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讲义

最近几年对贸易理论的发展研究中有一部分学者的贡献十分突出，如Marc Melitz(2003)以及Andrew Bernard、Bradford Jensen及Peter Schott(2006)都曾在理论分析上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将非竞争市场条件下产业内的单个生产厂商作为差异性个体来看待。 随着贸易开放和交易成本降低，出口产业密集使用要素的价格将会上涨，而高效企业将成为出口贸易中的有力竞争者，低效厂商则可能面临破产(或仅仅在本国市场上占据利基市场)。 对企业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确实是高度异质性(firm heterogeneity)的，并且行业中大部分企业根本就不出口。人们普遍认为出口企业的生产效率更高，然而出口是否加快了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则尚未定论。 在企业异质性前提下，出口商可以根据产品质量分类，也可以根据生产效率高低分类，这其中有一部分是高成本出口企业，而往往这一类型企业生产的产品是高质量的(Baldwin & Harrigan，2007)，这一现象也能解释产品质量随出口目的地距离增加而提升的现象(Hallak，2006；Schott，2004)，这是因为与高成本高质量的出口品本身相比，运输成本对出口的影响相对较小。 Charles Kindleberger(1951)率先研究了贸易政策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他分析了19世纪25年西欧国家如何应对谷物价格下降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受运输成本下降、农业机械化发展以及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内战结束的影响，北美和俄国对欧洲的谷物供给明显增加。西欧各国均通过谷物进口获益，但他们的应对政策却各不相同。

英国仍然坚持自19世纪上半叶就实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尽管农民要求得到保护，但重视廉价谷物给工人实际工资带来好处的工业利益集团主导了国会。在丹麦，农民的影响力要大一些，但他们已经向畜牧业转变，并且利用廉价的谷物来加快结构转变，也就是说，农民们充分利用了新相对价格带来的益处，而不是试图阻止这种转变。在法国，1789年的社会革命创建了以小规模农场为基础的农业部门，以及一套基于男性普选权的政治体制。这样法国农民感受到来自进口农产品的竞争的时候，能够充分发挥政治影响力去采取保护措施，在进口导致谷物价格下降后很快获得了高额的关税保护。在德国，农民以另外一种方式获得了类似的结果。当时东德的大地主没有足够的力量实现贸易保护，因为他们竞争不过西德非农业生产者对贸易保护的反对力量。但是他们和重工业(即那些很少关心较低食物价格对实际工资效应的生产者)形成了政治联盟，对进口谷物和一些资本密集型产品实行贸易壁垒——史称“黑麦与钢铁联盟” 。在意大利和奥地利，尽管谷物农业部门规模巨大，但是政治机构很少对其经济需求做出反应，贸易壁垒在很长时间之后才建立起来。而谷物价格的下降也同时导致了向外国移民的增加而不是经济结构转变。这些不同的结果非常重要，且影响长远。意大利的移民对美国和阿根廷的社会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大农场主和重工业的影响力为20世纪前三分之一时期德国军国主义和反民主倾向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在法国，在整个20世纪，农场主的游说集团一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