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健康论文实用13篇

医学健康论文篇1

2．1方法上的优势中医学防治疾病的方法丰富多彩，除广泛应用的方药和针灸外，还有推拿、按摩、刮痧、火罐、熨疗和气功等许多行之有效，简单易行的方法。

2．2方药上的优势天然药物储藏丰富，我国有中药材12807种，历代方剂10多万首，目前我国生产的中成药有5000多种［2］，是新药筛选开发的巨大资源，这些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应用的有效方药，具有开发投资少，风险小，周期短的特点，将成为新药研发的热点，也将成为我国的新兴支柱产业。这些中成药对一些慢性病的治疗具有很好的疗效，而且方便群众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具有经济高效的特点。

2．3养生保健方面的优势根据中医“药食同源”的理论，开发具有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抗疲劳等功能保健食品，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药食同源”理论还可以应用到我们的一日三餐，因为食物也有性、味、归经之分，有着良好的食养、食疗效果，我国第一部医学经典《黄帝内经》中就有“饮食有节，瑾和五味”的至理名言。宋朝《太平圣惠方》列出了对28种疾病进行食疗的方法，如水肿病人食黑豆粥、咳嗽病人食杏仁粥等，明确了饮食的治疗学意义。中医传统食疗的特点用两句话可以概括，“润物细无声，王道无近功”。就是说食疗必须长期坚持才能见效！中医对食疗“无功可言，无德可鉴，而人登寿域”的功效描述，就是对传统食疗突出的保健效果做出的高度评价。祖国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对于养生有具体的描述，包括精神上的修养；饮食起居的调节；环境气候的适应；适度的体格锻炼。这些和我们现在的健康四大基石内容是一样的。还有古代名医华佗的五禽戏，以及后来发展的八段锦，导引术等都是非常适合老年人的锻炼方式，在慢性病的防治上有着积极的意义。

3传统医学曾经对我国健康事业作出重大的贡献

在50～60年代，我国经济相对落后，我们靠着祖国传统中医药学的理论，在各个城镇乡村建立卫生所，培养一大批的赤脚医生，靠着一把草药，一根银针，以最低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社会效益。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与已得到控制的急性传染病相比，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尚缺少生物学预防手段和治愈方法，因为这些疾病不像传染病那样由单一的病原微生物引起，而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发生的，而我们传统的中医药学有着多环节、多层次、多靶点整合调节的干预方式的特点，在防治慢性病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医学健康论文篇2

信息素养教育模式医学生是健康信息素养的先行者、未来健康信息教育者和传播者，加强医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其辐射作用面大，对于促进公众健康、降低健康风险和提高健康可及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要结合医学生职业岗位技能素养要求，积极整合和优化健康信息素养与专业教育课程，构建多层次、专业化的基于岗位胜任力的健康信息素养教育模式。

2．1借鉴21世纪医学生培养目标与要求世界卫生组织一直积极倡导医学教育改革，最为突出的是建立以社区为导向的医学教育模式，倡导“五星级医生”理念。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制定了“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GMER）”，对医学生的信息素养提出了具体要求：能够利用信息和通讯技术进行自学、获取信息、治疗管理患者并开展卫生保健工作。这些要求表明，21世纪的医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要着重强调医生的职业价值、群体保健和预防观念、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有机统一，能够有效识别健康信息需求、获取信息资源、分析评价信息质量、利用信息与遵守信息道德规范。在具体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中，要根据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文化传统、文化层次、年龄与专业等类别，建立健全分层次、差异化的健康信息素养培养培训机制，因地制宜地开展健康信息素养教育工作。

2．2开发基于工作任务过程的健康信息素养项目化课程要以培养提升学生岗位胜任力为导向，以加强培养健康信息素养与专业学科教育融合为切入点，探索医学生健康信息素养教育模式的改革，打破传统的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特征的文献检索课程模式，开发由医学图书馆员介入、基于工作任务的“教学做一体化”项目任务驱动的健康信息素养教材，编写相对应的特色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案，在课程内容涵盖和组成形式上反映学科整合化趋势，融合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临床医学、公共卫生和沟通能力，实现健康信息素养教育和职业岗位胜任力的有机融合。

2．3建立健全健康信息素养教学特色资源库要结合发达国家健康信息素养发展及其标准化评估实践的最新研究成果，研制符合国情的健康信息素养能力标准与评估工具，为制定相对应的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策略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将各种分散的网络医疗、公共卫生、保健康复等健康信息资源、医疗卫生行业资源以及国内外健康信息素养优质教学资源进行有机整合，构建健康信息素养教学标准、课程体系和实验实训、教学指导、学习评价等特色教学资源库模块，建立大容量、开放式、交互性强、适应大数据网络发展的信息化教学服务系统，建立完善权威的类似于美国“MedlinePlus”的健康信息素养教育门户网站，提供政府、专业学会、医院和研究所等高效、稳定和权威的官方网站，建立健康信息网络导航平台，开展网络健康信息资源分类导航服务，不断丰富健康信息教育资源，开发专业的在线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系统，实现校内、校外实训基地和医疗卫生机构资源共享，实现校际共建共享，实时获取健康信息素养教育最需要的一线资料，促进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方式的变革，不断提升健康信息素养水平。

2．4建立健全校内职场化与校外教学化相结合的实训实践教学体系要以强化职业岗位技能训练为切入点，探索建立全真模拟医院信息系统与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的职场化健康信息素养实训室，开设综合性实训实践课程，拓宽以社区实践基地为中心的教学场所，强化社会实训实践基地的教学功能，建立紧密型校企合作教学基地及其保障体制与机制，逐步建设形成一个课内与课外衔接、校内与校外互补、健康信息素养技能与职业岗位服务能力有机结合、可操作性的实训实践教学体系。

医学健康论文篇3

1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查的方法,抽取本校2003级临床本科在校学生共126名，其中女生46名，男生80名。

1.2研究方法

采用心理卫生自评量表(SCL-90)以问答的形式要求被测学生在记分卷上按照要求记分。该量表包含90个项目,涵盖9个症状因子（F1~F9）和一个附加因子F10(其中F1为躯体化、F2为强迫、F3为人际敏感、F4为抑郁、F5为焦虑、F6为攻击性、F7为恐怖、F8为偏执、F9为精神病性，F10主要反映饮食和睡眠),每个项目按1~5级评分,超过3分,表明该因子的症状达中等以上严重程度。然后将结果使用SPSS11.0软件对问卷进行了数据统分析,并将各项与国内正常成人的因子分比较。

2结果

2.12003级临床本科医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本校2003级临床医学大学生心理健康与国内普通成人SL-90的因子分布比较结果见表1。由表1可见，该年级学生在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等因子上与普通成人的差异有显著性。其他因子与普通成人的差异不具有显著性。

表12003级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和普通成人的比较（略）注：*P<0.05，**P<0.01。表22003级男女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比较（略）注：*P<0.05。

2.22003级临床本科男女医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在本校男女医学生中，其心理健康存在性别差异，尤其是在躯体化、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攻击性和恐怖等因子上的差异具有显著性。男生在人际敏感、攻击性上的问题较女生严重，而女生在躯体化、抑郁、焦虑、和恐怖上的问题较男生突出。男女生的心理健康情况比较见表2。

3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了本校临床医学生SCL-90各因子均分及阳性项目多项高于国内普通成人组。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高速阶段，同时我国现在已加入了世贸组织,给现代大学生既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大学生一方面要适应大学的工作、学习、生活压力,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社会上的各种多变的思潮和价值观念。而作为一名医学生，所承受的学习压力和将来工作的压力以及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所造成的心理负担也势必比一般大学生要大，随着国家对医学生的培养越来越多，医学生将来要面临的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峻,社会竞争也更为激烈,人际关系日益复杂，这对于一个还没有完成成熟、适应社会生活的大学生来说是个很大的心理挑战,这样使他们容易导致强迫、抑郁、焦虑与敌对的现象。另一方面，在这批学生中，有80%以上的是独生子女，他们一般在家里处于中心地位,在家的娇生惯养,和父母的过分溺爱，更容易降低他们适应各种社会生活的能力,也缺乏处理学习和生活中的突发事件，从而导致其心理问题。

研究结果同时显示了本校2003级医学生中女生在躯体化、抑郁、恐怖、焦虑等方面较男生严重,而男生在人际敏感和攻击性等方面较女生严重,可能是由男、女生的个性特征差异、家庭教养方式和社会风气不同所致。在中国，现代社会对男、女孩子的个性培养与教养方式还存在无形的差异，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认为女孩子应该乖巧，而男孩则应该勇敢、坚强，这种根深蒂固的风气自然就形成了男女生之间心理健康水平的差异［2］。

医学健康论文篇4

目前，各医学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方式是针对全体学生的课堂教学和针对少数学生的个别心理咨询、心理辅导。团体辅导活动、心理行为训练、书信咨询、网络咨询等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还开展得较少。还没有形成以课堂教学、课外教育指导为主要渠道和基本环节，课内与课外教育、教育与指导、咨询与自助紧密结合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专题讲座、宣传栏、心理健康宣传月、宣传日等有助于营造增进心理健康良好氛围的活动开展得不多。尤其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如何通过网络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已经成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者必须应对的课题。高校在这方面的探索研究还远远落后于形势的需要。

3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医学化倾向

这种倾向是指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是以“调试”和“治疗”即解决大学生心理问题，排除心理障碍或危机干预为出发点，甚至主张应用药物或医疗技术对学生进行心理治疗，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当成心理医生。个别医学院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在不具备行医资格的情况下，擅自给学生进行药物治疗或仪器治疗。这种倾向的存在不但混淆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与医疗单位专门心理医生的区别，而且背离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另一方面，把多数大学生中存在的发展性心理问题当作疾病对待，造成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恐惧。

医学健康论文篇5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stitution theory of TCM to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health

XU Yangcai1 WU Zhikun1 ZHANG Cai2 GONG Bomin1 LI Jixia3

1.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Shanghai 201203，China；2.Rehabilitation Medicine College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Shanghai 201203，China；3.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92，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benefit that the constitution theory of TCM to promote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and fitness，humanistic quality and students' consciousness of lifelong spo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medicine theory，the current college students' physique health test system lacks the index of reacting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adaptability，and the constitution theory of TCM has the character of harmonization between soma and spirit，the "overall concept"，just can make up for the inadequacy of the current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health test system.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hysical test projects should be brought into the current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health test system，and strengthen the intervention and guidance after testing，to improve the current system of students' physique health test and promote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Key words] The constitution theory of TCM；College student；Physical health

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丰富改变着我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也导致我们的身体素质不断下降，心理压力不断增大，很多现代文明疾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肥胖等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关注国民健康，寻求促进国民体质健康状态是国家的重要工作。而大学生体质状况，很大程度上影响国民的体质状况，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发展。近20年来大学生体质健康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肺活量、速度、耐力等身体素质在不断下降，而肥胖率在持续增加，视力也在不断下降，心理状态更不容乐观。最近国内大学接连发生室友之间投毒、杀害等恶劣事件，无不影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非常严峻。针对目前大学生的体质健康问题，国家也推进了很多改善措施，先后“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中央7号文件”的政策或举措出台，但是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还是不容乐观，还没遏制住下降的趋势，体质健康水平还在继续滑坡。探寻提升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新途径成为教育系统、体育系统、运动医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而且随着社会、经济、教育的发展，现行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项目已经不能全面反映其体质健康状态，缺少能全面反应大学生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能力的评价指标，更缺乏后期的干预措施。中医体质理论恰巧可以弥补现行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不足，全面反映大学生心身健康状态，根据“辨体施养”的原则选取相应的中医养生措施，进而改善大学生心身健康状态。

1 中医体质理论概述

中医体质学是基于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人类个体健康状态与体质类型的生理、病理特点，并以此分析疾病与亚健康的反应状态，病变的性质及健康-亚健康-疾病的发展趋向，从而指导疾病预防、治疗以及运动养生和康复治疗的一门学科。在中医体质学中，体质的概念即人的身体素质，是指个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表现出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特质，是个体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所形成的与外部自然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人体个性特征[1]。表现为形态、结构、功能、心性、代谢以及对外界刺激反应等方面的机体差异性，对某些致病因素的易感性，以及病变过程的倾向性。

中医体质学认为：中医体质是强调人体体质的形成基于先天遗传和后天调养两个基本因素。人体体质形成的重要基础是先天因素，很大程度上体质类型的转变与差异性还取决于后天因素的影响。另外，中医还强调机体内外环境相统一的整体观念，表明个体体质特征是在后天生长、发育过程中与外界自然和社会环境相适应而形成的个体特征，即人与自然的统一，人与社会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形神合一”的生命观[2]。体质的形成是先天禀赋与后天因素长期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既是相对稳定的，又是动态可转化的，从而使得体质的调节与转化成为可能。根据机体生理功能，有针对性的对各种体质及早采取干预措施进行调整，纠正或改善某些偏颇体质状态，达到机体与自然、社会环境相适应，以减少体质对疾病的易感性，可以预防疾病或延缓发病，达到阴阳平衡状态，这就是中医养生的“辨体施养”原则。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医家从不同角度对体质类型进行了划分，但始终没有统一的标准，历代中医文献中有气体、气质、素质、体质等不同名称。中华中医药学会于2009年颁布了9分法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中医体质类型分别为血瘀体质、痰湿体质、气郁体质、湿热体质、气虚体质、特禀体质、阳虚体质、阴虚体质、平和体质。其中平和质表示个体身体健康、心理健全，具有较强的适应外界环境、社会环境的能力，其余8类体质则属于偏颇质，即个体处于疾病或亚健康状态。中医体质分类为体质辨识及中医体质类型相关疾病预防和治疗、运动养生、健康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使中医体质分类趋于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统一化。根据个体的体质类型，遵循“辨体施养”的原则制定中医运动养生方案，调整人体体质的偏颇状态，预防疾病的发生，达到身心健康的状态。

2 中医体质理论对大学生体质健康的影响

2.1 中医体质判定标准能有效反应大学生心身健康状态

中医体质分类判定标准基于中医体质理论，它是我国规范和指导中医体质研究及应用的第一部规范文件，旨在为中医体质辨识及与中医体质相关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健康管理、运动养生提供理论依据，使中医体质分类更规范、更科学。而中医体质理论秉承“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认为人与自然界、社会是一个整体。人与大自然应该和谐统一，空气中弥漫的尘埃，自来水中的重金属便是人类破坏自然之后所得到的反馈；人类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而社会的进步、治或乱对人体的影响亦很大。中医体质理论遵循整体观念，认为人为一个有机整体，注重“心身统一”“形神具备”，反对过分安逸，强调四肢要适当运动，强调心神安宁，认为心为一身之主宰，心神安定，则五脏六腑皆安定；若心神不宁，则五脏不安，容易产生各种疾病，心神，也就是现代所谓的心理活动。中医体质理论指导下制定的中医体质分类方法涵盖了反映人的心理因素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内容，中医体质类型判定能够较全面的反应大学生的心身状态。现行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体系缺乏反应大学生心身状态与社会适应能力的项目，将中医体质类型测试项目纳入其中，从而形成完善的体质健康测试体系，全面反应学生的心身状态与社会适应能力。学生可以根据各自的中医体质类型选择合适的中医养生方式，调整偏颇体质，恢复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

2.2 中医体质理论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

终身体育就是将体育终身化，即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一直保持参加体育锻炼的习惯。终身体育意识对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的培养和学习体育技能至关重要。提升大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和体育能力，促使其在步入社会后继续保持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形成良好的体育认知和坚持不懈参与体育锻炼的意志品质，养成终身体育的习惯，从而保证身心健康地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去，更好的为社会发展做贡献。高校体育是学生接受体育教育最后一环，也是养成终身体育习惯最重要的一环，应充分利用学生在校的重要时间段培养其终身体育锻炼意识，为养成终身体育习惯打下良好的基础[3]。如何让大学生养成终身体育习惯，对大学生进行终身体育意识和健康理念的教育势在必行。而终身保持健康状态不是件容易的事，它不仅需要人们对生命、健康有清醒正确地认识，还要学会调养身体，维护健康的方法，而且要付诸实践养成终身进行体育锻炼的习惯。而中医养生就是为人的生命健康长寿保驾护航，大学生在校期间得到中医养生的知识，将来走出校园后，可以选择适合的运动方法与手段保养身体。中医体质理论认为人的体质是先天禀赋与后天调养综合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可以调整。根据“辨体施养”的原则，选择合适的养生手段，调整偏颇体质，防病于未然。运动养生是中医养生的重要部分，也遵循“辨体施养”的原则，例如湿热体质的学生适合爆发性的运动项目，而气虚体质的学生则应该选择中低强度的运动项目。掌握有效的维护身体健康的运动方法，并根据自身体质特征选择合适运动项目，对维护身体健康，形成健康意识，对于促进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有重要意义。

2.3 中医体质理论为大学生运动养生提供依据

统计数据提示，大学生人群中的慢性疾病的发生率不断攀升，包括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与心血管疾病[4]。当代大学生的学业、就业、经济、家庭、社会压力，以及不规律的学习生活方式，均会导致大学生们体质下降。近20年的体质健康测试数据也提示大学生体质状况每况愈下。大学生担负着未来社会的建设重任，他们的身体素质关系民族的未来。如何提高他们的体质，成为教育界、家庭、社会关注的热点。中医养生提倡“辨体施养”，按照人体的体质类型选择养生方法，调整偏颇体质，以提高学生的体质健康，预防疾病的发生。现在常用的中医养生保健方法有运动锻炼、情志调摄、中药调理、饮食调养、起居调护、四季养生、经络养生等，因此，体质辨识的方法成了个性化运动养生的工具。根据个体体质类型选择合适的运动养生方法，调整偏颇体质为平和体质，使机体处于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应用体质辨识，客观地评价自身的体质类型，更加全面地了解自身健康状态，已获取个人将来可能出现的发病倾向信息。生命在于运动。个体身心健康与运动紧密相关。一是，运动养生可以有效干预个体亚健康状态，提升身心健康水平。二是，通过体育运动可以促进病体的康复、提升体质健康状态。中医体质辨识和运动养生密不可分、缺一不可，应用中医体质理论为大学生选择适宜的运动养生方法，能更及时、更有效、更有针对性地指导运动炼和完善饮食结构、生活起居、情志调摄等来调整偏颇体质状态，达到体魄强健，为个性化的运动养生提供了依据。

中医体质理论在治未病中有其独特的优势，能较好地体现因人制宜、因体施养的思想，在大学生个性化的健康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将中医体质理论应用于大学生运动养生过程中满足了其治未病的需求。中医体质理论在运动养生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偏颇体质的运动调养上，指导各类偏颇体质更科学的运动养生。例如，阳虚体质人畏寒怕冷，手足不温，喜热饮食，耐夏不耐冬等主要特征。根据中医理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观点，阳虚体质的人锻炼时间最好选择春夏，每天选择阳光充足的上午为最佳的时机，进行户外运动锻炼，不宜于阴冷天气或潮湿之处锻炼身体。阳虚体质的人以振奋、提升阳气的锻炼方法为主，以提高肌肉力量、爆发力锻炼等可以振奋阳气，促进阳气的生发和流通。中医体质理论方法能有效的指导各类偏颇体质者的运动调养，从而达到阴平阳秘、身心健康。

2.4 中医体质理论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

心理素质是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决定因素，以生理素质为基础，在实践活动中主体与客体通过相互作用，而逐渐升华和形成的心理潜质、能力、特点、品行的综合。大学生在校期间是社会化过程的重要阶段，是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如何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一直是高校教育的重要工作内容。如何评价与干预大学生心理素质也是高校教育团队不断寻求的内容。大学生的体质健康不仅包含身体的健康，还应包含心理的健康。而现行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体系缺乏反应大学生心理状态的指标。中医体质理论注重“形神合一”“心身统一”，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体的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是一个相互依赖、彼此影响的整体，两者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人的精神活动依赖于其生理功能，生理活动出现异常，会影响机体心理状态；并且异常的心理活动可以引起情志变化，进而导致脏腑紊乱。根据中医体质理论制定的中医体质类型判定涵盖了对人体心理状态的评价。而中医养生根据“辨体施养”的原则，选择合适的中医养生方法，调整不良的心理状态。如气郁体质的人群可以选择户外的、大强度、娱乐性、群体性的运动项目，具有疏肝解郁的作用。所以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中医养生方法能对大学生的心理状态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改变忧虑焦躁情绪，更好的适应环境、展现自我，意志行动处于积极的状态，并保持正常的调控能力，形成积极进取、乐观开朗、勇敢创造的良好心理品质。另外，中医体质理论的整体观念要求个体和环境合理的融合达到一种协同促进的状态。要达到个体与环境和谐统一，即个体对赖以生存的外界环境和生活需要具有较高的应付和适应能力，个体要不断改变自身以适应环境同时也包括个体改变环境使之适合自身的需要，从而提升社会适应能力。因此，中医体质理论不仅能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还能增强社会适应能力，为培养全面发展的现代综合性人才起着重要的作用。

2.5 中医体质理论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人文素质的内涵可以理解为由人文科学知识、社会心理、文化修养、人文精神等方面综合而形成的一个人内在的、稳定的特质，外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人文素质是个体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引导个体人际相处、人与自然相处的准则，对其政治素质、文化修养和精神素养等具有巨大影响力。因此，人文素质教育对于培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当代大学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缺失的问题日益凸显，它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和高等教育质量上的软肋[5]，极大地制约了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发展空间。这一问题已逐渐为教育专家和高校所深切关注，加强和完善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已成为今后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设置，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发展壮大，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我国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中医文化与中医养生文化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的中医体质理论，是研究人体体质特征、体质生理、体质病理特点，进而指导疾病预防、治疗以及养生康复的理论体系。所以中医体质理论属于中医文化的一部分。中医养生遵循“辨体施养”的原则，根据各自的体质类型，选择恰当的养生方式保持增进健康。中医养生在衍生、发展的进程中受到儒、佛、道等传统文化的影响，结合阴阳、八卦、太极、五行、脏腑、经络等理论，融传统艺术、民俗、宗教文化于一体的博大精深的科学知识体系。通过培养学生中医养生的意识，进而改善心身状态，防病治病，增强体质，保证健康。在大学生中推广中医体质理论，不仅可以使学生拥有正确的中医养生意识与手段，对增加学生中医文化、中医养生文化的知识，提高其人文素质也大有裨益。

3 结语

大学生体质连续下降，肥胖率不断攀升，慢性病不断滋生，心理疾病发生率不断升高，大学生心身健康问题已经十分突出。大学生又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只有大学生健康了，才能保证将来我们的社会和谐的发展与进步。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体质类型辨识与中医养生，不仅促进大学生身体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还具有增强其心理素质、人文素质，培养其终身体育意识的作用。目前实施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体系一方面缺乏反应大学生心理状态、社会适应能力的指标，另一方面缺乏有效干预措施。而中医体质理论与运动养生可以弥补其不足。笔者建议将现行的大学生体质测试增加中医体质类型测试，构建完善的大学生体质测试新体系，并依据“辨体施养”的原则，对不同体质状态的个体开具综合运动养生方案，一方面构建了新型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评价体系，另一方面还加强了测试后期的干预和指导，从而全面的促进了大学生身心健康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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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健康论文篇6

1国内外健康管理学科发展概况

1．1国外发展情况

健康管理理念源自20世纪50年代末最先在美国保险行业提出的概念（ManageCare），其初衷是为了控制客户的患病风险、降低健康医疗费用支出的可能性。1969年美国政府将健康管理纳入国家医疗保健计划，并开始出现区别于医院等传统医疗机构的专业健康管理公司，提供系统专业的健康管理服务。迄今为止，健康管理学已经形成涉及医学、心理学、管理科学、社会科学、环境科学、公共政策和法律等多个学科为一体的新兴学科。在欧洲很多国家，健康管理早已经发展成为完整、系统、规范化的学科体系。美国很多高等院校都开设有健康管理专业，多数在设立在公共卫生学院、公共政策／事务学院下，健康管理专业也多以卫生政策与管理或健康管理与政策的名称出现。学位从大专、本科、硕士到博士4种，学时也分别从2年到5年不等。但无论哪个层次的人才都是专业的医疗管理人员，都必须遵从严格的从业标准方能执证上岗。与美国不同，英国的健康管理的生源则相对较广，拥有市场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等教育背景的人也同样可以学习健康管理专业。日本在亚洲国家中健康管理发展较快。其本身很重视居民的健康教育，在每一级别的卫生保健服务组织中都有健康管理人员的身影。其服务内容也比较广泛，诸如目前正在实施“健康日本21”的健康行动计划，服务内容大到诸如规划、指导和协调医疗卫生服务、医疗设备区域管理，小到为个人提供健康评估服务、制定健康计划、提供专业的疾病管理服务等。相对而言，欧洲国家健康管理就业岗位也很多，有医疗保健管理、医疗保健操作监督、医疗行政（如医疗保健经理等）不同岗位。

1．2国内发展现状

中国的健康管理思想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素问》中的“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论点。防患于未然，防止疾病的发生是古人对健康管理最朴素的理解。但健康管理一词在国内出现才10余年的时间。健康管理行业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首家健康管理公司注册于2001年。迄今为止，国内已设立了6家部级的健康管理协会或学会。2007年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分会成立，同年《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创刊。《健康管理师国家职业标准》也在同年颁布，“健康管理师”成为被政府部门认可的新兴职业。2009年中国健康管理专家达成《健康管理概念与学科体系的中国专家初步共识》。2016年，“健康中国2030”以及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也对发展健康产业提出了更确切的要求，健康管理服务产业及健康管理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体系框架日益清晰。但总的来说，我国目前所谓的健康管理服务尚未形成全面的服务体系，服务机构中常见的健康管理公司也多是涉及产业链的一小部分，比如健康体检、健康养生等，多是偏重健康管理的某个环节。在服务和产品设计覆盖了健康管理整个环节的服务机构少之又少。

2我国健康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状况

2．1专业挂靠院系

国内高等院校对于健康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尚属于起步阶段，大部分高校健康管理是作为一个方向挂靠在公共管理或是公共卫生专业下。杭州师范大学设立有我国首个健康管理学院，2011年由医药卫生管理学院更名而来。除此之外，我国高校中的健康管理人才培养多以健康管理作为一个专业方向，挂靠在公共卫生专业、医药／卫生管理专业、临床医学、社会工作专业、公共事务管理专业、家政服务专业等专业下面［5］。如江苏建康职业学院的公共卫生管理专业（健康管理方向）、重庆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健康管理方向）、安徽医科大学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健康管理方向）、广州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公共事务管理专业（食品安全与健康管理方向）、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的社会工作专业（健康管理方向）、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家政服务专业（健康管理方向）等。目前，也有休闲体育专业在探讨开设健康管理方向的可行性，安徽宿州卫生学校也在尝试开设“健康管理”专业课程。

2．2学历教育层次

与美国高校的健康管理专业多为硕士学位不同的是，我国的健康管理专业则以职业教育和高等院校的本科教育居多，研究生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较少，毕业后一般授予管理学学位。健康管理的职业教育一般学制3年，重点是培养其岗位胜任能力。如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开设有健康管理专业，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2015年开设健康管理大专班。江苏建康职业学院、上海邦德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则都是将健康管理作为专业方向。截止到2016年初，国内有5所院校（浙江中医药大学、广东药科大学、成都医学院、滨州医学院等）成立健康管理专业。杭州师范大学健康管理学院是全国首个健康管理学院，并拥有健康管理学硕士点和博士点资格。浙江农林大学是全国第一所开设健康管理本科专业的高校，与2007至2013年招生健康管理专业本科生。2009年重庆医科大学率先在全国医学院校招收临床医学（健康管理方向）学生。海南医学院、新疆医科大学、辽宁医学院等医科院校也充分利用医学教育的资源优势，在公共事业管理下开设健康管理方向。安徽医科大学2015年开始招生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健康管理方向）本科生。

2．3专业课程设置

各校对健康管理的内容及其外延尚未形成统一、明确的认识，所以专业课程设置上差异较大。目前，开设健康管理专业的高校的课程一般可以分为三大类：人文社科类课程、专业基础类和专业核心课程。相对来说，人文社科类课程的差异较小，基本都是围绕如管理文秘、人际关系等课程。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程由于各院校的特色和教学优势不同，差异较大。专业基础课程多以公共管理类和基础医学类课程构成，前者包括社会工作理论、组织行为学；后者则包括临床医学概论、预防医学概论、中医学概论、医疗保险、卫生经济、流行病与卫生统计等。专业核心课程则主要围绕健康管理类展开，如健康管理概论、健康教育、健康法规、健康信息管理等。另外每个学校还会开设一些特色课程体现自身院校特点的职业性，如社会工作类（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社区、老人、青少年等特殊人群的社会工作实务）；家政服务类（护理、信息、保健）；食品监管类（营养与食品安全、食品监督检验）；旅游管理类（如旅游健康、休闲养生保健、旅游信息学）；或者是休闲养生类（中医养生、运动健康管理、针灸和推拿学等）。

2．4毕业去向

健康管理产业涉及医药、保健养生、疾病预防、健康保险等多个方面，所以毕业生就业岗位也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四类岗位。第一类是健康产品生产及监管机构，包括医药／器械生产及经营企业、药品监督部门等，从事药物检测／检验、医疗器械生产、化妆及保健品生产经营、医药及企业营销、新药研究和开发、药物制剂生产与管理等工作。第二类是医疗卫生服务及行政管理机构，如基层卫生服务中心、医疗预防机构、社区卫生服务、健康体检机构、计生部门、医药监管部门等，从事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指导咨询、健康状况调查、健康标本采样和卫生事务管理。第三类是健康服务业，如在健康会所、养老院、休闲／饮食中心、护理中心等机构从事健康保健服务、健康咨询、健康指导指导、私人健康维护、健康信息管理、食品安全监管、员工健康档案馆和健康状况监测等。最后还有健康保险企业或管理机构，从事健康损害保险理赔，健康救助、社会健康保证服务等。

3我国健康管理学科建设思考

3．1鼓励高校尤其是医学院校设立健康管理专业

从目前的培养院校看，我国的健康管理专业尚未形成相对独立、成熟的专业。健康管理人才必须通过建专业、立学科的规范教育培养体系以保障合格的人才的培养。应在坚持学历、职业和继续教育多层次培养基础上，加大学历教育力度。医学院校拥有医学、公共卫生、健康保险等相关教育资，在设立健康管理专业上更具优势和责任。“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提出要推动医疗、养老、旅游等行业的深度融合以促进健康产业的发展，随着健康管理的外延不断扩大，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营养保健、护理康复、疾病预防、健康保险、卫生管理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等应成为健康管理人才培养的基本知识体系，着重培养其在健康保险、健康咨询服务、健康服务和产品生产、康复保健、养老护理领域的岗位胜任力，以提供医、养、护为一体的健康服务。

3．2规范化课程置，完善学科体系

相对国外，我国健康管理专业的设立院校层次偏低，缺乏研究生及其以上的高等教育模式，即使本专科的教育模式也尚不成熟，所以在课程设置上也未达到系统化和规范化，促使教学质量和水平的参差不齐。目前学者对健康管理学的共识是该学科应该集医学、管理学与信息科学为一体，所以在核心课程中这几类课程是必不可少的。总体上相应的课程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设置，首先是人文类课程，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人文素养。第二类是医学类，如基础医学概论、临床医学概论、预防医学概论、中医学、护理学、康复医学、食品卫生和营养、行为心理学等课程。第三类是管理类课程，对以后从事相关健康产业的管理方面工作有积极意义，具体课程可以包括医院管理、社区卫生服务、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健康法规、卫生监督、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卫生经济、医药营销等。第四类健康管理类课程作为核心课程是必不可少的，可以包括健康信息管理、健康测量与评价方法、健康风险检测技术、健康评估技术、健康管理服务提供途径等内容。开设院校可根据自身专业特点、师资情况对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进行调整，在保留基础核心课程的基础上提出自身学术特色。

3．3强化教材建设，促进专业人才细分由于我国健康管理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工作实践和应用，专业的教育师资与教材体系也比较缺乏。虽然不同院校的培养在充分利用自身教育资源的同时突出专业特色，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健康管理教育缺乏统一的理论和教材体系。健康管理相关专业众多、知识面全而散，一本教材远不能满足教学需求。所以根据专业特色细分教材，培养专项人才是大势所趋，如专业营养健康师，儿童健康师、医疗行政助理等。相应地教材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健康管理师就业岗位编写更具专业性的教材。在目前笔者接触到的教材中，郭清主编的全国“十二五规划教材”以及王培玉主编的《健康管理学》，可供卫生管理及相关专业使用。对于没有相关医学背景知识学生参考使用的黄建始和陈君石主编的“健康管理师”。另外还可根据不同的职业特点，选择使用武留信主编的“健康管理师社区管理分册”，以及王陇德主编的卫生行业职业技能培训系列教程用书。

3．4开拓示范基地，强化实践教学

如今的健康管理体系的建设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应倡导健康管理的学院理论教学和基地实践教学的结合统一，注重学历教育和职业胜任力的培养。同时随着人们对健康关注度的提高，健康管理已经不再局限于保险行业的风险控制，还包括疾病的预防、健康保健、疾病防控等内容。可与居民社区、大型企业、职业场所、保险公司、健康管理公司等不同类型机构开展合作、设立教学基地，完善健康管理职业培训体系和继续教育体系的发展。依托产、学、研一体化平台，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以期形成全面系统的健康管理学科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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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于建琳．美国高校健康管理专业的发展现状探析与思考［J］．环渤海经济瞭望，2016（5）：56－59．

［4］苏连久，邹世清，靳鸣．我国医学院校健康管理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医学与社会，2014（11）：94－96．

［5］朱晓卓，米岚，赵凌波，等．高职院校健康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现状分析［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3（2）：141－143．

［6］余刚，夏云建．休闲体育专业开设健康管理方向的可行性分析［J］．运动，2013（20）：124－125．

［7］邓斌菊．卫生职业学校“健康管理”专业课程开发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7．

医学健康论文篇7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甘肃省三级甲等医院1945名护理人员。

1.2方法

1.2.1抽样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甘肃省东、中、西、南4个区域(甘肃区域分布没有北部区域)的每个区域随机抽取5所三级医院，共抽取20所，占甘肃三级医院总数的54.05%(20/37)。

1.2.2调查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调查问卷经查阅文献、反复修改和预调查后形成，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对选取的10个基本健康教育理论知识［5］的认知、医院健康教育态度和行为等。调查问卷中问题有1项及以上未做答的，视为无效卷。

1.2.3统计分析

所得数据利用Excel2003软件录入，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

2结果

2.1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表2000份，收回有效问卷1945份，回收率为97.25%，所调查对象全为女性护理人员，年龄分布在18～55岁，其中年龄在43～55岁被调查者占4.65%，31～43岁占19.20%，18～30岁占76.15%;本科及以上占42.93%，大专及中专占57.07%;副高级职称及以上占4.62%，中级职称占20.72%，初级及以下职称占74.65%。

2.2对健康教育基本理论知识的知晓情况

本次调查健康教育基本理论知识方面的问题，其中对健康的定义的知晓率最高，为78.51%;对“从健康传播的效果层次看，您认为属于健康传播最终目标”的知晓率最低，为16.20%。只有2个健康教育基本理论知识知晓率超过50%。在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和初级及以下职称护理人员中“健康教育的核心问题”和“范围最广、危害最大的危险行为”的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于“健康教育和卫生宣传的关系”“范围最广、危害最大的危险行为”“大众传播的特点”“(健康)传播效果的最高层次”“在人际传播技巧中的观察技巧”等问题，大专及以下学历护理人员的知晓率明显高于学历在本科级以上的护理人员(P＜0.05)。而就“健康教育的核心问题”的知晓率，大专及以下学历护理人员的知晓率明显低于学历在本科及以上的护理人员(P＜0.05)。3个年龄组仅有“健康教育的核心问题”的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随着年龄组增大，该问题的知晓率越高(χ2=35.82，P＜0.05，表1)。

2.3对医院健康教育的态度

调查显示，90.33%的被调查者认为医院有必要开展健康教育;93.42%认为在随诊过程中，医生有必要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94.81%认为医院有必要对医护人员进行健康教育;94.86%认为有必要对医护人员开展健康教育理论和技能培训;89.25%认为医院有必要设立独立的健康咨询门诊;86.59%认为医院应该设立专门的科室负责全院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表2)。被调查者认为有效的健康教育活动分别为发放健康知识宣传册或折页(25.86%)、病房视频健康讲座节目(21.73%)、针对个体的健康教育(21.12%)、健康讲座(17.19%)和发放健康教育处方(14.09%)(P＞0.05)。59.89%的被调查者认为在随诊过程中，医生对患者开展健康教育时间应在5～10min。26.52%的被调查者认为医护人员开展健康教育最大的阻力是缺乏开展健康教育的技术和能力;25.08%的认为医护人员主要任务是治病救人，而不是健康教育;24.51%的认为缺乏开展健康教育的途径或平台;19.10%的认为没有报酬。

2.4护理人员医院健康教育行为

调查发现，45.83%被调查者在日常工作中最多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开展患者及其家属的健康教育，其次是发放健康教育资料(29.25%)和开展健康讲座(19.41%)。53.27%的被调查者在日常工作中针对患者或患者家属开展健康教育的时间为5～10min。25.06%的被调查者2014年未接受过健康教育理论及技能培训;16.78%的接受过1次。57.53%的被调查者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与病人自身疾病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最受欢迎，其次是慢性疾病的防治知识、家庭保健知识、自我体检护理;传染病的防治知识、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等。60.99%的被调查者在日常工作中主要的健康教育对象为就诊的患者。仅有1.34%的被调查者参加社区健康知识宣传活动;3.19%的被调查者参加公共场所的健康咨询活动。当有患者或患者家属咨询烟草的危害时，49.18%的被调查者不能够科学的开展烟草危害的健康教育和戒烟方法。在日常工作中，20.12%的被调查者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健康教育;37.93%的需要硬挤出来，但会影响工作;41.84%的能合理安排必要的时间用于健康教育。

3讨论

医院健康教育是全民健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6］，是社会发展和医学进步的产物，是医院由单纯治疗服务向预防、治疗、护理、康复一体化保健服务转变的重要手段［7］。《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规划(2014—2020年)》要求在2020年创建1400个健康促进医院［8］。健康促进医院是现代医疗机构为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及医学社会化而提出的，并由过去单一的医疗型向促进健康、提高生民质量的医疗预防保健型转化的现代医疗服务模式［7］，其中对医院健康教育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调查显示，医院护理人员缺乏基本的健康教育理论知识，对于某些健康教育基本理论知识的知晓率在职称和学历方面没有统计学意义。90%的问题的知晓率差异与被调查者年龄无统计学意义。而且只有2个健康教育基本理论知识知晓率超过50%，知晓率最高的问题为健康的概念，为78.51%。最低的仅为16.20%。说明医院缺乏对医护人员开展健康教育基本理论和技能的培训工作，护理人员也没有通过自学等方式获得健康教育理论知识，对健康教育基本理论和技能了解很少。在护理人员对医院健康教育的认知方面，85%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加强医院健康教育工作，把健康教育融入到诊疗的各个环节，并成立专门的健康教育管理部门负责医院健康教育工作。说明医护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已经认识到医院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对医院患者、医护人员健康教育的需求有明确的认识，这与姜霞［9］的研究结果不同。接近60%的护理人员认为患者每次接收健康教育的时长应该在5～10min，超过60%的被调查者在日常工作者针对患者健康教育时长为5～10min。这提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在制定医院健康教育规范中，应考虑针对个体健康教育时长应为5～10min。对于医护人员开展健康教育的阻力，部分被调查者认为医护人员缺乏相应的健康教育技能，部分被调查者认识不清，认为医院是治病救人的机构，不应该重视健康教育，因此加强医护人员“健康教育融入所有政策”的理念［10］和健康教育技能培训应得到医院广泛重视。综上所述，该研究认为，一是医疗机构要加强护理人员健康教育理论及技能的培训，提高护理人员医院健康教育的主体作用。护理人员通过健康咨询工作，帮助患者解除心理障碍，了解相关疾病的预防、治疗及预后等知识，提高病人防病治病的基本知识水平。这些工作对于改善医患关系，促进健康恢复，减少医疗纠纷，提高护理质量及医院管理水平将起到积极作用;二是医疗卫生机构要制定护理人员规范的健康教育制度，通过合理的途径、规范的方案开展医院健康教育;三是医院要把护理人员健康教育纳入周、月、季度和年度考核，通过监督评估、满意度调查等方式，切实落实医院健康教育相关制度，真正把健康教育融入到预防、治疗、护理、康复的全过程［6］;四是医院要因时、因地、因人地开展个体化和大众化相结合的健康教育活动，切实把医院健康教育作为患者诊疗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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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印发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规划(2014—2020年)的通知［EB/OL］．(2014－04－15)［2014－12－01］．

医学健康论文篇8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 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 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ary 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 (consumption 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 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 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 production 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 = f (m, ls, e; 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 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 dardanoni and wagstaff (1987), selden (1993), and chang (1996)

3. 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 and 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 fuchs，jopse newhouse martin 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 m 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 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 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 and outcomes) 。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 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 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 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 (folland et al. 2001, 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 hhe, 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 (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 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 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 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 (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 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 (physician induced demand，以下简称pid) 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 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 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 (2000)建构一个pid 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 to changes in md/population 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 to fee changes) 。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 gruber and owings(1996) yip(1998)

a） 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 and 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 gruber and 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 rate)下降约13.5 %。gruber and 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 %，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 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 %到32 %。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 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 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 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 response) 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 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 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 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 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 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 (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 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一、 arrow, kenneth j. (1963), “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5): 941-973.

二、 fuchs (1996) “economics, values, and health care refor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1):1-24

三、 fuchs, victor r. (2000), “the future of health economics,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19(2): 141-157.

四、 fuchs, victor r“the health sector’s share of the gross national product”?

五、 fuchs, victor r“health，government and ivring fisher”nber working paper6710

六、 iglehart (1999) “the american health care system: expenditure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40(1):70-76.

七、 culyer, anthony j. and joseph p. newhouse (2000), " introduction: the state and scope of health economics, " in culyer and newhouse ed. 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volume 1a, pp.1-8.

八、 culyer, a.j. and j. p. newhouse, (2000), handbook of health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volume 1a and 1b.

九、 feldstein, martin (1995), " the economics of health and health care: what have we learned? what have i learned?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2): 28-31.

十、 feldstein, martin：the welfare loss of excess health insurance

十一、 m grossman，1972，the demand for health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or nber

十二、 grossman ，1999， the human capital model of the demand for health，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十三、 m v pauly，1987，“nonprofit firms in medical marke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y）vol.77，pp.257-274

十四、 j p newhouse ,1970,“toward a theory nonprofit institutions” 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 thomas mcguire，optimal health insurance provider payment，j－store

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医学健康论文篇9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二、健康政策：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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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ThomasMcGuire，OptimalHealthInsuranceProviderPayment，J－store

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医学健康论文篇10

1“已病”“未病”文意辨识

涉及“已病”“未病”最多的是《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该篇通论人因何需要及如何顺应四季阴阳变化来调摄生活,并告以违背这些规律的危害。在篇末所主张的“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与“病已成而后药” 比较而言,恰如“乱已成而后治”,“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介入过晚、仓促迎战,既不会有理想的结果,自然也不经济。“治未病”是未雨绸缪的古代圣人之智在中医学实践中的必然主张,这是最经济的医学模式。应该说,上述道尽了《内经》关于“治已病”还是“治未病”理由,是最经典的、且为最多数注家接受的观点。同时也提示,《内经》论及“已病”“未病”,不为交代“标准”,而为传播医学智慧法则。

尽管如此,有关的文义仍不能忽视。现代学者关于“已病”“未病”的理解,有两种特别值得注意的观点：

一是段逸山先生的“病为疾之加”说 [5]。作者引《说文·病部》对“疾”“病”二字的解释,认为“已病”和“未病”都是患病状态,但二者有病轻病重的分别:“疾,病也”,“病,疾加也”,“疾”轻而“病”重。作者还引清代医家陆懋修在所著《世补斋不谢方·小引》中“经盖谓人于已疾之后、未病之先,即当早为之药,乃后人以疾为病”,“不知经言未病,正言已疾”的文字佐证自己的观点。

段氏的上述说法依据不足。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述了扁鹊数见桓侯,而每次见面都望见对方病情有加重,从“疾在腠理”到“疾在肠胃”,再到“疾在骨髓”的无药可救,始终未用“病”字,一“疾”而终。这就是说,即使在古代汉语中“疾”与“病”也可等而视之。这可能是之后“疾病”一词出现的原因。由此看来,无论“疾”了,或是“病”了,都是与“未病”相对的状态,并非“未病”即“已疾”，至少,字面上“未病”就是健康的无病态,与“已病”(已疾)相反。说“未病”即“已疾”有违语言本意,也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未病先防的宗旨不符。

历史上,元代医家朱震亨也不以“未病”为“已疾”。他在《丹溪心法》指出：“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夫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此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朱震亨没用“未病”,而用“未疾”来表达对《内经》思想的认同,也是对《内经》之《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不治)已病” “(治)未病”最好的注解。可见,在朱震亨看来,“未疾”无异于“未病”,疾与病无异。当然,朱震亨也并不是真得不治“已病”之人,而是他贯彻了《内经》宗旨——“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即未病先防。

2010年第27卷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二是“已病”“未病”既指整个机体的状态,也指某一脏腑器官的状态。治未病,既是防病,也是防甚。张仲景在《金匮要略》所言“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内经》中未病先防的思想的发挥,即“既病防变”。这种发挥是允许的,虽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决不违《内经》的原意。另外,《灵枢·逆顺》讲得很清楚,“上工,刺其未生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这是治未病的另一层含义,即“已病防甚”“既病防变”。

《内经》“治未病”是强调为医的圣智,对“已病”也是一定要治的,而且是古今医家的大任——尽管较之“治未病”有 “亡羊补牢”的遗憾。

2“已病”“未病”的标准

《内经》涉及“不治已病”“治已病”的篇章未明确“已病”“未病”标准,但不可就此断定中医学关于“已病”“未病”就没有标准。在今天如果不做特别的场景限定,“已病”与“未病”的标准已不再是《内经》的标准、中医的标准,而是涵盖中西医学,将涉及两个相应的医学体系的诊断方法,与各个具体的从医者及患者有关。

理论上,无论中医还是西医,“未病”和“已病”分别不是绝对的。在理论上,一方面如果仅将“已病”“未病”的理解停止在语意和表述逻辑上,可直接断言：非“已病”,即“未病”;另一方面,机体是一个时间上连续的过程和空间上结构紧密无间的整体,“已病”还是“未病”,无论从时间的连续性,还是从空间的无隙状态都难以确定二者的绝对界限。或者说,机体并不存在患病抑或健康的绝对界限,而往往处在一个连续的变化和动态中。所以,理论上“已病”“未病”的绝对界限难以确定。

“未病”“已病”的中、西医标准都有操作上的局限性。西医学注重客观证据的科学性,其“已病” “未病”标准主要依据客观发现的证据。这个体系标准的特点就是依据客观发现而确定的诊断指标,而且每一个疾病的诊断标准是具体的,标准和证据链条的联系是缜密的。尽管如此,科学认识、现实设备及执行医生主观能力的局限性都会影响已病、未病的判断,影响诊断结果。

中医的“已病”和“未病”标准,理论的表述比较复杂。尽管有“望而知之”的操作上的简单性存在,如《素问·脉要精微论》“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藏有余不足,六府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灵枢·终始》“所谓平人者,不病也。不病者,脉口人迎应四时也,上下相应,而俱往来也,六经之脉不结动也,本末相遇,寒温相守司,形肉血气必相称”,等等,似乎总不外“阴平阳秘”“九候若一”,但在实践中,人人可行的“察色按脉”,最终却可能以“视而不见”了结。依赖于医生主观能力的诊察、判断,也不是时时、人人都可以给出“未病”抑或“已病”的绝对明断。

无论中医还是西医,现实的医学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已病、未病在任何标准下,都不可能总是绝对正确和一成不变的。

3“已病”“未病”与亚健康状态

对以主观“不适”为主诉的状态,现代医学还未建立“疾病”客观诊断的指标,故冠之以“亚健康状态”,以表达对这一非健康态客观性的认可。“亚健康状态”的定名,说明现代医学对“已病”“未病”绝对分野的模糊。与“亚健康状态”作为疾病诊断缺位同时出现的,是现代医学对实施医学干预的依据和措施的缺乏。这被中医视为自身介入的时机,有人据此把亚健康的治疗放在了中医“治未病”的名目之下。从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重点项目中“中医‘治未病’及亚健康中医干预研究”立项来看,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

然而,统观现代医学意义上的“亚健康”(可能具有呼吸、消化、神经等多系统、多器官的症状,涉及及生理与心理方面,约有30种症状 [3]),就不难发现,现代医学是因为自身缺乏相应的客观检测指标和相应的标准,亚健康的病态才成为它的“亚健康状态”,成为现代医学标准下的、没有客观发现(应该是没能客观发现)的“未病”。而上述“亚健康状态”的任何一种“症”在中医标准下都符合中医“已病”的诊断了。故不可认为现代医学将“亚健康状态”归入其标准下的“未病”,就等同于中医标准的“未病”。因为二者的尺度、标准、方法都存在不同。在亚健康状态面前,与现代医学相比,中医学的优势是具有充足的实施医学干预的理由及丰富而有效的方式;中医学对亚健康状态给出的“已病”的诊断,使得其干预更迫切和及时。中医干预亚健康是其特长,属于中医“治未病”谋略智慧的“既病防变”“既病防甚”,显然是“亡羊补牢”的后发法治病。这个认识无损于中医对“亚健康状态”干预的贡献,同时提醒人们应检讨自身在哪些方面违背了中医保持健康的摄生法则。

秦立新.“已病”“未病”议第1期更多的现代人意识中存在中、西两个参照系和相应的判断标准,无论他们是否已经自觉到。在他们思考诸如“未病”的概念、标准时,“未病”已经具备传统和现代医学的两个标准了。就是说,此“未病”而非彼“未病” 了。对此医学标准的双重状态,学者必须清楚,而且应该让参与讨论的人也清楚。中医以为,亚健康的状态是因违背中医养生法则(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逸结合等)所致,亚健康状态是中医不折不扣的“已病”。但在实践中,“未病先防”和“已病后治”不存在方法上的对立,气功、体育锻炼、饮食调节、中药、针灸等,只要适人、适时、适度,都可。

基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寻求“已病”“未病”的真意,不必对《内经》的“已病”“未病”语义做超乎寻常、甚至貌似“独辟蹊径”的演绎。《内经》直示了未病先防的摄生保健原则及已病防甚的先早期治疗原则。中西医学都有自己“未病”“已病”的标准,彼此不同。“亚健康状态”的出现是现代医学现行疾病态诊断标准缺失、干预乏术的表现。“亚健康状态”不对应传统中医的“未病”,或者“已病”与“未病”的中间态,而是确定的中医“已病”。“亚健康状态”是在现代医学体系中,在未来新的检验指标确定后,可能会升格为“已病”。对亚健康的调治可以按中医地道的中医法则进行,但不能把调治的有效性视为将现代医学“亚健康状态”对应中医“未病”的依据,虽然亚健康调治可以归为“治未病”的“既病防变”或“已病防甚”。

现代医学不是中医存在的理由,所以不必从现代医学的缺位缝隙寻求中医空间。中西方两种医学一直在独立地运用各自的概念和理论总结、提高、丰富对生命过程的认识并发现规律,简单、机械地将它们对等,于医学及其研究对象均徒劳无益。建立在彼此了解基础上的中西医结合才是可能和可行的,也是必须的。中医现代研究中简单的中西医对位的结论越少越好。因为这样的结论越多,中西医的特点就越模糊、甚至混乱,草率、苟且的结论更不利于任何一方。中、西医学方法和标准各具特色,二者的结合才是患者的福音,这一点始终应该在研究者的意识中;惟其如此,两个理论体系的比较,临床上的互相借鉴才能名正言顺,才能提高疗效,二者的合作才更富临床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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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洪钧. “未病”不是“亚健康”[n].中国中医药报,2007-10-10.

医学健康论文篇11

亚健康（sub-health）是指人们处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健康低质量状态及其体验。我国目前70％的人处于程度不同的亚健康，有着亚健康的体验。而在高级知识分子、企业管理者中发生率可高达85％以上［1］。中医的整体观、辨证观、平衡观等基础理论在指导调治亚健康方面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

1 亚健康的病因病机和表现形式

亚健康可见于中医学的虚劳、郁证、失眠等病证中。中医认为，亚健康主要的病因病机是饮食不节、起居无常、情志不遂、劳逸无度、年老体衰等导致脏腑气血阴阳失调，或内生五邪，或耗伤正气［2］。其具体病机为肝郁气滞、气滞血瘀；脾失健运、痰饮中生；思虑过度、劳伤心脾；肝肾阴虚、阴虚火旺；脾肾阳虚、下焦虚寒等。

亚健康的主要表现形式有：慢性疲劳综合征（包括体力疲劳和心理疲劳）、时差综合征、信息过剩综合征、更年期综合征、神经衰弱、焦虑抑郁、肥胖、骨质疏松等多种心身障碍［3］。广义上“七高三低”，即：高血压、高血脂、高血黏、高血糖、高血酶、高体重、高负荷及免疫力低、活动量低、生活情绪低等，实际上都是人体基础能量过度消耗、器官活动异常的一种状态，是生理状态向病理状态转变的一种中间形式，是可以逆转的一种机能混乱和低迷状态。

2 亚健康的中医预防与调治

2.1 中医学倡导未雨绸缪，“治未病”，防患于未然的预防思想

“治未病”理论包括未病先防，既病防变，也涵盖治疗非显性疾病，即注重疾病的临床前期、先兆症状的干预［4］。如《素问・八正神明论》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起已成”。《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对于亚健康，中医强调应仔细检查，及早发现，及早采取措施，先按未受邪之地，防止传变。古代医家张仲景倡导“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

2.2 调节体质类型改善亚健康

中医体质学说认为，不同体质类型的人，体内阴阳气血盛衰不同，对致病因素的反应及发病的阈值也各不相同［5］。《灵枢・百病始生》曰：“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可见注重体质状况、及时调整体质偏颇、积极改善特殊体质、阻止致病因子对人体的侵袭就成为一级预防（针对致病因素预防）的核心。

2.3 亚健康的中医辨证论治

《内经》把“阴平阳秘”的“阴阳和平之人”作为心身和谐的健康标准。中医学从整体观念出发，通过调和阴阳，扶正祛邪，进行全方位的辨证施治，克服了许多有症状而无疾病的困惑，使中医对许多病与未病的症状认识更深入、更具体，组方用药更有针对性，大大提高了亚健康的调治效果。主要方法有，针对肝郁气滞型，治则疏肝理气解郁，代表方柴胡疏肝散加减；痰湿内生型，治则健脾祛湿，代表方二陈汤合香砂六君子汤加减；心脾两虚型，治则补养心脾，代表方归脾丸加减；肝肾阴虚型，治则滋补肝肾，代表方六味地黄丸加减；脾肾阳虚型，治则温肾健脾，代表方金匮肾气丸合理中汤加减［6］。通过辨证论治，使气血通畅，邪去正复，脏腑阴阳复归健康平衡。

2.4 中医养生预防亚健康

《素问・上古天真论》云：“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灵枢・本神》亦云“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现代张庆祥教授［7］强调内养正气，增强体质；外避邪气，防止邪侵；应用药物，防病发生。预防亚健康的发生具体应做到顺应自然，注意锻炼，劳逸结合；合理膳食，营养平衡，饮食规律，勿暴饮暴食；节欲保精，防止过劳，调畅精神，淡泊名利，保持心情愉快。此外，中医独具特色的非药物疗法如针灸、拔罐、刮痧、推拿、食疗、洗浴、导引、吐纳等的使用，“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也是中医干预亚健康的理论宝库。

3 结语

目前，中医对亚健康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如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医亚健康理论，如何系统化中医诊治亚健康的规范，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今后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中医对亚健康的研究：①完善中医关于亚健康的诊断和疗效评价标准；②中医药要跨上基因平台；③坚持中西医结合探讨亚健康，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手段，挖掘中医学的潜能，促进整个医学的调整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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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健康论文篇12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是指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社会活动和教育活动，促使人们自觉地采纳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1]。简言之，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健康知识和技能，促使人们改善行为和生活方式，预防疾病，保护和促进健康。

1 中医医院为什么要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及存在问题分析

随着健康概念、医学模式和疾病谱的改变，中医医院的职能定位已由单纯的医疗型向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等复合型转变。中医医院不仅担负着治疗病人的职责,还担负着向群众传播健康知识和技能，开展社会预防工作，帮助群众建立自觉自愿的健康生活方式的职责。中医传统理论“未病先防，防微杜渐，既病防变”的治未病理论和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内涵本质是一致的[2]，因此，中医医院开展健康教育有其独特的优越性。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通过卫生知识的传播，可以提高病人对疾病的正确认识，提高其医疗依从性，改变生活行为方式，有利于疾病的恢复。其将医疗技术和服务有机结合在一起，既提高了服务质量和水平，又满足了病人的需要，使“以病人为中心，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思想得到具体体现。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还有助于医护人员强化服务意识，增强病人对医生的信任感，提高病人对医德医风和医疗质量的满意度。因此其又是降低医疗成本、改善医患关系，减少医疗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的纽带之一[3]。

虽然中医医院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存在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但仍有许多困难制约了中医医院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的开展，具体分析如下：

在当前医疗市场激烈竞争的形势下，中医医疗服务价格较低，中医医院要维持生存和发展,就逐渐出现了“中医西化”的现象，最终导致中医医院缺乏中医特色，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当然也就没有特色。由于医护人员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对怎样实施健康教育尚感困惑，他们不知道病人缺乏哪些健康知识，不了解病人对疾病的认识程度，健康教育的手段单一，仅仅是办宣传栏或发健教处方[4]。病人的自身素质差别较大，病人的文化程度不同，他们对疾病的认识程度，对健康教育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均不相同，能否接受健康教育并落到行动上，差距很大。

2 中医医院如何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

2.1 领导重视，转变观念。

医院应该把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列入医院的议事日程，经常利用院办公会、院周会、职工代表大会等机会宣传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的重要性，改变以往“重医疗，轻教育”的观念。使大家认识到健康教育是卫生事业贯彻“预防为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卫生宣教只是卫生科普知识的单项传播，且目前医院开展的健康教育多是以疾病教育为目的，围绕疾病的医疗和护理开展教育，这只是健康教育的一部分内容，而针对与疾病相关的危险因素，病人的不健康行为以及出院后如何帮助病人建立良好的健康行为的教育内容明显不足。因此,要做到领导重视，思想统一，使医护人员观念改变，形成共识，做到健康教育专人负责、人人参与、件件落实，并从人、财、物等方面给予投入和保障。使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从“ 普及卫生知识”转变到“建立健康行为”上来。

2.2 建立健全机构，目标管理。

成立专职健康教育职能科室，加强对健教主体的培训，专职健教人员每年应出去学习进修，了解国内外健教动态，适时调整健教方案。全体医护人员应每半年进行一次健康教育知识培训，以适应健康教育的发展。通过系统的理论知识学习和培训，使医护人员真正学会以“健康为中心”去认识和思考问题。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必须要建立质量标准和保证措施，才能达到健康教育的预期目的。可以通过将健康教育纳入医护职责、建立相应的质量控制评价体系、病人满意度调查等方式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

2.3 开展有中医特色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

中医医院可以根据中医特色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5,6]。为了适应中医健康教育工作的需要，可组织形式多样的工作。

2.3.1 中医的辨证论治在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中的应用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点和精华，中医有治病求本、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不同处理方法。将中医辨证融入到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中，有针对性的教育，根据病人各自的特点，针对不同的个体，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健康状况及心理特点，采取相应教育措施，给予更丰富的知识与有效正确的指导。如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饮食中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情志与脏腑密切关系，情志不良可致脏腑功能紊乱[7]。将健康知识灌输给病人及家属，促进病人康复，养成健康的行为，回归社会。

2.3.2 中医的整体观念在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中的应用

“整体观念”是中医理论核心，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认为人体本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从这一观点来认识和研究人体的生理、病理，以及对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二是认为人与自然界(即外在环境)也保持着统一的整体关系即“天人合一”[8]。例如中医强调了精神情志活动对人健康的影响，认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活动与人体健康状态息息相关。如：“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等。

2.3.3 中医“治未病”思想在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中的应用

虽然中医没有“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一词，但其理论体系中却包含着丰富的健康管理思想。中医“治未病”的医学思想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提供了思想支撑，充分体现了预防医学和个性化诊疗的理念。中医医院可以通过宣教栏宣教、义诊等机会，将中医“治未病”思想传递给广大群众[9]。

2.3.4 中医养生学在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中的应用

中医养生学的思想和方法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提供了应用支撑。要想达到理想的健康状态就需要借助一些方法和措施如：采取生活方式干预、膳食营养指导、心理健康干预等[10]。

综上所述，中医医院应克服目前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开展具有中医特色的医院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

参考文献

[1]吕姿之，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M].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8.

[2]赵歆，王利敏，陈家旭等，亚健康调查中的中医健康教育.中医药管理杂志[J]，2010，18（9）：784-785.

[3]李方，马其波，李冬蓓等，浅谈医院健康教育的重要作用.中国健康教育[J]，2010，3(26)：238-239.

[4]宋玲娣，浅谈开展健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应对策.光明中医[J]，2003，18(104)：12-13.

[5]王晓征，胡少金，浅论中医学健康教育与预防保健.江苏卫生保健[J]，2005，7（3）：51-52.

[6]胡西美，中医学与健康教育.内蒙古中医药[J]，2010，17：112-113.

[7]张岸，中医辨证在健康教育中的应用.医药与保健[J]，2010，18（3）：128-129.

医学健康论文篇13

1 中医学理论中“病”的概念

中医学理论认为阴阳平衡为健康，称健康人为“平人”。《素问·平人气象论》指出：“平人者，不病也。”因此，在中医理论中，健康人就是没有病，有了病就是不健康。疾病是与健康相对而言的一个笼统概念。

1986年3月，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中医证候规范学术会议上给中医学的疾病概念提出如下定义：“疾病是在病因作用和正虚邪凑的条件下，体内出现的具有一定发展规律的正邪交争、阴阳失调的全部演变过程，具体表现为若干特定症状和各阶段相适应的证候”。

2 西医理论中“病”的概念

《辞海》在对疾病的解释中提到：“疾病是致病因素对人体的损害和人体对抗这些损害的防御代偿等作用的矛盾。”目前西医教材中通常将疾病的概念概括如下：疾病是机体在内外环境中一定的致病因素的作用下，使“自稳态”破坏而发生的内环境紊乱和生命活动的障碍。疾病过程中各种复杂的机能、代谢和形态结构发生病理性变化，这些变化又可使机体各器官系统之间以及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发生障碍，从而可以引起各种症状、体征和社会行为的异常，特别是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劳动能力的减弱甚至丧失[1]。西医是以病理、组织结构改变作为诊断疾病的依据。各种疾病通过医生询问病史、诊察患者，进行物理、化学、生物或其他检测手段可以得到阳性结果。如果这些方面都无法检出阳性结果，就不能确定为某种疾病。

3 亚健康的概念

1996年，我国学者王育学提出了“亚健康状态”这一概念[2]。目前，中医界研究使用的诊断标准主要根据200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的《亚健康中医临床指南》[3]。该指南在亚健康的综合评定流程中认为，“如果存在目前医学上不能解释的症状表现，且持续3个月或以上者，可判定为亚健康”，“亚健康是指人体处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处于亚健康状态者，不能达到健康的标准，表现为一定时间内的活力降低、功能和适应能力减退的症状，但不符合现代医学有关疾病的临床或亚临床诊断标准”。

4 亚健康状态无西医的“病”

目前尚无“金标准”来直接诊断亚健康，亚健康状态的界定是通过排除健康状态和疾病状态而实现的。亚健康人群疲劳、体能下降、社会适应能力减退、精神状态不佳、各种身体不适症状等均可持续或间断出现。这些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和工作，但在临床和实验室检查中却没有发现确凿的可以达到诊断程度的疾病证据，于是通常不能做出西医的疾病诊断。

迄今研究中制定的诊断标准，均是基于通过西医诊断方法来排除疾病。于氏等[4]主要通过病史排查和生理生化检查如胸部透视、心电图、生化、CT、肝功能等排除疾病状态。刘氏等[5]亦是通过统一体检的方法排除疾病。体检项目包括血尿常规、血脂、血糖、乙型肝炎病毒检测、肝肾功能、心电图、B超等，由医院体检中心医师负责排除疾病诊断，其主要根据仍然是实验室等检查。由于目前临床物理、化学和其他实验室等检查仍然是支持西医有关疾病诊断主要项目，因此，亚健康的无“病”状态，实际指的是排除西医明确诊断的疾病。在生物医学模式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医学重视的是病，对健康的认识就是无病。即凡是不能明确诊断出疾病的就是无病，无病等于健康。

《阿拉木图宣言》中指出，健康不仅是人体的生理健康，而且必须包含心理状态和社会环境都处在一个较完满的状态[6]。在当前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为：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而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处于完全的完满状态。这就使原来的“健康”人群范围缩小，虽然不能诊断为疾病，但在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中“不完满”的人群被从“健康”人群中剥离出来。

之后，由于思想观念更新，人们对于自身的关注已经由“是否有疾病”转移到了“是否健康”的层面。人们追求完美的“健康”使健康的范围不可能再向外扩展。而随着新技术、新仪器的应用，疾病的范围却不断扩大。目前疾病的诊断依靠患者自觉不适后就医，医生搜集症状资料，进行临床体格检查和各种影像、生化实验室检查后得出诊断。由于常规体检的广泛普及，大量更先进、更精细的设备不断进入医学领域，使疾病更易被诊断出来，由此疾病的内涵不断被充实。因此，在原有生物医学模式下，人群只分为健康和疾病;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发展，亚健康人群从健康人群中被剥离出来;随着新技术的应用，部分新命名诊断的疾病人群又将从亚健康人群中被筛检到疾患者群。

5 对亚健康的中医辨识

5.1 亚健康人群中一部分是“欲病”

《千金要方》云：“凡人有不少苦似不如平常，即须早道，若隐忍不治，希望自差，须臾之间，以成痼疾。”所谓“苦似不如平常”，正是亚健康状态的典型表现——虽然有不同于平常的不适表现，但到医院检查各项指标却又都未见异常，或达不到疾病诊断的标准。师氏等[7]认为，根据孙思邈将疾病的发生过程分为“未病”、“欲病”、“已病”3个层次，亚健康状态应该属“欲病”层次。它不是无病，而是已涉及人体自我稳定平衡系统的失调，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就会发展到“已病”的层次。因此，亚健康状态人群中，凭症状体征不能明确辨为某种疾病的，应属中医之“欲病”状态。

5.2 部分亚健康人群可辨出中医的“疾”或“病”

从中医学角度考虑，只有“阴平阳秘”的“平人”才是健康人群，除“平人”外都是不健康的。亚健康人群源自中医的不健康人群，这与“亚健康源自西医生物模式下的健康人群”是截然不同的。《说文解字》云：“疾，病也。”疾病缓急微甚有别，疾是病的轻浅阶段，病是疾的沉重阶段，即《辞海》中所说：“疾甚曰病。”可见，中医的“疾”作为病的轻浅状态可能症状很少，或是很轻，但只要是阴阳不平衡，就已经不再是中医理论中的健康状态。亚健康状态机体已经出现了气血阴阳的不平衡状态，有病因病机可究，当满足中医疾病诊断标准时即可诊断为“病”，因此，亚健康可以有中医的“病”。中医“病”的范围自古以来在不断拓展，甲骨文中已有疾首、疾目等20余种，至《内经》已有200多种病名。中医的疾病很多不能与现代医学中某个疾病直接对应或达到其诊断标准，如虚劳、郁证、健忘等患者在常规检查中很多都没有阳性指标，无法诊断为现代医学的“病”。目前国内治疗亚健康多用中医方法，对亚健康者实施个体化治疗，使其重归“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

6 讨论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传统的中医理论与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于健康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都以“完满”状态作为健康。但对疾病的认识差别很大。中医是排除式的，不健康就是有病，即亚健康人群源自中医理论模式下的“不健康”人群;西医是纳入式的，必须满足疾病诊断标准才是疾病，即亚健康人群源自西医原生物医学模式下的健康人群。因此，亚健康是“无西医的病”，但可能“有中医的病”。

现代医学强调组织形态、器质性病变;中医学强调功能，重视患者自身感受，并不否认疾病发生时体内出现了物质性的改变，只是这一“物质性”着重在“气血阴阳”。中医辨证时，看重的是患者的主观感觉和体征，通常不依赖于仪器检查，因此，即使没有任何影像或微观指标异常，依然可以辨证施治、立法处方，即中医“辨证”不需建立于现代医学“疾病”的基础上。

病证结合是中医学的特色之一，即中医辨证与中医辨病相结合。中医理论中有“异病同证”之说，但某一证候的一组症状和体征在不同的疾病中亦有一定差异。由于所处病种不同，其证候表现，特别是针对病位的症状或体征一定有所不同。如嵇氏等[8]分析1982年1月-2000年10月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文献118篇，发现肝郁脾虚证存在于精神科、神经科、心血管科等多系统疾病中。吴氏等[9]应用临床流行病学(DME)方法调查，结果显示，中医肝郁脾虚证最常见的5个表现依次是脉弦、胸胁胀闷、纳呆食少、舌苔白和神疲乏力。但在不同疾病中，肝郁脾虚证的症状表现可能不同。如泄泻肝郁脾虚证中“便溏泻”一定出现，而“腹胀”不一定出现;胃脘痛肝郁脾虚证则以“脘腹胀痛”为主症，“便溏”不一定出现。即异病可以同证，但构成同一证型的诸要素如主症、次症、兼证及舌脉等，在不同病种中主次地位是不一致的[10]。

由此可以推论，同一中医证候，在亚健康人群和疾患群中亦应有不同表现，可能表现在某些症状体征的有或无、某个症状体征出现的频次以及某个症状体征出现的严重程度上。这一观点尽管有待今后研究中、大样本数据的统计支持，但提示研究者应对亚健康状态与疾病状态同一中医证候有无表现差异给予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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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育学.亚健康状态[M].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18.

[3] 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中医临床指南[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6.1.

[4] 于春泉，王秀莲，张伯礼，等.亚健康状态常见证候特征的判别分析[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8(5)：129-131.

[5] 刘保延，何丽云，谢雁鸣，等.北京地区亚健康人群中医基本证候特征的流行病学研究[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30(2)：131-136.

[6] 杨平，肖进，陈宝珍.医学人文词汇精解[M].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02.240.

[7] 师建梅，袁世宏，李俊莲.亚健康的中医自稳调控干预措施[J].中国民间疗法，2005，13(6)：5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