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张的公众为什么会因为DNA重组而骚动不安呢？公众之所以顾虑，是因为两个彼此分离的问题被混淆在了一起。一方面，如果某些种类的重组DNA在实验室里长成并被不负责任地释放到周围环境中去，它马上就会对公众健康产生威胁。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长远的恐惧，它从莫洛博士开始，以克隆人类结束——只要生物学知识被滥用就可能发生。开始进行DNA重组实验的生物学家们清楚对公众健康马上产生威胁的可能性。分子生物学家马克辛 辛格(MaxineSinger)，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总顾问丹尼尔 辛格的妻子，早在及时批此类实验做出不久后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呼吁人们注意这种危险。

1975年，一次细胞生物学家的国际会议自发起草了一组指导原则，禁止他们视为不负责任的实验，也给获得许可的实验推荐抑制程序。和他们的指导原则类似的原则，已经被世界范围内的生物学家和政府接受下来。这些指导原则已经使得由DNA实验带来的即时的公共健康危害变得不太可能了。你不能说这种即时危害不存在，但是它比和检验科及医院里处理病菌的标准程序联系在一起的危害要小。所以，从公共卫生部门的观点看，DNA重组实验带来的风险是得到充分控制的。那么，为什么公众仍然会感到害怕呢？公众会害怕，是因为公众看到了将来，他们在担心比即时健康危害更大的问题。公众知道，DNA重组实验最终会给生物学家带来关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的遗传设计的知识。公众在恰如其分地担心这种知识的滥用。当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在华盛顿组织一场会议，让DNA重组大辩论各方的观点都有机会被人听到的时候，公众以一群举着标语的年轻人的身份出现了，他们朗声高喊：“我们不会被克隆。”在马修 梅塞尔森和马克辛 辛格诚实的面孔后面，公众看到了莫洛博士和代达罗斯的凶险形象。

在许多地方，DNA重组实验仍然在取得巨大成功。对人类及动植物的健康的危害，还没有被探测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物知识的长远危害已经消失了。DNA重组只是生物学广泛进步之中的众多技术之一。无论有无DNA重组技术，生物学的进步都将继续。是生物学自身，而不是任何特殊的技术，将我们迅速引入了莫洛博士岛所处的那片未知海洋。作为一个生物学家以及一个公民，马修 梅塞尔森的目的是，“为将来建立一种思潮：唯有能够强化我们人之为人的本质，有关生命过程的深入知识才能够被使用”。DNA重组研究的争论

1976年夏天，坎布里奇公民委员会还在工作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向普林斯顿市当局申请许可建造两个装备齐全可以进行DNA重组研究的实验室。普林斯顿市当局并没有做好作决定的准备，所以就效仿了坎布里奇的做法。他们指定了一个公民委员会来给他们提建议。我们的委员会包括11个公民，我是其中一员。和坎布里奇公民委员会一样，我们努力工作了四个月。和坎布里奇公民委员会不同的是，我们没能做出一个一致的报告。，持相反意见的人数比例是八比三，大部分人同意普林斯顿大学的申请，小部分不同意。我们分别写了多数派建议和少数派建议。不过尽管我们意见不同，或者说正因为我们意见不同，在公民委员会做事是我一生中最开心和最有回报的经历之一。那时我们与深刻的问题战斗，我们也因此成了关系牢固的朋友。

我们这个委员会是普林斯顿市民的一个很好的抽样。我们有六个男的，五个女的；九个白人，两个黑人；四个健谈的，七个安静的。我们有两个医师，两个科学家，两个作家，两个教师，一个长老会(Presbyterian)牧师，一个海底摄影师，还有一个退休的女士——一个黑人团体的领袖。华莱士 阿尔斯通(WallaceAlston)是那个牧师，苏珊娜 沃特曼(SusannaWaterman)是那个摄影师，艾玛 埃普斯(EmmaEpps)是那个黑人团体领袖，他们是毫不动摇的少数派。从一开始就很明显，这三个人是我们委员会里个性最强的人，也具有最深的信仰。我花了最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认识这三个人，去了解他们反对DNA重组的哲学根源，尝试在他们的意见和我的意见之间找到妥协。，我们意识到不可能存在妥协，不过随着达成协议的希望的破灭，我们相互之间的尊重和喜爱变得更强烈了。市当局对我们这个委员会的委托说得很清楚，我们的建议需着眼于解决随着普林斯顿开展DNA重组实验而出现的紧迫的公共危害问题。委员会的两个医生希望狭义地理解我们所受的委托。由于在日常工作中习惯了在生死之间权衡，对这种遥远的可能性进行冗长讨论，他们显得非常没有耐性。基于正常的医学实践的标准进行判断，他们得出结论说，DNA重组的公共健康危害会被现有的指导方针控制好，而这就是我们这个委员会要说出的全部内容。他们不想浪费时间在更宽泛的哲学问题上。我对这两个医生感到特别同情，他们都是身负巨大责任的忙人，却还要成小时地听一些他们认为毫不相干的曲折讨论。

另一方面，少数派的三人甚至更加强烈地感觉到，对我们来说，将思考局限于短暂的公共健康危害是不对的。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良知问题。基于健全的良知，他们没法从自己的抉择中排除DNA重组会导致的人类命运这个大问题。我对他们也感到特别同情。在他们的少数派声明中，苏珊娜 沃特曼的一句话概括了他们的立场：因为D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