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文学编辑研究模式中，编辑与报刊往往混于一体，没有把“编辑”从报刊研究中独立出来进行本体意义上的探讨。这是因为学术界很少注意到编辑的主体性，进而把编辑当作审美主体来探究其影响当代文学生产的隐秘机制。目前，严重制约当代文学编辑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原因在于史料的缺乏，随着各级各类档案的解密以及当事人回忆录的出版，编辑史料严重匮乏的局面将会有所改善，当代文学学科也因此面临学术视角延伸和拓展的机遇。与近现代文学期刊相比，当代文学期刊及其编辑在角色与功能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现代文学期刊大多属于同人期刊，在政治割据环境下大致处于自由分散的出版格局。同人期刊编辑在身份上寄托于文学社团，通过期刊出版的方式阐释文学社团的美学主张和思想倾向；政党旗下的文学期刊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为其意识形态宣传服务。而1949年以后，随着“一体化”文学制度和出版体制的确立，出版社与文学期刊收归国有，隶属于文联、作协或出版管理部门，编辑身份也从自由的“个体”变成“单位人”或“文艺工作者”：一方面作为审美主体，从事组稿、审稿、编稿、改稿、栏目策划等“分内”之事；另一方面作为党的意识形态代言人，配合政治运动，宣传党的文艺方针和文艺政策。下面主要谈谈当代文学编辑研究现状、学术空间以及需要突破的难点、问题。

一、当代文学期刊编辑研究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文学已经走过70年风雨历程。从文学生产的意义上说，共和国文学七十年实际上是当代文学出版的七十年，甚至可以说是一部当代文学编辑史。就文学作品从创作到发表或出版再到经典化的过程来说，当代文学生产与现代文学三十年大体上是一致的。对文学期刊以及编辑队伍在文学发展中作用的考察，是激活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支点。或者说，如果要从根源性的意义上理解和把握当代文学发展史，文学期刊和文学编辑可能是延伸当代文学研究视野的重要学术切口。尤其透过编辑在文学文本发展流变中所发挥的主体功能，可以发现当代文学作品进入大众视野之前的种种“秘史”。读懂了“秘史”就意味着了解了作品的前世今生，有助于读者以新的视角重新阐释当代文学，从而刷新人们对文学史的认识。因此，文学编辑研究对推动当代文学学科发展来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文学出版研究热是由钱理群先生《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纲》一文所引发的，该文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着重指出文学期刊出版对现代文学生成的重要意义及其在现代文学学科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视角。从此，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开始关注文学出版与当代文学发展之间的关联。经粗略梳理，当代文学编辑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编辑制度研究、编辑家研究、编辑文案研究、“编辑按”研究、风波事件研究、编辑活动研究等六个方面。编辑制度研究方面，张钧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和王本朝的《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2]具有代表性。两本专著虽然都只有极少篇幅来谈论编辑及编辑制度，并且是把编辑制度纳入出版制度的框架中来谈的，但从中可以了解到编辑制度生成的背景和来源。后者主要针对中央级文学报刊，而前者把视野辐射到全国地方性刊物，同时注意到中央级媒体与地方性媒体在编辑制度上的差异。两者在编辑制度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贡献。编辑家研究方面，周国清的博士论文《文学编辑家秦兆阳研究》[3]不仅关注编辑家秦兆阳的编辑活动及创作与批评实践，还把编辑主体的精神结构纳入研究视野，揭示秦兆阳精神分裂的人格特征。黄蓉博士论文的《丁玲文学编辑活动研究》[4]把新中国成立前后丁玲的编辑活动视作整体，尤其注意到20世纪50年代编辑活动中丁玲身份的多重性及其矛盾的人格状态。蔡兴水《巴金与<收获>研究》[5]53以主编巴金为核心，论及《收获》三代编辑，并认为《收获》与中央级主流媒体编辑主体的差异性在于它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继承。编辑文案研究方面，李频《〈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编辑学案分析》[6]、韩彬《秦兆阳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对一桩历史公案的再认识》[7]是两篇非常厚实的论文。两篇论文都对文学史上一桩公案进行了精辟的剖析，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公案形成的历史现场，对当时的文人心态和政治形势进行了合乎情理的推断。“编辑按”的研究中，程光炜的《〈文艺报〉“编者按”简论》[8]是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后来者纷纷引用其中的观点。魏宏瑞《文学场与政治场——以十七年（1949-1966）〈文艺报〉“编者按”为考察中心》[9]在研究视角上作出了调整，试图以“编辑按”为切入点，探寻主编的编辑理念和精神追求。风波事件、编辑活动研究以围绕《文艺报》引起的编辑事件为学术热点，比如吴中杰《冯雪峰与〈文艺报〉事件》[10]和洪子诚《百花时代下的〈文艺报〉风雨》[11]等论文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重视角，探讨编辑人事关系的变局及其来由，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边界。上述可知，当代文学编辑已引起学术界普遍关注。研究者从多角度观察文学编辑在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和功能，从中窥探编辑主体影响当代文学生产的隐秘机制。然而相对于现代编辑研究，当代文学期刊编辑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它将随着档案的开放、史料的出版以及学术视野的拓展不断走向深入。

二、当代文学编辑研究模式与特征

就当前研究成果来看，当代文学编辑研究模式有以下三大显著特征。首先，当代文学编辑研究从属于报刊研究，而研究视域主要集中在作为传媒的文学期刊本身，而其中编辑研究所占篇幅极小，或者说编辑研究是为文学期刊研究服务的。在现有的文学出版研究中，文学期刊历来都是探讨的热点。《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12]是青年学者黄发有潜心于当代文学传媒研究的专著。全书的学术视野非常开阔。从中央级刊物到地方性刊物，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期刊都纳入到其研究范围，就杂志的办刊立场、编辑策略、编辑理念来考察文学期刊作为文学传媒的显著特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不仅关注到原创文学期刊，而且对文学选刊的编辑理念及其与原刊的区别进行归和梳理，全景式地展示了当代文学期刊风貌。而文学期刊的办刊立场、审美风貌与编辑的主体作用息息相关。因为刊物元素所构筑的媒体功能无不凝结着编辑主体的心血。应当说，文学期刊研究虽然不侧重于编辑视角，但为编辑本体研究提供了方向和线索。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是从传媒的角度全面铺开，对文学期刊进行全方位透视，那么，李红强的学术著作《<人民文学>十七年》[13]则专门针对《人民文学》，从体制、语境与期刊的关系来观察和分析《人民文学》编辑队伍在每个时期的“更迭”或“换血”的情况及其根源。作者从代际视野、个性气质、派系身份等角度进入编辑主体研究，论述显得别开生面。吴俊、郭战涛《国家文学的想象与实践——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14]和谢波《媒介与文艺形态——<文艺报>研究（1949-1966）》[15]等论著同样也是对部级期刊的考察，且某些章节也不乏编辑研究的内容。上述论著没有孤立地分析杂志本身，而是把编辑身份、编辑队伍更迭以及编辑思想、编辑理念的变化放到宏观的政治文化语境中考察，同时又从个人素养、派系身份角度追溯历史渊源。这些研究成果虽然不乏编辑研究的闪光点，但总体来说，编辑相对于期刊来说仍处于依附性的地位，而且论者对编辑的微观分析服务于期刊研究体系的完整性。其次，当代编辑研究依附于报刊研究，并非说学术界没有意识到编辑本体的重要性。一般而言，当前针对编辑家和编辑文案的个案研究都聚焦于编辑本体的探讨。比如博士论文《秦兆阳的编辑活动研究》、李频《〈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编辑学案分析》、韩彬《秦兆阳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对一桩历史公案的再认识》、黄发有《告别伤痕的仪式——对照审稿意见重读〈记忆〉》[16]、黄蓉博士论文《丁玲文学编辑活动研究》等文章都是典型的个案研究，无论是对编辑主体还是编辑文案的考察和分析，其论述角度均朝着编辑本体逼近，且不乏翔实史料的支撑。论者通过史料与问题的对接互释，力图还原文学文本的本来面目与发展历程。读者可以看到，在逼近“人本”与“文本”的阐释中，问题的复杂性渐次展开，作家与编辑之间的交往“内幕”随之浮出水面，这些包含种种复杂性的“内幕”的曝光改变了当代文学史叙述所提供的传统意义上的认知与判断。最后，与现代相比，当代编辑工作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更加密切。1949年以后，编辑的文化身份被纳入到国家体制所规定的编制系统，这就使得其出版实践与政治关系十分紧密。所以，对当代文学编辑身份及其角色功能的分析只有与其政治意识形态结构进行对接，可能更容易得出具有历史感又不乏逻辑性的结论。正因为当代文学期刊的办刊模式有着鲜明的政治化倾向，所以，围绕编辑而引起的出版事件就成为当代编辑研究的重要方面。编辑风波事件研究方面，洪子诚《百花时代下的〈文艺报〉风雨》和吴中杰《冯雪峰与〈文艺报〉事件》具有代表性。当然，论者并未局限在文学场、政治场风波事件本身的描述，也没有对敏感的人事问题进行过分渲染，而是围绕风波事件如何发生又如何影响到主编任免等问题进行追问，检视出背后所隐藏的两种文学观念、审美立场的潜在对立。通过事件看编辑，通过事件读文学，这种研究模式独到新颖，抓住风波事件中隐含的观念实质就达到了编辑研究的学术目的。当代文学尤其是“十七”年文学出版中，文学期刊出版几乎始终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和有关“问题”作家、“问题”编辑的风波事件。比如“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丁、陈集团案”“反右”运动等，而这些运动与事件的起因大多又与编辑出版相关，比如“双百”时期出版界创办同人刊物的潮流，提议者和倡导者大都在“反右”运动中遭到清算。所以，编辑风波事件引起的出版改革和文学流变是非常有意思的学术话题，值得深入探讨。

三、当代文学编辑研究难点与问题

上述所见，当代文学编辑已受到现当代文学学科领域的中青年学者的关注，但就研究模式来看，不得不说依然存在一个学术转向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把“文学编辑”从当前笼统的文学期刊研究中独立出来，并当作本体化的概念和主体化的对象来对待，实现从文学期刊研究向编辑本体研究的学术转向。首先，从研究对象来看，当代文学编辑研究的问题在于，研究模式中，编辑与报刊往往混于一体，没有把“编辑”从报刊研究中独立出来进行本体意义上的探讨。大多数情况下，当前所谓的“编辑研究”实际上是以报刊研究来代替本体研究。当然，编辑研究属于出版研究或报刊研究的分支，对编辑角色及其功能的分析离不开对作为公共载体的报刊传媒的考察。在具体的分析中，两者不可分割。尤其是，编辑研究少不了有关报刊文献提供的大量材料的有力支撑。但必须承认，编辑研究与报刊研究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后者侧重于从传媒的角度切入，着力于对报刊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传播功能进行观察和分析，而前者则着眼于从编辑个体角度进入，学术视域延伸到文案编审、栏目策划、编辑理念等具体的出版环节。所以，如果说报刊研究的学术视域主要是公共化的传播领域，那么，编辑研究视角则深入到个人化甚至是私人化的空间，比如编辑与作家的交往，文学稿件的修改、退稿等问题。从研究现状来看，关于当代文学编辑本体研究依然是十分稀缺的。如果要把编辑研究推向深入，而不仅仅停留在报刊研究的中端层次，通过对文学编辑的个体出版实践的观察和分析去进一步激活文学生产机制与文学史叙述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得不说是一个值得深讨的问题。其次，从审美主体角度来看，现有的研究很少从“主体”角度来认识文学期刊编辑的价值功能。通常情况下，作家有创作主体之说，读者又称为接受主体，批评家也可称批评主体，那么，编辑为何不能提到“编辑主体”的高度来认识呢？应当说，将编辑当作独立的“审美主体”来加以认识是实现学术转向的根本问题。很大程度上，只有摆脱编辑作为“中介者”和“嫁衣人”的传统角色定位，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推进编辑本体的研究。那么，一直以来，“编辑主体”说为何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呢？其一，和学术界对“编辑主体”概念的漠视与编辑工作自身的定位有关。大家通常把编辑称作为作家做“嫁衣”的人，是联结作者与读者的中介角色。言下之意，文学编辑只是起到中介作用，而且往往处于当代文学生产的“后台”。其二，学术界之所以未能对编辑展开深入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认识到编辑在与作者、读者、出版者构成的关系网络中作为审美主体的核心作用。事实上，编辑主体的编辑理念、审稿标准、改稿原则甚至个性气质、文化修养等因素深刻影响到当代文学的生成方式与发展流向。因此，不只是把编辑看成沟通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中介者”或“嫁衣人”，而应当作与创作主体、接受主体并列的审美主体来看待，这是当代文学编辑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一环。第三，从编辑史料来看，与现代时期文学出版相比，有关当代文学编辑的史料更显匮乏。在当代文学编辑研究中，一旦涉及到编辑与作者“幕后”交流以及编辑决策涉及“稿签”之类的史料，研究者普遍感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这也是学术界一直不敢涉猎这个领域的重要原因。近年来，随着编辑手记、口述材料、编辑访谈、编辑回忆性文章的发表和出版，这种情况有所改观。比如，刘锡诚《在文坛边缘——编辑手记》（上下册）、程永新《一个人的文学史》（上下册）、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上下册）、周明《雪落黄河》、崔道怡《方苹果》、何启治《文学编辑四十年》《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王仰晨《文学编辑纪事》等当代著名文学编辑撰写的回忆性文章，都是切近编辑本体的史料，为当代文学编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撑。另外，陈思和、虞静主编的《艺海双桨：名作家与名编辑》是有关当代名作家和名编辑撰写的回忆性文章，其内容囊括了当代名家名作、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又不乏亲临历史的真实感和鲜活的现场感，几乎可以当作一部当代文学编辑史和创作史来读。有关编辑的史料陆续出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代文学研究方向，文学期刊、文学编辑、文学生产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关注。然而相对于现代时期，有关编辑的史料依然不够丰富，某些关键史料至今封存于各级档案馆，抑或因关系到当事人利益而处于被遮蔽状态，致使对某些敏感文本、敏感人物的解读难以推进。比如“双百”时期主持《人民文学》编辑工作的秦兆阳，为何因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而惹祸上身？在最高领导人的保护下，王蒙最后为何还是无法幸免于被划为“右派”？诸如此类当代文学史上的疑案，只有在足够的史料佐证下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

结语

当代文学编辑研究的跨学科性使它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学术领域。它不仅涉及文学、出版学、编辑学等学科，同时也需要丰富的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知识来做支撑。当代文学编辑研究的跨学科、跨领域的特点对研究者的文化素养和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昭示出编辑学科领域更广阔的学术前景。就研究现状来看，当代文学期刊编辑研究中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有待进一步探讨。首先，当前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编辑”角色上升到“主体”的高度，去把握和探寻文学编辑作为一种潜在因素影响当代文学的隐秘机制。文学编辑作为审美主体，与创作主体、接受主体构成文学生产环节中互相关联的三大主体。某种意义上，只有把编辑当作审美主体来认识，而不紧紧是当作沟通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中介者”看待，才能切入编辑在出版实践中的心理层次和精神状态，探察出受其影响的编辑理念的形成过程。其次，从整体格局来看，文学编辑研究处于不平衡状态。从期刊级别来看，中央级文学期刊及其编辑普遍受到关注，研究成果也较多，然而，省市级文学期刊及其编辑则往往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从文学雅俗格局来看，严肃文学期刊或雅文学期刊受到青睐，而通俗文学杂志则不受重视。因此，省市级期刊和通俗期刊的研究空间还很大，而这部分受到冷落的文学期刊的编辑队伍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地方期刊往往都是中国当代作家写作的出发地，相当数量的当代作家的成长与省市级期刊编辑的提携和栽培是分不开的。比如周克芹之于《四川文学》，韦其麟、李准之于《长江文艺》，茹志鹃成名作《百合花》就发表在《延河》。所以，加强省市级期刊及编辑队伍的研究是今后开拓文学出版学术空间的重要路径。最后，当前编辑研究主要着力于原创文学期刊的编辑研究，而对选刊编辑及其与原刊编辑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关注不多。必须承认，《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散文选刊》《诗选刊》等与原刊相比起来，其运作机制和办刊里路是大不一样的，编辑身份、编辑功能、编辑理念也各有偏重，值得细究。

参考文献：[1]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3]周国清.文学编辑家秦兆阳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3.[4]黄蓉.丁玲文学编辑活动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5.[5]蔡兴水.巴金与《收获》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6]李频.《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编辑学案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4）.[7]韩彬.秦兆阳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对一桩历史公案的再认识[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1).[8]程光炜.《文艺报》“编者按”简论[J].当代作家评论,2004(5).[9]魏宏瑞：文学场与政治场——以十七年（1949-1966）《文艺报》“编者按”为考察中心[J].扬子江评论,2008(5).[10]吴中杰.冯雪峰与《文艺报》事件[J],世纪,2011(6).[11]洪子诚.百花时代下的《文艺报》风雨[J].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99(1).[12]黄发有.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3]李红强.《人民文学》十七年[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14]吴俊，郭战涛.国家文学的想象与实践——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5]谢波.媒介与文艺形态——《文艺报》研究（1949-1966）[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6]黄发有.告别伤痕的仪式——对照审稿意见重读《记忆》[J].文艺争鸣,2016(4).

作者：王迅 作者单位：广西文学文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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