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不同生育权配置的国际经验总结

从以上对世界不同国家实行的生育政策及社会经济后果分析来看，无论是实行了指导性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因为历史原因导致的人口减少，对一个国家人口增长及社会经济的深层次负面影响都是巨大而长远的。

首先，人口生育率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后，很难在短期内通过鼓励和刺激生育的政策得以恢复。比如日本，人口生育率从1949年的43降到1960年的2，只用了10多年的时间；从1970年开始停止对人口生育的管制，人口生育率在40多年也未恢复到2，2015年总体生育率也只有14。而印度因为文化、宗教等复杂因素对人口计划生育的抵制，至今人口生育率仍高于世代更替水平，2013年为248。

其次，人口的长期萎缩会危及种族延续和国家安全。比如日本，2013年人口约为127亿，预计到2060年，日本人口大概减少为086亿。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方案显示，到2100年，日本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占比将从2013年的176%降到09%，人口只减不增，逐渐衰落直至消失。

，最显著也最重要的是，人口的减少将会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的增长。人口不断减少，使得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后工业时代失去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表现出下行、老态及疲软等不良反应，与后发新兴经济体印度相比，缺乏劳动力和创造力的优势。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2015年，日本GDP增长率分别为-01%和04%，韩国的经济增长为33%和26%。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增长在2008年后经常“保1争2”，甚至一度负增长，2015年经济增长为085%。印度近乎失败的人口生育控制并没有造成人口的快速下降，使得印度的经济增长具备了重要的人口优势。印度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在5%以上的水平，2015年更是高达76%，首超中国并领跑全球，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实行指导性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均呈现明显的“先富后老”特征，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人口兴盛时期完成了工业化，但在后工业时代却面临着人口萎缩和经济低迷的压力；印度则由于具备人口优势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具有相当大的潜力。

52基于不同迁移权配置的国际经验

目前，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及法律都赋予了公民自由迁移的权利，但仍有部分国家不同程度地将迁移权收归国家所有。总的来看，国家宪法赋予了公民迁移自由的权利，但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国家的管理体制限制了公民的迁移自由，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将影响城市化进程。这里我们主要分析国际上的两种迁移权配置方式：及时种配置方式，包括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在内的国家，其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了公民的迁移自由，这些国家公民的迁移自由权在法律和经济学层面均归属个人支配。第二种配置方式，包括俄罗斯、印度等在内的国家因社会保障体系、种族歧视及城市化建设不足等因素，公民的自由迁移权利受到国家的干预，尽管在法律层面迁移权归公民个人支配，但在经济学层面迁移权却受到国家的“半管制”。本节通过梳理世界不同国家的人口迁移权配置方式，分析各配置方式对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并从中总结经验。

521美国的人口迁移自由

美国法律和历年法院判例赋予了公民自由迁移的基本权利，还保障了公民在各州享受的优惠、平等和豁免权。在美国，与迁徙权相配套的各项权利受宪法保护的依据是“优惠与豁免条款”

美国联邦宪法》第4章第2节规定：“每个州的公民均享有诸州公民所有优惠和豁免权。”《美国联邦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者入籍、并受制于其管辖权的人，都是合众国和其居住州的公民。任何州不得制订或者实施任何法律，来剥夺合众国公民的优惠和豁免权利。”和“平等保护条款”

平等保护条款规定：“各州不得在其管辖区域内，对任何人拒绝提供法律的平等保护。”。根据这两个条款，迁移、流动人口有权享受流入地州政府提供的各项服务保障，而且新迁入的居民与本州居民享受同等待遇，流入地政府有责任保障新迁入本地居民的各项权利(曹淑江,2007)。美国公民自由随意的州际迁徙没有造成美国社会秩序的紊乱，这得益于社会保障号(Social Security Number，SSN)制度的管理。1935年，美国政府为维持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稳定，推出了《社会保障法》(该法案最初名为《经济保障法案》)，这一法案被“新政”后的美国各届政府不断修正和完善，从而构成了美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每个合法的美国公民都有一个社会保障卡，且社会保障号伴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美国人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到社会保障机构办理住所变更手续，以保障在该地享受各项权利。联邦当局能根据迁移人口的住宿变更情况进行信息追踪，了解、掌握、查询、统计全国人口的迁移情况。社会保障号信息系统随时记录美国人口的迁移、流动、工作变动、收入变化以及缴纳税费等情况。各地区、各行业以及各部门都能通过社会保障号查询公民的个人情况，社会保障号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随时起着调节作用，保障美国的社会经济有条不紊地运行。

美国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促进了城市化的良性发展。得益于发达的铁路网、州际公路网，以及家用汽车的普及，美国人口在城乡、州际之间自由迁移。当前，美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城市化率就达到了70%以上，2014年，城市化率高达815%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城市发展指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data worldbankorgcn/indicator/SPURBTOTLINZS。，显然这是人口自由流动的结果。鉴于美国政府对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的行政干预较少，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基本都是依靠社会和市场的力量推动。美国人口迁移的方向在城市化的各阶段有所不同，在集中城市化阶段，人口主要从乡村迁移到城镇、小城镇迁移到大城市；在城市郊区化阶段，人口主要从城市迁移到郊区，形成大都市区。当前，美国的郊区化有效缓解了美国各中心城市人口密集、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改善了公民的城市生活质量。

522日本的人口迁移和住民登记

日本国宪法》明确规定日本公民享有迁移自由的权利。

日本国宪法》第3章国民的权利与义务中第22条明确规定公民具有居住、迁移及选择职业的自由，移住外国和脱离国籍的自由：“1在不违反公共福利的范围内，任何人都有居住、迁移以及选择职业的自由。2不得侵犯任何人移往国外或脱离国籍的自由。”资料来源：《日本国宪法》，日本国驻华大使馆，1946年11月3日公布，1947 年5月3日施行。日本从1952年开始通过“住民登记制度”对迁移人口进行管理(新华,2003)。每个日本居民持有一张“住民票”，相当于户籍文本，它以每个居民的居住地为基础设立，记录个人姓名、出生日期、性别、当前住址等信息，以及个人居所变动、迁移、纳税等信息，它既是政府为个人提供公共服务的凭证，又是日本对迁移人口进行管理的制度。“住民票”跟随公民的住址而移动，国民在迁移到其他地方前，首先要带上新居住地的房屋租赁合同，到居住地区政府办理“住民票”迁出证明，注明迁出的原因和计划前往的地址。搬入新住址14日内要到新住地区政府办理迁入登记，居住地点的信息登记要求十分详细，这样就变更了原来的“户籍”材料，也就成为新迁入地的公民，并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待遇的子女教育、国民健康保险、公共设施利用及公共服务享受等社会福利。自2011年以来，日本又出台了“住民基本情况网络登记制度”，这是“住民登记制度”电子政务的一项重要举措。该制度要求迁移人口安顿下来后，1个月内到当地行政部门登录新居住地点，实现户籍材料的自然变更，显著提高了迁移人口管理效率。

何德功日本居民身份管理便于人口流动［EB/OL］[2003-07-17].newsxinhuanetcom/world/2003-07/17/content_981062htm.

“住民登记制度”是日本人口迁移和户籍管理中非常关键的环节，一方面，保障了日本人口迁移、流动的有序进行；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日本行政当局与居民的有效互动，即享受当地各种优惠政策与遵守当地的行政措施和法律，因为日本政府可以随时掌握公民的行踪。

世界各国的身份管理制度一瞥［EB/OL］[2003-07-25].old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307/25/70628shtml.“住民登记制度”虽不具备调控城市化人口流向和流量的阀门功能，但能对迁移人口进行有序管理。目前，日本属于全球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2014年城市化率达到了93%，东京人口占日本总人口比例超过1/4。由于高度发达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并不存在大量低素质人口大规模涌入东京等大城市的现象。因此，日本有序的人口迁移管理依托于完备的“行政管理制度”和健全的“市场调节机制”有机结合，前者保障了对迁移人口管理的“疏而不漏”和“自由平等”，后者保障了流入大城市人口的“优胜劣汰”和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

523法国的迁移自由和流动人口管理

1946年法国《新人权宣言》和1950年签订的《欧洲保障人权和根本自由公约》赋予法国公民迁徙自由的基本权利。

1950年11月4日签订于罗马的《欧洲保障人权和根本自由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2条即是迁徙自由。公约具体规定为：1合法地处于一国领土之内的每一个人都应当在该国领土之内享有迁徙自由和自由选择其居住地权利。2每一个人均有权自由地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所属国。3对于这些权利的行使不得被施加任何限制，但根据法律施加的限制以及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出于保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维护公共秩序、预防犯罪、保护健康或道德、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需要而施加的限制除外。4第1款中所设定的那些权利也可以在个别领域中受制于一些按照法律而施加并基于民主社会的公共利益而正当化的合理的限制条件。资料来源：欧洲人权法院，《欧洲保障人权和根本自由公约》，wwwechrcoeint/Documents/Convention_ZHO pdf。每个法国公民拥有个人户籍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国籍、出生日期、出生地址、父母的职业、经济收入、宗教信仰、居住地址等个人信息。如果一个法国公民迁移至新居住地，只需要通知以前居住地的社会保险机构，将其个人户籍信息转到新住址所在地的相应社会保险机构即可，法国公民可以随意跨区域迁移而不受任何措施的限制。

美国法国日本户籍制度［EB/OL］[2005-11-28].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1/ 28/content_3846265htm可见，法国流动人口的秩序是以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基础的。法国公民的医疗保险、失业救助等社会保险全国联网，每个公民对应一个社会保险号码，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享受医疗保险、失业救助、住房补贴、看病就医、教育等一切社会福利。

迁移自由的前提是人口的自由流动，法国采取分类发放“流动证”制度对国内流动人口进行管理。需要办理“流动证”的群体主要是有工作但没有固定居所者、无家可归者以及罗姆人(吉卜赛人)，每年的数量有30万~40万人。法国实行的“流动证”制度具有三个鲜明特点

美国法国芬兰巴西流动人口管理的经历与得失［EB/OL］[2012-02-07].finance peoplecomcn/GB/70846/17040165html：及时，“流动证”制度具备法律支撑。法国法律规定，年满16岁且居无定所者必须办理流动证，有效期为5年，期满后必须到警察局办理延长手续。如果警察检查到符合条件而无法出示“流动证”，则面临惩罚甚至监禁。第二，“流动证”制度实行分类发放与管理。针对流动人口的“流动证”的发放、审核时间长短，法国根据流动者是否有固定居所、固定工作地点和固定收入而定，分为A、B、C、D四类。第三，“流动证”必须与市镇相关联。法国“流动证”的申领人必须同时申请同国内某个市镇相关联，形成绑定关系。关联有效期2年以上，之后可以更换关联市镇。在关联生效期内，“流动证”持有者必须在该市镇完成相应的义务并遵守法律，连续3年与一个市镇关联才拥有选举权。此外，一个市镇接纳“流动证”持有者不超过当地人口的3%。拥有“流动证”可让持证人享受法国公民的民事权利，以及关联市镇的选举、被选举权和司法援助等政治权利。该“流动证”管理制度不仅实现了对不同人员的分类管理，提高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法律强制效力，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控制了市镇的人口规模。

524俄罗斯人口迁移及其低流动性

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俄罗斯联邦每位公民不论男女都享有在俄罗斯联邦境内自由迁移、选择停留地和居住地的权利。

1993年12月12日由全民公决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章第27条规定：“1合法地处于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每个人都有自由迁徙、选择逗留和居住地点的权利。2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离开俄罗斯联邦国境。俄罗斯联邦公民有不受阻碍地返回俄罗斯联邦的权利。”资料来源：《俄罗斯联邦宪法》，中俄法律网，wwwchinaruslawcom/CN/InvestRu/Law/2005531140842_6715509htm。公民的迁徙行为无须经过地方政府审批，只需进行合法的迁出、迁入登记即可(Schaible,2001)。1995年，俄罗斯联邦政府根据法令正式颁布具体的执行方案，规定公民迁移到一个地方，非当地户口的本国和外国居民在3天之内必须办理户籍登记，接受俄罗斯移民局、警察局和安全局的备案(Rubins,1998)。俄罗斯联邦政府虽强调和维护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但由于缺少对国内迁移人口的实际性管理，导致在莫斯科、圣彼得堡这类大城市存在对外来迁移人口的隐性限制。俄罗斯联邦当前对国内迁移人口的政策性管理文件主要是“俄罗斯联邦移民管理纲要”，该文件力求优化国内人口流动，促进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尽管俄罗斯联邦宪法及联邦立法对俄公民常住地选择上未设任何行政限制，但就国内移民管理而言，政策制定和执行仍显不足，护法机关实行的登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甚至破坏了联邦公民自由迁移的权利(于小琴,2011)。对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而言，受种族主义冲突背景下的治安压力、社会福利资源分配的压力、市场化在大城市居民中形成的对外来人口的竞争性心态，共同导致大城市对外来流动人口的自由迁居限制。为消除城市流动人口中存在的恐怖主义威胁，俄罗斯立法机构修改了涉及流动人口管理、移民、机动车过户、居住登记、交通工具安全管理等近30个法律法规，新法规针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大大超过以往(周开颜，2013)。

由于联邦政府缺乏利用人口流动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平衡的管理意识，且对这一过程协调不足，甚至对毕业生的就业还实施了行政命令体系下的管理措施。因此，俄罗斯联邦部分行政因素对国内人口迁移的限制，导致国内人口流动不畅。这些限制性的行政因素主要包括：及时，人口的迁移借助官僚化的登记程序，登记手续过于烦琐，限制了外来流动人口的居住。目前俄罗斯对国内流动人口统计不足，临时劳动移民也未纳入登记体系。第二，大部分社会保障体系与公民常住地绑定，这限制了迁移人口获得迁入地社会保障的权利，包括医疗保健、退休及社会救助服务等。第三，大城市住房供给不足以及高昂的房价极大地抑制了公民的迁移，包括缺乏廉价公寓住房、贷款体系不健全以及收入水平较低等因素大大阻碍了人口的迁移。第四，人才市场及就业中介服务机构发展落后，就业信息不对称，很难促进人口的广泛流动。尽管俄罗斯联邦公民有自由迁移的权利，但由于受到各种行政管理制度的限制，致使各联邦跨地区的人口流动性较低。

525印度的人口迁移与贫民窟的形成

印度宪法赋予印度公民在国内自由迁移的权利，

1949年通过的《印度宪法》在“自由权”一节第19条第1款规定：“一切公民均享有下列权利：在印度领土内自由迁徙。”但由于缺乏健全的制度对过亿人口的流动和迁移进行有效管理，导致了诸多社会问题。自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印度公民没有能标志印度公民的身份证，只能用选民证、工作证、驾照、护照、银行账户等证明身份的证件在特定的地方工作和居住，这就带来公民身份资料重叠的可能性，政府更无法对几亿规模的迁移人口进行有效管理。由农村迁移人口构成的城市贫民的快速增长，加上印度政府对贫民窟居民的社会保障、医疗服务、义务教育等供应能力有限，导致印度的城市化质量和城市运行管理效率低下。

印度政府对迁移人口的管理不善产生的社会问题体现在：首先，印度属于发展中大型经济体，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导致落后地区的人口季节性和长期性地大规模向较发达地区迁移。每年印度终身迁移人口总量高达全国总人口的274%，农村作为人口迁移的发源地和目的地，共有705%的国内迁移人口来自农村，农村之间的迁移人口占总迁移人口的642%，大量迁移农村人口面临就业、居住、教育等问题，这些当前印度政府都还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其次，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既无法回到农村重新被安置，又无法被城市正常吸纳，催生了快速增长的贫民窟。相较于凋敝的农村，城市虽能够为流动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但却无法提供正常的城市生活、社会福利及平等的学习和工作机会。为了满足低程度的生存需求，大量流动人口只能选择废旧铁皮、油毛毡、塑料布和几根竹竿搭成的简陋窝棚作为安身之所。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窝棚犬牙交错，开始向城市的空隙蔓延，逐渐形成规模惊人的贫民窟。就印度的贫民窟现状而言，印度政府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可能都无法解决。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all。，住房建设速度赶不上贫民窟增长速度，城市化质量较低。在印度法律里，保障人的迁徙权和居住权比公私土地产权具有更优先的地位。由于印度法律的规定，一旦公民在一处住房居住满一年，则该公民就有优先购买这处住房的权利，以及相比于其他公民的无限期租住的优先权。这样就导致了私人出租房屋和建造出租房屋的供给减少。这种情况下，虽然印度政府计划为贫民窟的流动迁移人口提供住房，但目前的建设速度仍赶不上贫民窟人口的增长速度(刘培林,2010)。

526不同迁移权配置的国际经验总结

从以上对世界不同国家实行的迁移权配置方式分析来看，以美国、日本和法国为代表的国家迁移权归公民所有；像印度和俄罗斯等国家，其公民的迁移权受到国家的“半管制”。通过本节对不同国家人口迁移和流动管理的分析可见，公民的自由迁移和流动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及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如果公民的迁移自由受到国家制度的限制，则会阻碍甚至扭曲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一方面，人口的自由迁移与否，影响劳动力的市场配置和城市化进程。人口的自由流动可以迅速使农村剩余劳动力集中到城市，加速城市化进程。比如美国、日本及法国，这些国家均快速完成了城市化，当前已处于城乡一体化的逆城市化阶段。而在公民的迁移自由权受到政府社保制度、种族歧视等“半管制”的状态下，由于权利边界不清，流入城市的公民无法市民化，导致人口流入地城市化进程减缓，比如俄罗斯，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城市外来人口排斥在外。外来人口在贡献了劳动(包括与之相伴的税收、其他政府收入、企业利润等)后，无法享受当地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结果是人口流动和迁移的动力降低，城市化进程迟缓。再比如印度，因政府无法对大量农村迁移人口进行安置，对贫困居民的社会保障、医疗服务、义务教育、住房等供应能力有限，形成了规模惊人的贫民窟，城市化质量低下。

另一方面，人口能否自由迁移，会对市场经济产生重要的持久性影响。市场经济要求发展所需的一切劳动要素均能够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发展。以美国为例，经济学家舒尔茨曾计算，美国20世纪初的经济增长动力有1/4来自人口流动，这得益于美国对流动人口的较少干预，以及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美国是世界上人口流动较大的国家，国内人口的流动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分别有28个、27个和16个州出现人口净流出，且基本集中于美国的北部和中部地区。近年来，美国人口的迁移率更是高达30%左右。一个国家的人口流动如果受到阻碍，必然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比如俄罗斯，尽管俄罗斯联邦公民有自由迁移的权利，但因受到各种行政管理制度的限制，致使各联邦区跨地区的人口流动性低，经济发展缓慢。

711人口变动与消费、投资和出口变动的数理关系

人口结构和数量的变动通过投资、消费和出口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下面我们将对其内在传导机制进行数理描述和含义分析。我们在汉森—萨缪尔森的乘数和加速数模型基础上，讨论人口增长率下降和急剧老龄化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详细理论模型的构建和推导见本章附录)，结果如下：

首先，人口结构不均衡对长期产出的影响。在函数GDP=G0/(1－β)中，因为dGDPdβ=G0(1－β)2>0，是单调递增函数，所以边际倾向越小，长期稳态产出越低。又因为β1=NOPOP2×βN ROPOP2×βR，而β=NOPOP×βN ROPOP×βR，所以β－β1=NOPOP×βN×(1－NOPOP) ROPOP×βR×(1－ROPOP)成立。根据式(7-7)的NOPOP ROPOP≡1，有0

其次，婴幼童少青中人口比重减少对稳态产出的影响。因为dGDP1dNOPOP=G0(1－β1)2×dβ1dNOPOP，且dβ1dNOPOP=2×NOPOP×βN 2×ROPOP×βR×dROPOPdNOPOP，当NOPOP ROPOP≡1时，dROPOPdNOPOP=－1，则dβ1dNOPOP=2×(NOPOP×βN－ROPOP×βR)。虽然婴幼儿和年轻人的消费倾向βN可能会大于老年人的消费倾向βR，只要人口结构中婴幼童少青中人口所占比重足够低，就有NOPOP×βN－ROPOP×βR

再次，人口结构不平衡还会影响全社会消费倾向的变动。根据式(7-24)，(见本章附录)和β1的定义，我们能得出dGDP1dβ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