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先生与守财奴 这是最坏的时代。

1842年6月，当查尔斯·狄更斯结束了他成效的美国巡回读书会归来时，整个英国正为饥饿的阴霾所笼罩。接踵而至的多次农业歉收使面包价格翻了一倍。城市里挤满了来自农村的走投无路的流民。

他们四处寻找工作而终不可得，于是便开始寻求施舍。棉花业连续四年萎靡不振，工人们只能靠公共救济和私人开设的粥棚勉强餬口。保守派社会评论家托马斯·卡莱尔给了一个冷森森的警告，"鉴于数百万人口已无计生存，这个国家本身也便走上了自我毁灭的死路。" 日益高涨的阶级间的相互仇恨对教育、社会与宗教自由以及选举权怀有坚定信仰的狄更斯忧心忡忡。那年8月，一个棉花加工厂的小范围罢工酿成了暴力事件。数天之内，该事件从平常纠纷升级为全国范围内的总罢工。"人民宪章"群众运动的领导人要求赋予所有男性以选举权。人民宪章运动参与者将国会里中产阶层激进派所提出的"一人一票"的诉求推向了街头。政府首相罗伯特·皮尔的托利党迅速出动了身着红色军服的海军陆战队，并将带头闹事者逮了起来。其他的普通罢工者们则逐渐回到了各自的工厂。尽管如此，卡莱尔，这位写出了让狄更斯不忍释卷的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作者，却仍然悲观地警告大家，"不满、愤懑以及对上层社会的反抗和嘲讽… …正在日益普遍地成为中下阶层的主流情绪。" 虽然身在伦敦金碧辉煌的大厅之中为众多绅士与淑女所包围，狄更斯对共和主张的同情却如同他醒目的领结一般让人一目了然。在与这位年方而立的文学奇才初次相遇之后，卡莱尔盛气凌人地将他描述成"一位结实的小个子，非常小"，而且后面还恶毒地添油加醋地说，他的穿着与其说好，毋宁说俨如德·奥尔赛，意思是他的衣饰和那位臭名昭著的法国伯爵一样艳俗。据卡莱尔的好友、激进派哲学家约翰·穆勒回忆，卡莱尔还曾将一位法国雅各宾革命者形容成"那张邋遢的暴徒的脸上闪耀着天才的光芒"。在午夜的奢华宴席上，宪章派人士的"暴乱"总会引发激烈的争论。卡莱尔对首相断然采取措施以防激进分子兴风作浪表示了衷心拥护。他还认为，那些真正衣食无着的人已经在得到帮助。而虽然狄更斯曾经说过"卡莱尔是我最想见的人，如果能见到他，无论走多远我都义无反顾"，但此刻他却认为，无论从审慎还是社会公正的角度，政府都应当对有劳动能力但却面临失业的人们及其家庭给予救济。

1799年到1815年期间，拿破仑战争所导致的连年饥馑曾在社会上引发过激烈的争论。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爆发的使这种争论又死灰复燃。争论的焦点是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鼓吹的《人口论》。马尔萨斯是简·奥斯汀的同时代人，也是英国及时位政治经济学教授，他为人羞涩，心地善良，并在英国圣公会担任神职。他生来便有兔唇的生理缺陷，但他又有一个锋芒毕露的数学头脑。在早期担任助理牧师的日子里，在他任职的乡村教区内发生的饥荒曾让他饱受折磨。《圣经》将这一切归因于穷人的原罪，而时尚的法国哲学家们，包括他父亲的朋友孔多塞，则认为这些都是有钱人为富不仁的结果。马尔萨斯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他觉得自己必须找到一个更合理的解释。他的《人口论》于1798年出版。截至1834年他去世之时，这本书总共再版达五次之多。查尔斯·达尔文和其他进化论的奠基者们正是受到了这本书的鼓舞。也正是这本书使得卡莱尔为经济学贴上了"悲观科学"`的标签。

马尔萨斯一直竭力想解开的疑团是，为什么在所有的社会阶段和历史时期，包括他自身所处的时代，"人类十有其九 "都是在含辛茹苦中悲惨度日。即使在不挨饿的时候，这个星球上栖居的人们也自始至终生活在对因饥饿而致死的恐惧之中。虽然农业收成的好坏会带来一些不同，地域的富庶和贫瘠也能造成一些差距，但人类的生活从未长期地摆脱过勉强维生的水准。

在尝试解开这个由来已久的"为什么"的过程中，这位举止温和的牧师与后来的达尔文，甚至弗洛伊德①不谋而合。

性，他总结说，才是罪魁祸首。也许是基于对他教区内教民们凄隆生活的观察，或是受了那些将人类等同于动物的科学家的影响，抑或是因为他第七个孩子的嗷嗷落地，马尔萨斯得出的结论是，人类进行繁殖的冲动压倒了人类所有其他的本能和技能，包括他们的理智、聪明、创造力，甚至还有宗教信仰。

基于这但具有煽动性的前提，马尔萨斯推出了他的理论：无论何时何地，人口的增长都会超过粮食供给的增长。

他的推论看似简单，但却极易让人堕入彀中：设想在某种条件下，粮食的供给刚好能满足一定数额人口的需要。这种皆大欢喜的局面维持不了多久，就如同亚当和夏娃不会一辈子待在伊甸园中一样。动物的原始情欲促使男男女女们越来越早地步入婚姻的殿堂，并组成人口数量越来越多的大家庭。但与此同时，就长期而言，粮食的供给却停留在一个相对稳定不变的水平。结果，本来刚够养活从前全部人口的谷物和其他基本口粮的数量，将会变得不够。马尔萨斯由此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不可避免，"它带来的后果便是穷人的苦日子变得雪上加霜。" P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