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家和认知(决策行为)心理学家对人类决策行为持有几点重要共识：(1)社会经济情景中的理性，直接源自个体决策者的理性——若单独个体皆行事荒唐，则事实上市场和其他群体互动决策体系就会是非理性的；(2)个体的理性是自觉的认知过程——如果人们干得好做得对，那是因为他们三思而后行；(3)人类大脑的构造，就像一台通用的目标问题求解器，它支配人的推理、学习、记忆以及决策等能力，但并“不具有处理某些特定问题的特殊功能”(Gigerenzer,1996, p.329)。因此，在所有的不确定决策情形中，经济学家的模型是期望效用较大化。Kahneman 和 Vesey (1979)的模型是加权价值函数较大化，该函数修正了客观概率(判断)和期望效用理论中的效用，对不确定情形的决策行为做出了描述性解释。

实验经济学家更明确地将研究重心放在市场行为和其他相互作用的规则性制度机制之上，这些制度机制下个体决策行为彼此牵连。这一视角使实验经济学和认知心理学在方法论上产生了差异，导致了二者在研究对象和研究程序上的分歧。

及时部分各章仔细讨论了上述议题的部分内容。其中一个问题是：一旦考虑到市场中的行为、实实在在的货币报酬以及制度背景，认知心理学家的研究结论还能否站得住脚？当然，制度背景可能与心理学中的“框架”效应研究有所重叠。另一个问题是，理论与现实观察之差异，是否可以通过适当地修改现有理论以一种可检验的方式予以消减？及时部分涉及检验此举是否可行的例子，而第二部分则涉及双人议价的实验结果，并提出有必要系统地重新定位、特别是解读相关理论，[4]尽管我认为理论再定位的概念基础已经存在于博弈论之中。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第二部分引入了进化心理学视角。我和我的合作者都深信，这一研究视角将前景斐然，相对于基于非合作博弈理论的苦心孤诣，这是催生替代性假说良方，非常值得实验经济学家们密切关注。

及时章就经济和认知的相关主题提供了一个概述。在我看来，这其实是经济学和认知心理学围绕决策行为进行的一些争论，特别是来自实验经济学视角的争论。实验市场研究比较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即便被试(subjects)对其行为的无意识后果无甚认识和了解，竞争性均衡的效率和收敛也依然会出现。这个现象从未被主流经济学论及(当然，Hayek和奥地利学派是存在已久的例外)，也不被主流的行为认知心理学认可，倒是进化心理学课程对此毫不隐讳(见第二部分第9章)。

禀赋效应

前景理论中一条重要的行为原理指出，依照给定现状(status quo)衡量，损失的边际效用会超过获益的边际效用。Thaler提出，上述基本原理意味着，较之放弃赚钱，人们对白白赔钱有更高的认知权重，这就是他所谓的禀赋效应。这个原理也意味着，在个人现有的资产状态下，个人的需求表是不连续的，这正好能解释一个著名的倾向：在调查中，人们对某一商品愿意接受的低售价往往远高于他们愿意支付的较高买价。结果，就出现交易不足。倘若对2N个人中一半的人员随即赋予某物品(比如一只马克杯)，另一半人员赋予数量相当的金钱，那么N个卖家和N个买家构成的交易市场有N/2的杯子被交易。在第2章，利用众所周知的可以产生高度有效和竞争结果的市场机制，我们找到了支持交易不足的证据。

上述检验中的研究难题之一是，[5]实验结果表明的供给表和需求表仅轻微倾斜，因此供求的一点点误差都会使交易量产生成倍的变化。

决策成本模型、理性理论预测以及模型扩展

第三章提出的观点是：决策的认知成本十分高昂，个体会无意识地权衡这种成本和决策成果之价值，决策结果乃是这种权衡的产物。言下之意，这就是大脑的运行方式：大脑在回路正常的状态下，会根据决策质量是否具有较高或较低的价值，更加积极或更不积极地去达成决策。因此，“理性”模型之所以失灵，部分地在于它未能考虑所有的成本(或价值，因为决策过程可以带来刺激和享受等等)。当结果无甚价值，无须在决策难题上徒耗精力，这岂能是非理性？

上述从结果出发的模型预测，在实验中若结果存在差异，增加金钱利益或者降低决策难度都有助于降低结果的变异性，并使之向报酬较大化所预测的均衡逼近。当均衡刚好在决策约束集的边缘时，这种情况会更容易发生。大量的实验观测使得这些预测是蛮有说服力的，虽然数据干扰也总是在所难免。上述模型还预测，如果被试的经验(学习)可以降低认知努力，那么结果也会向报酬较大化均衡靠近。第3章报告了与此相关的实验证据。

不过，相反的情况也的确存在，因为无论多么可信的理论也无法保障万无一失。例如，在某个版本的通牒博弈中(见第7章)，当利益从10美元增加到100美元时，提议金额会下降(但在无论在经济意义上还是统计意义上都不显著)，但拒绝率却显著的上升了。

这表明，决策成本模型可能需要明确地将策略性考量纳入，以便可以解释反常情况。事实上，第3章的局限在于，它把策略上相互影响的被试当作置身于与老天爷(Nature)对抗的博弈中，这是一个更适合于n人市场而不太适合于二人议价博弈的假设。[6]这一局限已由Smith和Szidarovszky (1999)予以弥补，他们证明了第3章的结论如何可以扩展到多个行为主体之间的均衡议价。

市场公平

公平——在人际效用考量或公平分配标准感知的意义上——已由Kahneman等(1986, 1987)阐述过。他们利用问卷调查数据证实，公平会在短期内会影响人们对零售市场上涨价之可接受性程度的看法。他们并未主张在长期内公平对市场行为必定产生影响，但公平却可以解释市场对外部条件的反应何以迟钝。这是第1章简要讨论过的问题，但第4章通过明确的市场实验对此给予了严格的检验。研究此问题的具体实验框架，改编自Kachelmier及其同事(Kachelmier and Shehata, 1991; Kachelmier等, 1991a,b)。第4章的大致内容是，对公平的考量的确限制了短期内的价格上涨，这与不考虑公平的控制组实验结果不同。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价格仍然会逐渐逼近公开报价零售市场下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所预测的均衡。这意味着，“公平”行为主体短期期望方面的特性，而不是行为主体效用函数方面的特性：买方认为并希望价格上涨应源于外部市场条件，而不是为了给卖方制造更高的(额外的)的利润，而卖方也会暂时接受这一规范。这就形成了一个暂时的不涨价的期望均衡。但该价格下存在超额需求，在随后的市场交易期间，卖家为了超额需求展开竞争，导致价格逐渐升至竞争均衡。受外部参数变化影响的市场为何不会一下子跳到新的静态均衡？经济理论对此未能给予原理上的说明。而心理学利用一条可检验的解释性假说(当然，也许还有别的假说)，填补了这一缺口。因此，在静态均衡中，行为可能习惯成自然。要想改变这个均衡，人们就需要投入更多的认知资源来重新审视昔日的行为反应并加以调整，而这是一个劳心耗神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