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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管治论文篇1
一、导论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世界范围内非传统威胁逐渐增多。传染病的扩散、金融危机的传导、恐怖袭击的发生等非传统威胁,都能在短时期内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加之对自然的认识尚有不足,地震、飓风、洪水、海啸等自然灾害也经常给人类的生产生活造成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在灾害发生后的非常时期,各国政府作为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决策制定者,在保障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传统威胁与非传统威胁交织,灾害发生频仍的背景下,对政府非常时期危机应急过程中的政治决策成本进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学界对于政治决策成本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将讨论的背景限定在常态时期的政治决策过程里,因而研究者能够有的放矢地对自己关切的概念或问题进行清晰地阐述,但该思路也因无法将非常态下的政治决策过程包含进来而失去了理论分析的完整性;第二种思路尽管能够兼顾讨论的完整性,使自身的讨论触及到常态和非常态两类不同情形,然而却因为没有清晰的概念分析做理论支撑而略显苍白,并且,由于按这一思路展开的研究通常着眼较高,往往在非常时期的政治决策成本问题上只是一带而过,并未做太多深入的探讨。
为此,笔者立意于非常时期应急决策的政治交易成本分析,希冀通过概念梳理,逻辑推演和案例分析,对非常时期危机应急决策中的成本结构和影响机理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二、交易成本概念及政治行为中的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s)又称交易费用,最早是由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提出的。这一概念指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们自愿交往、彼此合作达成交易所需支付的成本,也即“人—人”关系成本。它与一般的生产成本(“人—自然界”关系成本)是对应的概念。从本质上说,哪里有人类交往互换活动,哪里就会有交易成本,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公共选择理论主张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过程。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交易成本的概念就可以在政治决策领域内得到拓展。任何的政治决策行为,如同任何的市场决策行为一样,必然要发生一定的成本费用。因此可以说,交易成本不仅存在于市场活动之中,同时也存在于政治活动之中。
三、正常与非常时期危机应急决策中的政治交易成本
1.正常时期政治决策中的政治交易成本
具体而言,政治决策中的交易成本分为外在成本和决策成本两类。
外在成本指的是一项政治决策给外界造成的利益损失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成本。可以想象,在正常时期的一项政治决策中,随着参与决策的人数增加,各种观点的碰撞就会越充分,该项决策对各方利益的平衡效果也就越好。因此,正常时期的外在成本函数是一个随参与决策人数增加而递减的函数(如图1-a所示)。
决策成本指的是为使集体决策得到通过而花费的成本。一般而言,在正常时期的一次政治决策中,常见的决策成本包括协商谈判的时间成本、投票的管理成本等等。不难想见,个人独裁的决策成本是最低的,而随着政治决策参与的人数不断增加,决策成本不可避免地要随之增长。因此,正常时期的决策成本函数是一个随参与决策人数增加而递增的函数(如图1-b所示)。
综上,一项政治决策的总交易成本就是其耗费的外在成本与决策成本之和。反映在图中,就是外在成本同决策成本的纵向叠加(如图1-c所示)。
2.非常时期危机应急决策中的政治交易成本
危机时期的情况明显地有别于正常时期。在正常时期,决策过程中的充分民主是必要的。因为作为利益平衡机制的民主决策程序,只有让代表各种利益阶层的观点相互碰撞,才能最终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决策方案,也有助于控制决策的外在成本。而且,由于各国政治立法制度的约束,一项决策的参与者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达成一致,否则提案即有可能被推延到下次表决。这客观上刺激了政治决策参与方,使之主动控制决策的时间成本,力争尽快使提案得到通过。所以,正常时期的政治决策,完全可能实现外在成本与决策成本间的兼顾。
然而,危机时期与正常时期不同。危机时期,往往是社会政治经济局势发生剧烈波动、人民生产生活遭受重大损失的时期。危机发生时,民众最大意愿就是早日结束危机、尽快地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因此,政府在危机出现后的应急决策中也必须最大程度地兼顾时效,迅速出台相应政策,早日结束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此时,一方面,决策成本曲线的走向不变,依然随参与决策人数的增加而上升(如图2-b);但另一方面,决策的外在成本曲线,却一改正常时期递减函数的特点,明显地随着参与决策人数的增加而上升(如图2-a)。这是因为,危机时期参与决策的人数越多,需要平衡的利益也就越多,为此需付出的时间成本也就必然越多。而在分秒必争的危机救援过程中,时间的流逝直接意味着外在成本的上升。
不仅如此,这一政治决策耗费的时间成本越多,也就意味着当前危机加剧和蔓延为新的、更大的危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此时,一个经过完备法制程序、充分民主并再三斟酌的救援方案或许能够有效地降低其实施后的外在成本,然而“完备法制程序、充分民主和再三斟酌”所耗费的时间却足以使危机加剧,加剧后的危机往往又需要更大规模的救援方案。而如果下一个救援方案又继续“完备法制程序、充分民主和再三斟酌”的话,那么一个可怕的循环往复就会出现:危机不断加大,人们用于救援的“空头支票”也将越开越大,而真正意义上有效的救援方案将永远无法成型,从而陷入“危机递增漩涡”之中,这样一来,有效的救援就彻底地成为了一句空话。
四、实际案例
1.卡特里娜飓风
成本管治论文篇2
一、引言
根据不完全契约理论，契约包括显性和隐性契约，因此企业契约治理也相应包括显性和隐性契约治理。显性契约治理指利用明确的契约条款处理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各种关系，隐性契约治理指利用信任、情感、声誉及文化等弹性机制处理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各种关系。企业依靠显性契约治理的刚性能够明显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概率，而隐性契约治理的弹性增强了契约治理的适应力。显然，家族企业治理是隐性契约与显性契约的双边治理。
目前，关于家族企业契约治理的研究成果不多，相对来说，国外起步较早。Macneil等（1978）指出契约治理包括正式治理和关系治理，前者表现为企业内和企业间制定的正式契约，后者表现为依赖各种关系性规则来进行交易。Gmonez-meijia等（2001）认为，关系契约是家族和非家族契约的结合，其中，家族契约可能为强关系契约，也可能为弱关系契约。Baker等（2002）认为，因难以明确规定人的工作，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关系契约。MustakaUio等（2002）指出，关系治理是契约治理的补充。Lorraine等（2007）从企业主承诺视角实证了家族企业治理与绩效的关系问题，得出关系契约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国内学者主要研究了治理模式的作用及其选择。胡军等（2002）提出，华人家族企业关系治理为儒家文化积淀及当前环境下的最小交易费用安排。王志明和顾海英（2004）认为，家族企业的契约治理是企业持续成长的基础，关系治理只会在早期有积极作用。李新春和陈灿（2005），马丽波和付文京（2006），汤小华（2008）等的研究表明，家族企业是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的结合，建议采取强关系一强契约治理模式。皮建才（2009），何轩（2010）提出，家族企业存在关系治理、契约治理两类治理模式，应对两类模式合理动态权衡。
综上，现有研究几乎把关系契约等同于与正式契约相对应的非正式契约，实际上两者差别较大。我们认为，关系契约是依赖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情感等关系纽带而形成的行为范式，而非正式契约除关系契约外还包含依赖文化、习俗等社会规则而形成的行为范式。因此，关系契约和正式契约难以成为企业治理的全部内容。基于此，根据契约的约束能力，本文把契约划分为正式契约和非正式契约，即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以此为主线，创新性构建家族企业契约治理理论模型，及家族企业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的组合模式，分析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模式的优缺点及治理模式的选择问题，意欲为研究者和家族企业决策者提供有益参考。
二、家族企业契约治理理论模型构建
首先厘清企业各种契约治理要素，构建一般企业的契约治理理论模型，进一步引入家族契约这一特有契约，构建家族企业的契约治理理论模型。
（一）一般企业的契约治理理论模型
现代管理理论认为，狭义的企业治理主要指所有者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即通过制度安排合理配置所有者和经营者的权责利关系。广义的企业治理涉及到更为广泛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以及市场监督约束机制对企业董事会、职业经理人等的作用和影响，其核心是通过市场对企业的治理来保护所有者利益。企业治理实质上是通过一套包括内部与外部、隐性与显性契约的合理安排，以此平衡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保障企业的科学决策，最终实现既定的经济利益。同时，由于各企业所面临的宏观环境（文化环境、政治环境、市场环境等）不同，其治理模式必然有所区别，特定条件下宏观环境甚至起主导作用，是企业制定契约的契约。比如，倡导“家文化”的中国企业具有强烈的情感治理倾向，“人治”较为突出，而崇尚“个人主义”文化的美国企业，以“法治”为手段，具有完善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综上，本文从企业内部、外部及契约治理宏观环境三维视角出发，以契约（隐性、显性）为主线，构建出一般企业契约治理理论模型（图1）。
如图1所示，企业治理包括内部治理、外部治理和治理宏观环境，三者构成一个三环模型，其中，内部治理是企业治理的核心，处于三环模型的内环；外部治理是内部治理的外延，处于三环模型的中环；宏观环境犹如无形之手，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内外部治理，处于三环模型的外环。从企业内部看，企业正常经营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制度安排，本文称之为组织契约，如业务运营管理体系、财务管理体系、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内部风险控制体系、后勤保障服务体系等。组织契约是企业内部治理的基本前提，产权契约，即所有权和控制权配置问题则是内部治理的核心。内部治理不仅包含产权契约、组织契约等显性契约治理，同时还存在文化契约、关系契约等隐性契约治理。在显性契约无法发挥作用时，隐性契约起到重要补充作用。
企业外部治理包括市场契约治理（显性契约治理）。市场契约可分成产品市场契约和要素市场契约，其中要素市场契约又包括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市场契约；其次，外部治理还包含关系契约治理（隐性契约治理），即与政府、银行、投资人及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处理，在政治性较强和注重关系网络的中国更是如此。总之，我们认为，企业契约治理是特定宏观环境条件下隐性契约与显性契约共同作用的双边治理。
（二）家族企业的契约治理理论模型
与一般企业不同，家族企业是家族资本与非家族资本共同组成的复合契约体。家族系统包括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两大部分，其中硬件系统包括家族的财务资本、人力资本、设备资本等，软件系统包括伦理规范、认知模式、行事准则等。家族软硬件系统的嵌入使得企业内部充满家族特色，并形成特有的家族契约，家族企业和一般企业治理最本质的区别在于特殊性利益集团（家族）的介入，使得家族企业治理发生质的变化，即家族参与甚至主导企业治理，因此家族企业契约不仅包含一般企业的所有契约，还包括家族契约这一特殊契约。本文在图1中引入家族契约进一步构建家族企业的契约治理理论模型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家族企业内部包括产权契约、组织契约等显性契约，以及关系契约、文化契约和家族契约等隐性契约，外部有市场契约（显性契约）和关系契约（隐性契约），同样最也是契约治理的宏观环境。家族企业契约治理也是特定宏观环境条件下隐性契约与显性契约的双边治理。
和一般企业相比，家族企业有其特殊性。首先表现为保留控制权基础上的收益最大化。Poutziouris（2001）指出家族企业主的目标是多元化的，不仅关心财富的创造，而且还注重保留控制权，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尊严。所以不管家族企业采取何种行为，前提都是以保留控制权为中心，以家族治理权至上为重心；其次是保证家族成员的安全与发展。家族企业初创期，家族成员往往投入了主要财务和人力资本，因而在权力分配和融资上也会优先考虑保证家族成员的治理控制地位。在中国传统“家文化”影响下，相比国外，中国家族企业家族契约治理倾向更为明显，家族契约治理处于主导地位，具体表现为：家文化气息浓厚；注重家族内部成员的关系治理；决策权被家族成员牢牢掌握；家族产权处于统治地位。
三、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模式构建：方格理论
为简化研究，下文涉及的家族企业契约治理主要为内部治理。家族企业到底应该采取何种治理模式，学者们和企业家们各有看法，是家族企业面临的一大难题。尽管学者在研究家族企业治理时，提出很多治理模式，但总结起来不外乎两类：一是家族（制）治理模式，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主要由血缘、姻缘和亲缘为纽带的家族成员控制，强调隐性契约治理；二是现代企业治理模式，是指家族企业基本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而且外来职业经理人持有主要控制权和部分股权的一种治理模式，强调显性契约治理。可见，家族企业契约治理包括隐性契约治理与显性契约治理，但这两种治理手段的运用往往不是孤立的，而是形成了侧重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不均衡模式。本文以显性契约治理强度与隐性契约治理强度为二维指标，将契约治理强度从低到高区分为弱、中、强三个层次，构建出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模式方格图（图3）。
如图3所示，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模式有9种，即弱隐弱显模式（1.1）；弱隐中显模式（2.1）；弱隐强显模式（3.1）；中隐弱显模式（1.2）；中隐中显模式（2.2）；中隐强显模式（3.2）；强隐弱显模式（1.3）；强隐中显模式（2.3）；强隐强显模式（3.3）。我们认为，9种模式都普遍存在不太可能，家族企业隐性契约治理倾向明显，弱隐性治理的可能性很小，一般而言，现实中家族企业的隐性治理为中等强度以上，因此5种治理模式较常见，即弱显强隐、中显强隐、中显中隐、强显中隐及强显强隐模式。
四、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模式特征及优缺点分析
（一）弱显强隐模式特征及其优缺点
弱显强隐契约治理模式重视非正式控制机制而忽视正式控制机制的建立。企业非常注重家族文化的培育和家族成员内部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企业缺乏完善的制度安排，管理随意性强，强调家族决策；产权契约模糊；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市场开放程度低。该模式最大优点在于成本和协调成本低。鉴于家族内部人员之间的人格化关系契约，利他行为明显，相比外人，家族人员风险小，正如贝克尔（1992）所说：只要企业家（家长）权威不被置疑，那么家族成员即使没有给予明确的物质或精神激励，也会主动将企业（家族）利益与个人利益视为一致。这种家族内部成员高度一致性目标，大大降低了企业成本和协调成本，但隐性契约治理的作用有限，因为“家族成员的可信赖程度是有条件的，同时，血缘纽带可承载重量也是有限的，一旦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冲突超过此限度，血缘纽带即会绷裂”（张维迎，2003），现实当中，很多家族企业正是因为家族信任与利益问题，产生内部冲突，导致家族企业解体甚至死亡。此外，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决策成本呈高度增长趋势。
（二）中显强隐模式特征及其优缺点
中显强隐契约治理模式在重视正式控制机制的同时更注重非正式控制机制的建立。企业同样非常注重家族文化的培育和家族成员内部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但相比弱显强隐模式而言，虽然强调家族决策，但职业经理人能够参与其中；企业基本制度相对完善，产权契约相对清晰，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相对较高，仍然是隐性契约治理占主导地位。该模式和弱显强隐模式具有相似性，区别在于由于正式控制机制的建立，提高了对家族成员和职业经理之间双边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效率。但由于家族企业家与职业经理是一种明显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因此，这种约束作用对家族外部人员而言相当有限。
（三）中显中隐模式特征及其优缺点
中显中隐契约治理模式比较重视正式控制机制和非正式控制机制的建立。相比中显强隐模式而言，该模式实质上就是显性契约治理强度增强，隐性契约治理强度减弱，两者趋向平衡状态。企业基本制度安排比较合理到位，建立了比较正式的治理结构，部分家族成员退出，家族与职业经理人共同决策，家族决策为主。企业开始向泛家族文化转变，并寻求外部关系拓展，同时逐步开放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市场，开始向外借贷，部分关键岗位开放。该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隐性契约与显性契约的相对平衡，能够产生较好的协同性，同时，由于职业经理人的引进，一方面给家族成员带来压力并促使家族成员提高自己，另一方面企业决策成本将有所降低。问题在于：第一，由于家族内部关系的弱化，家族内部凝聚力受到影响，使得原本具有的成本优势大打折扣；第二，由于隐性契约和显性契约治理强度均不大，必然存在较多的治理漏洞，治理作用有限；第三，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协调成本随着企业成员关系由“亲”变“疏”而呈现上升趋势。
（四）强显中隐模式特征及其优缺点
强显中隐契约治理模式在重视非正式控制机制的同时更注重正式控制机制的建立。企业的基本制度安排合理到位，形成了正式的治理结构，家族成员不断退出，家族与职业经理人共同决策，家族决策为主，但授权力度大。企业开始倡导二元混合文化，加强外部关系拓展和内部关系改善；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市场开放度高，大胆进行借贷与股票交易，关键岗位基本开放；同时开始注重产权契约的明晰，显性契约治理开始占主导地位。该模式的优点在于：建立了完善的正式控制机制，对家族成员和职业经理之间双边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作用大大提高；此外，由于职业化管理程度更高，企业决策成本将大大降低。但由于家族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仍然是“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很难有效消除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协调成本呈现上升趋势。同时，家族内部成员利益冲突可能加剧，家族成本优势丧失。
（五）强显强隐模式特征及其优缺点
强显强隐契约治理模式非常重视正式控制机制和非正式控制机制的建立。企业的基本制度非常完善，形成了正式的治理结构，家族成员基本退出，家族与职业经理人共同决策，强调共创事业和共赢。企业全面开放市场，大量聘请职业经理人甚至准备上市，企业的产权契约非常明晰；同时，企业注重现代企业文化建设，时刻注意建立与维护与职业经理人的关系，注重政府、银行、社会等外部关系的建立与维护。此时，隐性契约治理与显性契约治理重新达到平衡，但层次更高，即相对中显中隐模式，契约治理强度更大。该模式优点在于隐性契约与显性契约实现了更好的平衡，能够产生很好的协同性，对职业经理人与家族成员之间的双边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力最强。家族外部成员往往被赋予了家族特性，甚至具有超家族地位，而且由于强调共创事业和共赢，真正形成共同愿景和价值观，更容易建立信任与合作，大大降低了成本和协调成本，同时又提高了企业经营效率，即降低了决策成本。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模式下，一定要防止因授权过度而造成失去控制的风险，“国美之争”事件是前车之鉴。
五、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模式选择
（一）理论视角
威尔森（Wilson，1969）率先提出了理论，之后罗斯（Ross，1973）、霍姆斯特姆（H。Lmstrom，1979）及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 and Hart，1983）等相继予以了丰富。该理论假定了委托人和人都是理性的，并认为人拥有比委托人更多的信息。由于这种信息不对称性，企业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管理者往往会利用其拥有的内部信息优势损害所有者利益，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企业所有者为降低该成本，避免利益损失，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一是采取高薪、赋予股权等手段满足管理者经济需求，达到激励的目的；二是健全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对管理者实行强力控制。理论指导下的家族企业治理实践强调显性契约治理手段，将管理者看作机会主义者，即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委托人（所有者）利益的“经济人”，体现了为防止人（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而采取经济激励与严格控制并举的精神（Eisenhardt，1989）。对于家族企业而言，人不仅包括家族外部人员，实际上也包含家族内部成员。家族企业主与家族内部成员之间存在不对称的利他主义，很容易引发家族成员的风险（Schulze等，2002）。可见，根据理论，家族企业宜建立正式的控制机制，选择强显性契约治理模式，不仅能够对非家族经理人进行控制，也可以降低家族内部人的成本。
（二）管家理论视角
Barney（1990）、Donaldson（1990）等率先提出了管家理论。Davis等（1997）进一步拓展和完善了管家理论研究框架。该理论以心理学、社会学等理论为基础，强调人的感性化，认为人是“社会人”，具有强烈的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动机，坚持“人性本善”，将管理者看作忠于职守的“管家”，管理者行为受成就动机和社会动机驱动，追求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把自身利益视为企业利益的组成部分，不以牺牲企业利益为代价来谋求个人利益。此时，管理者与所有者的目标高度一致，管理者将竭尽所能利用好所有者（委托人）的财产，并使之增值（张辉华等，2005）。因此，董事会应该与管理者（管家）建立一种相互合作、完全信任的良好关系（Donaldson，1990；Donaldson and Davis，1994）。一旦被董事会视为机会主义者（人）而被严格控制，管理者（管家）便会感到沮丧，难以与董事会形成一种有效的、合作的契约关系（Davis等，1997）。在家族企业治理实践中，家族企业主更加倾向把家族内部成员视为管家，充分信任家族成员，几乎没有对家族成员的约束机制。根据管家理论，除了家族成员，家族外部职业经理尤其是高级经理人，往往具有强烈的“自我实现”动机，具有明显的管家特征。家族企业除了加强家族内部成员的关系维护，也应该加强与外部管理者的沟通，努力改善与职业经理的关系，建立良好互信与合作。可见，根据管家理论，家族企业宜建立非正式的控制机制，选择强隐性契约治理模式。
（三）理论与管家理论融合视角
管理者行为包括行为和管家行为（图4）。行为下，管理者表现为经济理性，注重自我服务。此时，为实现潜在成本最小化，家族企业应和管理者建立一种委托一关系；管家行为下，管理者表现为情感追求，注重自我实现。此时，为实现潜在绩效最大化，家族企业应和管理者建立一种委托一管家关系。我们认为，现实中的管理者既不是绝对理性的，也不是完全感性的，既不是纯粹的“经济人”，也不是单纯的“社会人”，是集经济人和社会人于一身，具有理性和感性双重性的“复杂人”。由此可见，理论和管家理论是可以融合的（Boyd，1995）。同一企业中，委托一关系与委托一管家关系是能够并存的，二者并不互相排斥（Albanese等，1997）。管理者具有人和管家两种行为倾向（Tosi，2003），是角色与管家角色的融合。与此同时，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决定了家族企业管理者角色定位动态变化趋势（图5）。如图5所示，家族成员和职业经理人角色定位的动态变化趋势明显不同，家族成员在创业初期管家行为倾向明显，甚至贯穿企业成长期整个过程，到成熟期利益冲突开始凸显，家族成员开始注重自身利益的实现，逐渐出现行为；与此相反，企业初创期职业经理人行为明显；企业成长期，家族管理能力有限，难以满足企业发展需要，引入并科学使用职业经理人成为必然。该阶段，家族成员逐步被职业经理人替代，家族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的关系从委托一关系向委托一管家关系逐渐转变；成熟期，家族企业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了职业化管理，与职业经理人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和互信关系（委托一管家关系）。家族经理人和职业经理人的行为特征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不同，这恰恰反映了我国家族企业契约治理的复杂性，笔者认为，从长远来看，为了消除这种差异带来的影响，家族企业应对家族成员与职业经理人一视同仁，都视为管理者人力资本，一方面赋予职业经理人家族特性，另一方面视家族成员为市场化的人力资本，使得不同管理者人力资本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复合角色（如图5中的曲线3所示）。因此，家族企业理应设计更为科学的契约治理模式，即隐性契约与显性契约协同治理模式（强显强隐模式），不仅要重视正式控制机制的建立，也要重视非正式控制机制的建立，既保证潜在成本最小化，又保障潜在绩效最大化，实现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六、结论与展望
本文得到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从一般企业出发，构建了家族企业的契约治理理论模型，研究发现企业内部契约由产权契约、组织契约、关系契约、文化契约及家族契约构成，外部契约由市场契约和关系契约构成，组织、产权及市场契约属于显性契约范畴，文化、关系及家族契约属于隐性契约范畴，家族企业的契约治理是特定企业宏观环境下隐性契约与显性契约的双边治理。
第二，根据契约治理模式特征及其优缺点分析，得出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模式的短期选择：创业期，家族成员目标高度一致，成本和协调成本小，同时该时期决策难度小，家族决策成本低，家族企业可选择弱显强隐模式和中显强隐模式；成长期，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决策难度加大，家族决策成本大，要求家族企业突破家族管理，从外部引进职业经理人，分散股权，强化显性契约治理，但同时又很难放弃家族成员的“情感信任”，即成本和协调成本低的优势，可选择中显中隐模式；成熟期，企业规模较大，家族管理能力受限，要降低决策成本，必然要求大量引进职业经理和股权多元化，这就要求企业逐渐向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转化，强调显性契约治理。同时，要降低成本和协调成本，必须注重家族内部成员、家族与职业经理之间的关系建立与维护，可选择强显强隐模式。
成本管治论文篇3
一、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对“公司治理”理论的再认识
笔者以为，任何一种外来理论的引人，都必然存在在“引人国”消化、吸收和再创造的过程。而这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种现象:文化冲突，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文化冲突范畴下的理论认识，决定了该理论“引人国化”的最终归结点，也是该理论能否植根于“引人国”，运用于“引人国”，最终融人“引人国”并得以发展的根本所在。
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对公司治理理论的再认识，既是笔者的有心之作和一种尝试，更是对这一理论在特定的中国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运用中诸多问题的思考，以期这一理论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融于中国这一独特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又依存于其他文化氛围中的中华文化之中。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是一种对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它不仅规定了公司的各个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利分布，而且明确了决策公司事务时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的条件下，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委托一关系。公司治理的目标是降低成本，使所有者不干预公司的日常经营，同时又保证经理层能以股东的利益和公司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同时，它还提供了一种结构，使之用以设置公司目标，提供达到这些目标和监控运营的手段(DECD，《公司治理原则》，1998。
目前，通过对公司治理本身的功能和属性的研究，公司治理要达之目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提高企业绩效，主要表现在经理层、内部人( insider)的利益机制(the incentive issue)及其与企业的外部投资者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兼容问题;其二，提高企业管理能力，突出表现为专业管理层的管理能力问题(the competency issue)，诸如企业领导层(总裁、董事会)管理能力、思想方式与环境要求错位而引起的决策失误问题;其三，保护投资者和利益故关方，最大限度地缓解、控制并有效降低公司内部的利益冲突;其四，促进企业决策的正确有效，其主要表现为更好地、科学地构筑企业对核心管理层决策的形成、实施、检验、更新、变换的体制机制，达到“分权与制衡”(check and balance)机理的完美运用。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公司治理理论对中国加强企业管理，从而更好地认识市场条件下的企业运营规律有着相当的借鉴和指导作用。这就进一步解释了“公司治理”理论一经引入中国为什么在理论界引起较大反响的这一现象。以笔者的理解，尽管公司治理的主要功能是对企业“内部人控制的控制”，但是其根本目的是在企业核心控制者的“决策密室”中安装一个有效的“探头”，以便公司投资者能有效地照看自己的利益，捂紧自己的“口袋”，促使企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投资者在投资时对企业的经济预期，有效地维护资本所有者的根本利益。
从西方学者提出公司治理理论的人文学角度分析，笔者以为理论的提出与西方固有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民族的思想观、世界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在他们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氛围和环境中而产生的。从思想上说，理论的根本出发点是建立在“人之初，性本恶”之基础之上的，与我国民族教育中的“信”的教育之相反的“疑”的教育是密不可分的。黑格尔认为，“人性本恶这一基督学说，比起另一种学说，即人性本善的学说来说，是更高明的”。西方学者的理论就西方学者而言，理论本身是为社会服务的，理论本身是为满足各方面需要而提出的，符合西方社会的“空气、土壤”的自然条件。但是，就中国而言，公司治理理论虽然对中国公司管理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加之中国的公司法从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公司治理理论，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肯定了公司治理理论在公司管理上的作用。毋庸讳言，中国的人文理念中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人之初、性本善”以及“和”的思想观成为人们评判是非的标准，也成为人们行为的标准。事实上，对泊来的“公司治理”理论需要有一个再认识。
第一，公司治理理论的提出，核心目的是对资本的维护，是对拥有资本的群体的利益的保护，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本质需要。笔者认为，理论家的理论的提出，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他所处的社会主流的社会意识，从而为他自己的学说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且无法回避的铁律，对于“公司治理”理论而言也不可能脱俗。就中国的社会制度的性质而言，对拥有资本的群体的利益的保护，只是保护目的之一，并不代表全部，中国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对资本雇佣者的利益的保护是保护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投资者对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hility)的要求。
第二，理论的科学是对理论的要求，而科学的理论是对理论的认定，是建立在理论必须是科学的基本要求之七的。只有理论的科学才能实现向科学的理论的转化，也才能摆脱社会制度的栓桔，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理论。如何认定理论的科学抑或科学的理论?最科学的方法就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作为判断理论的科学和科学的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辨别方法。就“公司治理”这一理论而言，目前，还不能就判断它是科学的，它的科学与否尚需看其能否适应中国的“空气、土壤”等自然条件，并在中国的“自然条件下”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尽管在该理论产生的国家的经济领域里被证明具有一定的价值，抑或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我们不能迷信，不能全盘接受，可以借鉴他的概念，进行中国化的改造，进而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富有科学内涵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服务。
第三，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在此制度下的市场形态，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以及在此制度下的市场形态既存在差异也存在交集，市场形态下的商品生产离不开资本的运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和规律。基于此，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而产生的并被证明有一定科学性的理论，必将对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活动的经济规律的认识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共同点—即都是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对其活动的规律性认识的结晶。因此，中国的理论界对“公司治理”理论既要以批判主义的视角加以审视，也要以现实主义的求真务实的思想方法加以引进、培植、改造和优化，进而达到为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的稳定和发展之服务的目的，任何毫无批判性地接受和机械性的移植，是不负责任的，也是有违中国学者和管理者应有的责任要求
第四，必须动态地对“公司治理”理论进行理解，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对理论加以认识。笔者以为以静态的观点考察和运用“公司治理”理论，其结果必然导致公司治理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就事论事，不可能做到决策的前瞻性，不具有符合市场规律的特征，对形成富有个性的企业“D1A"识别标识并没有决定性的现实意义。企业治理的结果往往是原地打转，且容易回到问题的原点，反倒容易促使企业管理顾此失彼，老化加剧，其形式上的意义多于实质上的意义。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理解和运用“公司治理”理论时，必须打破该理论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以动态的思想方法，看待“公司治理”所具有随市场发展而发展的“韵律”特征在不断变动的信息收集过程中，应对不对称信息的不断变化，促进治理手段“随行就市”，以达到动静结合，变与不变交融，促成富有活力的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从而进一步演化出企业的个性特征，使“公司治理”更加合理和科学。动态的“公司治理”更多的是公司组织结构的动态和股东及管理团队的构成上的动态。公司组织结构上的动态重点体现在公司能最大程度地适应市场竞争和企业的发展需要，适时调整企业内部组织管理结构，通过矮化、提升、创立，合并、撤销等手段，不断优化企业内部组织管理结构，达到与市场同步舞动的管理韵律。
二、从交易法则的角度，对公司治理理论的再认识
现代公司治理的设计必须建立在方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沟通和投资者与经首者相互间有效利用的基础之上:优化以降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为目的的管理模式或手段，通过交易法则的科学运用，平衡公司内外部的利益冲突，应是“公司治理”理论所要表达的核心和重点。
公司内部的利益冲突其核心主要表现为公司股东委托的专业管理层在经营企业时所产生的“骆驼效应”。即.被投资者驾驭或支配的核心管理者main insider"贴心仆人(容笔者这样称呼公司的核心管理者、在掌控公司之后，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手段，导致公司投资者，尤其是力单势薄的投资者在不知不觉中丧失对公司剩余利益的分配权。进而丧失对企业发展和营运的控制权、主导权，形成“主人的帐篷”被驾驭和使唤的“骆驼”所占踞.而自己被“骆驼”踢出的结局。
平衡公司内外部的利益冲突，引导公司稳定发展，构建企业和谐环境，必须充分地认识到:公司治理的交易法则应是公司营运过程中的核心规则。交易(transaction)应是“公司治理”理论的应有之义。动态的“公司治理”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交易”而这种价值观应是贯穿于把市场规则和法律规则有机结合的富有个性的以“交易”为中心的公司治理活动之中。
首先，“交易”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分析单位。“交易”是市场存在的基本理由、没有“交易”，市场也就失去存在的必要;但是，市场又是“交易”的平台，反作用于“交易”，市场的存在又促进了“交易”的效益和效率。现代公司治理从本质上说，就是投资者与经营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生产(服务)商与消费者之间“交易”的集中体现。“交易”的成功，意味着公司的治理达到了符合市场发展要求的实际.是成功的治理否则，治理是失败的总而言之，‘交易”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分析单位，也是公司治理的基本分析单位。
其次，任何交易都是建立于“合约”之上的“合约”的实质就是“承诺”( promise)威廉姆森(O. Williamson)提出交易中的“合约人”的假设，而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中的“经济人”假设明显地与之有较大的差别。“合约人”与“经济人”的根本区别在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任何有关经济组织研究的努力都离不开与资产专用性相关联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这一对混合衍生物。
第二，交易的过程是建立互信和尊重的过程，是激励和制衡的需要没有交易的公司治理.是没有内核的空洞且不切实际的具有乌托邦理想化的公司治理，是不可能达到治理的目的的从根本上说，交易是公司治理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只有建立在充分的交易基础之上的公司治理，才能建立起科学的富有人本特点的公司治理体系。
毋庸置疑，公司治理的完成，必将是公司各利益相关人之间在“交易”的基础上所达成“合约”的结果“合约”形成的条件必须有两个关键的因素:平等、合意。在构筑公司治理的架构时，主事者必须以动态的观点，不断更新“公司治理”的基本要素，不断地以市场规则和法律规范去交易，以便适时调整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以“交易”的形式达到公司治理的目的，最大程度地发挥公司其本来的社会功能，进而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促进社会的发展。
公司治理的另一个核心目的是通过科学地运用交易法则，营造公司外部和内部的和谐，即企业的宏观和谐和微观和谐笔者以为，所谓企业的宏观和谐，主要是指公司营造自身外部的有利公司实现经营目的的，创造有利公司发展条件的，排除发展阻力、拓宽发展空间的通过战略谋划而形成的企业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宏观和谐对企业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有时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大力营造企业和谐的外部环境，是一个企业成熟的表现。所谓企业的内部和谐，是指企业的经营者、决策者、基本雇员为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万众一心地为企业发展的共同目标自觉地、能动地、死心塌地地甘愿牺牲个人局部利益为赢得企业更大发展所需要的和谐的环境。依笔者之见，维系企业内部和谐的经纬相交之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志同道合，一个是共同利益。前者为精神范畴，后者为物质范畴。精神表现为在共同的奋斗中所形成的维系你我的心理上的依存;物质体现在在共同的创造中人的价值实现过程中通过良性的内部交易所体会出的成就感的物质化的度量。
如何营造企业的外部和谐的环境，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企业必须加大自我推介的力度，降低社会和公众的陌生度，积极引导公众参与企业文化的构筑，不断提升企业与消费者的亲和力同时要善于与公众沟通，在营造“感情流”的同时注意营造‘投资流”，使公众中有投资欲望的潜在投资者，在对公司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转化成对企业投资的强大的欲望，而成为企业的投资者和同路人。
其次，企业的企业家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同情心具有高尚的精神境界的企业家，是无往而不胜的。企业家的行为操守代表了企业的操守，企业家的人格通过企业的市场交易行为得以充分的体现企业家的品质特征必将通过企业的市场交易活动传递给社会和消费者，从而形成不容易改变的深藏于消费者内心的企业印象和对企业的信任及忠诚这些宝贵的印象和感觉，既不容易形成也不容易消失，对消费者而言，有时甚至是很顽固的。这也可以通过有些企业由于其经营者轮换导致企业经营“雪崩”似地走下坡路的现象中得到很好地解释由于消费者对新的经营者还有个观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引发消费者的负面影响，其企业的发展必将出现不可扭转的被动局面。
第三，企业必须学会充分地迎合消费者“贪利”的心理因素.于“利”的交换中不知不觉地赢得消费者的好感。笔者非常喜欢中国字中的“舍”字，依笔者的理解，它是指“不要把好吃的东西全拿走，要学会留一些给别人。”虽然，“利”的交易可以为企业交换到和谐的外部环境，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利”有时也是把双刃剑，不当“利”的交易也可以给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困惑。如何趋利避害，关键在于企业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和规则进行交易。
第四，企业必须表里如一地以内外无差别的企业交易行为，营造企业的价值观和人格特征。企业的人格特征和价值观除必须得到企业外部消费者认同的同时，更需得到企业内部员工的认可和尊重任何表里不一的企业价值观和人格特征所营造出的企业外部形象，必将成为“昙花一现”的颓败的导火索，从而引燃社会和消费者的负面评价的心理情绪，导致企业形象的不可挽回的败落，进而损害企业的发展。
如何构筑企业内部的和谐环境呢?笔者以为:
首先，必须以现实的态度，在充分考虑各利益枚关方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构筑企业股权结构。股权结构的重筑，必须摒弃“血统、地位、金钱的传统思维，以海纳百川的心态，构筑企业股权结构凡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积极因素，都可以用资本这一尺子，丈量出它的价值，成为股权结构中具有活力的分子、原子。
其次，必须在实施企业股权结构优化的全过程贯彻交易法则。股权结构的优化，最终目的是使经营者和股东的目标达到一致.并以高效率的方式加强对管理层的约束和制衡。公司治理必须有效融合股东的投资目的与管理者的经营目的。有些情况下，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成为弱者与强者的博弈，在利益面前，忠实的受雇者往往经不住利益的诱惑，如果公司治理的设计又不能有效地发挥驱人向善的功能，那时再忠实的受雇者也有可能在良心与诱人的利益面前，演化成股东利益的掠夺者。以致出现受雇者用投资人的钱赚取自己的利益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说来并不奇怪，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企业家没有与其雇员用交易的思维方式打交道和解决彼此都关心的事务的习惯。
第三，必须利用充分的交易，寻求企业各利益枚关方的利益平衡。传统的新古典企业理论仅把管理者看成人，而人的行为靠“良心”维持，只要尽了“良心”上的义务，人便心安理得地享受报酬。殊不知市场的巨大诱惑对“良心”的站污力是巨大的，“良心’，很容易被改造成“贪心”。因此，“交易论”应是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的指导思想。交易论是以囊括“良心”在内的又以充分考虑市场参与者的利益需求为基点的符合人性特点的理论，符合现实情况和社会总体利益。市场规则要求市场参与者遵循的基本规则是:诚实、守信、平等、互利。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建立以市场为中心的动态的治理结构，进而构建企业和谐的内部环境，是推动公司进步的关键。只有充分的交易，才能充分地激发公司或与公司有着各种利益关系的利益相关人的创造激情和向心力，持续保持公司在市场中的利益最大化，促进公司“内部和谐”全面发展。
成本管治论文篇4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学生管理工作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都是该系统中的重要子系统，在育人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学生管理工作侧重于日常事务中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侧重于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思想理论灌输教育，两大子系统在各自的阵地上发挥自身工作优势。当前很多高校也都看到了学生管理工作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配合的重要性，提出思想政治工作要“齐抓共管”的口号。然而，遗憾的是，“齐抓共管”只是停留在表面形式上，“从总体上看到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的‘交叉与共融’，多是各部门封闭运行自我扩张的客观结果，也就是说，这种共融的绩效不是部门间优化‘经营结构’的超值收益，而是‘包打天下’放量投入的结果”。学生管理工作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未能真正实现有效的配合，形成整体合力。很多高校面临着学生管理工作与形势发展要求不相适应、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不强的情况。鉴于此，本文将存在的问题概括为“二化、三离”，提出了通过“三化管理、四保机制”来探讨二者的协调配合工作。
一、“二化”：学生工作与思政课教学工作现状
（一）日常管理经验化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意义重大、任务繁重，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仅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积累，而且还需要有科学化的理论作指导。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走的是一条粗线条的发展道路，学生管理工作者更多地是依靠经验积累来管理学生，“一年生、二年熟，三年可以当师傅”可以说是大多数学生管理工作者的真实写照。
然而，自身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没有得到提升，很多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呈现出经验积累丰富、理论研究不足的局面。一直以来，“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工作局面，加之传统教育观念的长期影响，客观上存在着管理工作者数量不足、管理任务繁杂的问题。学生管理工作者由于忙于日常事务，疏于理论学习，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大多数学生管理工作者更多的是采用习惯做法，保证学生管理不出问题、不出差错就行，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经验更多的是赋予做事的方法与技巧，缺乏理论背景支撑的经验有时会阻碍发展的趋势。对于学生管理，如果只做到以经验指导，不善于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能从理论的高度折服人，虽有长期的教育工作实践经验，对学生的影响也只是暂时的，很难做到“既讲道理又办实事，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
（二）理论教学文本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涉及很多因素，具有高度的理论性、情境性和综合性。其目的就是通过课堂教学，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并教会学生用所学理论研究、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学生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分辨是非善恶，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升思想道德素质。
但长期以来，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大多沿袭传统的理论“灌输式”教学方法，这种方法因为简单易操作而备受很多教师的欢迎。灌输理论有余，分析问题不足；照搬文本有余，联系实际不足。只顾传授普遍意义的文本理论，却“不顾品德内化规律，否定道德学习主体化，用规范宣讲取代心性修养的纯外塑过程成为中国德育现实的主流特征”。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并不是否定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可以说，任何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成功地向其成员灌输适合于维持其制度的思想，理论灌输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中非常有必要。但是过于文本化、直接的硬性灌输，就值得商榷了。在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如果只注意理论灌输，缺乏对大学生群体的思想动态、价值观念和心理趋向的关注，脱离社会现实照本宣科，就理论讲理论，做不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能有的放矢，学生更觉得理论空洞，提不起学习的兴趣，更谈不上理论的内化和吸收。“教育必须是与学生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脱离学生生活的教育就犹如‘在岸上游泳’一样，在经验的任何一个阶段，真正学的东西，都能构成这个经验的价值。也就是说，任何一个阶段的生活的主要任务就是使生活过得有助于丰富生活自身可以感觉到的意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一旦失去其存在的普遍的社会基础，理论教学文本化，就会成为没有吸引力的政治理论说教，严重制约和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二、“三离”：学生工作与思政课教学工作的配合存在问题
（一）教育观念分离
长期以来，无论是专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还是其他教育工作者，都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这项工作孤立化、片面化理解，普遍都存在一种观念偏差。认为理论灌输教育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职业责任，日常管理教育是学生管理工作者的工作范围。这种观念偏差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将理论教育与管理教育人为隔离开来，各行其道，互不干涉。基于这样一种观念的偏差，学生管理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更多是忙于教育管理而疏于理论学习，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具有的对学生进行理论引导的责任，更不要说从思想理论的高度去提升学生的思想认识与觉悟，以致在学生日常管理中往往就事论事，管理工作经验化，只治标、不治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也只是将自己的工作仅仅当作一门普通的理论课来上，没有意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这门课程的实践性特点。于是，灌输式的教学也就成了常见的教学形式，课堂教学文本化，日趋走人课堂宣讲模式，只求知识灌输的完整性而忽视了对学生思想发展、变化的关注，失去了教育的现实性和针对性，教学效果不理想，学生思想政治觉悟与素质没有得到切实提升。
（二）教育队伍分离
学生管理工作与思想政治课教学工作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两大主要子系统，很多高校未能在这两个主要系统之间建立起大学生有效的沟通机制和交流平台，相互之间缺乏了解，各行其道。同属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学生管理工作者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高校分别归属于不同的管理序列，考核学生管理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成效时，采取的评判标准和评判方法可以说大相径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考核几乎完全忽视了它不同于其他课程的性质和特点，几乎完全忽视了课后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内容，直接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考核归口到教学部门，其效果单方面地以上课质量作评判标准。学生管理工作考核则依靠日常事务性管理的成效作标准，完全忽视了工作者本身的理论水平提升和对学生进行理论教育的工作内容。教育观念分离加之评判标准的差异无疑会导致两支队伍人为地分离，呈“平行线”式的设置现状使得应有的“1+1>2”的叠加效应没有显现出来。
（三）教育过程分离
学生日常管理工作通常表现为处理各类纷繁复杂、事无巨细的事务性工作。而作为学生管理工作者却往往忽视了自身的理论学习，没有真正了解社会“杂音”、“噪音”等不和谐音符对学生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工作只是停留在日常管理规范上，没有从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上引导他们进行积极思考、自我消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很多高校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仅仅作为一门课程看待，教师采用政治宣讲方式去阐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教育过程并没有有效地延伸到学生的实际生活中去，忽略了自身课程不同于其他专业课程的实践特点。这种教学很容易割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很难引导学生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化为一种自觉意识。大学生思想道德素养不能仅仅从接受理论的灌输去生成，更重要的是从主体自身的理性实践，在自我体验、自我反思与自我教化的过程中去生成。“生活中受教育者耳濡目染、亲身体验；他们遭受了非道德教育痛苦、享受了道德的愉悦；有了不遵从道德而受到的谴责、也有了实践道德而带来的认同。他们从道德的每一个侧面去观察道德并最终被道德所‘征服’”。
三、“三化管理”：学生工作与思政课教学工作的配合路径
（一）建设职业队伍，实行专业化管理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理论性与实践性很强。因此，无论是从事学生工作的老师还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老师，都应该对自身职业素养和能力结构有个客观的认识。作为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对本职工作有高度的热情和主动负责的精神，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良好的理论素养，有良好的调查研究能力、组织协作能力和思想宣传能力，能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从事工作的优势和短板，并能积极引导和配合相关教育力量共同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时，作为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要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和学生工作配合的重大意义，把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立足点和最终归宿，选好人，建好队，让那些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且具备务实精神和奉献精神的人充实到这两支队伍中来。要树立“以生为本”的工作理念，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尊重、理解、关心、帮助大学生。
（二）优化队伍结构，实行动态化管理
建立一个合理的队伍交流制度，对于做好学生工作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之间的配合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有经常地互动和交流，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活力和生机。高校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主力军，他们的工作距离学生的现实生活更为贴近。为此，可吸收符合条件的学生工作者兼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并与专职老师一起开展教学交流。这对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于辅导员自身素质的提高大有裨益。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以兼职学生管理工作，由于他们具有扎实的理论研究水平和较强的教学组织能力，他们的兼职将有利于整体提升学生辅导员队伍的理论水，有利于从整体上优化辅导员队伍结构，加快辅导员队伍专业化、专家化的进程。可以说，两大基本力量经常、定期地交流和沟通，互通有无，相互协作，不仅能弥补长期以来自身工作的一直存在的不足之处，还能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推向深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三）提升队伍素质，实行发展化管理
发展化管理着眼于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全面且可持续发展，这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还包括能力的提升，其中当然包括完成学生工作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二者之间配合所必须的基本理论素养和协调配合能力等。要想做好学生工作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之间的配合，就必须要做好相关工作者素质和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工作。“目前我国高校在辅导员选留中对其学科背景、专业素养、研究能力与学生工作的内在联系考虑不多，结果使辅导员队伍缺乏专业化方向，缺乏开展高水平理论研究和深层次实践工作的学术支撑”。现实工作中，学生工作者由于每天疲于应付各种繁杂的琐事，对所从事的工作没有时间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这已经严重制约着自身专业素养的提高。而这一点恰恰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所具有的优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可以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角度出发，参与学生工作者的理论素养提升工作，引导学生工作者从专业学科角度对实践性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和学术训练，以此提升学生工作者的学术素养。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也可结合学生工作实际问题，拓展理论研究范围，提升工作实践水平。
四、“四保机制”：学生工作与思政课教学工作的配合保障机制
（一）互动沟通机制
思政课教师和学生工作者分属不同的管理部门，思政课教师一般归属教学口管理，学生工作者则属于学工部和院（系）两级管理。因此，必须建立工作互动沟通机制，以统筹两支队伍的人员调配和工作分工问题。互动沟通，顾名思义，就是双向的交流，不是一方的主动，要认清思政课教师和学生工作者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优势与不足，阐明二者工作配合的工作理念、基本原则及具体做法，制定科学的、确实可行的实施细则，确保二者积极协作，主动参与，有分工、有合作，既充分发挥二者各自的工作优势，又使二者充分相互补台，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二）管理考核机制
管理考核机制是两支队伍合作育人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如何使两支队伍在充分发挥各自工作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有机互补，并在实际操作中不断提高实际工作能力，是制定管理考核机制的根本目的。因此，制定管理考核机制时要注意可行性，讲究科学性，注重实效性，充分考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建立符合现代高校思想教育工作特点的管理制度和考核指标和评价体系，明确职责，界定标准，对各项工作指标体系尽可能地能进行科学的细化、量化。
（三）理论研究机制
成本管治论文篇5
肇始于伍德诺·威尔逊的古典行政学理论、密鲁布诺克会议之后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公共管理主义，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轨迹。就其背景而言，这种发展既是以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的结晶，也是政治学与管理科学成果全球共享的结果。然而，近20年来，这一发展变化过程在学术界引起的关注热潮近乎是一场不同母语之间的学术名词争论，东西方学者就其定义所包含的问题进行着各不相同的辩论，所牵扯到的词语包括了“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NPM)、“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企业型政府”等等[1]。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认识上的偏误所导致的。
首先，公共管理理论是有限的理论，不可能解决公共行政学未解决的问题。公共管理概念的提出是公共行政学(PublicAdministration)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它证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是一个范围狭窄的领域，是认识的初级阶段，但同时是一个不可替代的研究范畴。欧文·E·休斯(OwenE.Hughes)认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基于两种理论，即官僚制理论和政治行政两分法；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是经济学理论和私营部门管理[2]。这些理论都不能穷尽和包容公共领域的所有事物，所以公共管理理论必然有一定的理论空隙，进而导致理论在解决公共问题时留有一定的缺陷。
其次，公共管理理论是依靠一定社会基础支持的理论。公共管理理念的形成不是学者们闭门造车的结果，它首先源自于公共行政思想的发展、传统的行政与政治二分法思想以及行政效率第一思想的形成。这些思想的形成不能脱离工业革命、城市人口锐增、官僚机器膨胀、经济财政压力等背景。20世纪60年代新公共行政理念的诞生离不开民权运动以及通过行政改革以使公共行政更为合法化的追求，但所谓的“公共性”并没有在实质上突显出来。70年代和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则是为了解决政府危机、道德危机、贫困饥饿、工业污染、预算赤字、军备竞赛、失业等一系列普遍问题而提出来的。当时，整个社会日渐明晰了政府的功能和地位，社会各个阶层对政府抱有一种新的期望，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内核在建立“企业型政府”的口号声中得以完善。到了90年代，人们更是以“治理”为手段、“善治”为结果的理念重塑政府，相信政府只有依靠制度创新才能增强公共管理的有效性，也普遍认同了私有化的积极作用。
可见，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是20世纪西方社会进步的结果。初期的发展以外部环境推动为背景，后期发展则表现为双重背景的支持：一是理论自身成熟与自我发育的需要以及学者们的推动，二是民主政治的成熟、经济秩序的整合与经济水平的提高、文化更新和社会制度的变迁与完善。两者共同促使公共管理理论不断发展，并在公共领域显示出指导效应。
第三，公共管理理论是与技术化水平高度发展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的世界的理论。1988年9月举行的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强调，“不愿意涉及技术及进步，认为技术进步是一种错误而不是改善公共服务的一种工具。”[3]事实上，公共管理理论发展与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关系密不可分。科学技术革命深刻地影响了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各国政府的行为，特别是发达国家、技术领先国家的政府决策，并纷纷在经济领域进行以技术升级换代和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一些学者清楚地看到，在20世纪上半叶还被视为经济增长外生变量的科学技术逐步演变成为内生变量，科学技术知识本身也成了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中一个可交易的重要生产因素。为了在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各国政府大幅度增加研究开发支出。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世界上任何科学技术知识的进步都是各国政府或者民间有意识地进行研究开发投资活动的结果[4]。在高技术的支持下，整个公共领域的实践也发生了变革，并不断涌现出新鲜的案例为日益鲜活的公共管理理论提供佐证。公共管理理论也随着科技的传播和全球化趋势，逐渐从技术发达国家向技术落后国家延伸，从民主国家向集权国家延伸，从经验管理为主的国家向政府管理日趋科学化的国家延伸。它的普遍性原则和各国的公共管理实践相结合，构成改变各国政府面貌的最有价值的理论。
最后，公共管理理论以解决政府问题为出发点，逐步向解决社会问题方向靠拢，最终力图成为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核心理论。可以认为，公共管理理论的初衷是改变政府的面貌、重新对政府的功能进行定位，并不涉及社会问题的解决。如今，公共管理理论仍立足于以政府为主体的管理问题。与传统行政学侧重于政府的内部管理、内在机制的建立不同，公共管理侧重政府管理的外部关系的处理，涉及政府并非唯一主体的公共领域。因此，现有的公共管理理论只能解决部分社会问题，它需要与相关管理科学密切配合和协作。当公共管理理论最终走向成熟的时候，它将成为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核心理论。
二、本土化研究的基本逻辑
本土化研究以什么为逻辑起点？在实践中，它表现为政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政府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理论层面上，它表现为公共管理思潮的全球化蔓延并深深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公共管理实践和思想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和成熟。例如，如何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在公共物品的供给和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方面有新的变化；如何有效地全面发挥市场的功能，依靠市场机制规范公共行为、合理配置公共行政资源等等都需要必要的理论支持。由此，本土化研究才能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1.理论平台：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借鉴、吸收、学习与创新的道路，其理论平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理论构建的基础，即以政治学理论、组织学理论、经济学理论与数学理论为主体的学科基础不容忽视。其二，理论的渊源，即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借鉴，对中国古代公共管理经验的学习，对现代工商管理理论合理成分的吸收，其中，把握西方成果发展脉络是前提，总结古代管理经验和现代公共管理经验是任务。
2.研究重点：中国公共管理理论成熟的标志是首先能够解决中国公共领域的问题，即解决政府管理中的内部问题以及与政府自身相关的外部问题。在这样的目标下，中国公共管理必须从实证分析入手，并以此为重心展开理论研究，其中包括案例库的建立与经典案例的分析，建立理论模型与数据模型。而对于基本概念的争鸣、争议则可以暂且搁置下来，待掌握充分的案例并对每一案例有清醒的认识、对其实质有真正的把握之后，问题的解决答案就会显现出来。
这里，一些学者会产生疑问，理论上的分歧未搞清楚，实证研究如何进行呢？其实仔细分析就会明白，导致争论的重要原因正是对案例分析不足造成的。鸡与蛋，孰先孰后呢？
3.学术视角：用多维视野研究公共管理理论是一种理想的选择，但事实上在理论发展的初期很难照顾周全。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应该从公共生态视角切入进行研究，原因在于：其一，公共生态视角符合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的观点是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和平衡的观点。其二，公共管理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内部关系中的若干要素搭配不合理破坏了公共领域内部必要的生态平衡。这是目前中国公共管理资源浪费的首要原因。同时，外部关系处理不好，严重地影响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在生态视角下，公共管理内部关系的建立与平衡、要素之间的互动性、基本利益分享、制度与规则的建立、公共权力的分享、效益的最大化等方面都可能进行深刻的研究。而外部关系中，政府的定位与重新认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协调、公益物品提供的方式、政府与公民等诸多关系存在的依据、发展变化的动力等都有探讨的价值。
4.理论特色：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是落后的，实践经验不足与公共管理理论能够解决的问题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有效的实证研究与有限的理论选择相统一，将是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必经之路。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学者必须清楚地看到，借鉴工商管理理论和“企业型”政府范式的选择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特殊的政治与文化决定了这一点[5]。本土化思维下的中国公共管理重要的是进行理论创新，包括研究性质、研究领域、理论模型、理论批评等方面的创新。
5.研究意义：随着公共管理研究队伍的扩大和研究内容的深入，中国公共管理的价值不仅仅局限在学术领域。以此为契机，中国行政体制的有关问题将会从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拓展，并在真正意义上推动政府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渐进性、平衡发展、稳步推进”等特点应得到很好的体现。
三、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关系
中国公共管理理论面临的是一个关系众多的复杂管理体系，其中既有内部关系的纠缠，又有外部关系的掣肘。从目前看，主要表现为：
第一，特殊政治中的“统治”(government)与“治理”(governance)的关系
学者们普遍认为：“统治”与“治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威的主体、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向度都有所不同，并且，治理也不是万能的[6]。笔者认为，统治与治理代表了两种权力倾向。更为重要的是，由此投射出来的行为既是专断的、单向的，也是平等的、双向的。统治是工具性的，而治理是方法。一般意义上，统治与治理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相背离，实践层面的强势统治与理论层面的治理呼声不相兼容。
对于政府主体而言，统治与治理是发展的两个阶段。在“统治”的理念下，重在研究公共行政的问题，研究政府的内部矛盾、权力的集中、不可替代性与统治的效果。在“治理”理念下，重在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强调多中心与权力的泛化。究竟以“统治”为主还是以“治理”为主？是以“治理”为目标还是以“善治”为目标？这在目前的政治背景下难以确定。
第二，模糊意义下的成本与效益关系
公共管理成本与效益是两个模糊的概念，并不能完全依靠经济管理与工商管理中的“成本——效益”核算模式来计量，也不是数学方法可以统计出来的。一些学者虽然也以“政府成本”为题立论，但涉及到的只是政府成本存在的基础、产生与膨胀的原因、政府成本控制的假设[7]，而没有给出“成本——效益”的计量方法。这是由于没有澄清政府成本的实质。通常。整个公共管理过程表现出的是部分“成本—收益”可计量与多数“成本——收益”的不可计量的统一，是部分公共组织的“成本——收益”可计量与大多数公共组织的“成本——收益”不可计量的统一。这便是公共管理成本的模糊性。特别是，政府成本之外的社会成本更加模糊。社会总动员所需要的成本、公民和商业企业自发产生积极行为的成本都是难以计量的。在收益或者绩效方面，收益的不确定性、社会效益的扩散性再加上公共管理绩效测评手段的不完善性，都使得我们难以精确地测量绩效。在时间上，公共管理的部分效益特别是社会效益也是潜在的，它们往往需要很长时期才能显现出来。因此，公共管理的成本和效益都只能用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等模糊的语言来加以描述。
第三，公共管理目标、过程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由对“成本——收益”的分析可以看出，追求公共管理过程的科学化比追求结果更为重要。公共管理的目标是有层次和阶段性的，每一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过程之间都有“过程——目标”的对应关系，在所构成的无数“过程——目标”链中，公共利益处于最末端，成为公共管理追求的最高目标。
特别需要指出，笔者并不认为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它只是公共管理的最终目标。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体现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即对公平、公正、回应性、民主与效率等问题的正确解答。并且，公共利益并不是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是团体利益（包括集团私利），只有公共利益才是最高利益。因而，解决公共利益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无论如何，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都是一致的。
第四，松散状态下的公民与政府关系
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最大主体，公民是公共管理的最大客体。政府对公民负责和公民信任政府是公共管理职能得以发挥的关键。对于特定的政治体制而言，政府只能有一个，而公民团体则是分层的；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实质是政府与不同层级的公民团体的关系。在中国，工人和农民是最大的团体，工人和农民背后是工业和农业两个最大的行业。维护工业发展的经济实体是企业，它是一类组织，有一定的结构形态。因此，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将使政府获得企业的信赖，也由此在政府与工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间接关系。而维持农业发展的经济实体却不是一类组织，它没有结构和形态，而且非常松散。在政府与这类实体的关系上，政府没有信赖的基础，也由此使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非常直接。可以认为，中国公共管理的最大障碍在于政府与农民之间能否建立起良好的信赖关系，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和维持农业发展的经济实体问题，将是中国公共管理最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参考文献】
[1]（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2.
[2]（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66.
[3]（美）康特妮等.新公共行政：寻求社会公平与民主价值[J].中国行政管理，2001(2):43-46.
[4]王春法等.科技全球化及中国的对策[J].中国科技论坛，2001(3).
成本管治论文篇6
首先，公共管理理论是有限的理论，不可能解决公共行政学未解决的问题。公共管理概念的提出是公共行政学(Public Administration)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它证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是一个范围狭窄的领域，是认识的初级阶段，但同时是一个不可替代的研究范畴。欧文·E·休斯(Owen E.Hughes)认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基于两种理论，即官僚制理论和政治行政两分法；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是经济学理论和私营部门管理[2]。这些理论都不能穷尽和包容公共领域的所有事物，所以公共管理理论必然有一定的理论空隙，进而导致理论在解决公共问题时留有一定的缺陷。
其次，公共管理理论是依靠一定社会基础支持的理论。公共管理理念的形成不是学者们闭门造车的结果，它首先源自于公共行政思想的发展、传统的行政与政治二分法思想以及行政效率第一思想的形成。这些思想的形成不能脱离工业革命、城市人口锐增、官僚机器膨胀、经济财政压力等背景。20世纪60年代新公共行政理念的诞生离不开民权运动以及通过行政改革以使公共行政更为合法化的追求，但所谓的“公共性”并没有在实质上突显出来。70年代和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则是为了解决政府危机、道德危机、贫困饥饿、工业污染、预算赤字、军备竞赛、失业等一系列普遍问题而提出来的。当时，整个社会日渐明晰了政府的功能和地位，社会各个阶层对政府抱有一种新的期望，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内核在建立“企业型政府”的口号声中得以完善。到了90年代，人们更是以“治理”为手段、“善治”为结果的理念重塑政府，相信政府只有依靠制度创新才能增强公共管理的有效性，也普遍认同了私有化的积极作用。
可见，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是20世纪西方社会进步的结果。初期的发展以外部环境推动为背景，后期发展则表现为双重背景的支持：一是理论自身成熟与自我发育的需要以及学者们的推动，二是民主政治的成熟、经济秩序的整合与经济水平的提高、文化更新和社会制度的变迁与完善。两者共同促使公共管理理论不断发展，并在公共领域显示出指导效应。
第三，公共管理理论是与技术化水平高度发展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的世界的理论。1988年9月举行的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强调，“不愿意涉及技术及进步，认为技术进步是一种错误而不是改善公共服务的一种工具。”[3]事实上，公共管理理论发展与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关系密不可分。科学技术革命深刻地影响了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各国政府的行为，特别是发达国家、技术领先国家的政府决策，并纷纷在经济领域进行以技术升级换代和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一些学者清楚地看到，在20世纪上半叶还被视为经济增长外生变量的科学技术逐步演变成为内生变量，科学技术知识本身也成了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中一个可交易的重要生产因素。为了在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各国政府大幅度增加研究开发支出。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世界上任何科学技术知识的进步都是各国政府或者民间有意识地进行研究开发投资活动的结果[4]。在高技术的支持下，整个公共领域的实践也发生了变革，并不断涌现出新鲜的案例为日益鲜活的公共管理理论提供佐证。公共管理理论也随着科技的传播和全球化趋势，逐渐从技术发达国家向技术落后国家延伸，从民主国家向集权国家延伸，从经验管理为主的国家向政府管理日趋科学化的国家延伸。它的普遍性原则和各国的公共管理实践相结合，构成改变各国政府面貌的最有价值的理论。
最后，公共管理理论以解决政府问题为出发点，逐步向解决社会问题方向靠拢，最终力图成为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核心理论。可以认为，公共管理理论的初衷是改变政府的面貌、重新对政府的功能进行定位，并不涉及社会问题的解决。如今，公共管理理论仍立足于以政府为主体的管理问题。与传统行政学侧重于政府的内部管理、内在机制的建立不同，公共管理侧重政府管理的外部关系的处理，涉及政府并非唯一主体的公共领域。因此，现有的公共管理理论只能解决部分社会问题，它需要与相关管理科学密切配合和协作。当公共管理理论最终走向成熟的时候，它将成为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核心理论。
二、本土化研究的基本逻辑
本土化研究以什么为逻辑起点？在实践中，它表现为政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政府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理论层面上，它表现为公共管理思潮的全球化蔓延并深深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公共管理实践和思想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和成熟。例如，如何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在公共物品的供给和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方面有新的变化；如何有效地全面发挥市场的功能，依靠市场机制规范公共行为、合理配置公共行政资源等等都需要必要的理论支持。由此，本土化研究才能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1.理论平台：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借鉴、吸收、学习与创新的道路，其理论平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理论构建的基础，即以政治学理论、组织学理论、经济学理论与数学理论为主体的学科基础不容忽视。其二，理论的渊源，即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借鉴，对中国古代公共管理经验的学习，对现代工商管理理论合理成分的吸收，其中，把握西方成果发展脉络是前提，总结古代管理经验和现代公共管理经验是任务。
2.研究重点：中国公共管理理论成熟的标志是首先能够解决中国公共领域的问题，即解决政府管理中的内部问题以及与政府自身相关的外部问题。在这样的目标下，中国公共管理必须从实证分析入手，并以此为重心展开理论研究，其中包括案例库的建立与经典案例的分析，建立理论模型与数据模型。而对于基本概念的争鸣、争议则可以暂且搁置下来，待掌握充分的案例并对每一案例有清醒的认识、对其实质有真正的把握之后，问题的解决答案就会显现出来。
这里，一些学者会产生疑问，理论上的分歧未搞清楚，实证研究如何进行呢？其实仔细分析就会明白，导致争论的重要原因正是对案例分析不足造成的。鸡与蛋，孰先孰后呢？
3.学术视角：用多维视野研究公共管理理论是一种理想的选择，但事实上在理论发展的初期很难照顾周全。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应该从公共生态视角切入进行研究，原因在于：其一，公共生态视角符合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的观点是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和平衡的观点。其二，公共管理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内部关系中的若干要素搭配不合理破坏了公共领域内部必要的生态平衡。这是目前中国公共管理资源浪费的首要原因。同时，外部关系处理不好，严重地影响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在生态视角下，公共管理内部关系的建立与平衡、要素之间的互动性、基本利益分享、制度与规则的建立、公共权力的分享、效益的最大化等方面都可能进行深刻的研究。而外部关系中，政府的定位与重新认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协调、公益物品提供的方式、政府与公民等诸多关系存在的依据、发展变化的动力等都有探讨的价值。
4.理论特色：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是落后的，实践经验不足与公共管理理论能够解决的问题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有效的实证研究与有限的理论选择相统一，将是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必经之路。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学者必须清楚地看到，借鉴工商管理理论和“企业型”政府范式的选择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特殊的政治与文化决定了这一点[5]。本土化思维下的中国公共管理重要的是进行理论创新，包括研究性质、研究领域、理论模型、理论批评等方面的创新。
5.研究意义：随着公共管理研究队伍的扩大和研究内容的深入，中国公共管理的价值不仅仅局限在学术领域。以此为契机，中国行政体制的有关问题将会从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拓展，并在真正意义上推动政府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渐进性、平衡发展、稳步推进”等特点应得到很好的体现。
三、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关系
中国公共管理理论面临的是一个关系众多的复杂管理体系，其中既有内部关系的纠缠，又有外部关系的掣肘。从目前看，主要表现为：
第一，特殊政治中的“统治”(government)与“治理”(governance)的关系
学者们普遍认为：“统治”与“治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威的主体、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向度都有所不同，并且，治理也不是万能的[6]。笔者认为，统治与治理代表了两种权力倾向。更为重要的是，由此投射出来的行为既是专断的、单向的，也是平等的、双向的。统治是工具性的，而治理是方法。一般意义上，统治与治理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相背离，实践层面的强势统治与理论层面的治理呼声不相兼容。
对于政府主体而言，统治与治理是发展的两个阶段。在“统治”的理念下，重在研究公共行政的问题，研究政府的内部矛盾、权力的集中、不可替代性与统治的效果。在“治理”理念下，重在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强调多中心与权力的泛化。究竟以“统治”为主还是以“治理”为主？是以“治理”为目标还是以“善治”为目标？这在目前的政治背景下难以确定。
第二，模糊意义下的成本与效益关系
公共管理成本与效益是两个模糊的概念，并不能完全依靠经济管理与工商管理中的“成本——效益”核算模式来计量，也不是数学方法可以统计出来的。一些学者虽然也以“政府成本”为题立论，但涉及到的只是政府成本存在的基础、产生与膨胀的原因、政府成本控制的假设[7]，而没有给出“成本——效益”的计量方法。这是由于没有澄清政府成本的实质。通常。整个公共管理过程表现出的是部分“成本—收益”可计量与多数“成本——收益”的不可计量的统一，是部分公共组织的“成本——收益”可计量与大多数公共组织的“成本——收益”不可计量的统一。这便是公共管理成本的模糊性。特别是，政府成本之外的社会成本更加模糊。社会总动员所需要的成本、公民和商业企业自发产生积极行为的成本都是难以计量的。在收益或者绩效方面，收益的不确定性、社会效益的扩散性再加上公共管理绩效测评手段的不完善性，都使得我们难以精确地测量绩效。在时间上，公共管理的部分效益特别是社会效益也是潜在的，它们往往需要很长时期才能显现出来。因此，公共管理的成本和效益都只能用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等模糊的语言来加以描述。
第三，公共管理目标、过程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由对“成本——收益”的分析可以看出，追求公共管理过程的科学化比追求结果更为重要。公共管理的目标是有层次和阶段性的，每一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过程之间都有“过程——目标”的对应关系，在所构成的无数“过程——目标”链中，公共利益处于最末端，成为公共管理追求的最高目标。
特别需要指出，笔者并不认为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它只是公共管理的最终目标。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体现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即对公平、公正、回应性、民主与效率等问题的正确解答。并且，公共利益并不是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是团体利益（包括集团私利），只有公共利益才是最高利益。因而，解决公共利益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无论如何，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都是一致的。
第四，松散状态下的公民与政府关系
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最大主体，公民是公共管理的最大客体。政府对公民负责和公民信任政府是公共管理职能得以发挥的关键。对于特定的政治体制而言，政府只能有一个，而公民团体则是分层的；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实质是政府与不同层级的公民团体的关系。在中国，工人和农民是最大的团体，工人和农民背后是工业和农业两个最大的行业。维护工业发展的经济实体是企业，它是一类组织，有一定的结构形态。因此，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将使政府获得企业的信赖，也由此在政府与工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间接关系。而维持农业发展的经济实体却不是一类组织，它没有结构和形态，而且非常松散。在政府与这类实体的关系上，政府没有信赖的基础，也由此使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非常直接。可以认为，中国公共管理的最大障碍在于政府与农民之间能否建立起良好的信赖关系，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和维持农业发展的经济实体问题，将是中国公共管理最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参考文献】
[1] （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2.
[2] （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66.
[3] （美）康特妮等.新公共行政：寻求社会公平与民主价值[J].中国行政管理，2001(2):43-46.
[4] 王春法等.科技全球化及中国的对策[J].中国科技论坛，2001(3).
成本管治论文篇7
首先，公共管理理论是有限的理论，不可能解决公共行政学未解决的问题。公共管理概念的提出是公共行政学(Public Administration)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它证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是一个范围狭窄的领域，是认识的初级阶段，但同时是一个不可替代的研究范畴。欧文·E·休斯(Owen E.Hughes)认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基于两种理论，即官僚制理论和政治行政两分法；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是经济学理论和私营部门管理[2]。这些理论都不能穷尽和包容公共领域的所有事物，所以公共管理理论必然有一定的理论空隙，进而导致理论在解决公共问题时留有一定的缺陷。
其次，公共管理理论是依靠一定社会基础支持的理论。公共管理理念的形成不是学者们闭门造车的结果，它首先源自于公共行政思想的发展、传统的行政与政治二分法思想以及行政效率第一思想的形成。这些思想的形成不能脱离工业革命、城市人口锐增、官僚机器膨胀、经济财政压力等背景。20世纪60年代新公共行政理念的诞生离不开民权运动以及通过行政改革以使公共行政更为合法化的追求，但所谓的“公共性”并没有在实质上突显出来。70年代和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则是为了解决政府危机、道德危机、贫困饥饿、工业污染、预算赤字、军备竞赛、失业等一系列普遍问题而提出来的。当时，整个社会日渐明晰了政府的功能和地位，社会各个阶层对政府抱有一种新的期望，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内核在建立“企业型政府”的口号声中得以完善。到了90年代，人们更是以“治理”为手段、“善治”为结果的理念重塑政府，相信政府只有依靠制度创新才能增强公共管理的有效性，也普遍认同了私有化的积极作用。
可见，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是20世纪西方社会进步的结果。初期的发展以外部环境推动为背景，后期发展则表现为双重背景的支持：一是理论自身成熟与自我发育的需要以及学者们的推动，二是民主政治的成熟、经济秩序的整合与经济水平的提高、文化更新和社会制度的变迁与完善。两者共同促使公共管理理论不断发展，并在公共领域显示出指导效应。
第三，公共管理理论是与技术化水平高度发展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的世界的理论。1988年9月举行的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强调，“不愿意涉及技术及进步，认为技术进步是一种错误而不是改善公共服务的一种工具。”[3]事实上，公共管理理论发展与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关系密不可分。科学技术革命深刻地影响了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各国政府的行为，特别是发达国家、技术领先国家的政府决策，并纷纷在经济领域进行以技术升级换代和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一些学者清楚地看到，在20世纪上半叶还被视为经济增长外生变量的科学技术逐步演变成为内生变量，科学技术知识本身也成了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中一个可交易的重要生产因素。为了在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各国政府大幅度增加研究开发支出。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世界上任何科学技术知识的进步都是各国政府或者民间有意识地进行研究开发投资活动的结果[4]。在高技术的支持下，整个公共领域的实践也发生了变革，并不断涌现出新鲜的案例为日益鲜活的公共管理理论提供佐证。公共管理理论也随着科技的传播和全球化趋势，逐渐从技术发达国家向技术落后国家延伸，从民主国家向集权国家延伸，从经验管理为主的国家向政府管理日趋科学化的国家延伸。它的普遍性原则和各国的公共管理实践相结合，构成改变各国政府面貌的最有价值的理论。
最后，公共管理理论以解决政府问题为出发点，逐步向解决社会问题方向靠拢，最终力图成为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核心理论。可以认为，公共管理理论的初衷是改变政府的面貌、重新对政府的功能进行定位，并不涉及社会问题的解决。如今，公共管理理论仍立足于以政府为主体的管理问题。与传统行政学侧重于政府的内部管理、内在机制的建立不同，公共管理侧重政府管理的外部关系的处理，涉及政府并非唯一主体的公共领域。因此，现有的公共管理理论只能解决部分社会问题，它需要与相关管理科学密切配合和协作。当公共管理理论最终走向成熟的时候，它将成为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核心理论。
二、本土化研究的基本逻辑
本土化研究以什么为逻辑起点？在实践中，它表现为政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政府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理论层面上，它表现为公共管理思潮的全球化蔓延并深深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公共管理实践和思想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和成熟。例如，如何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在公共物品的供给和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方面有新的变化；如何有效地全面发挥市场的功能，依靠市场机制规范公共行为、合理配置公共行政资源等等都需要必要的理论支持。由此，本土化研究才能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1.理论平台：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借鉴、吸收、学习与创新的道路，其理论平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理论构建的基础，即以政治学理论、组织学理论、经济学理论与数学理论为主体的学科基础不容忽视。其二，理论的渊源，即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借鉴，对中国古代公共管理经验的学习，对现代工商管理理论合理成分的吸收，其中，把握西方成果发展脉络是前提，总结古代管理经验和现代公共管理经验是任务。
2.研究重点：中国公共管理理论成熟的标志是首先能够解决中国公共领域的问题，即解决政府管理中的内部问题以及与政府自身相关的外部问题。在这样的目标下，中国公共管理必须从实证分析入手，并以此为重心展开理论研究，其中包括案例库的建立与经典案例的分析，建立理论模型与数据模型。而对于基本概念的争鸣、争议则可以暂且搁置下来，待掌握充分的案例并对每一案例有清醒的认识、对其实质有真正的把握之后，问题的解决答案就会显现出来。
这里，一些学者会产生疑问，理论上的分歧未搞清楚，实证研究如何进行呢？其实仔细分析就会明白，导致争论的重要原因正是对案例分析不足造成的。鸡与蛋，孰先孰后呢？
3.学术视角：用多维视野研究公共管理理论是一种理想的选择，但事实上在理论发展的初期很难照顾周全。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应该从公共生态视角切入进行研究，原因在于：其一，公共生态视角符合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的观点是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和平衡的观点。其二，公共管理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内部关系中的若干要素搭配不合理破坏了公共领域内部必要的生态平衡。这是目前中国公共管理资源浪费的首要原因。同时，外部关系处理不好，严重地影响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在生态视角下，公共管理内部关系的建立与平衡、要素之间的互动性、基本利益分享、制度与规则的建立、公共权力的分享、效益的最大化等方面都可能进行深刻的研究。而外部关系中，政府的定位与重新认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协调、公益物品提供的方式、政府与公民等诸多关系存在的依据、发展变化的动力等都有探讨的价值。
4.理论特色：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是落后的，实践经验不足与公共管理理论能够解决的问题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有效的实证研究与有限的理论选择相统一，将是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必经之路。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学者必须清楚地看到，借鉴工商管理理论和“企业型”政府范式的选择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特殊的政治与文化决定了这一点[5]。本土化思维下的中国公共管理重要的是进行理论创新，包括研究性质、研究领域、理论模型、理论批评等方面的创新。
5.研究意义：随着公共管理研究队伍的扩大和研究内容的深入，中国公共管理的价值不仅仅局限在学术领域。以此为契机，中国行政体制的有关问题将会从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拓展，并在真正意义上推动政府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渐进性、平衡发展、稳步推进”等特点应得到很好的体现。
三、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关系
中国公共管理理论面临的是一个关系众多的复杂管理体系，其中既有内部关系的纠缠，又有外部关系的掣肘。从目前看，主要表现为：
第一，特殊政治中的“统治”(government)与“治理”(governance)的关系
学者们普遍认为：“统治”与“治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威的主体、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向度都有所不同，并且，治理也不是万能的[6]。笔者认为，统治与治理代表了两种权力倾向。更为重要的是，由此投射出来的行为既是专断的、单向的，也是平等的、双向的。统治是工具性的，而治理是方法。一般意义上，统治与治理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相背离，实践层面的强势统治与理论层面的治理呼声不相兼容。
对于政府主体而言，统治与治理是发展的两个阶段。在“统治”的理念下，重在研究公共行政的问题，研究政府的内部矛盾、权力的集中、不可替代性与统治的效果。在“治理”理念下，重在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强调多中心与权力的泛化。究竟以“统治”为主还是以“治理”为主？是以“治理”为目标还是以“善治”为目标？这在目前的政治背景下难以确定。
第二，模糊意义下的成本与效益关系
公共管理成本与效益是两个模糊的概念，并不能完全依靠经济管理与工商管理中的“成本——效益”核算模式来计量，也不是数学方法可以统计出来的。一些学者虽然也以“政府成本”为题立论，但涉及到的只是政府成本存在的基础、产生与膨胀的原因、政府成本控制的假设[7]，而没有给出“成本——效益”的计量方法。这是由于没有澄清政府成本的实质。通常。整个公共管理过程表现出的是部分“成本—收益”可计量与多数“成本——收益”的不可计量的统一，是部分公共组织的“成本——收益”可计量与大多数公共组织的“成本——收益”不可计量的统一。这便是公共管理成本的模糊性。特别是，政府成本之外的社会成本更加模糊。社会总动员所需要的成本、公民和商业企业自发产生积极行为的成本都是难以计量的。在收益或者绩效方面，收益的不确定性、社会效益的扩散性再加上公共管理绩效测评手段的不完善性，都使得我们难以精确地测量绩效。在时间上，公共管理的部分效益特别是社会效益也是潜在的，它们往往需要很长时期才能显现出来。因此，公共管理的成本和效益都只能用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等模糊的语言来加以描述。
第三，公共管理目标、过程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由对“成本——收益”的分析可以看出，追求公共管理过程的科学化比追求结果更为重要。公共管理的目标是有层次和阶段性的，每一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过程之间都有“过程——目标”的对应关系，在所构成的无数“过程——目标”链中，公共利益处于最末端，成为公共管理追求的最高目标。
特别需要指出，笔者并不认为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它只是公共管理的最终目标。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体现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即对公平、公正、回应性、民主与效率等问题的正确解答。并且，公共利益并不是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是团体利益（包括集团私利），只有公共利益才是最高利益。因而，解决公共利益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无论如何，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都是一致的。
第四，松散状态下的公民与政府关系
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最大主体，公民是公共管理的最大客体。政府对公民负责和公民信任政府是公共管理职能得以发挥的关键。对于特定的政治体制而言，政府只能有一个，而公民团体则是分层的；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实质是政府与不同层级的公民团体的关系。在中国，工人和农民是最大的团体，工人和农民背后是工业和农业两个最大的行业。维护工业发展的经济实体是企业，它是一类组织，有一定的结构形态。因此，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将使政府获得企业的信赖，也由此在政府与工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间接关系。而维持农业发展的经济实体却不是一类组织，它没有结构和形态，而且非常松散。在政府与这类实体的关系上，政府没有信赖的基础，也由此使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非常直接。可以认为，中国公共管理的最大障碍在于政府与农民之间能否建立起良好的信赖关系，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和维持农业发展的经济实体问题，将是中国公共管理最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参考文献
[1] （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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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管治论文篇8
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企业财务治理机制着手,提出较为完整的财务治理机制理论,并对财务治理进行初步的实证研究与框架设计,希望能对财务治理理论和实务的发展有所益处。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目前,关于财务治理的研究西方理论界尚未就此形成专项研究。西方财务治理的研究主要散见在企业理论、公司治理、资本结构等研究中。
1.理论框架下的财务治理研究
詹森和麦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 1976)认为,资本结构是由成本所决定,即源自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矛盾。关于债券的治理效益,他们从成本的角度认为:一是债券持有人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影响,导致机会财富损失;二是债券持有人或债权人通过一些限制性条款,增加企业的运行成本;三是因债务的存在而产生的破产和重组成本。迈尔斯(Myers ,1977)具体论述了破产的成本,他认为资产负债率高的公司容易破产,因而容易放弃价值增值的项目。戴蒙德(Diamond,1989)分析了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中声誉机制的关系后指出,由于债务产生破产威胁,可能损害公司和经理的声誉,经理倾向于选择项目成功可能性最大化,以保证债务清偿,而不是股东价值最大化。格罗斯曼与哈特(Grossman and Hart,1988)针对债务的作用建立了一个模型,他们认为,如果管理层在债务合约方面有违约行为的话,就应剥夺其控制权,破产的威胁使得这种期望达到的动机效应得以实现。法玛(Fama,1985)认为,债务对企业经理的约束作用也来自于银行的监督和严厉的债务条款,最基本的条款就是按时偿债,另外还有对企业和企业经理的行为限制等。债权人,尤其是主要债权人,专业化的监督可以减少股东的监督工作,并使监督更有效。阿洪和博尔顿(Aghion and Bolton,1992)从剩余控制权配置的角度说明了负债对成本的影响。E・伯格洛夫(Eric Berglof,1990)应用不完全契约框架的分析方法,将债务偿还计划看作是一个债权人所能想到的所有违约形式的函数,作为治理机制的债务具有很多的作用。哈特(Hart,1998)指出,在股权分散的现代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中,由于小股东在对企业的监督中搭便车,从而会引起股权约束不严和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但适度负债就可以缓解这个问题,因为负债的破产机制对企业经理带来了新的约束。
理论关于财务治理的观点主要是从成本的角度研究了股权和债券的财务治理作用。
2.交易成本理论下的财务治理研究
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88)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分析了股权与债权两种融资方式的治理效率。威廉姆森认为是采用债权还是股权来进行项目融资取决于项目资产的本质特性,如果资产具有可重新配置的属性则应选择债权,因为在违约的情况下还可以收回一些有价值的资产。反之,如果资产具有很高的专用性,则最好是由管理层借助股权融资所具有的自由裁量权特性来管理这些资产。因此,这种资本结构观点考虑的是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在治理方面的特性以及为了成功运作特定融资项目所需要采用的治理方式。
3.公司治理视角下的财务治理研究
1992年,世界第一部公司治理原则文献――卡德伯瑞(Cadbury,1992)报告在英国产生。该报告由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伦敦证券交易所等机构合作成立的公司治理委员会起草并。报告的题目是《公司治理的财务因素》(The Finance Asp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着重突出了公司治理中财务的重要性。报告注重了董事会的控制与报告职能以及审计人员的角色,尤其注重公司内部财务控制和风险管理问题,对公司财务治理理论建立与发展,影响深远。1999年5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为强化各国公司治理颁布了《公司治理原则》,提出保障股东权利、公平对待股东、尊重利益相关者的地位、提升信息披露透明度以及强化董事会职责等5项原则,并于2004年对其进行了修订,提出公司治理框架应当建立透明、有效的市场,遵循法治原则,明确规定不同的监督、管理及执行权力之间的责任划分,进一步明确和优化了组织内部权力分配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
西方学者侧重从财务视角对公司治理和财务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但尚未提出公司财务治理的概念并形成财务治理理论体系,仅是在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不断融合的趋势影响下,从新财务思想对资本结构的非数量性研究,从资本结构的成本理论、资本结构的信号模型理论及资本结构的控制权理论等角度按照公司治理范式对公司财务治理进行研究。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财务治理研究主要是在公司治理的基础上,从财权的角度来定义和研究财务治理,包括对财务治理内涵、财务治理目标及财权配置等内容的研究。
1. 财务治理内涵
国内学术界对此研究比较独立和深入,本文试从不同维度归纳为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1)制度安排观。制度安排观强调的是构建一种利益相关者间责权利的有效制衡体系,认为财务治理的制度性安排体现了各利益相关者间责、权、利的合理有效制衡(林钟高、叶德刚,2003;衣龙新,2004;油晓峰,2004;杨淑娥,2006)。(2)财权配置观。该观点认为公司财务治理是一种企业财权安排机制,由此来实现企业内部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就是财权的配置(伍中信,2005)。(3)财权控制观。这种观点强调在财权配置基础上以财权为治理对象,主要指财务控制权,它是取得财务收益权的基础和保证,通过财权控制以有效实现公司财务治理(蔡刚、干胜道,2007)。(4)子系统观。该观点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子系统,从属并取决于公司的治理结构的根本性质(黄菊波,杨小舟,2003)。(5)管理体制观。(饶晓秋,2003)认为,财务治理是在公司制条件下,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在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等方面划分权限,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6)结构观。(龚洪文,2002)认为,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研究的是公司财务活动的制度安排问题。上述文献从不同角度诠释了财务治理的涵义,但尚未集合体现财权及配置、利益相关者、财权配置的制度安排和管理机制这几项基本要素。
笔者认为,财务治理强调以财权为治理对象,以财务契约为工具,通过各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制度安排及激励与约束机制来达到维护利益相关者根本利益的一种管理方式(静态)和管理活动(动态),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子系统的研究假设。其中,核心要素是财权、利益相关者间的制度安排以及通过财务契约的静态管理方式和动态管理过程。而财务管理是指客观存在的资金运动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利益关系,是一种价值管理,是公司管理的中心,是一种以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运行机制,是关于资金的筹集、投放和分配的管理实践活动。财务管理理论的核心是资金,是通过资金配置(即资源配置)来实现财务管理目标的。
2. 财务治理目标
国内学术界关于财务治理目标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1)主体目标说。程宏伟(2002)认为,财务治理目标就是财务治理主体的目标。由于财务治理主体呈多元性,因此财务治理目标也是多元的。张敦力(2002)认为,财务治理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促使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提供基础;(2)制衡说。姚晓民、何存花(2003)认为,公司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公司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制衡;(3)机制说。衣龙新(2004)认为,财务治理目标指形成科学合理的财务治理体制、制度和行为规范。
上述观点分别从利益相关者个体、企业和谐可持续发展及公司财务治理目标与公司治理目标的一致性角度,强调需要妥善协调好利益相关者各方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以使各方利益最大化。财务治理目标是通过合理的财权配置,使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妥善解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为实现企业目标奠定基础。
3.财权配置
财权配置强调企业财权在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分配,以发挥企业财权的激励与约束作用,既是企业所有权配置的核心内容,也是企业治理结构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财权配置是财务治理的核心。财权在公司治理中是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力,而财权配置可以说是公司治理的“纲”。(李连华,2002)。关于财权配置问题,目前国内学术界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伍中信等(2006)认为,财权配置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主要体现为原始产权主体与法人产权主体之间的关系。林钟高、叶德刚(2003)从“所有者财务”和“经营者财务”角度提出了所有权同财务治理结构的权力配置和企业内部剩余控制权的配置问题,强调要明确各利益相关者的责权利边界并形成其各自之间的权力制衡。张栋、杨淑娥(2005)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每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财权配置中都有权享有相应的财务权利,均应对企业有财务利益要求。同时,他们引入相机治理机制理论强调在财权配置过程中需要发挥必要的制衡作用。
笔者认为,谢志华、汤谷良教授提出的财务分层理论为财权配置的研究提供了框架。从所有者、经营者和财务经理分权管理为核心的财务分层理论可以看出,企业财权配置本质上就是所有者、经营者和财务经理之间对财权的分享,在授权与控制均衡下实现组织效率的最优。
三、研究框架
随着公司治理研究的深入,财务治理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和探讨的热点问题。从国内外研究的现状来看,财务治理研究目前还处在一个萌芽期,相关理论和方法迫切需要完善和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将从财务治理理论体系出发,研究财务治理的概念内涵、财务治理的结构、财务治理的运行以及财务治理的评价。
本文的研究分为以下4个部分(如图1所示):
(一)财务治理的基本理论研究
财务治理的基本理论必须建立在产权理论、企业理论,特别是公司治理和财务理论上。从某些方面来看,财务治理理论可以看成是这些理论的交叉理论,通过这些理论来解释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再通过企业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提炼出新的理论,以更好地指导企业实际。财务治理的基本理论就是通过对企业的实际现象(问题)的归纳与相关理论的演绎提炼出新的治理理论,它包括财务治理的概念及内涵、财务治理的主体、对象、目标,以及财务治理的原则和治理方法。通过对学者们不同观点的的评析,从整体和逻辑角度构建起财务治理基本理论体系。
(二)财务治理的结构研究
财务治理本质上是财权的配置(伍中信,1998),企业财权主要在股东、经营者和财务部门分享(汤谷良,1997)。在财务治理中,需要配置的“企业财权”主要包括财务收益分配权、财务决策权和财务监控权。企业财权配置效率主要取决于财务决策权是否得以合理授权与分配。以财务决策权配置为主线,形成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3层次授权、分权的配置格局,财权在企业内部具体配置,形成了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为主体的企业基本财务组织结构安排。所以研究财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配置成为财务治理的核心内容,直接关系到财务治理的效果。
(三)财务治理的运行机制研究
设计、形成有效的财务治理运行机制,对企业财务活动进行适度的调节和控制,是财务治理追求的目标和主要内容之一。财务治理机制是企业财权基本配置框架下,基于财务治理结构安排,能够对企业财务治理活动进行调节、规范的机制。财务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财务约束机制3个方面以及保障这3个机制有效运行的信息与沟通机制。
(四)财务治理的效果及评价体系研究
财务治理的效果分析是对财务治理结构设计与运行机制有效性的评价,通过对财务治理的评价实现财务治理的持续改进和完善。同时通过对财务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企业价值方面的实证分析,进一步深化对财务治理的研究。可进行实证研究的领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企业影响财务治理结构及运行的因素;二是不同治理模式效率的比较研究;三是财务治理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实证研究。
四、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部分研究设计与方法
在理论研究方面,采用实地调研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深入调查企业的实际,调查的信息主要包括:
1.行业状况、法律环境与监管环境以及其他外部因素;
2.被调查单位的性质,包括:所有权结构、治理结构、组织结构、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等;
3.被调查单位的目标、战略以及相关经营风险;
4.被调查单位的财务体系、内部控制及运行;
5.被调查单位财务业绩的衡量和评价。
通过调查了解财务治理在企业中的治理机制及相关环境,发现企业财务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再通过定性分析,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加工,在现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完善财务治理的相关内涵和理论,更好地指导企业实践。
(二)实证部分研究设计与方法
1.实证研究选题
目前,国内外有关财务治理的实证研究只是零散的出现在公司治理及资本结构的研究中。所以,本文在此试图作一些尝试,对财务治理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一方面丰富财务治理的研究内容,另一方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2.理论与假设
从财务治理运行机制来看,财务治理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决策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以及为这3个机制提供保障的信息与沟通机制,如图2所示。
(1)决策机制
决策机制主要体现在股东、董事会及管理者在财权配置的基础上进行财务决策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Berle&Means(1932)发表了《现代企业与私有产权》一书,明确提出,股权集中与企业业绩存在正的线性相关关系,原因在于股权分散导致“搭便车”难题,从而造成对管理者的监督困难。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国有股“一股独大”与“产权主体缺失”并存,所以在我国,股东的一些权利实际上让渡到董事会手中,而董事会成员的持股比例无疑影响到财务治理与公司价值。
H1: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成正比
(2)激励机制
财务激励机制利用有效财务激励手段,协调企业财务主体之间权益关系,激发各主体参与积极性和工作热情,达到提高企业价值目标的一种机制。财务激励机制是财务治理动力所在,是促使财务治理主体行使权利并承担义务的调节装置,对财务治理机制整体效应具有重要影响。Brian G.M.Main & Alistair Bruce & Trevor Buck(1996)研究发现,股票期权使管理层收入和公司业绩之间具有统计和经验上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股票期权是一种典型的激励机制,它能有效降低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H2:股权激励实施与企业价值成正相关关系
H3:经理人持股与企业价值成正比
(3)约束机制
美国研究舞弊的会计学家Albecht(1995)认为导致舞弊的因素主要有3种:机会、压力和借口,三者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一个三角形的框架。财务约束机制表现为股东、董事会及管理部门之间的制衡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约束机制越完善、执行力度越到位,企业风险管理能力就越强。Dalton(1998)认为外部董事主导的董事会可以更有效地履行其监管职责并做出相应决策。Salmon(1993)指出董事会的责任就是对公司战略制定、评价及对高管层的监督等,独立董事由于其独立性,与经理人员之间的利益瓜葛较小,有信心和能力对经理人员的行为进行辩驳,由此董事会的职责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H4: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比例越大,企业的价值越大
H5:审计委员会功能越完善,监督能力越强,企业价值越大
(4)信息与沟通
信息与沟通是财务治理发挥治理作用的基础,是财务治理运行的保障,信息的质量和披露与沟通方式对企业价值影响巨大。在目前的研究中衡量信息与沟通直接的量化指标很难找,只能找一些替代指标,如董事会治理会议的次数,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任,独立董事与公司办公地点是否在同一个城市等。
H6:董事会治理会议越多,信息的沟通越充分,企业价值越大
H7:总经理由董事长兼任,独立董事与办公地点在同一城市对企业价值越有帮助
3.研究设计思路
(1)企业价值。作为企业价值衡量指标之一的托宾Q 值,得到了国内外研究人员的广泛认可。托宾Q 值反映的是企业的相对价值,是企业价值高低的一种衡量方式。因此,托宾Q 值在检验影响企业价值因素时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采用Mak、Kusnadi计算托宾Q值的方法,即:
托宾Q值=(负债账面价值+ 净资产市场价值)/总资产账面价值
=(负债账面价值+ 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数×公司年末前7 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值+ 非流通股数×每股净资产)/总资产账面价值
(2)其他主要解释变量。股权激励实施(STKRD)、外部监督(AUD)、董事会主席与CEO 两职分离(SEPA),办公地点在同一城市(LOCS),采用虚拟变量。董事会成员持股比率(BDDL)表示董事会所有成员持股该公司比率之和,经理人持股(EDDL)用总经理持股比率表示,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比率(INDOR),董事会治理会议(BCONV)用董事会会议次数的自然对数表示。
(3)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结果,本文控制了对企业价值产生重要影响的变量,包括企业规模(LnSize)、资产负债率(LEVE)、成长能力GROWTH,用净利润增长率= (当年净利润-上年净利润) / 上年净利润表示。
(4)模型
Tobinq=α+ β1 BDDL+β2 STKRD+β3 EDDL+β4 INDOR+β5 AUD+β6 BCONV+β7 LOCS+β8 SEPA+β9 LnSize+β10 LEVE+β11 GROWTH+ξ
(5)数据。本文拟使用中国内地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9年度的截面数据,同时对样本进行一些必要的筛选。
(6)分析方法。分析方法主要使用单变量分析和多元回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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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管治论文篇9
从上述事实性知识或判断性知识来审理治理理论,这一理论兴起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公共权力结构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并出现危机,反映在治理话语中,则集中体现在三个论点上。其一是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国家已经丧失应有的行为能力,也难于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甚至难于避免产生有害的决策;并受落后的思想束缚,不时颁布不适宜的或无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种群体接受。其二是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地位危机、社会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众对公共权力的效能和未来越来越不抱幻想,公众的心灵世界碎片化,行为边缘化日趋严重。其三是作为社会一致性中枢的公共行政体系能力衰减,并进一步成为公众的负担,中央集权、分等论级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层系统陷入了官僚主义的怪圈,公共政策无力承受大量社会需求,无法对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问题做出裁决,超优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国际市场。对于这一总体性的危机,治理话语走向了积极的知识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腊之本,在政治上重开自由主义之源,在实践出路上择定新制度经济学,在技术上亲和于管理主义,从而推出具有建设意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分析方法。
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治理理论是人类在寻求解决社会一致和有效性问题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认识转折与制度突破,在一定意义上,包括近代以来在内的一切政治学知识都在这一框架下实现了新的整合,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判断上,政治学知识体系都在悄悄地脱离统治这一核心而转向个人对公共事物的关心这一主题,由此导致现代政治类型在三个维度上发生重大转向:
第一,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变迁。一般而言,高级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国际关系中意义重大、影响非凡的决策活动,如讨论一国是战争还是结盟等等。其次高级政治是指在共同体层次上、有关民族国家问题的重大决定和政策制定,如号召种族或集团一体化,或是与产权制度有关的政治关系的变革,如私人产业国有化,或者对政府的体制和形式进行根本性变革等等。所谓低级政治也是一种政治类型,这类决策不涉及对国家或国际社会中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它涉及次要性的决策,如将大型社会系统保持在某种均衡状态。低级政治通常由官员和管理者们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实行,一般属于官僚政治行为,功能是在不干扰社会政治经济现状的条件下为贯彻高级政治决策所进行的活动。在国内层次上,低级政治包括通过有关防止环境污染的法规;决定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会福利标准;对外贸易、旅游和投资往来的促进等等。现在应当已经到了把上述思维方式颠倒过来的时候了。
第二,从暴力政治向规劝政治变迁。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革命及各种规模的国内骚乱等等是暴力政治形式。个体或国家之所以发动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其目的总是在于改变或控制对手的行为。虽然只要暴力或暴力威胁仍被人们用于实现政治目的,那么人们就不能否认暴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应当是有限的。相反,规劝政治应该是公共政治活动中的基本形式。规劝政治一般是指伦理的、道德的、合作的和相互依存的和交易性的政治,比如谈判、协商、立法、集体讨价还价,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合作或激烈的竞争。当然,前提是这种竞争是普遍接受的,并且在预先规定其法则的基础上进行。
第三,从等级政治向复合政治变迁。等级政治是权力和权能的增殖以金子塔结构为前提的,由等级政治所决定的政治关系表现为下级单位从属于上级单位,每个等级社会当中的顶峰都是最高权威,但这一权威并不一定总是合法的,权威的下属是各级权力层次,每一下属权力层次又控制着更多的下级次层次,这一系统最后通到普通公民,最后为塔基部分决大多数的人民无所抗辩地承认。与之相反,复合政治是指平等或接等的行为者们之间的政治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社会由信息畅通的、积极的和自治的政治单位组成,这些政治单位对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幸福往往采取十分戒备的态度,然而它们也承认相互合作和秩序井然的共存既对自身利益有利,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所在。复合政治只有在具备充分的商品和服务以满足其成员需求的社会中才能付诸实践。进一步推断,复合政治应有一套自由的和竞争性的教育和信息系统,该系统无需依赖于对大众传媒介实行垄断性控制,而等级政治的目的是通过发动具有强烈倾向性的宣传运动来造成一种虚假的社会一致感。
政治学知识要具有真理性,她就必须客观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质与规律,但这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因为它需要政治生活的充分的展开,真正成为符合人的本性的而不是同人相异化的日常生活。政治学知识的发展与人类思维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人类的思维已经进展到能够充分把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时,政治生活的神秘性、彼岸性才会消失。低级政治、规劝政治和复合政治的形成,使得政治学知识发生重大转变,并为治理型政治学代替统治型政治学提供了基本概念。兴起于现实公共政治生活危机中的治理理论,它之所以能引起政治学知识的转向,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新的思维回应了当代人类生活的变革。从近代从统治—解放的政治到治理—生活的政治的变迁,体现了公共权力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当公民权利真正成为公共权力唯一合法性源泉时,治理—生活的政治才真正有利于市场秩序,政府制度才会内生于市场秩序。应该说这才是民主政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换言之,主流民主政治学长期以来都未能到位。所以治理理论更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精神。
二
从治理型政治学的应用或其实践战略来看,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是其必然的逻辑展开,是治理型政治学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如果把治理型政治学看成是一种新的政治科学研究纲领,那么按照拉卡托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有关硬核和保护带的理论,治理和新公共管理之间的关系恰恰体现了科学研究纲领中硬核和保护带的关系。因此,割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容易降低新公共管理的政治学科的性质,减弱治理理论在回应现实问题时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论在学术论战中失去有效的保护带。国外有些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之所以和治理理论有关,是因为“掌舵”是分析公共管理的核心,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词,简略分析一下新公共管理的原则框架,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一点。
作为新公共管理内容的主体,它有两个基本学术支持: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管理主义在这里的应用是把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门,强调直接的职业管理、明确的绩效标准和评估标准、根据结果进行管理,以及更晚些时候所提出的接近消费者——公民的观念。新制度经济学则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励结构引入公共服务中,通过新的激励制度安排削减官僚机构,通过承包和准市场的运作方式实现更有效的竞争以及消费者选择。而关键也最具有质感的口号是用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来代替受统治结构羁旁的官僚政府,以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推动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大致如下:(1)把控制权从官僚手中转到社群手中授予公民;(2)推崇市场机制而不是官僚机制;(3)驱动政府管理者前进的是自己的目标——部门和角色的使命,而不是文本的规则和规定;(4)公共管理者重新把自己的公众定义为消费者,并且为它们提供选择的机会;(5)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简单地提供事后服务;(6)把精力放在赢利而不是简单地支付财政拨款上;(7)实行分权制度,主张参与式管理;(8);公民评估自己的者的绩效时,关注的不是投入而是结果(9)关注的目标不仅仅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还包括激励所有的部门和公? 瘢??饩鏊?巧缛褐写嬖诘奈侍獠扇⌒卸?O匀唬?鹿?补芾淼恼庑┕勰詈偷图墩?巍⒐嫒罢?渭案春险?味脊匦木赫?⑹谐 ⑾?颜咭约敖峁???膊棵盼?普庑魈獾淖?渚褪峭牙胪持握?蔚摹⒏?〉恼????硪环矫嬖蚴歉?嗟闹卫怼?/P>
三
成本管治论文篇10
开始于30年代的政府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的扩张，长期奉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加上石油危机的影响，进入 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空前的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1](p46)
为此，西方国家在实践中很快兴起了被称为“新公共管理”的政府管理模式。它起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很快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2]（序p4）
“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实践和理论，从实践上讲，他是一组政府针对现实问题的政府行为和政府管理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模式。旨在克服政府面临的危机、提高政府的效能和合法性。从理论上讲，他是基于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考量，对行政（administration）与管理(management)概念的再认识，对公共部门的抨击的回应，对经济理论的变革、对私营部门变革和技术变革的再审视，[3]（pp1-23）以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和政府自身管理手段、过程、模式的重塑为主线，以解决新时代政府管理社会和管理自身事务问题为宗旨，以经济、效率和效能为基本价值的管理理论和心智的努力。
对于“新公共管理”的内涵，政治实践者和理论工作者有不同的论述。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一种是OECD组织的认识，认为新公共管理就是增强和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能力的两个途径：一是“提高公共组织的生产绩效，目的是提高人员、发展、合格人才的招聘以及绩效奖励等方面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二是：“充分利用私营部门”。[4]（p11）胡德(Hood)则从管理过程的角度看待“新公共管理”，包括七个方面：公共政策领域中的专业化管理，绩效的明确的标准和测量；格外重视产出和控制；公共部门内由聚合趋向分化。公共部门向更具竞争性的方向发展；对私营部门管理方式的重视；强调资源利用更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和节约性。[5](pp4-5)欧文.休斯(Owen.E.Hughes)从一般管理的框架入手得出了新公共管理的综合性的框架。认为“新公共管理”的内容包括战略、管理的内部要素、管理的外部构成要素三个部分。[3](pp64-66)
对于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定位，学术界存在两大基本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新公共管理的出现具有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中提出的“典范”或“范式”（Paradigm）意义，是政府管理科学的革命性的变革。[6]（pp73-8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新公共管理只是一种“寻求政府良好治理的一种努力”[7](pp15-21)，是多种管理的工具和方法的“交响乐”[8]
鉴于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具有交叉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公共行政管理被誉为“借用来的学科”，[9]（p3）而“典范”这一概念作为科学哲学历史学派的核心概念，是相对于逻辑学派解释科学结构和科学发展问题的时候提出的，“典范”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不确定的概念，库恩本人也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典范”这一词语。为避免“典范”在科学哲学层面的争论。我们打算从“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核心价值与思想、操作规则与手段三个层次概括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同时新公共管理的批评和新公共管理替代模式的提出也是围绕这三个层次进行的。
1、“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不同于与传统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是政治与行政二分和官僚组织(Bureaucracy)理论，而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这里的经济学主要是指50-60年代兴起的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包括交易费用理论、委托理论等）。
首先，公共选择理论作为经济学方法在政治学中的运用，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采用“经济人” 假设解释整个传统上属于政治学、行政学研究范畴的问题，其推论的结果是市场力量应该最大化，政府的作用应该相应的减少，建议采用以市场为基础的制度设计。同时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传统的官僚制组织模式不具有更好的责任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灵活性，需要向灵活的、负责的、成本——收益对称的市场机制转变。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发源于科斯(Coase.R)引入交易成本概念对企业组织和市场边界的研究，后来新制度经济学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了扩展，交易成本泛指“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10]（p8）新制度经济学从制度成本比较的角度研究制度的选择和设计，认为“在公共部门，如果采用签约的形式来降低行政经费并且造成某种竞争，将有可能使某些交易付出较低的成本。”[3]（p16）
委托理论旨在探讨人和委托人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激励和监督问题，为了减少公共部门的问题，新公共管理强调诸如合同等市场化方案的运用。
最后，私营部门的管理也是“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20世纪末，人类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带动下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信息化、知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同时也改变了私营部门的组织管理模式。私营部门为了适应环境，很快进行了管理变革，新的管理理论、技术和模式层出不穷，公共部门在私营部门获得成功的巨大影响下，开始引进在私营部门中卓有成效的管理方式。诸如绩效评估，目标管理，灵活化的组织、弹性的组织模式、人力资源开发等，形成了重视结果，以顾客为导向的管理理念。
2、新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与思想。
以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管理学为理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具有如下的核心价值与思想。
首先，人性假设是组织分析和行为分析的起点，新公共管理采用经济人的假设，导致对传统约束规则、激励规则的再思考和再评价。使得传统上重视组织理性的官僚制规则转向重视个体理性的市场规则。通过市场这种成本——收益对称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使行政（administration）人员转化为管理(management)人员，使管理人员对自己的结果负责。
其次，调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和关系模式。改变福利国家的过渡干预，还权于社会，严格限制政府的界限和规模，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民营化是其主导方案，就是将公共服务的提供通过市场的方式进行，改变传统上所有的公共产品都由政府直接提供的模式。
再次，与调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限制政府的边界和规模这一逻辑一致。新公共管理更加重视战略管理，确定组织的目标和重点，制定政策成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将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分开，政府主要从政策和战略层次上进行管理。而让具体的执行事务交给市场解决。于是政府通过公共关系，与外界组织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与非政府部门积极协调，与公众和新闻媒体良性互动成为新公共管理的题中之意。
最后，政府内部的管理价值、原则、机制的重新审视，进行“重塑政府”。在政府的管理当中引入私人管理模式。一是“重理”观念的引入，“重理”即“为了显著改善严格当代意义上的业绩指标，如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而在根本上重新思考、彻底重新设计管理程序”[11](p32)。二是，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公务员中立的原则提出挑战。三是政治与行政关系的调整，政治对行政官员具有很大的决定力量和影响力，公务员不再是传统上的政策的执行者，公务员需要有较强的政治敏感性，公务员直接和公众接触，对自己的管理责任负责，公务员与政治家之 间通过合同进行管理。
3、新公共管理的操作规则与手段。新公共管理的操作规则与手段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市场化的操作手段，一个方面是将国有企业出售给私营部门，诸如规范政府产权；放松管制：出售国有单个企业或资产。另一方面是将公共活动以签订合同的方式转包出去。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的提供中去，以私人与私人的竞争、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竞争、公共部门之间的竞争。[12]（p63-68）打破政府的垄断地位，提高公共服务的绩效。
与市场化的逻辑要求相一致，政府对于自身的管理和对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也发生了众多的变革。在自身管理方面：政府调整自身的组织结构，组织结构向扁平化、平面化的趋势发展.比如英国的“下一步行动方案”（The Next Steps）和新西兰的公司化改革等。政府进行管理流程的再造，核心在于以结果和绩效为导向，诸如采用目标管理(MBO)、全面质量管理(TQM)、成本核算、财务控制、绩效预算、绩效工资等，英国的雷纳评审（Rayner Scrutiny Programme）和财务管理新方案(FMI)，澳大利亚的高级文官绩效评估等等都是一些具体的管理方法。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也有许多具体的操作办法，诸如，建立良好的公私伙伴关系，制定政策标准，保障市场秩序，放松管制等。
公共管理的操作规则与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从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可以列举出许多。这些操作规则以市场价值、私营企业管理价值作为核心。
二、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
新公共管理从提出到实践一直面临着众多的批评，这些批评总体上由理论上的批评和实践上的批评构成。理论上主要针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核心思想与价值提出批判性的分析和见解。实践上主要针对“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承诺与具体操作规则的真实效果之间的反差和距离而提出。
（一）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核心思想和价值的批判。前面已经论述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核心思想与价值。对此的批判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对新公共管理的人性假设的批判，二是对新公共管理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市场价值的批判，三是对新公共管理主张私营企业管理理论适用性的批判。
1、对新公共管理的人性假设的批判。新公共管理借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公共组织，分析的起点就是经济人假设，学者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经济人假设的真实性问题。经济人的动机并不代表政府组织中政治官员和官僚的真实动机，人会在群体中受到组织文化的影响和人际关系的影响，组织实质上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系统和网络。[13]（p321）人性是复杂的，人的理性也是有限的。其次，经济人假设所造成的组织管理的约束和激励问题。经济人假设要求按照“胡萝卜加大棒的约束激励机制”。这忽略了官员的伦理和自律在约束官员行为方面的重要性,“欺诈、腐败、内线交易等似乎已成为地方性的流行病。”[3]（p296）同时经济人假设使政治家和官僚在公众面前变成了不受尊重的人，官员的士气受到影响，“士气不振的工作者显而易见不能有成效的工作。”[3]（p297）
2、对新公共管理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市场价值的批判。对市场价值的重新发现和利用是公共选择的核心。但对市场的推崇和过渡的宣扬，使得新公共管理的陷入了一条腿走路的误区。波利特（Politt.Christopher）据此认为新公共管理是新右派考虑国家问题的“令人欢迎的面孔”[14]（p.vi）
学者们对新公共管理除了指责其意识形态的倾向外。还从理论上分析了市场崇拜的弊端。
首先，市场本身是不完善的，新公共管理从市场出发指出了政府的缺陷，但是，市场发挥作用需要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和政治环境、法律环境以及文化环境，假设条件的缺失直接造成了“市场失灵”。同时如果市场发挥作用的环境不健全的话市场就很难发挥作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非洲的援助，强调良好的治理和“善治”，发展中国家在运用新公共管理的时候出现的诸如腐败、政治化、合同实际上难以执行等一系列问题就与新公共管理的适用环境相关。片面的市场崇拜是新公共管理的难以应对的挑战和批评。
其次，市场的基本价值是效率，但是效率并不是公共部门和社会的唯一的价值追求，用单纯的效率价值忽略甚至替代其他的价值（诸如作为公平的正义、民主、公民权利、公众参与等），有悖于公民对政府的要求的。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把英国拖入了“相互倾轧的50年代”[15]（p100）
复次，市场的适用性问题。市场机制是以平面化的方式组织私营企业，并且需要政府的政策提供市场的游戏规则，“将市场机制运用到行政组织和管理当中不能不顾及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的性质和机制。”[7]（pp15-21）否则很容易造成失败。
最后，市场崇拜忽视了政府、社团、第三部门等其他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上的特殊作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代表威廉姆森（Williamson.O）认为，哪怕是最简单的交易活动都少不了被称作 “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可以通过比较合约分析方法考察不同的治理机制之间的替代关系。90年兴起的治理理论认为社会的网络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导致了市场和等级官僚制这两种协调方式都失败了，需要多种社会组织通过网络化的组织，通过谈判和协调进行公共服务的提供。
3、对新公共管理主张私营企业管理理论适用性的批判。对私营企业管理理论基础的批判与人们对市场的批判类似，主要针对私营企业管理的局限性、价值取向的单一性和对于公共部门的适用性等方面。私营企业与公共部门之间的区别是进行批评的基础。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时间观点、绩效衡量、人事限制等方面存在差异，[16]（pp339-346）私营企业的管理模式移植到政府当中去会遇到许多麻烦，甚至造成混乱和冲突。
（二）对新公共管理的操作规则与手段的批判。
首先是对市场化方案的批判性审视，公共部门市场化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民营化(privatization),二是签约外包(contracting out)[3]( p292)。民营化和签约外包可能使成本提高，私人组织在没有竞争和没有市场的情况很难有很高的效率。民营化和签约外包使合同的执行和责任的追究变得复杂和难以实现，需要许多技术和政治问题解决，同时还容易造成公共工程中的合谋和贪污腐化。
其次，私营企业的技术运用于公共部门存在许多自相矛盾和弱点。新公共管理“接受一种超组织的视角，没有注意到不存在控制的情况下如何让协调共同的目标”。新公共管理“沉迷在目标管理当中，忽视了信任的重要性”。新公共管理“把注意力集中在结果上，但是不适合跨组织的网络”。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竞争和调控之间存在矛盾。”[17]（p100）新公共管理使得政治对行政的控制加强导致行政的公正性和公共性很难保障。
最后，新公共管理的技术和手段在实践中的效果“尚未得到验证”[3]（p304）在实际当中新公共管理的方案推行和执行并不像政治家所说的那样一帆风顺，遇到了众多难题，对于难题的解决和实践效果的检验还需要一个过程。“重塑政府”去向何方？还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18]（pp37-39）
三、新公共管理的替代模式
建立在对新公共管理批判的基础上，治理(governance)构成了新公共管理的替代模式。“治理”可以追溯到古典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操舵”一词，原意是控制、指导或操纵。长期以来，governance一词专用于“国家公务有关的法律的执行问题，或者指管理利害关系不同的多种特定机构或行业。[15]（p55）。20世纪80年代治理成为广泛运用的词汇，不光涉及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管理学还涉社会学等广阔的领域。
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领域，治理的兴起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实践的原因，首先， 80年代以来 伴随着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复杂性、动态性、多样性[19]（p218）要求有新的组织方式和协调方式。人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治理。其次，国际金融机构在借款问题上从经济主义转向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关注，治理成为他们常用的概念。战后重建运动、对全球化和超国家组织的管理也是治理常常指称的领域。最后，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国家统治领域出现了诸多的新情况，传统的统治模式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也是治理出现的重要原因。
理论作为对实践的指导和反映集中的体现了治理出现的原因和背景。首先，“把治理当作一个重要的课题来研究，根源在于对社会科学流行的一些过于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两分法的否定。”[15]（p56）比如，新制度经济学通过比较制度分析扬弃了市场与政府；政治学扬弃了私与公；国际关系扬弃了混乱无序与主权。其次，系统论的整体思想、开放思想、演化思想；以及与系统论相伴随的自组织理论、协同论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观察、驾驭复杂、多变的组织的理论参照。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终于导致了治理概念和治理理论的提出。治理概念和治理理论是一个充满含混和多种含义的概念和理论。以致于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物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20]（p53）人们在多层面、多领域和多层次上使用治理这一概念，鲍勃.杰索普认为治理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形式，狭义的治理就是自组织（Self-organizing）的协调方式。广义的“治理可以指诸多方式中任何一种独立活动的协调方式。”[20](p53)罗伯特.罗茨归纳了治理的六种不同的用法，即作为最小国家、作为公司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作为善治、作为社会——控制系统、作为自组织网络。[17]（p86）
笔者认为作为新公共管理替代模式，应该包括对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的替代和超越、对新公共管理核心思想与价值的替代和超越，对新公共管理具体的操作规则与手段的替代与超越。罗伯特.罗茨将新公共管理看作治理的一种形式，并将治理在不同领域的用法进行了概括，这样的确触及了治理的外延，但并没有阐释治理的内在机制、理论基础和相对一致的操作规则，因此很难从总体上形成治理的概念。笔者比较同意鲍勃.杰索普的意见，认为治理就是协调组织活动的多种方式，它们构成网络关系，这些网络通过自组织的形式进行协调。
治理直接构成新公共管理的替代模式或者说扬弃了新公共管理。所谓替代或者扬弃就是说，治理包含了新公共管理的内容但是只是把它作为自组织网络中的一部分，治理本身具有不同于新公共管理的范围、理论基础、核心思想与价值以及操作规则与手段。
1、治理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的替代。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是公共选择、新制度经济学、私营企业管理理论。治理理论基础是比较广阔的，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国际关系、系统论、协同论、自组织理论等众多的学科当中的理论和思想，比如经济学当中的交易费用经济学（TCE）就主要运用比较合约分析方法考察不同的治理机制之间的替代关系，以致于TCE有时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治理”一脉。[21]政治学对统治和治理的区别；管理学对治理与管理的区别[22]（p128）；系统论对组织复杂性和演化性的研究；自组织理论对组织之间协同和控制机制的研究都构成治理理论的基础，成为分析公共管理问题可资借鉴的视角、方法和观点。
这些众多的理论当中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和治理的理论基础截然分开，其中也有重合的部分，比如两者都垂青新制度经学，都喜欢使用交易费用理论，但是治理理论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应用主要不像新公共管理那样用来论证市场崇拜的，而是用来论证组织之间的选择和替代，认为在行动的网络中没有唯一的优势组织和活动方式，而在不同的情景下需要组织之间的相互替代和协调。比如，90年代兴起的“比较制度分析”（CIA）就在于强调制度的多样性和替代性。
这些理论中有一部分是与新公共管理不同的，是在对管理环境变化考量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观察和解释公共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比如系统论、协同论、自组织理论、混沌理论等自然科学理论本来是对复杂、有机、多样的自然现象研究形成的知识体系，对社会和管理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动态性的认识，使得人们发现这些现象具有相同的运行机制，因此这些本来属于自然科学的理论也变成了治理的理论基础。
2、治理对新公共管理核心思想与价值的替代和超越。新公共管理的核心思想有两条，一是，市场价值的重新发现，市场崇拜，政府卸载，通过市场机制提供公共产品。二是，运用与市场适应的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和原则进行政府的再造和重塑。新公共管理被称为“新右派意识形态”（New right ideology）就在于新公共管理在市场和政府二分的逻辑基础上，过分推崇市场价值，而忽略了政府、第三部门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协调。
治理理论对新公共管理核心思想与价值的替代和超越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治理理论扬弃了新公共管理的一条腿走路，将市场和政府以及其他机构和组织看作自组织网络中的一部分，他们采用合作和“谈判的逻辑”[20]（p61）进行协调。“治理的重新发现有可能标志着这一过程中的一场革命——对过去由国家进行协调遭到失败的事例做出简单周期性的反应；在更晚的一些时候，则是对市场调节失败做出的周期性的反应。”[20]（p59）
其次，治理理论扬弃了管理理论，将治理和管理看作不同的概念，治理与管理的内容和范围、机制是不同的，治理超越于管理。
治理和管理的内容不同，打个比方说，治理是决定到哪儿去（Where to Go）;而管理是决定怎样到哪儿去（How to Go）。“治理被看作机构的内在性质、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外部性和组成要素的监督有关。而管理是采取或监督采取明智的手段完成某些目标的行动。管理阶层主要关心在以具体的时间和既定的组织具体的目标的实现。也就是说：治理的中心是外部的，管理的中心则是内部的；治理一个开放的系统，管理是一个封闭系统；治理是战略导向的，管历史任务导向的。”“所有与管理从而与控制的分离是治理问题产生的根源。”[22]（p128）
治理与管理的范围是不同的，治理是社会系统要素之间的协调，对话和谈判要求广泛的共识和参与，治理的范围涉及广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通过协调的方式达到协调增效。而管理是一种理性结构，目标管理(MBO)、全面质量管理(TQM)、绩效评估、人力资源开发，要求一种规范和结构使得目标得到实现。管理的范围没有治理广泛。治理涉及“关于规则的游戏”（”games about rules”）而管理涉及“遵守规则的游戏”（’games under rules’）。
治理和管理的机制不同，新公共管理被波特利（Politt.Christopher）等人认为是“新泰勒主义”。重视效率的逻辑而忽略感情的逻辑，重视程序理性而忽视对话理性，核心在于通过测量绩效和控制以期待获得最佳的管理过程和管理结果，也就是说新公共管理“被关于效率和经济的价值所支配”，对于求得“诸如正义、代表性和参与等等不是被剔除出议程就是被视为高产的阻碍。”[14]（p138）新公共管理的内在机制不能容纳正义、代表和参与的价值。而治理是以“反思的理性”[15]( p65)为基础。治理实现的机制是网络化的协调和自组织，包括广泛的参与，通过参与、谈判和对话形成共识，使得组织之间能够协调增效。
3、治理对新公共管理操作手段和操作规则的替代和超越。
治理替代和超越新公共管理的操作手段与规则既体现了治理理论和管理理论的差别，也体现了治理理论所凭借的广泛的理论支持。
首先，治理的操作手段和规 则的多元性，新公共管理所倡导的市场化方案和重塑政府措施只是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治理通过衡量政府、市场、自组织网络等不同的协调形式的优缺点，通过不同形式的网络化协调达到公共事务处理的最佳状态。
其次，治理的操作规则与手段的多层次性，治理的总体特征在于自组织的协调，这一自组织的协调包括人际层次、组织际层次和系统际层次，不同的层次需要不同的操作规则和手段。在人际层次，人们的交往是直接和简便的；在组织际层次，通过成员间的谈判和协商为基础确定具有明确任务的战略联盟；在系统际层次，系统通过“降低噪声”和“负面协调”形成共同行动的纲领。[20]（p62）
最后，治理的操作规则与手段的动态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在传统的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当中所运用的操作规则与手段都是静态的、简单的单一的。然而在治理理论中，治理借鉴了系统科学、控制论、信息论、自组织理论、协同论、混沌学等自然科学在研究复杂现象时所用到的基本概念，尝试用这些概念形成治理的可操作的规则与手段。在动态性方面，熵、均衡、干扰、相互影响、干预等被用来形成治理在处理动态性时的操作工具和手段；在复杂性方面，约简和选择、结构化与操作化成为处理复杂性的工具和手段；在多样性性方面，通过考察系统本身的各个方面，例如计划、目标、权利等形成治理的可操作性工具。[21]（p218-230）
当然治理对新公共管理的替代和超越还是很不完善的，治理理论因为理论基础的综合性，核心价值和思想的多元性，操作规则和手段的抽象性，很难形成像新公共管理那样的相对固定的一套管理理念和模式。治理对新公共管理的替代和超越需要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取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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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管治论文篇11
在思想政治教育有限的条件下，合理有效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成本的投入已经成为当前社会所关注的核心，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和急需解决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突出，但是现实的管理过程中，大多数管理者都无成本意识，无节制地浪费资源已经严重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我们必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成本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成本概念及构成要素
（一）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成本的概念
管理既是人类各项活动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又渗透在人类的各项活动之中，有效地进行成本管理是管理成败的关键，是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重要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成本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主要指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过程中所支付的全部费用的总和；狭义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领导部门、主管机构及其管理人员，运用管理手段，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和过程中全部费用之和。
（二）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成本的主要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成本，总是通过表现落实到具体的管理者管理内容上。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成本是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任务的具体化。
1.根据数量分为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固定成本指在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过程中不随外在因素变化的各项成本费用。如：时间管理、办公机械、人员数量等。可变成本指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过程中随着各种因素的增减而成正比例变化的各项费用。如：管理者工资、会议费用、管理对象等。
2.根据形态分为无形成本与有形成本。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有形成本是指投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可以计算的成本，如：管理者工资、津贴、培训费用，时间成本、财力成本、人力成本、边际成本等，是能够以市场货币价格计算的成本；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无形成本是指不能用哪个价格直接估价的成本，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过程中对某些无形资源的耗费所形成的。如：工作量成本、人格力量、情感、精力等。
3.根据耗费分为政治成本、经济成本、文化成本。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经济成本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过程中所耗费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等经济资源；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政治成本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过程中所耗费的诸如：意识形态、组织优势、作风优势、环境优势等政治资源；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文化成本则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耗费的文化认知、文化认同、文化宣传、文化教育等文化资源。
4.根据过程分为计划、组织、协调、决策成本。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是一个动态变化操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环节都会发生相应的成本支出，如果将过程分解开来，就分别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决策成本、组织成本、协调成本和决策成本。每个环节的成本紧密相连，环环相扣，只要一个环节的成本控制不得当，就会影响另一环节的成本支出。
二、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在成本管理过程中的矛盾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投入逐年增加，管理者费用同步提高，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有效的物质保证，但是在“高投入”的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对成本问题的考虑和关注令人担忧。
（一）成本意识淡薄，甚至无成本意识
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在优化管理过程中忽视管理者人力成本意识。这里所说的不单指人员的质量，还包括人员的数量。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水平直接影响到工作成绩的好坏，保障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各个环节的顺利进行，但是各级管理者过分追求效率，满足自身享乐的需求，盲目扩充人员，加大成员的数量，造成效果欠佳，导致“国家给钱、不计成本、增多人员、盲目管制”现象的出现。
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在资本的使用方面，缺乏成本控制意识。管理过程中需要必备的工具，但各级管理者都过量地购买办公用品、管理制品、技术设备，造成资本积压、使用效率低下、投入不足的假象。
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在对管理对象的管理工程中，缺乏成本意识。主要是提高管理者福利代替了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成本的投入，用管理经验代替了改革创新的方法，用管理高效率的表象代替了管理的实际投入所产生的实效性。
（二）管理者成本投入和资源浪费之间的矛盾
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法则就是“以小见大，用最少的投入换取最大的收益。”我国对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过程中的成本投入远远超过产出，教育质量和效果未达到预期目的。我总结出三种失衡现象：（1）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为了完成任务，忽略成本预算，扩大不必要的支出；（2）管理者的无效供给，达不到效果，甚至起到反作用；（3）管理者没有做到权变原则，没有做到供需平衡。
（三）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隐性成本持续上升
在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些显性成本，也投入了大量的隐性成本，主要包括：制度成本、时间成本、协调成本、摩擦成本、组织成本等。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成本中，显性成本是已经耗费的成本，根据管理过程中耗费的多少来衡量成本，易于控制和分析成本；但隐形成本则是蕴含在管理过程中，难以用常规的方式进行预测的成本。
三、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成本管理的优化
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者是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活动的主体，在各个系统中管理者起主导作用。因此，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的成本意识刻不容缓，必须从树立成本意识、健全机制，到成本配置、结构优化、投入价值的最大化，在各个环节努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一）整合资源，引入成本、效益分析机制
在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过程中，管理者从实际出发，必须整合资源，重新分配，引入成本概念和意识，运用效益分析机制，实现管理的科学化、实效的最大化。
1.对教育对象应注重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在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过程中必须关注教育对象。教育对象的主动性、素质高低、接受能力强弱会影响成本管理。管理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成本管理时，应充分掌握教育对象的情况，尊重教育对象的主体性，既要注重普遍性，又要关注其特殊性，因地制宜，合理恰当地做好教育对象的成本效益分析，做好资源统筹。
2.教育者加强对成本的有效利用。思想政治教育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应遵循成本收益配比原则，既关注收益，又关注成本，或是追求最大利益，或是努力把成本降到最小。尤其目前，在经费有限、资源短缺、人力有限的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不论是投入有形成本、还是投入无形成本，都必须增强效益观念，反对大手大脚、铺张浪费，合理预算成本，加强成本的有效利用。
3.管理者定期做细致的成本调查、分析。管理者要定期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形和无形的资源调查、统计和分析。掌握真实可靠的数据，建立数据库；对现有的资源进行相关的分析，进行成本分析与核算，尽可能量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使用和耗费情况，彻底了解目前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使用情况，并找到各个资源使用的最佳点，形成政策制定框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思想政治资源使用决策。
4.运用经济、管理学的相关分析工具，进行成本的核算、效益的估算（曲线图）。
Q：高校思教成本的投入量 S：代表收益 E：收益
C：成本 AC：平均成本 TC：总成本 MC：边际成本
R：利润 TR：总收益 AR：平均成本 MR：边际收益
边际成本：指短期内管理者最后增加一单位产品所需要增加的成本；
边际收益：最后增加一单位产品销售所引起的总收益的增加额；
成本分析时，当MC=AC时，成本才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经济学中利润最大化是：E=TR-TC，要实现利润最大化，所以利润导数应该为零。
前提：当AR=MR时，当销售量的增加不至引起价格下降时，这时的价格等于平均收益，并和边际收益相等。最终的结论：MR=MC。
当MR>MC，这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来讲，还有潜在的利润没有得到，还没有实现利润最大化，那么就是Q1点；
当MR
无论边际成本收益大于或小于边际成本，思教管理者就必须做出调整，就是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实现利润最大化。只有二者相等时，高校思教的成本管理达到最合理、最优化时，这便实现了思教成本管理的最优化，就是Q0。
（二）注重质量，核算教育投入的效果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有限性要求在组织生产时，注重投入的质量，要注意把资源的节约与社会与市场的需求有效结合起来，合理核算教育投入的效果。
1.根据需求与供给理论，使思想政治教育产品符合价值规律。管理者在思想政治教育产品生产过程中，需要把受教育者的需求状况作为分析决策的基础。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生产基本上是通过行政手段来控制，这样就容易使产品市场生产机制被剥夺。因此，现阶段关键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满足群众的需要，不是靠行政手段强制实施来满足供求规律。思想政治教育产品的生产应满足受教育者的需求而不是被动地适应，必须按照科学的方法组织生产，引导和提升需求，使思想政治教育适销对路。
2.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打破思想政治教育成本管理的传统模式。管理者在思想政治教育成本管理中，要打破传统的管理模式，反对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加强创新，打造精品典范和优质课程，优化思想政治教育成本管理的环境，加强节俭政策的实施。在操作过程中，要注重教育对象，关注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环节和过程中的影响，在不同管理阶段要把握好重点的管理，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全面把握成本管理。
3.改变“重数量，轻质量”的思维模式，提高对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重视。在现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过程中，无论是教育对象还是教育者，甚至是管理者，往往都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思维，认为只要投入的越多，收益就越高，质量就越好。其实道理很简单，过多的成本投入让更多的教育者满足现状，不求上进；教育对象，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自娱自乐，无所事事；管理者则在管理过程中满足个人的私欲，使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在实践中，管理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必须打破原有的管理体制，注重教育的效果，重视教育的质量，不是盲目地用数量和数字说话。
（三）分析机会成本，寻找最佳预期收益
1.思想政治教育机会成本的概念及其管理。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来自于经济学概念，就是指被错过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通俗地讲，机会成本就是放弃其他选择后造成的损失。机会成本被广泛使用来衡量决策代价。做决定具有机会成本，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做决定，故思想政治教育也有机会成本。思想政治教育的机会成本是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所耗费和占用的要素资源而不能用于其他活动所形成的成本。根据图索表示：
纵轴，Q1代表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收益；横轴，Q2代表其他管理的收益。管理者的时间、精力、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假定管理者受时间、精力、能力管理思想政治教育成本，其收益q点，若所有时间、精力、能力全部用来管理其他成本，其收益为o点，那么我们就说该管理者所管理思想政治教育成本与其他管理成本，所获得收益qo在这条线上。
机会成本是指，假设一名高校管理者一开始是集中在其他管理上，他收获的收益o，如果他采用了如图所说的e点组合，那么a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收益，b就是其他管理收益，那么bo就是我们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机会成本。同理，co也是机会成本。
通过两者的比较，我们就会发现p点上的机会成本更小，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同样投入的情况下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收益最大，机会成本减少到最小。经济学中有机会成本递增规律，意味着两类资源之间的替代作用是有限的，随着其他部门管理日益完善，那么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成本中的收益会越来越大。因此，必须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机会成本的核算与管理。
2.管理者要全面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各个要素的质量。管理者从教育者、教育对象到教育时间、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手段、教育器材等要素的质量的把握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教育过程中，需要对教育者自身素质进行提高，让教育者本身也具有成本管理的觉悟。
3.协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学习、娱乐、工作之间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者，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矛盾，在实际操作中，需要协调的不仅是教育对象和教育者，而且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专业课的学习、娱乐空间、工作之间的关系。因此，管理者必须把握各个环节，寻找最佳契合点，运用数据模型、数据分析等工具进行切合实际的解剖，营造融洽和谐的氛围，降低资源利用带来的机会成本。
成本管治论文篇12
近年来，我国的财务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对财务治理的内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程宏伟（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财务治理主体对企业财力的统治和支配，即关于企业财权的安排，它决定财务运营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财务政策；杨淑娥（2002）则把财务治理理解为通过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饶晓秋（2003）提出，财务治理的实质是一种财务权限划分，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林钟高（2003）指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以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以上这些有关财务治理的定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对财务治理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认识偏差。他们要么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将“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将“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混为一谈，或者只强调财权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视其他方面，因而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财务治理的内涵。
综上所述，对于财务治理内涵的理解，笔者比较倾向于衣龙新（2005）的概括，即财务治理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的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财务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又强调了财务治理是对财权的合理配置，同时还突出了财务治理是为了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绝大多数财务管理学教材都认为，财务管理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的管理，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与各方面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财务管理是一项管理活动，其直接对象是企业的资金运动和企业的价值。
从以上对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可以看出，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区别主要在于，财务治理是一种制衡机制，其目标是协调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财务管理则是一种运行机制，其目标在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财务治理规定了整个企业财务运作的基本网络框架，财务管理则是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驾驭企业财务奔向目标。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同时也存在许多共同点，那就是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具有同源性（都以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为基础）；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对象具有同质性（都涉及到财权问题）；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具有体系上的统一性（同属财务范畴且都是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因素）；财务治理决定了财务管理的框架和轨道，财务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务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财务管理学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财务治理的考量
“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这一概念特征决定了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从财务的二重性：经济属性（财务活动）与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相结合来进行考察。但现实情况是，传统财务管理学仅从数量层面来对财务的经济属性进行分析和论述，而对财务的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的处理这一财务管理的本质问题却一带而过。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综合管理，企业内部各种权利的制衡、责任的分担以及利益的划分，最终将以财务的形式体现。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光靠加强日常财务管理是不够的，应注重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财务权利和责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财务行为规范等财务治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当人们过于注重研究财务管理学的具体内容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
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传统财务管理学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把非经济动机排除在外的纯经济行为，较少关注制度与财务文化等社会因素对财务行为和财务效率的影响，而是把影响财务行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认同，致使制度无法纳入财务行为的解析框架，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财务管理学的构建日趋保守乃至封闭。第二，没有进行相关财务治理影响分析，因而产生对“财权配置”问题的轻视及与此相关的“内部人控制财务”，导致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务监控的弱化及其财务利益的受损，致使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第三，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前提，必然形成对经济属性（财务活动）的过度关注而轻视其社会属性（财务关系），从而加剧财务冲突和财务道德的失落。
三、财务管理学再造：基于财务治理的创新
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特定的企业假设基础之上，企业的不同界定和企业特征的现实变迁都会对公司财务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现有的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传统的企业特性之上，从总体上属于价值管理理论。诚然，企业作为系列契约的联结现象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这种联结以及实现这种联结的契约本身，而是在于形成这种联结之后的企业财务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产生的财务关系。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出现和现代企业理论对成本、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研究，由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便成为当前公司财务理论的主要议题。现实表明，单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管理或财务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现实经济的需要。因此，财务管理学需要拓宽研究视野和丰富理论内涵，就必须与财务治理进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财务管理目标的重新界定与企业财权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选择财务目标，建立和完善财务的导向机制，是保证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高效运行并实施有效对接的前提。近年来，财务管理目标的定位经过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发展阶段。但就我国目前的企业组织形式主流为非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弱势有效、法治建设处于起步期、商业伦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结构不太完善等现实背景下，新《企业财务通则》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界定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其资源供给者创造财富的受托经济责任，也是当代财务管理学教材普遍接受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理论逻辑性和实践有用性。但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些过分强调股东或企业价值的财务管理目标，势必会将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排除在财务管理目标之外。结合我国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东至上”的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权被弱化的现状，以及企业是在复杂的、充满竞争的关系网络中开展经营活动的现实，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应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不仅有利于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而且还使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得以有机结合，保证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就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由企业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并不总是与宏观社会的要求保持绝对的一致性。于是，国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来强制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但是，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许多场合无法完全进行硬性规定。这就需要企业的社会性目标，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追求社会效益的最优化，这是由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若过分强调企业的经济性目标而忽视社会性目标，将会失去社会的支持，从而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举步维艰。特别是随着SA8000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实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责任以及落实社会责任便有了最佳保证。这一坚持多边主义的理财目标，是与公司财务治理的思想和目标相适应的。按照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企业财权配置不能只考虑股东和经理层的利益，每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财权配置中都有权享有相应的财务权利，有不同的财务利益诉求。此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相机财务治理，也应在财务管理学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视制度因素在财务管理学中的地位
内生于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因素可按财务活动的关系分为财务本体性制度和财务关联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国的财务管理学中，只是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税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散见于筹资、投资、收益分配和资产重组及清算等财务活动中，而对在性质上并不是财务性的却会对公司财务行为及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网络起约束和限制作用的财务关联性制度（如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伦理道德等）闭口不谈，这不仅背离现实而且还会把财务管理学引入歧途。财务管理学的再造，除继续重视和完善财务本体性制度对公司财务行为的规范约束，还应当重视财务关联性制度与企业财务行为之间关联性研究，这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引入财务关联性制度的研究，将有利于摆脱现有财务管理学“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偏差，使财务管理学再造更具动态调整性和环境适应性。
（三）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
财务管理学如果只关注具体的资金运动而忽视在这一过程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势必会导致资本运营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因此，财务管理学再造就必须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目前的财务管理学中在阐述企业财务活动时，本能地运用了诸如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会计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来约束与制衡管理者，而对于内部控制这一影响企业命运的制度安排却没有片言只语，这与企业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本质要求极不相称。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这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内容融入财务管理学再造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公司的成本问题，仅仅靠制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恰当的激励机制能够通过委托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适当的行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来，以财务治理的观点考察薪酬对公司财务业绩的敏感性渐成潮流。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采用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但股票期权的应用是有条件的，需要有比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健全的资本市场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的法律框架等，而这些条件我国目前并不完全具备。我们在财务管理学的再造中，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关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不能掉进“国际大厨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关注财务文化对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的作用
目前的财务管理学较为强调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会责任和道德品质等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在现代企业理财中倍受蹂躏而变得支离破碎，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也日趋恶化，使企业无法实现全面、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财务管理学关注资本、成本、利润等本是应有之义，但影响和决定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为也不应该忽视，因为这有利于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企业财务文化是一种“内隐文化”，是企业为了实现财务目标而一贯倡导、逐步形成、不断充实并为全体成员所自觉遵循的理财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工作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观念，以及由这些因素融会、凝聚而形成的整体财务管理精神风貌。财务准则有形而财务文化无形，但财务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却无处不在。鉴于财务文化对企业竞争力所具有的原生性决定作用以及它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企业本质特征，要求人们在财务管理学再造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这一问题。财务管理学再造关于企业财务文化研究，其最终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国企业特色、与中国企业协调发展的财务文化发展战略模式，从而更好地指导企业财务管理实践。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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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衣龙新. 公司财务治理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成本管治论文篇13
学院下设政治学研究所､行政管理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所和公共管理教研室四个教研实体;拥有一支素质较高､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现有专职教师47人,其士生导师11人､教授17人,12位教师具有海外教育背景｡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学科经过多年积累,在中外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公共治理与政府改革､全球化与全球问题､东亚安全与地区合作等领域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并取得可观的研究成果｡2001年以来,学院教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项,省部级项目10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一项,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一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项目一项,国家精品课程一门,与福特基金会､欧盟､全球环境研究所国际合作项目三项｡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国际问题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等著名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30余部(含合著),两项科研成果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主要专家学者有:
石亚军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行政管理学与政府改革｡
张桂琳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
蔡拓教授,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化与全球问题､政治学理论｡
丛日云教授,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
朱维究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行政法学与公共行政｡
孙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政治外交､亚太政治与国际关系｡
潘小娟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制度､公共行政与社区治理｡
杨阳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
刘俊生教授,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公共行政､公务员制度与比较人事制度｡
屈超立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制度史｡
林存光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哲学｡
学院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府学路2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