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1949—1956)建国初期?历程第五编历程及时任中财委主任

1949年初，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相继告捷，国民党政府的主力部队已基本上被歼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根本上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夺取全国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力气的事情"。此时，、刘少奇、、、任弼时等汇集西柏坡，开始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描绘蓝图。这时，令领袖们费神的已不再是战争或军事问题了，国民党仅存的100多万残兵败将分布在从新疆到海南的广阔地区，这对于久经考验的、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来说，已不构成威胁。令领袖们大伤脑筋的是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而来的严峻的经济形势。

尽管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我们没收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但我们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长年的战乱，使得本就贫穷落后的中国疲惫不堪，民不聊生，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而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犹如"脱缰野马"，难以控制，使经济形势更加混乱不堪。

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发表一份材料，这份材料虽有嘲讽的性质，但也很说明问题。材料说： 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2头牛，1938年为1头牛，1941年为1口猪，1943年为1只鸡，1945年为1条鱼，1946年为1个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了。实际上，到后来连1/3盒火柴也买不到了。

在全国工农业生产遭受极为严重的破坏、物价飞涨的同时，几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由于前进迅速，战线延长，开支日益庞大。在广大的新解放区，对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一大批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这在经济上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当时部队作战费和脱产人员生活费，很大部分不得不靠发行钞票来解决，这就使得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不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一问题不解决，经济就不可能稳定，新生的政权也必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在谈到城市工作时，毫不含糊地指出： 从我们接管城市的及时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看到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真正要收拾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恢复经济，谈何容易。这里，领袖们首先碰到的就是人才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党内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指挥人才，但懂经济的却少得可怜。因此，国民党反动派认为，共产党虽然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肯定管不好经济。美国也认为，共产党解决不了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是注定要失败的。国内的资产阶级认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这些虽然都言过其实，但当时的状况也的确不容乐观。

长期的农村环境，使官兵沾染了不少小农习气，一些基层干部，甚至一些相当级别的干部，不但不懂得经济，而且经常做出影响经济发展的事情。尤其是进城以后。

电影《风雨下钟山》中曾有这样一个镜头： 占领南京总统府后，许多战士把总统府的地毯割下来分成小块给自己做毯子用。这样的现象在当时并不罕见。华北解放初期，这种现象就曾非常严重。如在接收井陉、阳泉等工业区时，就有许多干部、战士乱抢物资，乱砸机器。占领石家庄时虽有一些改进，但仍有不少士兵跑到城里拿东西。有些干部、战士不但自己拿，还鼓励老百姓去拿。开始是搬取公物，后来就抢私人财物，大有打土豪、分田地的味道。华东都解放几个月了，一些城市仍然秩序混乱，正常的生产无法进行。连这样的高级干部也不得不感叹： 最头痛的就是接管城市、恢复经济。

类似的报告从全国各地不断飞往党中央的所在地西柏坡。领袖们开始迫切地感觉到当务之急必须首先物色一位懂经济的帅才，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以迅速恢复经济，发展生产。

对这个问题的考虑似乎比其他领袖更早、更具体。他更多的是从组阁的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因为这时党中央已经决定将作为新政府的总理，主持政府的工作。七届二中全会上，已明确指出： 一定要参加政府的工作，其性质是内阁总理。七届二中全会之前，果断地向提出： 调陈云回中央主持财经工作。

方案已定，2月6日致电东北方面： 请陈云来中央一叙。

几天之后，陈云一路风尘，赶赴西柏坡。

在西柏坡，陈云与、、刘少奇、等作彻夜长谈。通过当面交换意见，陈云回中央主持财经工作成为定局。

由于当时全国的经济形势已非常紧迫，陈云受命之后，甚至连即将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都未及参加，即匆忙折返东北，准备交接东北的工作。

然而，东北的工作也是千头万绪，一时不可能交接完毕。东北解放较早，土地资源丰富，工业基础好，又靠近苏联，这对东北的经济发展都是极有利的条件。而且，当时中央也已确定了"抓住东北，依靠东北，支援前方"的方针，陈云也想在离开东北以前，尽量多了解一些东北的情况，为东北经济的发展制定一个好的计划，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因此，利用这段时间，陈云几乎走遍了东北的各大城市和工厂，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与此同时，他开始领导东北财委制定1950年东北经济发展的计划。

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正式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3月14日，在他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经济及后勤工作的决定》(草案)中再次指出： 中央应立即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

4月10日，中央致电东北局： 陈云应速来中央工作。

4月30日，又电示东北局，希望陈云及早动身进京。

5月3日，陈云致电中央： 由于正向东北局报告今年东北经济计划，东北局今日起讨论，故5月10日前可到北平。

此后，中央又一次致电催促。

在中央的再三催促下，陈云不得不迅速结束了在东北的工作。5月7日，陈云电告中央： 9日一定离沈阳赴北平。这样，5月9日，东北行政委员会第57次常委会才正式免去了陈云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职务。

5月10日，陈云抵达北平。

陈云的一贯风格是谨慎、稳健，因此，进关之前，他并没有立下什么豪言壮语。陈云同志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他已经在思考着如何稳定全国的经济形势了。

陈云进关以后，组建中财委的工作也正式提上了日程。

5月31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经、修改并审定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发出。《大纲》指出： 由于人民革命战争正在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为了尽可能迅速地和有计划地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以供给目前战争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立即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陆续建立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作为目前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

《大纲》还就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工作职责及与地方财经机构的关系等方面作了规定。中财委作为党在经济战线的统一领导机构的地位正式确定下来了。

6月4日，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中共党政机关负责人和各派人士会议。会上，正式宣布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陈云、薄一波负责筹备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暂时属中央军委领导。这实际上是中财委成立前与各界打招呼的通气会议。陈云就为什么要成立中财委，中财委的任务，中财委的组织机构等问题进行了说明。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7月12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会议，中财委正式成立。会上，陈云宣布，中财委由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与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组成，陈云任主任，薄一波任副主任。

中财委成立后，在北京城东的九爷府办公。这座破落拥挤的旧王府成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工作的统帅部。就是在这里，陈云率领中财委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战役"。

陈云原想进关以后，首先集中精力组建中财委，待中财委成立以后，再以中财委为中心，指挥稳定全国经济的工作。但事情并不像预料的那样顺利。陈云进关不久，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即解放了上海。上海解放以后，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就摆上了他的案头： 人民解放军虽然进占了上海，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

发行人民币，是实现经济统一的一个重要手段。陈云早就非常注意人民币的发行工作，1948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初，就开始筹划人民币的发行工作。当时，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大都是陈云在东北组织印制，然后运进关内的。陈云进关以后，对人民币的发行工作更加重视。为了维持即将解放的上海纺织工业的开工，1949年5月23日，他致信，提出需多发行四五百亿人民币，以在中原、江苏等地购买3万吨棉花。现在，人民币"进"不了上海，我们在上海以至整个东南地区的财经及其他各项工作都将难以开展。因此，必须首先解决这一问题。

上海市军管会对人民币的发行也极为重视。上海解放的当天，军管会即颁发了布告： 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为照顾人民困难，在6月5日以前，暂准金元券在市面上流通。在暂准流通期间，人民有权自动拒用金元券。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正式成立，并开始以人民币兑换金元券，比例是1∶10万。

国民党发行的法币，由于通货膨胀，变成了一堆废纸，用整捆的法币也买不到什么日常用品。法币信用无法维持，国民党玩了新花样，发行金元券，号称用金光闪闪的黄金作为发行准备基金，强迫人民使用。但金元券和法币一样不断贬值。

有人形容金元券贬值的情况说，假如你进饭店吃饭，及时碗饭是一种价格，等你吃第二碗饭的时候又是一种价格，因为涨价了。解放前上海人民口袋里装的金元券，一不小心，动作稍为迟缓，钞票很快变成了废纸。有时人们口袋里装了许多金元券可以买一包香烟，晚了一会儿，这些钱连一盒火柴也买不到了。许多人甚至用金元券裱糊墙壁。

金元券的信用已没有了，因此，兑换金元券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6月2日、3日，全市各行庄收兑的金元券源源不断地送到人民银行，到3日这天，作为废纸的金元券堆满了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的所有库房，后来连营业大厅、走廊、甬道、厕所都堆满了。2日到5日，装运金元券的汽车，从外滩沿九江路排队到四川路。

收兑金元券的工作很快就结束了，但人民币并没有因此进入上海市场。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恶劣的心理影响，以及历年物价波动遗留下来的对保存钞票不如保存实物的经验，不是一早晨可以扫除干净的。抓住人们的这一心理，投机分子开始利用黄白绿(黄是黄金，白是银元，绿是美钞)兴风作浪，企图把人民币排斥在上海市场之外。

由于军管会及时颁布了外汇管理办法，投机分子把投机的重点集中在了银元上面。投机商掌握了大量银元，任意提高价格，进行投机，一转手之间，一块银元竟然可以获得人民币一百五六十元。贩卖银元的贩子，上海叫作银牛。一时间，银牛横行，"大头"(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银元大多是有袁世凯像的，俗称"大头")嚣张，银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比价一涨再涨。

当时上海每一条主要马路，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可以看到许多人在人行道上或者十字路口，穿着长衫，手里拿着一大把银元，发出哗啷哗啷的声音，有的用两块大头互相敲击，丁当作响，吸引过往人群的注意。他们嘴里还不断报着当天银元的行市，搞得人心惶惶。投机分子的总指挥部是上海的证券大楼，他们利用几千部电话同他们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保持密切联系，操纵银元价格。在他们的操纵下，银元价格在短短10天左右的时间内，上涨将近两倍。银元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内，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作为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米和棉纱也上涨了1~2倍以上。

在物价疯狂上涨的时候，南京四大私营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起，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

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回到了人民银行。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当时，为了稳住市场，我们曾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但10万银元抛出后，全被投机分子吃进去了，不但没有稳住市场，投机之风反而越演越烈。上海游资和投机分子的实力太大了，靠抛售的办法是无法稳住市场的。据说，当年日本占领上海时，为了稳住上海的市场，从东京一次运来5吨黄金，但投下去之后也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接到华东财委关于上述情况的报告后，陈云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指出： 上海市场收兑金元券，仅用人民券4亿即可兑完，上海流通之主要通货不是金元券而是银元，此种情况是在平津解放及我军渡江后金元券迅速崩溃，南京政府垮台之下造成的。我们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元券，而是强硬的银元"。"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比较容易。过江以后，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均是银元市场……人民币不易挤进去。"

在对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之后，6月8日，陈云致电华东、华中局。这封电报的署名很有意思，由于当时中财委尚未正式成立，中财部又即将撤销，所以电报下方只署了"中财"二字。电报要求先用强硬手段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严惩投机分子。

接到"中财"的指示后，华东财委和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通过报纸和广播电台，向少数奸商和投机分子进行阵前喊话，敦促他们早日觉悟，迅速停止犯罪行为。然而，投机分子不见棺材不落泪，对军管会的劝告置若罔闻。

在劝说无效后，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派出了以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同志为首的军警力量，于上午10时兵分五路，包围了投机分子操纵银元市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

上海证券交易所设在汉口路422号，建成于1934年，是一幢8层高的大楼，占地4亩余，当年号称是远东较大的证券交易所。1937年抗战前，该所登记的证券字号有192家，是金融、地产、纺织、百货、化工、文化等各实业界的一些"巨头"，也是官僚资本在沪操纵资金市场巧取豪夺的一个重要基地。抗战爆发后曾一度停止。1943年11月汪伪政府命令复业，至1945年又因日本投降而关闭。翌年9月9日，经国民党政府批准复业，登记参加交易的证券字号达234家，它控制着全市的有价证券交易，并通过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操纵物价。它与全国乃至远东各大城市有紧密的联系，南京国民党政府一些要员，或明或暗地充当着投机活动的幕后人或保护人，并凭借权势鲸吞渔利。市民中也有些人，在物价飞涨、通货贬值的情况下，涉足证券交易所，从事所谓"抢帽子"(即利用证券价格涨落的变化，迅速进行买进卖出，获取差价)的投机活动。因此，所谓的证券交易场所，实际是一个公开的变相的。

1949年5月5日，在人民解放军已逼近上海的形势下，证券交易所即自动停业。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一些字号又悄悄复业，打着经营证券的幌子，非法进行金银外币的投机贩卖活动。由于证券大楼拥有几百门市内电话和大量对讲电话等通讯工具，并且每天有数千前来探听"行情"的"银牛"(又称"黄牛")出入其间传递信息，因而证券交易所的一些金融投机商操纵金银外币的黑市价格，触角得以伸向全市各个角落，证券大楼再次成为全市金融投机活动的中心。

接到中财委的指示后，为了保障对投机分子一网打尽，上海市军管会事先做了周密的准备。9日，他们先派出公安局的少数骨干，化装进入证券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其余人员全部留局待命，并临时切断他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以防泄密。与此同时，还依靠原地下党设在证券大楼的密点及秘密工作人员对证券大楼各投机商号、经纪人的违法活动进行秘密调查，确定了一批应予扣押审查人员的名单。

6月10日上午8时许，上海市公安局长李士英首先率领200余名便衣干警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证券大楼，随后分5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上午10时，宋时轮警卫部队的一个营，分乘10辆大卡车到证券大楼，对整个大楼实行军事包围。同时，分布在证券大楼各个场所的公安人员也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活动，就地接受检查。

从上午10时到午夜12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集中到大厅的共2100人。其后，除根据事先确定的名单当场扣押238名送市人民法院外，其余1800余人经教育均陆续放出。

突袭证券大楼，一举获得了胜利。但证券大楼以外整个上海滩上还到处听到敲击银元的金属声。解放军顺着金属声的方向走去，金属声迅速消逝了，手持银元的贩子也看不见了。指挥所好办，散兵游勇难于对付。事后宋时轮同志曾说，当时，他住在证券大楼7天7夜没有睡一次好觉。后来，他们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政策，对10元以下的银元贩子，抓到即放，并请他们协助抓大贩子，这样，不到一个星期，大的银元贩子基本上都被抓获。小的贩子也不敢再干这个勾当了。从此，上海市场再也听不到银元的敲击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