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
改革开放以来，医学史作为全国医药卫生重要研究领域，其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此前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而且，很多研究成果在深度和广度上也有了极大的提升。
《中华医史杂志》是我国医学史研究唯一的专业刊物，在杂志出版发行的60年中，成果累累，刊载了很多高质量的论文，在国内外获得广泛关注。本文尝试以该期刊1980-2010年期间发表的论文出发，讨论这一时间段的我国中医史研究的整体走向和趋势，总结出其研究特点。
1 《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中医史研究成果统计分析
据统计，《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年期间共31卷85期，发表论文2787篇，其中关于中医史研究的文章为2139篇，西医史540篇，中西医结合的文章109篇。就其内容主要涉及中国医学史、西方医学史、少数民族医学史、地方医学史、外国医学史、中外医学交流史及比较史等领域。
就医学史研究路径而言，人物研究、治疗方法、药物研究、基础理论这四个方面可谓“内史研究”的经典路径。为了更直观地体现《中华医史杂志》这30余年涉及的中医史研究状况，本文首先尝试从横向角度按照类别对关于中医史研究的2139篇文章进行统计（表1）。其次，为了体现出《中华医史杂志》这30余年来这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分布，本文以5年为一个时间段，分为6个时间段，进行统计（表2）。
表2是关于《中华医史杂志》中有关中医史不同类别的研究成果统计情况，从出可以看出中医史研究不同类别在这六个阶段的发展情况。总体趋势上，改革开放30余年中医史研究发展平稳，波动不大，这和较稳定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为中医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医史的发展概况
《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年这一阶段的中国医学史研究，上述四个方面状况分别如下：
2.1 医史人物研究
医学史人物的研究作为医学史研究的基础，同时也是重点内容，近现代以来在研究工作中一直受到重视。仅《中华医史杂志》30余年刊载的有关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医学史人物研究文章达199篇，占总量的14%，是各类别文章中最多的，并且杂志从第24卷开始特设“医学人物”栏目，为人物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的平台。《中华医史杂志》有关中医史人物研究的文章主要包括研究著名的医学家生平及主要医学思想、围绕其专著论述其医学思想，结合医学家所处时代分析其思想渊源等。
在我国医学史上，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章太炎、黄遵宪、李涛、陈邦贤等人曾为医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因此也被医史学者研究的较多。如第21卷邢哲斌《张仲景对防治医源性疾病的贡献》、马堪温《我国医史科研教学的先驱者李涛教授》，第36卷段晓华在《章太炎在近代中医史上的地位及成就》一文中论述了章太炎融考据学、西医学、中医学为一体，以仲景学术为本，兼容唐宋，提出“融会中西，更造新医”，对我国近代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第38卷杨杏林等人《一代名医祝味菊生平述要》详述了民国时期医学家祝味菊的从医经历以及中西医学融合的医学思想，第39卷李姝淳《刘昉生平及著作考》谈论了宋代医家刘昉及其著作在医学中的作用。类似的文章被多次刊载。另外，为了纪念老一辈的医史学家，《中华医史杂志》每逢重要医史学家诞辰会特出纪念专号，如特别出刊的纪念孙思邈逝世1300周年专辑（第13卷）、纪念医史学家李涛教授诞辰90周年（第21卷）等，从中可以体现出在医史研究工作中对老一辈医史学家的热爱与尊重。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研究医史人物的过程中，医史研究学者一直遵循对医史人物的评价必须符合实际，所下的结论必须客观中肯的原则进行研究工作。在杂志第24卷李经纬的“论《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编写诸问题”一文中则很明确地提出了关于评价医史人物的以下几条原则：“（1）必须全面占有资料，更重要的是第一手资料，回归文本在此基础上更可能得出一个比较可靠的初步看法。（2）不要回避矛盾。（3）不为前人的结论所惑，避免人云亦云。（4）予以历史的评价，一分为二，有褒有贬，防止绝对肯定或全盘否定。（5）要抓住主流。（6）要探讨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问题。”等原则。从30余年所发表的论文来看，学者们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同时期其他期刊杂志也出现了不少专论医史人物的论文，如《医学与哲学》也设有“医学人物”栏目，刊载了不少研究医史人物的文章，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史医史人物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也有关于医史人物研究的专著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李经纬主编《中医人物辞典》、刘仁远主编的《扁鹊汇考》、刘隽湘主编的《医学科学家汤飞凡》、钱超尘，温长路《王清任研究集成》等，这些专著内容广泛，资料丰富，对于中医学术之研究，医史知识之普及，有着积极的意义。
我国各地相继举行了许多位著名医学家的纪念活动，同时也有一些关于医学人物研究的课题项目开展，这些对医史人物的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2 医史理论研究
医学史理论、基础研究较其他研究类别起步较早，近代时期，就已经有关于医学起源和医学分期问题的讨论，如余山岫、范行准等就提出过医学起源“源于经验积累”、“源于巫”的看法。这些讨论相对来说不够客观深入，随后就有学者对这一看法进行批判并提出了医学源于劳动的观点。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史学者对这一理论的关注点又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1983年学者祝长坦、唐民浩等人也对医学起源问题做了探讨， 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活跃了学术空气， 这些论点为我们为综合考查这一问题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从医学史理论研究的现有成果来看，虽然理论研究起步早，但近代的研究仍处于薄弱环节。现代医学史在其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除了对近代讨论的医学起源及医学分期问题有进一步的探讨外，也开始探索医学发展的规律性和医学发展与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关系。《中华医史杂志》30余年的中医史理论研究为287篇，占13.4%。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医学起源与医学史分期问题：《中华医史杂志》杂志第11卷邱仁宗《医学巫源说和医学起源问题》、东人达《“巫医结合”的进步与反动——我国早期医学史及其与哲学的关系》、金德昭《不能把“劳动创造世界”作为医学起源研究的结论》，第21卷赵璞珊《对中国医学形成的一些看法》等文章对医学起源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讨论；第10卷贾得道《试论中国医学史的分期问题》论述了医学史分期问题，第35卷李志平《20世纪下半叶中国医学发展史分期问题探讨》以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为对象进行分期研究。
（2）医学发展与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关系问题：有第18卷郑金生的《宋代政府对医药发展所起的作用》、张瑞贤的《试论北宋政府与医学的关系》探讨了国家政策对医学发展的影响，第22卷张志斌的《古代疫病流行的诸因素初探》、王三虎的《社会因素对中药文献的影响》等文则从各个方面分析了社会因素对疾病、医学、药学的影响，第23卷张知寒的《略论医儒关系》探讨了儒学对医学发展的影响，出现的这些文章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医学发展与外部因素的紧密关联，学术界对此也重点关注。
（3）医学史学科的任务、研究重点方面：第21卷甄志亚的《关于我国医学史研究目的和任务的回顾与探索》，着重阐述了医学史的社会功能是认识现实、预见未来，进行教育等，提出医史研究工作一定要从现实出发，沿着本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主动、积极地促进医史学向着更高层次发展。22卷吴云波的《试论中医史研究重心的转移》则认为，中医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就必须从以往的医家医籍的考证、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的一般论述，转移和提高到以中医学术发展史为中心，深入分析中医学术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外部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学术内部诸因素间的关系和作用，进入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理论性研究新阶段。
（4）医史理论与方法方面：第39卷第2、3期集中发表8位“专家笔谈”，讨论“医学史与医史学”，内容涉及医史科学的界定及其学术地位、医史学科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中医史研究的理念、医学史研究的多元发展、医学史料的基础性作用、医史学者的学养与取长补短等。其中朱建平提出中医史研究的三个理念：第一，从内史到外史，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第二，从编写到创造，编写历史与创造历史相结合。第三，从历史到现实，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这次会谈讨论对于理清医学史和医史学的概念、学科划分、研究分野和研究方法等理论问题，对于医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同时期，《医学与哲学》也刊载了医史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章。如林功铮的《论中国医学史研究范畴》、杨善发等的《中国古代医学家世系研究》等对医史理论研究颇有意义。
此外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这方面的专著。如李经纬、鄢良等人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化与医学》、马伯英主编的《中国医学文化史》、程之范主编的《中外医学史》“绪论”部分等。
除了杂志以及专著的研究，也有医史学术会议对医史理论给予了关注。如1986年9月在黄山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医史学术会议等，对医学史理论研究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2.3 药物史研究
药物学的发展和研究近些年有了很大的进步，改革开放30余年中医史的药物学研究发展进入正轨，从现有的《中华医史杂志》研究成果来看，共计97篇约占总数的4.5%，相对其他领域来说较薄弱。近些年，随着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对于药学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有所提高，研究的领域日益拓宽和深入，1984年《中华医史杂志》增设“药学史”栏目，为药物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好地交流平台。总的来说药物学史研究较偏重理论方面， 主要有古本草著作的研究、中药学史的研究， 少数民族药史， 药学考古， 药学人物研究等等。
（1）对古代本草著作的研究
有关药物学史研究，古代本草典籍是最重要，也是讨论最丰富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实图考》等几部重要的综合性典籍尤为重要，《中华医史杂志》刊载了不少研究成果。第21卷王家葵的“《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新证”、23卷梁茂新“《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的计量分析”两篇文章，独辟蹊径采用数学统计计量的方法研究古代本草著作，可谓新的研究亮点。关于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是古本草研究中最多的，因为李时珍在医药学界和世界科技史学界受到双重关注，《本草纲目》不仅仅促进医药学的进步，对其他科学的发展也曾起过重要作用。医学学术界对李时珍与《本草纲目》的研究曾出现过三次高潮1，讨论的问题包括，李时珍的生平以及学术医德思想，《本草纲目》的药物类别、译本、医药成就以及临床经验做了详致的分析讨论。三次高潮说明了现代以来我国在医学史研究上学术思想活跃，研究队伍愈渐扩大，研究日益深入。
（2）药物史进一步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医学史料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近些年多种医药资料的出土，为研究我国早期药学发展情况提供了大量的新依据。第11卷马继兴的《马王堆古医书中有关采药、制药和藏药的记述》对马王堆医书中的药学资料及药材实物进行研究；少数民族药史研究起步较晚，自80年代以后研究者渐多，一般为文献学或通史研究以及人物传记等，相对来说研究的范围也不够广，主要集中在藏、蒙等几个民族。第17卷强巴赤烈的《藏医藏药学的形成与发展简述》与张兴乾的《藏医药的发展概况》等文章对藏医药发展的研究做了全面的论述。以及1990年5月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五届全国药史本草学术会议，是以研究少数民族药学史为主题，对推动我国少数民族药学史研究起到很好的作用。同时关于药学教育和药史人物研究也取得了成果。
此外，随着对药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30余年药学史专著也层出不群。如俞慎初的《中国药学史纲》，薛愚等编《中国药学史料》，黄胜白等的《本草学》，尚志钧等的《历代中药文献精华》，陈新谦等《中国近代药学史》，张鸣皋《药学发展简史》，傅维康《中药学史》，陈新谦《中华药史纪年》，以及高晓山主编《本草文献学纲要》等等。这些著作都是通过收集、积累和分析大量的史料、在前人基础上形成的一部部专著，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古代、近现代以上的中国药学事业的发展概况。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山东中医药大学承担的973计划“中药药性理论相关基础问题研究”项目，将中药药性理论源流作为研究的一部分， 使史学研究与现实紧密联系， 对药物学的研究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药物史研究有了长足进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研究相对来说不平衡，对传统药史研究较多，近现代药史和少数民族药史较少。
2.4 治疗方法研究
中医史研究中关于治疗方法的研究是医史研究中较薄弱的一个环节，近些年伴随着专科史的发展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由于古今病名的变迁及中西医病名的差异，治疗方法的研究的确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困惑。尽管如此，医学史界还是做了许多工作，在理论建设方面从近代以来研究情况来看已经迈出良好的一步，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治疗方法是比较偏重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原有的基础上，治疗方法的研究在改革开放30余年《中华医史杂志》统计情况来看较其他类别少，发表论文为66篇占总数的3.1%。这表明在促进医学理论和实践结合发展上还有较大的差距，仍需切实努力发掘与实践。
在《中华医史杂志》中有关治疗方法的研究主要涉及：
（1）论述治疗方法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以第11卷韦以宗《中国骨伤科手术疗法史》，第16卷宋知行《中医儿科中温补治法源流谈》为代表，其中《中国骨伤科手术疗法史》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和叙述了我国骨科诊疗方法的发展过程，在骨科治疗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2）考察疗法的史料文献，从史料分析角度对治疗方法进行研究论述，如黄健的《我国古代“蜡疗法”史料》一文；
（3）少数民族治疗方法的研究，如第25卷策.财吉拉胡《浅谈蒙医侵泡疗法之发展》和第35卷《论蒙古传统医学的安代疗法》等等，详细的介绍了我国少数民族医学治疗方法，分析了其特点以及发展状况；
（4）紧密结合现代医学出现的疾病论述其治疗史，以第32卷的张大庆《 现代医学头颈癌治疗史》一文为代表，这也是现代医学发展的趋势。
（5）治疗技术史方面的研究，近代以来治疗技术在医学史研究中已经有过探索，并且卓有成效。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相关方面的研究又有新的发展。关于外科手术，李经纬在《试论中国古代之外科手术》对东汉末华佗的麻醉术及肠部分吻合术、一些先天性的纠正术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肯定了其先进性及科学性。傅芳“关于《五十二病方》的书名及其外科成就的讨论”通过对《五十二病方》的研究，探讨书中所记载的丰富详致的痔瘩治疗技术。
关于治疗方法相关的代表性专著有蔡景峰主编《中国医学史上的世界纪录》、陈泽霖《古今舌诊之研究》等，对治疗方法的研究做了系统的论述。
治疗方面的研究成果虽不如医史人物、理论基础研究成果丰硕，但专注于此研究的医史学者也已对我国的医学史出现过的治疗方法从起源到成熟进行了历史的梳理，这也为今后医学史相关方面的研究者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3 关于中医史研究现状的原因分析
根据《中华医史杂志》1980-2010年30余年论文统计的情况，从横向看，这一时期中医史占到总数的76.7%，占据绝对优势，西医史研究为19.4%，中西医综合研究仅占3.9%。纵向角度看，近30年每五年为一阶段统计研究成果，大多数变化不明显，变化较明显的是2009、2010年这两年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可以预期杂志也会朝这个方向继续发展。这些数字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中国现代医学史研究的总的趋势。在中国医学史所处的中西医结合的大背景下，中医史的研究成果始终遥遥领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研究相对来说不平衡，研究侧重点主要集中在医学人物研究和理论研究方面，药物史和治疗方法研究成果较少。西医史研究方面，理论研究占多数，药物史研究成果最少。并且西医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也远不及中医史研究的深入，研究较薄弱。对比中西医史研究发展趋势，可以分析原因如下。
3.1 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促使中医史研究取得突飞猛进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中医的发展，颁布了一系列扶持中医发展的政策。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库，要认真挖掘。”这一时期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群。尤其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很多高水平的中医史研究论著，科技史、医学史类期刊刊载的相关文章也大幅增加，诸多的医学科研立项课题也相继展开，国家给予资金以及设备的支持使得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批医学人才，这些客观条件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我国医学史研究工作取得突破进展。
3.2 西医史的研究人员和机构较少是西医史研究较薄弱、成果较分散的主要原因
回顾近代医学史研究状况，西医史的研究占据主导地位，这与当局政府对中医的打压与对西医的扶持等原因分不开。彼时中医的发展环境恰恰相反，曾几度面临生存问题，幸好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激烈的竞争中顽强的存活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中医史研究机构以及研究成员日益增多，中医史研究占据了主导地位，西医史研究退居客位，西医史研究人员减少，再加上研究者需要系统的理论基础知识、学术功底以及深厚的西方文化的学术背景，专业人才可谓凤毛麟角，在研究成果上更无法与中医史研究相比。
3.3 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中医史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30年余年《中华医史杂志》四个方面研究成果数量变化波动不大，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社会环境相对较稳定，科学技术各方面较之前飞速发展，一直保持稳步上升的阶段。相应地，在中医史研究成果的深度和广度上会进一步提升，研究水平也大幅上升。
3.4 《中华医史杂志》对古代医学史以及文献史料的重视为近现代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文献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同样也可适用于医学史的研究。在《中华医史杂志》中，偏向于史料文献的研究占文章总数的四成左右，在医学史人物研究、理论基础研究、药物史研究以及治疗方法的研究等类别中均有涉及，《中华医史杂志》特设“文献研究”专栏，对史料进行更深入充分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史的基础研究。同时，在史料文献研究的过程中，对其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深入的挖掘和考证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后人的研究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这个过程也包括对前人工作的补充、质疑批判以及研究成果的考证等。如第26卷仝小林、崔勿骄《“神农秤”质疑》，第37卷纪征瀚“《宋以前医籍考》的编纂与传承”，沈华，赵怀舟“对太邑友文堂版《傅青主女科》刊刻年代的质疑”等文章。从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医学史研究中文献史料的重要性，《中华医史杂志》也为其研究提供了发挥的平台。
3.5 同时期科技史、医学相关期刊杂志以及专著的活跃也极大促进了医学史的研究
《中华医史杂志》是我国唯一的医史期刊，为医学史研究提供了宽广的平台，刊载了丰富的医史研究成果。与此同时，科技史期刊、医学类其它刊物对医学史的研究也有促进作用，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医史研究领域。如《科学》、《医学与哲学》、《中医杂志》、《中医药杂志》、《自然科学史研究》等重要期刊，也刊载了许多高水平的关于研究医学史的文章。如《医学与哲学》设有专门的“医学史研究”栏目，虽然文章数量不多，但大多对医学史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也有助于推动医学史的研究。一批专著力作同时也涌现在医学史研究的领域，如童光东等的《现代医学发展史略》、刘学礼的《生命科学的历史与哲学思考》，这些著作的出现无疑推动了医学史研究的深度。总之，《中华医史杂志》和其他科技史杂志、专著为医学史研究提供了活跃的平台，极大地丰富了医学史研究的领域。
注释：
1 关于李时珍相关研究的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983年9月，在薪春召开的纪念李时珍逝世390周年大会，即首届全国药史学术会议暨药史学会成立大会，以李时珍与《本草纲目》为主要议题，收到有关论文86篇；第二次是中医学会在薪春于1989年9月召开的纪念李时珍诞辰470周年暨学术交流大会，交流的论文134篇；第三次是1993年10月在薪春召开的纪念李时珍逝世400周年的国际医药学术研讨会，有近200人参加，向会议提交论文298篇，审选交流论文2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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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保宁）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al Histo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entered 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Medical History（1980-2010）
BAI Yanhui ，YUAN Yuan
篇2
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前景日益清晰，主要体现在以中医各家学说、中国医学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为核心的课程分化重组，以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与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中医院校图书馆的机构整合，特别是以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智能融合为基础，融汇自然科学、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人文社科等多学科知识系统、协作系统的形成，将为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开创崭新的未来。
课程分化
课程分化主要是《中医各家学说》、《中国医学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等课程为核心的分化。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中医文献学概论》入选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中医药信息工程学》、《医学信息学》等6种教材入选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暨新世纪高等医学院校创新教材[1]。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作为副主编单位的《中外医学史》(全国中西医结合专业规划教材)，已在全国医药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广泛应用，还参编了全国规划教材《实用中医信息学》，创新教材、精编版教材《中医各家学说》和《中医医案学》，并开设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科学临床数据整理》、《中医信息学与中医期刊数据整理》和《中医信息学与中医古文献整理标引》等选修课。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根据不同的目标群体对课程进行了整合与分流，改革并丰富了医古文课程，将单一医古文课程拓展为以医古文本体课程为核心，以面向七年制、本科生的《古汉语通论》、《中医古籍训诂》等拓展型、提高型课程为重点，以面向留学生的《医古文基础课》、《中医汉语》，以及面向本科生的《诗经概要》、《古代文化名著赏析》等外向型、发散性课程为补充，融合古汉语、训诂、目录、版本、音韵、中医文献等在内的中医特色系列课程，并编写、出版了相关讲义和教材[2]。
机构整合
机构整合主要是中医药院校在中医医史文献相关教研室整合的基础上，与中医药院校相关科研机构、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医史馆、博物馆的整合。
辽宁中医药大学就是以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为依托，包括两个教研室，覆盖医古文、中国医学史、中医文献学和中医各家学说4个三级学科和中医文献数字化研究室，构成了体系完整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体系，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为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医史教育博物馆”为辽宁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科普基地[3]。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以中国医学史教研室、各家学说教研室、医古文教研室(包括中医文献信息室)为核心科室，以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药博物馆、校图书馆为依托，并吸收中医基础理论、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多个科室以及文献研究所的教研人员参加，使科研实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4]。
河北医科大学为增强图书馆的活力，发挥中医文献研究所和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作用，正在酝酿图书馆、中医文献研究所、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医史馆的整合。
学科系统
一是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中医医史文献教研室与中医药科研院所、图书报刊出版编辑单位的课题协作、教材编写协作、文献整理研究及其中医医史文献学博士、硕士、学士三级学位教育的精品课程协作，特别是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医史文献分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全国医学会医学史分会、全国科技史分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之间的紧密协作，将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成立了学科专业委员会，聘请了全国知名专家为学术顾问，在全国较早运用计算机技术开展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直接参与国家和上海市多项中医药数据库及信息网站的建设[4]。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也分别于2002年和2004年参加了全国中医古文献知识库整理标引和国家科技部信息共享网中医药科学数据库的建设。今年还作为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名医学术思想研究分会常务理事单位参与全国古今名医学术思想研究，主编《燕赵名医》。
二是中医医史文献多学科知识系统的形成[5]。随着中医医史文献学科课程整合、学科交叉、知识更新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我们提供了跨越发展的机遇，跨越中医药学、文史学科、信息学科多个领域的知识系统正在形成。
三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6]。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是时代的需要，学科发展的需要。文献交流的最高形式是交融，古籍文献与临床医学的交融则是文献交融的最高形式。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就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的交融。现存数以万计的中医古籍蕴涵着千百年医家医学思想、论治经验，期待我们去发掘整理，并向临床提供具有实用和开拓价值的信息。而且，要与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社会文化形成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的开放系统。
总之，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发展从课程整合到机构整合、系统整合，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社会形态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交叉复合发展到中医医史文献课程分化重组，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多行业、多领域、多方位协作系统，多学科知识系统、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临床医学交融系统的形成，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从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更新到形成新的学科知识系统，是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知识形态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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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亭立，孙文钟.上海中医药大学国家级精品课程医古文建设纵横谈[J].中医教育，2008，27(4)：20～23.
3 刘 飞，康 健.传承中医文献培养实用人才——发展中的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研究所[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3)：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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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药学是传统民族医学，必须具备一定符合其规律的传承性方式，由于壮医药学没有形成规范的文字记录，决定了其以“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这些传承内容主要体现在壮医药主要的医疗理论、药物功用认识、各科疾病诊断经验、治疗经验，壮医药各种特色疗法的经验传承上，是通过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壮族自治羁縻及土司制度州县和一般州县(中央)并存，决定壮医药也不是正统的官方中医记录，因而壮医药主要流传在壮族聚居地区讲壮族语言的民间。“口传心授”方式决定了其不可能为繁杂的体系，而多为简洁、实用及经得起考验，这些知识内容是客观的传统壮医药，但多散播在民间，须采集挖掘整理，这是目前壮医药的重要工作。
三、壮医药学没有形成规范文字记录的原由
使壮医药的基础医药知识不系统、直观，而必须借助于壮医药的壮族文化背景进行内容支助、理解、说明;如社会生产水平较低实际和对鬼神信仰的精神实际是壮医“巫医同源、巫医并存”，即是壮医的深远文化背景;如一些画符、念咒、驱鬼、三道公庙等形式中寓含许多壮医药知识内核，如果舍弃了“巫”的形式，那么壮医就怕一无所在了，就否认其历史价值了。又如壮民族特色的干栏式建筑文化反映着壮医药对流行病预防的重要成就。
四、壮医药社会历史的民俗、民族文化是壮医药经验和成就保留和保存的重要形式
并且这些反映着壮族人民以普及化形式或民俗形式或民族特质文化形式对实践认识到的最重要的壮医药知识、成就的记录和经历代相传的活生生的客观记录;尤其反映了壮医药的保健和预防医药的历史成就。如三月三的五色糯米饭、歌海节、赶圩文化、赶药市习俗，又如抛绣球、点天灯、花山石刻等体育锻炼预防保健形式;这些是壮医普及的预防医学的重要成就。另外，如壮药祛瘴法、群防隔离习俗等壮医药对流行病群防的重要普及知识成就。这些是壮医药传承不依赖文字记录外的较“口传心授”主要传授方式更高形式的开放传承形式，对壮医药很重要的知识尤其适合。
五、一个重要的实际是从壮民族的岭南地域和气候变化实际研究壮医药
这些地域和气候必然影响壮医的生活方式和影响决定着壮民族医药的历史医疗实践活动形式，是形成壮医药的基础。这一方面形成壮医药的生产毒药的基础、使用毒药的本能和历史上培育壮医药的解毒本能;这是壮医药的重要特色之一。故壮药多毒药、壮医善于使用毒药和解毒药，是壮医药的丰富医疗事实和实践经验基础;毒是壮医最主要的致病因素、最多的疾病，毒也是壮医外科学的实质纲领。由于壮族的地域、气候特色，使壮医“痧”、“瘴”、“毒”、“盅”、“风”、“湿”等地方病突出，并形成壮医疾病谱的基本纲领，且决定壮民外在活动频繁的生活方式，从而形成壮医防治学重要的特色，即较注重外治方法，而内治方法较弱，即以外治为特色，并形成一系列的重要外治的特种技术;如壮医针法、壮医灸法，也催生了优秀的壮医挑治法、壮医刺血疗法和壮医佩药疗法等非常丰富的壮医外治疗法内容。壮医的地域环境特色和气候特点的影响，决定了壮医的发病观。中医的发病是正邪观，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较具普遍的指导意义;而壮医更具体的实践环境是地域特点和气候特色，即南疆之域;邪气炽盛，阳气开泻，正气更易耗损，既表现壮地突出的“痧”、“瘴”、“毒”、“盅”、“风”、“湿”等地方病发病特色，也表现出明显的因虚致病特色，明显正气虚的特色，故壮医发病观表现更为明确病因的即明确而广泛的壮地毒虚病因的“毒虚致病观”。而这一具体的致病观从而决定了壮医治病的最基本原则是“调气”、“解毒”、“补虚”观。以这些治则为基础，去掌握壮医多种治疗方法的实质所在，如壮医针法更重在调气，壮医善用动物药以补虚，壮医更善用解毒药等。
六、壮医药知识保部分存在在中医典籍、地方志等记录当中
中医传统典籍中记录一些壮医药学成功典案或有巫文化特色的案例，壮族地域的地方志记录的壮医药成就、壮医药历史活动，以及诸多中药药典对壮药的记录，就是当今较直接的壮医药知识成就记录。但这些内容较少，不代表壮医药学主体。另外，壮医药学的文献考古工作对壮医药知识的佐证，故文献考证是壮医成就的重要佐证形式，以证明壮医的历史真实性、存在性和历史技术水平，也佐证一些目前中医药技术的起源。诸上所论壮医药各方面的特色提示在壮医药概论教学中，除按现在教材内容分类章节讲授主体形式基础上，在合适的地方也宜穿插一些知识要点的如壮民族文化、民俗、地域特色、民族特异性、自治政府卫生政策、口传心授等主题的专题讲授，以丰富知识背景。
七、在历史的、文化的、民俗的诸方面的佐证壮医药的存在形式和客观事实后
结合壮族地域气候特点的发病观和疾病谱基础;并在中医药文化渗透基础上和无文字记录便于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上;可以理解壮医理论体系的历史概况，至少应该简捷、易理解、易解释，故形成“三气同步观”、“壮医生理病理观”、“壮医的三道两路观”，以及壮医理论基础上的客观指征如目诊、甲诊、腹诊等壮医的诊断学基础。这些理论隐约可见于壮医的传统历史中，但较多具体成形的壮医理论也只有30年以内，如何理解其历史必然性是一个艰难的问题。但至少相较于中医的观点，其肯定有特异性、民族性和传统性;如“三气同步观”形似中医的“天人相应”观，但在具体的解释病情和说明治疗时使用得更广泛和具体。壮医的“巧坞主神”理论较中医五脏主神更具有壮医特色，也更符合“脑主神明”现代简明之说。“三道二路说”更符合壮族的历史传统，远较中医经络腧穴容易记录，易于口传心授等。了解这些概念的壮族历史地域特色是增加肯定壮医理论的基础，达到本课程教育目的。如上，壮医药医疗实践的地域特点决定的“毒病说”，就说明了壮医基于外邪所致的地方病“痧”、“瘴”、“毒”、“盅”、“风”、“湿”等主要疾病谱，而当今壮医基本理论的建立，如三道两路理论，就补充了壮医基于外邪所致的传统地方病外的壮医杂病辨证体系，即三道病、二路病，也补充了可适用于壮医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儿科等各科杂症辨证。另外，壮医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是壮医基本属性，决定着壮医的地位和水平，又决定了其发展状态，如历史上民族区域自治政府的政策既是促进壮医发展因素又是阻碍壮医发展的因素，决定壮医的总体水平不及中医，但又保持了壮医药特殊方面的先进性，以及壮医药的民族特异性，因而决定了壮医在历史上作用、水平和地位。
八、注重中医药、壮医药的比较研究，肯定壮医药的民族性、特色性和传统性
“壮医药学概论”是壮医药学的入门教程，也是壮医药学各论中引用较多或占较大份量的素材，其份量远较“中医学导论”之于中医学各论中素材多，故其在壮医药学中的地位不光是一门专业思想启蒙教程，更是一门壮医药学知识简编读本，也是其他专业壮医药学的普及读本，在壮医学药专业课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深入了解该课程地域、历史、文化、民俗、民族背景和基础知识，就基本上算得上较具素养的壮医师了，各个方面内容自然延伸、丰满为现在壮医药学各门具体的专业课程，因而，也就很利于更深入的壮医学专业各门课程的学习，更有利于树立稳固的壮医学专业思想。如注意以上诸方面线索的知识组合，并注意丰富、丰满医药背景知识，寻找更多的可视教材的支持，注意讲授的技术、艺术，仍不失为内容性、系统性和趣味性的一门课程。
九、学习掌握的壮医药学概论壮医基本理论的科学性、客观性和传统性
最终要从各方面理解、说明并落实现在已成型的壮医学的成就和形成基础的理解、认识，坚定对目前成形状态的壮医基本理论的科学性、客观性的认同，更坚定壮医药学专业的专业思想基础。同时为找到壮医药理论和学科建设进一步系统挖掘整理的科学方法，这也是“壮医药学概论”教学要达到的目的之一，以达到更好地完成普及壮医药学知识、巩固专业思想、坚定发展壮医药学的教育基础任务，达到科学整理挖掘多门壮医学新的科学教材和更系统的壮医学科学理论。
篇4
本世纪在本草文献（准确他说是本草专著）难芯糠矫娉晒橙弧U夥矫孀钪匾慕故潜静莸哪柯佳а芯俊A帷断执姹静菔槁肌贰⑸兄揪取独幸┪南拙罚约白罱霭娴摹度幸酵际榱夏柯肌返仁椋旧贤瓿闪酥泄诘乇静葑ㄖ哪柯佳У鞑椤?
在本草专著的研究方面，本世纪研究得比较深入的有《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本草品汇精要）、《植物名实图考》等主要本草。所谓深入，是指对其成书、内容及版本都有过细的研究，尤其是近20年，这方面的进展非常迅速。过去一些研究较少的本草，在这段时间内有了不同程度的研究进展，如《绍兴本草》、《履巉岩本草》、《宝庆本草折衷》、《本草原始》、《滇南本草》等。在已有研究的本草专著中，绝大多数为明以前的本草，尤其是宋代及其以前的本草研究得比较多。伴随宋以前本草文献研究的深入，其辑佚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神农本草经辑注》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为缕清我国本草文献发展的源头作出了贡献。尚志钧先生在宋以前本草的辑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由于本草学者的努力，南宋以前的亡佚本草几乎全都有辑佚本。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许多明清稀见的本草著作也陆续影印或校点出版。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本草全书》更是志影印全部1949年以前药学文献。而进行中的《中华大典·医药卫生典、药学分典》如果能编辑成功，也将把古代本草文献的主要内容分类纂集于一书，这些进展为当今发掘中药宝库铺垫了道路。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大量以探讨医药成就为主旨的本草文献（主要是《本草纲目》）研究论文中，有新见解的越来越少。我们不是不需要这方面的论文，60年代初期以及80年代前期，的确涌现了许多高质量的探讨《本草纲目》对医药乃至整个古代科技的论文，但此后的有关论文数量剧增,质量却每况愈下。辗转抄录、选题琐屑、把书中反映的历代医药成就全部不切实际地归于李时珍等现象极为严重。《本草纲目》似乎成了撰写论文以谋晋升或参加会议等的捷径。
必须直言的是，研究本草著作的文献学内容（目录、版本、辑佚等）需要良好的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条件，并非人人都能涉足并取得成就的。加之国内现存本草专著的研究已经比较广泛，并有一定的深度，因此这方面发展的空间已经比较狭窄。围着几部重要本草变看法子为之粉饰颂德，或反复讨论前人已有定论的内容，或纠缠一些目前条件不可能定论的议题（除非有出土的或新发掘的资料），我个人认为这是使本草文献研究平庸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本草文献的研究已经到头。事实上百年之间，我们还只不过是围着中国内地所存的汉文本草专著打转转。即便如此，有些本草我们的研究还很肤浅（如《滇南本草》多种本子究竟那一种能算是兰茂所处时代的作品？传世的《绍兴本草》抄本有没有一个祖本？等等），国内不有可能出现或出上新的本草专著，流散海外的本草著作也有不为我们所知者。最近从日本接引回归的《药性会元》、《药性要略大全》等本草，国内学者过去就从不知其底里。原以为失传已久的墨西哥传教士石铎碌（石振锋）所著的《本草补》，最近笔者才从国外获得了它的影印件。这说明本草书志的研究尚未完结。马继兴先生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中医药联合目录研究课题将把本草文献的调查推向深入，这就是一件具有创新意义的工作。此外，非本草专者的医书，乃至非医书中蕴藏着大量未被本草专著收录的药物资料，这些资料的调查、汇纂和整理，是本草文献研究者未来的用武之地。厚古薄今是过去医药历史研究的普遍现象，近现代本草文献还有待整理研究。少数民族药学文献至今罕有报道。和中国本草一脉相承的日本、朝鲜本草也很少有中国学者问津。因此，未来本草文献研究不应该故步自封，开拓新领域是创新的重要体现。
二、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
在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方面，本世纪所取得的成就最为辉煌。这一工作延续的时间很长，早期中外动、植、矿物分类学家根据我国古本草或民间沿袭的名称来确定某一物的中文名。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也包含着本草考证，但前辈并没有将其依据专门记录下来。本世纪上半叶，赵燏黄、黄胜白。钟观光等前辈学者把现代植物分类和中国本草知识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对本草药物进行考证，确定其分类学地位，从而开创了我国药物品种本草考证之先河。日本的冈西为人等也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并授徒传道。前辈们荜路蓝缕，确定了本草中大量的药物名称。近50年来，围绕中药品种进行的研究和资源调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包括“”期间），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反映在为数众多的动植物志、中药志、《药材学》、《生药学》及《药典》等书籍中。国家药典收入的中药，首先必须确定品种。一批药学界前辈把所掌握的现代分类知识与传统本草相结合，使中药品种考证工作不断深化，由此也积淀了丰富的本草考证经验，总结了一些本草考证的方法。楼之岑、谢宗万、徐国均等许多前辈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除大量的药物品种本草考证论文之外，集中反映这方面成就的专著当数谢宗万先生的《中药材品种论述》（上册于1964年出版）。该书以中药混淆品种为研究对象，这一选题本身就具有创新性。中药混淆品种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现象，这就要求作者除具备现代科学知识之外，必须精通古代本草的内容。谢先生正是把植物分类、实地考察和传统本草考证相结合，在药物混淆品种本草考证方面独占鳌头。80年代初，为了使本草考证更上一层楼，谢先生又参加了西学中班，补充了中医临床知识这一课，使本草考证更贴合中医用药实际。正因为谢先生的知识结构的完善，使得他在80年代出版的《中药材品种论述》（中）以及后来修订萹的上册内容更为充实。“本草考证”在书中正式作为一个专项。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考证结果直接保证了中药用药品种的准确。然而谢先生并没有从此停步，他90年代又辟蹊径，将其多年的药物品种本草考证经验上升为理论，连续出版了《中药品种理论研究》、《中药品种新理论的研究》等书籍和论文，使这一研究由散在的经验变得有规律可寻。这一理论的产生本身就是创新，其意义远胜过零散的药物本草考证。
本文用较多的笔墨介绍谢宗万先生在药物品种本草考证方面的业绩，井无忽视其他专家成就的意思，只是想借用此成功之例，说明要想在本草研究中不断创新，必须注意结合多学科的知识，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并及时将实践上升到理论，为下一轮更深入的研究开辟天地。同时也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创新就不能安于老套路，必须根据各人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应自己创新发展的道路。可是近些年来，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低水平重复的现象非常严重。在已经发表的文章中就可以发现许多品种中早已有人考证过的，结论雷同。有些混淆品种中的常识性问题，也有人再次重复前人的劳动。至于平时审稿过程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更多了。再者，选题基本上集中在植物，而动物、矿物方面的考证文章少而又少，这和本草记载的各类药物比例是不相称的。以矿物药为例，至今专门的论著只有王嘉荫1956年出版的《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
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与本草文献研究有所不同，前者需要有与药物基原考订相关的专业知识（如动、植、矿物分类，药材鉴别知识等）。也正为如此，散布全国的具有这方面知识的人员都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和地利之便，补习一些本草文献查找方面的基础知识，结合实际工作中遇到的药物品种混淆的实际问题，开展本草考证。至于信息来源，有志于药物品种本草考证的同道，应遵循一般搞科研的基本方法，追踪本学科最新进展。同时，在选题之前，应该检索一些与之相关的基本工具书和专著。如果《中药大词典》、《中药材品种论述》等书都不看，怎么能保证不做无用功呢？
应该说常用药物混淆品种的本草考证都已经有人做过研究了。除非有新的材料和新的见解，否则最好不要重复选题。对基层药学工作者来说，搞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注意扬长避短、从生产实际中发现问题，运用本草考证去解决问题。地区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是大有作为的。例如：药物混淆是有地区特征的，有些地区药物品种混淆历史非常悠久。熟悉本地区用药品种特点，对从事本草考证有着地利之便。我曾经见新疆药学工作者考证当地用的人参品种中，有古代的押不芦，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元代押不芦传人中国内地，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神奇色彩。不曾想在丝绸之路的沿途，还有应用此药的地方。广西有几位年青的药学人员，他们立足于本地用药实际，进行本草考证，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很值得借鉴。一种药物的运用，有时可以沿袭千年。民间用药习惯有时可能解决文献记载的疑似。在古本草中，至今还有很多药物的基原是不明的。例如宋《本草图经》的外草木类的药物，有很多已成为历史悬案。有些历史上被认为很有疗效的药物，至今没有人考出其基原。例如坐拿草，从来到明，医方中都有用者。《本草图经》说：“土人用治打扑所伤，兼壮筋骨、治风痹。江西此甚易得。后因人用之有效，今颇贵重。”此药有图，江西吉州、安徽滁州是其产地，疗效也很明确，应该说是比较容易考证的。但由于其图形的粗糙，至今未有能为人信服的考证结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寄希望于该药产地的药学工作者。如能在民间开展深入的考访，寻找到名称、疗效和形容近似的药物，是可能决这一疑难的。云南药学工作者考订《滇南本草图说》药物基原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学习的。
古代本草书中，还有很多药物的基原有待考证。《本草图经》、《本草纲目拾遗》、《生草药性备要》等书此类问题最多。在考证时，除本草专著之外，应该注意充分发挥地方志等乡土文献的作用。实地考察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缺瞩。此外，药物品种考证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这是一个与药物运用和生产紧密相关的问题。从生产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可以使研究工作充满生命力；从文献到文献，选题必然枯燥而无实际意义，这样的研究是难得有新意的。
三、药物炮制的本草考证
药物炮制是中药学非常具有中医特色的内容。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药炮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不同的药物、不同的用途、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都会影响到药物炮制方法。处理这些纷繁的炮制法，使之既有效又经济地为中医用药服务，光靠实验研究是不够的。我们不可能逐药逐法地去进行验证。更何况传统中药炮制与中医理论密切相关，实验研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本草考证有其独特的意义，它有助于缕清历史上炮制法的源流、种类及其不同的运用，为现掘、验证合理的炮制法提供符合中医用药实际的文献依据。
50年代到“”前，收集总结各地炮制经验是当时的主要工作。近二三十年以来，药物炮制的本草研究才真正蓬勃地开展起来。在这一研究中，应该特别提一下王孝涛先生的业绩。王先生本身是从事炮制研究的，他和谢宗万先生一样，接受过现代科学研究的系统训练，又具备本草考证的深厚功力，80年代他发表的有关酒制法、地黄炮制法等个案研究，丰富的史料和严谨的考证为此类的研究提供了范本。更重要的是，王先生与许多同仁经过近20年的努力，编成了《历代中药炮制资料辑要》（1965年完稿，1973年内部印行）。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古代虽有少数几本炮制专著，但远不能反映历史上炮制发展的实际。这方面大量的资料散见于医方书中。汇集这些资料真正是沙里淘金。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专家的研究激情和行政组织的推动，集合了众多的专家，低成本甚至是完全无报酬（包括不署名）地完成这个大项目。该书从167种古医方书中摘取药物炮制资料，按引书顺序排列，为此后炮制的本草考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在此基础上，王孝涛等先生又以药物为单元，正式出版了《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1986年），使得药物炮制的本草源流更加系统。本草考证在炮制研究中的地位由此得以稳固建立。在从事药物炮制实验研究之前，进行与选题有关的本草考证，这已成为一定之规。
近年以药物炮制法沿革为题的文章大量涌现。可是仔细核对其原始资料，不难发现，很多文章的资料并没有超出《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的引书范围。罗列史料，缺乏分析，成为某些类文章的通病。照此下去，必将使药物炮制的本草考证平庸化，成为毫无新意的文献综述（甚至是文献凑合）。本草考证之所以称之为考证，不是简单地堆砌资料，而是要从生产实际中发现问题，从古代本草资料中缕清其发展脉络，寻求其历史原因，并提出去伪存真的个人见解，这才算是真正的研究。否则，就会使人看轻了本草考证的意义和作用。
那么，是不是说有了《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之类的书籍之后，单味药或单一的炮制法就没有再进行本草考证的必要了呢？否。我们反对的是依据他人已经汇集的资料，略加组织就当成考证。这样的工作毫无新意，无法为炮制的现代研究提供借鉴。但如果有更丰富的史料，更有说服力的依据，能对某些生产实际问题提供新的参考，那又另当别论。必须正视的是，《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所引用的古医书才167部，而现存的医方书至少也有4000部以上。可以断言，在《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所引史料之外，还有大量的炮制资料未得到发掘，再次广泛地汇集炮制资料是完全有必要的。当然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这一工作有相当的难度。因为靠个人之力非常困难，而要想发挥专家群体优势，其成本和凝聚力都存在问题。即使有朝一日能把所有古代炮制资料集于一炉，也不等于大功告成。分析这些史料，需要现代科学和史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才会有比较正确的结论。因此，炮制的本草考证不是没有发展空间，而是需要把研究推向更深更高的层次。
另一个倾向必须注意的是，以往在炮制的本草考证方面的论著较多，但是对同样具有极为丰富内容的中药传统制剂学的本草考证却显得非常稀少。须知中药的制剂不仅种类众多，而且至今沿用不替。中成药的发展是和药剂防腐技术进步紧密相关的，但这方面的发展规律并无深入的考察。已故药学史专家朱晟先生生前曾和我讨论过大蜜丸蜡壳密封技术是什么时候发明的，这个问题到现在还不很清楚。蒸馏技术，还有秋石（性激素）制备等先进技术，均曾在世界医药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领先的地位。但在中国，对中药制剂的本草考证在朱晟先生故去后，还没有见到卓有成就的后继之人。在未来的世纪中，亟盼有志于此的青年学者能做出成绩。
四、本草研究的相关问题
以上所谈的是本世纪本草研究最多的三个方面：本草文献、药物品种、炮制方法。但是，这就是本草研究的全部内容吗？当然不是。药学中最为多见的实际是药物的效用问题，而这方面的本草研究实在太少。一味药物的功效形成，决不是一句“经验所得”能概括得了的。几乎每朝每代，都有自己的热门时髦药，这些药物在历史上走马灯式的“你刚唱罢我登台”。影响药物使用的种种用药思想，是中药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高晓山先生等的（中药药性论）在药性理论的本草研究方面已经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为以后更深入广泛地开展此类研究趟出了一条道路。可以预见，药物效用的浮沉隐现历史的研究，将会为当代药学发展提供非常有意义的借鉴。这方面的研究是广大临床医生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
药物发展过程中不仅品种方面存在着同名异物的问题，同时也存在同物异位（药用部位）的问题。有些药物古今用药的部位是不相同的。笔者曾对龟甲（全甲）向龟板（下板）演变的历史进行了本草考证，结果证实李时珍所说“（龟甲）古者上下甲皆用之”是完全正确的。现代实验研究也支持龟上下甲可以同等入药，因此，从1990年开始，《药典》将久已废弃的龟上甲重新作为药物；龟甲又恢复了其历史的真实面目。类似这样的例子决不只是龟甲一味，还有待更多的学者从用药实际出发，将药物同物异位的种类加以梳理研究。
在药物品种、炮制、效用、入药部位、用药分量等方面，同样尊崇《本草经》和张仲景用药的日本、朝鲜，却有很多与中国不一样的地方。例如茵陈蒿，中国讲究的是“正月茵陈二月蒿，三月茵陈当柴烧”，即使用幼嫩的苗，而日本却使用结了果实的老蒿。是什么历史原因造成其中的许多差异呢？这就是中外用药比较的本草研究课题。尽管已有许多学者注意到这一现象，但系统深入的调查和考证尚未开展起来。
道地药材的研究也是适用本草考证的重要方面。近年来，这一研究受到了重视，被列为重大课题进行攻关，有关的专著也已出版。道地药材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既有经验的总结，也有社会因素的促成。各道地药材产区的药学人员如果也能参与到这一研究，利用地利调查乡上史料、民间口传，可望使这一研究更加深入。
药物的栽培驯养在我国已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但这方面的本草研究一般不受人重视。可是，就本人所知，栽培菌类植物茯苓至少在南宋已经开始，其方法与现代相差无几。此外，我国唐代就有驯麝取香的先例，北宋就开始淡水养珠，南宋就有人工牛黄……这些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和外国人争发明权，而是有可能为当今中医药发展提供直接的启示。人们熟知的浙八味、四大怀药等，可是又有谁肯下工夫将其栽培发展历史流理清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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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十世纪前期的研究概况
中国学界对医学史的注意,始自二十世纪初年,不过早期出版的着作均属西方医学史范畴,并且都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1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先驱,首推陈邦贤(字冶愚,1889 - 1976)。他所着的《中国医学史》,是中国第一部探讨中医历史的着作。此书初由上海医学书局於1920年发行,依次叙述太古、周秦、两汉、晋隋、唐、宋、金元、明、清及民国的医学,详於今而略於古,清代和民国时期占较大篇幅。着者对历代医政、名医、名着及所形成的新学说、新成就作了系统的介绍,在疾病史的论述上亦多创见。2 台北远东图书公司於1956年重印此书,但署中国医学研究会主编。
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其後作了较大的修订补充,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於1937年出版,收入王云五、傅纬平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一辑,自此更为学界所推重。修订本内容分为上古医学、中古医学、近世医学、现代医学、疾病史五篇,叙述中国医学的起源和演变、医术的发展、外国医学的传入等。论者指出,此书「改文言为白话,特别是近现代医学的论述,其引录多注出处,且对史料堆集之弊有了较明显的改变。3台湾商务印书馆曾於1958年据此版重印,所以流传较为广泛。
一批由中国人自着的医学史书籍都不约而同在1930年代出现,反映了有关方面的研究已经时机成熟。当中有的介绍西方医学史,4也有全面记叙世界各国医学发展历史的,如李涛(1901 - 1959)编着《医学史纲》(上海:中华医学会出版委员会,1940年),除论述西方医学史外,还注意到各国医学的互相交流,如中国医学输入日本,西域医学传到中国,以及西方医学输入印度、日本及中国等。5此外,有的着作注重西医传进中国後的情形,6也有关於中国医药卫生发展史的。7
王吉民(1889 - 1972)、伍连德(1879 - 1960)着《中国医史》上、下卷(中央防疫处,1932年初版,1936年第二版),8第一部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医学史专着。此书上卷将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一、古代或传说时期(公元前2697 - 前1122年);二、黄金时期(公元前1121 - 前960年);三、争鸣时期(公元前961 - 公元1800年);四、现代或转折时期(公元1801 - 1936年);下卷介绍现代医学(即西医)传入中国的经过,以及西医院、西医院校和现代医学教育的情形。此书是国外学术界了解中国医学史的主要依据之一,至今仍有颇大的影响。9
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李涛的《医学史纲》及王吉民、伍连德的英文《中国医史》,被誉为早期的三部中国医学史代表作。
还可介绍的是两册中医中药辞典。首先,是谢观(字利恒,1880 - 1950)等撰着的《中国医学大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从医学、身体、方名、药名、病名、医家、医书七个方面,选收了七万余条词目,凡三百五十万字。作者编写此辞典时,参考了二千余种书籍,取材较为广泛,内容也较丰富。此辞典在1949年前曾再版数次,其後台湾商务印书馆於1958年印行台湾版,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又於1995年影印出版,另外还有两种改编本。10
其次,是陈存仁(1908 - 1990)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上、下册,约成书於1935年,收录历代文献所载的各种药物！和药物内容,包括命名、定义、处方、同名、古籍制名、外国名称,以及学名、产地、形态、成分、效能等,近二百万字。此辞典取材广泛,解释也较详尽;但内容主要是罗列资料,兼收并蓄。学界指出其中有些论述不够确切,引述资料亦间有错误。11此辞典後来有香港上海印书馆重印本。
(三)二十世纪後期中国内地的研究进展
1949年後,中国医学史研究在中国内地续有进展。首先需要一提的,是陈邦贤编着的《中国医学史》,1957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三次修订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及更充分的史料,对医学的起源、发展的动力、医学史分期、史料的运\用,都提出了新的见解,内容较前两版有所提高。12
1970年代以来,有关中医中药的着作渐见增加,上海中医学院编《中医学基础》(香港:商务印书馆,1975年),是其中一种较容易入手的新编中医学教材。此书将原有的《内经》、《伤寒论》、《温病学》、《中医诊断学》四门课程精简为一,〈绪论〉且扼要介绍中国医药学的形成和发展。
贾得道着《中国医学史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是中医史专着中较具特色的着作之一,「着重阐述祖国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突出了中医学是在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础上,通过整体观察和长期医疗实践,探索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从而形成中医辩证论治这一独特体系。13书中利用了一些新近出土的资料,对医学理论的发展亦有较好的整理。
俞慎初着《中国医学简史》(褔州:褔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是一册逾五百页的着作,分上古、中古、近世、近代、现代五大历史时期,阐述医学发展与时代背景、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现代医学〉篇着重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医药卫生成就,尤为值得重视。14
范行准着《中国医学史略》(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对中医的起源、发展、成熟、充实、衰变、孱守等几个阶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此外,关於民间 医生的医疗活动对中国各学科的推动作用,传信方在普及医疗保健事业中的功绩,门阀与山林医家的学术分野,以及鼠疫、天花等传染病对中医理论和临床的影响等,有较详细的说明。
研究中国古代医学史的着作,有:赵璞珊着《中国古代医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李经纬、李志东编着《中国古代医学史略》(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史兰华等编《中国传统医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及廖育群主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医学卷》(渖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郭成圩主编的《医学史教程》(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有关中国的部分很多。近年出版的中医史讲义渐多,15较新的一种是程之范主编《中外医学史》(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7年),此书首述世界医学史的发展,而以过半数篇幅介绍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医学史。
史世勤主编《中医传日史略》(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介绍中医传入日本的历史以及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概况,书中亦有日本着名汉医及汉方医籍的简介。潘桂娟、樊正伦编着《日本汉方医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年),是全面探讨日本汉方医学发展史的专着。贾春华着《日本汉医古方派研究》(长春:长春出版社,1996年),则专门探究日本的古方派。至於中国医药传入朝鲜的历史,中文方面似乎未有专着出版,实在是很可惜的事,反而日本医家曾作过较深入的探讨。16
较为简易的中医史知识读物,有傅维康着《杏林述珍──中医药史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及刘国柱编《中国医学史话》(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此外,还有周一谋等编《中医史话文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颜克海编着《论中医学术渊源?体系?发展》(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及陶御风、洪丕谟、王佑民着《中国传统医学漫话》(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陈乐平着《医俗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也值得一读。医家传记有张志远主编《中国历代名医百家传》(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孙文奇编着《中国历代名医集录》(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则介绍历代名医近千人。另一种值得推荐的小书,是黄仓、王旭东着《医史与文明》(北京:中国医药出版社,1993年),从历史角度对中西医学的两种体系加以分析,追溯中西医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强调「以史为鉴、「以史为补,使其成为中国医学走向未来的阶梯。
严世芸主编《中医学术史》(上海:上海中医学院,1989年),与一般的医史比较,在学术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有所增加,更强调了中医各家学说发展的脉络。踏入1990年代,医学与文化的关系受到较大的重视,李良松、郭洪涛编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提出「文史医学的新学科概念,认为「文史医学就是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文史典籍中的医学史料和医学思想,以及医学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17此书以外,还有高春媛、陶广正着《文物考古与中医学》(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更可注意的,是出现了两种有关中国医学文化史的着作:其一,是马伯英着《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其二,是马伯英、高曦、洪中立着《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这两种都是洋洋数十万言的巨着,相信有关方面的研究,今後还会受到更大的重视,甚至朝着更专深的方向推进。
(四)二十世纪後期港台地区的研究进展
香港方面,1949年前後有不少内地医家南来,中医界较前蓬勃,当中亦有一些医家致力於撰述,例如陈存仁着《中国医学史图监》(香港:香港上海印书馆,1968年),亦题《中国医学史》(香港:中国医学研究所,1969年)。此书的英文译本於1977年出版,亦可参考。18顺带一提,陈存仁曾接受香港《大人》杂志之邀,连续撰写了《银元时代生活史》和《抗战时代生活史》两部关於旧上海生活的书,当中有不少关於医药界的轶闻。《银元时代生活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2000年重刊,可以作为近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史料看待。
此外,有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讲义》(香港:医药卫生出版社,1968年)、吕尚志编写《中国古代医学家的发明和创造》(香港:上海书局,1971年),及上官良甫《中国医学发展史》(香港:新力出版发行公司,1974年)、任勉芝《中国医学史大纲》(香港:新亚医药出版社,1976年)。近年江润祥、关培生合着《杏林史话──中国医学史论文集》(香港:中大出版社,1990年),也有助於对中国医学发展史的认识。谢永光编着《香港中医药史话》(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则是第一本探讨百多年来中医药在香港发展的着作。
台湾方面,1960年代初有一种英文的中医史出版,19此书附有中文翻译,题为《中国古今医药史纲与美苏医学进展鳞爪》,署徐学嵘原着、王吉人审校、王以文节译,在台中印刷,但无出版社及出版地。较早的中文出版物,有杜聪明(1893 - 1986)着《中西医学史略》(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6年)。杜聪明早年留学日本,其後赴欧美深造,历任台湾大学教授及医学院院长等职,在医学界享有盛誉。
197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了一些有关中国医学史的着作。最早的一种,当推刘伯骥着《中国医学史》上、下册(台北:华冈出版部,1974年)。此书除导言外,共分十章,从医政制度、病名、疫病、药物、名医传、重要之医典、医药教育等方面,分述各时代医学发展的状况及其特点,在同类着作中,是比较详细的一种。论者指出,该书在论述西医传入後对中国医学发展,以及中国医学东传韩国、日本,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且给读者以新的启示。20其次,有陈胜昆着《中国传统医学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年)及《中国疾病史》(台北:自然科学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
1980年代出版的中医史着作,有郑曼青、林品石编着《中华医药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及史仲序着《中国医学史》(台北:正中书局,1984年)。郑曼青、林品石此书是陈立夫主编「中华科学技艺史丛书的一种,书首有陈立夫〈我对於中西医药的看法〉(代序),内容编排不依一般史书的朝代划分,而按中医药的实质演变,分十六章论述,计为:中华医药源流、中华医药文献中之最古医典、《伤寒论》、中华医学中之阴阳五行、中华医学中之道家思想、病机、诊法与脉法、治法与医方、鍼灸学之发展、唐宋时代外国医药之传入、金元四子之学及其流派、《本草纲目》、历代医政及医学教育、医德及禁例、近代医学之大变、中医之衰落及其未来。史仲序此书的处理方式则采折衷办法,前五章叙述上古至清代的医学,分为「巫医相混、「医学隆盛、「汇注医籍、「医学檃鸣及「医学没落五个时期,後七章分论中西医学贯通、针炙医学经纬、中国药学发展、历代疾病载记、卫生保健纪要、历代医事制度、中国传统医德。21此外,还有一些不着撰人的普及读物,如《中国医药史话》(台北:明文书局,1983年)、《中国医学家史话》(台北:明文书局,1984年)等。
1990年代初,有王树岐、李经纬、郑金生合着《古老的中国医学──中国医学编年史研究》(台北:纬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近期出版的有二,一种是魏子孝、聂莉芳着《中医中药史》(台北:文津 出版社,1994年),另一种是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中国医学史》(台北:知音出版社,1994年)。魏子孝、聂莉芳均毕业於北京中医学院,任职中国中医研究院,其书共有九章,记载中国自远古至清代的医学发展。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之书,是由北京、上海、湖南、广州,黑龙江的中医学院教授合作撰写,详述医药学的起源(远古至公元前二十一世纪)、早期的医药卫生实践(夏代至春秋)、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战国至三国)、医药学的全面发展(两晋至五代代)、医药学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新发展(明代至清代鸦片战争前)、近百年的中国医药学(1840-1949年),内容编排颇有条理,书末附有中国医学大事年表,适合高等院校作为教学参考之用。
(五)有关中国医学史的外文着作
19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医学史亦开始留意,不过他们的角度多不纯粹着眼於中医史本身的发展,而是注重医学思想、比较研究及当代情况等。22近年,我们还可以在国际互联电脑网页上看到有关中国医学及医学史的研究发展概况。23顺带一提,德文、法文方面,也有一些关於中国医学史的研究,是值得注意的。24
廖温仁《支那中世医学史》(京都:弘文社,1932年初版;东京:科学书院1981年重印本),是早期以日文写成的中医史着作。陈邦贤着、山本成之助译《支那医学史》(东京:大东出版社,1940年),据陈邦贤《中国医学史》1937年版译出。1990年代出版的有:石田秀美着《中国医学思想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吉田庄人着《中国名医列传》(东京:中央公论社,1992年);小曾户洋着《中国医学古典与日本──书志与传承》(东京:塙书房,1996年),主要透过中国古代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学传到日本的情形。顺带一提,赤堀昭介绍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专文,是很有用的入门参考。25
日本方面称中医中药为「汉方药,近年则以「东洋医学之名作为「西洋医学的对称。所谓「东洋医学,就是指自古以来从中国传入的医学而经日本修饰和补充的医疗体系。1972年成立的北里研究所附属东洋医学总合研究所,是日本最早的东洋医学研究机关,该所所长大塚恭男着《东洋医学》(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对东洋医学与西洋医学、日本的东洋医学史、日本东洋医学与中国医学等问题均有简明扼要的论述。
(六)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深化及其展望
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深化,除了出版着作外,还要注意工具书的编纂和学术期刊的编印,这两方面已取得若干成绩。首先,有关中医中药的图录和工具书,198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例如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庄兆祥、李宁汉主编《香港中草药》8辑(1978 - 2000年),又有萧培根等主编《中国本草图录》12卷(与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合作出版,1988 - 1997年),这些都是科研成果的彩图纪录,为中医中草药研究奠下了更紮实的基础。李经纬主编《中国古代医史图录》(北京:人卫生出版社,1992年),收录文物图片二百六十种,从先秦到清代,供教学和参考之用。图文配合的出版形式,是新时代的一种需要。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传统医学卷》(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是目前有关中国医学史及相关知识最全面和完备的工具书。陈新谦编着《中华药史纪年》(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4年),按年记载中国自远古时代以来数千年间在药学领域中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下迄1983年,亦方便参考。宋木文、刘杲主编《中国图书大辞典》(1949-1992)第13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为医药、卫生卷,有中医、中药着作近二千种的介绍。不过,平心而论,适合时代需要的参考工具书仍然十分缺乏,有待努力和改进。
其次,医学史期刊的出版也渐受重视。比较集中地刊载中医史论文的,是《中华医史杂志》(季刊)。其前身是1947年创立的《医史杂志》,1953年更名为《中华医史杂志》,後曾停刊,及改称《医学史与保健组织》、《人民保健》,1980年起复刊,定为第十卷,而将前此各期编为九卷,由北京中华医学会出版。26至於二十世纪出版的医史论文资料,为数虽然不少,估计逾一万篇,27但内容繁简不一,水准参差不齐,影响所及,连带一些具有较高水准的学术论文也被人忽略,学界对此必须加以检讨。
随着大规模对中国医学知识的整理和出版,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成果日见丰硕。由陈敏章、李经纬及多位专家学者合力编着的《中国医学通史》,由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於2000年出版。此书共四百余万字,分为四卷:一、古代卷(原始社会至1840年);二、近代卷(1840年至1949年);三、现代卷(1949年至1995年);四、医史文物图谱卷(收录古代至1995年间的图片近一千幅)。这是现时最具规模的中国医学史着作,综合了二十世纪多位医家学者的心血结晶,希望从二十一世纪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有突破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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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所录,有:【英】马克斐(R.C. Macfie)着、【英】高葆真(W.A. Cornaby)译、曹曾涵校:《泰西医术奇谭》(上海:广学会,1911年);丁褔保译:《西洋医学史》(上海:医学书局,1914年)。较後出版的,有周云路译:《医术的浪漫史》(上海:广学会,1929年)等。
2. 参阅方鸣、金辉、杨慧林、唐建褔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陈邦贤编着《中国医学史》〉条(李经纬撰),页1223。
3. 同上注。关於陈邦贤的生平和贡献,可参李经纬〈中国着名医史学家──陈邦贤〉,《中华医史杂志》16卷4期(北京:中华医学会,1986年),页193-198;蔡景峰〈陈邦贤先生对中国疾病史研究的贡献〉、王致谱〈陈邦贤先生早期医史学研究工作〉及陈定闳〈医学史家陈邦贤教授的人格修养与学术修养〉,《中华医史杂志》20卷1期(1990年),页11-19。
4. 陶炽孙编:《西洋医学史》(上海:东南医学院出版股,1933年),相信是中国人自编关於西方医学史的最早着作。此外。有【日】石川光昭着、沐绍良译《医学史话》(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
5.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李涛编着《医学史纲》〉条(蔡景峰撰),页1224。
6. 汪于冈、葛成慧着:《新医业概况》(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1930年),介绍西医输入中国以後发展情况。此外,还有鲍鉴清着:《我国新医之解剖学史》(自然科学季刊编辑部,1931年)及毕华德着:《我国西医眼科之起源及现状》(上海:中华医学杂志社,1931年)等小册子。较後出版的,有江道源着:《十九世纪前中华基督教对於医学之贡献》(兖州:保禄印书馆,1942年),介绍唐代、元代及明清之际入华基督教教士在医药上的成绩;又有范行准撰、余云岫校:《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中华医学史学会钧石出版基金委员会,1943年)。
7. 如王吉民着:《中国历代医学之发明》(上海:新中医出版部,1930年)、陶炽孙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东南医学院出版股,1933年)、马允清编:《中国卫生制度变迁史》(天津:益世报馆,1934年)等。
8. Wong, K. Chimin and Wu Lien-teh,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ng a Chronicle of Medical Happenings in China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Period (Shanghai: National Quarantie Service, 1936; repr. New York: AMS Press, 1973).
9.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王吉民、伍连德着《中国医史》〉条(蔡景峰撰),页1223-1224。关於王吉民的生平和贡献,可参傅维康〈医史园地悉心耕耘50年──着名医史学家王吉民〉,《中华医史杂志》17卷3期(1987年),页145-148。
10. 樊正伦、张年顺根据谢观[！]等编《中国医学大辞典》1926年重印本加以整理,由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於1994年出版;此外,又有谢观主编《中华医学大辞典》上、下卷(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可见这辞典至今仍是最重要的中国医学工具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参考价值。
11. 参阅施宣圆、王有为、丁凤麟、吴根梁主编:《中国文化辞典》(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页539。
12. 同注2。关於陈邦贤此书三个版本的异同,可参张慰丰〈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开拓者──陈邦贤〉及赵璞珊〈读陈邦贤先生三部《中国医学史》〉,《中华医史杂志》20卷1期(1990年),页2-10。
13.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贾得道着《中国医学史略》〉条(傅芳撰),页1225。
14. 关於俞慎初的《中国医学简史》,可进一步参阅余瀛鳌的书评,载《中华医史杂志》14卷4期(1984年),页248-250。
15. 较重要的教材是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最初於1960年刊行,其後曾经修订;此外,有甄志亚、傅维康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及陕西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16. 三木荣着:《补订朝鲜医学史及疾病史》(京都:思文阁出版,1991年),包括作者的《朝鲜医学史》和《朝鲜疾病史》两种专书,内容甚为详细,亦记述了中国医学与朝鲜的关系。
17. 李良松、郭洪涛编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页1。此书共有三部分,上编总论包括〈文史医学概述〉、〈文化背景与医学通论〉两章,中编各论分别探讨甲骨文、十三经、诸子、史书、政书、文集、类书、诗词散曲、笔记小说、古文史工具书及其他方面的医学史料和思想研究,下编是文史医学年表,其编排和内容结构,大抵上为文史医学的研究竖立了规模。
18. Hsu, Hong-yen, Peacher, William G., Chen’s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Hong Kong, 1977). 此书有台北新医药出版社版,署许鸿源、毕球?威廉编译。
19. Evan H. Shu,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Medicine in China and the Review of Medical Progress in America and Russia, 1962.
20. 参阅《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刘伯骥着《中国医学史》〉条(李经纬撰),页1224。
21. 关於史仲序的《中国医学史》,可进一步参阅赵石麟的书评,载《中国医史杂志》19卷3期(1989人),页191-193。
22. 主要的着作有:
(1) Arthur Kleinman (ed.), Medicine in Chinese Culture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Health Care in Chinese and Other Societie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Public Health Service, 1975);
(2) John Z. Bowers, William Hess, J., Nathan Sivin (eds.),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3) Ka-che Yip,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 1928 – 1937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95);
篇6
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已不是封闭和单一的文化系统，而是一个已经与外来文化发生了深刻渊源关系的文化系统，并且因不同外来文化从不同方向上的传入和渗透，形成了藏东卡若文化、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的曲贡文化以及藏北细石器文化。但是，的旧石器，与西面印度、巴基斯坦则截然不同。[1，2]
次旦扎西等一批藏学专家考证了上述现象形成的原因，认为“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喜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相当明显，它不仅是南亚大陆和东亚大陆之间的自然生态与地理的分界线，同时也成为了两个大陆之间的文化分界线。高原虽与南亚大陆接壤，但它位于喜马拉雅山的东北面，在地理单元上属于东亚大陆，所以它在文化系统上与其东部的文化发生渊源关系，而不与其西部和南部的文化发生渊源关系是顺理成章的事[1，2]。”
藏族学者丹珠昂奔也在《藏族文化发展史》中列举了诸多的历史考证，专篇论述了“与印度、泥婆罗的文化交流”[3]。丹珠昂奔指出：“从历史的大背景看，在周缘民族中藏人较早受到汉、波斯等民族的影响，苯教文化即是。作为文化影响其渠道是多样的，其时间也是久远的。”“关于印度文化对藏文化的影响……是从吞弥·桑布扎去印求学、赤尊公主入藏等为始点。”[4]“学经、译经的开始，从根本上讲是以佛教为主体的印度文化对藏族的传统文化产生影响的开始。”[5]。次旦扎西等学者的考证，对丹珠昂奔著作中的“始点”说，提供了原因的说明；而丹珠昂奔介绍的认证，则是对次旦扎西等考证的佐证。我们由此看到，印度文化对藏文化影响的“始点”和“开始”，定时在吐蕃时期即唐代，比中原战国时期的经典史料《黄帝内经》记载的藏汉医学交融，要迟整整一千年。
藏医是在文化传承中形成的特色鲜明的民族医药。历史上的藏医药学不仅纵向遗传了中医药学，而且还在吐蕃时期以后大量横向吸收了印度“阿尤吠陀”医学、古希腊医学以及尼泊尔、巴基斯坦传统医学的许多营养。
例如，《闍罗迦集》和《妙闻集》被认为是最古老的阿输吠陀经典医著。古印度阿尤吠陀(Ayur-veda，梵文音译，意为生命之学)，是印度传统医药学(天竺医学)体系的主要代表。在《闍罗迦集》第一卷二十章二十八节中，把印度古典医学分为八科：“1.身体治疗(kayacikitsa)，2.特殊外科(salakya)，3.异物去除(salyapahartrka)，4.关于毒物、体毒、错误的配合食用而引起之异常的治疗法（vlsagarairodhi Kaprasamana)，5.鬼神学(bhutavitlya)，6.儿科学(kaumarabhrtya)，7.长生不老学(rasayana)，8.强精法(vajikarana)。”[6]以后印度佛教僧人义净，又将八科列举为：“一论所有诸疮，二论针刺首疾，三论身患，四论鬼瘴，五论恶揭陀药，六论童于病，七论长年方，八论足身力。”[7]而藏医药《四部医典》，也将疾病分为八个学科的分支：1.普通疾病科，2.儿科，3.妇产科，4.神志科，5.创伤疮疡科，6.中毒症科，7.养老科，8.滋补壮阳科。并将“八支”写入《四部医典》原著的书名，此间明显存在阿尤吠陀医学对藏医药的影响。
关于疾病的种类，印度阿尤吠陀认为“疾病共有404种”。《四部医典》也记载说，由“龙”引起的病有101种，“赤巴”引起的病有101种，“培根”引起的病有101种，另外还有邪恶鬼祟引起的病101种。这404种疾病中，101种可不治自愈，101种可服药治疗而愈，101种经诵经祛邪可愈，101种治而不愈。这种有违现代科学的总结，显然是藏医药在未经实践检验的历史条件下，对吠陀医学“疾病有404种”主观论断的迎合。
又如，对病因的认识，阿尤吠陀认为世界是由四大元素即地、水、风、火组成。人体也由“四大”元素组成，人体是肉体与意识的统一。人死后肉体腐败，意识也随之消失，所谓“地还归地，水还归水，火还归火，风还归风，悉皆坏败，诸根归空”。《四部医典》则承袭了“地、水、火、风、空”之说，用以解释藏医药的疾病观，也体现了印度医学的影响。
阿尤吠陀还提出了气、胆、痰三体液说，认为三体液构成身体的七种成分，即血、肉、脂、骨、髓、精和经消化之食物。气、胆、痰三者必须平衡，太过或不足，平衡即破坏，疾病就会产生。[8]《四部医典》则创建了“龙、赤巴、培根”为构成人体生命活动能量物质基本要素的“三因学说”，认为“龙”属气，遍于身体各部分，变化急骤；近“赤巴”则生热、近“培根”则助寒。因而“龙”病是百病之根。“赤巴”属火，“培根”属水，性重寒，“培根”乱则生寒，灭人体正常之火，虽居于上，但寒盛可注于下。三者必须平衡，太过或不足，使龙、赤巴、培根发生容量及存在部位的变化，就成为引起疾病的“三因”了。以上三体液和三因虽然不同，但在论述上也存在相似之处。
外科是古印度医学的特色之一。古印度医将外科手术操作分为切除、牵引、抽吸、缝合、摘出、划痕等多种，并能运用药物进行麻醉。擅长运用100余种外科手术器械，较合理地处理骨折、脱臼、蛇咬伤等病种。由于古印度法典常以割鼻、割耳的方法惩罚犯人，使印度整形外科十分发达。藏医药在器械的运用上也很有特色，其外科治疗方法中著名的放血疗法，也与印度医学存在渊源关系。[9]
引进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相关知识为己所用，是文化进化过程中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正常现象也可能被扭曲。借托于藏医药博大的含量和多向的吸取，有人提出了“藏医外来说”[10]，甚至以《四部医典》存在一些与古印度医学相似的内容为理由，把《四部医典》说成古印度阿尤吠陀医学的译本，据笔者考证，这都是缺乏文化根基的主观想像。
首先，在阿输吠陀经典医著《闍罗迦集》和《妙闻集》，与《四部医典》前述种类的相同之处不超过十分之一。主张“译本说”者可能没有读过原著。
其次，与《闍罗迦集》和《妙闻集》雷同和相似的内容，不是《四部医典》的核心，部分枝节内容的形似与核心的神似具有本质的差别。
再者，《四部医典》与印度阿尤吠陀医学存在根本的冲突点。例如印度民族历来把牛奉为神物，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等地都明确禁令杀牛，而《四部医典》则倡导“牛肉是最好的食物”，[11]对立于印度民族的信仰，并抗衡于印度医学的“吃山羊肉最好”之说。“译本”翻译出这样对立的内容，世界未见先例。
更重要的是，藏医药是具有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的民族医药，与印度医药缺乏完整理论体系具有质的差别。世界上曾经兴盛的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古罗马等四大传统医学体系，在后来的发展中，欧洲传统医学与实验生物学相结合诞生了现代西医学；包括藏医药在内的中医药则由于理论最完整、医疗实践最丰富、疗效最确切，以及依附于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迄今焕发着勃勃的生机。而其他古代传统医药，均由于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随着西医的扩张，已逐渐走向消亡而渐渐被世人遗忘。世界现存的其他传统医药，多是传统经验和方法技术，在被作为一种“历史的文化遗产”受到关注和研究而已。唯有包括藏医药在内的中医药，在医药体系的传承中源远流长，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层次、性质各不相同的藏医药学和印度阿输吠陀医药学，是不能等同并见的。
此外，文化传承基因才是确定学科归属的根本依据。藏医药学对中医药学的文化传承，根本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恰恰是在这最重要的点上，藏医药与印度医学为代表的相关非中医传统医药学，是没有建立关系的。
总之，以古印度医学为代表的非中医传统医学与藏医药的关系，类同西医与中医的关系，确实存在许多的影响和相互的借鉴，但无论他文化的贡献多大、影响多大，也是未能产生核心影响的横向的文化“扩散”和“播迁”而已。《四部医典》体现的认识论、方法论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法，相当完整地纵向传承于中医文化，证明了藏医药和中医药的联系是直接联系、内部联系、主要联系和本质联系。而古印度医学部分经验知识的横向传递，也体现了“事物既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既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那样出现”的事物的表面特征和间接联系、外部联系、次要联系。
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Bvecdict.R.F.）说：“那种想给所有的文化都贴个标签，把文化塞进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的做法，是非常愚蠢的。”[12]藏医药与印度医学为代表的相关非中医传统医药学的联系和关系，证明了藏医药文化传承的历史也大量地体现着外来文化“扩散”和“播迁”的结果，因而体现着也算丰富的间接联系、外部联系、次要联系，但这些联系只是为文化人类学如下观点作出了一个生动的印证：“当不同社会的人民相互发生了直接的或间接的接触和交往，便有可能发生文化播迁现象，一种信仰、观念、风俗、医学等等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于是就使得这两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带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性”，[13]即“非本质联系”。所谓“藏医外来说”，只是一种缺乏理论根基的外来的杜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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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庆英.象雄医学史浅议［C］//黄福开.藏医药研究文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205-230
篇7
一、从事辽史的研究工作
1939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批准了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太平洋学会的申请，同意资助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主持的“中国历史编纂计划”。原计划选译秦、汉、辽、金、清史，1939年至1947年共出资18.7万美元。[1]因此，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中国历史编纂处”。1939年，冯家昇则在冀朝鼎和恒慕义的推荐下到“中国历史编纂处”工作，并在哥大进修了人类学。[2] “中国历史编纂计划”实是中国历史社会经济的资料汇编。在这个计划当中，王毓铨、瞿同祖担任秦汉史部分，而冯家昇负责辽代部分，房兆楹、杜联喆负责明清史部分。但是“中国历史编纂计划”最终见成果的只有魏特夫、冯家昇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
1949年，《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在美国费城出版，这本书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通论，由魏氏执笔；第二部分为资料汇编，主要由冯家昇来搜辑和甄选，并加以注释。”[3]512而冯家昇所负责的第二部分“取材广泛，选择精严，注释明晰”[4] 512。因此这部书对辽史研究而言，也是重要的参考书，至今还经常被人征引。如该书附录的“哈剌契丹”部分就对西辽史研究做出了具有总结性的贡献。魏良弢在《西辽史研究》中评价道：“不仅是集前人研究之大成，而且还补充了许多新的汉文史料，并对起儿漫哈剌契丹的史料也做了收集，该附录除去对整个西辽政治史排列出四个大事年表外，还对西辽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军事体制、文化宗教以及妇女婚姻等方面都做了初步探讨。这个附录可以说是反映了西方世界近三十余年来对西辽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从那以后对西辽史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5]
《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出版后，引起国际学界的高度关注，口碑甚佳离不开冯家昇的出色工作。魏特夫这样评价道，“冯家昇先生对于《辽史》的精湛知识和他所补充的原始资料，对于我们核对事实的准确性和理解制度程序具有头等重要意义。他在我们著述工作的两个方面的不知疲倦的兴趣，为人们树立了志趣相投的合作典范。”[6]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也高度肯定了冯家昇的作用，他说“Although indelibly marked by the methodology of K.A Wittfogel ，it is at the same time essentially a collective work which could hardly have been produced without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Wittfogel’s chief collaborator Feng Chia-Sheng who over a long term of years has made himself the leading authority on the sources of Liao history. ”[7]所以，《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能够获得较好的口碑与冯家昇的功劳密不可分。当然，魏特夫在《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里还提出了所谓的“征服王朝”理论。但由于“他和魏氏的思想、观点有所不同”[8]512，因此在解放后很少提及他与魏氏合写的这部书。由于《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的合作成功，后来冯家昇又与魏特夫合写了《辽代宗教》（Religion under the Liao Dynasty）一书，于1948年载于《宗教评论》（The Review of Religion）。
二、摘抄火药火器方面的史料
留美期间，冯家昇利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等收藏图书丰富的有利条件，摘抄过大量的有关火药史料。并与美国人富善（又名富路德L.C.Gooclrich）合写了《早期的中国火器发展》（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firmans in China）一文。回国后，冯家昇将对这些史料进行了整理，先后写出了好几篇关于火药的文章，分别为《火药的发明及其传布》（《史学集刊》1947年第5期）、《读西洋的几种火器史后》（《史学集刊》1947第5期）、《回教国为火药由中国传入欧洲的桥梁》（《史学集刊》1950第6期）、《读西洋的几篇火药火器文后》（《史学集刊》1950第7期）、《蒙古人西征用过火药吗？》（《历史教学》1952年第3期）、《火药的发明及其传入欧洲的经过》（《光明日报》1952年6月7日）、《驳斥欧美人的“火药是欧美人所发明的”缪论》（《科学通报》1953年第12期）、《火药的发明及其西传》（《化学通报》1954年第11期）。1954年，冯家昇将他于1947年到1954年之间所发表的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加以整合写了《火药的发明和西传》（由其妻张秀龄插图）一书，论证了火药是中国发明的，再往西传的。
三、学习回鹘文和突厥文
在美期间，冯家昇的研究兴趣“仍然是中国边疆史，但重心已从东北史移到了西北史，尤其是古代维吾尔族史”[9]513。冯家昇看来，要研究古代维族史，必须先掌握古维文，而这为其从事西北边疆史的研究创造条件。而研究辽史需要有阿尔泰语和中亚语言的知识。这时，门格斯（K. H. Menges，1908-1999）博士也在哥伦比亚大学。门氏是卓越的突厥学家，语言天才。据说熟悉三十种突厥语族语言、五种蒙古语族语言和六种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还能说、读和写大约二十四种语言，尤精于俄语等斯拉夫语文。有关突厥学的研究文献，在当时英文的很少，大多是俄文、德文和匈牙利文的。冯家昇先生就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向门氏学习了古突厥文和回鹘文。[10]当时世界上研究突厥文、回鹘文的学者较少，因此，回国后冯家昇成为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后来冯家昇陆续发表了一些列的突厥文、回鹘文研究的论文，并参与编写了《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一书，这些都离不开他在美国对这些民族古代文字的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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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承礼主编.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59.
[8] The Parcific Historical Review ， vol 19， No 1（Feb，1950）p85.
篇8
藏医药学在其形成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曾涌现出了许多才华横溢，著书立说的杰出人物。
相传藏王拉妥妥日年赞时期。藏区就有来自印度的吾西嘎西及其后裔的行医活动。藏王南日松赞以前，藏族民间就有酥油熔液用于止血，以青稞酒糟治外伤等简易的治疗方法。公元七世纪，藏王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强盛的吐蕃王朝。创造了藏族文字，尔后该藏王下令从邻国特别是从印度迎请博学多识的专家、译师，极力翻译、整理佛学、医学及其它方面的经典。其中《药诊大典》《无畏武器》最负盛名，是两部较系统、较完整的医学巨著，现已失传，这两部医学巨著的失传，实为藏医学及藏族文化之一大损失。有关史籍对此有这样的记载；“《药珍大典》是文成公主进藏时带至西藏的。由名叫马哈德瓦和达尔摩高恰所译。《无畏武器》是由印度医生巴热达札，汉地医生韩维康（又称韩文海—笔者注）、大食国医生嘎林诺三人总结和借鉴三国医学内容后合编而成；共有七卷”。（《智者喜宴》1518页和第司桑吉嘉措《藏医史》150页）
公元八世纪赤德祖丹在位时，金成公主入藏带来《月王药诊》，由和尚摩哈衍那和比绕札那译成藏文。有人认为，此书虽从汉地传至藏区，但其内容并非汉族医学。比绕札那是藏族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翻译家之一，他豁达，开放，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融合做出不朽功绩。他还和达瓦傲嘎合译原始《四部医典》。
那时藏医广泛的医疗实践活动，为《四部医典》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为人体生理、病因机制，诊断施治以及药味性能等诸方面的解释提供了依据，相对充实了藏医药学内容，使其理论化和系统化。《四部医典》经历代名医的修改和补删，渐趋完善。现存的《四部医典》有一百五十六个章节，涉及到生理解剖、病因病理，临床各科、诊断治疗、药材方剂、手术器械以及医学伦理等内容，是对藏医药学基本理论和具体临床实践的完整总结，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目前已有汉译全本和俄、英文节译本。成为全世界的医学财富。
藏族医药学史上的著名藏医学家老宇妥·云丹贡布便是整理编纂《四部医典》的主要成员之一。据有关资料，老字妥诞生于公元729年，族世业医。老宇妥一贯持“自视当知其短，以师必得其长”的严谨治学态度。曾邀请汉地、印度、泥婆罗、克什米尔等国的在当时医学界享有很高声誉的医药学者，同他们进行对医药学理论的广泛而深刻的学术探讨，汇取各家之长，删繁存要。不辞艰辛，本着求实精神，曾赴印度等国三次，汉地五台山一次，认真学习和研究了印度、汉族等医药学理论，并吸收了合理有益的医学思想，为以后研究医学和著书立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高超的医技和精湛的医理，深得藏王赞普的敬重，被任命为赤德祖赞，赤松德赞两朝太医，为当时藏族九大名医之首。还相传曾为尼泊尔及克什米尔国王治过病，被后人推崇为“医药佛陀重临人间”。卒年125岁。
诞生龄十一世纪的新宇妥·云丹贡布被认为是老宇妥之十三代后裔。他借鉴或吸收了从汉地传来的《月王药诊》之精华，以及《月光》、《八支医要》等医著，辨析前人之说，对《四部医典》作了大胆的补撰整理，使得其内容进一步充实。他好学不倦，医术精深，贯通群论，行医惠民，名垂青史。卒年77岁。著有《大小八支医要集》等重要的藏医学历史巨著。对藏医药学的发展功著誉盛。
藏王赤德松赞，非常重视医学之发展，他时常将医生请到王宫内，就座龄辅有九层锦缎的座席上，以示对医学、医生的尊敬，使医生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藏医药学在他的时代有了空前的发展。
（三）
随着藏医药学的不断发展和提高，一些医生由于所处环境和医疗实践的基础不同，积累了不同的实践经验而提出了不同的学术见解。到15世纪中期，藏医药学出现了对药物的不同识辨及对《四部医典》的某些理论学说有异见的两大学派，即项瓦（北方派）和赛尔（南方派）。学术争鸣的出现、标志着藏医药学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项瓦学派以项瓦·南木杰智藏为代表，他通晓显密宗佛教，尤精藏医。在西夏，印度医学界享有较高声望。晚年应明朝廷之邀赴汉地并任大司徒官职。有《八支集要·如意宝珠》等著作。
赛尔学派以赛喀瓦·娘木尼道吉为代表，娘木尼道吉博览医书，医技亦精，敢龄创新，重视实践，不畏艰险，亲临野外采集各类药物标本，专心应诊和研究药物，广泛开展学术研讨，丰富和发展了藏医本草学的内容，为后来问世的《晶珠本草》奠定了基础，促进了藏医本草学的发展。他著有《医典广注》、《医诊千万舍利》、《本草鉴识》等。其后裔赛喀瓦·罗主杰吾，自幼剃度出家，对医学讲、辨、著无所不精，他继承赛尔学派理论，对藏医药伦理和医史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并对一些错误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和纠正。著有巨著《医典注释·祖嘱》（前部），该书与第司·桑吉嘉措的《兰琉璃》在当代藏医学中占有相当位置，被认为是最权威性的《四部医典》注释本，是广大藏医工作者必修之本。他还根据宇妥手抄本对《四部医典》进行了大量的校改，并动员囊索·牙加巴集资刻了《四部医典》最早刊刻的札唐版。
章迪·华尔旦措悉，十三世纪生於章迪地区。从小笃好医学，善放思考，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深受病人敬仰。曾任元世祖忽比烈国师八思巴之御医。著有《医学大纲》等医学著作八十余本。
公元1653年，在藏族政教史上深具影响的著名历史人物，第司·桑吉嘉措，生放拉萨北部郊区。1679年任第五世达赖喇嘛之第司（摄政王），管理西藏的政教事务，建树颇丰，对天文、历史、医学等方面造诣很深，并各有专著。他虚心好学，把自己的著作，寄送各地学者，征求意见，力求使作品完善化。医学方面的著作有《医史概论》、《四部医典注释·兰琉璃》以及医学图谱七十余幅，还校堪整理过《四部医典》等等。另在药王山（拉萨布达拉宫西南）创建藏族第一所藏医经院。
生赞公元十世纪的达尔摩曼热巴·洛桑曲智，从年轻时即跟随第五世达赖和第松·丹增达尔吉等学者学习佛经和医学。后任五世达赖御医，曾为达赖喇嘛行眼科挑拔手术，怡疗老年性白内障成功；并协助第司·桑吉嘉措创办并执教药王山寺医学院，门徒甚多；奉五世达赖之命补充完成了《四部医典注释·祖嘱》后半部的编写工作。还写有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论文和著作。达赖喇嘛也非常器重他，称他是“医药之王”。
迪玛格西·旦增彭措生聆公元十八世纪。自幼习医，精通群说，擅长藏医本草学，在从事多年的医学实践和收集药材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前人医学经验。撰写了《晶珠本草》详细叙述了药物的分类、性味功效，形态描述、药物异名和鉴别方法等，本书收录的药物有二千二百多种，纠正了一些本草学家的错误，为藏医用药、鉴别以及研究藏医药学做出了突出贡献。
（四）
篇9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弘扬民族医药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1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存在着历史文化的多元性。各个民族的文化领域，既有互相交融、渗透、共通的普遍性，也有因基原、个性和特色不同而形成的特殊性。我们弘扬民族医药是出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知和尊重。当前，国际国内对传统药物的民族特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如哈佛大学著名中枢神经天然产物研究家舒尔茨在1968年提出，综合人类学、考古学、史学、语言学、社会学、比较宗教学诸方面的知识来寻找新的天然活性物质的科学诸方面的知识的科学称为民族药物学。此后，日本、美国、欧洲等国相继成立了民族药研究所或研究中心［1］。1979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第三世界应更大限度地利用先辈用草药治病遗留下的丰富遗产。1982年他又组织摄制组赴墨西哥、印度、埃及、中国、肯尼亚等国拍摄科教电影《绿色药物》。这些都标志着人类对药物认识的日益深化。
正如著名导演张艺谋曾说过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一样，无论中国还是世界的其它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民族药就是中国医药事业一朵璀璨的奇葩，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卫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和发展民族医药，是我国医学科学繁荣兴旺的体现，也是我国医药卫生领域发展创新的源泉之一。
2 民族药的独特魅力
医学的本质，是对人体生命的认识能力和保护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是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而且也是历史经验积累的成果。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物质文化丰富的同时，病痛却如影随行，不少疑难病成了人们的头号杀手。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医学家、药物学家从少数民族中的一些长寿者身上，从一些民族医和民间医生治愈了不少的实例中，首先发现了不少科研的题材和治愈各种疑难杂症的可能。
如藏药中“七十味珍珠丸”、“二十五味珍珠丸”、“七十味珊瑚丸”、“二十五味珊瑚丸”、“如意珍宝丹”可治疗心脑血管系统疾病；“仁青常觉”、“五味石榴丸”可治疗胃肠道疾病；“乙肝健”、“九味朱黄丸”可主治肝病等。傣药的“雅暖”（睡药）、“雅烘”（熏蒸药）、“雅喃”（药浴）对治疗风湿骨痛、偏瘫、痿软、中风后遗症、顽湿癣疹、皮炎等有显著疗效。蒙药“扎木萨-4汤”古方中筛选出了具有明显疗效的降血脂活性成分组成新方，命名格根饮片剂；通过对古方“阿如拉-3味”的研制，制成具有扩张血管，改善心肌功能的新药“嘎格日―塔布”注射液等，这些古方中开发的新方，对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都有着较好的治疗作用。苗药“有千年苗医，万年苗药”之说，苗医药不分家，就地取材，药物应用方法及剂型较多，简易灵活速效，如口含剂、香囊剂、熏洗剂等，一病一方，以单验方为主，以伤科称著，临床疗效卓著［2，3］。
除此之外，民族药有着丰富的药用资源，没有受到环境的污染，许多还是道地药材和特色药材。如青藏高原拥有大量的药物资源，是当今世界颇有特色的药物种质基因库，藏药1 660余种，其中植物药1 461种，隶属于200种，870属，由于青藏高原恶劣的环境致使药用植物有效成分具有高含量、高活性、无污染等品质。民族医药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理论基础，独特的疗效和优势，丰富的药材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代医学、中医学上的困难和不足，显示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3 面向世界，迎接挑战，促进民族医药学的发展
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大多聚居于西南、西北、边疆和贫困地区，可能正因为如此，才使当地的民族医药和民间医药得到宽容宁静的藏身之地。目前，各地方政府把民族医药的开发列为本地区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虽说这并没什么不好，但由于存在药品生产标准的制定滞后于药品生产，对野生资源不加保护的盲目的掠夺式的开采，以及对药用植物的有效成分认识不深刻，导致对药用植物的利用率不高的现实，致使野生资源急剧下降，甚至有的品种已濒临灭绝。应当实事求是，加强研究，合理利用，这对西部地区民族医药的开发发展是十分必要的。由于民族医药的发展，必将促进我国医学科学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成为我国医药文化繁荣发达的标志，也将为发展世界传统医药提供新鲜经验，为各国替代医学提供广泛的选择。
4 结束语
人类为全面适应现代社会与文明发展需要，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控制自然（包括人类自身）的能力获得空前提高，民族医药也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弘扬民族医药要在把握自身主体特色和优势的前提下，伴随现代科学和技术进步，使整个民族医学从理论到实践都产生新的变革和升华，成为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具有现代科学水平的科学体系。深信通过我们的努力，新世纪的民族医药学将显示以下特征即：国际共享性，为世界大多数人所认识与应用；不可替代性，在当今的卫生保健及在预防、医疗、康复等方面显示出更大贡献；显示科学性，逐渐脱思辩与推论，在理论、实践与方法等方面均显现其现代科学特征，使其得到科学阐明与广泛应用；呈现开放性，使中医学成为主体发展与开放兼容系统；显示发展性，不断涌现出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
民族医药在今日中国的存在，既是历史文化的余荫，又是返朴归真的新声。它的继承与发展实际上是由它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我国民族医药的应用研究刚刚起步，还需共同努力。为使我国的民族医药得以发扬光大，我们还需几代人的继续探寻，不断总结。
参考文献
1 胡世林.国外的民族药.1982年全国民族学术会议论论文集［M］,1982,12(内部印刷).
篇10
【关键词】 中国医学史 课堂教学 思路与方法
《中国医学史》作为中医药学专业的基础课，是中医药院校学生素质教育的必修课程，对构建学生的专业思想和提高专业兴趣尤为重要。目前，高等中医药院校的本门课程教学时数设置为36学时。如何科学地充分利用有限的课时，富集教学资源，优化课堂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医药学史、传统文化、职业道德和人文素质的培养是本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问题。
1 课堂教学内容整合的思路
《中国医学史》课程的开设是直接面对中医院校的新生，作为中医学的启蒙课程，《中国医学史》的教学任务不仅仅是讲授中医学的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教学目的是探究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包括意识形态对中医学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历史事实探究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历史轨迹和未来广阔的发展前景。
笔者认为，《中国医学史》有其自身学科特点，譬如不同历史时期医药学的发展都与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背景以及主流意识形态背景密切联系；中国医学史内容广泛涉及考古、文献、中医药学等传统文化知识。而其课程内容涉及疾病史、医家医著、医学文化史、中外医学交流史等知识模块。鉴于本课程的学科任务和课程特点，积极探讨并实践可行的教学改革思路和方法，有利于提高本课程的教育质量和教学效果。
1.1 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培养人文科学精神中医药学是一门在我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独具东方民族特色的医学理论体系。它无论是在理论指导思想还是在具体的理法方药以及养生、预防、医德等方面都有其源可寻。中医药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医乃“仁术”，“法于自然”，是与人、自然界及时间发生联系并蕴涵着丰富“人文精神”的医学体系，教学过程尤其要注重医史、医德等方面的综合培养，使学生在学习医学史实和传统文化的同时修塑优秀的人文科学精神。
1.2 以医药史为线索，培养深厚中医底蕴中国医药学的历史成就极其辉煌。自先秦至近现代，我国中医药学的许多重大技术发明创造曾填补了世界医学史的空白。教学过程中既要突出中医药学科的精髓和优势，又要对某些医学史实客观科学的评价，尤其要突出我国古代医家科学的实践精神和大胆的医学创新精神，不能简单使用当今的科学概念、价值标准去评判历史，而应当具体地去探究中医药学发展所处不同时代的特殊性，重现历史上医学思想、学术思想的各种命题与价值支撑，重视中国医药学的本土学术内涵和学术优势，着力培养学生的中医药文化底蕴和学术精神。
2 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路
以教师为主进行医学史理论阐述和分析，加之作为考查科目学时有限，很容易被学生忽视。笔者经过探索性实践，认为很有必要将“讨论式”课堂教学法积极引入《中国医学史》课堂教学，有利于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提高《中国医学史》课程的教学效果和质量。具体方法如下：①根据教学大纲要求，课前充分备课，师生共同设计针对教学单元的讨论问题；②以学生为主体，学生分成讨论小组，教师分时段参与各组学生讨论，给予适当启发引导和答疑解惑；③学生代表发言和学生辩论，教师点评讲析，归纳总结，分析重点难点，提升教学内涵和质量。
2.1 发现问题和存在不足虽然“讨论式”课堂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有突显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地位，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培养自学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等等优点，但是在具体课堂教学中，也存在诸多教改难点和不足。主要表现于以下几方面：①课堂纪律稍显混乱，个别学生言行举止过于自由和夸张；②学生讨论问题时有偏差和钻牛角现象；③每次学生代表发言人员集中，没有广泛的参与性和积极性；④个别学生发言时阐述内容过于表面化，缺乏学术性和思想性；⑤学生思维过程高度集中，缺乏发散性和探究性；⑥教学重点不易突出，教学难点不易明晰；⑦计划课堂教学时间在实际运作中调控难度较大，或时间富裕，或时间紧缺。以上几点是不同专业班级在开展“讨论式”课堂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2.2 解决对策和改进方法 为了提高《中国医学史》“讨论式”课堂教学的实效性、知识性、学术性和思想性，应该在课堂组织形式和教学内涵方面进行不断改进和完善。首先教师要革新教学思想，明确“讨论式教学”的内涵和适用性：讨论式教学是指导学生就教学中的某一问题相互启发、相互学习的教学方法。其优点在于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创造精神，有利于促进学生灵活地应用知识和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多用于高等学校人文学科中。其次要善于发现“讨论式”课堂教学的运作难点和不足，进行针对性改进。
2.2.1 课前充分备课，精心设计问题 课前充分的准备是课堂成功组织讨论的前提，而且教师和学生双方都要积极备课。一方面教师要根据教材和学生知识基础的实际，在课前设计好课堂讨论问题，并将讨论提纲告知学生；另一方面要求学生预习新知识或检索文献，带着问题进课堂。在教学问题的设计方面，要遵循以下几点：①《中国医学史》课程讨论问题的设计应该选择学生熟知的课程历史文化背景，紧扣教材的重点和难点，加强教材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且问题设计具有讨论和思辨的价值，提问最好能引起学生认知上的矛盾和冲突。②设计的问题难易适度，讨论主题既有集中性和方向性，又有发散性和探究性，力求开发学生的思辨和创造力。③设计的问题可来自教师，最好可由学生提出，努力使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流是双向的。
2.2.2 教师积极调控，学生合理分组针对课堂讨论表面热闹、效率低下、课堂纪律稍显混乱的实情，笔者认为这对教师的管理组织水平、偶发事件的驾驭能力、随机应变的能力、观察等方面的综合能力要求更高，需要不断提高。对开展讨论式课堂教学的班级，人数以50人左右分4个讨论小组为宜，合理分组，再由教师指定或小组选举一位组长进行组内协调管理和组织讨论，最大程度调控课堂纪律和学生的广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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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历是临床药师的一项重要工作记录，有教学药历和工作药历之分。教学药历是临床药师在实习和毕业后规范化培养阶段书写的重要文书，正确书写教学药历有助于培养临床药师系统的临床思维，督促其理论学习，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习惯；还可以帮助药师积累临床用药经验，锻炼书面表达能力，同时还可作为带教老师指导和修改的依据[1]。
我院自2006年成为卫生部科教司首批19个临床药师培训试点基地之一后，进行了一系列临床药师教学方法的探索。笔者作为临床医生，在见习、实习以及毕业后的临床轮转阶段曾经大量书写大病史，深深体会到书写大病史对临床医生终生工作的意义。结合带教临床药师的体会，现就临床药师在书写教学药历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进行具体阐述，供临床药师及临床药学师生参考。
1 思想认识上存在的问题
1.1 没有区别工作药历和教学药历
工作药历是临床药师所记录的具体病例个体化药物治疗的日常医疗文书。通过工作药历还能体现药师的作用和价值、考核药师工作质量以及提供教学科研的资料。
教学药历是临床药师在见习、实习和毕业后规范化培养阶段需要书写的重要文书，相当于医生写的大病史。临床药师所管床位的每个病例都应建立教学药历。教学药历写作的项目是固定的，比工作药历全面。如同医生写的大病史要比入院录项目多，内容更全面和系统。
1.2 没有认识到教学药历的重要性
认真完成每一份教学药历，在培养和学习阶段尽可能多地书写教学药历对临床药师终生的职业生涯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为了完成一份完整的教学药历，需要临床药师全面了解患者的病情及治疗，详细分析其治疗方案，同时还要予以药学监护及用药指导等。边问边想，边看边想，边想边写，系统的临床思维习惯和程序就在这种潜移默化中逐渐养成。其次，在建立教学药历时，需要分析药物治疗方案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这需要理论依据来支持。因此看教科书、查阅文献和指南等相关资料是必不可少的。临床药师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发现临床用药存在的或潜在的问题，并用所学的或所查询到的药学知识（如药剂学知识、药理学知识等）指导临床用药[2,3]，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因此，书写教学药历是督促临床药师理论学习，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方法。最后，书写教学药历有助于临床药师积累临床用药经验。在临床实践中发现的问题，经过分析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再在实践中验证观点和建议的合理性、可行性及有效性。正是通过这样的不断归纳、总结、检讨、反思和升华，反复的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锤炼，才能获得真知灼见，逐渐积累起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1.3 没有认识到书写教学药历是临床药师的基本功
书写教学药历是临床药师必须具备的基本功之一，也是书写其它医疗文书或临床文章的铺垫。恰如书写大病史是临床医生的基本功一样。医生从五年制本科的第三年上诊断学时开始写大病史，一直写到毕业后固定专科，中间写过多少大病史，又接受了上级医生多少次修改和批评?一个年轻医生临床思路清楚与否、工作认真与否；有无出息、有无前途，从病历中一定能看出一二。目前临床药师各种医疗文书的书面表达能力普遍不及临床医生，与教学药历的书写不够多、带教老师的修改不够认真都有一定关系。
1.4 没有认识到书写教学药历是重要的学习手段和途径
通过书写教学药历，学员会发现自己在理论知识、病情把握以及用药学知识指导用药等方面的不足。就会促使临床药师深入临床，接触病人；就会去寻找资料，学习理论；就会开动脑筋，学以致用，不断提高自己的临床用药能力。教学药历不仅可反映临床药师的治学态度、理论水平、书面表达能力、临床处理能力以及学术思想和观点，带教老师还能根据教学药历对学员进行有的放矢的指导。
2 写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回顾性写，甚至出院后写
教学药历不与病人的病情和治疗同步，事后追记写成回忆录，或为了应付检查或考核，临时抱佛脚地把已经出院的临床病历拿来复制，这样书写教学药历收效甚微。必须眼看耳听心想手写，把治疗方案的分析、修改或终止，药学监护结果的分析（疗效、不良反应、治疗的执行情况等），出院带药等都及时记录在教学药历上，体现出动态的特点。
2.2 照抄临床医生书写的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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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medical colleges; humanistic accomplishment education; Outline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对生命、健康、疾病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对医药人才综合素质尤其是人文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谢欣等的调查表明，当前医药院校的学生人文素质很大程度上令用人单位不满，“二期预调查数据显示，高达81.72％的人认为现今医科院校大学生的价值观是以‘有效与实惠’为中心，调查医学生工作态度时近五成被调查者（44.7％）认为其‘缺乏主动性和对工作的认同感’，工作态度不端正。”［1］这从某种角度揭示了当前医药院校学生就业较为困难的原因。可见，无论从社会和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还是从医药院校学生的就业来看，加强医药院校的人文素质教育已是迫切之举。
适逢教育部出台新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方案，在整合原有的思想政治理论公共课的基础上，增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国历来有重史的传统，对于史学的功能，“读史使人明智”、“以史为鉴”等语早为世人熟知。除此之外，读史更能使人崇德，正如梁启超所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也。” ［2］因此，有“人文学之母”雅号之称的历史课再次列入大学公共理论课的行列中，有着特别深远的意义，尤其对于历来崇尚知识和技能教育的医药院校更为突出。作者在担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中，深刻地感受到上好“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与提高医药院校学生的人文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就“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以下简称“纲要课程”）与如何提高医药院校学生人文素质谈几点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同行专家。
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育，可以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纲要课程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和奋斗史，尤其在近代史上，中华民族遭遇了空前的外敌入侵，几乎所有西方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都曾经侵略过我们。他们凭借科技的进步和军事的实力，以战争开路，强迫晚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攫取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特权，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衰弱，延缓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并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贫穷与落后。那么，通过对这段历史如泣如诉般的讲授，同时借助于一些历史电影的镜头和视频，必然能激起学生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例如，我们在讲授“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时，组织学生观看电影《圆明园》，这是一部尊重史实的近唯美主义的史诗电影，学生们看到了一座荟萃古今中外建筑艺术精华的旷世皇家园林的毁坏，目睹了西方列强对中国财富的掠夺和古迹的破坏，他们震撼于西方强盗们的野蛮行径，心底升起的是对苦难祖国的深深同情与热爱。又如，我们在讲授“五四运动”一章时，插入剪辑后的电影《我的1919》，该片以1919年“巴黎和会”为背景，通过中国外交使团拒签“凡尔赛和约”的历史事件，生动展示出80年前中国外交风云，讴歌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和蓬勃高涨的爱国激情，同时也揭示了“弱国无外交”的真理。这对学生们的心灵震撼是非常强烈的，使他们切身感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刻意蕴，体会到国家的兴旺发达、蓬勃发展给人民带来的幸福安康，离不开每一个人作出的贡献，从而激发起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他们对民族和国家的热爱。
对国家、民族的热爱是一种大爱。一旦我们的学生拥有了这种大爱的胸怀和精神，他们才能形成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重和关爱，这是医药院校学生必备的一种人文素质。“医乃仁术”，要求医学以生命为本，敬畏生命，而不是让生命乞怜于医学。这才是真正的、完美的医学。这种对生命敬畏感的形成，源于一种内心崇高的信仰，这种信仰就是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只有在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驱使下，我们医药院校的学生才能更好地关爱生命，敬畏生命，从而努力地去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研制出能帮助人类解决疾病痛苦的良药，练就出更加精湛的医术。
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求真的品格
史学虽然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但是它有着科学的精深严谨。它是对过去的人、物和事件的研究，它不可凭空臆说，必须是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尽力得出合乎当时史实的结论。诚如北京大学的茅海建教授指出的：“尽管现代史学理论已经证明了再现历史之绝对不可能，但求真毕竟是治史者不灭的梦境。” ［3］可见，求真可以说是史学研究和史学教学的最高追求。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中，努力地向学生灌输史学的求真精神。例如，我们在讲授“鸦片战争”一节时，我们没有宥于旧说，对于鸦片战争时期的主战派给予高度的肯定和评价，而是结合学术界挖掘的新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对于当时中国朝野上下昧于世界大势的真相给予正确的认识。甚至于对于当时号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不是只有肯定，因为作为朝廷钦差大臣的他，身处当时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广州，但是对于英国发动战争的信号没有作出及时与正确的反应，说明了他对于西方的认识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从而形成对于历史人物更加全面的认识。再如，我们在讲授“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时，对于中国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地位与作用的问题，没有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结合中国抗战的三个阶段逐一地展开分析，引导学生自己得出结论：国民党在抗战的前期是积极地抗战，但是在抗战的后期转向消极、被动。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力图培养我们学生求真的精神，做到“论从史出”，以科学和真诚的态度对于一切事物。
求真是医药院校学生必备的人文素质之一。只有具有了求真的品格，我们的学生才能以真诚的态度去善待他人、善待生命。2007年度感动中国的人物之一——陈晓兰医生，就是对于医药人员必备的求真精神的最好诠释。但是，历经9年的举报上访之路，陈晓兰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如果我们每一个医药院校的学生都能拥有求真的品格，那么，陈晓兰就不再会是同行眼中的另类，也就不再会有目前那么紧张的医患关系。
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育，有助于形成学生积极乐观的精神
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与“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而奋斗，是纲要课程教学的主题所在。围绕这两大主题，近现代史上无数的仁人志士浴血沙场，进行前赴后继的斗争，才在失败之中开创出一条走向胜利之路。因此，中国近现代史既是一部沉沦史也是一部奋起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曾经历了无数的失败。如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背叛革命，对革命力量进行大肆的屠杀，中国共产党人由5.8万人锐减到1万人，同时，中共党人领导发动的近百次武装起义几乎无一例外的失败。在如此惨重的打击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气馁，而是在失败之中，勇往直前，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继续探索，直到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最后的胜利。再如，在抗战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凌厉攻势，还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叫嚣，加之国民党正面战场大片国土的沦陷，“失败论”弥漫国内。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这种局势吓倒，而是深入地对中日双方的国情进行了对比研究，得出理论：抗战是一场持久战，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这体现出来的是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种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举不胜举。我们在教学中，突出这种精神的灌输与引导，教育我们的学生从先辈的身上继承这种精神，在面对任何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决不轻言放弃，以积极进取、乐观的态度坦然面对一切。
这种积极乐观的精神对于医药院校的学生来说，更为重要和必需。因为他们跨入社会之后，主要是与病人和疾病打交道。这是一个需要激励和关怀的群体，它需要我们的医药人员以积极健康乐观的面貌出现在病人面前。尤其在今天这个“癌魔”肆虐的时代，众多的病人并非病死而是吓死，因而更加迫切地需要我们的医护人员具有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以此去感染和激励病人，帮助他们树立战胜疾病的决心，从而增强他们战胜病魔的力量。
概而言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开设，绝非部分世俗论者眼中的毫无用处。它对于目前依旧重视科技教育而轻视人文教育的医药院校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它可以弥补学生历史知识和人文知识的欠缺，培养他们的人文关怀，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从而增强他们的综合素质。因此，我们应给予纲要课程应有的关注与重视，努力探寻提高该课程教学效果的途径和方法，以收提高学生人文素质之效。
参考文献
［1］谢欣等.用人单位对医学生人文素质需求与评价的调查［J］.西北医学教育，2007（6）：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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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从“神农尝百草”的年代，发展到周秦之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造就了不少着名医家，撰述了不少医学着作，医学也有了初步的分科，随着中医学的发展，客观上已为医学史的修纂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但是，限于当时科学发展的水平，各个学科之间还缺乏明确的界定。因此，在非医学的着作中，记述着不少医学的内容。在商周的甲骨卜辞中，有关疾病的卜辞，就记述了当时的病名和治疗的内容，以及原始病历的史料。_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记述了近卯种-药用植物的产地、形状、采集，以及防病治病等内容，瑢科学与神话于一炉的奇书《山海经》，记载了140种药物，其中植物药59种，动物药83种,矿物药4种。还提了两种可供避孕的药物，可以说是最早的避孕药记载。《周礼?天官》中记载着医事制度等内容。曹植的《说疫气》记述了东汉建安22年疫病流行的情况。还有文集、笔记等，或多或小，都有有关医药内容的记载。
这些大量的医学史科的积累，和医家传记的收载，理应导致医学史学科的创立。但是，中国医学史学科，却以艰难的步履，迈过千百年的岁月，几经沉浮，始告创立。这与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传统思想不无关系。千百年来，人们在思想上，只知道尊孔读经，热心仕途，而轻视科学技术，视医学为末技，把医家列为百工之列，称为“医工”。不屑于为末技医工修史立传。被尊为医圣的张仲景，在正史中无传，.就是一个例证。不少医药史实，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湮没，难以查考。有如扁鹤.的祖籍，.千百年来争论不定。然而，中医学毕竟与中华民族的生存休戚相关。因此，史官修史不得不收载一二。文人着述，多有记述。其目的，或为自身文体的需要，或为表示作者见闻的广博。但是，在客观上，却为医学史的研究保留下了大量的可贵的医药史料.
医学发展史表明，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医学家的活动。因此，医学家传记的研究,，在医学史研究中最先得到注意和重视。《扁鹊仓公列传》的问世，就是明证。它虽然仅仅是两位医家的合传，还不足以称为医学史研究的专着，但是，它毕竟掲开了医学家传记研究的序幕，标志着以医学人物为中心的医学史研究的萌芽，形成了中国医学史研究的特点。千百年来，影响着中国医学史的研究。
二、形成时期
这一时期，从晚唐到明?正德年间，公元875年至15订年。仍以医学家研究为主。但是，"E已从个别的列传，发展为众多医家的合传。其代表作有：唐?甘伯宗的《名医传》，明?李濂的《医史》。同时扩大了研究的范围，留意于专门史钭的总集。有如疾病史。
医家传记的研究。最早的专着应为唐?甘伯宗的《名医传》。甘氏生于中唐时期,《名医传》约成书于晚唐.，可惜早失。据范行准的考证，《名医传》最早着录于北宋庆历元年（公元10.11年），王尧臣撰的《崇文总目》中，载有“《名医传》一卷，甘伯宗撰。”《新唐书?艺文志》同，惟作七卷。_据熊宗立的《医学源流?自跋》称“唐甘宗撰历代名医自:三皇始而迄于唐代，绘列成图”?原书是图在文前，赞在文后，共载医家116人范氏认为在张旲《医说》中保存着《名医传》的原本，诚如郑樵所说“名亡实存”。这种有图有赞的文体，已较仅是记述而不评论的文体，在医学家传记研究中前进了一步。
《名医传》的问世，表明医家传记的研究，已从个别的列传，发展为众多的合传，标志着以医家传记为中心的中国医学史研究初步形成，并深深地影响着后世医学史研究的进程。范行准曾对《名医传》的流变作了探讨，认为《名医传》，'曾改名为《历代名医录》，或改名为《名医大传》。飞历代名医录》后又改为《历代名医图》由其演变流传的约有四类。1.依仿《历代名医》之名的，有宋?党永年的《神秘名医录》。2.沿《历代名医》之称的，有宋张晃的《医说〉〉卷一《三皇历代名医》。宋*周守忠的《历代名医蒙求》二卷。元?陶宗仪的《辕耕录》卷二十四《历代医师》。明?熊宗立的《历代名医图姓氏》。3.据《历代名医录》而充医家姓氏的，有宋?许慎斋的《历代名医探源报本之图》。
明?熊宗立的《医学源流》。明?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卷一《历代圣贤名医姓氏》。明?李梃的《医学入门》卷首《历代医学姓氏》。清?陈梦雷的《医部全录?医术名流列传>)。此外，属于名医合传的范畴,还有宋?赵自化的《名医显佚传》，已佚。宋.魏了翁的《医学随笔》,收录历代医家，上自三皇的僦货季，下迄宋代的刘翰，计142人。所录医家仅有姓名而无事绩，但其人数超过二十四史的记载，可资研究历代医学发展的参考。
《医史》，明*李濂撰，十卷。明?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刊行。该书采录历代名医，自医和至自李杲，见于史传的55人，又采诸家文集所载，从宋代张扩至张养正，几十人6其中张机、王叔和、王冰、王履、载原礼、葛应雷六人。史无记载，李氏为之补传。毎传之后，各附论断。李氏自序称“医史者，佘辑前史所载方技列传，以为学医者之正宗也”，可见其编写的目的。李氏以《医史》命名，表明作者已认识到医学家与.医学史发展的关系，希望读者能从中得到启迪，而称为“学医者之正宗”。该书内容，虽然仍为医学家传记。但是，已能根据医学发展中的贡献而立传，不因袭前人。对于贡献大而又正史无传者，都为之补传，如张机等六人。各传之后，附有论断，均较前人为胜9标志着以医家传记为中心的中国医学史学科的形成。并对后世医学史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医学专题史料的搜集^李昉等修纂的《太平御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它是古代百科全书式的类书，采用典籍1690种，还有不着目录的诗词文赋等，保留下桊汉以前部分佚书的内容，卷七百三十八至七百四十三，《疾病部》一至六卷，为有关疾病的论述，采撷广泛，内容丰富，.惜未加整理编次。但是，这部分有关疾病史料的总集，可以说是开创了后世疾病史研究的先河。
这一时期，甘伯宗《名医传》专着的问世，表明医学家传记的研究，再也不是史书、文集等附属的内容，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它促进了后世研究医学家传记的发展。同时扩大了研究范围，有了专题史料的搜集，突破了单纯研究医家传记的格局。李濂的《医史》，已将医学家传记的研究与中医学发展进程相结合，而且有述有评，形成了以医学家传记为中心的中国医学史学科。
三、成熟时期
这一时期，从明.嘉靖（公元1521年）至193年。医学史的研究，已从单纯的医学家传记的研究，深入到探索中医学发展的规律，.如郑文焯的《医故》。.特别是第一部较系统的中国医学通史〈<中国医学史》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医学史学科的成熟和确立。开展了专科史的研究，注意到介绍西洋医学史。凡此无不表明，中国医学史作为-门学科正在日见成熟，而且建立了组织，创办了刊物。
学术研究。郑文焯的《医故》，刊行于1891年，书分上下两卷。在《原医篇.》中，论述了医之定义、巫医关系、本草命名，探讨了本草、内经、难经等着作的版本源流，考订了古今剂量的异同，’提出了医之门户分于宋，考定了孙思邈的生卒年，凡此等等，已突破专事收载医学家传记的格局，涉及医学发展规律的考察。或考竟源流，或订正错讹，或直抒己见。无论是从撰写的体例，史料的选择和应用，史实的分析和议论，均较前人略胜一筹，表明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步i因而，该书在中国医学史学科的创立过程中，是一部不能忽视的医史专着?
《中_度学卑》陈邦贤撰，1919年写稿。由上海医学书局出版，商务印书馆印行第二版，日本医史学家山本成之助将该书译成日文出版，改名为《支那医学史》。1957年，商务印书馆再次出版修订第三版。该书以朝代为纲，从各个历史时期，考察医学发展的历程、医学成就、医学人物、医学着作，以及西洋医学的传入、疾病史等。特刖是，收载了太平天国、北洋时期、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医学医政史料，使该书成为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中国医学通史，标志着中国医学史学科日见成熟。
专科史的研究。何霜梅的《中国药物学史纲》，为第一部药学专史。丁福保的《西洋医学史》，打开了学习西洋医学史的窗口。表明医史学界已认识到研究中国医学史必需了解西洋医学史，并加以相互比较研究。
这一时期的医学史专着，主要的还有：王宏翰的《古今医史》.（1697年），，陈梦雷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考证》(1723年)，.丁福保的《历代名医列传》（1909年〉，王吉民的《中国历代医学,,之发明》（I928年），许明斋的《历代名医传略》(1卩16年），王吉民、_伍连德的《中国医学史》，（英文，1932年〉等。
建立组织。1935年秋，由壬吉民等发起组织“医史委员会”.，1936年2月宣告正式成立，1937年，更名为“中华医史学会”，会长王吉民。
创办刊物。I936年，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创办“医史专号”，共计9期，其中中文5期，英文4期。
四、发展时期
这一财期，自1M8年到现在。又可分为四个阶段。
1.初次繁荣。1的8?1S49年9月在医学史界前辈的驽力下，I947年,创办了《医史杂志》，
自1M7年至W48年，共刊行了3卷5册。召开了第二次学术会议，创建了第一个医学史专业博物馆。主要的着作t李涛的《医学史纲》，李延安的《中外医学史概论》范行准的.《明季西洋传入医学》、《中国医学预防思想史》等。由开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歧视、消灭中S的政策，使医学史的汽也举步艰难。
新中国成立后，贯彻了党的中医政策，使中医事业得到新生和发展，医学史的研究也得到重视和复苏。随着《医史杂志》的复刊，各种中医杂志也多开医史拦目，活跃了学术空气，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探讨医学起源、医家评价等问题。医史专着日见增多。1950年，中央卫生部决定医学史作为医学院校的必修科目，举办了医史髙级师资进修班。各省市相继成立医学史分会，有北京、上海、广州等三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