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崛起激发了许多学者的思考与想象，著名学者Ohmae(1990)和Friedman(2005)的著作，均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总结。全球化时代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与模式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苗长虹等，2011)。地理学在许多研究方面变得越来越狭窄(Dicken，2004)，而经济学忽视长期和动态的演化，以及时空被过度地抽象为点而非过程，这使得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中出现混乱。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也快速演变和转型，使得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呈现新的特征和趋势。

一、 模式的使用走向泛滥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一个广泛使用的词汇。在Google学术搜索中输入“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和“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分别可得到307万和215万项链接；在百度搜索和百度学术中输入“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也有471万和5.8万项链接；倘若用“模式”作为“篇名”在CNKI中检索，则可得到74.8万项链接；以“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模式”或“区域发展模式”作为主题词，可得到16723篇论文检索时间： 2015年10月2日。。这一方面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日益受到学界、政府、社会公众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反映模式的使用走向泛化。

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基础各不相同，各地区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发展路径，进而形成中国各式各样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自从苏南模式提出以来(费孝通，1983)，温州模式、珠江模式、天津模式、浦东模式等概念相继提出(杨樱，2008)，毕节模式、耿车模式、阜阳模式、南海模式、民权模式、宝鸡模式、沈阳模式、广汉模式、包头模式等数以百计、形形色色的模式也不断涌现，其中，多半是受从众心理作祟，不假思索、不加辨别地将“模式”看作时髦的象征。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造成了对“模式”概念和标准的误解、误用甚至滥用。这种看见某个地区发展相对较好，便将其视作模式，使得形形色色的“模式”不断涌现，实为各地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探索者的方向迷失。针对这种对模式使用泛滥的现象，我们需要注意： “模式需慎用”。

二、 模式的研究乱象丛生

国外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区域界定了诸如东欧模式(Weyland，1999)、拉美模式(BulmerThomas，2003；Gereffi，2009)等，每种模式其特征、典型性都非常鲜明；与之相比，中国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存在方向的迷失。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方兴未艾，并受到了经济、地理、政治、社会、环境等各领域学者的关注。区域经济学是最早关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的一批学科，从顾松年的《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和苏南模式》(1987)，杨开忠的《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现代化的机制与政策抉择》(1987)及1989年出版专著《中国区域发展研究》，林坚的《试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1987)等一批论著问世以来，区域经济学已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的主要力量。与其他学科的研究相比，区域经济学者更强调从要素配置、生产关系等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入手。对此，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中，区域经济学者也有必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尽管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起步较早的研究论题，但该研究却“起个大早，赶个晚集”，近年来还陷入瓶颈，尤其是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内涵的解释停滞不前，大家似乎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尚存在争议。尽管不同领域学者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但大家仍然是“各说各话”，缺乏共识，而且相互交流、吸收较少。而现有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大多数是对某个地区偶然出现的经济快速发展进行归纳而形成一种模式，很少回归到模式的本身含义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界定，进而很少有对模式的内涵进行科学回答。同时，国内学者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标准也受到忽视。一是表现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界定标准方面，由于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区域发展模式中的立足点不同，导致对区域发展模式的理解众说纷纭。正是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评价标准和划分依据的缺失，才导致各种层次和各种角度的模式涌现出来；倘若当标立以后，有些所谓的模式便不能称为模式。那么，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评价标准与划分依据是什么，即什么样的模式才能称作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这一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也是学术界在经历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后所忽视的地方。二是表现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划分标准方面，学术界将经济发展模式从对外经济联系上分为出口导向型模式、内需导向型模式，从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分为政府导向型模式和市场导向型模式，从所有制结构上分为集体经济主导的苏南模式、民营企业主导的温州模式和外资企业主导的珠江模式，从地名上对模式的划分更是形形色色。按照不同的标准产生众多的划分结果，这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造成一定的混乱。为此，有必要构建一个统一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划分分析框架。

三、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困境，亟待转型

从经济增长周期理论来看，当前世界经济处于衰退阶段，而随着发达国家通货紧缩抬头，财政政策因政府债务高企而受阻，新兴经济体因结构性矛盾计划而需要转型，全球经济进入缓慢增长时期，外部形势的恶化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世界银行、普华永道、麦肯锡等大多数机构均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将走向结束。从国内来看，随着国内人口红利关闭、少子老龄化现象严峻、商务成本持续上升、人才外流与国际人才吸引力不足等问题的出现，中国依赖生产资料大量投入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以及全球化逆转风险加大则导致中国过去过度依赖外资、国际市场的发展道路面临困境(肖林，2016)。近年来，中国经济呈现增速放缓、外贸减弱、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等特征。2014年经济增速仅为7.3%，为1990年以来的低值，经济下行压力仍十分严峻。为此，学界提出“中国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等疑问。对于经济下行，中国和地方曾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但这种刺激行为在短期内可以提振经济，而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复苏仍然需要通过改变原有经济发展模式来实现。全球金融危机和我国当前经济放缓尽管对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但也为我国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中重新思考经济发展中一些重要的战略问题提供了机遇，如何找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而趋利避害，对于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四、 时代变迁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发生变革

由于各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基本上都产生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因此各模式之间存在较强的共性。然而，各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也是根植于一定的自然环境、区位条件、历史文化、经济基础、资源禀赋等，并伴随偶然性的政府政策而出现的。同时，任何一种模式都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处在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进程中。随着环境条件的不断变迁，使得各模式呈现一系列的新情形与新问题，各模式的内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还表现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目标转向上。传统区域发展模式主要关注成本控制、制度创新、市场开拓等，如苏南模式主要目标是乡镇企业制度下的制度创新，温州模式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家庭作坊工业实现成本控制，而珠江模式则通过引进外资和发展对外贸易追求市场开拓。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模式趋同，各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也开始追求多目标，向多目标融合转变，如苏南模式在制度创新之后也在逐步引进外资，实现市场开拓，温州模式也开始从私营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实现制度创新，这种多目标的融合也推动了各种模式的模仿与趋同。

由于主流经济学将其研究视野限定在经济的短期和静态均衡，而较少关注长期和动态的演化，主流经济学关注经济总量的变化，而忽视经济增长结构的变迁，以及经济增长背后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作用。与此同时，在主流经济学研究中，有时期无历史、有地区无空间，时空都被过度地抽象为点而非过程，这使得主流经济学在解释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化上苍白无力。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因此也大多停留在对模式特征、内涵的描述，缺乏从动态视角的分析，更缺乏将一定模式放置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分析该模式的普遍规律与特征。学术界、政府等对国内外各种模式进行了探讨，寄希望于通过将该模式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其他地区，但这类研究往往忽视了阶段适用性。从阶段上看，一定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总是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以及在当地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禀赋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推广的边界性条件，任何逾越这种阶段适用性的做法，简单复制超前或过时的模式都将导致经济发展弊端的出现。为此，需要充分考虑该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选择适当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五、 绿色、创新、开放赋予中国经济新的发展契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呈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态势，并走出了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道路，比较典型的有以苏锡为代表的苏南模式，以温州为代表的温州模式和以深圳、东莞为代表的珠江模式。这些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对我国其他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强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以上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则是中国经济发展构成的重要内容。然而，当今世界正处于剧烈的转型，可持续发展、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等迅速成为经济发展方式的主导力量，这也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孕育了新的契机。

首先，国内外强调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理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绿色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也迅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并成为众多国家的新实践。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绿色新政、绿色发展也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紧密呼应，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变革开启了人类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新模式、新格局，这也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逐渐从依赖自然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模式转换。中共十八大报告也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发展目标；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尤其提出把绿色发展理念放在突出位置，这对改变以前粗放型发展模式具有重大作用。

其次，新科技革命与新产业革命迅速推动世界走向新的剧变。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来看，科技与经济发展一直互促共生，常规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常规增长，科技革命则能引发产业革命，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和实现重大转型。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的交叉融合，引发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也为人类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政府已把创新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战略，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也迎来新的机遇。

再次，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席卷全球。21世纪以来，全球化和信息化成为新世纪的两大发展趋势(朱稼兴，2001)，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的经济融合，资本、知识、技术、人力等经济增长要素或资源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出现全球性流动、配置与组合，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区域卷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而信息化的发展更加剧了这种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深度(程祁慧，2004)。在全球化和信息化作用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外向性和开放度不断提升，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转型方向。

六、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意义重大

首先，系统梳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谱系有助于规范模式的使用和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历史视角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经历着兴衰沉浮的变迁；无论对于学术界、政界、社会公众，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都是令人关注的重要问题，但学术界并未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形成令人满意的描绘和解释；而针对模式使用的混乱，以及模式研究的乱象丛生，有必要让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回归到应有的范式中，避免各说各话，这既是区域经济学这个学科的使命和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学者们的责任。本书力图在批判和反思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基础出发，提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的系统性分析框架；并将中国杂乱无章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梳理，放在系统性的框架中，据此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分类和比较，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谱系图，进而使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走出目前的乱象，回到一定的范式之中。尽管其工作难度十分巨大，但本书所做的努力和尝试，其意义不言而喻。

其次，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路径及动因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向更合理的方向转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并涌现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一系列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对我国其他地区的发展起到了较强的示范作用，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但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简单劳动力、资金等要素的大量投入，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发展的路径依赖，亟须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然而，我国各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化的脉络和机理是什么？过去的依赖于资源、要素、劳动力等大量投入和改革开放红利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当前是否仍然适用？在新环境、新形势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将向何方向转型？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化的动力是什么？一系列问题在目前研究中均未得到较好解答，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向合理方向转型提供重要支撑。至今，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大多着眼于模式个案研究、内涵解释、特征描述、静态分析等，而缺乏系统分析、理论反思、机制分析、动态研究等。为此，科学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化的动力机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总体演化脉络进行勾勒，并分析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未来的特征与发展走向，对于指引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向更合理而科学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次，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向合理方向转型是全球趋势、中国责任和中国梦的高度统一。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形势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深度转型调整、改革引领转型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世界各国都在不遗余力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转向中高速、迈向中高端水平，以实现更高形态、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迟福林，2016)。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世界经济低速增长中趋利避害、顺势而为，抓住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等经济发展新机遇，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对于促进世界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将起到重要作用。加快经济发展模式绿色转型，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我国对国际社会的重要贡献之一，并进一步彰显新时期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同时，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创新和开放转型，将有助于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助力“中国梦”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