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国家与法的理论"源自苏联。受苏联国家法学说的影响，这一理论存在着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试图以国家为中心构建法学理论体系，突出国家的地位、功能、作用。在过分强调党性、政治性、国家性的50年代，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把法学研究的对象视为国家和法两个部分。但自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法学研究、法学教育的深入，法学界对法学研究对象究竟是法、是国家还是二者都包括开始产生不同的看法。到60年代初，对这一问题已经存在三种意见：(1)法学研究的对象是法；(2)法学研究的对象是国家；(3)法学研究的对象是国家和法。①

1964年5月14日至15日，中国政法学会研究部、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政法研究》编辑部联合邀请北京政法院系、法学研究部门、个别政法业务机关以及有关刊物、出版单位的同志40余人，就法学研究对象的问题举行了一次学术座谈会.这次会议讨论热烈，基本形成了两种意见。②多数人认为法学研究对象是国家和法，少数人认为法学研究对象应该是法(法律)。此外，有个别意见认为上述两种看法都太简单化、优势地位化，认为当学术研究有所发展，当有必要从科学上扩展为两个科学部门时，是可以使国家和法各自作为一门科学的对象的。

60年代的这次讨论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占据主流的依然是"国家和法"并存的主张。但值得肯定的是，这次讨论本身就已表明学术界开始关注到研究对象这一具有学科基础意义的问题，其间出现的一些不同声音，也为日后明确法学特别是宪法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知识和思想积累。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停滞多年的法学教学与研究重新得以恢复，关于法学研究对象问题的讨论重新成为学术界的热点。1980年5月，北京市法学会法学理论专业组率先就法学研究的对象问题举行了学术讨论会。会上提出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法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国家和法律，另一种意见认为法学研究的对象只能是法律而不应该包括国家。国家问题是否应当作为法学的研究对象、要不要把法律单独作为法学的研究对象，成为问题争论的焦点。此后，《法学研究》、《法学杂志》、《法学评论》等刊物相继发表文章推动讨论更加深入。这次讨论形成的代表性主张主要有四种：一是"国家与法"说、二是"法律现象"说、三是"法定的权利和义务"说、四是"社会行为规律规范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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