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

吾将学万人敌

1882年12月18日，蔡锷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亲睦乡蒋家冲(今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他父亲蔡正陵原来是个裁缝，也做过小买卖等。蔡锷母亲王氏磨豆腐，做些针线活。蔡锷5岁时，蔡正陵一家迁居武冈州黄板桥(今邵阳市洞口县山门镇)。蔡锷是长子，上面有个姐姐，下面还有个妹妹，父亲蔡正陵有一定文化，开过私塾，蔡锷6岁时由父亲亲自启蒙读书。之后蔡正陵把蔡锷送到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刘辉阁家的私塾学习，老师叫张介寿。

蔡锷读书非常刻苦，13岁就中了秀才，这几乎是个奇迹，要知道当时很多人刻苦读了一辈子书，也中不了秀才，只能是白发苍苍的廪生，20岁前能中秀才都属于很聪明、很的人了。这时候，蔡锷已经被周围人看作了天才。1897年，15岁的蔡锷去长沙考举人，没能考上，正好湖南名人、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领衔的时务学堂开办，蔡锷以第三名的成绩考进了在长沙小东街、以后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时务学堂，分在及时班就读。时务学堂后来改名为湖南省城大学堂，又与著名的岳麓书院合并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

蔡锷身体瘦弱，读书天才，按照这一成长轨迹，将来似乎应该成为文人，其实不然，蔡锷的志向是军事。时务学堂集中的是一批维新知识分子，已经主张维新的熊希龄担任提调(也即校长)，中文总教习是维新派主要领袖之一梁启超，中文教习有谭嗣同、唐才常等，宣扬的是维新思想。梁启超后来回顾时说："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也即新思想的维新与守旧主义的争论是从湖南开始的，之后才影响到北京。在时务学堂学生中，时髦的是研究西学，鼓吹维新，但蔡锷却沉默寡言，同学所读的书他都读，之外则阅读各种军事著作。蔡锷的特立独行被同学们讥笑，认为他读的是没有用的东西，蔡锷回答他们："吾将学万人敌，不仅龂龂于时髦派中讨生活。"万人敌，也即大将军、作战。龂龂，即唠叨不停。蔡锷的意思是自己要往军事方面发展，不跟大家那样整天喊时髦的洋务、维新口号。

由此可见，蔡锷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独立的主见，根据自己的思考立志于向军事发展。实际上，蔡锷有异于常人的个性，恰恰是深得诸位老师之心的。熊希龄跟蔡锷一样，儿童时候就有神童名声，他虽然是个文人，却是军人世家出身，对军事有特别研究。中日甲午战争后，熊希龄热血沸腾，认为做文人没用，上书两湖总督张之洞投笔从戎，撰写了中国最早具有现代意义的军事学著作《军制篇》，呼吁改革中国军事。他转为维新主张，目的之一也是希望中国通过制度改革达到强军，以抵抗外国侵略。梁启超虽然不懂军事，但他却是个主张中国有武士道传统、并应该予以发扬的文人。至于谭嗣同、唐才常，虽然名为文人，却都是性格刚烈、非常好武的人。正因为如此，蔡锷在这时候，就成为了他们特别器重的一个学生，对他给予了特别的教导和爱护。

1900年蔡锷第二次去日本时，正式把自己名字蔡艮寅改为蔡锷，希望梁启超帮助他进入日本军事学校学习军事。梁启超担心他身体太瘦弱，受不了军事训练，问他："你是个文弱书生，能经受得起吗？"蔡锷回答："只要先生为我想办法，能够去学陆军，将来不做一个有名军人，不算先生门生！"随即，通过梁启超的帮助，蔡锷进入成城学校学习。成城学校是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毕业后到军队实习，合格的人才有机会升入士官学校学习。后来的声称是毕业于士官学校，其实只是另一所预备学校振武学堂毕业，并没有升到士官学校。

在日本仙台骑兵第二联队作为入武生实习了几个月后，蔡锷于1902年底自费考入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来改为官费生，按照该校接受中国学生的届次，属于第三期，实际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真正比较多数量、大规模训练中国学生的及时批。

第二章

流血救民吾辈事

蔡锷1900年第二次去日本后，为什么铁了心要梁启超帮他进军事学校学习军事呢？根本的原因当然是他本来就是"吾将学万人敌"，但学"万人敌"并不一定要如此急迫，可以慢慢寻找机会。后来日本对待中国留学生的政策有了大变化，要学习军事的机会很多。当时，梁启超在日本办了份报纸《清议报》，蔡锷在上面发表了十首《杂感》诗，其中一首有这样的句子："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囷。"发表时间是1900年10月，正是蔡锷刚到日本不久。从诗句中可以看出，再次到日本后的蔡锷已经最终下了要"流血救民"的决心，已经不愿意等待，因此才会坚定央求梁启超。

蔡锷"流血救民"想法与他的几个老师有关。

时务学堂开办之后，以梁启超、谭嗣同为领袖，很快就在湖南形成强烈的变法呼声，成为中国变法舆论的中心阵地。到1897年底，全国已经建立主张变法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宣扬变法的报刊19种。到1898年初，整个中国社会的中上层人士已经无不谈论变法，变法成了有知识的官僚、书生最时髦的语言。1898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成立了保国会，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实行变法。变法需要人才实行，因此，谭嗣同被召入京，光绪皇帝授予他四品卿衔。但是，8月份谭嗣同到北京时，恰恰也是变法转入困境的时候。想有所作为的光绪皇帝无论在宗族中还是官僚阶层中，都缺乏强劲有力的实力派支持，这些实力派由还没有接受新观念、新思想的慈禧太后控制着，对光绪皇帝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谭嗣同是官宦家庭出身，他父亲谭继洵曾任湖南巡抚、湖广总督，因此特别受重视。1898年9月6日，光绪皇帝召见谭嗣同等，跟他们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意思是你们要实行什么变法措施尽管提出，我一定会同意的，即使认为我有什么过错，你们也可以当面批评我，我会改正自己的过错。对于非常有学问、熟悉历史的谭嗣同来说，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意味着遇到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开明的君主，性格刚烈的谭嗣同决定不惜一切手段帮助光绪皇帝。所以，当听说慈禧太后将"训政"时，而康有为企图用一身武艺的拔贡毕永年刺杀慈禧太后和利用袁世凯的设想又没有眉目，谭嗣同便冒险找掌握部分新军的袁世凯，希望袁世凯提前进行兵变。只掌握枪弹被控制的五六千兵力的袁世凯作为军事将领与谭嗣同不同，向来精明的他必须考虑有足够胜算才会愿意执行，慈禧太后对他实际早已防备，他并无胜算。不进行兵变就只能投靠慈禧太后，于是，袁世凯随即向自己的顶头上司荣禄告密，出卖了谭嗣同和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得到光绪皇帝有兵变想法的消息，马上于9月21日改训政为政变，软禁光绪皇帝，抓捕维新人士。

梁启超要谭嗣同一起逃跑，谭嗣同把自己的文稿、信笺交给梁启超，只是要梁启超逃到日本去，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意思是没有逃跑的人活下来，中国就没有将来；如果没有接受死亡的人，对后人就不能起到号召的作用。对日本使馆派来帮他逃跑的人，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意思是各个国家实行变法都要流血才能成功，中国到现在还没有为了变法而流血牺牲的，所以中国才不昌盛，我就做及时个流血牺牲的人吧。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接受逮捕，9月28日与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及时起就义，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在监狱中时，在墙上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成为了名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在刑场上，当时刽子手按照传统允许死刑犯在被砍头前，向围观的人群叫一声"二十年后又是条好汉"之类话，谭嗣同则叫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嗣同壮烈就义的事迹传回时务学堂，引起了师生的巨大震动，对蔡锷也产生了很大的刺激。谭嗣同的"请自嗣同始"想法，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他一贯的思维。他在教育学生时候，就强调"我不病，谁当病者！"谭嗣同的代表著作《仁学》是从哲学角度阐述维新思想，因此可见他的言行并不是头脑兴奋的一时之勇，而是有着深刻的哲学思考的。"请自嗣同始"和"我不病，谁当病者"，基本意思都是"我不去牺牲，谁去牺牲"，换一句话就是古希腊哲学、基督教、佛教中都具有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谭嗣同这一精神深刻地植入了蔡锷的灵魂中，后来蔡锷讨论军事问题时，特别强调军人要有"大勇"、"良心"、"血性"。在蔡锷与梁启超计划进行护国战争时，他与梁启超约定："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意思是如果护国反袁失败，他跟梁启超就要像谭嗣同一样接受死亡，绝不逃跑活命。实际上，如果护国反袁失败，在活动的梁启超并不一定存在"吾侪死之，决不亡命"的问题，在战场上的蔡锷则一定存在"吾侪死之，决不亡命"问题，因此，与其说这是两个人的约定，不如说是蔡锷对自己个人的要求。蔡锷的这一"吾侪死之，决不亡命"与谭嗣同的"请自嗣同始"，在精神上是一回事，蔡锷在精神品格上继承了老师谭嗣同，他们都达到了东西方哲学所共有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高尚境界。

蔡锷10岁去应县试时，遇到了一个叫樊锥的人。清朝时候，县试由考生所在县县官主持，通过了称为廪生，取得廪生资格才可以参加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府试是院试的初试，通过府试后参加由省里主管考试的官员主持的院试，考取后称为生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秀才，也称茂才、相公，获得了秀才便算是获得了功名，也即相当于今天国家正式承认的高中、中专一级的文凭，清朝时候读书人少，文盲是大多数，能获得秀才就是很了不起事情了，国家要给予一系列待遇。有了秀才资格，才可以去省城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也称章试，如果考上，那就是中举，就更加不得了，国家不仅要给予优裕的待遇，而且也归入了做县官的人才库。可见，县试是获取功名的及时步。蔡锷10岁就参加县试，年龄是特别小的，因而在一个县里很显眼。年轻时读了整整13年的书，19岁时候才参加县试中了秀才，可见蔡锷参加县试之早。樊锥生于1872年，比蔡锷大十岁，当时是县里官办学校的学生，称为"县学诸生"。樊锥是个穷人，他看蔡锷父亲更穷，但特别喜欢聪明的蔡锷，就提出以后由他来教蔡锷，把蔡锷当儿子一样对待，负责蔡锷以后求学的费用。这是及时个决定蔡锷人生道路的老师。

樊锥是个狂放不羁的青年，接受新思想，被周围人看作是怪人。他对蔡锷最重要的一个影响，是教育了蔡锷不要考虑获取功名，要学习对国家真正有用的知识。把15岁的蔡锷带到长沙考举人，没有考上后让他考时务学堂，这都是樊锥帮助决定的。当时樊锥已经是湖南有名的维新分子之一，思想新潮，与熊希龄、谭嗣同等人发起组织湖南不缠足会。这样，樊锥就把蔡锷带入了主张变法的维新分子圈子，使蔡锷有了一个全新的人生。后来，樊锥又把蔡锷带到了日本，跟蔡锷一起进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但骑马摔伤，只能退出，改学了法政。

失败后，朝廷抓捕维新分子，樊锥带着蔡锷、石陶钧跑到武汉。狂人樊锥拜谒两江总督刘坤一，慷慨激昂，刘坤一马上写了封给袁世凯的信，让樊锥离开去见袁世凯。樊锥让蔡锷去上海等待，自己带着信北上，见了袁世凯还是慷慨激昂，吓得袁世凯唯恐惹祸，给了他一笔钱让他离开。樊锥带着钱跑到上海，这时蔡锷等十几个时务学堂的学生已经聚集一起，并跟逃到日本的梁启超联系上了，于是在1899年7月，樊锥带着他们去了日本。从此，蔡锷开始了他独立的人生。

史学界有些人在叙述辛亥革命时，习惯于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作简单的对立，把革命跟暴力革命等同起来，然后把暴力革命的专利归属于革命派，这是不符合史实的。其实，维新分子中本来就有着很多性格刚烈并且好武的人物，而且康有为也并不排斥必要时使用暴力，按谭嗣同赴刑时的呐喊就是"有心杀贼"。康有为试图进行刺杀和兵变，谭嗣同试图策动袁世凯，正是维新分子最早的暴力尝试。不仅如此，事实上，及时次举行大规模起义与清政府进行对抗的运动，也是由刚刚经历失败的维新分子为主导的。失败后，康有为明确了武装勤王的想法，试图通过暴力推翻慈禧太后的统治，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这种武装立宪的本质正是暴力革命。梁启超后来回忆说：蔡锷等十几个时务学堂学生在失败后跑到日本，"我和我一位在时务学堂同事的朋友唐才常先生，带着他们十几个人，租一间两丈来宽一楼一底的房子同住着。我们又一块做学问，做了差不多一年。我们那时候天天摩拳擦掌要革命，唐才常便带着他们去实行。"可见，革命并不是孙中山革命派的专利，区别只是康有为、梁启超并不是把革命当作公开的天天喊的口号而已。时务学堂的唐才常跑到日本之后，与康有为、梁启超进行了商量，然后在上海组织了正气会、富有山堂等，广泛联络会党，组织起了总部在汉口的、参加人数达10万人的自立军，唐才常自任总司令。在日本的蔡锷等原时务学堂学生也基本都参加了自立军，并回国参加起义。由于缺乏经验和海外资金没有及时到达等原因，1900年7月28日，汉口自立军总机关被张之洞破获，唐才常等人于次日即被杀，失去指挥的已发动起义的自立军很快被剿灭。自立军的起义虽然也得到孙中山革命派的支持和参与，但主导这次暴力革命行动的是以唐才常为代表的维新派分子。

这次失败的起义进一步促使蔡锷形成了"流血救民吾辈事"的志向。回到国内的蔡锷找到唐才常，唐才常让他到在湖南的清军统领黄忠浩那里去，黄忠浩由于形势变化判断必然失败，没有起兵响应，坚决把蔡锷留在身边，这样，蔡锷也就逃过一劫，但是，蔡锷的很多同学则牺牲了。唐才常被捕后跟审问他的、后来在抗日战争初期成为大汉奸的郑孝胥说："此才常所为，勤王事，酬死友，今请速杀！"意思是：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跟别人无关，我的目的是为了勤王，为好友谭嗣同等人报仇，请马上把我杀掉。纯粹文人唐才常与一身武功的谭嗣同都视死如归，这对蔡锷的激励是很大的。正是从这时起，他更名为了"锷"，意思是锋利的剑刃。显然，面对失败的鲜血，年仅18岁的蔡锷立志要学好军事，"流血救民吾辈事"，但他不仅准备流血，更准备要获取胜利。

第三章

吾脑质中，有一国魂在

中日甲午战争后，被打败的中国对日本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从自以为老大帝国改变为承认自己落后，由于日本比欧美距离近，交通方便，费用便宜，文化接近，因此，清政府在1896年便派遣了及时批13名留学生到日本，开启了中国学生到日本的留学历史。不过，最初两三年的留日学生数量总体来说很少，其中后来比较有成就的人有唐宝锷、戢翼翚等。

人数开始比较多起来，是在1897年失败之后，一是一批维新分子流亡去了日本后留学，蔡锷就在这批人当中；二是镇压变法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不愿意因此倒退，反而进一步推动留学。1899年，中国在日留学生有一百多名。义和团运动是一个更重要的转折，慈禧太后终于脑子开始有点清醒了，意识到依靠蒙昧的义和拳是没有出路的，开始逐步转向接受新事物，从而使留日学生进入高速增长期。1901年中国留日学生280名左右，1902年又翻了一倍，21岁的鲁迅就是在1902年到日本留学的。仅仅到了1906年，中国通过各种渠道留日的在日学生总数达到了较高峰，当时由日本人估计的最少数字有12000人，最多说是超过了2万人。在这个日益庞大而混乱的留日学生群体中，蔡锷虽然年龄不大，但在中国人非常讲究辈分、资历的年代里，已经属于老前辈了。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但在国内时思想被限制，一旦到了国外没有了拘束，便会发挥出惊人的智慧。留日学生中虽然很多混日子的人，一些人只知道酗酒、、，引起日本当地人厌恶，报纸舆论也经常提出尖锐批评，但毕竟分子是真正的主流。这些分子张开了思想的翅膀，一方面磨练着体魄，一方面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各种知识，进行着严肃的思考和讨论。正是这批留学日本的分子，后来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蔡锷就是其中之一。

有这样一些直接因素导致了中国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辉煌后，在日本的中国人群体中再次出现了百家争鸣的辉煌。

及时，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及时次没有了权力的强制干预。虽然清朝政府安排了监视、监督人员，但毕竟是在日本，无法真正对异端采取人身强制措施。因为对于日本来说是外国人，所以日本政府也不会管得太具体。这样，在日中国人群体成了两不管的自由人。

第二，拥有丰富的图书、报刊资源。由于日本早在18世纪就兴起兰学(18—19世纪日本为了掌握西方科学技术，曾经努力学习荷兰语文，当时他们把西方科学技术统称为兰学，即日本锁国时代通过荷兰传入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翻译、积累了大量西方著作，在日本的中国人也为了赚稿费解决生活费用从日文、西洋文翻译了大量著作，这样就等于为中国人提供了短期内学习世界各种知识的捷径。这也正是张之洞竭力推动赴日留学的原因之一。

第三，由于文化上的接近性和历史的渊源，在日中国人中则有着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孙中山、黄兴等中国顶级的学问家、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日本很多民间人士有着接近、帮助中国人的热情，更愿意跟中国人士交朋友，互相学习，互相参与公开的和非公开的活动并进行合作。

第四，虽然日本在甲午战争打败了中国，但当时日本政府侵略中国的主张还远没有占主流，政府同时也有着试图帮助中国进行改革，希望中国强大起来，实现中日联合对抗白人势力的想法。这样，日本政府就比较能够包容在日中国人中的各种异端分子和思想，并愿意积极培养中国各方面人才。

第五，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师生两人思想逐步开始分化，作为老师的康有为仍然坚持维新主张，作为弟子的梁启超则把重点放到了立宪上。虽然康有为不久离开日本，但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之间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交往、沟通，这样，最主要的改造中国的主张就发生直接大碰撞，这种碰撞所导致的思想交锋和解放，是之前中国从来没有过的。

第六，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基本国策，而在日本的中国人则正在寻求实现祖国进步的方向，正处于痛苦而意气风发的时候，因此，从西方引进的各种主义，对中国人产生的冲击力远远超过日本人，而且，中国人不仅要跟日本人一样思考东西方文化、古代现代文化的差异，更要掂量中日差距的各种因素。

总之，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实际并不是到了后来五四时期才发生，而是早已经在日本的中国人群体中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是之后的又一个高潮。如果仔细对比五四新文化运动跟之前在日中国人群体的思潮，就可以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主要元素，早在世纪初的在日中国人群体中已经具备了。

认识了以上道理，就可以认识到蔡锷是在日本的中国人群体思想解放运动中，一个重要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国强国强民潮流的重要开创者，所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这个思潮是什么呢？1902年2月，蔡锷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军国民篇》。蔡锷首先认为中国处于极其病弱的状态，解决这一状态的出路是必须实现军国民主义。然后，蔡锷从教育、学派、文学、风俗、体魄、武器、音乐、国势八个方面对中国进行了批判，同时分别从这八个方面提出只有实行军国民主义才能够给予扭转。对于什么是军国民主义，蔡锷强调了军事，并认为关键在于要"先陶冶国魂"。蔡锷认为，武士道就是日本的"大和魂"。对于中国魂，蔡锷说："欲于四千年汉族历史中，搜索一吾种绝无仅有之特色，以认为吾族国魂，盖杳乎其不可得矣！"也就是说，蔡锷认为国魂应该是民族独有的精神，而中国则并没有这样一种精神。既然中国没有国魂，因此，蔡锷感叹："吁！执笔至此，吾汗颜矣！然吾脑质中，有一国魂在。"脑质，即脑髓。蔡锷这一感叹，意思是中国没有国魂，但在他脑子里有着一个国魂。

蔡锷发表《军国民篇》后，当时已经成为他至交的蒋百里在自己主办的《浙江潮》杂志发表《军国民教育》，又发表《国魂篇》。蒋百里文章的主旨，是如何通过教育培养中国的军国民和国魂。一个叫河边五郎的日本人把《军国民篇》、《军国民教育》两篇长文合编在一起，名为《军事篇》，印行了七次，销售之好也即意味着影响之大。这一影响有对日本人的，但主要是对在日本的中国人产生了非常大的思想冲击力。1902年6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斯巴达小志》，介绍古希腊时期斯巴达军事特色的社会状况。之后鲁迅在《浙江潮》发表了也许是他的平生及时篇通过翻译改作的小说《斯巴达之魂》，与梁启超一样提倡尚武精神。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本来就有一些尚武之风，蔡锷发表《军国民篇》后则是热衷起了尚武精神。尚武不仅成了人们的时尚，更成了人们的品格追求，而讨论和议论与"武"相关的问题更是成了日常话题，形成了一种风尚和思潮。不仅鲁迅这样纯粹的瘦弱文人尚武，而且1904年到了日本的秋瑾女士也以尚武为荣。但是，尽管有学问、有思想的高手如云，尚武所包含的意义也极其丰富，蔡锷《军国民篇》所试图表达的思想，集中到尚武这个焦点上竟发生了狭隘化的理解。从《军国民篇》的行文来看，年仅20岁的蔡锷这时候还没有掌握成熟的哲学思维，但他有着天才的思想境界，这种境界则是那些掌握了成熟哲学思维的人所不具备的。

同辈人中，知蔡锷者莫如同样具备天才的蒋百里。蒋百里受启发写《军国民教育》、《国魂篇》，便是意识到了蔡锷的军国民主义并不只是一个尚武问题。蔡锷的军国民主义诚然是来源并受古希腊时代斯巴达影响，也受日本军国主义启发，但蔡锷并不是局限于希望发展国家军事和武力，他要的是强国也强民，目的则不是为了侵略他国，而是为了抵抗外国侵略。蔡锷不是要军国主义，也不是要军事国家，他要的是强国、强民。在蔡锷的强国、强民思想之下，他希望的是国家和人民都得到健康发展，强民是强国的基础和前提。

在蔡锷平时沉默坚毅的外表底下，始终有着深刻的忧郁。在《军国民篇》里，蔡锷希望找到中国的国魂，但他无法找到。"吾脑质中，有一国魂在"，似乎茫然，但却是一种忧郁中极其坚定的意志，他是要创造出中国的国魂。梁启超显然意识到了蔡锷思想境界中的关节点，但他思考了两年后，还是不能找到蔡锷所试图追求的国魂，只能模仿日本，于1904年撰写了《中国武士道》一书，试图证明中国有着更悠久的武士道精神，希望"中国之武士道苏"，也即要恢复中国的武士道精神。但是，作为较高水平的学问家梁启超，不会不明白蔡锷所说的中国魂并不是武士道精神。因此，梁启超的心境是非常落寞的，他并不能解决自己学生蔡锷的志向，只能功利地搬来日本武士道以鼓励争取做"新民"的中国人。梁启超在结束全书时写道："吾述中国之武士道，起孔子而讫郭解，阴气森森而来袭余心，吾投笔唏嘘而涕交颐。"意思是：我在这本书讲述中国的武士道，从春秋末孔子一直列举到西汉侠士郭解为止，森森的阴气袭入到我的内心，我放下笔来叹息，眼泪流满了我的脸庞。

第四章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

蔡锷1902年5月从成城学校结业，然后以士官候补生的身份到日本军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实习了四个多月，于年底考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1904年10月，蔡锷作为日本士官学校中国学员第三期毕业。所谓第三期，一般称为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逐渐发生误解，一些书稀里糊涂以为就是日本士官学校的第三期学员。日本士官学校全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前身为创建于1868年的京都兵学校，至1874年根据《陆军士官学校条例》正式创立，地址在东京兵学寮，直到1945年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关闭。1885年及时期学生入学，分步、骑、炮、工四个科，1896年增加后勤专业，1897年即已经有十一期学员，到1945年撤销时，一共有六十一期日本学员。1898年该校根据清朝政府与日本政府的协议接受中国留学生，也称中国班或中国学员，1900年12月(日本明治三十三年)正式入学的中国留学生被中国人称为日本士官学校及时期。日本自己的学员学制为三年，中国学员为一年。及时期中，比如有后来担任过清朝陆军部尚书的满族军人铁良，有辛亥革命时著名的革命将领吴禄贞、张绍曾，中国毕业学员按照名册共40名。第二期于1901年12月(日本明治三十四年)入学，次年11月毕业，共25名，其中有清末禁卫军头脑良弼、辛亥革命著名的革命家和将领蓝天蔚等。蔡锷属于第三期，1902年12月(日本明治三十五年)入学，次年11月毕业。一直到1937年中日开战，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一共为中国培养了29期学员，共1600多名军事人才。在中国自己的保定军校、黄埔军校等军事学校兴起和成熟后，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军事人才在中国的发展进入衰退期，但早期毕业回国的人，对于中国军事发展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按照名册，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中国学员共有95名，分属于步、骑、炮、工、辎重五科。后来成为著名人物的人很多，比如步兵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