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为濒死系统重注生命活力

纵观整个世界，我们面临着很多方面的问题：金融安全，粮食、燃料、水匮乏，资源短缺，气候变暖，普遍贫困，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金融寡头……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颠覆性时代(AgeofDisruption)。然而与此同时，个人、社会和全球性深远革新的可能性，又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时机已到。

眼下这个颠覆性时代既包含了消亡，又孕育着新生。正在消亡的是旧有的文明和较大化“自我”的思维模式——极度追求物质消费、盲目扩张(biggerisbetter)、少数特权利益群体执掌决定权，这些现象导致我们陷入了一种集体失责(organizedirresponsibility)的状态，我们集体造成了没人想要的后果。

正在获得新生的到底为何物尚不明晰，然而却同样意义重大。纵观全球，我们在很多地方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新生的力量。由此而生的未来并不仅仅意味着应对表象及对结构表面的简单修补，也不意味着要用一个失效的思维模式来代替另一个。这个未来要求我们探寻人性的更深层次，明确真正的自我以及作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个只要我们改变行为的内在发源地，就能够感知、感受并且实现的未来。这是一个在那些颠覆性时刻，通过我们内在开始生成的未来。

这种由对抗过去转而去感知正在生成的未来可能性，并使其自然流现的内在变革，正是当今深层次领导力工作的核心所在。这种变革要求我们的思维冲破头脑，直达心灵；要求我们从只关心自身利益的自我系统意识转变为关心全体利益(包括自身利益在内)的生态系统意识。当我们按照自我系统意识运作的时候，驱动我们的是个人自我的关注和意图；而当我们按照生态系统意识运作的时候，动力就会来自正在生成的真我的关注和意图——亦即对全体利益的关注。作为前缀的“生态”(eco)一词，来源于希腊语“oikos”，意为“整个家庭”，而“经济”(economy)一词也可回溯到这个词根。若想使我们目前的自我系统经济转型为正在生成的生态系统经济，就意味着要将经济思维重新联结至其真正的根源，即顾及“整个家庭”的福祉，而不是一味追逐金钱利益或者只是考虑其中的某些住户。“整个家庭”在希腊语中的本意可能是指当地的个体“小家庭”，然而今日，这个概念指代的却是国际社会的福祉和地球这个“大家庭”的全部生态系统。

从自我系统意识到生态系统意识的转变，不能只停留在团队和组织的层面上，而是要在国际社会的范围内得以执行和实施。率先倡导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种转变的理念和个人行为，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消弭的壁垒

针对当今全球性危机出版的书籍已经有很多，那么本书的意义何在？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些框架、方法和工具，来帮助领导者和变革者了解目前的形势，以期更有效地推动整个社会从自我系统经济转变为生态系统经济。

世界风云变幻：贸易壁垒在消失，专制统治在倒台，极地冰冠和冰川都在消融。近年来，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一系列变革的发生。然而有两样事物一直墨守成规：其一是我们集体的思维方式；其二是这些思维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一再导致的行为。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集体造成了没人想要的结果？是什么将我们禁锢在旧有的行为模式中？我们要如何去做才能转变这种使我们深陷过去、不能自拔的模式？

盲点：如何从正在生成的未来引领变革

本书面向的目标读者是在所有领域、文化和体系中能够带来变革的人，包括商界、政府、民间团体、媒体、学术界和地方社区。本书致力于解决被我们称为当今全球话语中的盲点的问题：如何才能去到一个深远之处，使我们联结到正在生成的未来，从而能够驾驭目前所面临的颠覆性变革浪潮，而不再仅仅是沿袭过去的模式机械地做出反应——因为这样做恰恰意味着对旧有模式的纵容。

在本书中我们提出，若想依照正在生成的未来做出应对，就要求我们必须转变行为发源的内在场所。我们必须暂悬惯有的判断力，使注意力转向，放下过去，融入想要通过我们生成的未来，令其变为现实。

从单纯地按照过去的经验做出反应，转变到融入正在生成的未来并使其自然流现，这种转变的能力极有可能是当今领导力中最为重要的一点。这种能力在颠覆性变革中尤为关键，不仅在各种机构和体系中如此，对于团队和个体来说也同样适用。过去，我们通常只学习一种专业技能，并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靠其谋生。如今，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飞速变化，要求我们必须持续地进行自我更新。环境的变化越巨大，我们就越无法依赖过去的模式，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更加需要学着去关注并融入正在生成的未来可能性。

本书旨在探寻以下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的答案：

l面对颠覆，我们如何才能从正在生成的未来引领变革？

l什么样的进化性经济框架才能指导我们的旅程继续前行？

l什么样的策略才能帮助我们作为载体实现整体变革？

首先让我们来快速浏览一下当今体系的冰山式模型。为什么叫“冰山式”呢？因为这个名字暗示了在水面之上可见的事件和危机，是由潜藏在水面之下的各种结构、心智模式和根源促成的。如果忽略了这些，我们就会一直受到禁锢，反复上演旧有的模式。

如果将冰山由表及底，逐层了解，就会照亮数个盲点。致力于此，就能使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更有意义、更具包容性、更加蓬勃向上。

症状：病理学现象

冰山可见于水面之上的其实只是顶部，仅占总体积的10%。同样地，目前情况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也只是当今社会现实的可见部分。这些症状几乎囊括了所有的问题类型和病理学类型，可以将其描述为三个“鸿沟”：生态鸿沟、社会鸿沟和精神文化鸿沟。

生态鸿沟

我们正在超大规模地破坏、滥用自然资源，每年都会有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被彻底耗尽。尽管地球只有一个，然而我们的生态足迹却是其面积的1.5倍，即我们超额使用了50%的地球可再生资源来满足目前的消费需求。这导致了在过去40年间，可耕种土地流失了1/3。急剧下降的地下水位也将使我们很快面临饥荒。预计到2030年，粮食价格将会翻一番。

社会鸿沟

全球目前有25亿人仅靠每日不到2美元勉强为生。虽然已经有很多成功的尝试来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然而这个数字在过去70年里都没有出现过显著的下降。此外，我们还目睹了社会两极分化愈演愈烈，以美国为例：处于社会顶层仅1%的人口，其财富总值竟然超过了90%底层人口财富的总和。

精神文化鸿沟

生态鸿沟根源于自我和自然的分离，社会鸿沟根源于自我和他人的分离，而精神文化鸿沟则根源于自我(self)和大我(Self)的分离，即当前的自我与正在生成的、代表了个体较高潜能的未来大我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可见于过度疲劳和抑郁症患者的急剧增加，而这两种病症正是代表了“我们的行为”与“我们到底是谁”之间渐行渐远。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2000年死于自杀的人数是死于战争人数的两倍。

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整体，过去几百年间一直在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们从中到底学会了什么呢？

在20世纪，我们创建了政府部门和联合国机构来应对这些分离的状况。此外，我们还成立了能够解决单一问题的专门的非政府组织。在学术界，为了对抗这些症状，我们创立了专门的大学系部、学术期刊以及职业生涯路径。而今我们意识到，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方式已经不奏效了。更有甚者，它似乎也成为了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似乎遭遇了一个盲点，它阻碍我们看到冰山的剩余部分以及水面之下的深层系统结构。

结构：导致症状的系统性分离

现存的各种系统可谓各尽其责，然而整个系统中凸显了几个严重的结构性分离(见图0—1)。此处仅举几例：

1.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分离：2010年，全球外汇交易总额高达1500万亿美元，而当年的国际贸易总额只有20万亿美元，尚不足外汇交易总额的1.4%。因而斯坦福大学发展经济学荣誉教授、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遵义说：“外汇交易的绝大部分都是纯粹的投机行为，实际上就是，没有带来任何社会效用。”这种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分离导致了不断破坏全球经济的金融泡沫：拉美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网络经济泡沫(2000年)、美国次贷危机(2006—2007年)以及随后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2007—2009年)、欧元危机(2010年至今)。这些金融泡沫于实体经济毫无益处，只会令其动荡不安。

2.无休止的增长需求和地球有限资源之间的分离：当前的经济需求无限增长，与地球有限的资源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分离。诸如水和土壤等宝贵资源的过度使用导致在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的农业用地竟流失了1/3。

3.贫富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导致了极端不平等的现象。一方面，全世界最富有的1%人口(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成年人)拥有全世界40%的财富；另一方面，约占全世界50%的人口只拥有全世界1%的财富。财富和收入之间日益增长的两极分化无法实现“机遇面前人人平等”的美好愿景，进而蚕食了当今社会最基本的人权。

4.机构领导力和民众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导致了领导力的巨大真空，也揭露了一个广泛的共识，即我们集体造成了没人想要的结果。这种集体无助感和无权感是当今整个体系领导力真空的标志。

5.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幸福感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体现的空洞在于物质消费并不能提升真正的幸福感。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表明，GDP增长、物质消费提高，并不意味着幸福感更强，这显然与人们的普遍看法正好相反。稍后我们会详细阐述这个问题。

6.治理与体系中的弱势群体之间的分离：当今治理机制与弱势群体话语权之间的分离是一个巨大的失败。某些国家的民众面对专制政权，无力对其产生影响或是进行改变，只能任其摆布。例如，印度的很多农民被美国孟山都公司(Monsanto)剥夺了种子的所有权。

7.资产的实际所有制形式与社会效用之间的分离：这种实际所有制与社会效用之间的分离造成的空洞在于，公有制与私有制虽然都功不可没，但却导致了生态和社会资源的大规模滥用以及管理不善。

8.技术与真正的社会需求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产生的技术泡沫只为少数人的福祉服务，而此类市场早已供过于求。例如，医药行业的大部分研发资金都用于迎合高端市场，而无视位于社会经济金字塔底部的人群的需求。

这些泡沫和结构分离造就了“生而不会学习”的系统。这类系统通过延迟的、或是残缺的反馈回路来运作，阻碍决策人亲身体验其决策所带来的影响。在当今复杂的全球系统中，决策人常常影响着大规模人群的行为，然而他们却没能看到、感受到或者意识到这些行为带来的后果。如果没有反馈或者只有延迟的反馈，学习就无法发生。其结果是很多机构的变革都很不明显或很不及时。

正外部性流向顶端，负外部性流向底端

这些泡沫所具有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外部性(externality)。外部性是一个经济学名词，指的是对第三方非计划中的副作用，或是价格中未能体现的成本。外部性分为正(收益)、负(成本)两种。例如，我很享受驾驶汽车，可是我却没想到开车造成的空气污染是一种负外部性，而后面那些骑自行车的人就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了。

在当今社会，正外部性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