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学生活论文篇1

化学是研究物质的性质、组成、结构、变化和应用的科学。自有人类以来就开始了对化学的探索，因为有了人类就有了对化学的需求。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我国著名滑雪前辈杨石先生说：“农、轻、重、吃、穿、用，样样都离不开化学。”没有化学创造的物质文明，就没有人类的现代生活。 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因此可以从人与化学的关系去探讨化学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化学作为一门庞大的知识体系，能用来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满足社的需要，对人类社会做出贡献。它的成就已成为社会文明的标志，深刻的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类的发展，人类的发展离不开人的生存，而人的生存离不开化学。社会的一切发展，生命是基础。一切生命的起源离不开化学变化，一切生命的延续同样离不开化学变化。恩格斯说：“生命的起源必然是通过化学的途径实现的。”没有化学的变化，就没有地球上的生命，也就更不会有人类。是化学创造了人类，创造了美丽的地球。

现代化学生活论文篇2

一、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简析

现代儿童学习理论作为一项成熟理论，包括诸多内容，下面从理论发展过程、心理结构重要性、理论运用模式等方面出发，对现代儿童学习理论进行分析。

1.理论发展过程

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发展过程有着自身的独特性。相关研究表明，儿童学习理论作为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进一步论述学习的本质及其形成。因此，该理论重点探讨儿童学习的本质、过程、踊、方法和策略。其次，在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的过程中，应用这一理论能够让学生在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以及具体运算阶段都有着更加显著的成长，现今得到了许多小学教师的青睐与实践。

2.心理结构的重要性

现代儿童学习理论对于儿童的心理结构有着很高的重视程度。通常来说，心理结构的重要性在小学语文生活化习作教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例如，小学语文教学内容的构成更应充分反映学生的心理结构。在第二阶段和初级阶段组成的第三个阶段被称为“练习”，在总结过程中的学生正处于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形成的关键期，因此在这两个阶段应充实并完善习作教学内容，将内容生活化、多样化，有助于学生写作能力和阅读能力实现飞跃式提升。教师可以把习作内容与学生的实践生活相联系，更加符合小学阶段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

3.理论运用模式

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运用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学习是利用自己的经验，积极建构一种有意义的自我认识。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发现，学生的学习能够在特定的环境中和在教师的直接指导下能取得更加良好的效果。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学习模式特点决定了学生的好奇心会得到满足，也与学生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最终能够在此基础上使学生的习作内容更加丰富。

二、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中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应用

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中，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应用应当具有灵活性，下面将从开发学生智能、合理创设教学情境、形成学生自我认知等方面出发，对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中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应用进行分析。

1.开发学生智能

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中，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应用可以起到开发学生智能的效果。小学语文教师在开发学生智能的过程中首先应当深刻认识到不同的环境和教育条件下，智力有八种类型，每一种类型在习作教学中起到的效果都存在着不同的差异，但是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环境和教育条件会对学生的智力发展方向和程度产生显著差异。因此，教师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教学方法，将生活中不同的内容与片段作为习作主题，才能在此基础上让学生的写作素材更加充实。

2.合理创设教学情境

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中，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应用对于创设更加良好的教学情境有着重要的作用。小学语文教师在合理创设教学情境的过程中应当为每个学生提供平等的自我表现机会，引导每个学生进行自我塑造。例如，小学语文教师可以创设各种情境，以便更有效地激发或支持学生进入学习状态，最终取得良好的写作能力和学习效果。

3.形成学生自我认知

在小学语文习作生活化教学中，现代儿童学习理论的应用可以进一步形成自我认知。小学语文教师在让学生自我认知的过程中首先应当着眼于采用有利于学生发展自知的方法，可以根据内部和外部的经验建构自我认知。其次，小学语文教师可以让学生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思维，最终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模式。

三、结束语

小学语文习作教学作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学生语言综合素质发展，因此通过应用现代儿童学习理论，让更多的学生获得良好的习作学习体验有着极高的教学意义与教学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现代化学生活论文篇3

    1  浅谈现代生活与化学的联系  摘 要:21世纪人类的生活与化学有密切的关系,化学在信息与生命科学中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化学学科 与这些学科交叉,会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深刻的变革。化学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尖端科学技术领域以及人 民生活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联系。21世纪人们越来越多 地享受和依赖化学带给我们生活的方便和高质量。 关键词:化学与生活;生物技术;信息技术   生活中处处有化学,日常生活以及材料、能 源、环境、生命科学等诸多问题,都体现了化学与 人类、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以及化学发展的最新 成果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追求健康、高品位的生 活,化学与生活的联系也日趋密切。只要你留心观察、用心思 考,就会发现生活中的化学知识到处可见。 化学是一门自然科 学,有着丰富的实验内容。化学本应是一门生动的、贴近生活 的、探求自然奥秘的一门学科。生活中充满着化学的踪影,化学 就在我们身边,用化学知识可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化学可 以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其它学科,服务于人类自身。  21世纪的生活对化学的要求和利用会日益 加大,人们对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新的需求都 与化学紧密相连。基因疗法、转基因食品、干细胞 技术、生态环保型服装、智能材料、生物质洁净能 源、纳米生物技术等,人们要用化学方法不断创造 新的化学产品;创造新药品战胜癌症、艾滋病、 SARS等病毒性疾病;战胜老年性痴呆、心脏病与 中风等影响健康长寿的顽疾。

    2   在21世纪,生物化学领域对于生物结构的研 究已经从静态进入动态,从分子结构进入分子以 上甚至细胞层次的复杂结构研究,对生物功能分 子的结构、性质、功能三者关系的研究从单一分子 进入多分子体系以至细胞体系的研究。现代技术 已经能够分离和鉴定对制造特殊蛋白质有指令作 用的基因,然后把这些基因结合到生物体如酵母 菌中以制造人们所期望的蛋白质。例如对人类有 重要作用的胰岛素或人体生长素,科学家可以通 过化学的方法来改变基因以修饰其序列,生成更 好性质的蛋白质。二十一世纪有一个特别受到关 注的领域,即人体基因组的序列化问题,人体中所 有重要蛋白质都是在基因的指导下制造出来的, 基因组指在细胞核中的遗传性DNA 的全部物 质,它携带着成千上万单独的基因,每一个都包含 有数百个或更多的DNA单元,起着密码信的作 用;人体中有数以亿计的这种单元,要找出人体这 种基因序列并对每种基因中的化学序列进行测 定。进一步了解生命的化学本质和重要性以及对 健康的重要性是十分重要的。在二十一世纪医疗 卫生领域内可能最令人感兴趣的新领域之一是基 因疗法。人体有些疾病并不是由于某种微生物的 侵害而引起的,而是和我们自身的基因缺陷有关。 药物化学家正在尝试着发展一种用向细胞释放 DNA片段的方法,使其替代有缺损的部分;这是 在二十一世纪充满竞争的领域,未来的基因疗法 将有助于目前尚不能解决的与健康有关的问题。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向公众展示了未来个性化医 疗的蓝图:如果你到了医院,经过医生和系列化验 诊断为某种疾病,医生只给你提供一组治疗信息 供选择,

    3  你只要将带有自己遗传档案的软盘插入 电脑,同时输入疾病和治疗相关信息,电脑就会提 示应该选择什么药、最佳剂量和剂型、服用的效 果。这样,人们将会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药物的 毒副作用避免到最小。   进入21世纪,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新的技术 革命,其核心和主流是信息科学技术革命,它必将 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信息科学和信 息技术中比较典型的是传感技术、通信技术和计 算机技术。它们大体相当于人的感觉器官、神经 系统和思维器官。将传感、通信和计算机技术连 接成网,融为一体,标志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 传感技术的任务是要精确、高效、可靠地采集 各种形式的信息。因此,需要努力发展遥感、遥测 及各种高性能的传感器、换能器和显示器,如卫星 遥感技术,红外遥感技术,次声和超声检测技术, 各种热敏、声敏、味敏、嗅敏及智能传感系统。 信息技术的发展正日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水 平。信息技术与化学的紧密联系集中表现在通过 各种化学合成手段,制造出功能各异的信息材料, 主要包括电子材料和光电子材料。各种电学、磁 学和光学性能不断改进的新材料推动着电子学的 发展。计算机的功能和速度将来会变成什么样 子,是否真的有一天能够达到和人脑相比拟,甚至 于超过人脑的水平?这恐怕要取决于是否能够把 计算机电路的微型化继续做下去,同时不断提高 芯片的集成度。以半导体硅为基础的微电子技 术,遵循着一个非常着名的定律:摩尔定律,即每 经过18至24个月,电路的运算速度大约翻一番, 历经40年的变化后,固态微电子学已

    4  经发展到在 面积小到几个平方厘米的硅片上,可以做出几百 万个尺寸为0.18(微米)的晶体管的水平。但是 如果和分子器件相比,它仍然是太大了。假设现 在的晶体管相当于布满文字的一页纸,分子器件 大约只相当于其中的一个句点,即使像现在技术 界提出的,12年内硅晶体管的尺度可能缩小到 12Ohm(纳米)的水平,但是硅芯片和分子器件相 比,仍然要大60o00倍!再者,没有人认为传统的 硅基微电子学会继续按照摩尔定律发展下去,这 和芯片制造专家认为继续做下去经济上不再合算 有关。当把更多的晶体管做在一张芯片上时,杂 散信号、因为器件过于密集而带来的芯片散热问 题以及制造器件本身的困难等等,都将影响到这 项技术的进展。事实上,制造有效的超小型硅晶 体管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等技术的革新,已经是 越来越困难了。不少专家认为,当晶体管达到0.1 微米的水平时,挑战将变得更加激烈,因为集成电 路加工技术所遇到的困难是随着晶体管密度的增 加呈指数增长的,但是它的经济效益却不一定能 够达到同样的增长速度。不少专家认为在2015 年左右,芯片的产值将达到2000亿美元,此时它 的不断小型化的势头也将停滞,因为这时用来提 高芯片能力的成本实在太高了。近年来在分子计 算机研究方面的巨大进步,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 了另一个可能的方向。虽然目前预言它的成功还 为时过早,但是近年来在这个领域内取得的许多 成果所展示的前景却是极其鼓舞人心的。   总之,在21世纪,化学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 尖端科学技术各个领域以及人民生活各个方面都 有着密切联系。它是一门重要的基

    5  础科学,它在 整个自然科学中的关系和地位,正如 [美]Pi— mentel GC在《化学中的机会——今天和明天》一 书中指出的“化学是一门中心科学,它与社会发展 各方面的需要都有密切关系。”化学与其他学科的 交叉将是21世纪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生命科 学、材料科学、环境化学、绿色化学、能源化学、药 物化学、计算化学、纳米化学等众多新兴的交叉领 域将大大地改变传统的化学科学的范畴与意义, 并已经改变且将更大程度上改变社会和个人的生 存、发展及生活方式。

现代化学生活论文篇4

文化哲学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国内兴起，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显学，也成为当前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目前，学界对文化哲学的理解和建构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如清华大学教授邹广文所言：“有趣的是，如同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复杂多样一样，在对‘文化哲学’的界定上也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在这种“众说纷纭”的局面下，其实主要呈现了对文化哲学的三重解读：作为元理论的文化哲学、作为与意识哲学相对的文化哲学以及作为批判理论的文化哲学。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三重解读的分析能对文化哲学的概念的厘清以及文化哲学理论建构有所裨益。

一、作为文化学科元理论的文化哲学

将文化哲学作为文化学科的元理论，实际上是从“文化”与“哲学”两者的内在关系来把握文化哲学。有学者将“文化”与“哲学”两者的关系理解成为“器”与“道”的关系。邹广文对其描述为“前者是经验的，后者是超验的，前者所要解决的是‘现象界’（或称感性现实世界）的问题，后者要追求的是‘物自体’（或称宇宙本原的问题）；前者涉及物的存在方式和人的生活技巧，后者涉及物的存在根据和人的生存意义”。“文化”被认为是人存在的外在形式，而“哲学”是人存在的内在向度，文化哲学则是内在与外在两种向度的统一，它最终要探讨的是文化的内在本质、研究方法等基础问题，为文化学科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这是众多学者认同的一种解读，即使许多学者并不是从这一维度来诠释文化哲学的，但是他们也不否认文化哲学的形而上学地位。洪晓楠坚持从这一维度把握文化哲学，他认为文化哲学为文化人类学提供了哲学基础，他具有抽象整合文化人类学的功能，他说：“由于任何一个文化人类学理论都有着相应的哲学基础，因此，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成果进行哲学的抽象和概括，并试图为一切研究人和文化的人文科学提供研究的出发点，在哲学的基础上形成抽象完整的人的形象也就成为文化哲学的重要内容。”邹广文也说：“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抽象性概括性方法，它应是文化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等各门实证性文化学科的一般理论研究。”他强调文化哲学与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直接联系，强调文化哲学对文化学科的抽象概括的功能。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文化哲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简言之，文化哲学为文化人类学提供了本体论基础，提供了对人类文化进行“总体性”把握的方法指导，而文化人类学则为文化哲学提供了形而下的研究资料，从哲学的形而上学地位即文化哲学是从本体论层面来回答文化的深层问题，从这一点来区分文化哲学与具体的文化学科是这种解读的主要特征。

将文化哲学视作一种元理论，是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据的。文化哲学自兴起以来，一直受到诟病的是文化哲学的理论视域与文化学的理论视域很难区分清楚。例如有学者归纳分析了文化哲学的四种基本视野：“第一，强调文化哲学是文化学的元理论。……第二，认为文化哲学是对人类文化现象的总体性考察。……第三，不同文化圈和文化形态的比较研究。……第四，文化哲学是以文化为本体，探究人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宽容的哲学形态。”通过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四种视野中的后三种视野其实都在文化学的视域之内，受到了质疑，但是即使是第一种也同样受到了质疑，邹广文质疑说：“既然界定文化哲学是‘文化哲学的元理论’，那么这种‘元理论’的视点应如何着眼？如果认为文化哲学讨论的是‘文化是什么、文化的结构和功能是什么、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什么’等这样一系列问题，显然这属于‘文化学’视野中的问题。”邹广文的质疑是合理的，如果这样着眼“元理论”，的确没有跳出文化学的视域，那么文化哲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指出的那样，“这是元理论的工作，当人们正在倡导一种自己的独立概念之际，它试图抓住一种事业的前提”。文化学虽然回答文化的结构、发展规律等问题，但是它对自身学科的前提是缺乏反思的，文化学是以“文化”的存在作为前提的，对“文化”本质的思考与回答不可能在文化学内部得以完成，这一点是通过哲学实现的，这就是道格拉斯・凯尔纳所说的“哲学”在介入“文化研究”时首要的特殊功能。道格拉斯・凯尔纳这里不仅提供了解读文化哲学的一种路径，他还通过对“哲学”介入“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论述提供了对文化哲学合法性论证的一种方式。道格拉斯・凯尔纳在《文化研究与哲学：一种介入》一文开篇提到：“过去二十年来，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的显学，哲学已经成为这一事业中一种非主流的并常常备受抑制的一维。”道格拉斯・凯尔纳实际上告诉我们三点信息：第一，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第二，哲学在文化研究的推广和发展中发挥了作用；第三，哲学的作用发挥受到了抑制。这里道格拉斯・凯尔纳已经隐晦地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需要哲学发挥更大的功用，哲学的功用不应该被抑制，而且应该积极介入到文化研究中去，接着他指出哲学介入文化研究的三种特殊功用，论述了“哲学”介入“文化研究”的必要性；除此之外，他还说：“我并不想夸大哲学的重要性，我的论点是今天的文化研究应该在发展一种适应现时代挑战之文化研究的努力中通过合并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理论、文化批判和一种批判理论的多样性进行其跨学科计划。”他实际上论述了“哲学”与“文化研究”合流是一种理论发展趋势，也就是具有必然性。道格纳斯・凯尔纳并没有明确提出“文化哲学”的概念，但是他在这里关于“哲学”与“文化研究”二者关系的论述从研究对象上将文化哲学与文化学区分开来，文化哲学因此具有了存在的合法性，同时文化哲学的形而上学地位也得到了捍卫。

将文化哲学视作一种元理论，也是具有现实背景的。20世纪的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发展，推动了文化哲学的理论自觉。人类学最初的研究视域非常狭窄，只是从生物学的角度研究人的体质特征问题；后来，人类学逐步拓宽视角，将社会、历史、文化等元素融入到人类学研究，形成了典型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泰勒的《原始文化》和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就表达了早期文化人类学的进化论观点；进入20世纪，由马克斯・舍勒开创了哲学人类学，将哲学与人类学研究结合起来，将人类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随后，文化人类学吸收和借鉴了哲学人类学的方法，将“哲学”、“文化”、“人”三者统一在理论研究之中，形成了所谓的“文化哲学人类学”，这一新的理论形态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文化哲学的典型理论形态。例如，有学者就认为“现当代文化哲学人类学就是文化哲学的典型形态之一，它实际上是对生物哲学人类学、心理哲学人类学、宗教哲学人类学等部门哲学人类学的概括、总结和整合。”邹广文也将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等文化人类学学派归入文化哲学。这正说明当下一些学者对文化哲学的把握正是从哲学在文化学科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突显的理论背景下完成的，对文化哲学的理解不能离开道格拉斯・凯尔纳所说的“哲学”介入“文化”的特殊功用。

二、作为与意识哲学相对的文化哲学

把文化哲学理解为与意识哲学相对的哲学研究范式，是对文化哲学的另一种解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如果从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来看，我们可以说，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一种是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一种是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对西方哲学史两种范式的这种划分实际上是援引了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的观点，文德尔班对整个西方哲学史进行了考察，认为哲学史上存在着两种传统，以哲学的对象来区分，第一种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古希腊哲学家，哲学家追求的是真理和知识体系，哲学“主要表现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这一传统就是思辨哲学的传统，在西方哲学史的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第二种哲学传统是由苏格拉底和智者派开创的，哲学家所关注的是人的生活实践、价值和意义，哲学“主要表现为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社会哲学、美学、宗教哲学等”，这就是所谓的实践哲学或者文化哲学的传统。而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将两种哲学传统的对立归结于研究范式的不同。

那么，何为哲学范式？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范式”一词本来是哲学家库恩提出的哲学概念，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重点阐释了“范式”的内涵，意指科学共同体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些信念“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在库恩“范式”的概念内涵的原有基础上，对文化哲学持这种解读的学者对“哲学范式”作了重新表述，他说：“哲学范式不是指某种具体的哲学分析方法，而是指哲学的总体性的活动方式，它涉及到哲学理性活动的各个基本方面，是指哲学理性分析、反思和批判活动的最基本的方式和路数。”这就是说“哲学范式”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哲学活动整体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而不是某一种哲学流派所具有的独特的哲学方法，那么对“哲学范式”的理解不能横向地比较，即不能从同一时期不同哲学流派的比较中去理解，而只能是纵向地历史比较，将后一时期的哲学活动与前一时期的哲学活动进行比较，两者在整体特征上的差异，就是哲学范式的内容，就是两者所各自具有的范式特征。

因此，将文化哲学和意识哲学作为哲学史上相互对立的两种不同范式，实际上并不是将文化哲学视为一种哲学流派，也不是视为一种哲学思潮，而是一段时间内整个哲学活动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文化哲学渗透在各种哲学理论中是当下哲学活动的主流特征。

那文化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范式呢？这需要在与意识哲学范式的比较中得以把握，意识哲学注重思辨，哲学活动在于追求牢不可破的知识体系和“绝对真理”，因而不关心现象世界，不关注入的生活世界，哲学理论局限在纯粹思辨的“理念世界”，那里是无“人”的世界。因此，文化哲学作为以意识哲学对立的哲学范式，它必然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具有关注现实的生活世界，关心人的生存境遇的特征，哲学活动不再是追求真理，而在于探讨人的意义与价值。正是基于此，有学者认为文化哲学应该坚持“日常生活批判”的方式。上述观点并非一家之言，江天骥在《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一文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也认为“文化哲学主张回到日常的生活世界”。由此，我们看到，文化哲学肩负着将哲学从“无人”的思辨领域拉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的历史使命。

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哲学范式，它实际上完成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的范式转换，它意味着在当下和未来的哲学活动中文化哲学范式取代意识哲学范式而成为哲学活动的主流范式，任何哲学理论都不能忽略人的价值维度。这一场革命从康德就已经开始，康德区分“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批判了“纯粹理性”统治一切的错误观点，为人的“实践”（在康德那里主要指道德实践）开辟了一块独立的领域，康德虽然有力地批判了思辨哲学，然而自身还是无法摆脱思辨哲学的幽灵，但是他的批判精神被后来的哲学家所继承，为思辨哲学的范式转换拉开了序幕，文化哲学这一过去长期被忽略和抑制的一维，被逐步认识和确立。程在论证文化哲学的合法性时，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说：“当代哲学在它内在逻各斯方面和外在的世界（社会历史）功能方面，都有一些导致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失语’状态的问题。当代文化哲学研究理路的提出，也就是力图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探索。”并且“不少哲学家在自己的探索中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一种新的追求：哲学研究应该有新的思路和方法，它就是：从理性哲学向文化哲学过渡”。因此，文化哲学作为“新的思路和方法”，是哲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哲学活动当下以及未来应该坚持和选择的方向。

三、作为批判理论的文化哲学

将文化哲学视作批判理论，实际上是将文化哲学的主要功用和理论使命归结于反思和批判现代性，这种解读强调从文化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来把握文化哲学。“现代性”的概念是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扩展而产生的，而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过程，现代性就是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并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代意识，通过这种时代意识，该时代将自身规定为一个根本不同于过去的时代。”现代性作为一种时代意识，它坚持理性至上、个人主义、历史进步等观念，这些观念最初被人们热情拥护，是因为它促进了人们的自我觉醒，呼吁人们追求个人自由、解放，将人从原有的具有依附性、严格等级制的封建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现代意识破除了人们原有的神话、自然崇拜等意识观念，成为统治人们的主导意识，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除原来落后的生产方式的历史过程在人脑中的反映，它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同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继续扩张开辟道路。但是现代意识并不是人们应该永恒坚守的价值观念，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证明了它自身宣扬的那些观念所具有的欺骗性，人所获得的“自由”只是个人解放的假象，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反而是为生存物质条件所迫不断地出卖自身，让资本家获得了充足的劳动力，人类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而是又被纳入新的受压抑和束缚的社会环境中。

持这种解读观点的学者，往往是把“文化哲学”中的“文化”理解为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生存方式，但它不拘泥个别的文化形式，而是侧重于这一时期内人们日常生活的整体性特征，这一特征不仅反映在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精神领域，也表现在人们的行为方式中，总之，它浸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哲学对“文化”的反思，实际上是对人生存方式的反思，由于现代性深入到人的存在方式――文化中，控制和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因此，对现代性的反思处于文化哲学的理论核心之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兴起的文化哲学，它企图对人类生活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反思深入到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因此，文化哲学在产生之初，就决定了它批判性的本质特征。正是基于这样的解读，许多学者并不认同文化哲学肇始于新康德主义的观点，他们根据文化哲学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本质，将文化哲学追溯到马克思那里，因为“许多当代的研究者都认为，马克思是对现代性现象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真正的先驱者”。将文化哲学视为一种批判理论，也让众多学者将20世纪的批判理论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作为文化哲学的理论形态；同时，基于反思批判现代性的共同理论目标，后现代主义理论也被纳入文化哲学的理论形态当中，洪晓楠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广义的文化哲学运动。”

四、三重归一：文化哲学的合理内核

应该指出，上述三重解读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甚至会导致对文化哲学理论认同上的巨大分歧。比如，有学者对文化哲学持第一重解读，将它视作一种元理论，最后将文化哲学定位为一种和历史哲学、道德哲学等并列的一个哲学门类；也有学者将第二重解读庸俗化，抓住文化哲学范式注重人的价值、意义等特征，将所有与人及其文化形式相关的哲学派别和门类全部纳入文化哲学的理论框架之中，文化哲学变成了集科学哲学、语言哲学、艺术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宗教哲学、法律哲学、管理哲学、教育哲学等多种理论的“学科群”；当然，还有学者将文化哲学视为批判理论，将众多的文化批判理论、社会批判理论等批判理论也归入文化哲学旗下。其结果毋庸置疑将是“鱼龙混杂”、“莫衷一是”、“众说纷纭”的局面。当然这是一种隐含危机的局面，“目前的问题在于，在文化哲学的旗帜下集合了无数差异颇大的理论学说，人们往往把文化学、人类学、文艺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研究‘非反思’地冠以文化哲学的名义，而文化哲学的真正地平线则变得十分模糊、十分可疑，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地提及文化哲学，而细追问起来，却很难说清文化哲学的具体规定性”。在各种不同观点相互攻讦、文化哲学的丰富性看似不断扩展的同时，文化哲学自身的界限开始模糊，处于不断被消解的状态之中，在“无所不包”的外衣下是文化哲学合法性的危机，文化哲学想要统摄众多理论的雄心壮志与它理论建构中的尴尬处境形成鲜明的反差。

但是，在多重分歧的背后，存在着统一的可能性。其一是：统一的理论基础在于文化哲学的研究者不管持有哪种观点，最终都将文化哲学的理论核心聚焦于“人”。其二是：现代性批判的维度应该处于核心地位，它是文化哲学的根本理论生长点。

李维武、何萍认为：“文化哲学所探索的主题，实际上是人的主体性问题。”衣俊卿说：“人是哲学的根本，人是哲学的主题。”李成蹊论述说：“文化哲学研究的对象则是人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实践活动，人是文化哲学的本质和核心，离开了对人的研究，文化哲学的研究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邹广文也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作为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正是在文化哲学研究的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上述解读分别从三个不同角度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

第一，将文化哲学视为文化科学的元理论，是将哲学的对象确立为人及其主体性。哲学的对象不是文化科学所面对的具体的文化形式，哲学思考的是文化现象背后的深层问题，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又是人的创造性成果，文化现象中已经蕴含了人的本质问题，文化本质的追问最终会变成人的本质的追问，文化科学的成果只是为文化哲学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资料，而哲学思考的根本对象应该是人及其主体性，人是哲学的主题。

第二，将文化哲学视为与意识哲学相对立的哲学研究范式，是在研究范式中确立了人的地位。文化哲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应该坚持哲学回归“生活世界”，回归人们的日常生活，关注人的生活实践及其价值。文化哲学关注的世界与意识哲学关注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意识哲学的世界中是“无人”的理念，而文化哲学的世界中是现实的人。只有在研究方法上把现实的人置于核心的地位，人才能真正成为哲学的主题。

第三，将文化哲学视为一种批判理论，是强调文化哲学的批判性本质，其最终将人的地位在哲学的理论旨归上得以确立。反思和批判现代性，是要将人们固守的现代意识予以破解，将人从现代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制度和生活习惯中解放出来，因此，文化哲学的理论旨归是人的真正的全面的自由解放。

现代化学生活论文篇5

解释学-接受美学的兴起

本文诗学作为隐含在具体文本中的一种诗学思想，它是诗学的原初形态。诗学的原初形态，实质上就是批评家立足于文学本文，从本文出发，将作家创作的文本中隐含的“本文诗学”进行理性化的归纳与呈现的结果。通过“文学本文”，建立诗学的基本立法，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这样的范例。当然，也必须认识到，没有荷马，没有悲剧家，就不可能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同样，没有先秦两汉的文人墨客，也不可能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当然，后起的传统以诗学思想史为依托，寻找诗学与人文学科的沟通，评价文学的功能价值，超越于具体的文学本文之上，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学科领域和独立思想立法。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本学诗学作为创作者内在文学意识与文学观念的创作诗学，其形态是隐含着的，它隐含在具体的文学文本之中，这种内在意识的诗学观念在接受美学看来是一种虚假的观念。按照现在接受美学的观点，当作家创作出作品之后，作家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作品已经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物在历史的视域中接受读者的审阅，也就是罗兰.巴特所说的“作者死了”；当然，我们今天重建“本文诗学”也不是要回到亚里斯多德和刘勰的水平上，因为亚里斯多德所建构的本文诗学虽然是建立在古希腊文学的基础上，但是由于理性诗学的作祟，亚里斯多德试图为整体的文学立法，他采用了科学主义的完全归纳方法来建构本文诗学，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试图在古希腊的全体的文学作品中归纳出诗学的基本话语主要研究路径，在研究对象上虽然具有本文诗学的特征：即从文学本文出发的特点，但是在方法论上则是科学主义的本质归纳法，并将文学的本质归结为“摹仿”，这样就造成了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内在矛盾，从而导致了本文诗学的衰微和理性诗学的勃兴。亚里斯多德的这一方法论困境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兴起时逐渐被诗学家认识到，从这个时期开始人们对希腊文学的认识就不再企图对整体的希腊文学发言，而是从某一个视角切入古希腊文学，采取“诗思”的方法重构古希腊诗学，这种超越亚里斯多德的诗学方法就是不断的返回古希腊文学文本自身，以“诗性之思”为中心，重新建立文学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关联，达成对诗学观念的更新。例如，席勒首先将古希腊与近现代文学进行了一种有趣的对比，从而认识到，古希腊文学偏重于一种素朴精神的表达，是一种素朴的诗学，而近现代诗学则偏重了一种感伤情调的表达，构造的是一种感伤诗学，尽管他并不否定近现代的感伤性诗学，但他似乎更推重素朴的诗学。落实到古希腊诗学的具体分析之上，他特别重视希腊人所具有的一种自由而质朴的生命文化理想从而达到重构希腊诗学的目的；尼采通过解读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艺术，特别是建基于对古希腊语言和古希腊神话的深刻理解，尼采认为古希腊诗学的根本精神在于它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特别以狄奥尼索斯为象征的酒神诗学，这是一种生命化诗学。这种以“诗性之思”为中心的诗学方法论就是本文诗学所追求的目标，这一思路也应该是我们今天重建本文诗学所遵从的基本范式。刘勰的《文心雕龙》虽然是建立在先秦两汉文人墨客的作品之上，但是由于当时纯文学与杂文学没有区分开来，《文心雕龙》在研究对象上就包括了骚、诗、乐府、颂、赋、赞等35种体裁，有些体裁则根本不是文学文本，虽然在“文”的本体论“原道”的统摄下展开，但是具体落实在文学创作、批评、发展等环节时，刘勰采取了诗话和词话的方式，对具体的诗学思想不能明确提炼出来。这是中国古典文论的基本精神：虽然能够对某一文本发表高明的见解，但是缺乏系统性，也就是说，它只具有特殊性，而不能成为普遍性的诗学观念。因而今天我们重建本文诗学，就是要深入到文本的深处，透过本文的形式要素探寻隐藏在本文中抽象的、必然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批评家通过对本文的分析、论证和思考，去考察这些抽象、必然或普遍性的诗学思想是怎样由本文建构与消解的，因而本文诗学考察的不仅仅是文学的形式要素，更重要的是文本的思想要素。在西方现代文论系统中经历了由“作者中心论”范式、“文本中心论”范式到“读者中心论”范式文论的转换。“作者中心论”范式文论主要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直觉主义、早期精神分析文论等类型。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从“作者中心”的角度出发，将文学视为一种幻象、直觉或白日梦，把主体的直觉、表现、乃至元欲（性本能）作为文学的根本动源。“作者中心论”范式文论强调作家的中心地位，主要考察作家的创作实践问题以及在创作中所涉及到的心理问题，比如说“天才”、“想象”、“白日梦”和“无意识”等；在“文本中心论”范式中，苏俄的形式主义开创了文本中心主义的先河，再到布拉格结构主义，巴黎的结构主义，20世纪30年代以后英美的新批评也重视文本的阐释。俄国形式主义只关心文学作品本身的语言形式和结构，以及由语言形式和结构所组成的“文学性”问题，而对作家是如何进行创作的，作家创作的心理状态如何则完全不予考虑；英美新批评的“意图谬见”说和“感受谬见”说更是把文学作品与作家、读者的相互关联彻底隔断，而只是孤立的研究文学作品自身的特性；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作品之所以不同于日常语言，主要因为文学语言具有某种特殊的“文学性”，这种文学性还必须通过语言书写的陌生化来加以表达，就整体而言，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主要想通过一种内在的结构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的基本结构。比如俄国的普洛普就在《民间故事形态学》①一书中通过一百多个民间故事的分析，认为故事虽然是不同的，但是人物所承担的功能却只有31种，这种从文本的内在结构出发去解释文学作品的方法直接导致了结构主义的兴起。到了结构主义阶段，更是把文学文本作为了唯一的研究对象，因而出现了“作者死了”的呼吁。

现代化学生活论文篇6

90年代是一个精英主义消褪、世俗理性普及、商业伦理建构、文化产业登场的时代,大众文化在这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成长壮大。尽管曾有精英主义者提倡“人文精神”以对抗大众文化,但是大众文化的影响力和文化功能令人无法回避。大众文化将文化观念从经典典籍中释放出来,凸显了现实生活的文化意义,这是文化自觉的进一步表现。①人文学术界对大众文化加以考察,必然促使文化理论走向关注当代文化生态。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文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知识分子转型、技术化社会、媒体文化、大众文化、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新传统主义、日常生活审美化、身份危机、生态主义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的诸种文化现象犹如一张症候谱系表,期待学者们去剖析、判断。新颖的西方当代文化理论带来学术方法和文化观念的革命性变化,新型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构建出我们生活世界的新元素、新结构,这二者造就了21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文化理论创新的局面。纵观近30年来中国文化理论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这就是一部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历史。在我们日益觉醒的文化意识的推动下,中国学人最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当我们追随启蒙主义、现代性、全球化而走向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国力强盛时,我们遭遇了本土文化资源的合法化危机、民族文化身份的迷失以及技术霸权对人的异化,那么,我们怎样能够做到经济强大与文化自立的并举?就此而言,晚清以来的“体”、“用”之论,至今仍有思考的必要。

二　文化研究:新观念与新方法的传入

促使国内文化理论研究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是文化研究的译介及影响。由R.威廉斯、R.霍加特等学者开启的文化研究思潮,改变了传统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念,以一种民粹主义的态度研究当代大众文化。伯明翰学派崛起后,文化研究又与后结构主义的诸种理论结合,形成了以当代大众文化为对象、以现代社会学为元理论的一种“后学”思潮。文化研究将文化理解为“整体的人类生活方式”,因此该派学者强调对文化进行历史主义的或“文化唯物主义”的观察,将一种普遍联系的概念赋予文化和社会。这种学理倾向契合了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试图重新介入社会、链接历史和拆除学科边界的要求。90年代中期文化研究被译介进入中国学界时,很快得到学者们的响应,出现了十余年的译介、接受并运用文化研究理论观念和方法的热潮。文化研究给予中国文化理论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带来了文化理论在思想资源、知识依据、学术视域、阐释技术等方面的革命性变化。

首先,文化研究以其对当代大众文化的理论跟踪引导中国文化理论与评论界走出“文献学”视域,形成当代关照。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反思,其视野集中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因而后来的文化学研究也主要以文化人类学或文献学为理论支撑,它的研究视域是指向历史而聚焦于文字典籍所传承的传统文化。文化研究的学术视域指向当代大众文化,因而该学术潮流必然引导中国文化理论的学术视域转向当下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大众文化。近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诸如影视、广告、服饰、传媒、城市建筑、流行音乐、体育等大众文化现象表现出极高的关注度,甚至将其列为文化理论与评论的主要对象。

其次,文化研究所运用的方法,即“批判性话语分析”,①系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阐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现代思潮的方法论综合的产物。它强调对文化现象进行“症候式”分析,通过细读揭示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或权力关系的内涵。经历了有关后现代问题的讨论之后,我们逐步放弃了那种基于历史理性的宏大叙事,转而从对日常生活的种种症候的凝视中辨析出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表现。这种方法的运用使文化研究的日常生活关照获得了一种微观政治学的解码技术。

第三,文化研究提倡学科互涉的研究方法,它破坏了现代性的学科知识分工体制。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文学术的主流是自主性或主体性诉求,知识分子借此可以逃离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训,而形成于质疑现代性的“后学”语境中的文化研究转向一种跨学科的知识视界,它的出场必然导致学科边界的破裂。当中国知识分子们因知识学科化的学术体制而渐失反思和批判功能的时候,文化研究对他们有着重振“介入”精神的意义。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大众文化文本所作的解读,常表现为社会学的视野、语言分析的解码技术和意识形态化的意义论的综合,显现了超学科的知识学倾向。文化研究从西方来到中国,全面改造了中国的文化理论研究方法与观念。尽管当前中国的文化研究仍未跳出“译介模式”,但异域思想文化的冲击还是为我们的文化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学术增长机制。

三　文化理论视域的扩展

文化研究进入中国之前,我们的文化史研究主要采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文化观念和文献学方法。当我们将文化学视域转向纷纭复杂的当代文化现象时,人文知识界便展现出一种学术创新的激情和路径。日常生活中的新型文化实践和西学新观念新方法的运用促使文化理论和文化评论界将理论视域从历史典籍或器物转向当代文本,以多重视角、多元理论进行当代文化符号的解码,不断地考察新现象、阐释新文本。由此便形成了一道新的视域扩展的学术景观———新型文化论题的涌现。

其一,对新型文化生活的研究形成了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消费文化、城市文化、身体等论题。其中,大众文化是当前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学者主要是关注大众文化文本的隐喻意义以及大众文化的生产机制。例如,陶东风关于广告的意识形态内涵的解读、②戴锦华从微观政治学角度对大众文化的隐喻性意义的诠释、③金元浦等人关于大众文化产业的意义革命的阐述。①对于与通俗文化、时尚等亚文化形态相关联的流行文化,国内学者主要是对各文化领域里的时尚现象进行评述。消费文化和城市文化是随着现代都市生活方式的形成而出现的,国内学术界对此多有争论,否定消费文化的观点不在少数,对城市文化的研究也尚欠深入。在身体问题上,有学者探索欲望化的身体隐含着的某种微观政治学意义上的抵抗功能,如李银河对“酷儿”(queer)理论的诠释、②汪民安从国家权力的宰制入手对SARS危机中的身体政治的评论。③

其二,对物质实体的文化内涵的分析,产生了日常生活和物质文化论题。近年来文化学界对服饰、器物、消费等日常生活实践的历史意义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显示出精英主义与大众文化的观念差异。物质文化论题主要是从礼仪、巫术、炫财、消费、象征等角度探讨器物的文化意义,但国内对此研究主要是介绍西方理论,较少自己的论述。

其三,对文化传播的探讨,形成了媒介文化、视觉文化、图像等论题。国内对媒介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一是新技术引发的媒介革命与公共空间、言论自由的关系;二是网络时代的文化转型及特征;三是传媒的技术性编码与隐含的意识形态的联系;四是媒介的文化霸权问题。对于视觉文化的研究,多集中在影视艺术范围,尤其是关于电视节目的视觉化编码方式和关于“凝视”(gaze)的文化内涵。图像理论也多指向影视文化,但对于图像文化的属性和价值的探讨少有创新之作。

其四,对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的研究,形成了文化产业、文化资本论题。自2001年起,文化部等机构每年推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对国内文化产业的运作状况进行总结。孙民安的《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北京出版社2005)较为完整地阐述和评价了国内外各种文化产业理论。对于文化资本的创新性理论,还极为少见。

其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危机的讨论,形成了全球化、文化霸权、文化身份、性别、知识分子等论题。全球化激发中国学者对于西方文化的霸权化、地方文化的生存、文化认同的危机等问题的思考,引起中国学者对文化同质化的警惕。程光泉主编的《全球化理论谱系》(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的基本倾向是肯定全球化,而陈定家主编的《全球化与文化身份》(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的主导倾向是质疑全球化。全球化还引起了新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论和新传统主义的民族精神论之间的对抗。对于文化霸权问题,中国学界通过展开关于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被“他者化”的历史反思,意识到全球化是一部西方文化“化全球”的历史、西方理性主义文明借这部历史完成了文化霸权。对于身份研究,国内较突出的研究成果是女性主义关于性别的自我认同的思考,也有许多学者从民族文化传统在转型期社会中消失导致中国人身份迷失问题入手思考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对于性别理论,中国学者认识到各种文化文本中都隐含着男权中心、女性的他者化、性别对抗等意识形态编码,也着手运用“性政治”概念对文化实践进行考察。比如2007年关于电影《色•戒》的评论,就充满了性政治的术语。

其六,关于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1986年F.杰姆逊将后现代论题带进中国。90年代出现了关于中国有否后现代文化的争论,继而转向用后现代主义来解释大众文化。大多数学者怀疑中国文化存在着所谓后现代取代现代性的问题。近年来有关后现代的讨论逐渐谈出了学界,而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却有增无减。90年代之后,中国学人开始深刻反思中国的现代性工程,如:中国当代文化的后发现代性语境、①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即国家意志的总体化与地域文化差异性的对立②等。相关论题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可以期待出现重大成果。

文化论题的扩展突破了过去那种集中关注历史典籍、梳理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研究模式,转向一种以开阔的视域关注当下纷繁复杂的文化实践的新型理论范式,文化学界呈现出学术新气象,各种新的术语概念、评价准则和理论视域扑面而来。但是,这并非我们在文化的本体属性和价值功能等问题上的一种元理论创新,而是文化论题扩展的结果,即过去的了无情趣的生活现象进入了文化阐释和评价的范围。事实上我们关于这些论题的阐释、评价的理论依据大都来自于西方现代人文学术,极少有我们自己的创新。文化论题的扩展也说明当代文化理论的思想资源和知识依据趋向于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突破了学科知识专业化的限制,也导致我们难以找到统一的元理论和通用的方法。

四　探索新的文化观念

文化理论的核心是文化观念,即关于文化的属性、功能、形态、存在方式等的基本认识,它最终决定着文化研究者的理论视域、阐释方法和价值准则。文化观念建立在特定的思想资源和知识依据之上,它构成了关于文化现象的元叙事,也造就了文化学的理论话语。比如文化研究,其文化观念建立在文化是“人类整体的生活方式”的定义之上,所以现代社会学成为文化研究的思想资源,而其知识依据则是大众文化理论,由此文化研究形成了它特有的那种理论话语。从康德的自然、人文二分到马修•阿诺德的“对美好与光明的追求”,从文化人类学家的功能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与超越理论,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到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主义,各种文化观念都提出了他们各自对文化属性的定义和独特的阐释技术。但中国学术界一直缺乏这种建立在独特的文化观念之上的创新型文化理论。20世纪晚期以来,人文学术界的现代性西学东渐运动给我们的理论创新构建了一种“译介模式”。这一模式使我们不断地从翻译西方当代学术中寻找思想资源和知识依据,建立新的理论话语体系,然后以之作为元叙事去阐释和评价中国文化现象。出于现代性诉求,中国学界自然把西方当论当做学术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但是,西方理论话语的普遍影响力有可能使我们在学术活动中失去文化身份自我确证的依据。1996年,曹顺庆先生不无忧虑地提出了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③“失语症”点明了整个理论话语系统,包括阐释方式和价值准则的认同危机。

近几年来,人文学术知识分子开始尝试在各自的专业里提出超越西方思想的原创性理论,在文化观念上提出了一些颇富创意的观点。这是中国人文学术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

其一,出于对“译介模式”的不满,部分中国学者发出了有关文化理论创新的呼吁。例如,谭好哲主张把先进文化当做文化理论创新的原动力,①张光芒提出从对当代问题的研究入手建构原创性的文化理论。②

现代化学生活论文篇7

哈贝马斯知识渊博，学术兴趣广泛，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其理论涵盖了哲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学、文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是一位综合型学者。其理论的核心可以说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形而上学思想为指导，通过批判理论的语用学，以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学来捍卫启蒙的现代性立场。

哈贝马斯著述颇丰，公开发表论著46部以上，尤其是80年代以来，以平均每年一本书的速度跻身于当代西方最多产、最活跃、最有影响的理论家行列，被列为“当代欧美11位著名的社会思想家之一”，“几乎没有哪一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领域没有感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说，他都是一位建树甚丰的大师。[1]封底 其中，《公众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年）、《合法化危机》（1973年）、《沟通与社会进化》（1976年）、《交往行为理论》（1981年）、《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年）、《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工程》（1990年）[①]等等著作集中了哈贝马斯对现代社会的研究，捍卫现代性，提出交往行为理论（或沟通行为理论），重建合理性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界定了“现代性”这个概念后，哈贝马斯重点分析了如下几个问题：现代性何以未过时（或说未枯竭）？何以说未完成？为何未完成？为何必须完成？如何去完成？哈贝马斯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精心构想，创造了一套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成了“现代性”研究的学界泰斗。因此，关于现代社会和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哈贝马斯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域。

现代性是什么

学术界对“现代性”的争论与批判一直没有停息过，而哈贝马斯的“未了的研究项目”——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形而上学思想为指导，整理和发展韦伯的思想，重建批判理论，“借用”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以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学来捍卫启蒙的现代性立场。从而对后现代性持严厉的批判和否定态度。合理性理论是通向社会批判理论的途径，“理清具体化批判、合理化批判是如何被重构的，这种重构方法为福利社会妥协的崩溃、为新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潜在批判提供了理论解释，并且它不放弃现代性计划，不屈尊后现代主义或反现代主义，不屈尊‘强硬’的新保守主义或‘狂热’的青年保守主义。” [2]p56

哈贝马斯认为，“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哲学家是黑格尔。黑格尔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时代概念，认为所谓‘现代’，便是与古代和中世纪相对的‘新时代’，这个时生的最重大事件是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正是这些事件决定了‘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与‘现代’或‘新时代’这一称号同时出现的，是革命、解放、进步、发展、危机、时代精神等直到今天仍然有效的概念。” [3]p64－65－“所谓‘现代性’，是指启蒙时期以来，在思想、社会、科学、文化、道德、法律等各方面出现的‘自主化’倾向，即不再立足于过去、模仿过去时代的榜样，而是在对过去的批判和反思中，自己创造自己的规则，制定自己的价值标准。”[3]p65哈贝马斯从发生学的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界定：“最初，或者说在18世纪未，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社会知识和时代，其中预设的模式或者标准都已经分崩离析，鉴于此，置身于其中的人只好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模式或标准。哈贝马斯继承了启蒙精神所培育起来的理性传统，他认为现代性是一项在思想、社会和文化三方面展开的综合工程，包容了人类迄今创造的全部正面价值和理想，绘制了一幅关于人类社会逐步发展和完善的理性蓝图。启蒙思想家的现代性设计基于对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人类世界前景的憧憬，致力于这样一种前景的实现”。[3]p66因此，现代化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不仅如韦伯所说，是西方的“宿命”，也是全球的“宿命”，是理性的决定性实现。无论各种非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思潮对“现代性”如何攻击，它都将不可逆转地进行下来。

哈贝马斯认为，启蒙运动开启的“现代性工程”由于资本主义过去200多年的发展进程出现了严重偏颇而处于停顿状态。但尽管如此，其价值和理想直到今天尚未全面实现，而它们毕竟体现了进步的逻辑，为人类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因此，现代性仍然是一项“未竟的工程”。[3]p66 而那些流行的反理性主义思潮（指形而上学批判派和后现代主义）仅对理性的一部分，即工具理性提出异议，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现代性问题出现在原有分析的范式，“一个范式只有在遭到另一个不同范式的明确否定时才会失去其力量，即是说，在因认识而被剥夺价值时才会失去其力量，但只有当一个具有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孤立主体的自我意识范式、自我关涉范式被另一个范式，既被理解范式（交往社会化和相互承认的个体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范式）取代时，解构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随后才会出现一种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占有思想的具体批判——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它对理性的诊断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4]p362 即败坏了现代性文化的名誉的“不是理性太多”（指的是理论理性），而是“理性太少”（指的是实践理性）。“这样一来，以主体为中心的现性就导致了个体自我意识的孤立，导致了将世界分裂为可理解领域和不可理解领域，导致了以‘合理性’为幌子的权力压迫体系扩张的可能性”。 [5]p88

现代性为何一再遭遇挫折而未能顺利完成呢？哈贝马斯认为是“自主化的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生活世界（life world）的发展受到现代社会里系统（system）的优势地位的损害。我们错误地将来自工具理性的标准应用于生活世界的问题中，以及应用于那些完好地存在于它们自己的社会领域的制度中。” [6]p137哈贝马斯称这一过程为“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生活世界的日益殖民化，导致了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意义的解体，判断事物的标准的模糊，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破坏。司法、经济、政治、教育等行政管理领域形成了各自特有的规则，已经与最初的宗旨发生异化。它们寄生于生活世界，仅仅遵循技术原则。原来建筑在人与人相互协调和理解之上的生存价值在全面的外部干预和控制之下彻底丧失，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被严重侵蚀。这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弊病。” [3]p113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和现代性的困境就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决的办法在于重建生活世界。因而，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合理性理论。

哈贝马斯的合理性理论

“现代性”远为完成，我们的任务是重建现代性的本质内核——合理性理论。因为“最初受到欢迎的主体性原则以及主体性原则所确立的自我意识的结构，只是理性的一个侧面，而不能被认为是整个理性自身。” [7]p182 所以哈贝马斯仍以韦伯著作为基础，重新建构西方理性主义并探讨其问题所在，关键问题在于理性规范基础重建及范式更新，要建立全面的合理性观，重新探讨合理性理论的一般或普遍意义。“哈贝马斯提出的疗治方案是，必须在理论上批判形形色色的非理性思潮对现代性所作的否定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断言，在实践中通过重建交往理性和话语伦理，整合残缺和破碎的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体制中真正贯彻民主和公正的原则。” [3]p72重建合理性的途径就是在生活世界和公共生活（包括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实现符合交往理性的达成“共识”的平等和自由，“如果我们把理性的概念继续推进一步，我们就能走出这一困境。这样的理性概念能够容纳生活世界，并在主体间性（而不是一元主体）的基础上具有社会同一性”。[5]p88－89

哈贝马斯结合了社会学的“系统理论”与“行为理论”，提出了交往合理性性理论。在行为理论中，首先要注意区别四类行为：目的性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性行为、交往行为。只有在交往行为中，语言才同时承担认知、协调和表达功能，语言作为相互理解的中介具有独立的意义。理性的统一性包含在通过言语行为的相互理解达到的共识之中。“无论从元理论的角度，或方法论的角度，其核心概念都是沟通。我们感兴趣的是协调行为和通过意义理解进入客观领域这样两个方面。沟通的目的是要达成一种共识，而共识的基础是主体间对于有效性要求的认可。这些有效性要求反过来又是由交往参与者互相提出来的，并可以加以彻底的批判和检验行为者与世界之间的关联表现为以有效性要求为取向。由于主体在他们的表达中总是与世界中的事物发生联系，因此，他们预先设定了一种形式共同性，使之成为了沟通的要素”。[8]p135－136所谓交往行为是指至少有两个行为者通过语言理解协调相互间关系的互动行为。行为者共同寻求他们对情境和行为计划的理解，以便以意见一致的方式协调彼此行为，以实现共同的目的。“通过以交往为导向的行动总体特征的分析方法来保证理性观念。自然，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把交往合理性的概念运用到社会关系和相互影响的体制中。” [2]p47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涉及的至少是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主体之间为达到相互理解而进行的交往。交往理性或沟通理性是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理论基础内容。

合理性主要不是传达或表达的合理性，而是行为的合理性。社会合理化或现代化问题通过人的行为的合理性来解决，主要是交往行为的合理性。“交往合理性概念包含三个层面：第一，认识主体与事件的或事实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一个行为社会世界中，处于互动中的实践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系；第三，一个成熟而痛苦的主体（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与其自身的内在本质、自身的主体性、他者的主体性的关系。从参与者的角度来分析交往过程，这三个层面便呈现出来了。” [2]p57哈贝马斯又把世界分为三种类型：客观世界（各种事态的总和）、社会世界（社会交往关系总体或各种规则的总和）和主观世界（情感、意志和自我表达即唯有说话者自己能直接感受的体验的总和）。同时引入了“生活世界”的概念，为了说明理解过程中主体之间的关系并说明交往行为的特点。即由主体的交往活动所构成或一个有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之网构成的世界，人类一切实践领域。因此，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沟通过程的内在合理结构：“（a）行为者与世界之间的三种关联以及相应的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等概念；（b）命题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以及真诚性和本真性等有效性要求；（c）具有合理动机的共识概念，所谓合理动机，是指主体间对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的承认作为前提；（d）共同语境中作为合作行为的沟通概念。” [8]p136－137从相互关系入手即主体间性角度研究交往问题，通过考察不同的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共识的过程确立了交往合理性理论。并且，主体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交流、解释、对话，相互理解、求同、合作。因而，主体间性理论是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核心基础内容。这样，“哈贝马斯脱离了独白式意识哲学的前提，根据立足于关系主体（交往）的立场对物化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即他提出对作为物化来分析、纠缠的社会现象，一方面用交往行为理论，另一方面用由控制媒介形成系统的观点进行双重解读的方案。” [9]p126从理论的发展和现实生活发展的需要，为了强调交往合理性的重要性，哈贝马斯认为帕森斯的行为理论过于狭窄，将行为理论和系统理论重新结合起来，进一步说明生活世界与社会系统的关系，强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统一，即哈贝马斯提出的生活世界合理化的理论——社会合理性的辩证法。生活世界的合理化理论是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的关键内容。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解决了韦伯的“现代性困境”，从工具合理性转向交往合理性，从社会合理化转向生活世界合理化，重建了社会批判理论。哈贝马斯认为系统合理化只是现代性的一个方面，而“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才是现代的伟大成就。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和现代性的困境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决的办法在于重建生活世界。哈贝马斯的合理性理论是以交往理性与主体间性角度出发，建立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统一关系。现代性不可避免地具有破坏性地一面，但也具有进步和贡献地一面。但我们必须全面公正地对待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因为它所具有的维护理性秩序、社会公正和道德完善的潜能远未得到充分发掘；人们思想的一致既可以通过强迫达成也可以通过协商达成，而后者与压迫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通过交流和沟通，人们之间相互理解，就能思想上达成共识；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是由于合理性理论遭到了扭曲，仅仅停留在工具合理性意识上，人们似乎认为现代性仅仅限于工具合理性行为领域。这种误用完全遮蔽了理性在其他领域——如思维、道德、法律、审美、文化交流与实践中的功能。也就是说对理性一概持拒绝态度，而应划分不同类别的理性。因为不同类型理性表达着不同的功能和意义。哈贝马斯为了摆脱韦伯工具—目的合理性的狭隘视域， 从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克服主体意识哲学的束缚，从“开放的”、“批判的”主体间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交往行为和交往合理性论：理性规范基础重建及范式更新，建立了全面的合理性观，为重新理解启蒙、启蒙主义和现代性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强调和提出生活世界的合理性理论，强调从道德实践角度而不是从个人职业伦理角度考察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为重新理解生活合理化和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东亚现代化理论资源的可行性

20世纪是一个变化非常大的世纪，“东亚崛起”[②]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因此，“现代化研究，特别是非西方国家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的研究，不能再看作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而应看作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理论需要与理论建设。” [10]p29历史发展的现实开始冲击原来立足于西方中心观的解释非西方世界的社会发展理论。这种认知的怀疑是20世纪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如何来完成对西方中心观的解体与重构。学者的认识并没有一个可供参考的实证研究。而战后东亚现代化成功的发展为学者们打开了一块认知的空间。东亚现代化、东亚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等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和学者们普遍关注的内容。我们应该历史主义地充分解读这个变化的世界，而不是形而上地延误我们的生活。合理性理论要发展以符合现实需要，未竟的现代化事业需要东西方的共有智慧。

哈贝马斯是以韦伯的理性主义理论起点上，从批判理性的角度，强调的是西方理性主义的普适性（理性主义可以穿透文化界域和生活世界，从而发展出交往合理性或生活合理性），这样，生活或交往行为的理性主义肯定会导向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多元性，因为交往合理性所赖于建构的基础正是主体间性（元主体是缺乏沟通和理解），主体间性的存在又不得不与历史文化基础纠缠在一块，“主体不再被理解为一个孤独的创作者（originator），而是必须理解为传统、社会群体和社会化过程的一个产物（product）”， [5]p87－88哈贝马斯强调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应该是一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的合理化进程的产物。现代性思想应该是人类共同历史活动创造和发展而来的，具有普遍性原则。可是，哈贝马斯曾坚定地反对“亚洲价值观”：“亚洲社会不能抛开个体主义的法律制度而实现经济现代化”。[7]p143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完全从西方文化出发论证现代性，实际上仍摆脱不了欧洲中心论的阴影。” [11]p319但是后来“哈贝马斯在不久前与泰勒就‘承认政治’所展开的争论中，也不得不开始承认，他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并不彻底，并且提出，只有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文化多元主义，才是解决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关系，特别是文化关系的一条出路。” [12]p14

哈贝马斯维护“现代性”的做法，总体上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哈贝马斯为“现代性工程”设计了一套严谨系统的方案是十分可嘉的，富有启发意义和参照意义。从主体间性角度出发，哈贝马斯以交往合理性为理论基础，“一种行动或陈述原则上可以在公开辩论的基础上被证明为对每个人来说都具有同等参与的资格，那么它就是合理性的” [13]p184强调现代性与现代化仍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事业，西方和世界的现代化仍然在发展，后现代化和后现代性是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发展，需要我们进行克服其片面性、局限性，进一步反思，重振现代化和现代性；强调生活世界的合理性，从道德实践角度而不是从个人职业伦理角度考察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为重新理解生活合理化和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强调交往合理性的开放性、反思性和批判性；强调现代性的辩证法，即“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互动。

“生活世界和系统二元论已成为他（指哈贝马斯）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现代化可以理解为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合理化，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可以根据生活世界和系统的相互关系来分析。” [11]p236所以事实上，哈贝马斯承认多元性，肯定了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交往合理性带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又促进了系统整合与生活世界整合的互动，互动形成不同的模式，形成多样性的现代化模式。因此，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摆脱了韦伯理论的困境，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从多元角度出发，提出文化交往主义，为我们打开现代化理论的视域，也为多元现代性理论的建立提供思想合理论基础。世界的发展不是单线的、唯一模式的，世界的发展是多线的、多模式的。历史上曾有各种不同形态的农业社会，今天也应该有不同形态的现代工业社会。战后东亚崛起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亮点从事实证明了合理性理论的多元基础：东亚现代化模式是西方现代化以后的又一发展形式，东亚的现代性否认了西方的现代性的单一性和普世原则，东亚现代化模式也具有普世原则，因此，从交往理性出发，东亚现代化应该具有自己的独特性，通过与西方现代化模式进行“文明对话”以达到“共识”，这样东亚现代化模式才能为“世界的普世原则”提供资源。所以，哈贝马斯的合理性理论可以作为东亚现代化研究的理论资源。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于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付德根译，后形而上学思想，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李安东、段怀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4]于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等译，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5]莱斯利·A.·豪，陈志刚译，哈贝马斯，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6]尼格尔·多德，陶传进译，社会理论与现代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7]尤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译，后民族结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8]尤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9]中冈成文，王屏译，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0]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1]汪行福，走出时代的困境，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12]曹卫东，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13]帕特里克·贝尔特，瞿铁鹏译，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现代化学生活论文篇8

哈贝马斯知识渊博，学术兴趣广泛，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其理论涵盖了哲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学、文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是一位综合型学者。其理论的核心可以说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形而上学思想为指导，通过批判理论的语用学，以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学来捍卫启蒙的现代性立场。

哈贝马斯著述颇丰，公开发表论著46部以上，尤其是80年代以来，以平均每年一本书的速度跻身于当代西方最多产、最活跃、最有影响的理论家行列，被列为“当代欧美11位著名的社会思想家之一”，“几乎没有哪一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领域没有感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说，他都是一位建树甚丰的大师。[1]封底其中，《公众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年）、《合法化危机》（1973年）、《沟通与社会进化》（1976年）、《交往行为理论》（1981年）、《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年）、《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工程》（1990年）[①]等等著作集中了哈贝马斯对现代社会的研究，捍卫现代性，提出交往行为理论（或沟通行为理论），重建合理性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界定了“现代性”这个概念后，哈贝马斯重点分析了如下几个问题：现代性何以未过时（或说未枯竭）？何以说未完成？为何未完成？为何必须完成？如何去完成？哈贝马斯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精心构想，创造了一套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成了“现代性”研究的学界泰斗。因此，关于现代社会和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哈贝马斯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域。

现代性是什么

学术界对“现代性”的争论与批判一直没有停息过，而哈贝马斯的“未了的研究项目”——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形而上学思想为指导，整理和发展韦伯的思想，重建批判理论，“借用”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以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学来捍卫启蒙的现代性立场。从而对后现代性持严厉的批判和否定态度。合理性理论是通向社会批判理论的途径，“理清具体化批判、合理化批判是如何被重构的，这种重构方法为福利社会妥协的崩溃、为新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潜在批判提供了理论解释，并且它不放弃现代性计划，不屈尊后现代主义或反现代主义，不屈尊‘强硬’的新保守主义或‘狂热’的青年保守主义。”[2]p56

哈贝马斯认为，“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哲学家是黑格尔。黑格尔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时代概念，认为所谓‘现代’，便是与古代和中世纪相对的‘新时代’，这个时生的最重大事件是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正是这些事件决定了‘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与‘现代’或‘新时代’这一称号同时出现的，是革命、解放、进步、发展、危机、时代精神等直到今天仍然有效的概念。”[3]p64－65－“所谓‘现代性’，是指启蒙时期以来，在思想、社会、科学、文化、道德、法律等各方面出现的‘自主化’倾向，即不再立足于过去、模仿过去时代的榜样，而是在对过去的批判和反思中，自己创造自己的规则，制定自己的价值标准。”[3]p65哈贝马斯从发生学的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界定：“最初，或者说在18世纪未，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社会知识和时代，其中预设的模式或者标准都已经分崩离析，鉴于此，置身于其中的人只好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模式或标准。哈贝马斯继承了启蒙精神所培育起来的理性传统，他认为现代性是一项在思想、社会和文化三方面展开的综合工程，包容了人类迄今创造的全部正面价值和理想，绘制了一幅关于人类社会逐步发展和完善的理性蓝图。启蒙思想家的现代性设计基于对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人类世界前景的憧憬，致力于这样一种前景的实现”。[3]p66因此，现代化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不仅如韦伯所说，是西方的“宿命”，也是全球的“宿命”，是理性的决定性实现。无论各种非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思潮对“现代性”如何攻击，它都将不可逆转地进行下来。

哈贝马斯认为，启蒙运动开启的“现代性工程”由于资本主义过去200多年的发展进程出现了严重偏颇而处于停顿状态。但尽管如此，其价值和理想直到今天尚未全面实现，而它们毕竟体现了进步的逻辑，为人类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因此，现代性仍然是一项“未竟的工程”。[3]p66而那些流行的反理性主义思潮（指形而上学批判派和后现代主义）仅对理性的一部分，即工具理性提出异议，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现代性问题出现在原有分析的范式，“一个范式只有在遭到另一个不同范式的明确否定时才会失去其力量，即是说，在因认识而被剥夺价值时才会失去其力量，但只有当一个具有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孤立主体的自我意识范式、自我关涉范式被另一个范式，既被理解范式（交往社会化和相互承认的个体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范式）取代时，解构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随后才会出现一种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占有思想的具体批判——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它对理性的诊断不是太多，而是太少。”[4]p362即败坏了现代性文化的名誉的“不是理性太多”（指的是理论理性），而是“理性太少”（指的是实践理性）。“这样一来，以主体为中心的现性就导致了个体自我意识的孤立，导致了将世界分裂为可理解领域和不可理解领域，导致了以‘合理性’为幌子的权力压迫体系扩张的可能性”。[5]p88

现代性为何一再遭遇挫折而未能顺利完成呢？哈贝马斯认为是“自主化的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生活世界（lifeworld）的发展受到现代社会里系统（system）的优势地位的损害。我们错误地将来自工具理性的标准应用于生活世界的问题中，以及应用于那些完好地存在于它们自己的社会领域的制度中。”[6]p137哈贝马斯称这一过程为“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生活世界的日益殖民化，导致了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意义的解体，判断事物的标准的模糊，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破坏。司法、经济、政治、教育等行政管理领域形成了各自特有的规则，已经与最初的宗旨发生异化。它们寄生于生活世界，仅仅遵循技术原则。原来建筑在人与人相互协调和理解之上的生存价值在全面的外部干预和控制之下彻底丧失，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被严重侵蚀。这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弊病。”[3]p113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和现代性的困境就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决的办法在于重建生活世界。因而，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合理性理论。

哈贝马斯的合理性理论

“现代性”远为完成，我们的任务是重建现代性的本质内核——合理性理论。因为“最初受到欢迎的主体性原则以及主体性原则所确立的自我意识的结构，只是理性的一个侧面，而不能被认为是整个理性自身。”[7]p182所以哈贝马斯仍以韦伯著作为基础，重新建构西方理性主义并探讨其问题所在，关键问题在于理性规范基础重建及范式更新，要建立全面的合理性观，重新探讨合理性理论的一般或普遍意义。“哈贝马斯提出的疗治方案是，必须在理论上批判形形的非理性思潮对现代性所作的否定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断言，在实践中通过重建交往理性和话语伦理，整合残缺和破碎的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体制中真正贯彻民主和公正的原则。”[3]p72重建合理性的途径就是在生活世界和公共生活（包括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实现符合交往理性的达成“共识”的平等和自由，“如果我们把理性的概念继续推进一步，我们就能走出这一困境。这样的理性概念能够容纳生活世界，并在主体间性（而不是一元主体）的基础上具有社会同一性”。[5]p88－89

哈贝马斯结合了社会学的“系统理论”与“行为理论”，提出了交往合理性性理论。在行为理论中，首先要注意区别四类行为：目的、规范调节行为、戏剧、交往行为。只有在交往行为中，语言才同时承担认知、协调和表达功能，语言作为相互理解的中介具有独立的意义。理性的统一性包含在通过言语行为的相互理解达到的共识之中。“无论从元理论的角度，或方法论的角度，其核心概念都是沟通。我们感兴趣的是协调行为和通过意义理解进入客观领域这样两个方面。沟通的目的是要达成一种共识，而共识的基础是主体间对于有效性要求的认可。这些有效性要求反过来又是由交往参与者互相提出来的，并可以加以彻底的批判和检验行为者与世界之间的关联表现为以有效性要求为取向。由于主体在他们的表达中总是与世界中的事物发生联系，因此，他们预先设定了一种形式共同性，使之成为了沟通的要素”。[8]p135－136所谓交往行为是指至少有两个行为者通过语言理解协调相互间关系的互动行为。行为者共同寻求他们对情境和行为计划的理解，以便以意见一致的方式协调彼此行为，以实现共同的目的。“通过以交往为导向的行动总体特征的分析方法来保证理性观念。自然，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把交往合理性的概念运用到社会关系和相互影响的体制中。”[2]p47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涉及的至少是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这样主体之间为达到相互理解而进行的交往。交往理性或沟通理性是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理论基础内容。

合理性主要不是传达或表达的合理性，而是行为的合理性。社会合理化或现代化问题通过人的行为的合理性来解决，主要是交往行为的合理性。“交往合理性概念包含三个层面：第一，认识主体与事件的或事实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一个行为社会世界中，处于互动中的实践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系；第三，一个成熟而痛苦的主体（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与其自身的内在本质、自身的主体性、他者的主体性的关系。从参与者的角度来分析交往过程，这三个层面便呈现出来了。”[2]p57哈贝马斯又把世界分为三种类型：客观世界（各种事态的总和）、社会世界（社会交往关系总体或各种规则的总和）和主观世界（情感、意志和自我表达即唯有说话者自己能直接感受的体验的总和）。同时引入了“生活世界”的概念，为了说明理解过程中主体之间的关系并说明交往行为的特点。即由主体的交往活动所构成或一个有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之网构成的世界，人类一切实践领域。因此，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沟通过程的内在合理结构：“（a）行为者与世界之间的三种关联以及相应的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等概念；（b）命题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以及真诚性和本真性等有效性要求；（c）具有合理动机的共识概念，所谓合理动机，是指主体间对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的承认作为前提；（d）共同语境中作为合作行为的沟通概念。”[8]p136－137从相互关系入手即主体间性角度研究交往问题，通过考察不同的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共识的过程确立了交往合理性理论。并且，主体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交流、解释、对话，相互理解、求同、合作。因而，主体间性理论是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核心基础内容。这样，“哈贝马斯脱离了独白式意识哲学的前提，根据立足于关系主体（交往）的立场对物化概念进行重新定义。即他提出对作为物化来分析、纠缠的社会现象，一方面用交往行为理论，另一方面用由控制媒介形成系统的观点进行双重解读的方案。”[9]p126从理论的发展和现实生活发展的需要，为了强调交往合理性的重要性，哈贝马斯认为帕森斯的行为理论过于狭窄，将行为理论和系统理论重新结合起来，进一步说明生活世界与社会系统的关系，强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统一，即哈贝马斯提出的生活世界合理化的理论——社会合理性的辩证法。生活世界的合理化理论是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的关键内容。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解决了韦伯的“现代性困境”，从工具合理性转向交往合理性，从社会合理化转向生活世界合理化，重建了社会批判理论。哈贝马斯认为系统合理化只是现代性的一个方面，而“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才是现代的伟大成就。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和现代性的困境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决的办法在于重建生活世界。哈贝马斯的合理性理论是以交往理性与主体间性角度出发，建立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统一关系。现代性不可避免地具有破坏性地一面，但也具有进步和贡献地一面。但我们必须全面公正地对待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因为它所具有的维护理性秩序、社会公正和道德完善的潜能远未得到充分发掘；人们思想的一致既可以通过强迫达成也可以通过协商达成，而后者与压迫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通过交流和沟通，人们之间相互理解，就能思想上达成共识；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是由于合理性理论遭到了扭曲，仅仅停留在工具合理性意识上，人们似乎认为现代性仅仅限于工具合理领域。这种误用完全遮蔽了理性在其他领域——如思维、道德、法律、审美、文化交流与实践中的功能。也就是说对理性一概持拒绝态度，而应划分不同类别的理性。因为不同类型理性表达着不同的功能和意义。哈贝马斯为了摆脱韦伯工具—目的合理性的狭隘视域,从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克服主体意识哲学的束缚，从“开放的”、“批判的”主体间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交往行为和交往合理性论：理性规范基础重建及范式更新，建立了全面的合理性观，为重新理解启蒙、启蒙主义和现代性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强调和提出生活世界的合理性理论，强调从道德实践角度而不是从个人职业伦理角度考察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为重新理解生活合理化和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东亚现代化理论资源的可行性

20世纪是一个变化非常大的世纪，“东亚崛起”[②]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因此，“现代化研究，特别是非西方国家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的研究，不能再看作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而应看作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理论需要与理论建设。”[10]p29历史发展的现实开始冲击原来立足于西方中心观的解释非西方世界的社会发展理论。这种认知的怀疑是20世纪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如何来完成对西方中心观的解体与重构。学者的认识并没有一个可供参考的实证研究。而战后东亚现代化成功的发展为学者们打开了一块认知的空间。东亚现代化、东亚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等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和学者们普遍关注的内容。我们应该历史主义地充分解读这个变化的世界，而不是形而上地延误我们的生活。合理性理论要发展以符合现实需要，未竟的现代化事业需要东西方的共有智慧。

哈贝马斯是以韦伯的理性主义理论起点上，从批判理性的角度，强调的是西方理性主义的普适性（理性主义可以穿透文化界域和生活世界，从而发展出交往合理性或生活合理性），这样，生活或交往行为的理性主义肯定会导向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多元性，因为交往合理性所赖于建构的基础正是主体间性（元主体是缺乏沟通和理解），主体间性的存在又不得不与历史文化基础纠缠在一块，“主体不再被理解为一个孤独的创作者（originator），而是必须理解为传统、社会群体和社会化过程的一个产物（product）”，[5]p87－88哈贝马斯强调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应该是一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的合理化进程的产物。现代性思想应该是人类共同历史活动创造和发展而来的，具有普遍性原则。可是，哈贝马斯曾坚定地反对“亚洲价值观”：“亚洲社会不能抛开个体主义的法律制度而实现经济现代化”。[7]p143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完全从西方文化出发论证现代性，实际上仍摆脱不了欧洲中心论的阴影。”[11]p319但是后来“哈贝马斯在不久前与泰勒就‘承认政治’所展开的争论中，也不得不开始承认，他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并不彻底，并且提出，只有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上的文化多元主义，才是解决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关系，特别是文化关系的一条出路。”[12]p14

哈贝马斯维护“现代性”的做法，总体上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哈贝马斯为“现代性工程”设计了一套严谨系统的方案是十分可嘉的，富有启发意义和参照意义。从主体间性角度出发，哈贝马斯以交往合理性为理论基础，“一种行动或陈述原则上可以在公开辩论的基础上被证明为对每个人来说都具有同等参与的资格，那么它就是合理性的”[13]p184强调现代性与现代化仍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事业，西方和世界的现代化仍然在发展，后现代化和后现代性是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发展，需要我们进行克服其片面性、局限性，进一步反思，重振现代化和现代性；强调生活世界的合理性，从道德实践角度而不是从个人职业伦理角度考察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为重新理解生活合理化和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强调交往合理性的开放性、反思性和批判性；强调现代性的辩证法，即“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互动。

“生活世界和系统二元论已成为他（指哈贝马斯）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现代化可以理解为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合理化，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可以根据生活世界和系统的相互关系来分析。”[11]p236所以事实上，哈贝马斯承认多元性，肯定了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交往合理性带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又促进了系统整合与生活世界整合的互动，互动形成不同的模式，形成多样性的现代化模式。因此，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摆脱了韦伯理论的困境，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从多元角度出发，提出文化交往主义，为我们打开现代化理论的视域，也为多元现代性理论的建立提供思想合理论基础。世界的发展不是单线的、唯一模式的，世界的发展是多线的、多模式的。历史上曾有各种不同形态的农业社会，今天也应该有不同形态的现代工业社会。战后东亚崛起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亮点从事实证明了合理性理论的多元基础：东亚现代化模式是西方现代化以后的又一发展形式，东亚的现代性否认了西方的现代性的单一性和普世原则，东亚现代化模式也具有普世原则，因此，从交往理性出发，东亚现代化应该具有自己的独特性，通过与西方现代化模式进行“文明对话”以达到“共识”，这样东亚现代化模式才能为“世界的普世原则”提供资源。所以，哈贝马斯的合理性理论可以作为东亚现代化研究的理论资源。

参考文献：

[1]于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付德根译，后形而上学思想，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李安东、段怀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4]于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等译，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5]莱斯利·A.·豪，陈志刚译，哈贝马斯，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6]尼格尔·多德，陶传进译，社会理论与现代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7]尤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译，后民族结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8]尤尔根·哈贝马斯，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9]中冈成文，王屏译，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0]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1]汪行福，走出时代的困境，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12]曹卫东，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13]帕特里克·贝尔特，瞿铁鹏译，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现代化学生活论文篇9

美是上天恩赐给人类的精灵，人们九死不悔地去追求美，但要言说它捕捉它却是万难，它活生生地存在于人们的审美活动中，而一旦以理性的语言去把握它，它又隐身不现。美存在于人们的体验中，而每个人的体验彼此殊异，故对美的言说也就不同。既然语言只是文化的表征，那么以各种语言言说的只是各个文化中的美。既有这么多的困难，追问那普遍存在的美是可能的吗？如果根本就没有什么普遍的美的本质，没有美的理念存在，那么为什么各个民族又可以有文化的相通性？彼此隔绝的文化为什么能互相欣赏？我以为，寻求具有普适性的美学原理，寻求能解释一切文化审美现象的一劳永逸的美学理论可能是个奢望，但美学作为人文学科，其天命是关注现实的人的生存，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地球日益变成一个村庄的今天，在现代生活的基础上建立具有现代性的美学理论是可能的，也是我们美学学者应努力的方向。

审美活动是一种生存方式，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最自由，最逍遥的境界，这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多有论述，但西方美学达到这种认识却经过了一个艰难的历程。西方美学一直在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束缚下，对审美活动对于生存意义的理解只是晚近的事。美学学科的创始人鲍姆加通把美和艺术纳入认识论问题，认为审美认识是从属于概念认识的低级的感性认识，很明显，这种观点来自柏拉图。柏拉图把最高的认识定为对理念的认识，认为这才是真理之认识，而审美和艺术因为只提供影象而被认为与真理隔着三层。在柏拉图看来，对于真理之认识，艺术是无能为力的。这种以逻辑理性认识为真理之鹄的的观点一直统治着西方思想界。到康德，情况仍然没有改变，康德把艺术和审美置于认识和实践之间，审美是中介，实践意志才是人生最高活动。在黑格尔那里，审美和艺术只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把握真理要靠逻辑概念方式，理性思维才是接近真理之途。这种观点到尼采开始发生变化。尼采说，世界只有作为审美的对象才是有意义的，人生的意义就在酒神式的对世界之内在体验和日神式的对世界之外在观审。到海德格尔那里，审美作为人生在世的存在方式之一，是最高最自由的生存之境，这就一反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把审美和艺术等想象活动置于理性认识活动之上。德里达以隐喻虚构解释哲学，认为从修辞手法看，哲学与文学无异，这就解构了传统哲学高于文学的观念。至此，审美活动和艺术想象得以解放，西方思想经过几千年的洗练终于与东方思维沟通。审美是一种自由的生存方式成为中西美学的共识，也应该是新美学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在20世纪西方在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思潮中，美的本质问题因为不能证实，被认为是假问题而面临被取消的危险，这种倾向是科学主义对人文主义的僭越。美的本质是哲学问题，它不可实证只可思辩，它的存在对人有价值有意义，只要人类存在着，对人本身的思考存在着，那么美的本质问题就会存在。美的本质与人的存在不可分，与人的现实和理想不可分。不同时代的人会给予美不同的解答，表达的是人们的一个理想，一种期望，审美理想昭示了一个圣洁的彼岸。美的领域与自然科学领域不同，它并不遵守自然科学的决定论普遍性法则。加达默尔说，美是一个自由的世界，人类的自由世界并不表明自然法则的绝对普遍性。人需要美是因为人需要自由，并不是为了在对象上确证自身。对必然的认识和对现实的改造都是现实的活动，现实活动只能达到有限自由，自由之所以是自由就在其不可规定性，审美就是对无限自由的体认。审美理想不是对现实的肯定，而是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审美活动是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创造，这正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人要追问存在的意义，这就产生了美。

在历史早期，审美和艺术活动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肯定性的，和谐为美是中西普遍的审美理想。如果说西方古典思想是朴素的经验论，是对直观的客观真理的信仰，产生了模仿论美学；近代启蒙思想是人类中心论，是人类“类”本质在人与自然对抗中的凸现，产生了德国古典美学和实践美学，那么现代思想则以个体自由为本位，产生了现代性的审美理想。审美活动的自由性、理想性、批判性、超越性即审美现代性产生于工业化以后，它与现代哲学同步，以审美理想反思批判着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进程。西方现代派作品无法以反映论，审美认识论和传统现实主义艺术论来解读，它通过对无意识、虚无、丑、变形等人的存在样态的展示去追问生存的意义。

二

现代性之所以成为中国学界的一个话题，一是随着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引入，后现代思潮所批判的西方启蒙和现代哲学及其核心主题现代性就随之成为学术关键词。二是中国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在新时期重新成为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思想文化层面的议题，因此现代性问题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与西方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文化思想进入后现代思潮相反，我们正进入现代化。与西方不一样的是，我们现代化的主要障碍不是西方传统的宗教文化而是封建性的儒家理性文化。对理性予以解构的最有力手段不是非理性而是理性本身，我们需要一种不同于传统集体理性和新传统的政治化理性的新理性，这种理性既整合社会又尊重个人的存在价值。现代化在社会制度层面是市场经济秩序，我们需要西方启蒙政治哲学里的自由公正以及个人主义思想，建立具有现代性的自由民主人权制度，同时在现代化的文化层面借鉴西方的现代性哲学以及后现代思潮警惕启蒙理性的非人化倾向，从而在现实的经济制度层面和思想文化的超越层面形成张力，一方面适应现代化进程，大力呼吁现代化事业，批判传统的集体理性，建立现代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以思想文化对现代性的批判维护着社会平衡，从而制造健康的人文生态环境。

但问题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现代批判精神甚至后现代精神吗？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化历程应该与社会现代化一致，美学仍然需要启蒙理性精神，这是对审美本性的误解。第一，现代性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在其发源之初就具有肯定和否定两个维度，前者以笛卡儿的普遍理性主体性为代表，后者以康德对理性的限定为代表。第二，审美活动本身具有理想性，自由性，乌托邦性，超越性等，这些注定了其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审美活动是暗夜的明灯，是冰谷里的死火，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精灵，它以慧眼警觉并超越异化的现实，此即阿多诺所说的否定精神。审美活动在现代化开始时即以自由理想批判社会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异化，因此美学必须获得现代性，这是美学的天命。第三，中国老传统的道德理性和新传统的政治理性需要解构和批判。我们面临的问题，一是封建主义的整体主义对个体性的压抑，二是新的革命传统把个人比做螺丝钉，把社会进程客观化，规律化，三是市场经济在呼唤着人性的同时也可能与市场逻辑一道腐蚀着生命的尊严和意义。对于现代性的美学研究来说，一方面要反对各种社会的对人的异化，集权主义对人的漠视，另一方面，在没有宗教传统和传统道德已经退隐的今天，需要阐释审美对于个体生命的超越意义。

美学传播到中国已有百年历史，百年历史步履艰辛。从上世纪之初的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人输入现代西方美学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中实践观点在美学中的确立到八十年代初美学复兴与思想文化的解放；从八十年代末实践美学的被批判到后实践美学的兴起，中国美学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实在可大书特书。仅从经验方面而言，一是论争是美学学说兴起的重要方式。实践美学崛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后实践美学在学界的粉墨登场也是从与实践美学的坚持者对话开始的。二是引进西学是美学学科知识增长的重要途径。美学本是西学的一支，现代中国美学学科的发源正是有赖于美学前贤对西方近现代美学思想的介绍吸纳。20世纪八十年代的西学热给美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知识储备。三是美学思想的先锋性是中国美学学科的优良传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意识形态环境中，美学大讨论却在一定程度上坚守了学术自主性和思想自由性，八十年代初的美学讨论引领了中国思想解放的潮流，九十年代美学的现实关怀开拓了文化研究的新视野，这些都是美学在中国的独特现象，美学在无宗教传统的文化里担当了文化先锋的使命。四是，中西会通是美学基本理论建设的前提条件。在美学学科建设之初，王国维就以西方理论会解中国审美文化现象，新时期以来，中西美学的比较研究得到了深入拓展，这些给了美学基本理论以广阔视野。在全球化的今天，美学的现代化不仅应该含盖中西，而且应该融会东西，使东方美学在现代性视野下焕发新的生命是中国美学在新世纪的题中之义。

百年中国在艰难地追求现代化，百年中国美学在蹒跚地追求现代性。在现代性历程中，中国美学与政治功利主义，与时代社会思潮的纠缠中坚韧地追求着学术独立和自立。在对现代性的理解上学界也出现过偏差，比如在八十年代美学文艺学界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热中，美学学者急切地想使美学学科现代化，试图给美学文艺学一个超文化的方法以便寻求普遍的真理，现代化被理解为科学化，但却忽视了美学的文化语境和人文本性，于是美学学科真理观的独特性被遗忘，美学的人文逻辑失落了。在现代化席卷全球的时代，现代性是美学基本理论建设的价值坐标。美学研究必须实现现代性转型的理论根据在于，一是我们除了现代化外别无它途可走，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是我们的镜子。二是我们正在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人性根据是人都有追求物质幸福和自由的权利，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个体的人而非抽象的国家和集体。三，现代性的审美活动正是在神性，理性，集体性消退后给个体的生命意义以皈依，它在肯定个体现世生命活动的同时以其形而上的超越性体验。中国的新老传统是集体主义，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个体主义，当前的美学研究因此需要现代性理论。现代性的审美活动以理想性追求着乌托邦的同时批判着现世，它与后现代思潮有某种血缘联系。

三

中国传统思想不能产生现代化，不能产生民主思想和科学理性，东亚金融危机使新儒家美梦破产。从现代化视角看美学研究，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一系列理论需要我们去建构。中国当代主流美学学派值得书写的是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实践美学在发轫之初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有浓厚的机械唯物主义色彩，朱光潜对其的批评有纠偏之效，但朱光潜的美学仍然未获有现代性，它是在主客体对立的前提下对主体的强调，把主体的表现看成是对客体的征服。正因为朱光潜和李泽厚都是在古典哲学思想框架内，所以他们在讨论中谁也反驳不了谁。在西方思想史上，启蒙主体性是对法国机械唯物主义“人是机器”命题的反驳，因此，朱光潜对实践美学的批评仍然有其学术意义。李泽厚后来正式提出主体性实践哲学，以理性主体为哲学基点，则是明确地归依启蒙精神。实践美学论者惯于大谈实践美学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美学。相对于西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言，实践美学确实是“现代”的，但此现代只是启蒙的现代，非现代性的现代。实践这一概念的内涵在马克思本人指的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活动，实践是人与自然的中介和桥梁。在传统实践美学那里，实践作为社会的物质基础被本体论化，美学的一系列问题被追溯到实践，审美现代性问题则无法言说。以各种方式界定的新实践美学或是老调重弹，或与传统实践美学无关。实践美学作为曾经发生过巨大影响的美学流派应该走向终结。

后实践美学指的是体验美学，生存美学，超越美学，生命美学等学界中青年学者提出的新的美学体系。后实践美学以当代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如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等为思想资源，以体验，存在，超越，超理性，想象等概念重新言说美学的一系列问题，使中国美学在走向现代性路途上迈进了一步。从美学理论的问题意识，阐释限度，核心范畴，逻辑理路来看，后实践美学更具有现代学科意识。后实践美学借助当代西方哲学的存在论转向，在个体生存体验的基础上看审美活动与人的现代生存之间的关系，把审美活动与个体的存在方式联系起来，审美活动的精神性，个体性，超越性，自由性等一系列特征就得到了阐明，这就比实践美学更能阐释现代人生存的困境和期求。但中国现代性的语境不同于西方，中国传统的民族审美心理和审美文化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论特征，如何吸收当代中国的审美文化实践和传统的审美文化资源是中国美学学人应该思考的问题。一种美学理论存在的关键，是是否能阐释新的审美现象，是否具有美学本身的人文性，是否关注人的生存，是否提升人的尊严，应该说，这种美学理论还有待建设，有待美学学人在新世纪的努力。

现代化学生活论文篇10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兴起了一次美学热。在学术界、文艺界，美学与艺术问题引发了无数次热烈的讨论。首先是1977年诗人何其芳披露了毛泽东1961年关于共同美的谈话，引起文艺界对人类审美意识的是否具有共同性的大讨论，一直持续到1981年左右。接着就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1980年代初再度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手稿》中蕴含的美学思想即关于自然的人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劳动创造了美等命题被看作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基础。到了1980年代中期，主体性美学，特别是朱光潜的主客体统一理论和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已经成为学术主潮。当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1985－1986)发表之后，主体性美学的讨论在更为通俗的层次上展开，因而也更为深入人心。1  

       今天看来，当时人们对于美学的热情确实超乎寻常。那时美学专题充斥于各种学术刊物2，  美学专著层出不穷，美学译著也是汗牛充栋。西方近现代的许多美学著作均被翻译成中文。李泽厚主编的一套美学译文丛书覆盖面很广，包括克罗齐、科林伍德、杜威、克莱夫·贝尔、苏珊·朗格、玛克斯·德索、托马斯·门罗等人的著作。3  甘阳主编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也选录了马尔库塞和耀斯等人的美学著作。4  有趣的是，西方一些非美学领域的学术著作，比如某些符号学著作，也被冠以美学的题目出版。如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1964)的一个中文本的译名为《符号学美学》(1987)5。  在一些课本教材中，西方文论的各个流派最初也是被当作美学流派加以介绍的。6  这可以说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一种泛美学化倾向。美学跨越了学科的边界而不断扩张，其号召力和影响力可以略见一斑。当时无论学者教授还是年轻的文学爱好者，都以谈论和研究美学为时尚。美学一时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显学。朱光潜、李泽厚的美学著作甚至在社会上非学术圈子里广为流传。和今天的畅销书相比，它们的销量也绝不逊色。  

       与此相呼应，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对西方以文本为核心的形式主义文论也进行了系统的翻译与介绍。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芝加哥学派、原型理论、结构主义诗学的主要著作在中国均有翻译，其代表人物也有详细的介绍。这些翻译介绍引发了人们对文学独立性的思考以及对文学文本的关注。特别是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1942)的翻译出版(1984)，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7。  他们所提出的文学的内部研究和文学的外部研究的区分，8  成为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依据。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审美特性，也就是形式主义文论家雅可布森所说的文学性，受到极大的重视。

       这场声势浩大的美学热以及文艺界对文学独立性的追求是值得深入反思的。它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当时所涉及的理论问题。那时的热门话题诸如美的客观性、主观性、实践性及其主客体关系以及艺术的内在形式等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但是，在美学争论中形成的一整套关于审美经验的话语，即对主体性的探讨，对审美感性的强调，对文艺独立性和所谓内部规律的研究，使审美本身获得了前所未有重要性，也使文学文本获得了一种非政治化的存在基础。文学似乎可以脱离思想意识形态，脱离社会生活的其它部门，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存在。文学的认识功能和政治工具功能让位给一种更普遍、更抽象、更感性化的功能，即审美功能。文学艺术首先是一种审美活动，它本身自有特定的规律。文学不是知识，更非政治，它诉诸于人的感性。

       我们应该记得，在此之前的传统美学理论和文艺理论是强调理性、认识论以及社会性的。别林斯基、恩格斯和卢卡奇的典型说是权威的理论，自194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此外，形象思维也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概念，对这一概念的梳理和讨论构成了文艺论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典型理论强调的是历史发展规律；而形象思维概念强调的是艺术的认知功能。虽然它们不排除文艺的感性存在，也认可典型的生动活泼的个性与形象的审美特点；但实际上这种理论的意义恰恰就在于超越人的个性与感性存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对于个性和感性的一种否定形式。感性的形象仅仅是对社会生活理性认知的途径；个性化典型的背后是抽象的时代共性。正是在这种政治化和理性氛围中，美学话语的不断增殖，对文学的文本特性的过分强调，实际上是助长了人的感性解放。审美感性在激烈的美学争论中得以迅速地合法化。对审美感性的讨论，无论是正面的提倡还是对它的否定批判，结果都是使人们不得不正视它的存在。这成为对那种非个人化的文艺思想的行之有效的话语颠覆。  在文艺创作领域，对审美感性的追寻就更为直接而大胆。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北岛、顾城的朦胧诗，王安忆、贾平凹、莫言的寻根派作品，邓友梅、陆文夫的市井民俗小说，所有这些无一不打上审美至上的烙印。这些作品对于人物心理感受进行深入开掘，对审美情趣着力于细致入微的表现，在形象塑造中突出其生动活泼的个性，而思想主题的表达则刻意含蓄模糊。这时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被重新拾起，唯美主义也不再是一个贬义词，审美经验、审美感受一时成为时髦的术语。

       1980年代被称之为思想解放的年代，与此同时也孕育出一个审美感性的狂欢节。1980年代所颂扬的主题是人文主义精神，与之一脉相承的则是心理美学和形式主义文论。前面我们看到，西方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的发展，同样也有这样一个贯穿始终的解放主题。如前所述，哈贝马斯认为审美在历史上曾经是对人类异化的一次强烈的反抗，席勒的理论构成了对现代性的第一次系统的美学批判。9  席勒痛斥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使个体分裂成碎片，哀叹人难逃异化的命运。他认为理性化过程把社会变成一个机械装置，人被物化为其中的一个个零件。人们的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10  在人成为自己感性存在的对立面的情况下，只有游戏，也就是艺术，使人可以重获自由，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的最高境界。审美就是要以艺术的方式，把人从这一物化的过程中解救出来。

       在1980年代的中国，艺术正是被赋予了这样一种想象的解放作用。美学与文学的自律成为人文主义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人们把审美作为普遍有效的准则，将艺术看作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表现形式。虽然1980年代的创作多以本土化的面貌出现，比如市井小说的民俗内容和寻根小说的原始文化，但是这些作品都洋溢着浓厚的唯美气息。这里的民俗和原始文化已经抽象化、形式化、审美化，象公园里的假山和室内的盆景，是一种人造的风俗；目的是表现一种普遍的美学原则，一种文化的世界主义。而这普遍原则中蕴含的理念就是人的丰富感性与个体尊严。

二、1990年代传统美学理论的衰落与审美作为生活现象的兴起

       然而自1980年代末以降，中国的文学理论与美学现状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与上一个十年的美学热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学理论的沉默。这并不是说美学作为学科已经消亡。美学家现在仍然在耕耘，美学著作也不断出版。但是美学当年的风光不再，美学著作也不会拥有过去那么多热情的读者。总之美学问题已经不再是全社会共同关心的热门话题。美学理论似乎耗尽了它的能量，又退缩到纯粹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一角。

       美学的衰落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其直接相关的就是文艺创作领域中审美性和艺术性的丧失。1980年代高蹈的审美情趣与精致的艺术形式已经被1990年代世俗的趣味与商业化的文艺垃圾所取代。悦志悦神的美学理想已经被悦耳悦目的平庸文艺创作所顶替。而文艺作品的快感继而发展为颓废、色情、恶俗、官能刺激以及语言粗鄙化，成为粗制滥造的文艺快餐。快感取代美感，牛鬼蛇神胜过风花雪月，已是不争的事实。审美感性的解放如同是打开了一只潘多拉盒子；文艺界群魔乱舞，文艺作品良莠不分。艺术的终结，黑格尔耸人听闻的预言，如今变为有目共睹现实。当代文艺实践这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图景，实在是对1980年代追求审美至上和艺术独立性的一个极大的讽刺。审美和艺术从政治传声筒的角色解放出来，然而却迅速改变了初衷，摇身一变成为商品社会的奴婢。祁述裕在《市场条件下的文学艺术》(1999)一书中对当代文艺的现状作了全面的描述。他指出这时期的文艺作品充斥着病态、丑陋、肮脏、残忍的意象，这时期众多的小说充斥着使人恶心的场面，令人惊悸的屠戮和死亡。……这些场面和描写在传统诗学看来是绝对地被视为非文学因素而加以排斥的。诗人将这些丑恶引入作品不是意在加以贬斥，而是欣赏和玩味。它体现的是与50－60年代，也与朦胧诗炯然不同的新的诗学原则。  11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两个十年如此鲜明的反差？是美学学科本身的衰落，还是人们审美趣味的转变？是社会生活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关注于其它社会问题，还是美学因无法跟上历史潮流而产生了危机？的确，1980年代热烈讨论过的问题诸如文学主体性，审美经验的结构，主客体之间的格式塔对应，以及文本的阅读经验等等已经不能对我们今天生活中的转变作出有意义的阐述。也就是说，传统美学作为意识形态，如今对当前我们自身的存在进行表述时产生了困难。在当代大众文化的冲击下，这一套美学理论赋予艺术的解放功能完全丧失了意义，因此必然会受到人们的冷落。  但是，传统美学理论的危机与文艺创作中文学性、艺术性的丧失并非意味着审美问题在实际生活中的消亡。相反，审美作为社会现象(而非文艺现象)，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突出地显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得自实际生活的审美经验哪里象今天这样丰富多采，五光十色；我们日常生活中美的事物哪里象今天这样比比皆是，目不暇接。如果我们暂时搁置关于美的本质的复杂理论探讨，从最通俗的意义上理解美感和审美活动的话，那么，从城市街道到购物商厦到电视广告，从人的衣食住行到整体生活方式，从号称中国香榭丽舍的新王府井到古香古色的平安大街，从妖艳多姿的服装模特到包装精美的书籍礼品，美充斥一切生活领域，美的形式受到前所未有的热烈追捧。我们的审美感觉不断得到拓展，审美主体一次又一次受到生活中新鲜形象的冲击而感到震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不断美化，处处受到美的渗透。詹明信认为当今最出色的艺术家是制作广告的那一批人，12  此话并非虚言。一幅绚丽的电脑广告公然宣称，唯美加科技等于双倍的诱惑。  

图1.  唯美＋超薄科技＝(诱惑)2。唯美一词已经走下艺术的神坛，成为广告和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语汇之一。超薄科技象征了感性的量化；而商品的诱惑可以来自审美物化。明基电脑广告。又载《南方周末》，2002年4月25日C17版。

       由此可见，唯美一词已经走下艺术的神坛，成为广告中光芒四射的人物、美轮美奂的形象、戏剧化的情节以及音响、色彩、情调、氛围中的诗情画意。这一切浓缩在一个有限的时空之内，在瞬间给人以强烈的审美感受。社会生活的全面审美化不仅带动了主体方面审美感觉疆界的开拓，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审美现象发生了大规模位移：审美从传统的理论和文艺的领域急遽转向社会生活的领域。那么这一盛一衰意味着什么？

       也许人们会说审美解放运动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13  生活的艺术化或者说审美感性在社会生活其它领域的迅速扩张无疑与1980年代的唯美主义有着传承关系。如今，人们感性生活的丰富性已今非昔比。当年政治理性主导一切的状况已经根本改变。因此人们也可以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审美活动的民主化，因为传统审美活动的内涵的狭隘性、封闭性、贵族性等局限被打破了。14  但是，实际情况是这种乐观的表述那样简单吗？

三、  从崇高到可笑只有一步之遥：审美解放的悖论

       如前所述，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早在《启蒙辩证法》(1940)中就尖锐地指出，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15  近年来的社会发展已经显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分析的启蒙主义的后果已经在我国出现。而在审美领域，这一后果的表现尤为明显：如今审美已不再具有当年的革命性和解放性的功能。它曾经具有的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内涵已经变质。在资本的扩张使我们的日常感性生活纳入市场的运作过程之后，审美经验的性质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试想，当你可以在市场上以普通商品的价格轻易地买到任何一种审美物品、审美活动甚至审美经验时，审美价值还如何能够唤起你心中的敬重之情？当广告商人明白无误地告诉你，美丽，当然也可以定做16，  那么审美活动又如何能与古往今来艺术家的辛勤劳作以及人文学者所珍视的境界和顿悟相提并论？17  审美的批量生产与市场化必然是审美的贬值。美学的沉默，特别是传统的美学理论－审美救赎理论(席勒)、生活的艺术化(佩特、王尔德)以及我国的主体性美学(李泽厚、朱光潜)－的衰落，正是由于它们无法直面现实生活中有关审美的这一重大转变，也无法解决商品文化条件下审美活动完全背离审美解放功能的尖锐矛盾。这一系列理想主义的审美理论框架再也无法容纳这一全新的、作为对主体性进行全面否定的审美现象。

现代化学生活论文篇11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兴起了一次"美学热"。在学术界、文艺界，美学与艺术问题引发了无数次热烈的讨论。首先是1977年诗人何其芳披露了毛泽东1961年关于"共同美"的谈话，引起文艺界对人类审美意识的是否具有共同性的大讨论，一直持续到1981年左右。接着就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1980年代初再度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手稿》中蕴含的美学思想即关于"自然的人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劳动创造了美"等命题被看作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基础。到了1980年代中期，主体性美学，特别是朱光潜的主客体统一理论和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已经成为学术主潮。当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1985－1986)发表之后，主体性美学的讨论在更为通俗的层次上展开，因而也更为深入人心。1  

       今天看来，当时人们对于美学的热情确实超乎寻常。那时美学专题充斥于各种学术刊物2，  美学专著层出不穷，美学译著也是汗牛充栋。西方近现代的许多美学著作均被翻译成中文。李泽厚主编的一套"美学译文丛书"覆盖面很广，包括克罗齐、科林伍德、杜威、克莱夫·贝尔、苏珊·朗格、玛克斯·德索、托马斯·门罗等人的著作。3  甘阳主编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也选录了马尔库塞和耀斯等人的美学著作。4  有趣的是，西方一些非美学领域的学术著作，比如某些符号学著作，也被冠以美学的题目出版。如巴尔特的《符号学原理》(1964)的一个中文本的译名为《符号学美学》(1987)5。  在一些课本教材中，西方文论的各个流派最初也是被当作美学流派加以介绍的。6  这可以说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一种泛美学化倾向。美学跨越了学科的边界而不断扩张，其号召力和影响力可以略见一斑。当时无论学者教授还是年轻的文学爱好者，都以谈论和研究美学为时尚。美学一时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显学。朱光潜、李泽厚的美学著作甚至在社会上非学术圈子里广为流传。和今天的畅销书相比，它们的销量也绝不逊色。  

       与此相呼应，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对西方以文本为核心的形式主义文论也进行了系统的翻译与介绍。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芝加哥学派、原型理论、结构主义诗学的主要著作在中国均有翻译，其代表人物也有详细的介绍。这些翻译介绍引发了人们对文学独立性的思考以及对文学文本的关注。特别是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1942)的翻译出版(1984)，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7。  他们所提出的"文学的内部研究"和"文学的外部研究"的区分，8  成为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依据。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审美特性，也就是形式主义文论家雅可布森所说的"文学性"，受到极大的重视。

       这场声势浩大的"美学热"以及文艺界对文学独立性的追求是值得深入反思的。它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当时所涉及的理论问题。那时的热门话题诸如美的客观性、主观性、实践性及其主客体关系以及艺术的"内在形式"等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但是，在美学争论中形成的一整套关于审美经验的话语，即对主体性的探讨，对审美感性的强调，对文艺独立性和所谓"内部"规律的研究，使审美本身获得了前所未有重要性，也使文学文本获得了一种非政治化的存在基础。文学似乎可以脱离思想意识形态，脱离社会生活的其它部门，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存在。文学的认识功能和政治工具功能让位给一种更普遍、更抽象、更感性化的功能，即审美功能。文学艺术首先是一种审美活动，它本身自有特定的规律。文学不是知识，更非政治，它诉诸于人的感性。

       我们应该记得，在此之前的传统美学理论和文艺理论是强调理性、认识论以及社会性的。别林斯基、恩格斯和卢卡奇的"典型说"是权威的理论，自194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此外，"形象思维"也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概念，对这一概念的梳理和讨论构成了文艺论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典型"理论强调的是历史发展规律；而"形象思维"概念强调的是艺术的认知功能。虽然它们不排除文艺的感性存在，也认可"典型"的生动活泼的个性与形象的审美特点；但实际上这种理论的意义恰恰就在于超越人的个性与感性存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对于个性和感性的一种否定形式。感性的形象仅仅是对社会生活理性认知的途径；个性化典型的背后是抽象的时代共性。正是在这种政治化和理性氛围中，美学话语的不断增殖，对文学的文本特性的过分强调，实际上是助长了人的感性解放。审美感性在激烈的美学争论中得以迅速地合法化。对审美感性的讨论，无论是正面的提倡还是对它的否定批判，结果都是使人们不得不正视它的存在。这成为对那种非个人化的文艺思想的行之有效的话语颠覆。  在文艺创作领域，对审美感性的追寻就更为直接而大胆。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北岛、顾城的朦胧诗，王安忆、贾平凹、莫言的寻根派作品，邓友梅、陆文夫的市井民俗小说，所有这些无一不打上审美至上的烙印。这些作品对于人物心理感受进行深入开掘，对审美情趣着力于细致入微的表现，在形象塑造中突出其生动活泼的个性，而思想主题的表达则刻意含蓄模糊。这时"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被重新拾起，唯美主义也不再是一个贬义词，审美经验、审美感受一时成为时髦的术语。

       1980年代被称之为思想解放的年代，与此同时也孕育出一个审美感性的狂欢节。1980年代所颂扬的主题是人文主义精神，与之一脉相承的则是心理美学和形式主义文论。前面我们看到，西方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的发展，同样也有这样一个贯穿始终的解放主题。如前所述，哈贝马斯认为审美在历史上曾经是对人类异化的一次强烈的反抗，席勒的理论"构成了对现代性的第一次系统的美学批判。9"  席勒痛斥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使个体分裂成碎片，哀叹人难逃异化的命运。他认为理性化过程把社会变成一个机械装置，人被物化为其中的一个个零件。人们的"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彼此脱节。"10  在人成为自己感性存在的对立面的情况下，只有游戏，也就是艺术，使人可以重获自由，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的最高境界。审美就是要以艺术的方式，把人从这一物化的过程中解救出来。

       在1980年代的中国，艺术正是被赋予了这样一种想象的解放作用。美学与文学的自律成为人文主义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人们把审美作为普遍有效的准则，将艺术看作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表现形式。虽然1980年代的创作多以本土化的面貌出现，比如市井小说的民俗内容和寻根小说的原始文化，但是这些作品都洋溢着浓厚的唯美气息。这里的民俗和原始文化已经抽象化、形式化、审美化，象公园里的假山和室内的盆景，是一种人造的风俗；目的是表现一种普遍的美学原则，一种文化的世界主义。而这普遍原则中蕴含的理念就是人的丰富感性与个体尊严。

二、1990年代传统美学理论的衰落与审美作为生活现象的兴起

       然而自1980年代末以降，中国的文学理论与美学现状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与上一个十年的美学热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学理论的沉默。这并不是说美学作为学科已经消亡。美学家现在仍然在耕耘，美学著作也不断出版。但是美学当年的风光不再，美学著作也不会拥有过去那么多热情的读者。总之美学问题已经不再是全社会共同关心的热门话题。美学理论似乎耗尽了它的能量，又退缩到纯粹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一角。

       美学的衰落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其直接相关的就是文艺创作领域中审美性和艺术性的丧失。1980年代高蹈的审美情趣与精致的艺术形式已经被1990年代世俗的趣味与商业化的文艺垃圾所取代。悦志悦神的美学理想已经被悦耳悦目的平庸文艺创作所顶替。而文艺作品的快感继而发展为颓废、色情、恶俗、官能刺激以及语言粗鄙化，成为粗制滥造的文艺快餐。快感取代美感，牛鬼蛇神胜过风花雪月，已是不争的事实。审美感性的解放如同是打开了一只潘多拉盒子；文艺界群魔乱舞，文艺作品良莠不分。艺术的终结，黑格尔耸人听闻的预言，如今变为有目共睹现实。当代文艺实践这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图景，实在是对1980年代追求审美至上和艺术独立性的一个极大的讽刺。审美和艺术从政治传声筒的角色解放出来，然而却迅速改变了初衷，摇身一变成为商品社会的奴婢。祁述裕在《市场条件下的文学艺术》(1999)一书中对当代文艺的现状作了全面的描述。他指出这时期的文艺作品充斥着"病态、丑陋、肮脏、残忍的意象"，"这时期众多的小说充斥着使人恶心的场面，令人惊悸的屠戮和死亡。……这些场面和描写在传统诗学看来是绝对地被视为非文学因素而加以排斥的。""诗人将这些丑恶引入作品不是意在加以贬斥，而是欣赏和玩味。它体现的是与50－60年代，也与朦胧诗炯然不同的新的诗学原则。"  11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两个十年如此鲜明的反差？是美学学科本身的衰落，还是人们审美趣味的转变？是社会生活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关注于其它社会问题，还是美学因无法跟上历史潮流而产生了危机？的确，1980年代热烈讨论过的问题诸如文学主体性，审美经验的结构，主客体之间的格式塔对应，以及文本的阅读经验等等已经不能对我们今天生活中的转变作出有意义的阐述。也就是说，传统美学作为意识形态，如今对当前我们自身的存在进行表述时产生了困难。在当代大众文化的冲击下，这一套美学理论赋予艺术的解放功能完全丧失了意义，因此必然会受到人们的冷落。  但是，传统美学理论的危机与文艺创作中"文学性"、"艺术性"的丧失并非意味着审美问题在实际生活中的消亡。相反，审美作为社会现象(而非文艺现象)，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突出地显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得自实际生活的审美经验哪里象今天这样丰富多采，五光十色；我们日常生活中"美"的事物哪里象今天这样比比皆是，目不暇接。如果我们暂时搁置关于美的本质的复杂理论探讨，从最通俗的意义上理解美感和审美活动的话，那么，从城市街道到购物商厦到电视广告，从人的衣食住行到整体生活方式，从号称中国香榭丽舍的新王府井到古香古色的平安大街，从妖艳多姿的服装模特到包装精美的书籍礼品，"美"充斥一切生活领域，"美"的形式受到前所未有的热烈追捧。我们的审美感觉不断得到拓展，审美主体一次又一次受到生活中新鲜形象的冲击而感到震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不断美化，处处受到美的渗透。詹明信认为当今最出色的艺术家是制作广告的那一批人，12  此话并非虚言。一幅绚丽的电脑广告公然宣称，唯美加科技等于双倍的诱惑。  

 "唯美＋超薄科技＝(诱惑)2"。"唯美"一词已经走下艺术的神坛，成为广告和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语汇之一。"超薄科技"象征了感性的量化；而商品的诱惑可以来自审美物化。明基电脑广告。又载《南方周末》，2002年4月25日c17版。

       由此可见，"唯美"一词已经走下艺术的神坛，成为广告中光芒四射的人物、美轮美奂的形象、戏剧化的情节以及音响、色彩、情调、氛围中的诗情画意。这一切浓缩在一个有限的时空之内，在瞬间给人以强烈的审美感受。社会生活的全面审美化不仅带动了主体方面审美感觉疆界的开拓，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审美现象发生了大规模位移：审美从传统的理论和文艺的领域急遽转向社会生活的领域。那么这一盛一衰意味着什么？

       也许人们会说审美解放运动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13  生活的艺术化或者说审美感性在社会生活其它领域的迅速扩张无疑与1980年代的唯美主义有着传承关系。如今，人们感性生活的丰富性已今非昔比。当年政治理性主导一切的状况已经根本改变。因此人们也可以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审美活动的民主化，因为"传统审美活动的内涵的狭隘性、封闭性、贵族性等局限被打破了"。14  但是，实际情况是这种乐观的表述那样简单吗？

三、  "从崇高到可笑只有一步之遥"：审美解放的悖论

       如前所述，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早在《启蒙辩证法》(1940)中就尖锐地指出，"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15  近年来的社会发展已经显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分析的启蒙主义的后果已经在我国出现。而在审美领域，这一后果的表现尤为明显：如今审美已不再具有当年的革命性和解放性的功能。它曾经具有的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内涵已经变质。在资本的扩张使我们的日常感性生活纳入市场的运作过程之后，审美经验的性质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试想，当你可以在市场上以普通商品的价格轻易地买到任何一种审美物品、审美活动甚至审美经验时，审美价值还如何能够唤起你心中的敬重之情？当广告商人明白无误地告诉你，"美丽，当然也可以定做"16，  那么审美活动又如何能与古往今来艺术家的辛勤劳作以及人文学者所珍视的境界和顿悟相提并论？17  审美的批量生产与市场化必然是审美的贬值。美学的沉默，特别是传统的美学理论－审美救赎理论(席勒)、生活的艺术化(佩特、王尔德)以及我国的主体性美学(李泽厚、朱光潜)－的衰落，正是由于它们无法直面现实生活中有关审美的这一重大转变，也无法解决商品文化条件下审美活动完全背离审美解放功能的尖锐矛盾。这一系列理想主义的审美理论框架再也无法容纳这一全新的、作为对主体性进行全面否定的审美现象。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及其否定性作用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并在本世纪中期以来引起理论界的重视。法兰克福学派率先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美学批判。如前所述，阿多诺在《审美理论》中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当代艺术的商品性质与审美活动的物化现象。他把关于启蒙主义思想中的解放与控制的二律背反原理应用于美学和艺术领域。他指出，随着主体的解放，艺术自律观念逐渐成为一种自觉的意识。但是艺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这种表面上的独立性掩盖了真正的"社会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资产阶级要比先前的任何社会都更加彻底地整合了艺术。"  18当代德国美学理论家沃尔夫冈  ·  弗里兹  ·  豪格则指出在商品社会中我们的审美感性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载体。他在《商品美学批判》(1971)一书中说，"在这种背景下，感觉已经变为经济功能的传载工具，变为起经济作用的那种魅力的主体和客体。不管是谁，只要控制了产品的外观就可以通过诉诸公众的感觉来控制他们。"  19德国美学家威尔什也认为生活的审美化"服务于经济目的"，如今审美不过是一种"现实的化妆品"。他在《消解美学》(1997)一书中说，"与美学的结合竟然使那些不可销售的东西变成可以销售，使那些已经可以销售的东西得以两、三倍地改善。""那个古老的梦想，即通过引进美学来改变生活和现实的梦想，看来已然实现。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从艺术中搬来的不过是最浅薄的因素，实现于最粗糙的形式之中。优美充其量不过是转换为美丽，而崇高则降为可笑：拿破仑已经指出，从崇高到可笑只有一步之遥。"20

       的确，如今在生活里俯拾即是的审美形式中丝毫见不到传统美学所寄予厚望的精神内涵。我们在绪论中谈到，面对当代社会中审美的泛滥，博德里亚十分悲观。他在《邪恶的透明》一书中指出，人们一般仅仅注意到世界的商业化，看到万事万物都服从于商品运作的规律。但同时世界也经历着全面的审美化，万事万物都转化为形象与符号。我们的社会系统的运作"与其说依赖于商品的剩余价值，不如说依赖于符号的审美剩余价值。"但是这一审美化过程是混乱的，无序的，否定性的，"象癌症"一样无限"扩散"，使我们完全丧失了区分美丑的价值判断。21  我们熟悉的英美学者詹明信和伊格尔顿也持有类似的看法。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引述了詹明信关于"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等领域无处不在"的观点22。  的确，德国古典美学家所倡导的那种独立于社会实践与科学认识的心灵美学，那种拒绝商品化的纯粹审美经验在当代已不复存在。在后现代时期，伊格尔顿也认为，"另一种不同的审美化形式完全渗透在后期资本主义文化之中。它膜拜风格和外表，对享乐与技术无比狂热，使能指物化，以混乱的激情取代话语的意义。"  23  

       上述理论家都不约而同地指明了审美在当代生活中可悲的变化。我们在考察了中国现代史之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审美救赎理论在实际生活实践中的失败并非偶然，因为1980年代的"美学热"不过是1920－1930年代中国第一次审美救赎运动的翻版。在上一章我们看到，自1917年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以来，当时知识分子倾倒于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信条，将唯美主义"为艺术而生活"的理想付诸实践：艺术提升人生的境界，而且是日常生活和社会规划的准则。艺术和审美这样的字眼早就充满了无限的魅力，艺术的人生观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成为文人墨客的时尚。宗白华、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张竞生、郭沫若、朱光潜、江绍原、吕澄、甘蛰仙、华林、李石岑、杨哲明、唐隽、周谷城、徐仲年等等均主张生活的艺术化，或认为"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或要求把我们的生活"当作一个高尚优美的艺术品似的创造"。他们倡导"美的生活"、"美的人格"、"美的态度"、"美的人生之路"、"生活的艺术"。24  总之他们均不约而同地提倡"为艺术而生活"。而1980年代的"美学热"，其思想核心仍然是将审美和艺术当作人生的归宿与社会的终极理想，当作主体建构  ("建立新感性")  和社会改造  (审美教育)  的必经之路，而"自然的人化"被视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然而，生活的艺术化可以增进个人的修养，但也可以成为以审美为形式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商品化。"自然的人化"可以是审美教育的目标，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完全可以演变为人的心理和感性的彻底物化。审美理想的背后也可以是资本的运作。因此，无视当代社会以资本为核心形成的社会权力关系，追求抽象的心灵解放，历史已经证实这是徒劳无益的。事实是，所有这些审美乌托邦在1930年代以后便淡出人们的视野之外。倡导审美救赎的声音最终消失在上海大都市商品文化的滚滚红尘之中。如前所述，上海30年代的颓废派作家邵洵美、叶灵凤、章克标等人无一不沉醉在感官刺激与消费的生活方式中，而西方的唯美主义正是他们的艺术理想与生活追求。在当代我们更是可以亲身体验到审美如何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成为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中的一部分。1990年代的学者热切希望"重建人文精神"，呼唤1980年代启蒙精神的复归，实际上反映出传统的美学与艺术精神在当代文化生活中全面衰落。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衰败恰恰是审美解放本身所固有的逻辑。正如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前奏是劳动者获得支配自己身体的自由，而从封建领地解放出来的农民所获得的独立性恰恰是进入市场并成为新的工业社会奴隶的先决条件；审美从政治活动中独立出来也同样是为其商品化扫清了道路。人的感性存在脱离了政治意识形态控制之后，又成为资本控制的对象。这就是审美的悖论：审美作为乌托邦从救赎到物化的历史命运。

       以上我们对"美学热"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负面意义作了初步探讨；并对传统审美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质进行了简要地考察。可以看出，在当代商业社会中审美活动发生了一个"向外转"的过程。传统美学所描述的心理积淀或人化自然的理想在当代生活中表现为物化的心理与量化的自然。审美趣味在当代社会中高度专业化，使资本、雇佣的技术劳动者与批量生产成为审美活动的基本要素。审美已经不再是个人化的心理塑造，而是由社会主导的、服从于专业化指导的社会的结构化需求。审美成为一种促使以资本主导的权利结构内化于人的感性的中介。高技术社会可以在广告与媒体中包装与复制情感，当然审美经验也同样可以技术性地生产与复制。25正是这种审美的专业化与商业化使审美价值无限繁殖并在日常生活中扩散，最终消弭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审美与资本的结合导致人的感性的物化。当审美在商业社会中由各种技术手段被彻底量化之后，它也就必然丧失传统美学所描述的救赎功能。

注释：

1.关于"共同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主体性实践美学的讨论，参见阎国忠《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第1-40、101－196、299－499页。

2.据不完全统计，1978－1982年间发表的关于"共同美"的文章有近50篇，1982年前后发表的关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论文有近100篇，1986－1991年间发表的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论文有近400篇，见阎国忠《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第8－9、103、301页。

3."美学译文丛书"于1982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光明日报出版社和辽宁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  

4.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于1986年起由三联书店出版。

5.r.巴特《符号学美学》，董学文、王葵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英译本见roland  barthes，  the  elements  of  semiology，  tran.，  annette  lavers  and  colin  smith，  london:  jonathan  cape，  1967.

6.彭锋把20世纪初到1930年代、1950－1960年代和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美学讨论称之为"20世纪的三次’美学热’"，并指出："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各种主义、各种学说，如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哲学、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释学、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等，最初都是以美学的名义介绍到中国的。"彭锋《美学的意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1－3页。

7.关于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在中国学界的广泛影响以及所引发的争论，参阅姜飞《英美新批评在中国》，  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第71－76页。

8.见雷  ·  韦勒克、奥  ·  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第  65－67，145－147  页。

9.ju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87，  p.  45.

10.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30  页。  friedrich  schiller，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  tran.，  reginald  snell，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1983,  p.  40.

11.祁述裕《市场条件下的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68－169页。

12.见f.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223页。

13.彭锋："当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其他人文学科相继苏醒并逐渐取得独立地位的时候，人们已不再需要借美学的幌子来发表意见，美学就变冷了。"  彭锋《美学的意蕴》，第9页。

14.潘知常《美学的边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121页。

15.马克斯  ·  霍克海默和特奥多  ·  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阚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第1页。

16.《深圳特区报》，1999年4月17日第15版。

17.彭锋在分析当代"大众的平均化的审美趣味"时指出："大众文化是一种美的平均值的文化，是一种缺乏个性的审美文化，是一种媚俗的审美文化，是一种以美的名义来绞杀个体的审美感悟力的文化。"  彭锋《美学的意蕴》，第28页。

18."[t]he  bourgeoisie  integrated  art  much  more  completely  than  any  previous  society  had."theodor  w.  adorno，  aesthetic  theory，  eds.，  gretel  adorno  and  rolf  tiedemann，  tran.，  robert  hullot-kentor，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97，  p.225.

19.wolfgang  fritz  haug，  critique  of  commodity  aesthetics，  tran.，  robert  bock，  london:  polity  press，  1986，  p.  17.

20.wolfgang  welsch，  undoing  aesthetics，  tran.，  andrew  inkpin，  london:  sage，  1997，  p.  3.

21.jean  baudrillard，  the  transparency  of  evil，  tran.，  james  benedict，  london:  verso，  1993，  pp.  15－18.

22.f.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162页。详见绪论、第8章第1节。

现代化学生活论文篇12

1.审美对象及其活动范围的变化

传统的审美对象多以静态化的形式存在，如文学作品、绘画、建筑、自然景致等，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人们遨游于广阔的自然，与自然共融，艺术创作也脱离不了自然物象，自然美与诗词意境美天然地连接在一起，如《诗经》中的自然物象的艺术化展现，屈原辞赋中对奇花异草的品德化赞喻等；而当下审美对象的中心已不局限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转移到一些新兴的艺术门类，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这些艺术门类多蕴涵一种动态的理念。这时代，艺术活动的场所已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远远超出了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如美术观、音乐厅、剧场等）。看来，审美活动已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的界限和范围，更多地发生在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等与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严格界限的社会空间与生活场所。在这些场所中，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和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艺术己经转移到了工业设计、广告和相关的符号与影像的生产工业之中，任何日常生活都可能以审美的方式来呈现，高雅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消失了。

韦尔施（WolfgangWelsch）在发表于《理论，文化与社会》的《审美化过程：现象，区分与前景》（''''AestheticizationProcess：Phenomena，DistinctionandProspect''''）中谈到：“近来我们无疑在经历着一种美学的膨胀。它从个体的风格化、城市的设计与组织，扩展到理论领域。越来越多的现实因素正笼罩在审美之中。作为一个整体的现实逐渐被看作是一种审美的建构物。”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是不可回避的时代转换，“存在、现实、恒定性和现实这些古典的本体论范畴，其地位如今正被外观、流动性、无根性和悬念一类审美的状态范畴所替代。”①

随着影像技术的发展，电影电视孕育而生，艺术也由不可复制时代进入到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所说的“机械复制”时代。荧屏、幕布上的形象会活动，而画布上的形象则是凝固不动的，可以让观赏者凝神观照。影视、广告等现代的审美对象，动态化倾向比较明显，观赏主体很难对电影画面进行思索，当其意欲进行思索时，画面已经改变了。画家提供的形象一般是完整的形象，而摄象机提供的形象却是一个分解程序多部分的形象，它的诸多部分按照一个新的原则重新组接在一起，所形成的审美对象，对主体的审美活动有明显的“牵制性”。

现代社会是一个他人引导的社会，美的形成也脱离不了“他人引导”。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的非功利关系被功利性挤兑到狭小的空间。审美的非功利性肯定了对象的独立自由，也肯定了主体的独立自由。古典美学中那种无我无物的非功利状态，在市场经济时代存在的可能性越来越隐秘，伴之而来是迷恋化的审美追求，对象与主体的独立性被某种文化束缚。

2.审美主体的时代转变

人对生存状态的反思，对审美活动的反思以及人的审美趣味和理想并非一成不变的，社会文化在发展，人对美的态度也在不断地塑造与转化。面对主动生存的时代，人们对审美现象的思考与认同在发生着变化，消费观的转变，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促使了现代人的身份与处境发生变化，心态也随之变化，那些与生活相关的理论，日常生活的审美成为研究的热点。

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转型，人们物质消费欲望日益高涨，享乐生活的欲望也日益膨胀；人们往往不再关注政治历史的伟大推动者和伟大主题，而只关心生活和身边的“小型叙事”；人们不再关注哲学文化的形而上的终极探寻和未来世界的“辉煌远景”，转而关注自己，关注当下，关注所谓的“生活质量”。这一转变带来了中国百年来审美风尚的一次根本性转变。曾经静观的、回避的时代已过去，面对的是主动生存的时代。消费观的转变，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促使了现代人的身份及其处境发生着变化，心态也发生着变化，存在某种普遍的浮躁情绪。马克思在《手稿》中说“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与消费文化的兴起相伴随的是大众传媒产业的迅猛发展与极大普及，导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图像与符号的泛滥同时也导致文化与审美的民主化趋势。另外，主体也缺乏安静的环境进行理论的思辨的美学探索，而且研究者的纯洁性、无功利性也模糊了；这样快速发展的时代留给我们静观、远离世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自己的独立时间越来越少，现实不允许主体静下心来玄想，尤其是传媒介入所造成的私人空间公众化和世界“类象”的家庭化，审美主体的心理已经自然不自然地发生了变化。主体的审美趣味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了改变，专注理论研究的学者也不能对当下审美活动的转型无动于衷。现在媒体的发展影响着意识形态内容的传播，艺术与市场生活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了，个体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和关注相对加强，审美趣味不局限于单一的纸质媒体上，而视觉上的，生活上的审美理想相对浮现出来了。当代文化的商品化、技术化和审美化转换，和在转换中所展现的文化心理失衡，其根源就在此。身处高度发展的现代化世界，我们不可能回到传统文化的人生境界中。当代文化所进行的不是人生意义的收获，而是通过流行的形象、消费的结构功能转换，在所谓“尽可能活得更多”的欲望追求中，消解着人生意义。主体要重建人的精神家园，要在现实的生活中收获人生的意义，就必须在现实的人生中，以天地为心，重塑人生的文化心理，这是传统中国美学对当代文化的意义所在。

3.美学理念的历时性转变

从审美观念体现的价值取向的内容看,审美观念仍然与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保持着深刻的联系,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吸取了其它文化要素的价值取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审美潮流和文化生产对感性的满足，对形象或形式的刺激所引起的审美愉悦越来越倚重，“流行时尚”和适应日常生活化的实用主义，将严肃的精神性和理性说教一起消解，对文化历史的重视，也大多在当下的影视图象的闪回中，在夹杂着谈情说爱如刀光剑影的“戏说”中，或在劲舞和说白似的流行歌曲内，在嘻哈蹦跳的欢乐节目里被娱乐化了。当英雄走下神殿，历史风云变得轻如柳烟时，历史自身也被游戏化了。感性压倒理性，使审美也眼花缭乱地被世俗化了，产生了大众的特别是市民的审美流向。

当下的美学研究大致有三个方向：一是超越以静态的空间性思维为基础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努力阐发审美活动在超越现实的分裂、对立和异化状态中的重要作用；二是研究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从而深化对审美交流问题的研究；三是克服美学的消极被动状态和贵族性态度，把美学思考与人的重建以及合理生活的追求结合起来。②美学研究的理念已不局限于单一的传统研究方式，日常生活成为了美学研究的重点，这与后现代文化理念的渗透有一定关系。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渗透为美学理论的研究提供新的契机。后现论有些以反美学的姿态出现，在文化理论中提出了“反美学”“超美学”的观念。法国后现论家博德里拉在他80年表的《超政治，超性别，超美学》中提出了“超美学”的概念，所谓“超美学”，指的是“美学已经渗透到了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当中，因而丧失了其自主性与特殊性。艺术形式已经扩散渗透到了一切商品和客体之中，以至于从现在起所有的东西都成了一种美学符号。所有的美学符号共存于一个互不相干的情境中，审美判断已不再可能。”费塞斯通的《后现代主义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也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来讨论后现代社会的重要尝试之一。他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正在消灭艺术和生活的距离，在“把生活转换成艺术”的同时也“把艺术转换成生活”。后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的消失。今天，符号与图象的流动已经成为社会生活（尤其是城市社会生活）中的一大景观，它们已经渗透到当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的肌理中。另外，“媚俗美学”也成为后传播时代的审美风尚，即美学已渗透到了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因而丧失了其自主性和特殊性。面对新的生存境遇，美学研究就如韦施尔说的“作为审美的反思权威，美学必须在诸如日常生活、政治、经济、生态、伦理和科学等领域里来寻找今日的审美方式。

特定的“时代精神”和“时代主题”,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也是美学研究确立自身未来发展方向,思考现实问题的重要参照系。美学研究只有以当代文化进程中的主旋律和理想目标为发展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参照,才能从根本上反映历史和时代的变化,推动历史和时代的前进,从而发挥它应有的建设和导引的理论功能。在当代社会,在新的科技思想、科技理论和科技观念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美学研究更应该关注科技文化对未来社会所产生的更大影响,因为以科技革命促进人类的新进化已成为全人类的文化主题,未来美学价值形态和观念形态的建设只有研究这种已经变化了的客观现实,它才能确立自己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1]《美学》，朱立元，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6

[2]《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周宪，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1

[3]《当代美学》，马克·西门尼斯著，王洪一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3

[4]《美学的现实性与现代性》，莫其逊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4

[5]《叩问仿真年代》，金元浦，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10

[6]《美学的现代性思考》,彭立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2

现代化学生活论文篇13

一、在对待古代文论的态度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正面阐述个人的观点之前似乎有必要对当前古代文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简要评述。

首先是所谓“失语症”的问题。“失语症”这个提法本身即具有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它表征着二十世纪以来几代中国学人的一种“基本焦虑”。这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表述：一个在智商与勤奋方面都足以傲视邻里的家族穷数代之力积累了大量钱币，本想凭此发家致富、光耀门楣，却不料一夜之间改朝换代，旧币贬值，新币坚挺。其痛心疾首是可以想见的。这个家族中当然也会有人适应潮流，去积极获取新币，但当他偶然看到那盈箱满箧的旧币时，心中的苦涩毕竟是在所难免的。他们做梦都想着有朝一日旧币会忽然重新获得价值。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到国粹派的“中西会通”；从新儒家的“中西互为体用”到当下学人的“现代转换”，均可视为这种“基本焦虑”的话语显现。现代学人的这种苦苦寻求也许无补于事，也许幼稚浅薄，有的甚至可能近于荒谬，但他们上演的都是悲剧而非喜剧。这种悲剧不是他们个人的而是历史的，是人类不同文化类型演变、碰撞的产物。

与“失语症”的提法一样，“现代转型”也是现当代学人“基本焦虑”的话语形式。从纯理论层面上看这一提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古代的文论话语资源经过现代阐释与改造，从而建构成一种新型的、中西和璧的、既有现代精神，又有传统意蕴的文艺理论话语系统。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理论建构呀！但是这一建构工程所面对的难题却是难以解决的——我们面对的绝不是孤立的古代文论，而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因为中国古代文论是与作为整体的中国古代文化血肉相连的。在价值观念上，古代文论的基本范畴无不可以视为古代文化基本旨趣的醇化（审美化）形式；在思维方式上，古代文论更是古代文化的集中体现。这就意味着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问题实质上也就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

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并不意味着“现代转型”的话题是毫无疑义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与中国古代文化的“现代转型”一样，绝对是有着重要理论的和实践的意义的话题。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其一、事实上中国古代文化与文论早已处于“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了。谁要说我们现在完全生活在外来文化之中，那当然会被斥为痴人说梦。但我们毫无疑问也不是完全生活在传统文化之中。那么我们生活的文化环境是什么？正是处于“现代转型”中的中国文化。这种“转型”也许是不自觉的，但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其二、在自己立足的现有文化基础上去选择、吸取异质文化中合乎需要的因素正是当下中国学人面对的最重要的任务，而且是无法推卸的任务，除非他放弃言说的权利。这一任务的根本性质不是别的什么，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这就是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愿意不愿意，“现代转型”都是中国文化演变的必然趋势。这种必然性不是任何阐释主体所给予的，也不是他们所能够给予的，而是生活方式的演变所决定的。我们与古人在文化上的差异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不能在话语层面上找到，只能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与古人相比所发生的那些变化中找到。同理，我们的文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古人的文化这个问题，也只能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与古人的生活方式所具有的相同之处中方能找到答案。但是，“现代转型”的这种必然性并不意味着言说主体在这里没有任何自主性可言。生活方式的作用是通过言说者的文化选择与话语建构来实现的。情况是这样的：不同层面有不同的决定因素——在言说主体与先在话语资源的关系层面上言说者是当然的决定因素，他在选择哪些话语资源以及如何改造这些资源以完成新的话语系统等等方面拥有绝对裁决权。旁人的意见对他来说最多是具有参考价值而已。然而言说者何以如此言说呢？在言说者的生活方式与其言说方式的关系层面上生活方式则起着决定性作用。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决定着人们的需求指向，从而也就决定着言说者言说的兴趣指向。任何言说本质上都是对一种召唤的回应，而这种召唤最终是植根于生活方式中的。

所以中国古代文论或中国古代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因为这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每一个言说主体都应该主动参与的。如果我们认真检视一下当下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实际情况，我们或许会惊讶地发现，原来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子是呼之欲出、随处可见的，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久已逝去的东西。我们且不说在书法及中国画的评论方面所用之核心概念直接就是从古代画论、书论中拿来的，即使是那些满篇现代学术用语的理论或批评文字大都在骨子里依然是中国式的。这主要表现在价值观念与运思方式两个方面。价值观念涉及审美趣味、艺术理想等问题，这些方面的“中国特色”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根本无须论证。运思方式方面中国式的经验主义：感悟、内省、归纳、直觉、类比等方法依然占据着重要地位。

在如何对待古代文论的问题上，当下还有一种十分普遍的观点，这就是阐释的相对性问题：许多论者认为：对古代文论的阐释永远不可能揭示其本真意义。这种观点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在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的历史哲学、哲学阐释学的影响下产生的。从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林伍德的历史的“构造性”及“历史就是思想史”之说，到海德格尔的“前理解”、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与“视界融合”、利科尔的“间距化”与“解释框架”，再到海登·怀特的“喻说理论”，这些阐释观点都倾向于强调阐释的主观建构性，甚至文本的独立性，而对于是否存在着历史的“本来面目”则表示怀疑。在接受了这种阐释观点之后，我们的阐释者们在面对中国古代文化（包括古代文论）的话语资源时也就不再寻求什么“本真意义”，而是主张将研究当作一种纯粹的建构活动。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样一种阐释学倾向呢？如果先行否定了阐释主体接近阐释对象的可能性，阐释本身是否还有意义？我以为这里还是有一个层次与程度的问题。对阐释对象必须划分为不同层次，对不同层次采取不同的阐释态度。就中国古代文论这一阐释对象而言，我认为至少应该划分为三个层次：知识、意义、价值。作为知识层次的古代文论话语毫无疑问具有客观性，因此也要求阐释活动的客观性。这里无须创造与发挥，不容许主观因素存在，主观就意味着虚假。例如“诗言志”之说是何时由何人在什么著作中提出的？这是知识层面的问题，正确答案只有一个，不能有第二个。对于这个阐释层次来说，阐释就等于发现，与自然科学并无根本性区别。阐释对象的意义层次是指作为能指的古文论话语所负载的所指——含义。对意义的阐释本质上即是理解。理解虽然不包括主观表达的意思，但阐释对象已不像知识层次那样仅仅要求着主体去伪存真式的发现，而是要诉诸主体的知识结构与趣味。这就不可避免地使阐释活动带上一定的主观性色彩。例如，“风骨”这个概念的准确含义究竟是什么？历来阐释者可谓多矣，但迄今并无完全一致的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这当然也是由于古人没有为这个概念下过明确的定义。但即使有明确的定义，理解的差异也是必然存在的，只不过程度上会有所不同而已。谁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人人认可的界说来。阐释活动的这种情形并不意味着主体与对象之间的阐释关系完全是任意的，毫无规定性可言。事实上，人们对“风骨”这类概念的理解总是有着大体上的一致性，差异都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这就说明，阐释活动中对意义的理解是一种阐释主体与阐释对象的融合过程，但客观性因素明显要大于主观性因素。概念的含义虽然不像概念的发生那样毫无阐发余地，但毕竟也有着基本规定，也不允许随意阐发。对这个层次的阐释对象来说，阐释主体应该采取的态度也应该是努力接近概念的本来含义，而自觉地抑制主观任意性。

最麻烦的当然是价值阐释。即使是古人也很难对“吟咏情性”与“以意为主”两种不同的诗学主张作出令人信服的价值判断。在古今或中外对比中来做价值判断当然要容易一些——阐释主体可以用通行与否来作为评价标准。但同样也难于在“典雅”与“浅俗”、“灵韵”与“震惊”这样截然不同的风格或效果之间分出高下。这是因为，在这里阐释的主观性居于阐释活动的主导地位。这种阐释的主观性不能理解为纯个人的好恶，而应看作是文化语境的差异所给予的。古代文论的价值取向与整个古代文化的价值取向相关联，因而也是与古代文人生存方式直接关联的。而阐释者的评价标准则是今天的文化语境的产物，是与他们当下生存方式相关联的。这种文化语境的错位就造成了价值阐释的主观性与相对性。然而也正是由于价值阐释的这种特点，才使得古代文论话语有可能进入到现代文艺学理论的建构中去。而且，西方现代哲学阐释学与历史哲学主要是对实证主义历史研究的反拨，其所怀疑的是“历史真相”，认为历史实际上都是存在于文本中的，也是一种叙事，是话语的建构，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不是未曾存在，而是无法复现了。而我们对中国古代文论的阐释所面对的并不是历史事件，而是思想观念，是精神趣味，它们蕴含在古文论话语中，是可以通过阐释活动而把握到的。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阐释对象的不同层面对于阐释活动具有不同的制约性。价值层面不要求阐释活动纯粹的客观性，知识、意义层面则基于本身的客观规定性也要求着阐释活动远离主观阐发而趋向客观发现。所以笼统地强调阐释的相对性不仅会导致对阐释意义的怀疑，而且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二、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意义何在

如何对待古代文论还不仅仅是研究方法的问题，我们一旦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就立即会发现，研究目的，即为什么研究古代文论也是一个没有得到解决问题。而且，许多方法上的迷误都是因为这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故。对于坚持“失语症”及“现代转型”的论者而言，研究目的是很明确的——古为今用，让古代文论话语进入到现代文艺学的话语建构中去。这种目的无疑具有合理性，因为任何文化的延续发展都是以对原有话语资源的继承与改造为前提的。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合理性太明白直露了，所以任何以此为目的的话题都令人感觉是没有必要言说的。那么“失语症”与“现代转型”作为话题的存在依据何在呢？如前所述，它们表征着现代中国学人的一种“基本焦虑”，这才是这类话题的真正意义所在。具体而言，“失语症”与“现代转型”都暗含着这样的一种潜台词：在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话语中，中国固有的文论话语应该占到足够的份额！而其更深一层的潜台词则是：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应该在当今世界文化体系中占有足够的份额！

由此可知，如何面对中国古代文论这样一个看上去纯粹的学术话题实际上却包含着远为丰富的内涵——民族精神、权力意识、自尊与自卑、抗争与超越等等。也就是说，我们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文论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文化的问题。也就是追问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学术在今天究竟是业已废止的旧货币，还是有待开采的宝藏的问题。答案到哪里去寻找呢？在理论上说，我们的古代文化当然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但是如何来证明这一点呢？

作为符号系统的文化体系无论如何宏大辉煌也无法自己证明自己具有存在的合法性。正像文化是人类生存需求的产物一样，文化的合法性也只有人类生存的需求可以证明。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并不是存在过的古董都具有阐释价值。与当下人类生存意义、生存方式毫无关联的文化因素是不具备存在的合法性的——曾经有的就丢掉它，尚未出现的就不要去创造它。人类文化史的发展证明，那种无关于，甚至有害于人类生存的文化因素总是缠绕着人们，需要人们去自觉地加以辨别与摒弃。这就意味着，文化的选择问题也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对文化合法性的最终裁决者应该是人类共同的生存需要。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起来了：对古代文论的阐释联系着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阐释，而对中国古代文化的阐释又关联着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这就是说，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在最深层的意义上应该是对人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意义是超学科的，是关乎古人与今人在生存智慧上的对话与沟通的。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种作为人的研究的古代文论研究呢？

这种研究要求阐释者不能将古代文论仅仅视为按照一定规则而形成的编码系统，而是要将其当作一种生存方式、人生趣味的象征形式。譬如，我们不能够满足于了解“主文而谲谏”之说的字面含义以及产生的过程，而且还要了解这一观点究竟表现了言说者怎样的生存处境及文化心态，揭示其所暗含的价值取向。如果仔细考索古文论的范畴与观念，我们不难看出，它们对主体的表征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们能够显示出主体生存处境及其复杂心态。例如前面所言之“主文而谲谏”即十分准确而鲜明地反映了在“君道刚强，臣道柔顺”的情况之下文人士大夫的矛盾心理。又如“美刺教化”说、“发愤”说、“穷而后工”说，都是言说者特定心态的反映。其次，古文论的范畴、概念常常表现着主体的某种人格理想，诸如“飘逸”、“高古”、“温柔敦厚”、“典雅”、“自然”、“平淡”等等概念，都可以用来表示某种人格境界。这就是说，古代文论所标举的许多价值直接的就是言说主体在生活中所向往、追求的价值。审美价值与人生价值在这里是相通的。第三，又有一些古文论范畴乃是言说主体某种学术观念的反映。例如“文以载道”、“文以贯道”之说、“气盛言宜”说、“自得”说、“妙悟”说、“童心”说、“肌理”说等等都是如此。第四、还有不少古代文论的范畴与观念乃是言说主体某种生活情趣的升华，例如，“滋味”、“神韵”，“兴趣”、“清丽”、“娴雅”、“委曲”、“疏放”等等。

可以说，如果将言说主体的精神世界视为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价值系统，那么每种价值项都相应地转化为一种文学价值范畴——人的价值与文学价值在这里形成紧密契合的关系。文学价值象征着人的价值，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特征。西方文论当然也存在着这种情况（例如“崇高”既是审美范畴又是伦理范畴），但绝不像中国古代文论这样普遍。这是因为自亚里士多德以降，贯穿西方文论的就主要是认知性理性精神。言说主体将文学也当作与万事万物一样的客观对象来剖析，因此人生旨趣、人格理想与文学价值之间就隔了一层。西人关于文学的言说也就带上明显的认知性而较少价值色彩。中国古人从不将诗文当作纯粹认识对象来把握，而是当作体验的对象来涵泳其间，所以关于诗文的言说就不纯粹是，或主要不是认知性的，而是主体精神的呈现形式。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如何面对中国古代文论不仅仅是如何面对整体性中国古代文化的问题，而且还是如何面对中国古人的生存方式的问题。简言之，古代文论的问题本质上乃是人的问题。中国古代文论作为阐释对象的这种特征实际上也就规定了阐释活动的意义所在：通过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阐释可以进而把握古人的生存方式与生存智慧。这种阐释目的也可以说并没有溢出古代文论的学科范围，因为只有进入到古代文论的言说主体研究之中，才能真正理解古代文论话语的奥妙所在。但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则这种阐释活动又的确具有远远超出学科范围的意义：古代文论的基本价值范畴与观念是今天的阐释主体与古代的言说主体在生存智慧上沟通的渠道之一。

因此，古代文论研究就变得重要起来了，这是今人进入古人精神世界的有效方式。这种进入的意义是根本性的：只有在此基础上，理解古代文论话语的本来含义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等才是可能的。如何理解这一点呢？这是因为，古代文论的范畴与观念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古代文人士大夫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与态度。这种理解与态度与我们今天的文化价值观有相冲突的部分，也有相吻合的部分。古代文论话语能否被今天的阐释者所理解、它能否进入今天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话语系统，关键就要看作为其基础的那种古人对世界的理解与态度是否能与今天的阐释者沟通。例如，与贵族趣味相应的“雅化”系统的文学价值在今天大众化、世俗化的文化语境中就越来越失去市场了。今天的阐释主体明了了古代文人贵族趣味的陈腐过时，也就不难明了与之相关的诗文价值范畴的不合时宜。又如，古人基于闲散舒缓的生活方式而形成的诸如静穆闲远的诗文价值观，在今日的文学创作中也不再受到青睐。而基于英雄崇拜（圣贤崇拜、清官崇拜、侠客崇拜等）而产生的古代叙事模式，在今天的小说戏剧中也渐近消失了。倘若不进入对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趣味的阐释层面，我们就不能对这些现象有正确的把握。

而且，进入古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生旨趣之中也不仅仅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具有积极意义，更重要的是这同时也是今天的阐释主体追求合理的生存方式与人生旨趣的重要方式。人生的意义与幸福何在？这些生存论问题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的。无论中外，人类的历代哲人们都在苦苦思考这些问题。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主要才智与精力没有用于探讨自然宇宙的秘密，也没有用于创造物质财富，他们的全副精神都用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对付君权，一是如何对付自己。前者的目的是寻求与君权合作的最佳途径：既从君权那里得到信任与倚重，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君权有所约束。后者的目的则是寻求最佳生存方式，主要是使心灵充实完满、平静和乐。用今天的术语来表述就是，前者的核心是权力，后者的核心是幸福感。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获得幸福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为关注的事情。孔子的“吾与点也”之志，孟子的“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荀子的“虚一而静”，直到宋明儒者的“寻孔颜乐处”、“与物浑然同体”、“常舒泰”、“为学之乐”等等，都是对这种幸福感不同侧面的描述。以入世为主要人生旨趣的儒家是如此，主张出世的道家与佛释之徒就更有过之了。观古人寻求幸福感的方式主要是所谓“窒欲”——一方面抵御外在物欲（功名利禄）的诱惑，一方面消解内在肉欲的躁动，从而保持心灵的独立自主。这是一种人格的自我修养、自我提升。其最高境界具有两方面的特征：就其社会意义而言指向最高的善；就其个体心理体验而言指向最高的乐。所以二程说：“学至涵养其所得而至于乐，则清明高远矣。”又说：“中心斯须不和不乐，则鄙诈之心入之矣。”（见《河南程氏遗书》）可见这种幸福感是具有价值功能的。

古人面对着如何令心灵独立澄明而不为物欲遮蔽，从而得到幸福感的问题，今人又如何呢？我想在这物欲横流的当今世界，这个问题恐怕较之古人更为严峻了。只可惜今天的不少知识分子似乎已然放弃了心灵自我护持的意识，而且还创造出许多理论来证明顺从物欲之合理与心灵自由之虚妄。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进入古人的心灵世界，看看他们超越物欲、呵护心灵的智慧，难道不是极有意义的事情吗？对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正是这样一种进入古人心灵世界的有效途径。古代文论的主要范畴可以说就是古代知识分子人生旨趣、生存智慧、人格理想的集中体现。其共同处即在于心灵的自由与超越。譬如“兴趣”、“性灵”、“神韵”这类范畴实质上都是对个体精神价值的张扬。这其中当然会含有某种贵族趣味，但在超越物欲、维护心灵自由这一点上是足以给今人以启迪的。

这样说来，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古代文论这个问题的问题确实大大超出了文艺学学科范围——我们之所以研究那些尘封已久的古代文论话语不仅仅是为了使今天在外来文论话语甚嚣尘上的局面下能够保持属于自己的声音，更不仅仅是为了做“文物考古”式的整理发掘以保存文化遗产。我们的古代文论研究是延续中华民族生存智慧的方式之一，这有助于我们探寻或建构今日恰当的生存方式，也有助于为人类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简言之，是对今人应“如何活着”具有参照价值。

三、如何研究古代文论

确定了研究古代文论的目的之后，重要的事情就莫过于如何研究了。研究方法一方面要受到研究对象的制约，另一方面更要受到研究目的的制约。我们的研究目的是了解古人的精神世界，从而与之沟通，所以我们也相应地提倡一种“活的”研究方法，或者说是对话式的研究方法，其要点如下：

其一、将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主体看待，而不是看成僵死的话语材料。通过话语材料所负载的信息能否还原出活生生的言说主体呢？我以为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研究中国古代精神文化所不可缺少的。西人所提倡的那种“主体缺席”式的研究（结构主义的、解构主义的、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都是这样的。）不应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研究中国的精神文化。西方传统的学术话语中的确贯穿着一种“理性逻各斯”或“语言逻各斯”，主体精神被这种“逻各斯”所消解。所以我们读西人的著作经常感觉似乎是某种逻辑或规则在言说，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在言说。如果对西方学术话语进行还原，得到的大约不是活生生的言说主体，而是某种理性原则。中国古代学术话语则相反，其中始终贯穿了言说者的主体色彩。即使在学理性很强的著述中，我们也能够轻而易举地感受到言说者的个性，甚至喜怒哀乐。这说明中国古代文化学术基本上就是言说者精神状态的直接展现，它不像西方文化学术那样在言说者与话语之间横亘着严格的话语规则。中国的学术话语当然也有自己的话语规则，但这种规则主要表现为言说的方式与技巧，而不表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有论者说中国的“道”或其他什么范畴与西方的“逻各斯”是同一层面的本体论概念，完全是信口开河。“逻各斯”是潜在的言说规则，而中国的“道”则是兼有亚里士多德之“第一推动者”与斯宾诺莎之“唯一实体”之义的宇宙本原、万物本体，二者迥异。）中国古人的言说只遵循主体精神（人生旨趣、社会关怀、生存智慧等）而缺乏类似“逻各斯”的言说规则。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缺乏西方文化学术那种理论的严密性、体系的完整性、言说的抽象性的重要原因。

基于中国古代文化学术在言说方式上的这种独特性，我们的阐释活动就应该还原出活生生的言说主体作为第一要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古代文论话语的内涵。如果去拾西人之余唾，也讳言主体，那只能是圆凿方枘式的胡乱言说了。例如，李卓吾的“童心”之论既与其心学、禅学交汇的学术旨趣直接相关，又与其求真实、去虚伪的为人相关，而且还是他独特的叛逆性格的产物，倘若不了解李卓吾的整个精神世界及其社会境遇，如何能够准确理解“童心”之论的意义与价值呢？总之，可以说，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之说，在今天依然是我们的阐释活动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其二、重建言说主体所处的文化语境。人的言说行为并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事实上，任何言说都是言说者对某种外在召唤的回应。而且为了言说的有效性，言说者必须遵守一定的话语规则，因此其言说方式也是被给予的，这就意味着，对于言说行为而言文化语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文化语境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它规定着什么话题是有意义的，何种话语形式具有普遍的可传达性等等方面，而且表现在只有它能够给出特定的、对一切言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意义生成模式。所谓意义生成模式是指在一种具体文化语境中构成主要话题的各要素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例如在中国先秦时期，王道与霸道、仕与隐、君子与小人、君与民、事功与修身等等构成言说者的主要话题。在这些话题之下隐含着一种基本的三维关系，即士人阶层、以君主为代表的贵族阶层及作为社会主体的民三者间的关系。士人阶层作为言说主体，主要是面对三种接受者：君主贵族、天下百姓、自身。这种言说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便构成了子学时代文化语境的意义生成模式。各种言说基本都是围绕这三种关系维度展开的。所以，现代阐释者必须了解古代言说主体与其言说的接受者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言说主体在这种关系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才可能对其言说有比较准确的阐释。这就要求阐释者在对某种言说进行阐释之前先要重建言说的文化语境。这种重建工作未必要阐述出来，但它必须作为一种完整的形态存在于阐释主体的意识中。由于文化语境无不渗透于在其笼罩下的各种话语形态之中，所以我们就有可能通过对一个时期各种话语形态的剖析而重建其文化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