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论文篇1

一、原子化与集体行动困境

乡村秩序主要指农村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平稳有序地互动，乡村社会处在相对稳定和均衡状态。一般来说，乡村秩序主要由国家和农村社会的二元整合而实现的。虽然政府的合法性迅速增强，农村社会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其它影响乡村秩序的一些深层负面因素并未因经济发展而消除。相反，经济发展与乡村秩序的悖论越来越突出，乡村秩序的弱质性将在今后表现出来[1]。

在众多深层次负面因素中，原子化与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影响乡村秩序基础的基本因素之一。农村的这种原子化关系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相比之下，城市工作者在工作之外是原子化的，日常交往很少；而农民是工作上的原子化。这一点在组织合作上得以体现。农村的这种原子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发展到个人生产力可以解决自身问题，但又没有产生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分工合作需求。这反映了当地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在东部农村，这个问题并不明显。

吴思红对农村目前所反映出来的这个特点做了确切的描述。原子化，即社会上个人与个人的联系很少，主要通过与一个共同权威的联系才得以建立，而不是直接发生联系，不是生活在一个互相依赖的群体之中。孙立平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个人间社会联系的薄弱，二是在追逐自己利益时，是以个人而不是以群体的形式行动的。

这一理解相对淡化了“差序格局”中传统文化的因素，而强调个人利益的动机性。从目前农村的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工具性差序格局”不是在减弱，而是处于不断加强的态势中。虽然农村各种礼俗习惯和人情往来并未减少，并且以内在道德的评判表现出来，但实际上个人利益的至上性隐藏着世态炎凉的真实背景。[2]

这种农村“原子化”关系的存在不仅不能强化农村的合作能力，反而使集体行动陷入了困境。奥尔森强调，理性的、自我利益中心的个体一般不会为了集体利益而行动，因为此类公共物品不会按照集体成员是否做出过贡献来进行分配，扣留没有做出贡献者的那一份。因此，理性的行动者将会是一个“搭便车者”；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想搭便车，那么集体行动则无法可能实现。

二、文化关联的缺失

农村的这种原子化，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断裂，即从合作化至文化大革命中，消除传统文化中的整合因素，强行用一个新的整合因素。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强有力的打击成功地将传统表层的东西瓦解掉了[3]。另外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这就导致新旧文化之间的误读，特别是对改革开放的误读。在今天的农村，可以听到过去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的这种日渐单一的评价：谁会挣钱，谁就了不起，且令人钦佩[4]。

在传统社会中，也即弱国家强社会整合模式时期，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思想的宗族自治和农村社会关系结构的特殊性产生了持续的整合力。这种社会，人的行为有着传统的礼制管束着，从俗即是从心，稳定的文化传统是有效的保证[5]。因此社会自我整合促进了村庄集体认同的形成，为村庄社会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内生动力。

在村庄场域中，由于传统文化影响逐渐减弱，通过契约产生的内生强制力十分弱小，普通村民和体制外精英即使拥有明确的共同目标，仍然难以采取有效的一致行动[6]。

村庄社会的文化关联之所以能形成村庄集体认同、引起村庄集体行动、实现村庄社会整合， 是因为它一经形成便能将村民纳入到同一文化场景之中，让村民在同一文化场景中体验并遵从村庄文化网络的张力，使村民在村庄社会中的活动越来越体现村庄文化网络的要求[7]。但是，随着市场化力量对村庄社会生活影响的不断加深，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的支撑力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减弱，村庄文化网络的张力逐渐弱化，村庄社会的文化关联不足以形成集体行动和社会整合。

生活在同一村落活动空间的村民原本极易形成特有的文化关联，但是村民之间的交往活动中曾经存在的遵守共同

规范的默契和自觉性发生了关键性的断裂， 这些最终导致文化关联的缺失，从而无法形成集体认同，也就不能进一步形成集体行动。

三、集体合作的可能

化解农村原子化，从直接目的来说是要达到社会活动中的“技术”集体如分工协作，但最终这个目的还是通过要达到文化认同与“心理”协作如强调共同的心理素质等方面的情感相依来实现，也就是重新实现农村的社会整合。

科利尔认为不管是政治社会资本还是民间社会资本，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通过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而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从这个定义，我们得出，村庄内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具有可以共同遵守的规范以及具有凝聚力的社会支持网络对于克服当前原子化以及集体行动困境，提高整个村庄的社会资本，达成集体合作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贺雪峰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村民们团结起来，共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依靠的是建立及强化以宗族组织为代表的传统组织体系。在传统社会中，也不是不存在有强烈搭便车欲望的“落后分子”，但是因为存在一套相对有效的惩罚机制，也就是将不合作者边缘化的办法，使大部分人不愿意(或不敢)变成那种事事搭便车的懒汉，从而使有限的合作进行下去了[9]。但是这个办法最终要依托的是传统社会中的传统组织及传统文化。 "

总的来看，有条件是能实现合作的，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体系，因为合作需要起码的信任氛围，需要谈判，要有合适的沟通话语。但是在转型时期，农民合作赖以发生的诚信社会制度不存在了，早已没有了传统的文化基础，而现代价值还未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人生意义的重建、农民整体人生价值的建构，从而形成农村的文化传统。

四、文化何为

在许多社会中，个人并不是唯一的行动者，尤其是在中国农村社会，社会行动单元是多元化的，而且具有强烈的文化性。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保护创造力，让个人独立地发展，却又发挥凝聚力，让个人在多元中结合成社会。化解原子化，文化一方面是提高农民素质，引导其重新构建生活意义；另一方面是为农村社区的整合提供文化支持。

文化对社区的整合作用在农村社区整合中是不可忽视的。文化是依靠价值、规范以及风俗习惯等发挥作用的。由于文化整合属于深层次整合手段，所以它对集体认同感，个体意识有着深刻、深远的影响。采纳一个集体行动框架，则涉及到了文化体系（即一个特定的关于世界的分享理解）的产品和个体意识的相互拼合。一个持续的、用于维持社会运动参与者忠诚和承诺的集体认同感的创造，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成就。因此农村文化的内容以及文化内容的有效组织则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方面。

首先，农村文化内容涉及到了农民的生活意义和农村社区的意义共建，因此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原有的文化底蕴和价值观念确立了农民自身想当然的、不自觉的认同对象。但是，当文化背景发生变化时，农民原有的认同对象和认同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出现了个体权利的不断膨胀，人际交往的异化，公共善的丧失。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里，“价值观”常被用作表示共享文化的标准。而这些有效的共享价值观即普遍价值观必须在学校教育体系进行中进行。梁漱溟认为，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教育，平时皆为“绵延文化而求其进步”，换言之即为“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进”，而“所谓文化者，一切文物制度，礼俗习惯莫不属之”；即“着意在改造文化、创造文化，而不是绵续文化”[10]。只有这样才能在农村形成新的文化传统，从而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能够获得集体行动的条件。

其次，对文化内容进行有效的组织是进行文化扩散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内容应该在农村的信息构成即一种等级制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文化内容在农村要使用最强的中心服务器，并建在传统知识扩散的中心，这样可以保证内容的质量。农村文化内容组织的不足，在现代化冲击之下，现代社会成员丧失了共享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每个人都将自身想象成为完全自由、独立的自我，其进入社会、接受社会责任，只是为了减少冒险，保证自己的安全、利益的实现。这样在各种思想的冲击之下，村庄内部的文化联系就被逐渐削弱，因为农村文化表现形式的增加就随即增加了联系社区的纽带，文化纽带的凝聚力是抵御由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不稳定的盾牌和必备的平衡力。以先进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可继承部分作为文化内容的主要内容在农村社区的中心位置进行传播，同时对于文化的组织方式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要以农民最容易接受以及最乐意接受的方式。目前各地的文化中心户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这也正是对文化组织方式的一种调整。

再次，农村文化活动是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动力，没有活动，农村社区的凝聚力就得不到提升。一些民俗活动在内部具有特殊的维护内部秩序和自我生存的作用，对其自身来说，是有特殊价值的，是村民自我文化价值的实现。许多古老的神话故事、节日仪式、古歌、古物等，被现代化趋势冲击着生存地位，现在又重新为人所捡拾。在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借助乡土文化来重新建构农民的日常交往方式，使得村落公共空间的文化网络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通过运用一些现代话语体系的解释， 使传统文化的自我体系纳入到现代科技社会和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可以使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延续。

最后通过发展地方文化，实现文化产业化来化解原子化，在传统文化日益消减和衰微的现代社会，通过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产业，并且作为当地的发展优势，能够唤醒村民的文化自觉， 即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使其村民意识到自己的文化重要性，重估文化的价值，从而会更珍惜和保护自己的传统。这样可以延续传统文化，增强社区“领域”感，培养认同意识，形成社群共识；同时也可带动地方发展，提高地方经济效益，提升地方认同。

[参考文献] [3][4]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农村论文篇2

农业信息化与农村信息化在理论研究上不断拓展和在实践探索上不断前进，二者交叉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来显著，相关研究者和主管部门于是提出“农业农村信息化”概念。农村农业信息化这一概念是农业信息化和农村信息化不断演化和融合的产物，涵盖了农村信息化与农业信息化的内涵与特点。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农村农业信息化是农村信息化和农业信息化的合称[4]。当然，农村农业信息化绝不是农村信息化和农业信息化的简单相加，而是在中国社会信息化如火如荼进行的背景下提出的新概念。2004年—2013年的10个关于“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指出，要加快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工作。特别是，2009年科技部、中组部、工信部联合启动了国家农村农业信息化示范省建设，2010年工信部、农业部、科技部、商业部、文化部共同制定了《农业农村信息化行动计划（2010年—2012年）》，2011年农业部《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十二五”规划》。相关研究者和主管部门虽然并没有明确给农村农业信息化下一个定义，但是，各方面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达成了基本共识：农村农业信息化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改造传统农业、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现实选择，是加快培养新型农民、切实提高国民信息素质的迫切要求。因此，农村农业信息化是指在社会信息化背景下，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信息化理论为指导，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和实现农民个人的发展，促进农村农业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资源和资本投入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变，实现农村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发展和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过程。《农业农村信息化行动计划（2010年—2012年）》提出，农村农业信息化建设的目标是建成先进适用、稳定可靠、贴近农民、进村入户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体系，建成条块结合、高效服务的基层电子政务，建成一批形式多样、方便适用的农村科技、信息、文化服务网络平台，提高农民信息素质和培养新型农民。根据以上建设目标，《农业农村信息化行动计划（2010年—2012年）》提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提升、信息资源整合集成、基层电子政务进村、现代农业信息科技发展、电子商务拓展和新型农民培训是农村农业信息化建设的6大内容。综合上述研究成果，结合山东、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广东、重庆等7个国家农村农业信息化示范省建设的实际情况，笔者进一步研究提出，农村农业信息化的内涵应该包括：（1）以“三网融合”为核心的农村农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在电视广播和电话“村村通”的基础上，加快“有线宽带到村”、“无线宽带入户”建设，实现“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三网融合和资源共享，提高信息通道利用率与设施水平。（2）以信息资源整合与集成为基础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按照“平台上移，服务下延，资源整合，共建共享”的原则，通过系统集成，实现省级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农信通、科通信、供销通、呼叫热线等各类涉农信息资源的全面共享，建立以省级平台门户、信息服务系统和信息资源共享为核心内容的农村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完善与提升农村民生、农村科技、农村商务、农村政务、农村金融等五大服务能力，解决“最初一公里”问题。（3）基层信息服务站建设。以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基层服务站、农家书屋等为主体，整合各部门建设的农村信息服务站点，按照“五个一”的要求（一处固定场所、一套信息设备、一名信息员、一套管理制度、一个长效机制），建设村级综合信息服务站；以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农业科技园区（基地）等为依托，建立专业信息服务站。基层信息服务站应该成为提高农民信息素质和培养新型农民的重要渠道，成为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关键环节。（4）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在探索建立健全公益化服务为主、市场化服务为辅的农村农业信息服务长效机制和总结中国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三位一体”（公益化的农村服务体系、社会化的农村创业体系和多元化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新型农村农业信息服务体系。

3农村农业信息化的特征

中国农村农业信息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实践。在思考农村农业信息化问题时必须正视自己身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只有在把握中国农村农业信息化特征的基础上，才能科学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作出适宜中国国情的农村农业信息化的战略选择，确保中国农村农业信息化有序、可持续发展。中国农村农业信息化具有以下特征：

3.1长期性

农村农业信息化的长期性源于“三农”问题发展和信息化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当前，农村农业信息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从现在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再到2049年建国100周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建设还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若从更长远来看，即使将来基本实现现代化了，“三农”问题依然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需要继续关注。再从信息化自身看，它是一个不断实现信息技术创新，充分开发利用信息资源，实现信息有效交流与共享，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推动工业社会（工业农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因此，中国农村农业信息化是与“三农”发展和整个社会信息化相伴相随，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5]。

3.2动态性

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的，中国农村农业信息化也不例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日新月异的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推动下，中国农村农业信息化将不断向前发展，从农业信息化到农村信息化，从广播电视、电话村村通到有线网络、无线网络村村通，从一般的互联网技术到云计算机、物联网等技术等。中国农村农业信息化的发展和实践，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需要不断地进行总结，不断地进行探索[6]。正是由于农村农业信息化具有动态性的特征，中国农村农业信息化必须坚持动态发展的观念，认清其在每一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任务，明确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实现在动态中不断调整、不断发展。

3.3复杂性

与其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相比，农村农业信息化更具有复杂性。从农业生产的角度看，由于中国纬度跨度大和地理环境多样，各地农业生产在品种、规模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复杂多样的农村农业生产类型和特点是农村农业信息化推进中必须考虑的问题。从农村社会生活的角度看，由于不同的空间地理位置和风俗文化，使得中国农村生活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农村农业信息化不可能采取大规模、无差异的方式，而只能采取地方性的推进模式。从信息资源整合的角度看，由于中国农村农业涉及面广和管理部门多，目前涉农信息资源分散在农林渔牧、民政、劳动与社会保障、商务、气象、环境保护等政府部门以及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和各类农业院校中，如何整合这些资源，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机制上都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同时，分散在广大农村中的信息资源也缺少一个组织系统和运行机制进行整合和开发。这些因素都增加了农村农业信息化的复杂性。

3.4公益性

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区域分布不集中，组织结构较松散，因此，农村农业信息化的成本比其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的成本要高很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和农业有了长足发展，但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和农业弱质产业的特性决定农业增效困难、农民收入偏低和农村经济落后。农民既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也没有技术能力来推进农村农业信息化建设。农村社会信息化建设成本高，农民支付能力的缺乏以及中国“三农”发展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农村农业信息化只能作为公益性事业，由政府采取公共投入，以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形式向农村社会成员免费或半价提供，才能够推进农村农业信息化建设[7]。

农村论文篇3

1、“三农”问题的概念

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都比较落后，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农业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而且国内民不聊生，农村凋敝，绝大多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建国前的战乱和的统治，使原本就很羸弱的农村、农业、农民处境更为悲惨。建国后，为了发展工业，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使我们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了一次飞跃性发展，很快它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使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受到了限制。如何在不触及农民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农业现代化问题？如何改善城乡差距？都成为当前研究的热门话题。

2、“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2月8日，《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在1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农村工作会议，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会议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中央新领导集体这种“三农”问题的治理理念显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二、现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现在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存在忽视“三农”问题的错误想法，有的认为目前我国农业能基本保证全国粮食需要就可以了，主要发展工业；有的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只要一段时间抓抓就能立竿见影，不需要长抓；有的认为“三农”问题仅仅是涉及面很窄的问题，只要就农论农就可以解决。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是否能持续进行下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它涉及到各个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需要长期不懈地调整改善，真正下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破解“三农”难题发展农村经济的对策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三农”这一基础的脆弱，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一些专家曾指出，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保护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现代化，才有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面对入世的机遇与挑战，如何着力解决和缓和农民增收这一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的矛盾与困难，就显得大为重要和迫切了。我们对“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一定要重视它，一定要用联系的观点看待它，要有长期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意识。

2、需要减轻农民的负担。200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坚持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对减负的治理，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曾多次文件严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仍普遍存在“三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清费治乱减负的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关于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开展复查，注意和防止涉农负担反弹，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3、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城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承包了，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却属于国有。不仅如此,农民用电、打电话比城里贵,农民孩子读书,老师的工资农民付,城里的教师工资国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险,医疗保险,国家的财政只是市民财政。农民只有负担，农民如何才能富起来？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应给农民同样的贷款权利。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经济无法提高，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三农”问题永远也破解不开。

4、要把农村经济搞上去，必须进一步解放农民。历史证明:每给农民松一个绑,国民经济就有一次大发展,农村经济就有一轮高增长。现在,套在农民身上的绳索还有很多，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取消农村户口。歧视性的政策和不合理收费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将来中国农民要有不生产经营的自由。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做“地主”,农民进城当工人。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减负仍不是最终的增收目标，只有在农村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农村产品产销的机制，实现的增收，是最有实际意义的，也是脱贫的关键。结合各地实际，大力开展综合农业（林、牧、旅游业）和进行结构调整，大力扶持有市场需求的龙头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盲目，而是指导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要让农产品卖个好价钱，这样农民就能增收了。对于农业的投入要增加，主要用于品种改良和抵御自然灾害的工程方面。小城镇的建设要慎重，有条件的地方要快上，没有条件的地方，也不能一哄而上。农民进城打工也是一种转移，工作政府要多指导，组织好。对待民工的问题，也要贯彻《劳动法》对待。只有解除套在农民身上的土地枷锁，土地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实行规模经营，农业才能进入市场经济，农产品才能真正形成合理的价格。

5、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因地制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

①回报农民———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应该进入“以工补农”阶段了。所以，不仅要取消农民负担,今后要逐步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的投入。农村税费改革应该进一步减少税费的征收。现在的问题是尽量减少农民负担。第一,是中国农民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许多发达国家还给补贴，我们更应该扶植他们增强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第二,中国农业GDP的比重仅占百分之十五,却要养活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根本无力承担税费任务。在可能的情况下停止向农民收取一切税费，用十年时间恢复和提高农村生产力，培育农村土地租赁市场，促进现代农业体系的形成，以应对WTO的加入。加入WTO后，外国的农产品就会冲击我们的农产品，城市不要本国农产品的时候，不仅是农业、农村、农民的危机，也是国家的危机。为什么我们的农产品价格高？主要的原因是土地承包制限制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由此带来的机械化、科技水平的差异。美国农业已经农场化了，一般规模是5000亩，我国则是家庭经营，户均不过六、七亩，最大的户也不过二、三十亩。为什么我国农业不能规模经营？除了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把农民出租、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自完全还给农民和农产品价格过低过，另一个原因就是：过高的农民负担抑制了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其实农村改革说简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一步步地减少对农民的束缚，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当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后，很多长期困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②尊重农民———重构县乡基层政府。我们常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一个基层政府的构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老百姓的要求来构建,绝不可照葫芦画瓢。应当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按人民群众意见构建县乡政府和政府部门,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机构改革”。

③依靠农民———让人民群众管理政府。任何一个政府,没有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就会膨胀、腐败,会走向人民的反面。人民群众怎么管理基层政府呢?第一,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第二,财政的钱怎么花,由当地组织和民间社团讨论,人大决策,政府照着执行,执行过程接受党组织民间组织和人民代表的监督。第三,公仆违背了民意,人民有权力罢免。第四,政府所有政务必须公开,随时接受监督、质询。党的基层组织,应依靠人民加强对政府的建设领导和监督,党永远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解决三农和农村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大思路、大前提、新战略、新举措,是无所作为的。

6、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跳出来，要有创新的思维。

首先要确立强烈的富民意识，在农民增收上有新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的地方，增收的动力源主要靠的是劳力转移、结构调整、土地扭转、多种经营等。近几年迅速崛起的个私经济，已成为推进农业劳力转移的先锋，成为解决农村就业的关键，成为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致富“亮点”。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这些“渠道”作为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还要确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在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进绿色农业、三资农业，用现代工业理念“经营农业”。把做大、做强龙头企业作为“经营农业”的“火车头”，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和“一镇一业”特色，为农业结构调整导航。

要确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要破除“责任田是保命田”、“种田万万年”的旧观念，破除把“承包期30年不变”与“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引导农民“以土生财”，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大胆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土地作价入股，使农民成为股民，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让土地向具有经营资质的种养能手积聚，向具有资本实力的“三资”农业积聚。

参考文献：

1、沈亚军《WTO与“三农”》；《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2年第3期

农村论文篇4

（二）参数估计本文选取广东省1982－2011三十年的统计数据拟合生产函数，测算出各投入要素的参数。为避免多种共线性对参数估计的影响，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则有α＋β＋γ＝1，生产函数式（4）可变为。由表2可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达到了0．941499，同时方程本身和各参数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另外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均能通过，模型的解释能力强，可用来计算科技进步贡献率。由上述结论可知，1982年至2012年间，广东省农业资本投入的弹性系数α＝0．3517，土地投入的弹性系数γ＝0．25，劳动力投入的弹性系数β＝1－α－γ＝0．3983。即资本投入、土地投入及劳动力投入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分别增加约0．35％、0．25％和0．40％。可以看到弹性系数最大的是劳动力投入，意味着目前广东省农业产出相对更依赖于人力资本的增加，属于典型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某些省份相比②，资本投入与劳动力投入的弹性系数相差不大，可粗略认为目前广东省农业发展处于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金密集型的过渡期。

（三）广东省农业技术水平测算结果及分析根据上文所得参数估计结果，结合（5）式，对广东省1982－2012年农业技术进步水平进行测算。可以看到，30年间广东省农业技术进步增长率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甚至有些年份出现负值（图1）。这一方面与广东省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生产总值波动较大不无关联；另一方面，所测算的农业技术进步为广义全要素生产率（TFP），不仅包括科技进步本身，还受资源配置效率和其他随机因素的影响。如1992年，资本投入增长率达到153．51％，而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仅为12．57％，出现了投入多而有效产出少的情况。在剔除生产要素投入之后，农业技术进步水平不可避免地出现负值，但这并不能说明农业科技进步对广东省农业经济增长没有发挥积极作用。1998年以后，农业技术进步水平的波动幅度开始趋缓，自2007年基本保持着向上趋势，说明资金配置效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观，但这需要更多数据支持。

二、实证检验

（一）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金融发展水平提高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金融资产规模相对于国民经济财富的扩展。对于金融发展水平的衡量，考虑到目前广东省农村金融结构相对简单及数据的可得性，拟从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和效率两个维度进行考量。金融发展规模指标方面，鉴于广东省农村金融以存贷业务为主，结合一般做法，选择农村存贷款余额之和与农业GDP之比为金融发展规模的衡量指标。但因1990年前后乡镇企业贷款余额的统计口径明显不同，而1995年后统计年鉴重新对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进行了划分，导致城乡居民储蓄存贷款余额与研究所需数据口径相差太大，故而采用农业存款余额和农业贷款余额替代农村存贷款以反映农村金融状况。金融发展效率指标方面，参考王志强、孙刚（2003）的做法，选用农业贷款与农业存款之比作为衡量农村金融发展的效率指标［14］。采用这一指标还基于以下考虑：首先，农村金融发展的目的是服务农村实体经济，这一比值越大，越能反映农村金融机构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其次，该指标可以衡量农村金融机构将存款转化为贷款的能力，显示农村金融机构对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前农村资金外流状况。农业科技进步方面，直接选取上面测算出的广东省农业技术进步增长率为实证变量。以上三个变量分别用RGM、RXL和TFP表示。由于银行资金来源项目自2011年起使用新的分类，广东省统计年鉴不再提供农业存贷款余额等相关数据指标，故截取1983－2010年度样本数据，样本数据均来源于《广东省统计年鉴》及《广东省农村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变化趋势如表3和图2所示。在这里主要对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进行分析，由表3和图2可看到：（1）农业存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尽管在个别年份有所下降，但整体上呈增长趋势，尤其在1992年之后上升速度明显加快。截止2010年末，该比值达到0．67，相比1982年增长近1．5倍，说明广东农村金融资产比例不断提升，农村金融规模不断扩大。（2）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的变动趋势：1998年以前，农业贷款占农业存款的比值呈现较大波动，在1983年达最大值后，1994年降至最低点。这是因为1983年农村经济体制率先改革，众多资金流向农村；但随着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农业贷款占比急剧下降，且在1998－2000年间出现大幅度回落。大量资金流向城市，农户与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难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3）2006年广东省开始逐步推进农村新型金融机构改革，但从图2可以看出，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持续下降趋势并未因此明显改善，相反，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指标出现了近10年来少有的大幅度波动，这意味着目前新型金融机构改革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二）单位根检验由于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往往都是非平稳的，若直接将其引入模型进行经典线性估计，很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有必要先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通过Eviews5．1进行ADF检验，各变量的检验结果见表4。从表4的检验结果可看出，原有时间序列数据的ADF检验值均大于5％的临界值，即三组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非平稳的，而对其取一阶差分后，序列D（TFP）、D（RGM）以及D（RXL）的ADF值都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表现为平稳序列。换言之，原有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I（1）序列，故可进一步检验三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三）协整检验由于上述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I（1）序列，因此可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法是一种基于VAR模型的检验方法，在检验之前需要确定VAR模型结构，而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滞后阶数的确定，运用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进行选择，同时基于数据生成过程特征，选择带有截距项并带有趋势项的VAR模型，具体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显示，无论是AIC还是SC甚至其他如LR统计量等，均认为滞后阶数为1的VAR模型即VAR（1）模型较为合理。另外通过单位根检验对VAR（1）模型的稳定性检验结果显示，全部根的倒数都位于单位圆曲线内（图3），即VAR（1）模型是稳定的。协整检验模型的滞后期等于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减1，故确定为0。表6为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对协整均衡向量进行标准化后，可写出三个变量的协整方程如下：TFP＝0．421947RGM－0．188170RXL（9）方程（9）表明1982－2010年上述三个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可以发现1982－2010年农村金融融发展规模与农业技术进步正相关，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农业技术进步存在反向作用关系。亦可看出，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取值每增加1％，农业技术进步会同向变动0．42个百分点；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取值增加1个单位，农业技术进步会下降0．19个百分点。另外进一步对TFP与RGM、TFP与RXL两两分别进行协整检验，同样发现它们之间也存在协整关系，说明广东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技术进步间确实保持稳定的均衡关系。

（四）VEC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上面的分析给出了VAR（1）模型中的三个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协整关系的结论，但这种均衡关系在短期内如何调整，需通过建立VEC模型进一步探讨。根据AIC、SC准则，确定VEC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1，所得VEC模型结果如表7所示。由表7可以看到，VEC模型中TFP与RXL的误差修正项分别为－0．555930和0．962618，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说明系统内变量间如果在短期内出现正向非均衡状态，RXL会同向修正而TFP会出现反向修正，相比而言，RXL的修正幅度较大，即长期稳定关系对农业技术进步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调节效应分别为55．59％和96．26％。

（五）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了广东省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尚不明朗，因此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验证变量间的因果联系。格兰杰因果关系实质上是检验一个变量的滞后项对另一变量是否有预测作用，也即如果一个变量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项影响，就称这两个变量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对各变量进行一阶差分以满足格兰杰因果检验所要求的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由表8的检验结果可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农业技术进步是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Granger原因，而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均不是农业技术进步的Granger原因。

农村论文篇5

（一）加大投入力度，建立农村特色文化建设的专项资金制度

缺少资金是农村特色文化建设的突出困难。目前大多数农村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他们短期内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解决文化发展的经费问题。要加强农村特色文化建设工作，一个重要的保障便是调整资金投向，用好文化经济政策，不断加大经费投入。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特色文化建设的经费，是文化建设中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文化建设是一项公益性事业，文化建设经费的切实落实从根本上要取决于政府的决策和行为。特别农村特色文化建设方面，政府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基于此，各级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农村特色文化建设对于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制定各项文化政策和制度时，一定要对农村特色文化建设以足够的重视，以政府行为来加大农村特色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把抓好农村特色文化建设作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建立健全农村特色文化建设工作领导责任制，各级政府应该对本地农村特色文化建设负总责，保障不断增加文化建设的投入，给予农村特色文化建设提供专项资金。目前，我国政府的财政拔款中尚未建立农村特色文化建设的专项资金，这已成为制约我国农村特色文化建设的关键因素。故此，各级政府应完善文化建设制度，加大对农村特色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在财政经费中安排设立农村文化建设资金和基金，专项用于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文化产品采购、文化活动开展、文化产业开发的扶持。这样才能确保农村特色文化所需建设的项目和开展的活动有基本的、稳定的财力保障。

（二）拓宽筹资渠道，制定农村特色文化建设援助计划

除了政府拨付农村特色文化建设专项资金外，还应该把农村特色文化建设向社会各界开放，发动社会各界对农村特色文化建设进行支援，制定农村特色文化建设的援助计划。一是建立社会各界对农村文化事业的捐助机制。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支持农村特色文化建设，积极引导对农村文化事业的捐助，重点捐助农村特色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公益性文化实体和文化活动。动员城市单位和居民以各种方式捐赠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和农民群众需要的图书杂志、音像电子出版物等。社会力量通过依法成立的非营利公益性组织或国家机关向农村文化事业的捐赠，纳入公益性捐赠范围，按税法的有关规定税前扣除。二是建立社会各界对农村特色文化建设的投资机制。农村文化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仅仅依靠政府投入的单一渠道无论如何是难以完全奏效的。这就要求我们转变观念，拓宽思路，制定优惠政策，引导与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投资参与农村特色文化建设，逐渐建立起多渠道的农村特色文化建设投资新体制。各级政府在加大自身对农村特色文化建设投入力度的同时，要努力引导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投资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政府可制定优惠政策，激励民间机构和私人投资农村特色文化设施建设，鼓励与支持各种民间文化机构的发育与成长；政府可以采取与私人或民间组织合作的方式，共同投资农村特色文化设施建设。此外可以积极探索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等方式，不断开辟农村特色文化设施建设的新模式、新领域，从而使农村特色文化设施建设在资金上得到充分保障，切实改变农村文化设施不足和落后的现状。三是建立城市文化反哺农村的机制。城市的文化基础雄厚，文化设施先进，文化现代化气氛浓厚，城市文化反哺农村可以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双赢。城市文化反哺农村这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城市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城市文化也只有在与农村文化的碰撞中，吸收农村文化浓厚的民族特色，才能引领时代潮流。为此，要加快实现城乡文化一体化进程，要把城市与农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在促进城市文化发展的同时加快农村文化建设的步伐，将城市文化资源逐步引向乡村，把城市里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等强势文化资源向农村流动，实现城乡图书馆联网协作，促进城市图书馆的服务向乡村延伸，形成以城带乡、城乡文化资源一体化的文化事业协调发展的格局。

三、农村特色文化建设人力保障机制的构建

（一）保护民间艺人，巩固农村特色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

民间艺人是我国文化人才队伍的组成部分，是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载体，在农村特色文化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全球化与社会经济加速发展的今天，西方现代艺术对民间传统艺术的冲击，民间艺人的逐渐老化，将会又有一些民间艺术相继消失。如何强化保护民间艺人和民间艺术，是构建农村特色文化建设人力保障机制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具体而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尊重民间艺人，授予秉承传统、技艺精湛的民间艺人“民间艺术大师”、“民间工艺大师”等称号，开展“民间艺术之乡”、“特色艺术之乡”命名活动。对农村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或特定区域进行动态整体性保护，逐步建立科学有效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传承机制。积极开发具有民族传统和地域特色的剪纸、绘画、陶瓷、泥塑、雕刻、编织等民间工艺项目，戏曲、杂技、花灯、龙舟、舞狮舞龙等民间艺术和民俗表演项目。通过焕发民间文化艺术的青春，活跃民间文化艺术的血脉，使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点和时代特征的新农村文化蓬勃兴起。二是对优秀民间艺人进行奖励、扶持。对民族民间文艺骨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突出贡献的民间艺人进行表彰。积极采取奖励措施，为民间艺人评定职称，对于获得高级民间艺人专业技术职务的适当发放经济补贴，促使大批有一技之长，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民间艺人脱颖而出，更好地发挥他们的智慧和力量，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为农村特色文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三是要关注民间艺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对于那些年事已高的民间艺人，除了关心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外，必须采取“抢救优先”的原则，由保护单位抓紧时机对他们的技艺做抢救性的录音和摄像，进行活态保存，建立数据库。概言之，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民间艺人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传承发展民间文化、参加农村特色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以巩固农村特色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

（二）实施专业辅导，构建地方高校送文化下乡的长效机制

凡是文化工作有起色、文化活动开展经常的地方，必定有一些有专长有组织能力且钟爱文化的同志在那里积极工作。反之，政府投入再多，如果么没有专长且不热心文化的同志在那里工作，其文化活动也是搞不好的，政府出资建设起来的阵地也会丢失或垮掉。农村特色文化建设最关键是专业人才，最缺失的也是专业人才。那么，如何发挥专长文化的引领作用，为农村特色文化建设输送所需的专业人才呢？一是实施特色文化建设辅导机制。采取有效措施，邀请市、县文化馆、群艺馆教师担任农村特色文化建设项目的顾问，吸引与鼓励有专长的文化人才担任农村特色文化建设指导员，通过文化人才结对农村特色文化建设项目进行定向辅导，切实提升专业文化工作者服务基层、服务农村、服务群众的水平和能力，以此来解决农村特色文化建设人才短缺的问题，保障农村特色文化建设有人指导、培训和组织。另外，要注重发现与培养农村文化能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充分发挥他们在农村特色文化建设中的带头和示范作用。二是发挥地方高校优势，构建地方高校送文化下乡的长效机制。地方高校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下乡活动，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支援农村特色文化建设。近年来，各地高校利用暑期进行大学生文化下乡等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没有建立长效机制，存在的问题也很多。高校文化下乡往往呈现一种单向机制：在动机上，体现为为大学生提供教学实践的机会；在内容上，体现为搞一台文艺节目或搞点科普讲座等，没有考虑最终的效果；在形式上体现为“送”，农民到底村需要什么样的文化，高校没有周详的考虑。在城乡文化发展一体化大背景下的高校文化下乡必须避免那种蜻蜓点水式的走过场，要建立起长效机制并确立新的价值诉求。首先，文化下乡要以提高广大农民的素质为根本目的，通过文化下乡要逐渐的提高农民自身素质。其次，送文化下乡要建立在广泛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确保“送”的有目的、有针对性。要通过调查研究弄清农村建设需要什么样的文化，那些文化形式是受欢迎的，那些文化是他们急需的，送文化如何送才能在新农村建设中扎根，怎样才能把文化建设融入新农村建设中，等等。最后，地方高校要把发掘、整理农村优秀民间文化作为自己文化下乡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这项工作的开展把那些散失在民

四、农村特色文化建设组织管理机制的构建

（一）组织监管协调，切实加强对农村特色文化建设的管理

地方政府要担负起统一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检查、加强指导的重要职责，推动农村特色文化建设的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首先，加强政府对新农村特色文化建设的领导，将农村特色文化建设纳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与管理，使其在有序的环境下进行。建立农村特色文化建设的管理机构，建立一个规范的管理模式，改变过去许多部门都在管理，但职责不明、管理低效的境况。其次，加强监管，规范农村文化市场。加强与充实县级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队伍，充分发挥乡镇综合文化站监管作用，健全农村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加强执法力量，加大监管力度，提高执法水平。整顿与规范农村文化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违法违规活动，取缔无证经营。应当定期检查或不定期抽查农村文化市场运行状况，坚决抵制和打击各种类型的腐朽文化以及违规违法活动，确保农村特色文化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最后，发挥协调作用，协调文化主管部门、学校、村集体等单位的文化建设活动，统筹文化、教育、体育和青少年、老年活动场所的规划建设和综合利用，努力做到相关设施能够共建共享，着力解决农村文化设施分散、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对电影院、剧院等设施，在确保其功能不变的前提下，鼓励其进入大型文化企业集团，也可以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运营模式，采取公办民营、公开招标、委托经营的方式，更好地提供文化服务。乡镇机关、学校内部的文化设施，有条件的要采取多种方式对农民群众开放，使得各方面力量能够更好地、齐心协力地共同建设农村特色文化。

农村论文篇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1-0147-03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们的热切愿望。对社会发展而言，文化具有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等功能。文化建设是有效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组成部分。但近年来，我国农村宗教呈不断升温态势，宗教信徒人数日益增长，宗教显性和隐性影响越来越大。如何正确认识新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村宗教关系，积极引导农村宗教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相适应，是新农村文化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长期课题。

一、农村宗教是新农村文化建设不可回避和长期面临的问题

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化形态，宗教几乎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步伐前行，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宗教扮演着或显或隐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和影响。根据马克思宗教理论和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背景，农村宗教是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长期正视的一个问题。

1、马克思主义对宗教规律的科学分析，说明宗教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其赖以存在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认识根源和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恩格斯指出：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他们本身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最初的宗教观念是人类在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对自然和人类自身认识极其有限的背景下产生的。进入阶级社会后，以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产生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造成的巨大苦难和绝望，是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虽然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的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人们尚未穷尽对人和自然的认识，人们征服自然驾驭自然的能力还十分有限，宗教产生的自然根源和社会根源还远远没有消除。

2、历史经验证明。违背宗教规律必然导致社会冲突。危害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中国宗教实际相结合，不断完善党的宗教政策，巩固党的群众基础，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但“”时期，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党的宗教政策出现了偏差。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内容几乎仅仅被归结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在实践中号召同宗教进行斗争乃至“消灭宗教”。这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关于宗教的科学理论，否定了党和国家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导致根本取消宗教工作，严重破坏了党领导下全国各界人民的爱国统一战线，伤害了信教群众的感情，影响了民族团结，造成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和消极影响。

二、当前中国农村宗教从政治、经济、道德三个维度影响着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整体架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社会急剧转型给人们在思想、经济、心理、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十年“”造成的主导精神的缺失加上农村文化生活单调、贫乏，造成了人们精神世界的真空，宗教也乘虚而入，并逐渐升温。当前农民信教者数量不断增长，信仰程度在加深，宗教影响力呈逐渐扩大的趋势。这些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整体构架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1．的影响挤压了新农村政治建设的文化空间。从本质上看，宗教有神论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根本对立，宗教影响力的扩大必然会冲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弱化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直接影响新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理念。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扩大基层民主、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是促进农村和谐稳定的政治保障，也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核心。虽然国家禁止宗教组织干预政治事务，但近年来随着农村信教群众的增多，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宗教组织的影响。某些信教乡村的村委会甚至成为教会的代言人；在某些信教群众较多的农村地区，教会的影响有时超过了村委会，甚至有的村要召开村民会议也必须通过教会召集。一旦在村级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和村委会等正式组织的矛盾，就会演变得较为激烈，影响到村民自治的顺利开展，从而带来诸多农村社会问题。

2．功利化的信仰色彩冲击新农村经济建设的文化导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新农村经济建设的基本目标之一。只有农村经济有了长足发展，新农村的伟大蓝图才有可能实现。但经济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文化导向，鼓励公平竞争，提高经济效益。随着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与发展，经济利益的调整导致了人们心态的变化。极端个人主义、功利思想、实用主义等观念在农村中开始流行，一些村民国家观念、全局观念、集体观念、义务观念和社会责任感逐渐淡薄。

近年来中国广大农村宗教愈来愈明显表现出功利化趋势，又对上述思想与观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一，许多村民信仰宗教并不是为了寻找精神家园，而是以期望神灵保佑自己赚钱发财、平安无病等直接关系到个人切身利益为根本出发点，这无形中助长了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现实主义观念的流行。其二，村民信仰的神灵数目无限扩大，期望借助众多功能不同的神明的存在，更多地满足个人精神心理上需求的渴望。而在这种心态之下所透露的目的，就是多种机会的利用，包括多种选择、多种试行、多种经营或善于钻营的现实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3．封建迷信影响新农村道德建设的文化氛围。封建迷信和宗教在内容、组织形式、信仰方式、社会后果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但在神道设教、宗法制度观念长期的历史影响下，封建迷信仍然与宗教纽和在一起，深深影响很多村民的文化心理结构。而且封建迷信往往披上宗教的外衣，打着行善的旗号，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农民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在不少农村中，封建迷信活动沉渣泛起。算命问卜、观阴阳、信符咒、观手相、占星术、圆梦测字、赶鬼驱病等现象复出，在一些地区红白喜事大操大办，耗费巨资建庙祭祖等现象盛行。这种风气与新农村崇尚科学的道德建设内涵背道而驰，不但严重影响新农村道德建设的文化氛围，在特定的情况下也会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三、引导宗教社会功能，弱化宗教消极影响，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社会功能是指某一社会子系统或社会现象在

维持社会秩序、保护社会系统正常运作方面所具有的影响力。任何一个社会子系统，必须具有为达到促进社会向更好、更完善方向发展的特殊社会功能，否则它将无法在社会系统中存在下去。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的宗教和社会整体的关系密不可分。社会整体对宗教的作用是制约性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宗教对社会整体的作用和功能也很明显。面对宗教将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存在的实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弱化降低宗教负面影响，引导发挥宗教积极因素，可以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

1．有效发挥宗教社会整合功能，降低极端与情感。共同的信仰使信徒具有强烈的认同意识，从而增强信徒的团结与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如果信徒对与情感极端狂热，一旦现实社会与其信仰存在某种紧张，宗教则有可能成为破坏社会秩序，动摇国家政权的一支重要力量。必须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地区出现了一些信徒大规模干预乡镇村务的情况，“”等一些组织更是利用信徒的信仰和情感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新农村建设中必然会出现一个利益分化和重组的过程，如果各阶层的利益协调不好，将会出现新的社会矛盾，影响农村的稳定与和谐。在我国农村信教人数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有效发挥宗教社会整合功能，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农村论文篇7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达到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以及和谐社会建设诸多方面的综合体。全面认识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是找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而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1．观念认识不到位

大多数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是政府的事情，与自己没有多大的关系，搞好搞不好都是干部的事，造成对干部的工作不积极配合。一些乡镇或村干部对新农村建设的热情不够高，认为这不仅增加了自己的工作量，同时因为没有先进的经验可供参考，干部们心中没有一个准谱，怕搞不好会影响自己的政绩。因此，工作积极性不高，散慢拖拉，行动迟缓。由于以上这些观念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2．具体操作存在偏差

很多地方把新农村建设简单地理解为村屯合并，盖高楼，只是对原有的村容村貌进行整治，而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造成硬性拆迁、非法圈地等问题。有的高楼盖起来了，路面也硬化好了，但管理设施和制度却没有跟上，造成农机、农具到处乱放，垃圾遍地存在等现象，一到下雨天，则污水任意淌，大街小巷乱糟糟，造成环境的脏乱差现象仍然突出。

3．农民增收幅度缓慢

虽然这几年国家加大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力度，但农产品市场价格一路走低，化肥、农药、柴油等农资产品价格却一路攀升，造成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由于单户的随意种植，形成不了专业化、规模化生产，也是制约农民提高收入的关键。这就造成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中的留守人员多为老幼妇残，严重影响了新农村的建设。

4．农业发展相对滞后

农业总体来看利润水平较低，这既是由于多年以来农业支持工业政策的影响，也是由于农业生产者知识水平较低和技术能力不够造成的。同时，农业成本的提高，也是造成农业整体利润水平不高的一个不争事实。另外，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农业发展的需求，灌溉、排水等基础设施很不完善，农业“靠天吃饭”这一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近年来由于气候的变化，自然灾害频发，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广大农民仍持有“手中有粮食，办事不慌”的思想，虽然粮食购销政策有了很大变化，但很多农民不愿把手中的余粮卖出，造成了农产品流通渠道不够通畅。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一具有长远眼光和战略性的方针，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农村建设的重视，也体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在以后的历届会议中都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报告中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大惠农富农强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1．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人民安居乐业的保证。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和进步;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全面的现代化。解决好“三农问题”，达到社会的均衡发展是保证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质就是解决“三农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与解决“三农问题”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

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不是“平均富裕”，不是齐步走，也不是让先富起来的地区或人原地踏步走等着后富的人。而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从而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思想。“共同”是给所有人一个共同发展的机会，共享发展的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给予所有农民平等发展的机会，平等发展的能力，平等享受发展成果的可能，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别，实现共同富裕。

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

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全国农民约有9亿人，只有农民收入增加了，才能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为了发展经济，促进农民稳定、持续增收，让农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为社会创造更多的需求，从而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好物质基础。

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解决农民最关心的问题，让农民少有所学、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居有所安，并稳步提高收入。而新农村建设就是要贯彻好中央制定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二十字方针，通过提高种粮农民的补贴等收入，降低农民生产生活中的风险，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保证农村的稳定，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从而构建和谐社会。

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重而道远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小项目，而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充分调动好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意识，同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完善工作机制，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也是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必要因素。

1．发展才是硬道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在于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使农民得到更多实惠。“三农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找出其存在的根本原因，采取有力措施，落实好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是解决这一问题，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富民强国的有效道路。

2．务实才能有效果

政策的落实是工作成败的关键，求真务实是我们党的优良工作作风，也是取得工作实效的思想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千头万绪、纵横交错，需要我们理清思维，稳步推进。努力实现“三通”、达到“三化”，“三通”即“水通、电通、路通”，实现城乡一体化，科学规划，统筹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三化”即“农业的产业化、农民的非农化、农村的城镇化”，从而解决“三农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工作思路要清晰、工作态度要端正、工作作风要务实，从而加快新农村的建设步伐。

农村论文篇8

黑龙江省政府历来重视“三农”问题，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致力于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和农村社会文明程度。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农村文化建设不断推进，黑龙江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围绕中心、着眼基层、面向群众、与时俱进，迈出了新步伐，取得了新进展。

1.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得到加强

多年来，黑龙江省各级财政部门关心支持农村文化建设，不断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发改委从2002年到2005年投资4.8亿元，用于扶持县级文化馆、图书馆设施建设，三年间共补助县级图书馆、文化馆建设项目1078个。到“十五”期末，基本实现“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的目标。

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有了新的进展，基本阵地建设初见成效。2002年以来，黑龙江省一批市、县的文化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活动中心、文艺演出场馆得到修建或改建。在大力发展市县文化设施的同时，全省继续实行了市县级文化设施维修补助和乡镇文化设施建设补贴政策，“十五”期间，省级财政共下拨市县级文化设施维修补助专项资金和乡镇文化设施建设补贴专项资金各1000万元，一大批文化设施得到维修，300余个乡镇文化设施受益。

2.服务农民的公共文化资源总量有了较大增加

黑龙江省加大农村文化建设力度，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明显改善。伴随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出台，各部门采取切实措施，增加对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农村文化建设资金投入出现了由少到多、由临时申请到列入专项预算、由政府财政投入到社会各方面共同投入的新局面。有关部门共投入34.4亿元建设“村村通工程”，使11.7万个行政村近9700万农民群众受益。截止到2004年，95%的乡镇和70%的行政村均可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近年来，新闻出版部门出台相关政策，重点支持有关“三农”图书的出版发行，共出版“三农”图书约2.6万种。文化部等部门安排1.7亿元资金，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着力为农民群众提供信息服务。由于各方面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投入渠道的不断增多，壮大了农村文化阵地，丰富了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3.农民自办文化有了很大发展

黑龙江省农村自办文化悄然兴起，成为新时期农村文化生活的重要形式，农民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逐步高涨。许多地方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开展文化活动，发展农家文化大院和文化中心户，建设庭院文化，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充实活动内涵，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广大文艺院团转换经营观念，积极开拓农村文化市场，群众性文化团体日益增多。

二、黑龙江省新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推进对策

教育是培养人才和增强民族创新能力的基础，抓好农村基础教育则是整个农村工作、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义务教育，农村基础教育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公共产品，应该是由政府提供的强制性免费教育。由于受到教育投入不足、城乡二元教育体制等因素的影响，黑龙江省农村基础教育发展乏力，努力改变农村基础教育地位薄弱的局面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早在“七五”期间，国家就提出“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乡有文化站”的目标，但黑龙江省至今也没有实现。按照相关部门要求，文化事业经费增长应不低于当年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全省不少地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用于扶持农村文化建设的专项资金少之又少，农村文化事业的社会支持实际上处于缺位状态，文化事业发展滞后，部分乡镇甚至连个书店都没有，文化工作网络不健全导致了文化阵地功能发挥不到位，农村文化市场管理有待加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黑龙江省新农村文化建设，要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以创造更多更好适应人民群众需求的精神文化产品为目标，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决不能因为经济建设而忽视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文化建设是一种在积累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的渐进过程，黑龙江省地处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之上，土豆、大蒜等农产品极其丰富，全省应以土豆节与大蒜节等特色文化资源弘扬黑土文化。应该充分利用好这些具有特色的农业资源，积极发展土豆节、大蒜节等特色文化资源，来大力弘扬我们的黑土文化，使全省的地方特色文化节重现生机。只有坚持科学的文化发展观，文化节才能真正地取得“圆满成功”，文化建设才能得到真正的推进。

广大农民群众在享有日益丰富的物质产品的同时，文化观念也在发生着改变，向往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农村文化的主基调。为此，黑龙江省必须积极拓展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渠道，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第一，要在内容上加强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加大文化资源向农村倾斜，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村文化活动，积极推动农村数字化文化信息服务。要在形式上变“送文化”为“种文化”，不仅要为农村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还要让它们在农村扎根、结果。

第二，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要发展黑龙江省农村特色文化。其一，挖掘整理好优秀的传统文化，做好各地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和利用，不断丰富“特色文化”的内涵，提升各地的文化形象；其二，对农村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或特定区域进行动态整体性保护，逐步建立科学有效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其三，授予秉承传统、技艺精湛的民间艺人荣誉称号，开展“民间艺术之乡”、“特色艺术之乡”命名活动；其四，以传统文化为载体，充分挖掘好各类文化资源，培育文化品牌，打造文化“名村”、“名乡”、“名镇”。

第三，改革农村文化运行的机制，加快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逐步推动国有文化单位为发展农村新文化多做贡献；同时，大力发展农村民办文化，开展各种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的文化活动，使农民群众真正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另外，要加强选题规划和内容建设，把农村题材纳入舞台艺术生产、电影和电视剧制作、各类书刊和音像制品出版计划，保证农村题材文艺作品在出品总量中占一定比例。黑龙江省宣传文化领域的有关专项资金要加大对农村题材重点选题的资助力度，每年推出一批反映当代农村生活、农民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同时，积极组织作家、艺术家深入农村，体验农村生活，努力创作思想健康、艺术精湛、形式活泼的为广大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文化产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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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缪景.把农村文化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的深层思考[J].浙江经济，2006，（1）.

[3]胡宝平.论新农村的文化建设[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6，（1）.

农村论文篇9

一､新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滞后的文化因素

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底层推动着整个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目前我国农村政治文明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深层次因素不断凸现。主要表现为我国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不高，现代政治生活健康运行发展必不可少的文化心理要素——民主意识的缺乏，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理念的摩擦和碰撞，致使民主体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缺乏等等。

(一)农民文化水平偏低，政治文化素养缺乏

公民的政治素质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条件，素质低下的公民是无法参与政治的。许多政治思想家都强调对公民进行素质教育，柏拉图在所设想的理想国中就主张对公民进行素质教育，通过陶冶人的情操，培养人的道德，开发人的智慧，来适应民主生活的需要。在中国，孔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宣扬“内圣外王”，实际上就是把提高个人素质看作是政治的根本和基础，主张大力兴办教育，用统一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来教化民众。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者占相当大的比重，这样落后的教育水平和低下的村民文化素质，远远不能适应农村民主建设的需要。列宁指出:“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弱智者是没有民主能力的，无知者的民主能力要大打折扣。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基层民主要求农民具有相应的科学文化水平。在行使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权力时，村民要独立思考､独力判断､独立发表意见;要参与讨论，提出建设性的批评与建议;要审查账目､审核问题､阅读讨论材料，文盲是无法做到这些的。文化程度低的人往往目光短浅，思维狭隘，思考方法简单，遇事蛮干，不讲科学。由于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农民的民主意识淡薄，不能理解民主的意义和作用，也无法正确履行自己的民利。我国农民现阶段较低的知识文化水平是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极其不利的因素。

(二)农民民主意识淡薄，文化心理不健全

民主意识是现代政治生活健康运行发展必不可少的文化心理要素之一。农民民主意识主要是指农民为主张民利､保护合法利益而提出的自己当家作主､管理国家､集体和公共事务的思想主张。农民的民主意识主要包括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等，只有拥有良好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观念，民主的发展才能平稳而有序，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才能走出形式化的沼泽。

然而目前我国农民的民主意识总体水平不高，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多数农民具有一定的民主传统和习惯，但是这种农民式的民主传统和习惯还不够广泛和普及，同时它与那种健全､高效的民主运作机制尚有很大差距。首先，农民作为民主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主要表现为农民在村级乡级社会事务中的主人意识､平等意识､自主意识缺乏，依附观念浓厚，农民群众往往不把自己作为权利的主体，而是寄希望于“上级”､“领导”､“包青天”，广大农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其次，农民对民主认识不清，公民基本权利意识淡薄。公民的基本权利意识是社会民主意识的重要表现之一。受历史文化传统影响，我国公民特别是农民的义务观念浓厚，而权利意识淡薄。对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及其价值认识不清，不能掌握有效行使与捍卫这些权利的方式。再者，宗族宗法观念在农民头脑中根深蒂固。由于农村旧习俗的广泛存在，诸如家族制和家长制等封建制度束缚和压抑着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意志的发育､强化，相当多的农民对封建思想､宗族文化津津乐道，许多农民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民主，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民利而屈服于家族权威。

(三)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制约着民主政治建设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就是一种顺从性文化，中国的农民就是典型的臣民，权力崇拜､等级观念､隶属意识､清官思想､安于现状､与世无争等复杂的以小农意识为主体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严重地影响着农民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他们从不主动参与政治，不敢作自己的主人。这样的文化传统培育不了公民意识，因此缺乏与社会主义民主相适应的参与性农民，这是当前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法社会，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家族文化在中国农民心中的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给中国基层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为宗法伦理调节的主要是人际关系，而乡村民主政治属于公共政治，它主要依靠国家的法律来调节，但由于村民生活在乡村社区，他们在选择政治行为时，难免受到宗法家族观念的影响。如一些农民在民主选举时选亲而不选贤，甚至一些宗族力量利用宗法伦理和家族关系来扩大其影响，与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正式组织分庭抗礼。

宗法家族文化价值标准是建立于血缘亲疏的差异性之上的，与现代法律的普适性和平等性原则形成根本冲突。因此它对乡镇干部依法行政构成了严重的障碍，致使乡镇干部在依法行政和依情行政之间犹豫徘徊，法律因所施对象及与执法者关系的不同而被任意曲解，不同的关系采用不同的标准，普遍性的法律无法发挥统一性作用。浓厚的宗法家族文化使一些农民漠视法律的存在，以家法代替国法，无法形成健全的法律环境。

在许多农村基层干部当中，官本位的思想也主导着他们的行为模式，致使他们无法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为普通农民作出积极的榜样。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我国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农民文化水平和传统政治文化的制约，因此，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一种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新型的文化土壤作为支撑和平台。

二､构建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途径

(一)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加强民主法制建设

鉴于农村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农民政治素养不高，现阶段发展基层民主，就要着力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增强公众政治参与意识，发挥民主主体作用。当前和以后很长一个时期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把“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方针落到实处。实施素质教育，着眼于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不断增加的教育消费极不相适应，政府应增加教育投入，降低教育费用，保证适龄儿童受教育的权利。二是要培养和提高公民的民主法律意识。要切合农村实际，对村民进行适当的民主理论普及教育，培养与民主发展相适应的平等､公平､竞争等民主意识。同时，加强普法教育，使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守法，重点要教育基层干部依法办事，杜绝行政违法的发生。三是普及政治科学知识，澄清人们对政治活动的误解。要让群众体会到政治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政治教育尤为关键，任重而道远。(二)运用学校教育､大众传媒等传播渠道，培养农民的民主意识

1.运用学校教育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

学校教育是一种正式教育，它是通过正规训练以培养受教育者的社会综合素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大致形成了由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农民成人教育三教并举的教育体系，使乡村教育有可能触及到乡村每一个潜在的和现实的劳动力。目前乡村教育的主要目的除了使农民能够识文断字，从而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和基本的劳动技能，培养农民的创业能力之外，就是培养农民的现代公民意识，这是农村人口在人的发展上的人格标志与政治前提，对于改善目前中国农村的政治现状，激发农民的参政热情，提高农民的参政能力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公民意识是政治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每一个公民的公民意识，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也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教育的宗旨。由于农村的特殊性，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一直是我国目前乡村教育的重点和难点。而公民人格的培养是公民教育与公民实践的核心，对农民进行人格的教育和培养，不但有利于农民个体养成良好的性格和道德行为规范，而且有利于农民“作为权利､义务的主体资格(即法律人格)”的形成。而一旦具有了较为完善的公民人格，农民就有可能在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和健康的作用。

2.运用大众传媒，塑造农民的政治意识

大众传媒是指电视､广播､报纸等现代传媒方式。大众传播媒介对于保持农村政治稳定､营造浓郁的政治氛围､塑造农民的政治意识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要加强对农村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和引导。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促进社会主义主导价值和主导文化在农村的传播，影响农民的思想观念，塑造农民的行为模式。比如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传媒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长期而系统地进行普法宣传，给农民提供了大量的法律指导。而电视中的警匪片､侦探片又为农民认识和理解当代法治精神提供了大量的感性材料，使他们对法的看法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传统“人治”色彩的法律观念正在逐步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富有现代精神的法治意识。在大众传媒的熏陶下，农民的法治观念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三)加强农村政治文化建设

关于民主化进程的研究表明:“民主化必须以努力创造一种民主文化为开端”。现代化的进程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的现代化，政治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其本身也必然处在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但是，任何向着现代化的努力都无法彻底超越传统的内核，文化总是继承和发展，政治文化也是如此。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过程中，首先应立足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背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评和整合，再现并弘扬其具有现代生命力的根本精神。在此基础之上，建构与现代民主理念相适应的新型农村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农村论文篇10

一、新农村建设与农村文化资源开发

1.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二十字发展方针，勾画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美好画卷。在新的历史背景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全新理念指导下的一次农村综合变革的新起点，必将极大地促进农村的发展和建设。

2.农村文化资源。农村文化资源是根植在农村的可以产业化的文化存在对象，具有浓烈的乡土气息和时代特征。包括农村历史文化资源、农村生产文化资源、农村名人故里与历史遗迹文化资源、农村民情民俗文化资源、农村景观文化资源、农村饮食文化资源、农村传统工艺文化资源、农村口述文化资源等等。

3.开发农村文化资源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机遇。农村文化资源开发是促进农村生产发展的新动力。通过开发利用农村文化资源，可以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拓宽农业功能，延长农业产业链，促使农民转移就业；农村文化资源开发是提高农民生活宽裕的新渠道。农村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如山地、山林、房屋、果园、池塘等，因开发而增加价值，同时也使农村生产的农副产品就地消费，降低运输成本，提高市场价格，增加农民收入；农村文化资源开发是加强乡风文明建设的新形式。通过精神生产的具体化和现实化，客观上可以提高农民的求知欲、审美能力，而市场的竞争性也迫使农民努力钻研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农村文化资源开发是推进村容整洁工作的新载体。农村文化资源开发本质是一种城市人回归自然、贴近自然的生态旅游。为了吸引旅客，必须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改善村容村貌，为消费者创造一个优美的生态环境；农村文化资源开发是树立民主管理理念的新途径。高层次游客为农民解放思想提供了便捷的路径，而开发资源更是市场配置、企业运作的过程，对于强化民主意识，树立先进管理理念作出更大贡献。

二、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文化资源开发的基本思路

1.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无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农村文化资源的开发，都“要全面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根本要求，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更好完成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肩负的历史任务，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

2.目标上的统一。开发农村文化资源是以促进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传承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为目标，但不能把新农村建设规划成简单的农村文化资源开发；也不能把农村文化资源开发成没有农业、农民特色的“新农村”。二者协调发展，首要便是目标的统一。

3.规划上的协同。新农村建设与农村文化资源开发在规划层面就需要做到高度整合。在新农村建设中，一旦确定某地域具有特色的农村文化资源，就必须把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与当地农村文化资源开发规划有机结合。

4.实践中的协调。实际操作中，农村文化资源开发也要与新农村建设统筹共进，其中包括政策层面、基础设施、资金、时序、人员、效益等等，以期实现经济、社会效益的双赢。

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文化资源开发的对策建议

1.树立农村文化资源开发意识。观念的进步是产业发展的先导。在现代产业经济中，生产力已得到极大释放，文化与物质的关系，不再是谁先谁后，更不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是文化本身已经嬗变成产业资源了，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的时代走向跨步而来。文化也是生产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不仅要搭台，更要唱戏。要充分认识农村蕴涵着丰富的文化资源，确立文化资本的价值观，牢固树立农民可以办更能办好文化资源开发的观念。

2.积极培育农村文化市场环境。建设农村文化市场，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把培育和开拓文化市场作为重点目标，加快市场发育，培育市场体系，打造文化产业链。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拓展国内外市场。培育和发展各种文化服务中介机构，完善文化中介机制。另外，农村文化资源的开发要着力解决好面向农村市场、面向农村群众扩大消费的问题，提高农民的文化消费意识，激发农民群众的文化消费热情。

3.因地制宜整合资源形成品牌。针对每个地区的特殊情况，我们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方针，因地制宜，开发属于自己的独有文化资源，发挥自己本来存在的优势。在开发过程中，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要引导扶持，不包办代替；要突出特色，不强求一律。要努力形成以农村为阵地，以乡土为资源，以区域为特色，以历史为厚度，以文化为内涵，能够体现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的文化品牌。

4.注重包装宣传营销文化产品。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再复返。因此，各地应该充分利用海内外各种媒体、媒介和现代化的信息手段，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地宣传，使形象得以远传千里，品牌可以立足万世。尤其是需要大力营造氛围，将各地的文化资源价值全面彰显，闻名于世，如此，发展文化产业便可事半功倍。

5.大力加强农村村民自治进程。对于当地的文化资源那些需要开发，以怎样的形式开发，项目主题和产品是什么，当地的农民都可以发表意见和看法，尤其在开发过程当中，更要亲历亲为，予以监督，使资源开发不仅取得最大经济利益，也要取得最大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时，当地农民还须认真学习产业知识、市场运作以及科学文化等，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同时，农民也逐渐转变成合格的社会公民，满足文化资源开发的人才需求。

6.依法管理农村文化资源开发。首先，按照市场的要求对农村文化产业资源和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和重组，逐步形成符合现代化产业扩大再生产需要的生产、流通、营销、分配、消费机制。其次，我们要加快文化立法进程、完善文化政策体系，减少新农村建设中的“人治”行为，更要严厉打击农村文化市场非法违法行为，加强农村文化市场管理队伍建设，加大普法力度，使农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尽快进入法制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

四、农村文化资源开发模式研究

1.挖掘地域特性。中国的农村有的傍山而居，有的临水而建，有的沟壑纵横，有的一望无垠。地势千变万化，地貌千姿百态。因此，基于地域的特性是开发农村文化资源的第一选择。如古朴清丽的水乡周庄，凭借着千年历史沧桑和浓郁灵秀的吴地文化，周庄镇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新农村建设为目标，运用市场手段保护开发旅游资源，加快周庄迈向国际旅游市场步伐，使周庄的文化资源充分挖掘，形成产业竞争新优势。

2.依托名人效应。作为中华历史名人，他的思想及对历史的影响都值得后人去探讨、学习、借鉴，这是发展农村名人故居旅游的现实基础。而作为现实名人，通过他们的个性表达向全世界展示当地特色，也可以说是营销的重要手段。前者如的故居――韶山，几十年来，数以亿计的游客来此游览，瞻仰伟人旧迹，浮想怀念，温润心灵。后者如张艺谋的《印象・刘三姐》，不但为人们提供了一次美轮美奂的艺术表演，更使刘三姐的故乡在刘三姐和张艺谋的赫赫声名下，远播中外，为下一步新农村建设夯实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

3.利用民间元素。中国农村民间文化资源丰富而绚烂多彩，是现如今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比如处于黄土高原腹地的安塞，是中国西北地区黄土高原文化保存最好、民间艺术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区域之一，粗犷豪放的腰鼓、雄浑古朴的剪纸、简洁夸张的农民画和高亢优美的民歌享誉国内，驰名海外。安塞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加大投入，创新思路，加快文化与旅游的接轨，积极探索文化产业发展路子，促进文化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变。

4.打造重大项目。“任何一个地区独占的地理历史资源，都不是稳操胜券的独门暗器，都有被别人以替代性的产品和服务打垮的可能性。”因此，就算是那些著名的文化景区如果在产品、服务、推介上面缺乏新意，也会慢慢失去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反之，那些没有独特资源的地区，假若通过重大项目的打造，无中生有，就可以成功开发出强大的市场竞争力。比如横店――短短的十几年，就成为中国农村文化产业的一面旗帜，为中国影视旅游产业竖起了一座丰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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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论文篇11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农村干群关系存在的问题

第一，有的干部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易引发群众对立情绪。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新农合实施过程中的强制参与。一些地方在新农合制度推广这一过程中把主要精力放在“参合率”等指标上，为了完成参合率，某些地方的工作方式简单甚至是粗暴，容易引发群众的对立情绪。第二，农民参保费逐步增加，对干部的不信任度增加。参保基金出现的逐年递增，使农民很难理解和接受，担心参保费出现无限制的上涨。有的农民甚至会对新农合政策产生误解，觉得这是变相征收农民的费用。第三，个别干部联合卫生机构弄虚作假，套取现金。2010年5月至6月，国家审计署对全国9个省内的45个县及97个新农合基层定点医疗机构进行了调研检查，主要检查了新农合资金的筹集情况、运行情况及制度的落实情况等。发现的问题有：挪用新农合基金发放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等；新农合经办机构虚报参合人数套取财政补助资金；新农合经办机构审核把关不严，擅自扩大补偿范围和提高补偿标准；新农合基层定点医疗机构中乡镇卫生院为收取住院费用，医院为门诊患者办理虚假住院手续并报销；乡镇卫生院利用虚假病历等获取新农合补偿款。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下农村干群关系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所在。我国幅员广阔，地区发展很不平衡，从地方政府到农民个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实力差别较大。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实力较强，农民的收入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农合的筹资水平和补偿水平就会相应较高。而在筹资水平和保障水平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由于这一地区农村经济发展较慢，在筹资上就会相对较弱。资金筹措困难是农村合作医疗中最主要的问题。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的困境

新农合设计的困境主要体现在“自愿参加”实施困难。虽然明确提出了自愿参加的原则，农民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参加新农合。这个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实施都比较困难。从理论上讲，一项好的制度如果没有一定的强制性，则很难保证其实施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从实践上讲，在新农合运行的10多年里，自愿原则在部分地区的农民参合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一方面政策规定自愿参加，但是另一方面不少地方都制定了较高的参合指标，并且有逐年提高之势。为了完成参合指标，一些地方政府层层分解指标，将村干部的考核与完成参合情况相挂钩，制定严格的奖惩措施。据调查来看，个别地方制定了参合指标，干部们都会通过各种办法完成，如果没有参合指标，有的地方参合情况可能难以达到参合率的一半。在这样的情况下，“自愿”就难以落实了，“强制参与”的现象也就难以避免了。

（三）干部和群众自身的因素

第一，干部方面。基层干部作为基层民主管理者，必须正确贯彻和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坚持“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必须从农民的根本需求出发，使新农合真正做到为广大农民服务。在具体实施中，部分干部仅仅把新农合的完成当作政绩指标，忽略了为人民服务的本质。新农合涉及的医疗服务有很强的专业性。有的干部专业素质不高，在面对农民的疑难问题时敷衍了事；对政策不清楚，造成宣传过程中的障碍。这就可能导致农民不理解“新农合”，当然不愿意交钱参保。这些都是干部自身素质原因造成农民对参合的误解。第二，群众方面。在我国农村地区，部分农民的健康观念滞后，农民群众在获得健康知识的意愿上主动性不强，长期受“小病拖、大病扛”传统思想的影响，他们不愿意在健康上投入过多的费用，他们把收入主要投在生产需要和子女教育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健康观念靠言传身教一代代延续下来，存在于他们的潜意识中。当今，城镇化进程加速发展，带来了新的环境问题，如空气污染、农药残留、工业污水等。这些又严重影响了农民的健康水平，而他们之前的卫生习惯根深蒂固，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健康消费观念的改变。这就导致在新农合的推广过程中，农民难以或者不愿意接受并加入新农合。第三，互助共济观念的局限。农村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小规模的生产经营。长期受家本位思想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以血缘为基础的互助机制更能得到人们的认可，而以国家和政府互助为基础的合作医疗机制则不容易被群众接受。这一方面是小农经济模式和传统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部分农民对新农合的不信任。因此，建立适应当今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互助共济观念，是新农合发展的必然要求。风险意识的淡薄，小农意识使部分农民仅拘泥于吃饱穿暖、吃好穿好的目标，仅限于眼前的利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思想意识依然禁锢着一些人的头脑。

（四）法律监督机制落实不到位

第一，有章可循但立法层次较低。新农合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现行新农合仍然依靠领导人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来推动和维系，易受宏观政策变化、政府换届、领导人更替、中心工作调整或注意力转移的影响，主观性和随意性较大。由于缺乏统一的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导致新农合在一些农村地区的运行中缺乏权威性、连续性和稳定性。因此，只有制定统一的规范性的法律文件，总结经验，才能推进新农合制度的可持续发展。第二，监管体制与机制不健全。新农合涉及的部门大概有审计、药监、工商、物价、卫生、人社等，各部门各行其责，最终导致监督体制乏力。有媒体曾报道云南某医院因新农合问题多次被当地药监局查处，而当地卫生局对此却毫不知情，依旧保留其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的资格。

农村论文篇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8-0060-01

1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农村群众文化工作

群众文化工作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要求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积极进行文化创新，不断增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要以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落实以法治文，科教助文，产业兴文，促进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建设与发展，努力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创新机制，构建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文化发展新格局。广大农村人口由于文化素质相对较低，所以在进行群众文化工作更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方针，加强农村人口文化工作的指导思想。

2　农村群众文化建设需要众手托举，联手合作

农村群众文化建设是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方面。要做好基层文化工作，设施是基础，设施是开展文化工作的载体和基本条件。而目前由于乡镇财政收入对文化投资少、比例低、基础设施陈旧、简陋，服务手段落后，与当前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文化和加强精神建设的时代要求很不适应。因此，各级政府都要把文化建设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所需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要切实加大对基层文化建设的投人，要确保文化事业建设费的安排，应向基层文化建设项目倾斜，保证有影响的重大群众文化活动的经费投入；把文化馆、图书馆、文化站作为重点列入建设规划。所需经费要列入地方财政预算。

基层文化建设是一个覆盖面广、牵涉领域多的工程，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基层文化建设是一个不断走向“大文化”的过程，期待新元素的注人和新结构的建立；基层文化建设还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渴望越来越多的力量参与，发挥基层文化建设多元主体性和交互主体性的作用，在政府的牵头下，各有关部门联手合作，创设基层文化建设的多平台。引导鼓励发展各类民办(集体)文化设施的建设，群策群力，衔泥为基层文化筑巢、搭台，让老百姓唱戏。采取多体制、多方面、多渠道，群众文化群众办，群众文化为群众的发展新思路。

3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开展形式多样的民俗活动和节庆活动

民间文化为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深受其欢迎。各地应以民俗活动、节庆活动为龙头，带动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要抢救挖掘、收集整理各类民间艺术和培养民间艺术队伍人才。一是发展民间艺术社团、民间音乐会、秧歌、书法绘画、戏剧、曲艺、雕塑、手工制作等，在保持民间文化原生态的前提下，把有商业价值的民间艺术融入一定的商业利益，合理适度开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二是积极开展“四进家”活动，即文化知识、法律法规、科普知识、就业知识到家，满足农民求知、求富、求乐、求业的要求。三是实施文企、文商联姻，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文化建设新路子，体现“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特色，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农村论文篇13

一、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

1、农村金融促进农业产业化快速增长

在产业结构调整开始时，如发展“一优双高”农业需要引进技术、购置优良品种和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建立农产品加工厂需要购买设备、聘请技术人才，开办农产品批发市场需要市场基础建设资金，这时会需要大量启动资金，这些资金的来源首先是企业筹集自有资金，通常数额较少，因此需要农村金融部门的贷款支持。在农业企业化经营过程中，资金的潜在需求被充分的激发，并进而转化成实际需求，这时将出现农业投资供给不足的状况。

2、农村金融促进农村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

乡镇企业从发展之初就得到农村金融的信贷扶持，利用银行资金建筑厂房、购置设备、进原料，银行还为这些企业提供流动资金贷款和资金结算服务。目前，迅速成长的镇企业要适应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的需求，投资主体要多元化和股份化，企业发展集团化和集约化，这些都要以资本为纽带来完成。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情况下，农村金融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应为农村乡镇企业健康发展提供重要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原本就不完善，农村城镇化对这些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农村小城镇基础建设拉动金融需求。小城镇建设还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二、三产业不断增加，逐步取代农业现在的主导地位。随着农民进驻小城镇，将会促使房地产、乡镇企业、医疗、文化等产业迅速发展，这些都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和服务。

3、市场经济下的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金融服务

农民扩大生产、发展养殖业以及个体经商都需要购买大量配套生产资料，需要在前期投入大量资金；农民生活中盖房、成亲、购买耐用消费品也有资金需求。以前主要依靠民间亲朋借贷，现在逐步转向依靠农村金融提供消费贷款。这项业务发展迅速，已发展为农村个人贷款的主要形式。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迫切需要农村金融机构提供更加完善和优质金融服务，如存款贷款服务、结算服务、甚至是投资服务。农村金融作用发挥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农民的生产生活、收入提高和农村经济发展。

二、农村金融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金融供给总量不足，用户资金周转紧张

目前，农村存贷差额比例越来越大，导致农村资金大量向城市及非农产业转移。而地（市）县级商业银行的贷款审批权基本已经被取消，其贷款能力己大幅度下降，导致农村信贷缺越来越大。特别是长周期使用的农户生产开发性贷款、乡镇中小企业技术改造贷款和长期基本建设贷款非常困难，一些处于快速成长期的企业贷款很难。

2、农村金融供给单一，难于满足多样化需求

我国农村之间区位、资源、资本、人才、基础设施条件千差万别，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势必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农村金融供给的品种受规模效益、人员素质、农民认知程度等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其供给水平远低于城市。比如：信用卡业务、票据业务、担保业务、财务管理服务等业务量少质差。银行中间业务量也远低于城市地区。比如，利率管制很严，农村金融供给企业的受规模限制，其供给成本高于城市地区，却得不到利率水平的补偿；企业发展中极需的理赔服务、管理咨询等中间业务，许多银行都不能提供。

3、农村金融供给垄断严重

农业信贷主要集中在农村信用社，乡镇企业贷款主要集中在农业银行，政策性业务基本垄断于农业银行，其业务相对量均在50%以上。这种垄断的格局虽然推动了金融机构改革，但效率提高却很缓慢，也带来很大的效益和福利损失；垄断还损害了农户及乡镇企业等用户的利率，减少了他们的福利。此外，垄断还导致农村金融服务市场竞争严重不足，服务质量低劣。

4、金融机构的经济效益差、不良资产比例高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普遍遇到经营困难，利率水平不断下降，而不良资产则不断提高。农村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其信贷差额由中央银行负担；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资产是最高的，但是为了保证储户兑付、确保社会稳定，政府通过中央银行，进行再贷款支持。但无论是农行、农发行还是农村信用社，经营业绩都很差，不良资产比例很高，需要中央银行的再贷款支持，也给财政带来沉重负担。

5、农村金融供给体系不健全、功能定位错位

（1）货币市场强、中长期资本市场弱

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中货币市场供给品种比较发达，而资本市场供给种类比较稀少，特别是中长期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种类不全。农村金融市场的主流产品是各类短期货币资金和短期资本；而长期贷款、股票、产权投资等长期资本则比重短缺，国外农村金融中比较常见的长期土地抵押贷款、长期房屋抵押贷款在国内很少见到，一般只提供中期资金、很少提供超过10年的贷款。

（2）间接融资强、直接融资弱

目前农村的直接投资渠道还比较少。除少数发达地区外，绝大多数县级行政区没有证券经营机构和产权交易市场，无法满足农村居民的证券投资愿望，非上市公司以外的股权投资、债券投资无法得到流通与变现，直接影响了其发行规模对民间投资的引导作用。目前农村借贷以合作信贷为主，商业性信贷次之，民间借贷再次之，政策性信贷最少。合作信贷是指农村信用社贷款，但目前其信贷利率、贷款的可得性与商业银行的差别很小。商业性信贷是指各商业银行的农村贷款，从目前反映的情况看，各商业银行已经大量撤并县级行政区及以下农村网点，为减少信贷风险，职权受到上级的严格限制，商业性贷款的作用己被大大降低。民间借贷的作用正在加强，在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民间借贷的作用正在超过其他方式。

（3）政策性金融实力很弱

我国农村的政策性金融工具主要是低息的农产品购销贷款，其发放对象主要为国家农产品购销企业，其主要发放者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此外，还有少量的农户小额扶贫贷款。这些与农业金融发达国家的政策性金融体制均有很大差异，其规模也比较小。农村政策性金融的主要对象是国有企业而不是农户或乡镇企业。从其机构的结构来看：缺乏地方性农村政策性金融和民间政策性金融机构。从其机构的类型来看：缺乏农业保险、农业政策性投资、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等政策性金融手段。

（4）农村政策性金融服务对象漂移严重

目前，农村商业性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机构大都将其金融服务发展的重点开始转向大中城市和非农产业，而农村业务（主要是贷款业务）的比例都有所下降。一是间接融资中政策性信贷的主要对象是国有农产品购销企业而非农户。二是农户小额贷款被大量地贷给乡村干部、农村中的富裕农户，而没有被贷给最需要贷款支持的贫困农户。三是农业政策性贷款中的不正之风非常严重，影响了政策性信贷的声誉。

三、发展我国农村金融的建议

1、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健全农村金融体系

美、法、韩等国家除了众多的商业银行为农村经济服务外，一般都有独立的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合作性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商业性和合作性农村融资渠道。实践证明，这些国家的农村金融体系的服务格局是与农村经济的多层次发展相适应的：政策金融机构体现国家政策的支持重点主要是为农业开发、技术进步和农副产品收购服务；商业金融机构主要是为一般工商企业服务；而合作金融机构主要为农户服务。这种政策性、商业性和合作性农村金融机构协同运作，能够有效满足农村各个市场主体的资金需要，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健康、快速发展。

2、农村金融体系必须以合作金融为基础

合作金融体系及其内部结构应表现为：

第一，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应有不同层次的乃至全国性的协调管理机构，直接或间接地与国家政府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使政府对农业的扶持政策能够通过金融方式得以有力实施。

第二，应有健全的合作金融结算系统，使基层合作金融组织的资金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方便融通、调度和清算。

第三，应具有良好的运行机制。通常是自下而上地持股、存款，自上而下地融通资金。第四，基层合作银行应按其风险资产的一定比例向上级行缴存贷款担保基金，以便减轻个别机构出现问题时的影响，能够保证整个系统正常运行。这几点也都是我国合作金融体系所欠缺的。农村金融体系以合作金融为基础，是由农村经济的特性决定的。农村经济一般以小规模的农民家庭分散经营为基础，特别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研究项目，难以得到政策金融和商业金融支持。而合作金融是按照合作原则建立起来的，以服务社员为宗旨，为农民调剂分散、小量的资金余缺的一种金融形式，其机构星罗棋布，贴近农户，则可以更好地满足农民生产生活的融资需求。

3、农村金融机构必须有健全的筹资手段

我国的农村金融机构对政府依赖过强，筹资手段又过于单一。因此在金融市场日益成熟的情况下，我国的农村金融机构，特别是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应该积极地运用发行股票、债券和向商业银行借款的形式，融通更多的资金，从而为农村信贷提供更强的资金保障。

4、政府应该为农村金融运行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财政对农村经济的资金支持通常总是有限的，要加速解决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资金短缺问题，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放大效应，还必须构建并且强化财政的农村信贷投入导向与激励机制。美国等国家通过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利率补贴、减税和贷款担保等政策，激活农村金融部门的创造信用功能，使其能够以降低利率、改善贷款条件、增加信贷额度、扩大贷款范围等方式，把财政对金融的补贴政策传导给农村经济部门，实践证明，这确实是政府组织和调节农村经济资源、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成功之举。

【参考文献】

[1]蔡玉杰：对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思考[J]，吉林财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