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一 错位

李煜、纳兰容若、仓央嘉措，一个是公元十世纪的南唐国主，一个是公元十七世纪的相国公子，一个是公元十七世纪藏传佛教的六世达赖。他们在时空上隔得那么远，在心灵和命运上却那么近。

他们有着共同的错位的人生宿命。一个感叹着“待月池边空逝水，天教心愿与身违”，一个说自己是“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一个在执着地追问着“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他们都有着不可抗拒的宿命。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而他们的出身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了某种桎梏与藩篱。李煜是南唐帝国的六皇子，纳兰容若是大清炙手可热的相国纳兰明珠的次子。仓央嘉措虽出生在平民之家，却从出生的时候的那一刻便被目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上天给了他们世人艳羡的一切，权力、地位、富贵、功名，那是别人穷尽一生也无法得到的。

而这一切，对于他们来说，皆是藩篱。他们都有着追求自由的心性。名和利于他们而言，是缰和锁，是以失去本真为代价的。他们都有自己的精神家园，理想生活，只有在那里，他们才感觉自己是自己的主人，是自己的王。可他们无一例外地在现实的规则下就范，做着自己不愿做的事，扮演着自己不愿扮演的角色。一次次违背自己内心真正的索求，一次次奔向茫然未知的天地。

他们的生活总是在别处。人渴望的，往往是自己得不到的。正因为得不到，它才显得异常的美，异常的有诗意。他们做着一个个关于幸福的梦，而当一个个选择来临时，他们却因为恐惧，因为世俗，因为某些不得已的缘由，不敢遵从内心的选择，不敢抗争到底，最终丢掉了自己的初心，任它在世俗的浸染下蒙尘，流血，千疮百孔。

错位的人生。

于是，当某天梦醒，才发现，幸福如一梦，依然遥不可及。

他们的人生注定以悲剧来收场。因为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撕开给人看。

他们都怀抱着理想，不愿自欺欺人，在人生里面便会遇到不可解救的矛盾，理想与现实长期冲突，生命的境界在这个矛盾冲突中越显丰满浓郁，越是有深度。人性的复杂和丰富也就此彰显。

所以，他们的悲剧都带着一种让人战粟的美。

李煜，自幼“生于深宫之侧，长于妇人之手”，天生一副奇表，天资聪颖、敏慧，懂音律，善书画，工诗词，好读书，浓浓的艺术文人气质。他适合做一个诗酒寄情的文人雅士，悠游山水的隐者逸士。他向往做一个樵者，做一个渔父，“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花满渚，酒盈瓯，万顷波中得自由”。他期待着“被父兄之荫育，乐日月之优游”，和有情人做快乐事。他不想争那个皇位，避之唯恐不及，当长兄和三叔为皇位争得不可开交时，他躲在自己的忧愁柔美的世界里，顾影自怜，像一朵清莲般出尘。

奈何造化弄人，天意难违。那个最想当皇帝的哥哥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几天当太子的滋味，便在19岁的英年之时早逝。最不想当皇帝的自己还没有来得及作准备，却不得不茫然地坐上皇位。命运将他置身于风口浪尖，他做了他不想做的人。从迈出这一步开始，他已经无法回头。

在那铁血乱世，善于权谋机变的政客，有着嗜血野心的投机者才能如鱼得水。而他偏偏没有一点政治家的样子，也不愿向着一个帝王应有的标本去修行。坐在高高的皇位上，他一方面沉醉于权势带来的优越感，醉生梦死，恣肆挥霍着青春和快乐，一方面却在酒阑人散的时候体会着深深的孤独和荒谬。一方面沉醉在激情中，任性疯狂沉沦，一方面又在经声佛火中寻求一点清凉出尘的超脱。

独独没有想到他该如何经营好他的国家与子民。他尊崇着儒的仁善，却丧失了原则，反而错杀忠臣。他面临着赵宋的咄咄逼人，从没有直起腰来，一味地委曲求全，天真地以为自己的退让和示弱一定会换来别人的成全和宽容。他深知佛的空性，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却执着在色的世界里，翻腾不息。甚至将佛作为一种世俗的力量，妄想以它来退赵宋的虎狼大军。

赵宋的大军临境时，他才恍然失色，大叫“几曾识干戈”；国破家亡时，他没有哭他的国，他的宗庙和社稷，却“垂泪对宫娥”。幽囚在别人的眼皮底下，他不知收敛，却悲哀地唱着“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他是如此真诚，如此率性，如此不知道伪装自己。

一个拥有赤子之心的人，偏偏要植根于功利世俗的土壤中。一个深具文人气质理想色彩的人，却偏偏要坐在以泯灭常人之情为前提的龙椅上，这种无奈与错位，到底是上天的惩罚还是命运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