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文化论文篇1

1.2学科内涵认识趋近

学科内涵是一个学科明确研究对象，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中医文化学是研究中医文化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关于中医文化的界定非常关键。由于对文化本身认识的多元性，给中医文化的界定带来了复杂性。目前的代表性观点有:“所谓中医文化，不是或主要不是指中医作为科学技术本身，而是指这种科学技术特有的社会形式、文化氛围，也即中医学发展同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联系以及中医学中所体现的特有的文化特征”。这是从中医文化与中医科学技术区别角度来界定的。另外一种是广义文化上的界定，即“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还有一种是从文化的具体层面来界定，如“中医药文化是中医药学内在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外在的行为规范、器物形象的总和”。几种界定尽管角度不同，但对于中医文化的研究对象却基本达成共识，即中医文化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及中医学自身的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与器物文化。

1.3学术研究成果向综合集成

中医文化研究热首先是由传统文化热推动的，中医文化研究早期成果集中在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易学及儒学、道学、佛学的关系上。关于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关系，如刘长林的《内经的哲学与中医学的方法》;关于易医关系，如杨力的《周易与中医学》、张其成的《东方生命花园———易学与中医》;关于中西医文化比较，如何裕民的《差异•困惑与思考———中西医学比较研究》、祝世讷的《中西医学的差异与交融》;关于中医与儒学、中医与道学、中医与佛学方面的研究专著，如薛公忱主编的《儒道佛与中医药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历史研究不可或缺。中医学史早已经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独立学科，从中医学术史过渡到中医文化史是中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也是中医文化学独立的一个重要基础。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是中医文化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医哲学作为中医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医哲学史研究自然也成为中医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点内容。程雅君的《中医哲学史》计划四卷本，目前已经出版二卷，是中医哲学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另外，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牵头组织编写的《中医文化研究》三卷本，从中医文化源流、中西医文化比较、中医文化复兴三个方面对中医文化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教育在高等中医院校中广泛开展，编写教材、构建中医文化与中医哲学知识体系成为中医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另一项工作任务。《中医药文化基础》《中医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中医文化导读》等教材不断创新，有的列入国家规划教材，有的成为省市精品教材。从分化走向综合，是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的规律，也是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1.4学科队伍不断壮大

中医文化研究最初是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哲学工作者，从中国哲学角度探讨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中医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医学思维方式特征，或从科学技术哲学视角探讨中医学方法论及其发展规律;二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医古文、中医史学是这一群体的先觉者，还有一些中医文献学专业工作者也加入到中医文化研究队伍中来，目前许多研究机构的中医文化学科带头人同时也是中医医史文献专家。随着中医药机构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为满足中医文化教育、宣传与传播的需要，一些中医药管理工作者、中医临床专家、中医基础理论教师、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外国语教师也介入到中医文化研究与教学中来;同时越来越多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生如哲学、语言学、传播学、教育学的研究生也开始关注中医文化，甚至将中医文化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

1.5学科建制基本成形

随着中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医文化研究机构也开始先后成立。南京中医药大学1994年成立了全国首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1999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中心，2014年该中心更名为独立建制的国学院、中医药文化研究院。随后山东省、上海市、福建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等省市也先后成立了中医文化研究与传播机构，其中有些研究机构已发展成为省级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有的机构成为学校2011年协同创新中心，还有的中医文化研究团队成为校级或省级科技创新团队。199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正式成立，从此中医药文化研究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术团体。2007年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联合中国哲学史及中医基础理论学者，积极开展中医哲学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专业学术期刊是学科成长的重要平台，也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医古文知识》《上海中医药杂志》《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等中医学术期刊相应开设“中医文化”专栏，《中医杂志》的“学术探讨”栏目也积极发表中医文化研究成果。

1999年《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这是目前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学报中唯一的社会科学版学报。2006年原《医古文知识》更名为《中医药文化》并正式创刊，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专门研究中医药文化的学术期刊。近几年几乎每年都有多项中医文化研究课题被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甚至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大招标项目，有的还立项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标志着中医文化研究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此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十二五”学科规划中将中医文化学作为了重点建设学科，包括安徽省、南京市、山东省、上海市、北京市等地多家研究机构入选。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将中医文化学列入重点建设学科，标志着中医文化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具有了合法性。安徽中医药大学等高等院校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招生点，南京中医药大学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率先在中医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中医文化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招生点，专门培养中医文化研究高级人才。

2中医文化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

中医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已初步成型，但由于学科发展时间短，还存在学科界限模糊、研究内容过于分散、研究队伍有待提高等诸多问题。

2.1学科界限模糊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中医文化学与中医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中医基础理论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一些内容的交叉渗透难以避免。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医文化学必须进一步明确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否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多个学科去“争抢”研究，导致中医文化学科被淡化，甚至学科独立存在的必要性遭受质疑。因此，在保持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前提下，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研究重点，划定自己的学科界限非常必要。

2.2研究内容过于分散

在中医文化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内容分散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独立建制的学科，则需要将研究视野集中到解决中医文化学科核心问题与关键问题上来。另外，中医文化研究还存在着整体水平不高的问题，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现有研究虽不乏精品，但低水平的所谓‘研究’却也占据了相当比例。这种研究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严重影响了中医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准，使其整体研究状况与其深远的现实意义之间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中医文化研究重点应从过去“回溯性”研究，转向到解决中医发展的现实问题中来。

2.3研究队伍有待提高

由于中医文化研究者来自众多学科领域，受学科视野限制，学者们往往选择自己熟悉的问题，运用自己的学科方法开展研究，而缺乏文化整体视野的观照。目前中医文化研究主体，一是中医药学者，一是文史哲学者。中医药学者研究中医文化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但部分研究者由于缺乏人文理论素养，不熟悉文化研究方法，导致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医学层面，而未能够深入到中医文化内核。而一些文史哲工作者长于文化研究方法，但缺少必要的中医学知识储备，研究成果容易滞留在文化表层，未能切入中医内部。两个研究主体由于处在不同学科领域，缺乏必要的交流、沟通与理解，所以培养一批热爱中医文化事业、具备深厚中医文化功底的中医文化专职研究队伍刻不容缓。

2.4引导作用未充分发挥

中医文化研究时间不长，在没有统一的理论范式引导下，对中医文化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并没有取得统一认识，许多问题尚处于见仁见智的阶段。《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2号)提出，要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将中医药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规划，并将其提高到与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并列并重地位。中医文化的作用在于引导，但由于学术内涵研究不足、实践研究不够，其在引领中医教育、医疗、科研、保健、产业与对外交流合作方面的作用发挥不尽理想。

3加强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建议

3.1加强学科内涵研究，厘清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学科关系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是中医文化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尽管目前对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的认识趋同，但如何从中医文化本质、要素、结构、功能等方面分层界定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医文化学科内涵界定既不能广泛无边，否则难以体现中医文化特色;也不可过于狭窄，否则难以起到引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作用。界定中医文化内涵，除了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关系外，还需要处理好中医文化学科与其他中医药学科的关系，厘清中医文化与中医文献、中医史、中医基础理论等学科的界限，在保持为其他学科提供文化背景、思想源泉与发展动力的前提下，保持和维护学科自身的特色与独立性。

3.2聚焦重大需求，解决中医文化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中医文化研究涉及面广，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本学科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同时还需要解决中医药传承传播领域重大实践问题。在中医文化学科理论问题研究中，除了合理界定中医文化学科内涵外，还需要解决中医科学性、中医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医学思维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中医文化需要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着力点应放在中医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上。

中医文化论文篇2

文化可以创造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增强吸引力、形成凝聚力,所以企业以文化论输赢,中医医院以文化定胜负,如果一个医院没有文化就像身体没有了灵魂。中医传统文化精神内容非常丰富,可以有力地促进中医医院的创新与发展,成为中医医院独特品牌特色。

目前医院文化已日益成为医院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现代医院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中医医院如何利用文化的力量,全面提升中医医院的管理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制定和实施中医医院“文化强院”新战略,已成为中医医院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最佳选择之一。

一、构建中医医院文化的时代背景

在当今新形势下,新医改政策中“积极推广和应用中医药技术”和《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指南》要求中医医院须高举中医药文化旗帜,国家在政策上给予中医医院很大的政策支持,因此中医医院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实现更大的飞跃。在医疗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中医医院必将参与医疗市场的竞争,塑造和构建中医医院文化,创建优良的就医环境,提高医护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专业素养,对内形成凝聚力、向心力,对外提升中医医院在公众当中形象。构建良好的中医医院文化是中医医院永葆核心竞争优势的源泉,是促进医院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1.构建中医医院文化是中医事业发展的时代需要。中医药学一直处于曲折的发展历程中,甚至有人提出“废除中医”等言论,虽然这其中存在着各种层次的原因,但是不可否认,中医在宣传方面不如西医,对中医药基本理论和特色优势知之甚少,传统中医药文化有被边缘化的倾向,中医药的群众基础逐渐削弱,因此构建中医医院文化是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当务之急。

2.有利于区别西医医院,塑造中医医院品牌形象,增强中医医院核心竞争力。有朋友说,但从建筑风格和内部装饰上,根本无法区分中医医院还是西医医院,因此构建中医医院文化尤为重要,要使中医医院有别于西医医院,应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中西医的区别源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每一种医学都打上了厚重的文化烙印,塑造中医医院品牌形象就从中医医院环境建设着手。中医医院文化体现了一个中医医院形象和精神,良好的医院形象,需要依托文化为载体。中医医院通过做好中医药文化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环境建设,让更多的群众从诊疗环境、就诊方式、服务态度中感受中医、了解中医、认识中医,提高医院的知名度。正如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所言,任何企业如果想创造一个长盛不衰的品牌,必须有文化的支撑。

3.构建医院文化有助于增强医院职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医院的无形资产。企业的发展源动力来自于企业文化,中医医院的发展需建立适合自己的价值体系,中医文化的核心价值为“仁、和、精、诚”四字概括,医院文化是医院在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文化管理模式,会使医院职工大大提高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企业员工的归属感,为社会创造更大的财富,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二、构建现代中医医院文化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1、加强中医医院文化环境建设,中医文化环境能充分体现中医的职业特点、人文情怀,让中医文化起到凝聚人心、团结力量的作用,对推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打造中医医院品牌形象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中医医院建筑物外观设计,古朴大方,具有中国传统特色,成为中医医院标志性建筑。医院在环境形象设计方面充分体现中医药文化的特色,增强了中医药文化底蕴,彰显中医药文化氛围,达到医院内部、医院与社会的和谐,为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提供有力保障。

2、弘扬中医文化,制定办院方针。确定办院理念,要把医院文化体现在办院理念、办院特色和办院定位上。中医医院文化是医院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浓缩的精华,就我院而言办院方针(中医立院、人才强院、特色兴院)体现了我院的医院文化。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医院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办院理念、办院特色、办院定位。当今新形势下,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体现自己的办院理念、如何强化自己的办院特色、如何进一步准确定位,需要医院根据自身的文化而制定。

中医文化论文篇3

本研究选取本校2014级中医八年制专业的138名学生作为PBL教学研究对象，授课教材使用中医药出版社《生物化学》第7版唐炳华主编教材，

1.2教学方法

目前我校针对中医专业特点，将中医专业生物化学授课内容整体优化后划分为三大版块，即物质化学、物质代谢和肝胆生化与疾病。物质代谢版块包括生物氧化、糖代谢、脂类代谢、氨基酸代谢四个部分。肝胆生化与疾病是第三版块。在有限的学时内，全程展开PBL教学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我们结合中医专业特点，精选适合PBL教学的物质代谢版块和肝胆生化与疾病版块内容，选择合适的临床病例，在课堂中以微视频形式播放并讲解相关的具体临床病例情况并提供患者资料，要求学生针对此患者基本情况，利用网络查阅相关资料，分组讨论疾病的可能发病机制、目前中、西医临床治疗方案，并比较不同临床治疗方案之间的优劣，以促进学生从分析解决临床问题的角度理解生物化学物质代谢和肝胆生化版块授课内容，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例如：采用微课小视频在课堂展示以物质代谢紊乱引起的疾病如脂肪肝、多并发症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胆结石和黄疸等疾病相关的临床病例，要求学生针对上述疾病从生物化学知识角度讨论疾病发生的机制及目前中、西医临床治疗方案，促进中医八年制学生从物质代谢角度理解并讨论疾病发生的具体机制以及中西医治疗差异，培养他们分析、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

2评价和分析

PBL教学效果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固定的时间内对课堂中提到的问题，每组出一名学生代表回答问题。学生通过多种途径如电子版教材、网络精品课程视频、网络微课、慕课教学平台、手机移动百度搜索等搜集资料，进行分组讨论并在课堂中抢答积极讨论。鉴于课时的关系，有些复杂问题留给学生放在课后讨论。授课老师针对学生在讨论过程中出现的带有共性的问题进行讲解，并结合授课内容强调重点、难点。在整个过程中，教师应把控课堂讨论气氛，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在学生回答问题方面，结合目前我校实施的形成性评价考核进行评价。学生的形成性评价考核成分由期末考试成绩(70%)、平时成绩(20%)和实验成绩(10%)三部分构成。平时成绩占20分(由课堂讨论回答问题情况构成)。在PBL教学模式中，每组学生在回答问题方面的表现是平时成绩的组成部分。对于回答问题较好的每组同学给予更高的平时成绩。同时，教师对学生回答问题情况(问题回答的正确性，问题回答的深度和广度)进行点评，引导学生反思在解决和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存在的不足。通过反思做出总结，巩固自己学到的知识。同时，也可让学生在课后整理自己以及本组在讨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错误。教师根据学生在讨论中的表现做出客观的评定。当然，在PBL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可根据学生的反馈发现自己的不足，从而进一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作出及时而有效的调整，使教和学双方面同时得到提高。采用PBL教学方法实施教学后，笔者对参加PBL教学的中医班学生发放问卷调查进行效果评价。调查内容包括临床问题分析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对生物化学授课内容的理解能力，对本课程的学习兴趣、师生互动、课堂气氛、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习思路开拓、知识的记忆能力等方面。此问卷主要评测中医八年制学生对生物化学课程物质代谢相关知识的掌握及对PBL教学方法在中医八年制生物化学课堂教学中实施的合适度等，共发放调查问卷138份，回收138份，应答率100%。调查的具体结果见表1。从以上问卷调查结果看出，在中医八年制生物化学教学中实施PBL教学法，82.60%学生认为提高了他们对生物化学课程的学习兴趣，85.50%学生认为PBL教学增强了他们对生物化学授课内容的理解，80.43%学生认为PBL教学提高了他们对生物化学授课内容的记忆能力。此外，调查结果还显示PBL教学活跃了中医班生物化学课堂气氛，在结合临床疾病发病机制和治疗方案基础上提高了中医八年制学生分析和解决临床问题能力。PBL教学开拓了学生思维，使学生在分析主观题时思路更广阔，能够引用其他学科知识，体现出较强的综合能力，尤其是在培养中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和探索创新精神方面。

3讨论

PBL教学法的特色是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以具体病例为切入点提出问题，以讨论这些问题为手段来激发和启迪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3-4]。在中医八年制生物化学PBL教学模式中，教师在课堂中采用微视频展示相关病例情况，介绍患者的具体情况并提出问题，学生围绕教师提出的问题，利用当今发达的网络资源进行深入思考并展开讨论。针对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程度和准确度，以给予平时成绩的形式对学生回答问题的表现情况进行形成性评价。通过结合PBL教学方式，在中医八年制班级中以讨论形式讲授物质代谢与疾病相关内容，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在中医班形成了轻松愉悦的生物化学学习氛围。调查报告结果还显示，PBL教学促进中医专业学生对物质代谢中复杂代谢途径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提高了学生临床思维和综合分析能力，有利于培养适应新时代的创新性的卓越中医人才。例如：教师通过以临床真实病例为出发点引导中医八年制学生对“不同类型糖尿病发病机制和中医临床治疗策略”和“肝性脑病的发病机制和中医临床治疗策略”等问题进行思考和分析，从分析临床问题角度充分挖掘中医八年制学生临床思维潜能。尽管PBL教学提高了中医八年制学生临床思维和生物化学教学效果，但是在顺利开展需要解决以下问题。首先，教师应结合理论知识精选临床病例，学生应对物质代谢授课内容十分熟练，并配合老师积极查阅相关资料熟悉临床疾病发病机制和临床治疗方案，才具备解决和分析临床问题能力。其次，在中医八年制班级生物化学中实施PBL教学，要求教师掌握丰富的中医中药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具备一定的中医中药知识背景，凭临床和教学经验来分析教学内容，密切联系临床病例。再次，教师还应掌握医学最新发展动态，密切关注临床疾病发病动态和各种临床治疗方案，将生物化学代谢知识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与中医临床疾病防治紧密结合，才能对学生给予正确引导，保证教学活动顺利进行。

作者:陶怀 张波 周赛男 宋岚 胡梅 单位:湖南中医药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

参考文献

[1]宋岚，胡梅，张波，等.在中医学临床拔尖班生物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科研素质的探讨[J].科教文汇，2016（19）:73-74.

中医文化论文篇4

中医西传历经300多年，时至今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中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共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西医学都是“研究人体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可见，二者至少具有三点共性，即研究对象相同—— “人体生命过程”，目标一致—— “防治疾病”，且都是“科学体系”中的一员。但是，二者的语言文化差异折射出中医学文化所具备的人文特征和西医学文化，尤其是现代西医学文化，所具备的典型的科学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结果，一个民族所说的语言是这个民族总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 ⋯语言与文化都共同发展了几千年 。

1 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

中国文字是3 000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的唯一文字。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注：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与《黄帝内经》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得出以下结论：《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一地一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以及探索研究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以象形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对于促进中医学家的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用《内经》奠定的这种思维特点去影响其后的历代医家，发挥了无形的巨大作用。从阴阳、五行、精、气的象形字到《内经》广泛的取类比象，再到明清医籍对字的形音义的校勘、考辨，都显现出中医学思维之链中象形汉字的深远影响。

中医文化论文篇5

二、“申遗”:中医复兴之路及其悖论

当原来是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使用的活态的中医，陷入萎缩乃至消亡的危险之境，中国政府积极投身于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成为一种被多数人认为是表达中医、展示中医、拯救中医、复兴中医的途径和方法。自2003年，中国政府启动了中医“申遗”工程。在首批10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传统医药便为其中一类。不少中医界的从业和研究人员都积极发文，按照联合国教科文所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来确认中医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符号来拯救处于困境中的中医。如沈劫指出，“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在与疾病作斗争的漫长实践和历史性观察认识中不断发展起来的原创性学科，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它世代相传，与中国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并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不断地被再创造，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认同和尊重。中医药学完全符合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应当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⑤把中医往“非物质文化遗产”上靠，获得“合法性”、“话语权”、“生存空间”，并非不是。至少如刘更生所言，“(中医)申遗最大的好处是在思想基础上、指挥上、国家和人民的观念上达成共担责任。反过来，为中医识。”①这种对中医重视认可的共识，是中医复兴的基础。然而，在中医申遗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思路与做法，却存在理论上的矛盾和悖论。

一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1972年制定《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开始，到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再到2007年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都不断地在调整文化遗产的分类和评估体系，以确保文化主体性和多样性保护的初衷。换而言之，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文化持有者应当在积极探索自身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来形成自己的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体系，参与到“世界遗产”的博弈中。在这一方面，日本和韩国就是典型。他们“坚持不懈地以本国的遗产保护和遗产理论研究，引导和推进着基于传统文化的遗产本体认知:强调多样性、无形性、非精英性、活态的民间民俗遗产类型，并最终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的形式，拓展和重构了世界遗产的崭新体系。”②反观中医，我们一直缺乏从中医自身出发，来强调建立一套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这可以从中医申遗之路具体经历中看到:我们如何一直在“屈从”当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概念”、“定义”、“规定”和“体系”，而不断地分解自己的整体性来“削足适履”地适应它们，以获得“中医非遗”的符号和地位。2003年，为避免中医药文化遗产也(诸如端午节一样)被其他国家抢先申报，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始酝酿中医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当时起草的“中医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方案”中，第一步是将中医药学整体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③2008年9月，中国将“中医”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然而却因为不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申报规则的具体要求，撤回了中医的申报，在2009年10月改为“中医针灸”申报。④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年所申报的35项中，“中医”被认为是“最重要、无需讨论与评审”、“名列榜首”的选项。恰恰是这被中国人认为是重中之重、无需讨论的“中医”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非遗部的评审委员会认为是不符合相关规定。这是一件非常值得深思的事情，它折射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以及这种独特性未被纳入到国际遗产体系标准中去博弈、接受、吸纳的事实。王旭东先生曾撰文对该事件和现象进行了分析，概而论之，有这几个层面:首先，根据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即“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进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中医申遗必须符合所有的条件，而在评审委员会看来，中医的非遗申报中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该遗产项目使社团或群体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凝聚力。⑤其次，《公约》规定“非遗”的形式包括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这就是对文化“形式化”的约定。中医的形式极为丰富，但是，从项目名称上，专家们却无法看到“表现/表演”之类的具体形式。这是因为“中医”二字不是项目名称，而是一个知识领域的总称。

因此，评审专家无法将其与《公约》规定的五类项目形式对应。①基于上述分析，王先生认为，要想解决中医申遗的障碍，必须要使中医具备《公约》中所规定的明显的形式感，否则无法通过申报。因此，需要将“大中医”分解为“小项目”，以“针灸”、“养生”、“气功”等等作为单项分别申报，否则连审查都无法通过。他认为“要认真组织专家改变或完善申报方略，认真解决‘持续的认同感’、‘代表性特征’两大核心问题，……只需要顺应UNESCO审批非遗项目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中医申遗应该是毫无悬念。”②由此可见，王旭东先生从中医“申遗”的困境及其原因出发，为了能适应联合国“申遗”的要求，提出把中医“化整为零”，去符合《公约》所规定的非遗的几种形式，比如“针灸”。无疑，这一过程表明了，在申遗的过程中，我们为了符合联合国的标准，而忽略了按照自己的遗产特点来建立自己的遗产理论和实践体系。在我国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类)中，传统医药作为其中一类被纳入其中。在这一类别下包括了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同仁堂中医药文化、胡庆余堂中药文化，藏医药等9项内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而言，这种分类体系延续了“化整为零”的思路，以更加符合UNESCO的认定标准和思维。尽管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等六项被认为“基本上是涵盖了中医药的精髓”③，但是并不能体现中医的整体性、系统性。无论是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又或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等，它们都是在一个共同的哲学、宇宙观层面下的“技术”，是一种“道用”。现在中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其“道”的层面濒临危机，即“中医认知方法、价值观念、思维特点越来越难以被现代人领会和理解，中医文化的根基面临萎缩乃至消亡的危险。这才是中医必须申遗的最关键的诉求。”④实际上，中医作为“非遗”的亮点，是它所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宇宙观层面的“道”，在这个“道”之下所形成的自身的知识分类体系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诸如此类种种，在中医的“申遗”过程中都不能得到很好的主张和认可。更不用探讨更多深层的细节问题，诸如，“中医药所具有的系统完整性特征说明中医药知识自身的密切不可分割性、认识主体和客体的相融不可分割性，同时也具有和自然生存环境的相融和不可分割性特征”⑤、中医系统里头讲究“医药不分家”的辩证事实，等等。

三、启示:中医中的中国“非遗”理论图式

作为一个文明未曾中断的古国，中国拥有大量的文化遗产。在加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项遗产公约的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便拥有了47项世界级的遗产，名列世界第三;有36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列世界第一。但是，“所有申报成功的‘遗产’都是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的知识体系和管理体系为根据，都是‘项目性申报’的成果，未能体现中国独立的遗产体系。”⑥上述“中医”申遗而改为“中医针灸”这一事件恰好注脚了我们有着丰富的遗产却未形成自己独立的遗产理论体系这一现实。从中医角度而言，在“遗产”时代的大背景下，虽然我们还会痛惜中医沦为“遗产”的地步，但是，如果能认识到中医沦为“遗产”的原因，并加以弥补，我们应该庆幸中医能够成为“非遗”而得到新的生机。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实践和理论角度而言，中医作为一个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遗产，如果能得到自我的表述，不仅仅是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探索的一个很好的实践，也是增进和完善世界遗产评价标准的实践。彭兆荣先生在探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的时候，指出要在我国传统中寻找和建立遗产体系，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自己的非物质文化理论体系。他认为可以从“遗存之道、遗存之相、遗存之技和遗存之法”四个核心内容展开。所谓“遗存之道”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层面的普适性观念，涉及宇宙观、人观和价值观等;“遗存之相”是指现象学层面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验、逻辑和文化语法，一套自己的认知、命名、概念和分类系统;“遗存之技”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的践行系统，包括形而下层面工艺、技术、技能;“遗存之法”是指一整套应变逻辑、策略和模式，以保持活态遗产生命力。①下文拟从这四个面向来探讨中医作为中国一项突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在中国的文化脉络中表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自己特有的整体性和体系性。

1．医道:遗存之道

中医之于中国文化而言，她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最为核心的内容。“医以载道”，中国文化中最抽象的要素，如气、阴阳、五行、和合、中庸都集中体现在中医之中。离开中国文化的“道”，中医就不成为中医。中医的理论核心包括阴阳、五行、脏象、经络、气血，药物的四气五味，诊断的四诊八纲，都是中国文化核心之“道”的体现。《易经》中的“阴阳”是中国哲学最核心和抽象的概念，其运用大到无外，小至无内。日月昼夜四时方位男女人伦都能用阴阳来解释。而整个中医的核心和基础就是“阴阳”，《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②健康和谐就是阴阳的平衡，反之就是阴阳的失调。故而《内经》中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③出自《尚书•洪范》的“五行”是中国文化中另一个核心的概念，指自然界五类基本物质木、火、土、金、水的相互作用和运动变化。中医将五行特性及其生克制化规律用以解释人体内脏之间的相互关系、脏腑组织器官的属性、运动变化及人体与外界环境的关系。木火土金水的特点和属性不仅对应了了肝心脾肺肾五脏、怒喜思悲恐五志等的功能和特性，同时“五行”相互资生相互制约的密切关系也对应了五脏五志等的生克乘侮的关系。当人体的五行相生相克保持平衡时，身体表现为健康;当正常的生克过度，转为乘(乘虚侵袭，克制太过)侮(被克强势，反欺侮主)，人体就会产生相应的病变。相应的，在治疗的方法上，也运用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来进行医治，如“虚则补其母，实则泄其子。”④因此，“‘五行’在中医学中的运用，应是‘天人相应’的实体化。”⑤阴阳五行是中国最抽象的哲学概念，也是贯穿整个中医理论和实践始终的概念。无论是从致病理论、八纲辨证、还是“君臣佐使”的用药配伍，又或者是人与晨昏四季八方等自然环境之间的整体联系、以及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整体联系，都蕴含着阴阳五行、形神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无不展现着整体性与辩证之美。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医承载着“道”，也彰显着“道”。离开“道”，而谈中医，就是失去了灵魂;更不用说离开“道”而专注于某一味“药”，某一门“技”。因此，医道既是中医之“道”、也是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道”。是在“道”这一层面上，根本性地决定了中医整体作为“非遗”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也是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应是以“项目”的形式单独孤立地面对世人，而应该从自己最深的“道”的层面———即宇宙观、人观和价值观上入手来建立自己的遗产理论体系。

2．医学:遗存之相

我国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中医名录包括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同仁堂中医药文化、胡庆余堂中药文化，藏医药等9项。诚如前述，这9个项目是作为单独的项目被列出来的，而不是以一套依照中医自有的文化逻辑、理论要素、基本研究单元及其结构模式，以系统的、整体的方式呈现出来。在中医非遗之路上，我们依然没有摆脱以“科学的”、“他者的”的标准来“修正”自己。上述中医“非遗”实践的逻辑延续了从晚清以来的历史困境和悖论:中医始终在西方科学隐喻下，无法以自己的体系完整地自我言说和证明，而要用近代科学和西医学作为自身价值评判标准。时至今日，中医学界需要采用西医的概念、术语、标准、规范，应用西医的病名、病因、病理、药理来解释中医药的有关理论，来获得所谓合理性、创新和发展。关于这一点，柳长华先生曾以《神农本草经》指出问题的症结:“多年来，人们习惯地认为传统知识没有标准，也无法制定标准，标准必须是可以量化的、可以被实验室证明的。其实，有些传统知识是有标准的，如果需要的话，也是可以制定标准的。以中药新药和中药专利的申报、审批为例，我们多年来采用西方化药的标准，其所带来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使得民族产业受到压制，因为至今仍有人认为中药本身没有标准。其实，中药在长期的应用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标准———从《神农本草经》的出现，到历代本草文献的总结，实质上都是在追求实现一种‘标准化’，只是这种安全有效的传统标准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承认而已。有的人一谈标准，就要求与国际盲目接轨，从没想到尚不存在的‘国际标准’是需要自己去建立的……”①上述提到的从《神农本草经》到《本草纲目》的“本草”形制就是中医医药学的一类从自己文化、经验出发的一套认知、命名、概念和分类系统。在《神农本草经》中，将中药分为“上、中、下”三品，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析族区类，振纲分目”把中药材分为矿物药、植物药、动物药。此外，有关经络、穴位、疾病等等，中医也有自己的命名和分类系统。以疾病中的痹病为例，“痹”一词就是中国文化中对于“风湿”一类疾病的命名，并有自己的解释和分类。中医学界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形成了一套关于“痹”的表述系统:痹病是人体正气不足或脏腑气血功能失调，风寒湿热燥等外邪侵袭(也可内生五邪及瘀、痰引起)，造成经脉气血不通、不荣，出现以肢体关节肌肉疼痛、重着、麻木、肿胀、屈伸不利，甚则关节变形，或累及脏腑为特征的一类疾病的总称。单单关于“痹”的成因上，又分为:按外因命名(风痹、寒痹、湿痹、热痹、八风五痹、八风十二痹、风冷痹、外感痹、暑湿痹、湿风等);按内因命名(内伤痹、实痹、虚痹、痹弱、气虚痹、血虚痹、阳虚痹、阴虚痹等);按不内外因命名(食积腰痛、损伤痹、蓄血痹、瘀痹、瘀血痹、痰痹、溢饮等)。②事实表明，中医中极为丰富和特色的关于宇宙、生命、身体、疾病、医药等认知、概念、命名和分类系统，本身就是一套能自我言说的“非遗”知识体系，要充分梳理出自己知识谱系，参与到世界遗产的构建中来。因此，“如果想不照搬西方知识谱系来框囿中国的遗产事项，就必须回到中国丰厚的遗存中去，从名实之辩的根本点出发，梳理千年中国的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谱系。”③

3．医技:遗存之技

由前述可见，中医在“道”的统摄下，用自己的概念、术语、标准、规范建立起来自己的分类体系和知识系统的“学”。然后，在“学”下，生长出各种具体的用来预防、判断、医疗疾病，维护身心健康之“技”:它涉及到了生态亲和、器物工艺、活态操演、身体技术。现在被列入首批部级非遗项目的医药类非遗中的“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都可以算是属于“技”的层面。此外，中医的导引养生功、心理疗法、食物疗法、推拿、巫祝等都是属于具体用以预防、判断、治疗疾病的“技”。这些“技”是显在的，能为一般人所接受。在中医中，还有一种潜在的“技”———“内证法”。因为它的神秘性、直观性，为一般人所难以理解和接受，从而成为一种真正濒危甚至消亡的“非遗”。但是它很细微、很精深地存在于传统文化中，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①在某种程度上，诸如针灸(经络、穴位)、正骨、制药等技术的形成和有效性是建立在“内证”这门神秘的技术之上的。由于中医除了治疗人的肉体，还治疗人的精、气、神，其精气神部分，比如经络穴位、五运六气、五藏六腑，而这些就需要通过内证的方法来获得。②这门极其精深细微级别的“非遗技术”完全是要按照一定的方法通过自身修炼来实现的。著名当代中医刘力红曾经举了《胎胪药录》一书中提到“胎息”来大致解释“内证”获得的条件，即人要恢复到胎儿时期的特殊呼吸状态(胎息)，心明的状态就会自然产生，从而就能达到内证所需要的条件，而进行“内视反观”。古人讲的经络穴位、药物气味、药物的归经，并不都是思考出来的，而是内证实验出来的。③由于后世之人越来越少有人能掌握并亲证这门技术，而只是直接应用这门隐性技术所证得的显性技术(如针灸)，所以“内证”慢慢就淡出了人们的经验和认识。因此，要真正成就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存之技”，不仅仅要整理和保护显在的“技”，还要重新认识和恢复隐性的“技”，这是中医所特有的，区别于西医的精华之所在。今天，我们绝大多数人之所以对中医所主张的“精、气、神”的东西无法信任，原因在于长时间地中断了“内证”之“技”的践行(doing)，因而影响到了中医(尤其是其形而上方面)的存续(being)。“非物质文化遗产唯有‘技’的践行(doing)而成就其存续(being)的本身。”④

4．医承:遗存之法

中医千百年来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遗存之法”，使得中医能几千年以来不断地保持生命力，一代一代地延续下来。这套“遗存之法”概而言之，有这样几点:

第一，培养一个“完备”的人。中医不仅仅只是一种医疗技术，它更是一种深厚的文化，从一定程度上而言，优秀的医者需要具备良好的天文地理道德等的全面修养。中医理论与中国儒释道的文化精神相同，即便是民间的医生，通常也要把医德放在首要位置。古代很多读书人未考中功名转而学医，上手很快，成就很快，说明中医医承之法的首要在于保持它所依存的文化生态———中国儒释道的传统文化。

第二，研读《黄帝内经》、《伤寒论》、《金贵要略》等中医经典。从张仲景开始一直到当代的颇具威望的李可、刘力红、徐文兵、倪海厦等中医，凡是在中医领域有所成就的，无一不是从研读经典中成就出来的。尽管后世中医著述汗牛充栋，但是都无法超越和替代经典。

中医文化论文篇6

鉴于语言、文化、翻译之间的关系，翻译之所以不那么容易，乃是因为语言反映文化，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并受文化的制约。一旦语言进入交际，便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问题。中医产生并发展于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医翻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文字的影响

中医根植于中国古代文化，其经典著作多以古文形式写成，具有浓厚的古典文化色彩。汉语古文有时具有现代汉语没有的用法和意义，有时语言深奥、抽象而模糊，加大了中医翻译的难度。译者首先要具备一定的古文知识，理解原文的语义意义;译者还必须充分了解中医，理解原文的医学意义;译者还必须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在文化背景里充分理解原文的文化意义。只有做到以上三点，译者才迈出了中医翻译的第一步。比如，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语言为古汉语，文中有很多现代汉语没有的词语，比如通假字、古今字等。翻译时要结合语篇，并参照注释本，才能明确其含义。比如，“天明则日月不明，邪害空窍，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云雾不精，则上应白露不下。交通不表，万物命故不施，不施则名木多死。”这里“空”就是通假字，同现代汉语的“孔”，“空窍”就是“孔窍”，意为“毛孔”，直接英译为“orifices”或‘externalorifices”较好。《黄帝内经》的首部英译本译者伊尔扎•威斯女士(IlzaVeith)由于对中国古汉语这一特殊词汇现象不太了解，将其译为“evilwouldcomeduringthisperiodofemptiness”，不仅传达了错误的信息，而且没能很好地传递中医文化。

(二)思维方式的影响

中医的思维方式及其看病诊病治病方法深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首先，中国文化重形象思维、重直觉，在语言使用上重意合，很多词语具有言外之意。而英语则重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文中语言关系明确，因而翻译时要特别注意汉语词汇的隐含意义向英语词汇的非隐含意义的转换。比如，《黄帝内经》中这句话:“三八!臣氢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这里“三八”是隐含意，意为“二十四岁”，可译为“Attheageoftwenty－four”，而不是字面上的“threeeight”。其次，中医强调整体，主张辩证治疗，强调阴阳平衡、五行相生相克。译者要充分了解这一文化现象，把握这种思维方式，才能做好中医翻译。比如，《黄帝内经》中这句话:“岐伯曰: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得五行时之胜，各以气命其藏。”这里暗含着中国文化中的五行相生相克思想，译者了解五行文化才能读懂原文，做出恰当翻译。第三，中医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即“天人合一”。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医翻译特别要注意的。比如，《黄帝内经》中这句话:“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鱼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按照现在汉语，其意思为:“凡是天地之间，六个方向之内，无论是地之九州，人之九窍、五脏、十二关节，都是和天气相通的。”

(三)文化哲学的影响

许崇信在《文化交流与翻译》中说道:“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特点，是不同民族在特殊历史地理环境里的独特创造，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外来文化，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课题。”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瑰宝，它的产生和发展都深受中国文化哲学影响，具有丰富的思想性和人文性。不理解中国文化哲学，是很难理解中医的，更不用说进行中医翻译了。首先，中医里一些人名具有文化特色，如“黄帝”、“歧伯”等。其次，中医一些常用术语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如“阴阳”、“精”、“气”等。第三，中医里还有一些易造成文化误读的词语，如“春秋”(指年龄)、“百岁”(虚指，并不是真的指一百岁)等。对这些名称、词语的文化背景、文化内涵不理解，如将“黄帝”译为“EmperorHuang”或仅仅音译为“Huangdi”，都不能很好地传递其所包涵的文化意韵。更重要的是，中医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国古代哲学息息相关，其核心思想、理论机制及主要内容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反映和体现。如《黄帝内经》就是以阴阳、五行为中心，以同类相应为规律建立其理论的。其精气理论是对道家“道”即是“气”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中许多养生和治法理论是“道法自然”的产物。如“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旦盟，和于术数，……”这句话就包含了中国古代哲学原理，“其知道者”意为“懂得养生的道理”，“法于旦盟”意为“效法于天地阴阳的自然变化”，“和于术数”意为“调和于术数”。译者要了解中国古代哲学，深刻理解“道”、“术数”等文化含义，才能对其进行翻译。

中医文化论文篇7

1.3宣传媒介手段传统目前，大部分中医药博物馆还是采用传统的实物媒介进行中医药文化的宣教工作，现代媒介应用较少，这就给宣教效果带来了一定的制约，一来导致受众获取中医药文化教育的途径、机会大大减少，二来也导致宣传的效果不够理想，对一些抽象的理论、复杂的概念是难以用语言文字来宣教的[4]，更不要说对有沟通障碍的外籍人士，其宣教效果可想而知。

1.4翻译水平阻碍跨文化沟通翻译水平是摆在中医药跨文化沟通前面的一条巨大鸿沟，目前的中医药博物馆外语人才储备较少。众所周知，中医药涉及很多哲学基础概念，还有中医自身的很多比较抽象的名词概念，要理解这些概念，别说外籍人士，就是生活在本土的中医本身对有的概念理解都比较困难，甚至还存在不同见解，要想将此类名词术语翻译出来谈何容易[5-6]。此外，中医药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语言比较含蓄，而包括英语在内的多数语言都属于低语境文化，比较直接，两者之间的沟通很容易产生误读、误解，造成一些沟通的障碍[7]。

2中医药博物馆开展跨文化传播的策略

2.1加强主体意识，增强文化自信中医药文化融合了易家、道家、儒家、佛家等各家文化的精华，内容涵盖了哲学、天文、地理、数学、军事等多学科知识，其哲学基础为气的一元论、阴阳、五行等学说，其思维特征为整体思维与辨证思维，其所构建的理论体系与医学模式逐步为现代医学所认可，而现代医学模式是众所周知的不断改错、不断修正，有理由相信现代医学模式最终将融入到中医学的整体医学模式中来。中医学是经过数千年实践的成熟医学体系，独自护佑了中华民族的健康发展，不只是平常的治病救人，还有治未病、抗击瘟疫等，均已载入史册。我们没有理由不自信，需要的是我们要加强对自身的认知以增强自信。此外，民族的自卑感源于中国近现代的落后挨打，民众经不起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将落后的根源归咎于中华文化，其中也包括中医药文化[3]。然而我们回顾历史，在我国兴盛的近2000年中，随着中华文化圈的扩大，周边哪个不来主动学习中华文化、主动学习中医。现今我国已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经济的崛起，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学习中医的热潮一浪胜过一浪，我们没有时间再去自卑，需要我们考虑的是如何准备迎接这一浪潮。

2.2加强对外宣传的主动性中医药博物馆应该对中国文化、中医药文化的现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西方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情况，应该思索如何从“文化休克”到“文化适应”[8]，通过文化适应开展主动宣传，不仅馆内要有精心策划的方案，包括培养专业的翻译，而不是临时借调的且中医药知识不够专业的翻译人员，详细的多语种的翻译说明等，还要思考、策划如何针对外国人士的宣教工作，将宣教工作拓展到海外，将宣教对象扩大到外国人士。只有提高认识、精心策划对外宣传，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变守为攻，扩大中医药文化的影响范围，提高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2.3抓住主干，突出重点在中医药文化对外宣教中，应抓住中医药文化的主干，突出重点，提纲挈领地将中医药文化主体、中医药突出历史贡献、中医药突出疗效进行宣传。只有抓住重点，有的放矢，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才不致于本末倒置，忽略根本。应该对中医与易家、中医与道家、中医与儒家等重点根源问题进行宣教，对中医学的气、阴阳、五行等哲学基础概念进行阐发，以及中医学的整体思维、辨证思维特征进行宣教。此外，突出医家，如葛洪、张仲景、华佗、李时珍等均对中医学乃至世界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应对他们的贡献重点宣教。中医学对鼠疫、天花、流行性出血热等历史上的重大疫病均有突出贡献，现代中医对流脑、乙脑、非典等也有着突出贡献，还有很多疾病的中医疗效均非常显著，应当有重点地进行宣教，让外籍人士看得到真实的案例、切实的效果。

2.4增加互动体验项目在中医药博物馆的互动体验项目中，应该适当增加诸如舌诊体验项目，设置典型舌象模型，让参观者通过镜子来与模型相比较；设置目诊体验项目，将五轮学说形象化，也可通过设置典型目象模型，让参观者通过镜子来与模型相比较；面色体验项目也需要设置模型、镜子来让参观者进行体验；脉诊除了通过脉诊仪让参观者体验之外，还可由专业人士进行把脉问诊，让参观者体验中医脉学之奥妙；刮痧、针灸、拔罐等也应成为体验项目。此外，尚可让外籍人士体验特色中医药膳，可惜的是大多数的中医药博物馆并不具备药膳制作条件；中医养生太极拳、八段锦等也可现场教学，建议中医药博物馆与养生馆、药膳馆等联合经营，增加中医药文化的体验内容。中医药博物馆还应与中医诊疗机构联合，可以利用博物馆的闲置空间引进中医医疗保健机构，如果受条件限制，也应当通过实时视频将中医医疗机构的几个代表性门诊进行馆内直播。

2.5充分利用现代媒介开展宣传工作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化时代，我们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论坛、微博、微信等开展中医药文化的跨空间宣教。各个博物馆可以根据自身力量开展上述工作，至少也应将自身主页设置多个语种，尽量详尽，有条件还可开展虚拟博物馆建设。此外，应该对中医中一些比较抽象的理论通过制作光学模型、二维动画或三维模型等进行展示。2.6合众聚力，突破语言障碍为了突破语言翻译障碍，有识之士早已献计献谋，有的建议直接由自己培养既懂中医又懂外语的学生，如广州中医药大学就与广州外语外贸大学联合培养七年制本硕连读学生；还有的主张将中医送出国外进修外语；也有的主张充分利用海外留学生，在其学成后利用其精通外语的基础，由这部分人开展中医的翻译工作，如曾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就读毕业的胡碧丽同学，她作为外籍人士，在中国学习多年后，对汉语、中医的掌握水平已远超出一般的研究生水平，还在广东省中医院出过门诊，可见其水平，如能由这样的人才进行中医的翻译工作，将使中医药对外传播具有跨越性意义[7]。

中医文化论文篇8

1）教学内容丰富，激发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中医药文化知识内容丰富，教师在使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能够借助于教学课件给医学生系统传授中医药文化的理论知识，并且能够使用课件制作过程中的许多功能给学生们展示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从而可以加强医学生的文化素养和爱国主义热情，以此来丰富教学内容，拓宽医学生的视野。

2）信息量较大，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课时容量，教学效率得到显著提高。通过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在课堂上能够为医学生讲授的更为丰富的中医药文化知识，将难点和比较重要的知识点突出出来，使医学生更容易地掌握，在课件中可以使用图片、影像、网络等信息把中医药文化知识向医学生系统的展现出来，使每一次上课的课堂内容都十分充实，信息量要比只从书本上学习的大很多，增添了医学生学习的兴趣。如果老师课堂上只是通过板书来学习书本上的各种知识，不仅每节课所能向学生所能讲授的教学内容有限，而且由于老师在每节课上都要书写过多的板书，浪费了大量的有限的课堂时间，并且学生也会感觉课堂内容枯燥乏味。然而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之后，老师可以从每节课中的繁忙的板书书写环节中解脱出来，将更多的时间用到中医药文化知识的讲授课堂上，老师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要一边在黑板上写板书一边讲授，并且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可以是课堂的讲授内容更加精彩、生动，教学课件上所能容纳的讲授知识量更大，教学效率会比传统教学模式高很多。例如：在做中医药文化知识课后练习时，根据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特点，成绩优秀的学生会感觉练习题的难度较小，而成绩相对较差的学生则会有种习题做起来难以适应的感觉。所以，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将课后练习题和课堂上所讲授的知识点结合起来，老师可以把练习题中所涉及的内容在课堂上和学生一起完成，把握好有效课堂讲授时间，学生也能够更好的领悟老师所教授的内容，并且使学生具有自己学习的能力和积极性。

3）利用多媒体教学可以改善教学环境，从而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借助多媒体进行教学不但是教师从观念上和方式的改变，而且从以前的以考试为主的教学方式向学生的各项素质前面提高的方向转变，利用多媒体教学可以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创新型中医药人才，为教师和同学创造更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多媒体教室可以给老师和医学生创造一个肃静、洁净和利于大家学习的环境。老师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由于过多的板书而每次都要擦黑板，减轻了老师的体力劳动，并且不会因为擦黑板而产生大量粉笔灰被老师吸入体内而引起身体上的不适，或者长时间写粉笔而使手指发发炎，教室内靠近黑板的同学也不再会被课堂上产生的粉笔灰所困扰，同学的注意力又可以跟随老师的讲授知识点重新回到课堂上来，多媒体教学无论是对老师的身体健康还对医学生的学习兴趣都是有益的。通过使用多媒体教学以后，教师能够使教学课件的内容更加的充实，备课效果也会更好，而且还可以学习使用更多的多媒体电子设备，掌握其使用方法及其特点，对于中医药文化教育的老师来说不仅可以提高自身作为教师所具有的综合素质外，还能教育更多的医学生掌握祖国的中医药文化知识并将其发扬光大，这是我们作为老师应该具有的责任和素质。

4）多媒体教学可以利用网络实现资源共享，进而全面提高了教学质量。多媒体教学资源也是十分广泛的，我们可以通过网络下载所需要的课件、影视文件等资料来丰富自己所做的课件并学习其他优秀教师的授课形式，最终实现一套适合自己的独特的授课风格和方法，不但可以提高课堂上的教学效率还能使医学生们在课堂上充分掌握中医药文化知识。由于网络上的多媒体资源非常丰富，包括各种图片、影像等各种资源，将这些资源引入到教师的教学课件中必定会改善课堂的教学效果和学生们的学习气氛，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教学质量。随着现代的多媒体技术快速发展，传统教学形式无法再适应新时代中医药文化知识教学的要求，对中医药文化知识教学来讲是势在必行的。自古以来，教书育人是每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和义务，教学质量的好坏是由若干因素所造成的，利用多媒体对学生进行授课的多少都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作为教师讲授课程的一种方式，合理地融入传统的中医教学形式中，它的价值体现在教学的效果上，而且必须服从提高教学效果的要求作为专业课教师，有责任和义务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将现代教育技术与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中医药文化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

作者:徐海利齐峰单位: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佳木斯学院

中医文化论文篇9

1．3加强医院中医药文化建设医院文化是医院的软实力，在推动医院发展、提高医院的综合竞争实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广大医务工作者精神意识、行为规范的基础，是医院多年发展过程中的积淀，是一种群体文化［6］。医院文化建设主要有核心价值体系、行为规范体系、环境形象体系和学术文化领域4个方面，要充分发挥中医药文化在医院文化建设中的带动作用，加强医院文化建设与创新，树立医院中医药文化品牌和学术旗帜，提升医院核心竞争力。

1．4加强中医药文化旅游示范基地建设发展中医药文化旅游是《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的重要内容，中医药文化旅游是是一种健康、生态的旅游方式，将中医药文化与旅游资源有机结合，符合人们“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生态理念，是打造中医药文化品牌、提升中医药文化旅游竞争力的新途径［7］。中医药文化旅游示范基地建设有助于加强中医药资源和旅游企事业单位的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提高中医药文化传播水平、提升中医药文化旅游服务质量，有助于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播和健康服务业的发展。

2拓宽中医药文化宣传渠道，注重中医药文化传播

2．1发挥高等中医药院校的引领作用首先，高等中医药院校作为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主渠道，人才队伍建设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基础和关键，是向广大消费者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普及有效实用中医药知识的主要群体，是做好中医预防保健、开展中医医疗服务的骨干力量;其次，高等中医药院校的工作者和学生接受过正规学习和训练，具有扎实的理论文化知识、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和较高的素质，在中医药文化传播过程便于被消费者认可和接受，有助于广大消费者更好地了解并掌握中医药文化知识［8］;再次，中医药院校可以定期举办一些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中医药文化宣传活动，向他们传播健康养生、预防保健、诊断治疗的知识，让他们体会到中医药带来的好处，让消费者更好地享受中医药健康服务，从而主动参与到中医药文化宣传中来。

2．2注重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传播中医药文化是一种多元特色文化，其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心理价值已被全球多数国家所认可并接受，尤其在以生态为生活主题的今天，人们更注重用它来进行健康养生、预防疾病［9］，这就为中医药文化创意产品乃至产业链提供了巨大的需求空间，通过整合中医药创意产业价值链，提高中医药创意产品的竞争力，能够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心理效益［10］。

2．3开发大众化中医药文化传播载体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应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与科学技术，将中医药文化打造成以文字、声像、图像、动画等形式为主的传播体系，借助电影、电视、广播等媒介，寓知识传播于娱乐之中［11］。如河南中医学院拍摄了《苍生大医》《精诚大医》《河南中医1958》3部影片，其中《精诚大医》从来自世界26个国家的826部参赛影片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第16届美国洛杉矶国际家庭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影片以厚重的中医文化底蕴和精彩的艺术形式，为中医药走向世界、让世人更多地了解中医药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

2．4利用好中医药文化师承教育途径中医药文化师承教育是通过师承的方式将博大的中医药文化在传承中医药学知识的同时一起传播下去，它不但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而且注重素质技能的培养，强调医风和医德建设［12］。要充分利用师承教育在中医药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借助师承教育的优势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播。

2．5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播新路径的应用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为中医药文化传播开辟了新途径。较其他传播途径而言，通过网络搜索、博客等方式进行中医药网络传播，可以实现随时随地查阅中医药书刊、报纸、杂志、视频等信息的目的，一些群众喜爱、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教育片和中医养生视频等进一步提高了中医药文化知识的普及率。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和认可，具有原创、即时、便捷、互动等特点的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技术平台的出现，成为中医药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13］。因此应加强推广和应用新兴媒体，加速中医药文化的传播［14］。

3提升中医药文化竞争优势，加快中医药文化品牌构建

突出中医药的特色与优势，促进中医药文化的研究与发展，形成独特的中医药文化品牌是持续提升中医药文化竞争力的重要手段［15］。

3．1打造中医药文化国家品牌中医药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更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要将中医药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规划。因此，必须要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和机会，积极打造中医药文化国家品牌，力争形成国家对外交流与宣传的名片。

中医文化论文篇10

1.“中医药文化”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中医药文化”概念的提出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中医药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中诞生的一朵人类文明的奇葩，与传统文化是紧密合一的。但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加之中国知识界科学救国的急切心理，反传统文化思潮在上个世纪初风起云涌，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正常继承和发展，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层。在这种情况下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就要求中医药加强自己的文化建设，必须构建和培育继承与创新的土壤，“中医药文化”作为特殊概念应运而生。

“中医药文化”的提出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但对其内涵学界多有歧义。2005年8月在安徽黄山召开的全国第八届中医药文化研讨会，对“中医药文化”的含义进行了初步阐释：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会议还确定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工作的指导思想：即以中国哲学、文学、史学为基础，以中医典籍、中医名家、中医文物、中医史迹为对象，研究中医理论与临证发展规律、中医名家学术思想、中医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及名家风范，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为区域中医药文化发掘，为中医药院校、医院、企业文化建设，为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交流、传播服务，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1]。这是国内学界首次确定中医药文化研究的核心与范围，对进一步开展中医药文化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对于“中医药文化”的定义学界还应进一步开展深入和细致的探讨，形成较为明确的研究领域。尤其要具有构建学科的意识，既要有学科概论性质的综合性研究，又要进一步划分研究领域，形成系列分支学科，并进行相应课程的建设。

2.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历史阶段的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事业发展相关的文化环境的变更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医药文化研究的低潮时期。20世纪的中国始终存在一种反传统文化的思潮，阴阳五行学说遭到学术界的否定，对中医药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负面影响，西学强势文化的入侵和反传统文化思潮给中医药造成了严重后果，新中国成立初卫生部的个别领导在对待中医药上存在对待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同样的心态，认为只有来自于西方文化的西医是科学的、进步的，而根植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医药学是不科学的、落后的，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抬西抑中、以西代中，阻碍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针对甚嚣尘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曾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又说：“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歧视中医药的现象，毛泽东发出了“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我国巩固的医药卫生统一战线”的号召，并把“团结中西医”作为我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之一。在毛泽东的保护和支持下，中医药学术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中医药学术被提升到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在政府的倡导下，各地中医中、高等学校相继成立，中医药教育一改两千年来的师徒相授模式。但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转变，则很难真正正确认识和传承、发展中医药。当时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批判地接收”，而实际情况是批判容易，接收难。而且在“新文化”运动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传统文化具有一种怀疑心理，阴阳五行理论也得不到认同。在“中医不科学论”思想的指导下，中医药发展走向了以西医改造中医的歧途，以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为准则，采用现代科学技术与研究方法解释、整理、提高传统中医药就构成了当时中医药发展的主流方向，这种研究为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到中医学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体，孤立地将中医药定位于科学技术，把西医的一套科研方法强加在中医药的科研头上，用西医理论取代中医理论，用西医的“辨病施治”取代中医的“辨证施治”，进而取消中医药学的灵魂，取消中医药学的文化底蕴，其结果是偏离了中医药发展的轨道，在发展中医药的同时扭曲了中医药。受此影响，当时顺应时代的全国统编教材就有许多不足之处，使中医药教育出现偏差。1962年7月16日，北京中医学院“五老”给卫生部党组上书大力提倡传统中医理论、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呼吁大大增加中医课程的学习。正当中医药教育界总结中医药院校初期教学经验，讨论修改中医药教学计划，使中医药教育更侧重于传统中医药理论的教学时，“文化大革命”的兴起，使传统中医药理论与传统文化再次陷入被批判的境地，对中医药事业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第二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兴起。基于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医药的文化特性逐步明确，中医药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篇章。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成为党在新时期的基本文化政策。以1984年召开的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研讨会”和全国首届“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讨论会”为标志，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了反思和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系列研究。1991年10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在北京召开国际传统医药大会，江泽民同志题词：“弘扬传统文化，振兴中医中药事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场中医药文化研究热在中医药学术界酝酿，并取得了系列成果：专题学术著作相继出版；相关学术会议如中医理论与中国哲学及文化国际会议（1990）、中医文化研讨会（1991）、全国首届医学与人类文化学术讨论会暨首届中美医学文化恳谈会（1994）、95’中国医学文化学术研讨会（1995）、国际佛教医学暨港台中医文化学术研讨会（1996）等陆续召开；《医古文知识》（1993）、《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上海中医药杂志》（1997）、《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等中医学术期刊相应开设中医文化专栏。通过这种研究，中医药学单纯科技定位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出来，人们逐渐意识到要用文化定位丰富和补充其科技定位。对中医药文化品性认识的提高为中医药学现代化提供了新思路：一是明确区分中医药学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健康开展中医药科研工作的认识前提。中医药是具有科学精神的，中医药现代化首先是中医药科学文化的现代化，但其蕴含的科学精神容易被其人文方法遮蔽，在中医药研究中，混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界限，误以科学手段和方法研究本属于人文文化的原理，只能导致混乱和人、财、物的浪费，如不加以注意，甚至可能导致伪科学泛滥。二是中医药现代化不仅是中医药科学文化的现代化，还应该是中医药人文文化的现代化。中医药不仅是科学，用现代科学研究中医药是发展中医药的重要途径，但并不是唯一途径。中医药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体，对中医药基础的现代研究必须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方法相结合。中医药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除了具有自然属性外，还具有社会文化属性，目前西方单纯生物医学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现代医学模式已经转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主张从更广阔的社会心理文化背景认识人体健康和疾病，这正与中医药学的人文精神相吻合。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历程，应该说取得了较大成效。但是，中医药文化研究有过于拘泥于古代文化传统的倾向，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宗旨是立今鉴古，不但要具有历史意识，而且要具有现代视角和当下意识，不但要总结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要吸纳现代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目前正处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医药文化不能独立于文化全球化之外。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中医药文化研究绝不能故步自封、过于保守。要科学分析文化全球化形势，树立中医药文化的自信，展现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使中医药文化成为文化全球化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中医药文化研究者具备保持中医药文化特质的能力，具备吸纳先进文化发展中医药文化的能力，具备与西方异质文化对话与融合的眼界和能力，从而保持中医药文化健康发展。尤其在对外交流上，由于中医药学独特的文化形式不具有科学文化的超越性和普适性，很难被其他国家和民族理解和接受，导致中医药学至今还得不到国际的普遍认同。至今，能从根本上承认和接受中医药的人群还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等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地区。而在欧美地区，中医药则很难进入正规医疗体系或通过他们所谓的认证，这就对广大中医药文化研究者提出了新任务和要求。

3.中医药文化研究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的基础工程

中医药文化研究是中医药学研究的前提，否则中医药发展就会出现方向性错误。中医药学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只有深化中医药文化研究，才能真正理解中医药理论的发生发展，才能真正丰富和完善中医药理论体系。比如，不了解阴阳概念，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医药理论的起源。再如，中医药理论与易学、道学有很密切的关系。中医药典籍中存在大量以《周易》中的词汇命名药物、方剂、医籍的现象，甚至以易象、易理阐发、说明医理等。潘雨延先生说：“究夫《内经》作者的哲学思想，全部发挥老子的思想……”[2]刘力红先生也说：“我们知道中医的确有很浓厚的道学思想……因此在《内经》里，我们既可以看到许多易学的东西，又可以看到许多道家的东西。”[3]不深入了解易学、道学，就难以理解中医药理论的内涵和精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在整理传统文化、传统中医药方面做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但是由于对传统文化的错误态度和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主体的现代普通教育的推行，使国人的知识结构、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大大改变，并未能从根本上恢复传统文化、传统中医药的本来面目，严重影响了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表现在中医药教育上，习惯于数、理、化现代科学思维模式的中医药大学生难以理解中医药理论而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

基于天人合一的思想，立足于比类取像的思维方式，以阴阳、五行、气等主要概念构建起来的中医理论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历史验证，面对当前唯科学主义的困境，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意义。面对这样一份宝贵的遗产，只有在深化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其理论精髓和文化内涵，才能使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从而避免走上中医西化，甚至以西代中的歧途。

4.中医药院校应营造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中医药院校作为培养中医药人才的专门教育机构，承担着弘扬光大中医药文化的历史重任。不同类别的学校应积极营造独具特质的校园文化，积极培育在校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修养，作为中医药院校来说就应当积极营造中医药文化氛围，使学生切身感受到中医药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质，以利于他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接受中医药精髓，形成中医药内在文化的创新能力。

4.1校园环境建设必须融入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好的中医药院校校园环境应使人处处感受到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如建筑风格、校园景点布置、校风、校歌、校园网等，甚至建筑物和校园道路的命名都可以融入中医药文化的内涵，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建设中医药文化博物馆。

4.2教学中必须加强中医药文化教育。要加大中医经典理论的学习，有条件的学校应开设中医药文化课程。注重中医药的文化品性，使学生不但学习中医的“技”，更要形成中医药独特的思维方式，养成中医药从业者独特的文化品性。尤其要重视教材建设，“现在当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文革”之后，中医教材建设没有能积极地保持和发扬中医的理论体系，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方面是不理想的，不是发展了而是萎缩了”[4]。

中医文化论文篇11

中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同时也是中医药文化的发祥地。中原文化对中原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认识作用，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起到了引领人们更好进行生产生活的作用；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新的知识、思想、技术等；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前景必然更加广阔。阐述和梳理中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的关系，无论是促进人民的身体健康，提升文化修养，还是促进中原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人类诞生后，就逐渐产生了医药的活动。如今流传的关于医药起源的传说，最早可追溯到伏羲、黄帝时期，中原地区是中华中医药文化的源头及主要发祥地。

一、中原历代先贤的著作，对中医药文化的养生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先秦诸子中，杂家和道家对医学，尤其是对《黄帝内经》中的养生思想影响较大。杂家的代表是吕不韦的《吕氏春秋》，道家的代表莫过于老子、庄子。而吕不韦、老子、庄子都是河南人。吕氏，战国末期政治家，濮阳人；老子，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周口鹿邑县人；庄子，战国前期的思想家，商丘民权县人。老子和庄子提出的清静无为、顺乎自然、返璞归真的养生理论对后世也产生着深远影响。此外，如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墨家创始人墨翟、杂家列子都是河南人，均有关于养生及相关内容的著作，对中医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中原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着一大批中医药名家

中原古代文明彰显着中原古代文化的灿烂，推动着中国古代中医药的发展，造就了众多中医药名家。中原古代文化的核心偏向于儒家思想，是源于汉武帝汲取董仲舒奏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时期也是中医药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儒家思想将孝做为最根本的道德原则，仁则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提倡人们将齐家、治国、修身、平天下做为人生理想，其中最高理想当为济世利天下。医者，仁术也。在古人看来，做官与行医，即良相和良医，本质是相同的――济世利天下。因而掌握医术者，特别是儒士们把行医济世做为自己的义务，从而也诞生了一大批的中医药名家。张仲景，河南邓州人，举世名著――《伤寒杂病论》的作者，他本人放弃高官不做，潜心于研究医学，终成一代名医；除此之外，中原地区还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医学家等[1]。这些著名的医药学家，犹如璀璨的群星，指引着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道路。

三、在中原形成的中国古代文字，为中医药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字，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也是记录和传播历史的主要载体。汉字，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字，目前为止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起源为殷商时期的甲骨文。[2]研究甲骨文中汉字的几种主要形体，发现基本上是基于中原演变和定形的。

甲骨文的圣地坐落于美丽的河南安阳小屯。在甲骨文中，存在着最原始的中医文献，记载有20余种疾病。篆书，春秋战国到秦朝时期通行的字体。小篆，是秦朝李斯（河南上蔡县人）受秦始皇之命整理简化而成。李斯的小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但统一了天下的文字，而且能够有效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医药文化）。隶书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大约产生于秦代。蔡邕（河南杞县人）是东汉末年的大学者，也是书写隶书的圣手和大师。楷书，萌发于西汉，到东汉末年渐趋成熟。钟繇（今河南长葛县人）是三国时代著名的楷书书法家。宋体字与活字印刷术均始创于开封。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简称《说文》），对今人研究中医药学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为东汉人许慎所著，今河南省漯河市郾城人。

四、中原武术文化对中医药文化的影响

河南温县陈家沟为太极拳圣地，河南登封少林寺为禅宗祖庭。太极拳和少林武术创造了灿烂的武术文化。武术的比拼，难免导致肉体的创伤，武术伤科也就随之而生。疾病的“疾”字，就具有带有箭伤而卧床之意，因此医学与武术犹如一对孪生姐妹。少林伤科，继承了佛家伤科学的特色，有自己较为完整的治疗体系：在中医学为基础的大背景下，以经络气血的传输为理论依据；以穴道部位、脏腑经络为辨伤基础；以独特的少林寺秘传内外损伤方、点穴疗法及正骨夹缚等为治疗方法。它既是中医学的一部分，又自成体系独具特色，拓展了中医学，促进了中医伤科学的发展。武术与中医药的产生和形成均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并逐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环境中发展、完善。它们和中医药文化相辅相成，交相辉映。

五、历代入主中原的朝代对中医药的重视，促进了中原中医药文化的发展

历代入主中原的朝代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北宋时期提倡“兴文教，抑武事”，因此政府对医药学高度重视，逐步制定出一系列的措施促进医药学发展，使宋代的医药文化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多次修订本草，北宋政府就曾四次修本草；建立了各种国家医疗机构，例如在东京开封设立的“熟药所”，是我国最早的官方药局；建立全国医药学中心机构，注重选拔人才，兴办医学教育；组织编写《太平惠民局方》等多部药典；禁巫兴医。以巫术为业的巫师，在社会中长期存在着。历代王朝几乎都采取默认，甚至肯定的态度。直到北宋，政府实行了禁巫兴医的政策，多次颁布了禁巫的法令，为医学的发展肃清道路。北宋政府的这一系列政策，为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中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相互依赖，相互促进。通过对中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的关系研究，可以促进中医药文化和地域中医药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从而提高中医药地域的知名度，为区域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带来进步。此外，还需要需要加大力度来支持高水平中医药的研发项目，并提倡研发拥有自主产权的中药新药。通过将中药新药研发与重大疾病的防治结合起来，期望在艾滋病、肿瘤、高血压、病毒性肝炎、心脑血管疾病等重大疾病研究方面做出新的突破，从而达到建设中医药强省的目标。[3]中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相互促进，相互依赖。中原的民生产业是中医药文化产业，中医药文化产业也是一个为国富民强保驾护航的利国利民的产业，因此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大力弘扬和发展中医药文化。

参考文献

[1]许敬生.中原古代文明与中医药文化[J].中医学报，2009，24（5）：1-6.

中医文化论文篇12

语言是文化的结果，一个民族所说的语言是这个民族总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 ⋯语言与文化都共同发展了几千年 。

1 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

中国文字是3 000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的唯一文字。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注：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与《黄帝内经》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得出以下结论：《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一地一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以及探索研究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以象形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对于促进中医学家的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用《内经》奠定的这种思维特点去影响其后的历代医家，发挥了无形的巨大作用。从阴阳、五行、精、气的象形字到《内经》广泛的取类比象，再到明清医籍对字的形音义的校勘、考辨，都显现出中医学思维之链中象形汉字的深远影响。

中医文化论文篇13

由此可见，中西医的技术差异是很大的，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并不能责备中医师不懂西医，或西医师不懂中医，即使通晓中西医的人，在处理中西医各自技术获得的诊断资料时，也是分别运用两个技术系统去操作的。那么构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何在？技术的差异是表层的，不是主要的和本质的。因为医学不仅是实用技术，同时也是社会文化。技术作为文化系统中的子成分，不但不能脱离文化整体论文联盟，反而要受文化整体的制约和支配。技术只是文化的物化形态，它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总是接受某种文化指令的产物。由此，不同类型的文化，便支配了不同类型的技术。根据这一原则，中西医的技术差异，本质上是由中西医文化差异决定的。

中医理论起源于中国古代文化，从而使中医具有极其鲜明的人文医学特征。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和欧洲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古代中国，一面为大海所围，另一面被高山峻岭、戈壁荒漠所隔，这一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相互隔绝，使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学术思想可以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中持续地发展，而不至于中断或异化。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既有一脉相乘、独立完整、日臻成熟、内容积累极为丰富的一面，又具有相对封闭、创新能力较弱的一面。广义而言，从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乃至后世余绪，大多出自殷商时代的巫史文化，大都尊崇自然力，强调天人合一，顺其自然，不可违逆；各家学说又多崇尚权威，易于调和；推崇祖先"慎终追远"；重人伦礼乐而轻自然事理；重思辨顿悟而拙于逻辑论证。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知行合一，注重实践，求实精神和实用主义倾向明显。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特点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都有着充分的体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更成为了中医理论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