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的到来，宛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打破了会议厅的平静。那是1912年12月一个星期三的下午2点，天气温和，国会委员会在那天之前根本没料到他会出席，因为他是明星级人物。出席国会山听证会的人：政治家、律师、职员、记者以及其他与会者，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这位75岁的银行家及其一行，慢慢走向大厅中央的座位，所有的人都注视着他们。

盛年摩根

摩根的儿子

摩根的女儿路易莎紧跟在他身边，仿佛是摩根的女总管。摩根的儿子小约翰 皮尔庞特 摩根，相隔一步跟在后面。其次是摩根在华尔街银行的两位年轻合伙人——托马斯 拉蒙特和亨利 戴维森及他们的夫人，还有几位律师。从远处看，约翰 皮尔庞特 摩根父子长得非常像。父子俩均身高六英尺，体重超过200磅，身穿天鹅绒领暗扣长大衣，拄着锥形红木拐杖。站在两人面前，人们可以看到他们父子都有宽阔的面庞，只是儿子的头发是黑色的，面容也整洁匀称，父亲则蓄着胡须，灰白的胡须向下垂着，稀疏的头发也全白了，他的眉毛已经长得过长，而且弯弯的，就像是两个阔角的哥特式拱顶。人们很难不盯着摩根看，因为酒糟鼻使他鼻子的形状走了样，这是脂肪组织增生过多造成的一种疾病。没人盯着他看太长时间，几年前曾给这位老人拍过照片的爱德华 斯泰肯说，跟摩根的目光相接，就像朝着疾驰而来的快速列车的灯光看去一样。

这几位纽约人落座后，那天下午的证人，一个名叫菲利浦 斯卡德的统计员继续作证，摩根先生听到自己的名字被提及了好几次。斯卡德先生借助图表，描述着18家金融机构如何有效控制着总计250亿美元的金融资本，这相当于美国1912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

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无法估算1912年时1美元的价值，但如果采用消费价格指数的粗略等值计算，再把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在内，1912年的250亿美元约合20世纪90年代的3 750亿美元。用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计算，可以获得更鲜明的对比：1998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约合5万亿美元。

1912年，路易斯安那州议员阿森纳 普若领导下的众议院银行与货币小组委员会，几个月来一直试图确定一种情况，即某个“金钱托拉斯”控制了美国的大型企业、铁路、保险公司、证券市场及银行。这项调查成了二十年来民众强烈抗议“大资本”利益的较高潮，这种抗议可追溯到美国殖民地时期。此时此地，受到传票传唤的是“华尔街的拿破仑”，近来操纵所有金融兼并活动的幕后人物。

美国及时合众银行美国国会山到1912年的时候，只要摩根在街上经过，就会引起股票市场和媒体的猜测，更不用说摩根跨越大西洋到彼岸去了。他因日程安排上的一些小变化，便在12月18日星期三以最小的声势来到普若委员会听证会议厅。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塞缪尔 昂特迈耶星期二早上给摩根银行打电话说，他还没有准备好按原计划在星期三审理摩根的案情，不过可以在12月19日星期四再开始调查。然而摩根在星期二就乘私人火车抵达华盛顿，随行的法律顾问阵容强大，其中包括：约瑟夫 霍奇斯 乔特，他是美国顶尖的法人律师之一，前美国驻英大使，曾任纽约市律师协会主席；前参议员约翰 斯普纳，他曾是威斯康星州著名的铁路法律事务人；理查德 琳达伯里，他为摩根组建的美国钢铁公司提供辩护，驳斥州政府方面提出的一项反托拉斯指控；德 兰西 尼科尔，前纽约市地方检察官；威廉 希恩，前纽约州副州长；纽约的怀特-凯斯律师事务所的乔治 凯斯；还有斯蒂特森-詹宁斯-拉塞尔公司的弗朗西斯 林德 斯蒂特森，他以“摩根的首席法律顾问”身份而闻名。在摩根作证时，虽然不允许这些人提出建议，但是他们代表着重要的政治上的支持。

法律顾问一行于星期二傍晚抵达华盛顿，直奔位于第14大街和宾夕法尼亚大街的威拉德饭店。摩根感到郁闷而烦躁，他患了严重的感冒。用过晚餐后，摩根太疲倦了，不能再和律师们谈更多的话。夜深了，摩根还没有入睡，坐在那里吸着他喜欢的雪茄烟——哈瓦那的佩德罗 莫里斯-摩根烟草公司一种特制的大雪茄烟。他一边吸烟，一边玩单人纸牌游戏。

他憎恨这次听证会。他和他所信任的政治家们已经密切合作多年，他认为，如果政府不干涉金融界专家们的事情，而是放手让他们为国家的较大利益去组织金融活动，美国的市场就会继续繁荣发展。然而，不论是政府还是媒体，最近都没这样做，仿佛都不愿听他谈论国家的根本利益究竟是由什么构成。此后不久，他沮丧地告诉一位朋友说，从事经营将不得不使用“玻璃钱包”了。普若委员会明显想要检查他的私囊，而且想利用诉讼程序来获取政治上的得分。

摩根认为美国应当把国家金融事务交托给他，这是有一些根据的。过去半个世纪，摩根银行帮助美国从一个新兴经济体发展成为现代世界一个最强大的工业国家。19世纪50年代，美国需要更多的资本，依靠本国生成的资本远远不敷使用。这时候，摩根银行及其合伙人从欧洲调集资本，以修建铁路、发行政府债券。到世纪之交时，皮尔庞特 摩根已经开始组建巨大的工业公司，所使用的资金大部分来自美国国内，而且生机勃勃的世界金融中心已然从伦敦转移到纽约。

向新兴的美国经济投资，所冒的风险和潜在的回报同样巨大，而投资者把摩根这个名字视为股票和债券的某种担保。华尔街上有句名言：“现金追随业绩。”而摩根银行通过资助稳定盈利并长期增长的企业，确立了银行的信誉。更重要的是，摩根亲自担负起金融纪律执行人的责任，在资金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作为调解人进行协调。他的客户，起初主要是国外的，他们把资金集中起来修建铁路、建造钢铁厂、制造农业设备、开办发电厂。当经营中出现问题时，摩根就解雇经理，重组金融结构，并成立一个托管人委员会，对公司实行监督管理，直到情况恢复正常。他正在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与工业结构，而且，他的力量并非来自于他自己所拥有的财富，而是他的行为记录，这种记录使得其他银行家和工业界人士都信任他。

华尔街还有句名言：“市场最怕不确性。”战争、恐慌、市场崩溃及经济萧条，伴随着摩根的职业生涯，中断了通向未来的资金流，他的使命就是要保卫这种未来，经过时间的磨炼，他已经想出办法，给美国激流般的经济发展制定了秩序和尺度。他重新组建了国家的铁路(此过程被称为“摩根化”)，整顿了世界上及时个拥有10亿美元的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并参与组建了国际收割机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这些公司的重组和组建工作，全都遵照一个原则，即避免经济繁荣和经济萧条交替循环、价格大战、浪费以及无视两败俱伤的竞争而盲目投机，继而把竞争中的利益集团联合起来形成庞大而稳定的系统，这种联合会让人更加心甘情愿。

全家合影摩根住宅

这位“华尔街的拿破仑”提倡的是一种有控制的竞争，在竞争中，控制工作不是由政府官僚，而是由懂得大金融资本复杂性质的专家们完成的，他们是有经验的人。换言之就是由摩根来完成。考虑到资本市场的神秘性质，在大西洋两岸都有地位、能接触到信息、又有高度责任感的一位私人银行家，是能够发挥超乎寻常的作用的。

在摩根的指导下，纽约的主要金融机构在1912年实际上发挥着中央银行的作用。安德鲁 杰克逊于1836年最终削弱了第二合众国银行，这是摩根出生前不久的事情。而伍德罗 威尔逊于1913年签署联邦储备系统合法生效，是在摩根去世之后。1836~1913年间，美国没有中央银行来调节资金的供应，人们在最需要经济帮助的时候，没有官方银行可提供贷款，在剧烈的动荡或恐慌年代也没有联邦资源提供支持。美国已经过时的银行业务系统，是美国内战前建立的，那是为分散的农业社会建立的银行业务体系。当1895年联邦政府耗尽黄金时，摩根筹措了6 500万美元，并确保这笔资金存放在财政部的保险箱里。当1907年经济恐慌在纽约发生时，他率领银行家集团消除了恐慌。

1907年，他一度成为国家的英雄。他光临华尔街时，人们向他欢呼，全世界的政治领袖也对他的政治才能表示钦佩。然而，也一度由于他个人发挥了太大的力量，使一个民主的国家感到了恐怖，于是美国对财富集中化由来已久的不信任感重新萌发。批评摩根的人指控他在拯救行动中赚取了巨额利润，甚至称他策划了那场危机，为的是捞取廉价的资产，就像火灾之后收购便宜的受损物品一样。1907年恐慌使美国相信，国家的金融财富不能再保留在私人手中。这种情况直接促进了国家货币委员会的设立，引发了对“金钱托拉斯”的调查，并最终促成了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在世纪之交时，联邦政府已开始执行舍曼的《反托拉斯法》。这项1890年获得通过的法案，为的是限制私人经济势力，禁止垄断，并使限制贸易的协议受到法律的制约。西奥多 罗斯福执政时的司法部，在那场针对铁路控制公司的反托拉斯诉讼案中获得胜利，这家铁路公司的组建者是摩根、詹姆斯 希尔和哈里曼，这时候，摩根在英国的合伙人道金斯先生评论说：“现在在美国，使用‘联合体’这个倒霉词儿，所弄出的乱子就跟在第三帝国统治下唱《马赛曲》一样多。”

“联合”、“垄断”、“兼并”、“合并”、“托拉斯”等工业组织形式，对摩根及其同事们而言，具有实用的以及金融上的意义。它们是由新兴的大规模生产与流通带来的，并大大降低了经营成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创造了巨大的国民财富。然而在美国，从另一个角度看，新兴的大工业集团对劳工的压制，对自由市场竞争的限制，以及在金融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权力集中，就像洪水猛兽一样，被视为一种对国家根本理念的威胁。

公众对托拉斯的憎恨，加上共和党内罗斯福所领导的进步派和威廉 霍华德 塔夫脱所领导的保守派之间的分裂，使伍德罗 威尔逊1912年11月当选美国总统。这位新任总统代表明确声称要进行改革，而且在国会参众两院均占多数席位。他立即向垄断寡头开战，保障将保护美国的农民和工人免受大商业的侵害。

仅仅这些还不足以使摩根在出席普若委员会听证会的前夜难以入睡，他的几个合并企业出了麻烦。如果说摩根头戴的是一顶工业王冠，那么美国钢铁公司就是王冠上一颗较大的宝石，而该公司已被指控违反了舍曼的《反托拉斯法》；他希望以纽约-纽黑文-哈特福德铁路公司为基础，建立一个新英格兰运输帝国，而该铁路公司已接近破产，而且受到了政治方面的攻击。还有，他1902年组织的船舶业务联合公司即国际商业航运公司的股票，根本卖不出去，其下属的白星公司客轮1912年4月所撞上的灾难，倒不是反托拉斯指控，而是一座冰山。在“泰坦尼克号”灾难之后，人们戏称国际商业航运公司的股票中所包含的水分，恐怕比那艘沉船里的还要多。

普若委员会于1912年3月开始调查摩根对银行业和信贷业的“托拉斯化”，期间，人称“杰克”的小约翰 皮尔庞特 摩根，以为国会在质询过程中可能会“照顾到体面”，然而当委员会指派塞缪尔 昂特迈耶为其主控律师的时候，他的乐观情绪消失了。塞缪尔 昂特迈耶是一位有经验的法人律师，同时也是对“金钱托拉斯”持尖锐批评意见的人。杰克曾在4月提醒父亲：“现在，调查程序将会被安排得要多难堪就有多难堪。”星期二晚上，威拉德饭店，摩根抽完一支雪茄烟，把纸牌放到一边，开始上床睡觉，这时已是深夜了。星期三下午，当他们一行人来到国会办公大楼听证会议厅的时候，他看起来疲惫至极，而且，患了感冒的他，呼吸也有些困难。路易莎与琳达伯里律师紧挨着在他的一侧坐下，戴维森等人在他另一侧坐下，杰克、拉蒙特等以及前纽约市地方检察官尼科尔，在他们后面坐下。他们发现昂特迈耶先生出奇的随和。他迅速结束了对统计员的查问，下午3点，他叫摩根到证人席就座。

昂特迈耶开头的提问是例行性的，为了记录的需要，确认约翰 皮尔庞特 摩根和他所组建的公司，公司与位于费城、伦敦和巴黎等地分支银行的关系，公司合伙人的姓名，还有公司所开展的业务。摩根确认了由他的合伙人事先准备好的那些情况，截至1912年11月1日，在他的银行里有78家企业近8 200万美元的存款，这些公司的资产总计近100亿美元。

半个小时后，委员会主席普若中断了审查，称委员会成员已接到通知要到国会去，听证会将不得不暂时中断；摩根在政客们离开前告诉他们，他希望他的作证尽快进行，因为他正计划到国外去。

星期四上午9点，他回到听证会场，发现委员会大厅里挤满了数百名看客，还有记者和摄像师争着要到前面来。这次陪同他到场的是约瑟夫 乔特、约翰 斯普纳、威廉 希恩，还有乔治 凯斯，以及路易莎、杰克、戴维森和拉蒙特。这次，他看上去已经休息好了，一副警惕的样子。

当提问重新开始的时候，他请求允许他站到主席台上委员会的桌子前，在那里他伸手便可以够到昂特迈耶先生，“这样我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我的耳朵有点背，你知道，我年岁大了。”他的嗓音变得沙哑时，便向路易莎要几片润喉片，而且有一次昂特迈耶问他，是不是想要杯水，摩根回答说：“不，谢谢。”

“如果您感觉累了，就请直说。”那位律师建议。

“我不累。”摩根答道。

那天最轻松的一刻到了。昂特迈耶问他的证人摩根是不是另一家有实力的银行即国家城市银行的大股东。“哦，不是。”摩根回答道，“大约只有100万美元的股份。”他的回答让大家都笑了，他有些惊讶，过了一会儿他才和大伙儿一样也笑了起来。

昂特迈耶想要揭示的是，纽约的五家大银行，即约翰 皮尔庞特 摩根公司银行、国家城市银行、及时国家银行、银行家信托公司，以及担保信托公司等银行控制了国家的资本与信贷。听证会指出，这5家银行的管理人员在112个美国公司中拥有341个经理职务，这些公司涉及银行、公用事业、保险业、运输、生产制造和贸易等领域，单是摩根的合伙人就在72个董事会里任职。而摩根想要揭示的是，在复杂的资本业务领域，诸如个人控制之类的事情是不存在的。

对于不少问题，摩根的回答都是不知道或不记得。虽然对于送到他办公室的每份文件上的每个数字，他曾经了如指掌，但他毕竟年岁大了，就像他提醒昂特迈耶先生时所说的那样；而且多年来，他逐渐把具体工作交给年轻人去做了。他对其他问题的答复也是模棱两可。他的合伙人和亲密朋友都知道，他的智慧不是文字型或分析型的，而是感觉型和实用型的，他的智慧在数字、实物、行动方面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有好几次，昂特迈耶和摩根之间的来言去语，都有点儿像荒诞剧里的插科打诨，仿佛两人讲的是不同的语言，还假装渴望理解对方似的。

时代封面在谈到自由市场的竞争和垄断问题时，昂特迈耶问：“您反对竞争，是吗？”

摩根回答：“不，我不在乎竞争……”

昂特迈耶紧追不舍：“您是企业联合或合作的倡导者，是反对竞争的，是不是？”

摩根选用了不那么有煽动性的词：“是的，合作，我理应赞成。”

“是反对竞争的那种合作吗？”

“我也不反对竞争，”摩根说，“我喜欢有点儿竞争。”

然后，他问，在那个自己真的“不想谈论”的“敏感”话题上，是否可以再继续多谈一谈：“……这也许是的机会。我不得不谈一谈了。”

“当然可以，”昂特迈耶点点头答应，“您的意思是指联合和集中这个话题？”

“是的。”大概是想起了已经失败的几次企业兼并以及那些造成托拉斯崛起的竞争压力，摩根继续说下去，“我想谈谈控制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控制，你将一事无成。”

昂特迈耶没明白：“没有控制，你就怎么着？”

“没有实际的控制，你就不能够做任何事。”摩根加重了语气。

昂特迈耶说：“好吧，我猜想那是对的。那就是您想要控制一切的理由吗？”

摩根说：“我不想控制任何事情……”

昂特迈耶问道：“您到底想说明点儿什么，摩根先生？因为我还是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摩根并不觉得自己贪图什么控制。在其一生中，他体会到资本就好像大海里的鱼群一样，在国际市场上流通并迅速地改变着流向，他从中看到了金钱的效力。在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的循环中，在大恐慌时期，在竞争性的价格大战中，在投机商的赌博和政府的失职当中，他一直在和钱打交道。摩根化行动取得胜利之时，股票价格上升；联合企业遭到失败之时，他在财务和政治上的一切努力都无法阻挡股票价格的下滑。当被问及股票市场能够做些什么时，他一成不变地回答：“股市能做什么？能波动。”在他看来，他有必要去做他力所能及的一切，以维持市场的安全，并使美国经济在正常轨道上向前发展，而最终又没有谁能够控制得住金钱。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他那既含糊又笨拙的证词，才让人们领悟到某种含义。

昂特迈耶要求他把话说得更明白些，他便继续说：“我的意思是，控制是一回事，特别是在金钱方面，而现在你谈的是资本控制，世界上没什么东西可以让你针对金钱形成一个托拉斯。”

真是十足的悖论。昂特迈耶发现很难接着他的话再问下去，“您的意思是，当一个人拥有巨大的力量，就像您一样，您承认自己具备这一点，是这样吗？”

摩根犹豫着：“我不知道，先生……”

昂特迈耶说：“好吧，假如您具备了，那您的意思是当他滥用时，他就又失去了？”

摩根说：“是的，而且他再也无法重新得到它。”

在这次问答之后不久，昂特迈耶询问他的证人，是否要停下来去用午餐。摩根说：“我根本不想停下来，我可以坚持下去，我喜欢把事情做到底。就这样吧，我想让你明白我对这件事的态度。但是这方面我不谈别的了。”午餐时间到了，委员会休会。纽约《晚间邮报》报道称，这位老人有时让人感到喜欢抓住任何机会谈论他长期考虑的事情，可是就在这时，“他会突然朝四下里看一看，而且发现在场的有一大群人，好像以前他没见过他们似的。他的脸上会迅速产生某种变化，他会明显地紧张起来，而后又复原，变成他一贯的样子。他是一个憎恨被公众注意以及自我暴露的人。想想他不断变化的性格，从金融领域的大人物，专横、直率、果敢，到具有艺术品位和孤僻习惯、遇到陌生面孔还显得紧张的人，真想不出还有比这更有意思的事情了。”

午餐之后，昂特迈耶仍努力确定摩根帝国的势力范围，所获得的仍旧是否认。“您对自己在任何方面的权力都没有意识，会是这样吗？”

摩根顺着他的意思：“是的，先生，就是那样。”

昂特迈耶换了一种方式盘问，他试图问出企业兼并背后的理由，包括铁路系统、钢铁厂和银行。这次他成功了。他从他的证人那里得出有专横(在民主派看来，简直是暴虐)把持政治特权的证词。在摩根含糊的答话背后，隐藏着他的信念，那就是，工业领域的集中过程纯属自然力量，是无法抗拒的东西，当然不是他发明的，但是在他手上，要比在其他人手上的状况会更好。尽管他否认这种特权就在他手中，他觉得那压根儿就是人们的想象力在作怪。

当被问及兼并大型企业的原因时，摩根回答说：“如果那样做对国家利益有好处，我就会做。”

“然而，摩根先生，”昂特迈耶反驳说，“遇到一桩好买卖时，一个人不是很容易在潜意识里把它与国家利益挂上钩吗？”

“不，先生。”摩根说。

昂特迈耶说：“涉及您个人利益的时候，您认为自己能公正无私地对待，就像跟您毫无关系一样吗？”

摩根说：“我肯定能，先生。”

昂特迈耶说：“那您一直是按照这种原则行事吗？”

摩根说：“一直是这样做的，先生。”

昂特迈耶说：“当然，您的判断也有出错的时候，是吧？”

仿佛缴械投降似的，摩根回答说：“哦，在判断上我或许会犯错误，但我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

昂特迈耶说：“理论上，愿望不是思想之父吗？”

摩根不解：“您想问的到底是什么？”

昂特迈耶说：“就是您要把各方利益聚到一块儿的心愿，可能使您坚信，国家不会因为那种集中而受到损害？”

摩根说：“我没有那样想。”

，两人回到货币和信贷问题上，在听证会的数千页证词中，这段回答成了最著名的对话。

昂特迈耶问：“信贷是银行业务的基础，对吧？”

摩根回答说：“并不总是这样。信贷是开展银行业务的一种证据，但信贷不是金钱本身，金钱就是金子，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实际的金属货币和以票据(支票、债券、汇票)为代表的贷款之间，在1912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当摩根重申金钱不可能被控制的时候，昂特迈耶问他，信贷不是以货币为基础吗，也就是说，纽约的几家大银行向某些人或机构发放贷款，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拥有货币，可以支持那些人或机构”？

摩根说：“不，先生。是因为他们信任这个人。”

昂特迈耶说：“但他也可能一文不名呀。”

摩根小心翼翼地选择自己的措辞，几乎达到了的地步：“他可能一文不名。我就认识这样一个人，他来到我的办公室，我给了他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后来我才知道他身无分文。”

昂特迈耶说：“那不是生意吗？”

摩根说：“不幸的是那确实是生意。尽管我觉得那不是好的生意。”

昂特迈耶明显没有过多思考过这个问题，他只是重复自己的立场：“商业信贷是否主要以货币或财产抵押为基础？”

摩根说：“不，先生，品性是首要的。”

昂特迈耶说：“排在货币或财产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