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沉默的少数

划过时代黑暗天幕的两颗彗星

林贤治

米吉安尼也曾写过激越的诗篇，有的带有战歌性质，不过，他的热情更多是经过压抑的。比较起来，瓦普察洛夫的诗更偏于主观抒情，技巧更具现代性。米吉安尼对于农村生活和底层人物的表现多是描画性的，正如他所说，"保存在人民心中的歌被偷走了，歌变成述说"；手法看似陈旧，读起来却是特别真实感人。乡居十多年，那是一段动荡的、恐怖的、卑贱的日子，我几乎离不开米吉安尼的诗，特别喜爱诗中那种超乎形式之上的忧郁气质。我倾听他，感激他，始终觉得他代表我在倾诉。他有一首诗，题目就是《在忧郁的旗帜下》："在我们的国家里/在每个屋顶上/都悬挂着忧郁的/没精打采的旗帜……"他常常写到泪水，他的歌声是伴随着哭泣的。他在《苦难》中写道：

我每天都看见/生活，把各种情感/都逐个地打上/命运的戳记/而欢乐却没有存在的地方。/生活/以往我不知道/你竟是这样可怕/那时，我还没有落入你的怀抱。/今天，在镜子里，我凝视着自己的眼睛/我看见/由于苦难我的目光逐渐黯淡/我看见/我的脸上布满了衰老的皱纹，我很快就要变成一面百孔千疮的旗帜/在屋顶上迎风颤抖。

两位诗人都深爱着他的祖国、土地和人民。米吉安尼出身孤苦，命运坎坷，他以悲悯的情怀，注视广大的不幸者：农人、妓女、弃婴、自杀者、乞丐、纤夫、疯子、囚犯……他说，他愿意在膝盖一样深的污泥中行走，拥抱那些深夜里与他一起跋涉的人们。瓦普察洛夫的爱同样来自人性的深处，而非政治信仰和集体意识。人道主义不是意识形态，不是宣传灌输可以奏效的。相反，意识形态国家往往敌视人道主义。我怀疑，人道主义直接来源于血统——深蕴于个体生命内部的关于民族和家族的悲剧命运史，爱与同情都是一种心灵秘传。为了纪念一位战死的同志，瓦普察洛夫一连写下《同志之歌》、《妻之歌》、《信》、《梦》等诗篇，从中不难发现，燃烧的热血中随处都有泪水的润湿与温柔。

由于爱，瓦普察洛夫和米吉安尼不能不怀着神圣的愤火高唱复仇。瓦普察洛夫在一首诗中写道："你曾经教过我，亲爱的母亲/要爱所有的人，像我爱你一样/我愿意爱他们，母亲，但是/我必须也要有面包和自由。"同样爱人类，战士、诗人与宗教家便有如此的不同。为了改变人类的非人处境，为了寻求自由、正义和真理，他们的竖琴弹不出平和之音，他们成为至死不肯妥协的反抗者和革命者。

在两部诗集中，都有多首献给春天的诗。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乌托邦。米吉安尼对索古政权憎恨至极，他在《低声歌唱》中表示拒绝官方的民族主义宣传。在《寻求的心》里，我看见诗人含着热泪的明澈的目光向着西方，一面怀着敬慕，一面怀着疑惧；正如《沉思》所写，"每一滴悲苦的泪花里都有一个人诞生"，用希望的微光照亮行程，而所经的道路又无处不是坟茔和荆棘。他心灵的创伤太深，矛盾重重，他在希望和绝望中迂回行进。《片断》中写到，一个小流浪儿立誓要做这个世界的"复仇者"，结果在没有找到语言之前就被汽车压死了。我猜想，这是诗人遗下的"途中的镜子"。他生前的诗集《自由的诗》出版后，立即遭到政府的查禁，只有有数的几册幸存下来。他对时代的记录和抗议，唯靠手抄的形式在世间流传。

瓦普察洛夫的反抗是有组织的反抗，是政治革命。苏联成了他的乌托邦。在当时，作为世界上及时个"工农国家"，恐怕没有哪一位激进的知识分子不是为之神往的。在政治上，瓦普察洛夫有一种坚定性，一种唯古典共产党人所具有的抱负；为了实现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他渴望战斗，甚至渴望在战斗中死亡。他在《一封信》的末尾写道：

尽管强烈的阳光/会灼伤/我的翅膀/像一只渺小的粉蝶/我决不诅咒/也毫无怨言/因为我知道/迟早我总要死亡。

蜕去谬误的躯壳，千百万人重庆新生的时候，死是一支歌，是的，那是一支歌！在我阅读过的诗人中，殷夫，可以说是中国的瓦普察洛夫。为了反抗一个由几千年的传统帝制国家演变而成的现代政党国家，他在中学时起参加革命，两次被捕，遭到残害时才22岁。他15岁写诗，是一个早熟的天才；虽然比不上瓦普察洛夫的成就，但是，他的诗一样闪射着自由的梦想、青春和激情的光芒。鲁迅称，"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及时步，是对于前驱者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而且强调指出，"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当时，还有一些左翼诗人如艾青等，都是与瓦普察洛夫和米吉安尼同属一个精神谱系的。 据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2009年为瓦普察洛夫年。保加利亚的纪念活动十分盛大，国家图书馆召开了研讨会，图书馆和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专题展览，同时发行第五枚瓦普察洛夫纪念邮票，首映一部长达54分钟的纪录片。一个革命时代的共产主义文学圣徒，获得今日西方和他的祖国如此的尊崇，令我深感意外。

关于瓦普察洛夫，还有米吉安尼，我国当今的诗坛已经遗忘了他们，许多诗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买的《瓦普察洛夫诗选》，恐怕是一个汉译本了，距今快30年，不见重印；而《米吉安尼诗文集》，在书店里消失的时间更长，少说也在40年以上。20世纪进入90年代之后，据说到了"告别革命"的时代，文界也群起倡导"私人写作"和"身体写作"，像瓦普察洛夫和米吉安尼这些曾经寻思反抗和参与革命的诗人，受到普遍的忽视、漠视乃至歧视。瓦普察洛夫在《就义之歌》里写道：

战斗是艰苦而残酷的，战斗，正像人们所说的，是史诗。

我倒下了。另一个就接替我——何必特别标榜一个人呢？

遭到刽子手——再遭到蛆虫，就是这样简单的逻辑。

可是，我的人民呵，因为我们这样的热爱你们，在暴风雨中我们必将和你们在一起！

可是，谁去接替他呢？谁会热爱他们呢？我顿然想起，鲁迅恰好也曾用过诗中的比喻，但指的是另外的"蛆虫"，为"文界的腐败"所滋生。他说，这群蛆虫"挂着好看的招牌，在帮助权力者暗杀青年的心，使中国完结得无声无臭"。当然，鲁迅的评说距今就更久远了，时间足足过去了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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