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而又颇具戏剧性的过程。王世襄从古玩商的嘴里得知，日伪统治时期河南等地出土的重要青铜器大多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他决定顺藤摸瓜，亲自前往查看。公元1945年11月上旬的24小时，王世襄来到位于东城干面胡同杨宁史经营的禅臣洋行，恰好看见一位外籍女秘书正在打一份青铜器目录。他拿过目录，声明是为查寻文物而来。女秘书说："这份目录是德国人罗越交给她打的。"碰巧，这个名叫罗越的德国人是辅仁大学教授，就住在芳嘉园王世襄家的东隔壁，他们早就认识。王世襄找到罗越，他承认目录是他编的，而器物为杨宁史所有。寻宝工作显露出一线希望。11月14日，王世襄与有关方面办好一切手续后，带着罗越，满怀希望地前往天津找到杨宁史。经过对质，杨承认有这批青铜器，但却诡称全部铜器均封存在当时已被九十四军占用的天津的住宅内，如果想要接收，请与军方接洽。由于军方不配合，王世襄只好于11月20日返回北平，追寻杨宁史铜器之事初次遇挫。此后，直至公元1945年底，王世襄又通过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先生，甚至是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出面干涉，两次赴天津，仍无结果。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公元1945年12月下旬，王世襄在多方努力而无效时，将此事面告朱桂老。过了几天，桂老电召王世襄去他家后说："宋子文今天将来看我，你立即写一份材料，陈述查寻杨铜的困难和郭葆昌藏瓷之重要，我将面交宋子文，你可在旁补充说明。"那天，宋子文这位国民党大员果然来到朱桂老家，问明缘由后，答应派人去办理。杨宁史在宋子文的直接干预下，被迫同意"呈献"这批文物，但条件是在故宫为他布置专门的陈列室。公元1946年1月22日，当时的行政院驻北平办公处派车，故宫派人，王世襄也在场，终于从北平台基厂外商的运输公司百利洋行，将这批珍贵的青铜器运到故宫御花园绛雪轩清点交接。事后得知，杨宁史早已将铜器送到托运公司，企图伺机外运。他对王世襄陈述的这批文物封存在天津军方占用的住宅内的说法，纯属谎言，意在增加中方索宝的困难。追寻国宝之难，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