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初试：我初从政见鲁叟

苏氏父子三人重新回到汴京后，苏轼、苏辙都被任命为地方上的小官，但是他们都没有去上任，而是准备"制科"考试。所谓制科就是在正常考试之外，皇帝临时命令特别举行的考试，这当然是朝廷新增的选拔人才的机会。嘉祐六年(1061)八月，在欧阳修的推荐下，兄弟二人参加了制科考试，苏轼写了六篇文章。他的答卷，无论是阐发道理，还是行文风格，都相当出色，随后参加殿试，苏轼获得考试第三等，苏辙第四等。

第三等实际上是较高等第，因为宋朝开国以来。及时等、第二等都是虚设，从没有人获得这样的等第，而事实上，在苏轼之前，获得第三等就一个人。后来的六七十年里，也仅有两个人进入第三等。

考试结束后，苏轼被任命为风翔(今属陕西)府节度判官。兄弟二人在考试中联名高中，做父亲的自然也相当风光，"三苏"之名，传遍京师。苏洵免试留在京城做官，苏辙留在他身边照顾父亲。年轻的诗人告别父亲和弟兄，满怀希望，启程前往凤翔任职。

苏轼的从政经历中，任地方官的时间有十三年半，先后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登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担任签判、通判、知州等职，其中任凤翔签判时间最长，有三年之久，登州知州时间最短，仅五天就奉命调离。苏轼在地方官任上，政绩显著，所到之处，都深入调查民情民意，关心民间疾苦，尽可能为当地百姓做些有利的事情。

凤翔在今陕西西部，距京城不算太远。苏轼冒着严寒，于嘉韦占六年(1061)十二月到达任所。他在《石鼓歌》中说："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从此开始了地方官的生涯。鲁叟指孔子，诗人意思说，自己一定会遵循孔子的教导，做好地方官。确实，苏轼不仅是位杰出的诗人，还是一个出色的官员。他兢兢业业办理日常公务，还力所能及地多做实事。

在凤翔，他很快发现老百姓都不愿意做"衙前役"。这是一般老百姓都要摊到的差事，主要是为官府押运财物。押运财物在现在听起来并不是什么难事，但在当时，官府规定，押运者必须包赔损失。即使非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失也让押运者赔偿，所以没有人愿意做这种事情。风翔的衙前役主要是在终南山砍伐木材。砍下的原木编成木筏，从渭河漂入黄河，运到都城汴京。但木筏途中要经过三门峡砥柱之险，木筏很容易撞散。木排一旦散开，一根根原木就随水漂走了。许多服役的人家都因赔偿损失而倾家荡产。

苏轼调查后发现，事情本来并不严重。服役者一般在水势较小的季节放筏，这样就会安全得多。但官府不问青红皂白，在河水暴涨的季节也要衙前役运筏，后果当然不堪设想。

苏轼于是上书当时的宰相韩琦，请修改衙前役的某些规定，服役者可以转请熟练的水工来替他们放筏，并且自行决定运送木材的时间。新规定执行以后，这项差使对老百姓的损害自然减小了。

踏上仕途，苏轼充满了热情与干劲，这一方面体现在具体行政事务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他对当时现实政治的思考上。

中国古代传统，国家行政的运转主要依赖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体制，但官僚体制运行时间一长，必然会形成效率低下等问题。社会、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矛盾也会日趋严重。早在庆历三年(1043)，仁宗皇帝就起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任命富弼、韩琦和欧阳修等为重要长官，打算有所改革，实现社会的太平。仁宗皇帝采纳了他们提出的"明黜陟"、"厚农桑"、"减徭役"、"修武备"等意见，颁诏全国，实施"庆历新政"。但是，反对者横加阻挠，新政推行不到一年，即告失败，范仲淹等人被迫离开朝廷，任地方官去了。

苏轼在少年时代就从当时诗人石介的《庆历圣德诗》中了解到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四位"人杰"的事迹，十分敬仰，立志将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庆历新政之后的二十年，整个国家仍是"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肃，苟且偷安而不知长久之计"。这种状况与宋朝的政策有关。

宋代的统治者吸取了前面五个短命朝代的教训，加强了王朝的中央集权。建国之初，即把军权、政权、财权尽可能地集中在较高统治者的手中。在用人政策上，对张扬勇猛之人总是不放心，而偏重选拔文学之士，正如苏轼所说的"抑远天下刚健好名之士，而奖用柔懦谨畏之人"，这样，不过数十年，天下呈现疲弱之态，朝野充斥庸人之论，"能者不自愤发，而无以见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废而无用"。有才干的人得不到重用，而庸碌之辈正好无所事事。"当是之时，人君欲有所为，而左右前后皆无足使者，是以纲纪日坏而不自知"。

针对这种状况，苏轼毅然向皇帝进言献策，试图改革现状。在参加制科考试前，他就上了二十五篇《进策》；考试时，又有六篇政论文章；在凤翔任上，他又进一步写了《思治论》。这些文章反映了苏轼对当时的社会形势、社会问题以及如何实施改革有过一个比较细致的思考。这期间形成的一些观点是他"深思极虑"的结果，也是他青年时代政治观点的一次总结，是他一生中政治观点的基础，也是其出发点。

苏轼洞察敏锐，对于当时各种社会问题看得比较深透，分析也十分在理。他说："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表面上太平无事，但实际上潜藏着忧患。一旦忧患引发的矛盾暴露、激化后，往往不可收拾。他认为，当前较大的忧患莫过于外患，"二虏(辽、西夏)之大忧未去，而天下之治，终不可为也"。一旦外敌侵扰，而中原无力抗击，则将危及国家社稷的根本。当前的形势，最重要的在于君主向天下人表明"欲有所立"的意志和决心，树立起有所作为的意志，然后才谈得上其他各方面的具体措施。他随之讨论中央机构的行政运转，又认为国家的"立法"和用人应该分开来看，"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两者必须区别对待，不可相混。他在"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军旅"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办法。

无论地方治理，还是在中央行政方面，苏轼此时都还没有实际的经验，不过，不同于一般士子，他的进策较少泛泛之论。他确实有所观察，深思熟虑后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虽然只有二十六岁，但对政治方面的思考显得比较成熟。宋仁宗读了苏轼兄弟的制策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意思是说，苏氏兄弟将来都是宰相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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