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鲜明的治学特色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的学术大师，一生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很多，举凡文学、哲学、美学、教育学、古文字学、文献学以及历史学的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蒙元史、西北史地等都有所涉猎和研究并作出了杰出贡献，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治学特色。

宋人朱熹咏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人们在艳羡王国维杰出成就的同时，必须对王氏之学的大本大原进行探究。

王国维治学的特色，体现为圆融中西学术而又为我所用。乾嘉学派从事历史研究时，更多地是“为考据而考据”，并不作史学理论的梳理与阐释，也不敢表白他们对现实的关心，更谈不上文化上终极关怀的追求。因此，他们更多地是固守传统小学的研究路数，如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等。兼之他们囿于时代的局限，根本谈不上援引西学和圆融中西学术。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是新旧史学交替嬗变的时代，是西学涌入中国国门的时代；就此而言，任何学术研究上的故步自封者、驻足不前者，任何面对西学的闭关自守者、盲目拒斥排外者，都将是时代的落伍者和残缺不全者。王国维曾至日本游学，接触和研究过西学与新学，兼之他本人又通晓几门外语，而这些都是治学的利器。对于中学和西学，王国维有着清醒而理性的认识，很早就认识到“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精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如果不对传统学术进行改造和革新，而一味坚持“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的顽固态度，将无助于传统学术的发展。因此主张消化吸纳西学，力求圆融中西学术以为我所用。

王国维治学，注重微观层面的专深研究。他学术个性倾向于从具体的角度去观察、研究局部的细节，因此，他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考察个别的历史人物、个别的古代器物、几条独立的历史材料。他着眼大处，从宏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具有科学大家的素养，善于创新，而又极为严谨正直，一丝不苟。王国维是中国最早受西方实证主义影响的学者之一，功力深厚，并且早年有乾嘉考据学素养。他将两者有机地相结合起来，既注重扩大史料范围，又善于作严谨的考证；既从大处着眼，不流于烦琐，又胜任于细致的个别研究。这是王国维新考证学的基本特色。 结语：鲜明的治学特色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的学术大师，一生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很多，举凡文学、哲学、美学、教育学、古文字学、文献学以及历史学的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蒙元史、西北史地等都有所涉猎和研究并作出了杰出贡献，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治学特色。

宋人朱熹咏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人们在艳羡王国维杰出成就的同时，必须对王氏之学的大本大原进行探究。

王国维治学的特色，体现为圆融中西学术而又为我所用。乾嘉学派从事历史研究时，更多地是“为考据而考据”，并不作史学理论的梳理与阐释，也不敢表白他们对现实的关心，更谈不上文化上终极关怀的追求。因此，他们更多地是固守传统小学的研究路数，如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等。兼之他们囿于时代的局限，根本谈不上援引西学和圆融中西学术。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是新旧史学交替嬗变的时代，是西学涌入中国国门的时代；就此而言，任何学术研究上的故步自封者、驻足不前者，任何面对西学的闭关自守者、盲目拒斥排外者，都将是时代的落伍者和残缺不全者。王国维曾至日本游学，接触和研究过西学与新学，兼之他本人又通晓几门外语，而这些都是治学的利器。对于中学和西学，王国维有着清醒而理性的认识，很早就认识到“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精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如果不对传统学术进行改造和革新，而一味坚持“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的顽固态度，将无助于传统学术的发展。因此主张消化吸纳西学，力求圆融中西学术以为我所用。

王国维治学，注重微观层面的专深研究。他学术个性倾向于从具体的角度去观察、研究局部的细节，因此，他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考察个别的历史人物、个别的古代器物、几条独立的历史材料。他着眼大处，从宏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具有科学大家的素养，善于创新，而又极为严谨正直，一丝不苟。王国维是中国最早受西方实证主义影响的学者之一，功力深厚，并且早年有乾嘉考据学素养。他将两者有机地相结合起来，既注重扩大史料范围，又善于作严谨的考证；既从大处着眼，不流于烦琐，又胜任于细致的个别研究。这是王国维新考证学的基本特色。

王国维治学的另一突出特点，是重视发现新材料，由此研究新学问。他自觉地将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从新发现的史料中，开辟出新的研究境界。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发现了大量物质的新材料，如殷契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亦称流沙坠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如西夏文、蒙文等)。这些材料发现之后，王国维全力投入了独立研究，以后发展为举世瞩目的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王国维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开拓并建设了有关的学科领域，取得了学术上的经验丰富地位。

清末民初的学术界，人才济济，国学西学兼通者并不止王国维一人，单以国学研究而论，王国维甚至不占什么特殊地位。但为什么是王国维完成了中国近代史学的新陈代谢？

如果将王国维与当时学术界有相当影响的大学者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罗振玉等人相比较，或许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出王国维的治学特点和突出贡献来。

康有为是晚清时期公认的今文学大师，影响近代政治学术数十年，但其学说以宣扬“张三世”为主，罕及古文字学，因而不能研究新出土的甲骨文字。当时更令学界瞩目的是康门高弟梁启超。梁氏是近代学术史上一位多产的学术大师。虽其在经学上从属乃师，并无突出贡献，但在史学上却注重宏大会通，积极吸收近代西方新思想，开创了一代史学研究新风气。

然而，梁启超虽天性聪明而事多骛博，难作细致深微的研究工作，对新出土的甲骨文未给予应有的关注。

章太炎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国学大师，学问广博精深，不在王国维之下。他师承晚清古文经学大师俞樾，学脉直承戴、段、二王，被誉为清代古文经学的殿军。古文经学重视小学，章太炎在这方面造诣尤深，超迈前贤。然而，作为一代古文经学大师，他囿于门户之见，痛斥今文经学，这使得他很难接纳学术新知，更不能忍受《说文解字》系统外的甲骨文字。

章太炎具有如此的国学及西学乃至梵学修养，却遗憾地与新出土的甲骨文错肩而过，未能依据地下出土的新史料推进精深的学术研究。

罗振玉是王国维的学术引路人，对王氏学术影响极大。他本人学问也相当精博，精通小学，有相当深厚的考据学根基，但缺乏沉稳持恒的精神，对学术以外的东西显得更感兴趣，如政治、商业，因而为时人所鄙视。由于多方面因素所限，罗振玉成就显然不及王国维，难以达到王国维那样的研究深度。

与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及罗振玉相较，王国维不仅精通国学，而且通晓西学，并有意识地开辟现代学术的新途径。其古史研究，实际上是西方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和乾嘉考据学相结合的产物。对此，顾颉刚曾中肯地说：“我对于他的学问，不承认他是旧学，承认他是新创的中国古史学。他在古史学上，和崔东壁康长素诸家的不同之点，崔康们是破坏伪的古史，而他是建设真的古史。”

在国学方面，王国维根基深厚，继承并发展了清代考据学，在经史小学诸方面均有突出成就。他治经兼取今古文，治小学兼顾《说文》与甲骨文金文，治史涉及辽金蒙元，治文学不废俚俗文学，学术视野之广，分析问题之精，研究考据之密，当时学界几乎无人可比。在西学方面，王国维对哲学、文学乃至理学均有深入研究，是当时中国西学修养较高深的学者，为人激赏。

更为重要的是，王国维是一位纯粹的学者，注重从纯学理上吸收新知，又用力最勤，所以成就自然突出。钱锺书曾称赞说：“老辈惟王静安，少作时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

王国维虚心好学，治学态度缜密而严格，结识了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沙畹博士，日本著名学者藤田丰八、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富田谦藏等，以及中国著名学者罗振玉、沈曾植、柯劭忞、张尔田等，与他们交流研究成果，探讨切磋学问，颇受其启导和鼓励。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使他在国际、国内学术界都得到了极高声誉。

在此，我们可以用日本著名学者狩野直喜对王国维的评价，作为结束语。他说：

“作为一个学者，王君伟大之处，我想是凡中国的老一辈大儒才能做的事，他都做得到。晚年他不提自己会外文，可是因为他研究过外国学问，他的学术研究方法比以往的中国大儒更加。也就是说，他对西洋科学研究法理解很深，并把它利用来研究中国的学问，这是作为学者的王君的之处。当今中国，因受西洋学问的影响而在中国学中提出新见解的学者决非少数，可是这种新涌现的学者往往在中国学基础的经学方面根柢不坚、学殖不厚，而传统的学者虽说知识渊博，因为不通近期的学术方法，在精巧的表达方面往往无法让世界学者接受。也就是说，他们的表述不太好领会。而王君既没这二者的毛病，又兼有两者的优点，这确实是罕见。”

这样的评价，是而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