观察两岸人民选择词语的趋向，以作为未来官方和语文指导机构推荐词语时的依据。我们高兴地看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已经接受了类似词典的编纂工作，但希望有进一步的后续项目。

（二）关于汉字之整合。

汉字问题有类似汉语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对于两岸之间的汉字问题，几乎可以全部照搬上述汉语整合、应对的考虑。从更广阔的层面看：汉字已经是一种“准”国际性文字系统，并可能朝向“真”国际性文字的方向发展。在新世纪中，中华经济文化圈可能成为新的一极，为了应对新“极”的形成，中国两岸和日本之间必然会存在一个文字上的三角互动、互制的关系。韩国的总统曾经建议中日韩就汉字“统一”问题展开磋商和研究。对此，我们欢迎韩国此项建议，并欢迎韩国参与这个过程。然而，鉴于韩国使用汉字有太多、太大的局限性，他们的发言力量不可能很大。现在看来汉字整合问题要大于、复杂于汉语问题，因此，有必要另行探讨。概略而言，汉字整合就是：

1.开展多边协商。相对于语言来说，文字是较容易规范的项目，也是最受到政府干预的事物之一。由于政府的干预，而且是几个政府分别管辖着汉字，因此，汉字的自然调整是比较困难的。这是同语言不同的一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协商就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协商(包含研究)可以有两个方面，学界的协商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协商。这二者都是多边性的协商。学界和政府部门之间是互相依靠的两个方面。没有政府参与，文字的调整很难实现，而没有学界的研究，也不可能产生最佳方案，从而也影响政府的有效推行。中日韩三方是当然的协商参与者，同时也应欢迎韩国参加。至于新、马，希望他们也能参与这个决策过程，以利集思广益并实施最终的调整方案。多元因素的参与当然会导致人多嘴杂、延宕时日、不易取得一致的缺点，但却是防止产生更多遗憾后果的必要条件。

2.发展民间交往。同时，我们还需要开展民间交往，一方面让人们互相熟悉对方的汉字字形系统，去除隔阂与误解(1997年底笔者参加第五届华语文教学研讨会，亲眼看到台湾同行对简化字“爱”群起而攻之，指责“没有心怎么有爱”，痛感隔阂、误解之深)，便于自然调整，另一方面也让大家更切实地感受一下字形分歧给各方带来的不便和问题，并在实践中找到最佳整合方案。看来，这个过程是更为重要的。没有这个过程，汉字的整合就没有民众的压力，也就没有充分的基础。

3.面对网络需求。新世纪中光电子通讯是最关键的一项。由于电脑及其网络(网路)的出现，文字功能就显得特别重要。现在已经出现日文和中文兼容的问题，影响了许多人的工作效率，也影响了许多企业的商业利益。尽管这个问题可以用一定的兼容方式解决，但是在电脑内部仍然属于不同的系统，有不同内码，无法统一为一个系统。这样就非常妨碍汉字提升其国际文字地位。符号的基本单一是任何具有扩展/提升价值的国际符号的基本要求。因此，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人们也必须为汉字去考虑其系统的单一性问题。

4.选择大同小异。同样，由于中日之间国情不同，语言不同，两国的汉字必然不可能完全相同，日本有自己创造的“国字”，中国也有日本不用的汉字。即使在互相重叠、交集的部分，有时也需要容许各自有部分的“自主权”。日本的姓，由于家系不同，同一个汉字(字种)会分成好几个字形，例如，“岛”，其中的“山”既有在下的，又有在左的，甚至还有在上的；“吉”字，日本有的家族是用“士”字头，有的则是“土”字头。各家“祖传”，有神圣性，更动不得。但是通用语词所用的汉字基本上是可以尽量调整、整理并获得一致的。

在具体行动上，我们建议先做好基础工作或当前急需解决的如下工作：调查各自使用汉字现状；编制以传承字为中心包括各种异体在内的全汉字形音义字典/字表；制定全三系(传承系列、大陆简化系列、日本系列)实用汉字计算机统一内码表；制定汉字字形统一检索法方案及其实用检索表。

（三）伴随课题之配合。

语言文字还有一些重要的伴随项目，比如标点符号以及其他相关符号。无庸置疑，随着前者的整合，后者的整合也是必需和必然的。

 

结语

 

说到底，语言文字就是语言文字。它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虽然它同政治经济都有微妙的关系。所以，既不能用简单的政治办法解决，也无法用无情的经济措施控制。21世纪向华人和汉语汉字提出严酷的挑战，我们如果不能排除小我，牺性部分，以获胜全局，达致世界一等的一“极”，那就必将陷入困守小我，抱残守缺，被动挨打，沦为二等民族、二等国家的境地。进一步说，如果日本在可见的将来还继续使用汉字，又不想游离于东亚和汉字文化一经济圈之外的话，那么汉字的整合无疑对日本也是利益攸关的。因此，作为平民，作为当局，都需要静思再三，都需要、也可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各方如能超脱狭隘，不急不躁，持之以恒，必能收水到渠成，皆大欢喜之果。

 

注释：

卞成林：1992，《港台与大陆的用语分歧》，《语文建设通讯》38期，香港。

曹逢甫：1995，《台湾的国语教育》，《语文建设通讯》50期，香港。日本歧阜。

潘礼美：1995，《海峡两岸审音比较》，《语文建设通讯》47期，香港。

史有为：1992，《汉语文化语音学虚实谈》，《世界汉语教学》，92年4期，北京。

史有为：1993，《从日本看汉字和汉文》，《华文世界》68期，93.6；台北。

史有为：1993，《汉文建设和汉字建设》，《语文建设通讯》39期，香港。

史有为：1994，《汉语建设试议及其他》，《语文建设通讯》43期，香港。

汉语汉字篇9

1.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3.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4.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像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讨论了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实物的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如果没有联系，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像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7〕。

二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美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语境

信息

说话者……………………受话者

接触

代码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最后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里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各布森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言语作为一种听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时间为建构力量的。文字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空间为建构力量的。当我们把口语的词或句子用文字书写下来的时候，符号系统的转换伴随着功能的转换——文字要对空间作出承诺。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者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强烈的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德里达也指出，东方社会一直把语法学视为书面语言的科学。书面语言以视觉和读得懂的方式传达信息，它不是口语的替代品。研究书面语言的术语、条件和前提都与口语不同。

三

事实说明，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魁《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刘大魁《论文偶记》）。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像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像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音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8〕又说“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9〕还说：“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0〕

当代西方哲学从人类文明的多元性批判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在拼音文字基础上建立的“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批判了现代语言学从西方传统文化承继下来的漠视和排斥书写文字的强大传统。“语音中心论”认为说出的话或语音与思想之间具有直接的内在联系，语音能够透明地呈现思想和内心经验，因而较之文字更接近自然和真实。而事实上对各种非拼音文字的研究表明，文字并不是语言的表达，不是为了表现语言而产生，它自身具有独立的起源。它的起源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语音中心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种族中心论、西方文化中心论。当然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而与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不必经过语音的媒介而直接与概念沟通的文字代表就是汉字。索绪尔认为，像汉字这样典型的表意文字，具有一种远甚于表音文字的强烈倾向——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因为对汉族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文字不是口语的记录者，而是第二语言。因此汉族人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谈话人就会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但索绪尔还是将表意文字排除在他的语音优先论之外，显示出他的种族中心偏见。事实上，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在汉字文化中“可以找到逻各斯中心论以外发展着的强大文明的证据。这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有力驳斥”〔11〕。许国璋对汉语书面形式的性质、功能、价值、意义的论述，对长期以来以其主流追随西方“语音中心论”的中国现代语言学，是一种深刻的警省。

 

注释

〔1〕〔2〕〔3〕〔4〕〔5〕〔8〕〔9〕〔10〕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75、72、1、75、75、74、75、13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汉语汉字篇10

一、意义完全相同的汉语汉字和日语漢字

虽然汉字到日本之后经过数次演变，但仍与汉字保持相同含义的漢字还是居大多数，如：机械/機械、自动/自動、夜间/夜間、工场/工場、排气/排気、空气/空気、目的/目的、道路/道路、作文/作文、会话/会話、练习/練習、生命/生命，等等不胜枚举。正是因为如此，许多学生才引出了望文生义的不良习惯。

二、字相同而意义完全不同

例如：日语的「油断这个词，我们一看见它会觉得不可思议，油怎么会断呢，其实它是“马虎、大意”的意思；「喧嘩这个词它本来就是汉语的“喧哗”这两个字，可意思上却超出了汉语“喧哗”的程度，日语意思是“吵架” ； 「真剣这个词，也不是我们所猜测的“真的剑”，而是“认真、一丝不苟”； 「怪我这个词，也不是咱们想象的责任都在自己的意思，而是“负伤”；「質問这个词，也没有汉语的“质问”那么强烈，译过来是“提问”之意；而「被害在日语中则是“损失”的意思；「世話也不是“人世间的笑话”之意，而是“照顾”的意思；「迷惑也不是“迷惑”之意，而是“麻烦、为难”的意思；「高揚这个词，「士気を高揚する翻译过来是“鼓舞士气”； 「気味这个词，国语字典的解释是“有……倾向”，「時計は遅れ気味だ翻译过来是“表有点慢”，而丝毫没有“气味”的意思，「当面这个词翻译过来有两种含义，其一是“眼下、目前”的意思，例如「当面のことから片付ける翻译过来是“先从眼前的事情着手”，其二是“面临”的意思，例如「困難な問題に当面している翻译过来是“正面临着难题”，等等，还有很多很多， 如果你一味地单凭汉语意义来推测的话是不是很滑稽。

三、字同，而日语和汉语的部分意思吻合， 或是日语漢字意义广，或是汉语汉字意义广

例如「反対这个词，国语字典的解释是「対立関係にあること、逆らうこと，即“反对、相反”两层意思，而新华字典的解释则只有 “反对”一个意思，「道の反対側翻译过来是“道路的对面”；「保持这个词，「動くからちょっと保持して下さい翻译过来是“不稳， 请扶着点”这就是说，日语的「保持仍然有两层意思，即「保持、持续拿着；例如「無理这个日语单词在国语字典上有四种解释，其一是“无理、不讲道理” 「無理なお願い翻译过来是“无理要求”，其二是“不合适，勉强” 「その仕事は私には無理だ翻译过来是“那个工作我做不了”，其三是“硬干、强干、过度、过分”，其四是“强迫、强逼” 「無理に行かせる翻译过来是“强迫着去”，从这四个意义中看出， 只有第一个意义与汉语意义相同， 其余三个意义都是汉语里所没有的 ；再比如「保守这个日语单词，在字典上有两种解释， 其一是“保守” 「保守主義这个意思与汉语意思是吻合的，而第二个意思是 “维修”，如 「機械を保守する “维修设备”，而在汉语里则是没这个意思的。诸如此类的日语词语还有「結構日语解释有“结构”“可以、行”“够了、不用了” 三个含义，而汉语解释则只有第一种；「心得日语解释有“心得、经验”“规则、须知”“、暂代”“精神准备、思想准备” 四个含意，而汉语解释则只有第一种；等等。

四、字相同而需把日语漢字的先后顺序掉过来理解

例如「定常这个日语单词，「定常なやり方で処理する，这句话翻译成汉语时要先将「定常理解为“常定”，然后再更改一下措词则翻译为“按常规方法来处理”；「許容这个日语单词，「許容範囲を超えた翻译过来是“超出了容许的范围”；「段階这个日语单词，「新しい段階に高めた，翻译过来是“提高到了新阶段”；「段階这个日语单词，「仕事に情熱を燃やす，翻译过来是“对工作充满热情”；「性根这个日语单词，「情熱を入れ換える，翻译过来是“洗心革面”；「利得这个日语单词，「利得に走る，这句话翻译成汉语时要先将「利得理解为“得利”，然后再更改下措词则翻译为“重于赢利”；「呼称这个日语单词，「この合成繊維にはビニロンという呼称が使われる翻译过来是“这种合成纤维有维尼龙称号”；「運命这个日语单词，「運命を共にする翻译过来是“风雨同舟，共命运”；「平和这个日语单词，「原子力を平和事業に使う翻译过来是“将原子能用于和平事业”； 「限界这个日语单词也是，翻译过来是“界限、限度”，等等。

以上是笔者对相同的日本語漢字和中国汉字含义的区别所做的几点论述。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丰富的民俗内涵，在学习日语的过程中，首先要学会按照日语的语言习惯进行思维，我也诚恳地希望广大日语学习者在充分利用汉语与日语的渊源关系的同时， 也要注意那些貌似神离的词汇。

参考文献：

［1］宮地，幸一．《常用国語辞点》［M］．小学館（株）発行，昭和58，4．

［2］高岛俊南．《汉字和日本人》［M］．选自文春新书，2001，10．

汉语汉字篇11

一、谐音双关

汉语汉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个语音对应几个字形”，也就是“多字谐音”。下面是各种场合中巧妙的“谐音双关”。

“谐音”可用于“诗句”、“对联”、“谜语”中：

①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晴”谐音双关为“情”。

②贾岛言醉非假倒，刘伶饮酒不留零。

“贾岛假倒”谐音；“刘伶留零”谐音。

③冰冻兵船，兵打冰，冰开兵走；

泥污尼鞋，尼洗泥，泥尽尼归。

“冰兵”谐音；“泥尼”谐音。

④谜语：在“金、木、水、火、土”之中，谁的腿最“长”？

二、拆字

有一种文字游戏叫“拆字”，即把“字”的结构灵活“拆”开，根据场合随意附会成趣。“拆字”之巧是其他文字难以企及的。

（一）“拆字”可写成“诗词”或“对联”

①何字合成愁？离人心上秋。

②二人土上坐；一犬人边伏。

③此木为柴山山出；因火成烟夕夕多。

“此+木柴”，“山山出”；“因+火烟”，“夕夕多”。

这有关伐木工人的生活。伐木工人不烧煤，只烧山上到处都有的“柴”；每天中午在林中吃干粮而不做饭，只在傍晚时才下山回家做饭而冒出缕缕炊“烟”。

（二）“拆字”可用于“酒令”之中

1.“酒令”是筵席上的一种文字游戏，有很严的格式，谁违背了格式就罚谁饮酒。

甲：一个“出”字两个“山”，

二字同旁“锡”和“铅”，

不知哪座“山”产“锡”？哪座“山”产“铅”？

乙：一个“吕”字两个“口”，

二字同旁“汤”和“酒”，

不知哪一“口”喝“汤”？哪一“口”喝“酒”？

2.通过“拆字”的“酒令”，各人可以说出不同的意见：

张、李、刘、陈四个人是朋友。陈犯了错误，由李负责处理。陈托张和刘去请李吃饭，席间通过“酒令”说出了看法。

张希望李看在朋友情面上，高抬贵手，不要处分陈。

张：有水也是“清”，无水也是“青”，去水加“心”变成“情”。

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

李坚持要依法处理，不看面子，劝张不要管这件事。

李：有水也是“湘”，无水也是“相”，去水加“雨”变成“霜”。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刘听到李不讲朋友情面，仍要处分陈，就说李是仗势欺人。

刘：有水也是“淇”，无水也是“其”，去水加“欠”变成“欺”。

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三、谜语

（一）关于“物”的谜语

①一个亭，斜柱撑；上边有水流，下边有人行。

②珍珠白玉女，身穿绿叶装，穿衣去洗澡，脱衣上牙床。[节日食品]

（二）关于“字”的谜语

①争先恐后。

②两个幼儿去爬山，没有力气到山巅，

回家恐怕别人笑，躲在山中不肯还。

③床前明月光。

四、对联

“对联”的特点是一“对”二“联”。所谓“对”是指形式上的成双成对，即上下联必须字数相等，相对的字词要词性相同，结构相似，平仄相反，节奏相应；所谓“联”是指上下联的思想内容必须紧密联系、相互照应，或者相对、或者相反、或者相关地融于一个意境中，表达一个完整的主题。汉字字形的“方块”性和字音的“平仄”性，恰巧适合于“对联”的“规整对称，妙趣横生”的表达方式，没有“方块”的汉字，就没有对联。

例如河北赵县赵州桥的对联：

水从碧玉环中去，

人在苍龙背上行。

名词“水”对“人”，“碧玉环”对“苍龙背”，动词“去”对“行”，介词“从”对“在”，方位助词“中”对“上”。联中“碧玉环”、“苍龙背”联想丰富，比喻精妙。全联动静谐和，既描述了赵州桥的静态美，又写出了“水去”、“人行”的动态美。此联只用14个汉字就描绘和赞美了赵州桥的风采和雄姿。

（一）“对联”在语法教学中的作用

有学者提出：“在我国第一本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1998年问世以前，我国没有语法著作，在语文教学中也没有语法教学。”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实际上，我国长期的行之有效的传统语法教学方式就是“对对联”。著名的《说文解字》、《尔雅》、《文心雕龙》及传统启蒙教学中“对对联”用的《笠翁对韵》等都是语法著作或语法教材。认真研究我国的《说文解字》、《尔雅》、《文心雕龙》、《笠翁对韵》等语法著作和语法教材及传统启蒙教学用“对对联”方式进行的卓有成效的语法教学，对当前国内的语文教学和国际的汉语教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1.“对对联”教学和训练对学习者的要求：

下联字词的“义类”跟上联对应字词的“义类”相同。

下联的“语句结构”跟上联对应的“语句结构”相同。

传统启蒙教学中用“对对联”的方式进行了十分有效的语法教学，专门为“对对联”教学编写出版了许多教材，如清代李渔（字笠翁，1611-1679）编写的《笠翁对韵》，列举许多富有文采的“对子”供学龄儿童朗读和背诵，对儿童的语法教育具有很大作用。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新编的《笠翁对韵新注》，现摘录该书的片段：

[冬]

清对淡，薄对浓。暮鼓对晨钟。山茶对石菊，烟锁对云封。

金菡萏，玉芙蓉。绿绮对青锋。早汤先宿酒，晚食继朝饔。

唐库金钱能化蝶，延津宝剑会成龙。

2.对一些“对联”的分析：

①“犬行雪地梅花五，鸡过霜桥竹叶三”的分析：

“犬、鸡”是“家养动物”，“行、过”是“自身移动”。

“雪、霜”是“冬季气候”，“地、桥”是“空间处所”。

“梅、竹”是“观赏植物”，“花、叶”是“植物构件”。

“五、三”是“基本数目”。

传统“对对子”教学要求学生学的“义类”（家养动物、野生动物）比现代语法教学要求学生学的“名词”，要细致得多，深入得多。

②“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词类的知识：（括号内是现代的术语）

“鹂、鹭、柳、天”皆为“物名”（名词）。

“黄、白、翠、青”皆为“属性”（形容词）。

“鸣、上”皆为“行动”（动词）。

“两、一”皆为“数目”（数词）。

“个、行”皆为“单位”（量词）。

③关于结构的知识：

“两+个”、“一+行”都是“数目限定物量单位”（“数词”限定“量词”）。

“黄+鹂”、“白+鹭”、“翠+柳”、“青+天”都是“属性限定物名”（“形容词”限定“名词”，即“定语”限定“核语”）。

“两个+黄鹂”、“一行+白鹭”都是“数量限定物名”（“形容词”限定“量词”，即“定语”限定“核语”的“定核结构”）。

“鸣+翠柳”、“上+青天”都是“行动及于处所”（“动词”及于“名词”的“述宾结构”）。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都是“主体做某事”（“主述结构”形成的“主述型单句”）。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不是没有“语法教学”，而是有行之有效的语法教学方式，即“对对联”的教学方式。正是这种传统的高效的“对对联”式的语法教学，才培养出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等众多文学大师，才创作出唐诗、宋词、元明戏曲和《水浒传》、《红楼梦》等灿烂辉煌的世界名著。

（二）对联的技巧和魅力

1.古典诗词中有许多对联情感深挚：

①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②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

2.有些对联言简意赅、巧妙工整：

①观海天作界；

登山人为峰。

②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3.有些对联一句之中有反义词或循环语：

①四面灯辉辉煌煌，照遍东南西北；

一年事辛辛苦苦，历尽春夏秋冬。

②船载石头，石重船轻轻载重；

尺量地面，地长尺短短量长。

4.有些对联字词重叠妙语连珠：

①月月月圆逢月半；

年年年底接年初。

②峰上栽枫，风吹枫动峰不动；

路边宿鹭，露落鹭飞路未飞。

③望天空，空望天，天天有空望天空；

求人难，难求人，人人逢难求人难。

5.有些对联用语通俗平易近人：

汉语汉字篇12

一、关于汉字

汉字属于世界文字的一种，具有世界文字的任意性、系统性以及层次性。但是汉字之所以独立于世界文字之林，自然有它的独特魅力。品味汉字如同品味中国文化，愈久弥新。

汉字作为唯一通用的自源文字，具有以下性质：1.汉字直接起源于图画和契刻；2.如索绪尔所说：汉字是“汉人的第二语言”，是一个有相当独立性的系统。汉字产生于汉语之后，但并不代表汉字附属于汉语，从历史发展及其起源来看汉字并非天生就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从逻辑角度看，汉字形体构造具有特殊的认知作用和文化价值。①潘文国曾经给语言下过这样的定义：“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及过程”②。王玉新认为，“汉字并不是为语言而去记录汉语的，而是为了认知才会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的，所以汉字的本质属性是认知工具。汉字记录汉语只是认知作用的一个环节，终是为了认知才会产生和存在的。”③汉字的理据性指的是汉字词义形成的道理或依据问题。

二、汉字最初的理据――自然万物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汉字的表意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但并不是和所标志的事物毫无关系的。我们的祖先临摹自然万物化成各种各样的图画、雕刻等以达到交流的目的，此时这些表意的图画还不能叫做汉字，但作为汉字的前身已经奠定了一定的理据性基础。甲骨文出现之初，在龟壳上的文字画总是模拟事物本来的样子，如“日”“水”“山”“车”等的样子，给予事物原始名称。其本质便是汉字自身所带有的理据性。

汉字“六书”，前四种是造字法，“象形”许慎《说文解字》：“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即重在像原物之形，如“车”“舟”等像事物的整体轮廓，“牛”像牛角上弯，“羊”像羊角下弯。“指事”即“视而可识，察而见意”如用三条线表示“三”，“本”原义为树根，在“木”下部加一点，表示树根的所在，等。和“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挥”，如“武”，止戈为武也，三木为“森”等。“形声”“以事为名，取譬想成”，形声字的形旁表的是“义类”，其自身的理据性往往从形体上看十分直接，而声旁，借的是它字的“声”，这个“它字”本身又常常是有理据的。如“模”字，形旁为“木”，表示它的类属，声旁取“莫”字之音。“莫”字初是有直观理据的会意字，后为它义假借，本义又留给了“暮”。由此可见，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造字法蕴含着深刻的理据性。此外，古代汉语中，繁体字往往蕴含着人们对字的直观感受和理解，如繁体字“”更是形象的展示出“学”字本来的意义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休”，一个人靠着树当然就是休息的意思了，“恕”，人之初，性本善，如心则是听从自己本心的善良则为“恕”。而假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也具有理据性。“熊猫”又称“猫熊”，因属猫类状似熊而得名。“企鹅”由于“立时昂首如企望状，故名。”（《辞海》）这就是“熊猫”、“企鹅”两个词的理据。这些层层推导的过程，显示了汉字理据的顽强性。

发展到现代汉语，汉字本身的理据性变得越来越抽象，甚至被迫走上了只是记录语言的工具的道路，其本身含义及文化底蕴被忽视，但是由理据性而生发的强大的认知功能却越来越强大，词语的引申义越来越多，概括能力和模糊性不断加强。汉字的理据性在今天已经不是那么“直观”了。

三、汉字理据性的重构

文字的理据就是字理，真正实用的文字都是有理据的。汉字是成熟的文字，采用的构字方式主要是表意和表音。社会不断发展，汉语使用者的增多，汉语词汇的大量融合和变化，新词的产生、流行语层出不穷，致使一些汉字最初的音、意可能已被替代或泛化、转移，而引申义则成为了中心义，如“兵”本意为“士兵”，现在的中心义则为“兵器”，还有一些词由原来的褒义色彩变成了贬义色彩，如“奇葩”本意是指奇特而美丽的花朵。常用来比喻珍贵奇特的盛貌或非常出众的事物。而现在在大众口语中完全成了贬义，《红楼梦》中有“阆苑仙葩”一语，极尽赞美女子之才华、美貌，而流行语中这些词语已不再那么神圣纯洁。这些词语含义的变化体现了汉字理据性的转移与缺失。但是汉字“音形义”一体的架构使得使用者不得不探究汉字本身的理据性。发展到今天的汉字，是否能够和数千年前草创之初的古文字同等看待呢？

随着汉字的发展，汉字理据性也在不断重构。如“而”原指男人的胡须，后被假借用作连词，其最初的理据性已经消失了，“亦”本义为腋下，现在表示“也”，此外“其”、“之”、“我”、“它”等都是这种情况。“乃”古汉语中亦有“你”的意思，如“家祭无忘告乃翁”，但现在“乃”几乎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很少用了。后来发展到以形声为主要造字法的阶段，也是在以假借方法得到的字形基础上添加义符或音符而形成。《说文》中关于“台”的记载有“台――――――”四个，“楼台”中的“台”，古时写作“”。而“”是个形声字，本义是树木名称，近代以来俗称“桌子”为“”。“”的本义是飓风。但是发展到现代汉语都简化为“台”，“台”承载着四个不同的意象，其理据性自然不是本来的原意。对于这些字，其理据本来就在不断改变。

汉字自形成之日起，就具有认知功能。汉字能作为认知汉语和客观世界的工具，本质上是由其“自源”的特性及由此产生的根本上的理据性所决定的。随着发展与深化，汉字自身强大的包容性融入了抽象性，汉字的表意功能越来越强大，认知功能其实是主体对客体的接受与理解，汉字理据性的缺失与转移、重构，实际上主要是主体意识与认知的转移，致使汉字产生新的意义抑或形成分化。

四、结语：

从古代汉语至现代汉语，汉字具有理据性并随时展而不断翻新重构。汉字的使用者在追求汉字形义统一这种心理的驱动下，不断对理据进行重构，理据的缺失与重构一直伴随着汉字发展的全过程。由哲学中世界上没有完全独立的个体，任何事物之间都是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的，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没有毫无根据的汉字，汉字是任意性与理据性的结合体，二者并不对立，对汉字的研究既要追根溯源又要容纳新生义。（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2] 朱媛媛，吴敬敬，从汉字的工具性和理据性来谈简化字，大众文艺（理论），2009（14）

[3] 王骏，汉字理据及其层次性，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9（07）

[4] 吴敬敬，形声字、会意字的理据性在汉字识记中的作用，文学界（理论版），2010（05）

[5] 张武英，汉字的理据性，常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05）

注解：

汉语汉字篇13

一、中日两国语的汉字

日语和汉语虽属不同的语系,但自古以来日语就与汉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代日本被认为是一个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国家,中国的汉字传到日本之后日本利用汉字来对自己的语言进行了表记,日本的汉字音是在五至六世纪以及七世纪初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中日两国语虽然在语法构造上有着显著的不同,但是,其音读的读法是源自于中国汉字的读音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日语的汉字读音大致有吴音、汉音、唐宋音三种。据调查,根据汉音而来的日语汉字的音读与汉语的古韵对应规律一目了然,因此,本文主要采用汉音来进行探讨。针对中国汉字的韵和假名的对应关系来论述这个问题,主要论述含有“-n” “-ng”的韵与日语的假名“ん”“い”“う”的对应,以及“い”“う”的古音恢复。为了确保作为根据的资料的确实性与共同性,本文采用了《学研汉和大辞典》里记载的汉字进行统计。

二、含有[-n]与[-ng]韵的汉字与日语假名文字的对应

日语汉字的音读与中国汉字有很深的渊源,一言概之,就是从中国汉字衍生出来的。但是,在漫长的岁月中,日语的发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中国汉字的读音也有了很大的不同。在日语中,本来并没有拨音[ん]的发音,这个音的产生就是受了汉语的影响。按照音韵的对照规律,含有[-n]与[-ng]韵的汉字的韵尾应该与日语假名文字[ん]相对应。本文主要通过查阅《广韵》以及《学研汉和大辞典》,对这种对应进行了整理与分析。对应的中国古韵有102个,而在日语的假名文字中只有 [ん][い][う]三个与之对应。

表1为汉语中含有[-n]韵的汉字与日语假名[ん]的对应表,表2为汉语中含有[-ng]韵的汉字与日语假名[う]的对应表,表3为汉语中含有[-ng]韵的汉字与日语假名[い]的对应表,本文中为了简明易懂,每个韵只列举了一个相应的汉字。如表所示,汉语中含有[-n]韵的汉字的韵共有67个,全部与日语假名文字的[ん]相对应,汉语中含有含有[-ng]韵的汉字的韵共有35个,全部与日语假名文字的长音[い][う]相对应。

在日语里,汉字+“ずる”的时候,除了“高(昂)ずる”“投ずる”“ずる”“焙ずる”之外,几乎全部都含有韵母[-n]和[-ng]。由于含有[-n]和[-ng]的韵和日语的假名文字不可能实现一对一的对应,经过了长时期的变化,成为了和[ん][い][う]三个假名对应。如果“～ずる”前面的汉字含有[-n]韵,则和日语的假名[ん]相对应。例如:“甘んずる”“ んずる”“ 混ずる”“判ずる”等。但是,如果“～ずる”前面的汉字含有[-ng]韵的话,在日语中则和假名[う][い]相对应。例如:“行ずる”“生ずる”“通ずる”“封ずる”等和日语的假名[う]相对应,而“映ずる”“ずる”“命ずる”“ずる”等则和日语的假名[い]相对应。

汉语汉字的发音与音节十分复杂,而到了发音与音节都比较简单的日语中,一对一的对应变得困难,就只能用少数的假名文字来对应汉字的多个韵。而之所以在对应上会出现[ん]以外的[い][う],是因为现代日语中,为了发音的简便而产生了音变,日语的音变主要有イ音变、ウ音变、拨音变、促音变,而将[ん]转变成了[い] [う],就是音变的一种,如果恢复为古音的话还是只与[ん]相对应的。

三、日语的古音读的恢复

日语汉字的音读是根据汉语古汉字的读音演变而来的,例如,“金”读“キン”,“ 段”读“ダン”,“山”读“サン”,“新”读“シンブン”,这和汉语的发音非常接近。但是,很多日语汉字的发音由于汉字的发音差异很大。例如,“等”读“トウ”,“声”读“セイ”,“生育”读“セイイク”,像这样的和汉语的读音差异很大的日语汉字如果恢复到古音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和汉语的发音还是非常接近的。在现代日语中,[]读作[ノウ],[官]读作[カソ],[造]读作[ゾウ],这些读音虽然还残留着中国汉字读音的影子,但是,已经和本来的发音有了很大的区别。我们来试着恢复一下这些字的古音读,[]读作 [ナウ],[官]读作[クアソ],[造]读作[ザウ],这就十分接近汉字的读音了。

如上文所述,在日语中,含有“-n”“-ng”的韵不只与日语的假名[ん]相对应,还与长元音[い][う]相对应,究其原因,是由于日本人为了方便发音而产生了音变,其原本的发音应该是“ん”。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对含有“-ng”韵的汉字所对应的日语音读恢复其原有的读音,使之于汉字的读音相似或一致。如:“江”读“コウ”恢复为“カウ”,“ ウ”读“ン”; “声”“ ”“ 性”音读“セイ”,“イ”读“ン”;“ 丁”“ 定”“ 庭”“ 廷”音读“テイ”,“ イ”读“ン”,其读音与广东话读音相似。

通过上述分析归纳可以看出,如果汉字的韵母为[an][en][in][un]等,也就是含有[-n]的话,那一定是用日语的假名文字[ん]来表记,如果韵母为[ang][eng][ing][ong]等也就是含有[-ng]的话,那在日语中就用[い][う]来表记。这一点也可以说明[い][う]的另一个发音[-ng]的存在。而如果恢复为古音读的话,则全部会与[ん]相对应。因此我们还可以推断出,日语里的假名文字并不是从真正意义上表记了汉字的发音。

参考文献:

[1] 王保田.关于汉字的韵母与日语汉字的音读[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3).

[2] 张士禄,杨剑桥.音学入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The corresponding of the rhyme i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Japanese kana

WANG 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