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章 任务：日本研究

美国曾与日本发生战争，发现日军与自己迥然不同。在与其他任何强敌的战争中，从来没必要考虑其如此截然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和沙皇俄国在我们之前(1905年)所遭遇的一样，我们与之战斗的日本是一个全民皆兵且训练有素的国家，这不属于西方的文化传统。西方国家业已接受的符合实际人性的那些战争惯例，对日本人显然不存在。这使太平洋上的美日战争不仅仅是一系列岛屿滩头的登陆和无法克服的后勤补给问题，我们得明白他们的行为方式，从而对付他们。

这很难。自从日本封闭的大门被打开来的七十五年间，人们描写日本人时用的是"但是"和"也"之类的词汇；当这些词汇被用来描写其他任何国家时，会显得荒谬无比。一个严肃的观察家在描写其他非日本民族时，不会在说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彬彬有礼之后，再加上这样一句："可是，也很傲慢、专横。"当他说该民族在为人处世上无比顽固后，不会再加上这样一句："但是他们乐意调整自己，去适应极端的革新。"当他说某个民族温顺时，不会同时解释说："可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控制。"当他说他们忠诚和宽厚时，他不会声称："但他们也有背叛和怨恨。"当他说他们生来勇敢时，他不会又细数他们的怯懦。当他说他们做事不考虑别人的意见时，他不会继而说："他们的心胸真宽广。"当他描写他们的军队如何像机器一样训练时，不会继而描写那支军队的士兵如何像马咬着嚼子一样不服管教，甚至反抗上司。当他描写一个民族如何满怀激情地投向西方学术时，他不会渲染他们狂热的保守主义。当他写书论述一个国家具有普遍的审美崇拜，如何给予演员和艺术家很高的荣誉，如何在菊花栽培的技艺上愿意费时费力时，一般而言，他不会另写一书补充说："那个民族也崇拜刀，并把较高的声望献给武士。"

然而，所有这些矛盾的论述都是关于日本的书籍的核心。的确如此，刀与菊都是这一画面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有礼，既顽固又能适应，既驯顺又恼怒于被人推来推去，既忠诚又背叛，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好新。这些特点全都有极端的表现。他们十分在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看法，但是，当别人对他们的劣迹一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士兵既被彻底驯服，也会反抗上级。

美国要了解日本。当这一点变得极为重要时，我们就无法把这些矛盾以及许多其他同样闹得人心神不宁的矛盾推向一边。危机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日本人打算干什么？如果不进攻日本本土他们会投降吗？我们该不该轰炸皇宫？我们对日军战俘能有什么期待？为了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同时削弱日本那种宣誓要战斗到的决心，对日本军队和日本国民，在宣传上我们该说些什么？在那些精通日本的人士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一旦和平来临，为了维持秩序，是否需要对他们实施长期性的军事管制？我们的士兵是否得准备在日本的每一座山头的每一个要塞与那些顽抗到底的亡命之徒展开激战？在国际和平可能到来之前，日本会不会步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后尘，发生一场革命？谁会领导这场革命？日本民族只有灭亡？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判断，所导致的后果将迥然不同。

1944年6月，我被委任进行日本研究。我被要求以文化人类学家的身份，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手段，一一说出日本人是什么样的人。在那年夏初，我们对日本的大规模反攻刚刚开始显示其实力。美国人还在说，对日战争将持续三年，也许十年，或更长。在日本，人们说，它将持续一百年。日本人说，美国人虽然取得了某些局部的胜利，但是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他们的岛国尚有数千英里。日本的公报几乎不承认海军的失利，所以日本人还自以为是胜利者。然而，到了6月，情况出现了变化。盟军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两年半来，较高司令部给予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已经见效。对德战争的结局已经可以预见。而在太平洋战场，我们的军队在塞班岛登陆，这场大规模军事行动预示着日本最终的失败。从那里之后，我们的士兵经常与日军短兵相接。通过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塔拉瓦和比亚克等的战役，我们深知自己已深陷与劲敌的对抗之中。

于是，在1944年6月，回答许多关于我们的敌人――日本的问题变得十分重要。不管这是军事问题还是外交问题，也不管提出这问题关乎高层决策，还是关乎将要撒在日军前线阵地的传单，重要的是要有洞见。日本在进行的是一场战争，我们要知道的，不仅是东京的当权派的目标和动机，也不仅是日本的漫长的历史，甚至不仅是经济与军事的统计数字，还包括他们的政府能从他们的人民那里取得哪些期待。我们得力图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落入的套路。我们还得知道支持这些行为和观念的背后的因素。我们得暂时把我们作为美国人的行为前提抛在一边，而且得尽可能不要轻易地、武断地下结论――在某种情形下，我们会做的事，他们也会那样做。

我的任务很难完成。美、日正在交战。在战时，进行大规模的谴责是容易的，但是，力图要弄明白你的敌人是如何通过他自己的眼睛看待生活的，就难多了。不过，我必须完成这个任务。问题是：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假如我们处于他们的境况将如何行动。我得努力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当做有助于了解他们的有利条件，而不是不利条件。我得观察他们打仗的方式，暂时不把它看做军事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在战争中与在和平中一样，日本人的行为都有其特点。在处理战争事务的方式中，他们留下了什么样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迹象呢？他们的领导人鼓舞士气、打消迷惑者的疑虑和在疆场上调兵遣将，所有这些方式展现出他们自己认为的可资利用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我得跟踪战争的细节，以弄明白日本人是如何逐步展露他们自己的。

然而，我们两国正在交战，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严重的不利因素，即，我不得不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手段：实地考察。我无法到日本去，住在日本人的家里，观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倾向和压力，用我自己的眼睛去辨别哪些是至关重要的，哪些不是那么重要。我无法观察他们在做出决定时的复杂情况。我无法看着他们的孩子成长。约翰？F.安布雷所著的((须惠村》是一个人类学家对一座日本村庄进行实地研究的成果。可是，在安布雷撰写那部专著时，我们在1944年面对的许多关于日本的问题都没有被提及。

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尽管有这些不小的困难，但是，我相信那些可以利用的手段和条件。人类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研究对象面对面的接触，至少，我可以不放弃这样的接触。在美国，有许多生长于日本的日本人，我可以就他们亲身经历的具体事情向他们提问，弄清楚他们是如何判断那些事情的，并且用他们的描述填补我们知识上的许多空白。作为人类学家，我相信，对于我们理解任何文化，那样的知识都具有本质的意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在研究日本时，往往利用图书馆，分析过去的事件或统计资料，以及跟踪书面或口头的日本宣传品在字里行间的演变情况。我相信，他们所索求的许多问题都隐藏于日本文化的种种规则和价值之中，通过那些真正生活于其中的人来探究那种文化，会取得更加满意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