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 大师之死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陈寅恪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在晚清与民国的学术界，王国维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山峰，也是一座遥不可及的山峰。很少有一个学者能获得那样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也极少有一个思想家抵达那样遥远的精神境界。可是，无论学术成就再丰澹华美、精神境界再高蹈出尘，他这个人与尘世总显得隔着一层幔帐。正是这层美妙的幔帐让王国维显得既出世、又入世，这是他在他的巨著《人间词话》中阐述的较高境界。现在我们要是谈起梁启超或章太炎、鲁迅或者胡适那样的学者，可以激昂起来、亢奋起来——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可歌可泣，值得大书特书。但是一提到王国维，就有点提不起精神，甚至有些委顿、有些空虚——而这正是王国维要传达给我们的精神品质。正是这种在晚清与民国不可多得的精神品质，让王国维在他一生孤寂的文化之旅相遇同样的独行客陈寅恪——大师与大师的相遇是彗星与彗星的相遇，这千年不遇的际遇是文化的艳遇，我们要进入这样的大师世界却不能从这样的艳遇开始，从学术成就、政治立场着手当然也不行，非得从大师之死开始——这是及时步，就如同解读贾宝玉非得从他撒手红尘、入寺为僧一样，老北京的昆明湖因为有了王国维的纵身一跃从此就名载史册，昆明湖的烟波水气就凝聚成中国近代史上一缕经久不息的文化芬芳。

这24小时是1927年6月2日上午八时，王国维准时来到清华国学院。这24小时久雨初晴，初夏的阳光分外灿烂，它照耀在帝都那些巍峨宫殿的红墙碧瓦上，显得美不胜收。街头路旁，槐花一嘟噜一嘟噜从青青槐叶间悬挂下来，不时掉下一朵，不时又掉下一朵，像一朵朵小白蝶扇着翅膀飞下大地。几乎每一棵槐树下都铺满了这种白色的槐花，看上去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忧伤。王国维就这样踏着满地落花来到清华大学工字厅，这就是著名的国学研究院所在地，昨天的喜庆气氛似乎还没有散去，一切均历历在目——国学院第二班三十六名学生昨天就在此举行毕业典礼，毕业宴会也设地这里。宴席共设四桌，所有国学院的师生欢聚一堂，大厅里始终弥漫着一种喜庆的气氛，而王国维就座的那一席却寂然无声。人们已经习惯了他的沉默寡言，也没人特别在意。散席时，王国维和平常一样与人一一作别。离开工字厅后他随陈寅恪一同散步回家，并顺路到陈寅恪家进行畅谈。这时，王国维的学生姚名达、朱广福、冯国端三人游园归来路过王国维家，一时兴起便到王家拜访。王国维接到家人的电话后，即刻从陈寅恪家返回，与学生们长谈一个小时，直到晚饭时才送走了同学们。这天晚上，学生谢国桢来访，交谈中涉及时局，王国维神色黯然地说：“闻冯玉祥将入京，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他们一直谈到很晚，送走了谢国桢后，王国维应邀为他们题写了扇面，内容是唐末韩致尧的七言律诗，一为《即目》，也称《即日》，另一首的题目是《登南神光寺塔院》。题完这两首诗，王国维又为谢国桢一位名叫著青的年轻友人题了两首诗。

王国维为谢国桢等人题写的扇面，一般都认为是抄引前清遗老陈宝琛的《前落花诗》。此说最早是出自吴宓之口，他认为是王国维借此来表明自己将死之志。但后来有人对照陈宝琛的原诗时才发现这实在是一大误会，因为两首诗截然不同，充其量也不过是王国维步陈诗之韵罢。不过，从以上的几首诗来看，许多诗句似有不祥之语。据王国维的夫人后来回忆，当晚王国维熟睡如常，根本没有什么异常举动。而第二天早晨起床时，王国维女儿王东明回忆：“六月二日晨起，先母照常为他王国维梳理发辫，并进早餐，无丝毫异样。”王国维照常来到国学院上班，那就是一个我所形容的阳光明媚的日子，王国维在缤纷落花中来到清华国学院，他和每一位同事打招呼，还与他们商谈了下学期招生计划。处理完日常公务，他向研究院办公处工作人员侯厚培借了两块银元。因侯厚培身上没有零钱，就借给他五元钱一张的纸币。王国维从没有带钱的习惯，这是国学院众所周知的事实，大家对此并不奇怪，也没有人问他借钱干什么。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很随便地走出校门，叫了一辆由清华大学组织的编号为“35”的人力车，径直往颐和园而去。上午十时左右到达颐和园，王国维让车夫在园外等候，自己购票入内且直奔佛香阁排云殿下的昆明湖。漫步走过长廊，王国维在石舫前兀自独坐沉思许久，约半个小时后他进入了鱼藻轩。这时，他点燃一支纸烟慢慢地抽完，然后从容地掐灭了烟头，走到鱼藻轩的石阶上，看了看平静的湖水，猛然纵身一跃——此时大约十一时左右。距鱼藻轩大约十几米处，正好有一个清道夫正在清扫垃圾。听见水响抬头一看，发现有人跳水，他即刻奔来跳入水中将王国维救上岸。虽然整个过程不过两分钟时间，王国维不仅没有呛水，就连背后的衣服也未浸湿。但是由于湖水较浅，而王国维死意坚决，且入水时用力将头首先栽下，所以口鼻中都被淤泥堵塞，最终离奇地窒息而死。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直到晚上七点，王国维之死才传到清华园。经过紧急商讨，由校长曹元祥、教务长梅贻琦亲自带队，二十余名教职员和学生分乘两辆汽车赶赴颐和园。当时北京的政治气氛已十分紧张，负责颐和园戒严的守兵不许师生进入，经过反复交涉后才容许校长和教务长等少数几人入内。由于尸体未经检验，学校当夜不能将王国维的遗体运回，于是众人回到清华大学后便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商定第二天要办理的丧事。王国维的遗体仍停放在鱼藻轩亭子里的地面上，上面覆盖了一张破旧的篾席，篾席四周用砖块压上，其状惨不忍睹。等到第二日下午四时，检察官才来验尸，从王国维衣袋中发现了一份遗嘱和剩下的四元四角钱。验尸后清华大学对王国维的遗体进行了梳洗入殓，并于当晚九时将棺柩运到清华园南面的刚秉寺。参加送殡者除王国维的亲属和部分学生外，还有梅贻琦、陈寅恪、梁漱溟、陈达、吴宓和北京大学的马衡、燕京大学的容庚教授等。

王国维遗书装在一个信封中，封面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全文仅有百余字：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致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留给儿子王贞明的这封遗书写于夏历五月初二，也就是王国维自尽的前24小时。其中，王国维不仅对自己的后事有明确安排，还教导子孙当“谨慎勤俭”，依靠自己的勤劳来养活自己。从王国维对自身遗体埋葬地的明确指定不难看出这位国学大师对清华大学的看重，而委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整理自己书籍一事，又可知当时被王国维引为知己的还有两位国学大师陈寅恪和吴宓在王国维心目中的分量。从这封遗书中我们还能够体味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种为人为文的品德，那就是鲁迅先生评价王国维的那句话：“老实得如火腿一般。”

“老实得如火腿一般”的王国维投水自杀，像一枚炸弹在中国文化圈引爆，上海著名的《申报》刊发了“清华教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河死”的北京专电，天津的《大公报》则在“国学家王国维在颐和园石舫投水”的报道上加了“因悲观时局”等导语，因为六月四日这天正是端午节，人们很快把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与屈原投汨罗江联系起来。北京的《顺天时报》刊发了题为“继屈原投江之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的报道，而清华国学院的导师梁启超也拿王国维与屈原相提并论。现在看来，这种自沉方式虽然有别于陈天华的投海自杀或谭嗣同的慷慨就义，但这种非功利性的毁灭生命却有一种审美的惨烈，这也印证了王国维说过的一句话：“文学、美术不过成人精神的游戏”。如果说悲剧意味着一种巨大的审美快感的话，那么王国维的自沉则正好是这种快感的全身心体验，他用他的生命的投入来完成这个审美的过程。我想，他走向昆明湖的脚步应该不是迟疑的、沉重的。相反，它带有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平静与满足。因为这脚步既没有“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式的迷惘，也没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式的焦灼。相反，它洋溢着“梦里寻他千百度，回首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欣喜和飘逸。

昆明湖的波澜经久不息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他瘦小的身躯可能只在快要干涸的昆明湖上荡起浅浅波纹，并且很快平息。但他毕竟是国内首屈一指屈指可数的大学者，在昆明湖之外的人世间，他引发一连串巨大的波澜，至今也没有彻底平息。

自沉当天，王国维的助教赵万里急电身在天津的罗振玉：“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大吃一惊，很快，“王国维临终所作”的遗折敬呈到已逊位离京的末代皇帝溥仪的手中。溥仪读罢深感凄哀，随即下“诏”加恩赠谥，赏银治丧。这份假冒王国维笔迹与口气的“奏折”称：

臣王国维晚奏，为报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之言仰祈圣鉴事：窃臣猥以凡庸，过蒙圣恩，经甲子奇变，不能建一谋、画一策，以抒皇上之忧色，虚生至今，可耻可丑。迩有赤化将成，神州荒翳。当苍生倒悬之日，正拨乱反正之机。而臣自樯才为庸愚，断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更事变，竟无一死节之人，臣所深痛。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日自湛清池。伏愿我皇上日思辛亥、丁已、甲子之耻，潜心圣学、力戒宴安——并愿行在诸臣，以宋明南渡为鉴，破彼此之见，弃小嫌而尊大义，一德同心，以拱宸极，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迫切上陈，伏乞圣鉴。

谨奏。

宣统十九年五月初三日

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到这起“乌龙奏折”：“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作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溥仪其实很快就知道了事实真相：当年围绕着末代皇帝溥仪，各种势力形成各种各样的圈子，钩心斗角，包括没有任何实权的仆役与随从。就是这些人为了一己之利，互相从对方阵营中买通小人打探皇上不为人知的隐秘，喜欢在这上面花工夫的郑孝胥与罗振玉多年来就是一对冤家。罗振玉的造假很快被郑孝胥探明，他转眼就密告了皇上。在公开出版的郑孝胥日记上，清晰地记录着发生的一切：

端午节(6月4日)，诣行在，罢行礼。王国维自沉昆明湖。

初六日(6月5日)，诣行在，罗振玉来，为王国维递遗折。奉旨，予谥忠悫，赏银二千元。派溥致祭。见王静安遗嘱。清华学校诸生罢课一日。北京各报并记其自沉之状，众论颇为感动。梁启超亦为清华教授，哭王静安甚痛。

初九日(6月8日)，晤罗叔蕴，定以20日公祭王静安于日本公园。

二十日(6月19日)，午后二时，借日本公园公祭王静安。

作为儿女亲家，两家反目之后，罗振玉和王国维断了来往。在王国维自沉之后他为什么要突然弄出个假奏折欺骗皇上欺骗世人呢？据事后诸多材料分析，他主要目的是为自己洗刷“罪名”。王国维去世后，坊间流传罗振玉逼债活活逼死王国维的传闻，罗振玉假冒王国维奏折表露心迹，较大的目的就是为自己开脱。为了将这个谎编圆，罗振玉继奏折之后，又在北京和天津举行的王国维追悼会上，分别致祭继续吹捧溥仪圣恩浩荡，谥赏王国维是“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祭文回顾了罗振玉王国维两人三十年的交往历程，感叹：“呜呼！公竟死耶？忆予与公订交，在光绪戊戌，于今三十年矣。时公方为汪穰卿舍人司书记，黯然无闻于当世。暨予立东文学社，公来受学，知为伟器，为谋月廪，俾得专力于学。寻资之东渡，留学物理学校。岁余以脚气返国，予劝公专修国学，遂从予受小学、训诂。自是予所至，公皆与偕。复申之以婚姻。及辛亥国变，相与避地海东，公益得肆力于学，蔚然成硕儒。暨癸亥春，以素庵相国荐，供奉南斋。明年秋，予继入，遂主公家。十月之变，势且殆，因与公及胶州柯蓼园学士约同死。明年予侍车驾至天津，得苟生至今。公则奉命就清华学校讲师之聘，乃阅二年，而竟死矣。公既死，有遗嘱、有封奏，遗嘱腾于万口，封奏予固不得见，然公之心事，予固可意逆而知之也。”

公祭后罗振玉旋即赴京，参与处理后事。他带着溥仪的“谕旨”从清室驻北京办事处领得贰仟圆赏银，全数交给了王国维的太太潘夫人。自己又另外送上一份在亲友中间数额较高的葬礼银一千元。从各个角度讲，罗振玉此举不失三十年友谊的情分。王国维的家属子女依父亲意愿，不请风水师择坟，也不挑选“吉日”，而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地安葬，“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加予的‘谥号’王忠悫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

王国维自沉最痛心的一个人应该是他的知己陈寅恪，两人虽然年龄差距大，共事的时间不长，思想也不一致，但学术心境的高度契合使他们成为真正“相知”的朋友。学术对于王国维来说，就是生命的全部。冯玉祥即将入京时，有一位山西学生劝王国维到他的老家去躲避。王国维思忖良久，还是拒绝了，他的理由是“离开清华园不能进行学术活动，我就不知道做什么了”。他这话的潜台词是，离开了国学研究，我就没有活着的必要。对王国维的理解莫过于陈寅恪，在王国维遗体入殓时，其他清华师生行三鞠躬礼，而陈寅恪却行三跪九叩的跪拜礼，把心中神圣的孔孟之道化为具体的虔诚，即便在场的全是研究国学的师生，所有人也目瞪口呆。而最能体现对王国维敬仰的则是陈寅恪撰写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王静安先生既殁，罗雪堂先生刊其遗书四集。后五年，先生之门人赵斐云教授，复采辑编校其前后已刊未刊之作，共为若干卷，刊行于世。先生之弟哲安教授，命寅恪为之序。寅恪虽不足以知先生之学，亦尝读先生之书，故受命不辞。谨以所见质正于天下后世之同读先生之书者。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域，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移一时之风气，以示来著以轨则也。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

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於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

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等是也。

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

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著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经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书，流布于世，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理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尝综揽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剧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则彼此终古末由共喻，以其互局之一时间一地域故也。

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傥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

一千九百三十四年岁次甲戌六月三日陈寅恪谨序

在两年后陈寅恪撰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上，他再次重申王国维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大意义：

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两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已。其弟子手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并写下一首长长的挽词：

汉家之厄今十世，不见中兴伤老至。

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

曾赋连昌旧苑诗，兴亡哀感动人思。

岂知长庆才人语，竟作灵均息壤词。

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

海宇承平娱旦暮，京华冠盖萃英贤。

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

忠顺勤劳矢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

总持学部揽名流，朴学高文一例收。

图籍艺风充馆长，名词愈野领编修。

校雠鞮译凭谁助，海宁大隐潜郎署。

入洛才华正妙年，渡江流辈推清誉。

闭门人海恣冥搜，董白关王供讨求。

剖别派流施品藻，宋元戏曲有阳秋。

沈酣朝野仍如故，巢南何曾危幕惧。

君宪徒闻俟九年，庙谟已是争孤注。

羽书一夕警江城，仓促元戎自出征。

初意潢池嬉小盗，遽惊烽燧照神京。

养兵成贼嗟翻覆，孝定临朝空痛哭。

再起妖腰乱领臣，遂倾寡妇孤儿族。

自分琴书终寂寞，岂期舟楫伴生涯。

回望觚棱涕泗涟，波涛重泛海东船。

生逢尧舜成何世，去作夷齐各自天。

江东博古矜先觉，避地相从勤讲学。

岛国风光换岁时，乡关愁思增绵邈。

大云书库富收藏，古器奇文日品量。

考释殷书开盛业，钩探商史发幽光。

当世通人数旧游，外穷瀛渤内神州。

伯沙博士同扬搉，海日尚书互倡酬。

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

岂便辽东老幼安，还如舜水依江户。

高名终得彻宸聪，徽奉南斋礼数崇。

屡检秘文升紫癜，曾聆法曲侍瑶宫。

文学承恩值近枢，乡贤敬业事同符。

君期云汉中兴主，臣本烟波一钓徒。

是岁中元周甲子，神皋丧乱终无已。

尧城虽局小朝廷，汉室犹存旧文轨。

忽闻擐甲请房陵，奔问皇舆泣未能。

优待珠盘原有誓，宿陈刍狗遽无凭。

神武门前御河水，好报深恩酬国士。

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

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

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

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

旧是龙髯六品臣，后跻马厂元勋列。

鲰生瓠落百无成，敢并时贤较重轻。

元祐党家惭陆子，西京群盗怆王生。

许我忘年为气类，北海今知有刘备。

曾访梅真拜地仙，更期韩偓符天意。

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

犹有宣南温梦寐，不堪灞上共兴亡。

齐州祸乱何时歇，今日吾侪皆苛活。

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

风义平生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

他年清史求忠迹，一吊前朝万寿山。

王国维自沉对陈寅恪来说，痛苦最深领悟也最深。他早年认为“而救国济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王国维的自沉让他恍然大悟：虚理与济世并不全然一致，文化精神并非与历史进程并行不悖。由此他认领了自己的文化角色，倾心于学术，醉心于学问，和一代大师王国维一起将空谷足音般的传统文化精神传递给后人。

自沉之谜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激起了轩然大波，久久不能平静。如果是一片柳叶一样的小鱼花，它跌落水面顶多溅起几圈水纹而已，很快恢复平静。但是王国维不是，他仿佛一头深潜海底的大鲸鱼，如此庞然大物在昆明湖纵身一跃，想不起波澜不见水响也都不可能。只是如此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为什么要跑到昆明湖自沉？这是一个谜，这是一团雾，云山雾罩迷雾重重，一直到近百年后的今天，很多专家学者都在试图解开这个谜团，但至今也没有解开。

同为清华国学院的导师，梁启超把王国维比作为楚国投江而死的屈原：“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与王国维关系极为密切、几乎无话不谈的清华教授吴宓在还未见到王氏遗书的情况下就断定：“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室无疑。大节孤忠，与梁公巨川同趣，若谓虑一身安危，惧为党军或学生所辱，尤为未能知王先生者。”北大文学院教授黄节先生则认为：“王先生之死，必不忍见中国从古传来之文化礼教道德精神，今将日全行澌灭，故而自戕其生。”在与吴宓交谈得知遗嘱种种后，他认可王国维志在殉清的说法。而在吴宓看来：“礼教道德之精神，固与忠节之行事，表里相维，结为一体，不可区分者也。”殉清与殉文化是合二为一，王国维的助教赵万里也倾向“殉清”说，他认为王国维的赴死是因为忧主忧时，过度悲愤。许多人赞同此说，认为王国维是传统文人，有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有些人认为，王国维之死与罗振玉逼债有关，把王国维长子王潜明故去、亲家罗振玉绝交当成王国维自杀的原因。这一观点后来得到郭沫若的认可，溥仪在写回忆录时，也认同了郭沫若的说法。还有人从心理层面上分析说，王国维致力于学问，晚年遭世变使他无法继续下去，精神无法寄托，再加上“家境贫寒，身染重病，又逢爱子之卒”，悲观厌世走上了绝路。总结王国维之死，有殉清说、悲观厌世说、畏惧革命说、恐辱人格说、自亡其学术说，以及罗振玉的逼债说。多种说法的原因在于人们从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