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为镜照汗青(修订版)(上下册

武媚娘的名字很多，只怕大家都要被搞糊涂了。媚娘是唐太宗赐的，大概因她外貌娇媚、倾倒众生，给李世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首诗名《如意娘》，可以由此推论媚娘小名叫如意。范冰冰主演的《武媚娘传奇》里，她便名叫武如意。如意姑娘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正统女皇帝，《如意娘》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首在帮助作者成为皇帝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诗歌。

影视作品中的唐玄宗常常是英俊潇洒的，比如电影《王朝的女人 杨贵妃》中的黎明叔叔，是不是很帅？其实李隆基比杨玉环大了三十三岁，但年龄并不是问题，小伙伴们是不是又开始相信爱情了？美女往往很作，作为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更不是一般的作。她爱吃荔枝，年纪大的老公既会照顾人，手上又有资源，就下旨用传递紧急军情的快马接力的方式，将产于岭南的新鲜荔枝直送到华清池。杜牧的《过华清宫 其一》生动地描绘了这穷奢极欲的感人爱情。

庾信的作品《徵调曲》里有一句“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被后人总结为成语“饮水思源”，上海交通大学以此为校训。说到这个《徵调曲》，有人在传抄中图省事，把及时个字简化了，变成《征调曲》。只能叹息一句“没文化真可怕”——拜托，那个是古“宫商角徵羽”五音的“徵调”好吗！类似现在简谱中的1、2、3、5、6。现在请你倒唱一遍6、5、3、2、1，是什么？居然是“沧海一声笑”！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字退之，世称“昌黎先生”。这里插一段关于古人名、字之间的趣话，保障你这辈子再也忘不了。很多古人的名和字之间是有联系的，比如韩愈，愈通“逾”，名是“超过”的意思，那么字就“退一步”，恰合儒家的中庸之道，所以作为儒家忠实信徒的韩愈很反对唐宪宗迎佛骨。神雕大侠杨过，字改之，是郭伯伯郭伯母起的，勉励他将来不要学其父杨康认贼作父。“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出自《易经》。

甄嬛传》里安陵容为引起皇帝的注意，唱的就是这首《金缕衣》。请注意，金缕衣不是金缕玉衣，很多人把这两者搞混了。金缕玉衣是用金线将上千玉片串起来，让皇帝和贵族死后入葬时穿的；而金缕衣是他们还活着时身上穿的金线软衣，造价极高，象征着高贵的身份和地位。两者的区别就在于：你会喜欢穿金缕衣，但不会喜欢穿金缕玉衣。

蒙元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有人说“崖山之后，再无中国”。崖山海战是南宋与蒙元之间的决战，宋军覆没，南宋灭亡，蒙元最终统一中国。相比之下，满清算稍微谦逊点儿，除了入关初期在扬州、嘉定的大屠杀，还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治错误，后来基本被强大的汉文化同化，很多满人连自己的母语满语都不会说了，所以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精英还愿意为它卖命。清朝寿终时，很多汉族愚民还以为满清的民族装扮——辫子是自己与生俱来的，万万不可剪掉，否则即为欺师灭祖，鲁迅先生的小说里对此有生动的描写。

曹操在代表作《短歌行》中为杜康酒代言，他以大汉帝国丞相的身份开了风气之先。而此类商业活动的鼎盛期则是在唐朝，比如李白代言兰陵酒，杜牧代言杏花村酒，而王翰觉得只代言一个品牌的收入还不够，遂为整个葡萄酒协会代言。李白以诗仙兼酒仙的身份岂能落人之后，干脆也为整个清酒协会代言。这场名人代言广告大战还蔓延到酒具行业，金樽、玉碗、夜光杯纷纷参战。大唐经济繁荣，名人代言的消费拉动效应非常强劲。杜牧赋的两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就帮助杏花村酒业的股价连拉五个涨停板，赚得盆满钵满。而李白一句“金樽清酒斗十千”，更是拉动整个清酒板块全线上扬。

再通过那首入选小学语文课本的《江南逢李龟年》，看看杜甫混的是什么朋友圈：“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岐王李隆范，是天子李隆基的亲弟弟，很喜欢音乐，曾经把拥有超凡音乐才能的王维推荐给了玉真公主。崔九则是24小时到晚陪着皇上、深受宠信的殿中监崔涤。一个经常在亲王府邸和名门望族家里做常客的人，会是屌丝吗？他会觉得自己是屌丝吗？

杜甫和李白的区别，一直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其实他俩的区别很简单，就是来自两个不同星球的人。当看到杜甫写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时，妈妈会说：“孩子，你看邻居家杜哥哥是怎么认真学习的，好好学着点儿！”而当看到李白写出“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时候，妈妈只能叫一句：“孩子，快出来看神仙！”

元好问对白居易的评价是“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白居易祖籍太原，属于并州。在元好问眼中，这地儿五百年才出一位大天才。人们大多只看到了天才的成功，却不知天才是怎样炼成的。实际上，即使天资再出众的人，仍需苦练方能成才。乐天自幼聪颖过人，仍然勤学苦读，二十岁以后是白天练写赋、晚上练写字、中场休息练写诗，根本没有时间玩乐，以至于练得口舌生疮、手肘生茧、齿衰发白(《与元九书》中的自述)，如此方能成其大名。如果你被自己的拼搏所感动，那就看看人家乐天小朋友都拼到什么地步了。

大多数诗评对《登幽州台歌》的理解是，陈子昂在感叹像燕昭王那样的前代贤君已不可复见，后代的贤明之主自己也熬不到了，真是生不逢时啊。但我觉得此诗更像是在感叹人之一生在历史长河中的短促渺小，其意境有点接近张若虚“孤篇压全唐”的《春江花月夜》里那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陈子昂当时估计在思考人生终极问题，此诗充满了哲学味。当代能在深度上与之相比的也只有著名的“保安三问”了：“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要去哪儿？”

唐玄宗听后，重复了一下“不才明主弃”之句。孟浩然一拍脑门，真恨自己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原来这句诗直译就是“我没啥本事，所以圣明天子不让我做官”。但如果你真以为他这么谦虚，那就太没文化了。玄宗早被一众文臣雅士熏陶得很有文化，当然听得出这是抱怨的反话，其真实意思是“本人很有才，但天子不识千里马，没让我做官”。唐玄宗当即不悦地说：“卿自不求仕，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朕？”怒哼一声，拂袖而去。

据传唐武宗酷爱《枫桥夜泊》一诗，命巧匠精心刻制了一块诗碑，准备驾崩后将其带入地宫陪葬，还特别叮嘱要放置于灵柩之首，可能打算闲着没事就睁眼看看。他临终前还颁布了一道遗诏，宣布《枫桥夜泊》只有他才能勒石赏析，后人不准效仿，否则必遭天谴。人类对死亡的无知会导致做出这种冷幽默的事情。唐太宗将王羲之《兰亭集序》真迹带走陪葬之前，总算还留下了诸多摹本，唐武宗算是将祖先的独占欲发扬光大了。

唐朝诗风如此之盛，有的皇帝比如唐武宗欣赏诗歌，有的皇帝比如唐德宗欣赏诗人，而有的皇帝比如唐宣宗干脆自己就是诗人。唐宣宗在文采方面自命不凡，自认为如果去考进士的话，登第那是必须的，所以经常在自己的诗文上署名“乡贡进士李道龙云”，似乎落个进士的款比落个皇帝的款更有范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朝进士的社会地位是多么尊贵。

残酷清洗开国功臣的都是没什么文化、出身流氓无产者又比较自卑的人，比如汉高祖刘邦是吃霸王餐的小混混，明太祖朱元璋是贫下中农假和尚，除了简单粗暴地杀人，也没有什么高级一点的技术手段来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汉光武帝刘秀和宋太祖赵匡胤都读过些书，就能厚待功臣，杯酒释兵权，与功臣结为儿女亲家，君臣共享富贵，流传为千古佳话。

科举的功能相当于改革开放后的高考，本来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人，可以借此跳出农门，跃入龙门，“农转非”而改变一生。今天的高考制度屡受诟病，但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的中国，高考无疑是目前相对最为公平的选拔方式。如果没有高考中各种相对公平的严苛规定，高等教育资源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中将被分配成什么样子，真令人不敢想象。

像罗隐这样的大才子在唐朝都考不中进士，可知那考试有多难，但大家依然趋之若鹜。自魏晋以来，人才的选拔一直实行九品中正制，能力不重要，出身门第才是最重要的。这就导致官僚集团世袭化、家族化，“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是个拼爹的时代。士族社会除了培养出一大批误国的清谈家，给我们贡献了充斥着奇葩之人和奇葩之事的《世说新语》外，在政治上却是死气沉沉。底层人士没有上升的通道，读书人经世报国的志向无从施展，就成为社会动荡的助力。

西谚有云，一百年才能养成一个贵族。萧家在三个朝代都是天潢贵胄，差不多满足条件。如果按此硬标准，中国大部分的当代“贵族”只能算是“富二代”，还当不起“贵二代”之称；精神境界的软标准那就更不用提了。许多暴发户以为全身上下都是名牌就可以堆出贵族范来，他们不明白，像《悲惨世界》里那位穷得家里只有一副银餐具的主教才是真正的贵族范。

卖炭翁应该庆幸和白居易一起早生了一千多年，否则损失的就不仅仅是一车炭，而是赖以生存的牛车直接被没收了。鲁迅先生将中国人在历史上的处境分为两个尴尬的时代，被看了不爽的人请出了中小学语文课本。这篇可能让某些大人们也很不高兴的《卖炭翁》还能残留在语文课本中，实在是一件很侥幸的事。

大家一定以为李绅被皇帝赞赏升官以后，会更加爱民如子、为民请命。但毁你三观的是，他后来却热衷豪奢、官场党争、草菅人命。有个真实性可疑但流传甚广的故事说，李绅身居高位之后，每餐要花费数百贯甚至上千贯。他极爱鸡舌，每餐一盘，院后无舌之鸡堆积如山。等发展到晚年，刘禹锡见到他家吃饭时的排场，都忍不住作断肠诗了。TVB的狗血剧经常编浪子幡然回头或好人彻底堕落的段子，都不及李绅的生平富有戏剧性，真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你以为“表哥”“房叔”们以前就是坏人吗？他们可能以前也像李绅一样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因为进入了一个事实上不被监督的权力阶层，只需要对上级负责而不需要对他所服务的民众负责，自然就会慢慢腐化成像李绅一样或比之更甚的人。在这个阶层内的很多人，都不惮于成为李绅或者“表哥”“房叔”，就看能不能找到机会而已。拥有这种权力依然能保持节操的人也不是没有，只希望他们不要良币被劣币驱逐，然后空叹怀才不遇了。

慧眼美女配潜力股英雄，深情男二号神助攻，老公开挂变黑马后功成名就，美女得以走上人生巅峰——这种模式是大众喜闻乐见的。风尘三侠的故事属于唐代传奇，红拂女和虬髯客都是虚构的人物。通过这么多闪光的强悍人物来衬托出真命天子李世民，才是这段传奇的主旨。唐代小说家早在一千多年前就玩透了好莱坞大片的模式：先将敌人或竞争者描绘得超牛，能胜过他们的主角岂不更牛？反观当今某些神剧，空手就能秒撕鬼子还得撕个八年，是我们应该鄙视编剧的智商呢，还是编剧在鄙视我等观众的智商？

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目的，并不需要我们为之戴上“进步”之类的高帽子，其实人家很朴素，就是被腐朽的朝廷压榨得快要活不下去了，干脆造反当强盗，甚至当皇帝。从被统治阶级摇身一变为统治阶级，再去压迫别人，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后再腐朽到引起新一轮的造反。换一拨人搞腐败而已，如此不断循环，自古皆然。在这里我们只看到人性的自私、贪婪和残忍，看到一群人想取代另外一群人，却实在看不到教材上所谓“推动历史进步”的高大上意义。一个巨变时代中的乾坤反覆、生灵涂炭，在《秦妇吟》中尽皆体现。如此宏伟壮阔的画面，即使杜甫、白居易也未能创造过。

宋词一阕话古今(上下册

仕途得意的晏殊，世称“富贵闲人”，这个绰号后来被贾宝玉继承。他从小喜爱揣摩冯延巳的作品。清代文学家刘熙载在《词概》中写道：“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晏殊在花间词的富贵雍容中融入冯氏的清俊，从而形成自己所独有的“清新俊逸下的富贵气象”。

这篇气势磅礴的《岳阳楼记》，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看图作文。它和《滕王阁序》一起，成为登临之作的双璧。滕子京说，高楼高台如果没有文字记述颂扬的就难以名传百代，事实诚然如此。岳阳楼正是因为这篇气质高华的记文而不是依靠雕梁画栋成为了千百年来人们向往的名胜，尤其是在精神上有所追求之人的朝圣之地。

一般人年轻时风流一两次并不少见，少见的是风流一辈子，但张先做到了这一点。他在八十岁时娶了一位十八岁的女子为妾。婚宴席上客人中有张先的忘年交、刚过而立之年的苏轼同学，即兴赋诗一首：“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因为柳三变在家族中排行第七，歌女们都亲昵地叫他“柳七”。京城娱乐界流传的口号是：“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满城的歌女只有柳七不认识的，没有不认识柳七的；若真有不认识他的，都不敢说出去，怕丢人。宁愿倒贴千金换得与柳七哥一夜姻缘，求得一词数句，引以为荣，柳七也因此收入稳定、衣食无忧。

柳永的作品没有被宋真宗和晏殊看上眼，但是在民间的流行度却极高，就连大宋的邻国西夏都流行一句话：“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他虽曾迈入仕途，却终身没当过什么大官，做了个屯田员外郎，所以世称“柳屯田”。据说他死时一贫如洗，身边连个打点后事的亲人都没有。那些有旧交的歌女们怀念他的才情，凑钱安葬了他。以后每年的清明，歌女们都要到墓前祭奠，称为“吊柳会”，直到北宋灭亡。柳七一生较大的辉煌，不是来自于科举和功名，而是来自于青楼，这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是一个异类。

王曙将欧阳修等人叫到一起，严肃地训导道：“诸君纵酒太过度了，怎么不吸取寇莱公(寇准)晚年因为耽于享乐而被贬官的教训呢？”说完端起茶杯啜了一口。其他人都被训得低头屏气眼睛也不敢抬，只有年轻气盛的欧阳修回嘴道：“寇莱公被贬的原因，正是因为他老人家一把年纪了还不知道致仕归隐。”王老爷子刚喝进去的一口茶都被呛得喷了出来。不过他最终安然不怒，并且事后也没有对欧阳修进行打击报复，这叫宰相肚里能撑船。

常州有个人特别善于烹调河豚，特意邀请苏轼来品尝自己的手艺，全家妇孺都躲在屏风后窥探，期待“舌尖上的大宋”节目金牌主持人苏东坡先生能品题一句，借此得以身价大增。东坡闷头大嚼，却像哑巴一样一言不发，一直在屏风后探头探脑的人们十分失望。整顿饭吃完，东坡把筷子一放，油嘴一抹，点头说了四个字：“也值一死！”全家人轰然大乐。

这些神奇的行为，让米芾得到了“米颠”的雅号，苏轼也觉得实至名归，便没有为他平反。据说宋徽宗还曾故意赏给米芾二百五十两银子，因为宋朝时一封银子是五百两，二百五十两为半封，就是戏谑米芾是个“半疯”。

王巩家中有好几位歌女，只有其中一位复姓宇文名柔奴号为“点酥娘”的愿意陪伴共赴流放之地。在那几年中，王巩吟诗作画，柔奴歌声慰藉，两人相濡以沫。后来王巩遇赦北归，得以与苏轼重聚。苏轼发现王巩遭此一贬，不但没有那种常见的仓皇落拓，反而性情更加豁达，容光更加焕发，觉得很不科学，心中颇为疑惑。王巩唤出柔奴为苏轼献歌一曲，歌声温柔甜美、恬淡安稳。苏轼试探地问柔奴：“岭南应是不好？”柔奴随口答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此诗后两句，苏轼似乎在叹息自己命途多舛，本该建立功业的光阴都浪费在了三个贬官的地方。李白人生不得意，可以怪他自己好酒、好出大言，性格有明显缺陷；杜甫人生不得意，可以怪奸臣当道、国事糜烂；但苏轼以此天纵英才，所遇皇帝不昏、大臣不奸、国事不坏，自己又情商不低，却遭遇如此坎坷的一生，实在令人扼腕。但也可以理解为东坡的旷达，他最终认识到自己领悟人生真谛正是在这些仕途失意之地。

王安石与苏轼都是光风霁月的品格，所以虽然在政坛上意见敌对，却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品茗和诗，相谈甚欢。两人直聊到红日西沉，苏轼方躬身告辞。王安石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对身边人发出一声叹息：“不知还要等几百年，才能再出现如此人物！”欧阳修认为苏轼在当时独步天下，而王安石更认为他能跨越时代独领风骚几百年。如今近千年过去了，也没有出现能与苏轼比肩的文化人物，介甫识人的眼光深刻独到。

很多人觉得这帮人居然如此不顾自身前程地护着已经落水的范仲淹，真是拉帮结派的“朋党”。为此欧阳修干脆写了一篇奏章《朋党论》，说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所以这种“朋”都是假的，结果是危害国家；只有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这种“朋”才可能是真的，结果是造福国家。索性挑明承认我们君子之间就是“朋”，你们又能怎么样？其实“朋”之一字，重在两人之间保持好合理的距离；若是过于亲密地挤在一处，就是互相利“用”了。

靖康元年金军侵宋之际，蔡京举家南下躲避战乱。天下士人请求朝廷严惩罪魁，于是蔡京一路被降至东坡曾经的贬谪之地儋州。尽管携带了巨额盘缠，但“京失人心”，百姓不肯卖东西给他，饿死于流放途中。

徽宗投降后，被金国封为“昏德公”，这个爵位我倒觉得不算羞辱他，而是实至名归。后世人评价他“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俗话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赵佶就是中国历史上男人入错行的最凄惨代表。有人曾做过这样的联想：赵佶的艺术天分之高与李煜在一个水平线上，不会做国君比之李煜则更上层楼，很像是李煜转世。许多人怜惜天才而无罪的李煜被宋太宗害死，就为他想出了这个隔代报仇来葬送赵光义子孙的方法。

嘉祐二年进士榜里还有好几位在史书中闪闪发光的名字。张载，北宋大儒，世称“横渠先生”，他最有名的话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被称为“横渠四句”。程颢，北宋大儒，他的老师是提倡“文以载道”、写出《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周敦颐；他的弟弟是制造了尊师重道成语“程门立雪”的另一位大儒“伊川先生”程颐，兄弟俩被称为“二程”。他俩有一位四传弟子叫朱熹，发展出“程朱理学”，响亮口号是“存天理、灭人欲”，将儒家礼教搞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从“”以来被视为旧社会糟粕的代表思想，鲁迅先生痛斥为“吃人”。吕惠卿，北宋政治家，后来官居宰相，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号人物。章惇(读音同“吨”)，北宋政治家，后来也登阁拜相，王安石之后的新法领袖。

到了唐宋，皇帝们的谥号变得又香又长，统统是溢美之字，毫无特点和辨识度，后世就改为用庙号来相称。比如昏君赵禥，谥号是“端文明武景孝”皇帝，不能反映他不文不武的真实情况，而用“宋度宗”这个庙号就简洁明了。赵?死时南宋已亡，自然没有庙号，无法像他的列祖列宗一样被称为“宋某宗”，而“恭”是元朝给的谥号，后世便称其为“宋恭帝”。

南宋的百姓只能将害死岳飞的账都算到秦桧夫妻头上，恨不得把他俩一起送下油锅，于是发明了油炸两个面人的食品“油炸桧”，流传到今天简称为“油条”。这就是为什么全国各地的油条都是两根并连，从无单根的缘故。

之前的统治者给一批人扣上罪名，之后的继任者即使为其平反，对前任的错误都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为尊者讳，才能较大限度地维持政权的合法性。中国统治者从古至今一直玩转此道。

杭州原来算是远离中原政治中心适合隐居的偏远城市，孤山更是这个城市中的偏远郊区，没想到在宋室南迁之后一下子变成了都城的黄金风景地带。宋高宗赵构下旨，把孤山上原有的人家和墓地都迁出去，腾出地方来修建皇家专用寺庙，留下没动的就是和靖先生之墓。赵构主谋杀害了名将岳飞，某种意义上讲算是“卖国贼”，不过他也是文化人，对林和靖还是比较尊敬的。比之后来时代号称“爱国”的红卫兵们暴铲岳飞墓、孔子墓，这个爱国和卖国的区别真是让人风中凌乱。爱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现在已不是黑暗的封建社会了，上个世纪无数有才之士毁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引蛇出洞”之计，到这个世纪如果你仍没汲取历史教训还敢妄言国事，那就是很傻很天真了。自古执政者的禁言手段简单粗暴，但卓有成效。

三年困难时期(现在人们大多知道困难的原因三分在天灾，七分在人祸)，领袖看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也做表率不吃最爱的红烧肉了，改吃松江鲈鱼。尼克松访华时还能吃到，等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来的时候，点名要吃也没能如愿，一江鲈鱼几乎被达官贵人们吃绝了。后来经领导特别批示，不知从哪里又找来一点余种开始繁殖。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四鳃鲈鱼终于重现江湖。

反观当时的征服者蒙古人，还是以杀戮和抢劫为乐事的落后民族，不懂什么叫生产。他们在攻打中国北方时一路屠城，目的就是将天下所有的农田都变为牧场。金章宗泰和七年时，全国户籍人口有五千多万，到蒙古灭金后被屠杀得只剩下不到两成，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死尸满井。忽必烈的宠臣藏传佛教僧人杨琏真伽在浙江大肆开掘南宋皇陵，盗取墓中珍宝，遗骨则抛洒在荒草之中，更将宋理宗的头骨做成饮器献给其师尊——吐蕃“高僧”“国师”八思巴。这样一个残暴的政权，自然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到百年就被汉人赶回了草原。可惜朱元璋所建立的明朝与宋朝相比，在皇权的膨胀、贸易的限制等方面都大开历史倒车，未能回到文明的巅峰。再经过满清的一轮摧残，短短的民国还未恢复元气，又被后续的一系列空前惨绝的浩劫几乎连根拔起，可谓多灾多难，萎靡直至如今。所幸的是，中华文化有着秦汉唐宋这样深厚的历史根基、诗词曲赋这样优美的文字载体，而欣赏和创造美的基因也一直在我们的民族中传承，正如“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所以我相信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