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童贞勉强维持到了20世纪初叶，再要求不断被现实政治骚扰的科学保持中立，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保持中立就会使科学本身不再是一种活生生的力量，因为即使科学没有遭到威胁，它也不再能吸引一切思想活跃和有探索精神的人员了，科学家在紧急时期同其他积极和进步的力量联合起来并不是新现象。……科学需要一个可以发挥作用的更为充实和更为公平的经济制度。……没有一个科学家是能够保持中立的”。科学开始承担以往没有的社会责任，群众对科学的看法，科学与民主的关系，科学家在社会党派中的出现，科学家如何为这个为难中的世界出一份力，等等，科学的社会功能和政治角色最终摆上了桌面，无法回避。贝尔纳研究中最为可贵的是，所有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观点的讨论，都是基于原始的数据和及时手的素材，其中“关于大学和科学学会的图表”“政府资助的研究”“工业科研”“军事研究经费”“议会的科学委员会报告”“法国科学事业的组织”“苏联科学事业简介”“科学出版工作和文献目录编制工作机构方案”“世界和平大会1936年布鲁塞尔国际和平运动科学小组委员会的报告”“科学工作者协会”等10个子项目的分析研究，运用了大量的图表统计和分类技术，为构建《科学的社会功能》理论体系，收集和分析了具说服力的实证依据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的研究方法首先表现在贝尔纳的科学行动中，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是真正的大师作派。

2007年，山西大学韩来平的博士论文《贝尔纳科学政治学思想研究》，对贝尔纳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综述和探讨，是国内学术界在科学政治研究方向上的一次有益尝试。韩博士对科学政治重要性的表述体现了相当广阔的现实视野：“随着科学功能的外化，科学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引起各国政治主体越来越密切的关注，政治力量对科学的控制和干预力度正在不断加大，科学与政治的交互作用及其影响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相对上述现实要求，目前科学政治学的理论研究大大滞后。我们首先需要理解贝尔纳的学术思想主张，长期以来，由于把贝尔纳思想定位到广义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学方面，使得人们在强调政治调控科学的同时，忽视了贝尔纳更加丰富的思想内容，如关于科学自由的思想、关于公众参与和民主控制的思想等。贝尔纳认同政治应是人民利益的者，民众的参与和民主的策略应是政治权力运作的必然要求。这些都围绕着科学的发展与利用而展开，呈现出科学的社会历史性、科学的政治调控、科学的民主策略的科学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纲领。他的思想蕴涵了丰富的科学政治学内容，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很显然，他的科学政治学思想是建立在传统标准科学观基础上的。我们通过对贝尔纳的言行进行的历史考察，揭示出了贝尔纳作为自然科学家转向科学政治学研究这一历史转向的动因，从而展现了贝尔纳科学政治学的历史与社会语境，凸显了贝尔纳科学政治学思想的逻辑前提，梳理和提炼了贝尔纳科学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纲领。

就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和贝尔纳已经具备的科学政治雏形，韩博士进一步总结道： “‘为了社会和谐和人类幸福，调整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成为贝尔纳科学政治学思想的出发点。贝尔纳考察了科学在人类社会中的发展历史，研究了不同历史阶段科学的形象变化。他试图找出科学在人类社会中演进的历史规律，借以把握现在和调控科学的将来。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无论在其内部还是在其外部看，都是一个开放系统。科学作为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一个要素，与社会其他要素同形同构并相互作用着。因此，它是可预测和调控的……贝尔纳的科学社会观、科学历史观、科学价值观构成了贝尔纳科学政治学思想的逻辑前提和动力；科学的社会历史性、宏观可调控性、科学的公众参与及民主控制形成了贝尔纳科学政治学研究的基本纲领。贝尔纳关于科学的自由与民主、科学的求实与效率、科学的生产与消费、科学的权利与责任等方面的理论构成了贝尔纳科学政治学的静态理论；而关于科学与政治组织的联系渗透、科学与政治的互动与调控、科学的公众参与和民主控制、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等思想构成了贝尔纳科学政治学的动态理论，亦即科学的政治调控理论，我认为以上构成了贝尔纳科学政治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上述研究目的之一，是“探索走出政治调控科学的实践困境之路。现代科学系统是一个多要素、多层次的复杂开放系统，实现这一复杂开放系统的自组织演化就是我们追求政治与科学和谐，实现科学的求实与效率的有效途径，因为自组织演化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长期演化过程中选择和形成的非常优化的进化方式。对于科学系统，不管实际人为的运行情况如何，这种自组织的方式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有效控制科学系统的开放度，调整外部控制强度，使科学系统的外部控制参量适于科学系统的自组织演化，就能达到目的。说到底还是政治与科学之间的作用问题，这自然会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科学系统与外部政治系统的边界之处。我们首先强调科学与政治主体间的适当分离。我们承认政治与科学之间具有边界，但并不是说科学和政治各自孤立和封闭，而是强调不同主体的不同特性；划界并不是要将政治与科学进行隔离，而是强调边界对信息的过滤和缓冲功能”。

当然，韩博士研究工作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他建议通过委托—者理论在科学与政治之间建立中间组织，构建政治与科学的有机生态的边界，就能够起到控制和调节科学系统的开放度和外部控制强度的作用。这不失为寻求科学系统达到自组织进化的一种有益尝试。这样一部研究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重要思想的中国式研究成果，理应获得国际同行的关注与讨论。但是，目前这项研究成果的国际化程度较低，英语文字技巧可能是其弱项之一。由于该项研究基本侧重西方重要学术思想的转译与综述，这就形成了目前的研究风格——以宏大叙事掩盖案例分析的描述性趋势。文中缺乏及时手的原始依据，不利于数据分析与材料类比。相反，研究者花费大量的精力在引进学术名词如“委托—者”“有机生态的边界”等的诠释上，反复纠缠。这样的叙述性研究，远离科学技术及时线的大量现实案例，缺乏对影响科学发生、发展的外部因素的切身感受，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研究者对当下科学界中所发生的残酷政治角力的陌生感。

美国学者恩道尔的《粮食危机》从科学政治个案研究的角度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打开了一扇研究的窗户。该书以“政治开端”开门见山，罗列了研究当下科学活动中的两个致命问题：

(1) 官商勾结——华盛顿发动“基因革命”；

(2) 奴颜婢膝——科学沦为政治的仆人。

前者讨论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孟山都公司合谋榨取公共利益，以及国际农业巨头孟山都公司与政府的亲密关系；后者直奔主题反映科学屈从于公司利益，科学向政治下跪，以及布莱尔、克林顿和“政治化”的科学。近年来，有关全球气候变暖的议题，可以视作科学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另一个全新课题。旅日地球科学家黄为鹏在《“曲棍球杆曲线”丑闻、气候泡沫与气候政治的未来》中分析了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科学评估报告，对世界各国的相关政策制定有着广泛的影响力。随着2009年底“气候门”邮件在互联网上的公开，IPCC在第三次评估报告(TAR)和第四次评估报告(AR4)过程中的诸多显著的违规和舞弊行为被曝光，使决策者、学者和公众有机会深入到气候变化学术生产体制内部，理解其真实的运作过程。作者以“气候门”中最重要的“曲棍球杆曲线”，即全球气候已经转入突然升高的历史性危机为线索，勾勒出气候门背后相关各方长达数年的学术与政治斗争的过程，总结出气候政治的若干特点，并提出对中国的启示。这种以专门学科中的案例为轴线进行深入剖析的研究路径，与我的思路不谋而合。

目前国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内，缺乏在科学政治学思路与视角上对科学史案例的类比分析和实证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