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剧社女兵日记》书评-杂志之家

内容简介

《日记》中的人与事

1，火线剧社

其前身——火线剧团，成立于1938年1月，王林任团长，隶属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4月冀中军区成立后，便由军区直接领导，改名火线剧社。8月王林调冀中区文建会副主任，陈乔接任社长。初期曾演出王林创作的话剧《活路》、《自取》、《黑信》、《家贼难防》、《火把》等剧目，特别是用当地方言和素材改写的话剧《夏伯阳》，在冀中可谓家喻户晓。1940年10月凌子风调来任副社长，导演了曹禺的《日出》。1942年五一大扫荡中，剧社被迫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在老乡家中，其中很多人在反扫荡中壮烈牺牲。特别是女导演路玲，被日本鬼子俘获后，大骂鬼子，被鬼子用刺刀活活挑死。1942年9月，剧社分散人员陆续越过平汉铁路，进入晋察冀根据地的北岳区。1942年11月，火线剧社进行了整编，崔嵬来剧社任社长，导演了话剧《十六条枪》、京剧《岳飞之死》、《打渔杀家》，和胡丹沸的话剧《把眼光放远一点》。1944年8月，剧社返回冀中，先后排演了考涅楚克的话剧《前线》和傅铎的歌剧《王秀鸾》。1947年傅铎任社长，排演了河北梆子《骨肉亲》等。1949年剧社整编后名称取消。

火线剧社培养造就了大批文艺人才，崔嵬、凌子风、郭维被公认为新中国电影的奠基人，王林、远千里、傅铎、胡苏、胡丹沸、钟惦棐、海默、侯金镜、秦兆阳成为著名作家和剧作家，黄中、解杰、陈乔担任省部级领导，还有那些女兵刘燕瑾、陈立中、丁冬、管林、何彦、张子舫、付林……男兵李壬林、田丹、陈志坚、鲁威、郭筠、孙民等成为知名演员和导演。

2，边区参议会

晋察冀边区及时届参议会，,1943年1月15日至21日在阜平县城南庄温塘村召开。288名参议员经各地民主选举产生，其中北岳区240人，冀中、冀东和平北的议员由于残酷的环境和敌人的封锁，未能如数到达，冀中区到40人，冀东和平北区各到4人。其中中间势力和上层分子中的开明地主、绅士、学者及社会名流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充分体现了“三三制”的原则。另外，朝鲜独立同盟、日本反战同盟，以及记者科技人员等中外来宾和政府各界80多人列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及一系列组织条例，选举成仿吾、于力为参议会正副参议长，杨耕田、阎力宣等为参议员，王斐然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这次选举是在平等的民主制度下，采取直接普遍的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的。这次会议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参加此次会议的文艺界人士，日记中提到的人物就有沙可夫、田间、沙飞、周巍峙、崔嵬、凌子风等。王林是安平县选出的正式代表，因环境残酷未能成行。孙犁作为记者出席会议，会后给王林写了一封信介绍大会情况，即《二月通信》。火线剧社为大会演出了《日出》和《把眼光放远一点》，刘燕瑾在《日出》中扮演顾八奶奶。也是在这次会议的某夜，凌子风对刘燕瑾“纯洁的试探的谈说着爱情”。

3，凌风

凌子风(1917—1999)，生于北京。1938年到延安，1940年10月到火线剧社任副社长，执导了曹禺的话剧《日出》。在排演的过程中，与扮演顾八奶奶的刘燕瑾产生恋情。他们曾申请结婚，未得到组织批准，反而受到批判。1944年凌风回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教，开始还与刘燕瑾保持书信来往。后因环境艰难，断绝了音信。但刘燕瑾在不断的整风、检讨中仍在等待，几年后，等来的却是凌风与老红军遗孀石联星结婚的消息。当时刘燕瑾“全快疯了，快傻了，足足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的思想是昏迷着”。这段刻骨铭心的恋情，日记中有详尽记述。解放后凌风改名凌子风，前后导演了《母亲》、《红旗谱》、《骆驼祥子》、《边城》等影片，成为我国著名导演。

4，X.F

黄枫，火线剧社男演员，因父亲被日本人杀害而参加抗日。曾追求过刘燕瑾。1942年五一大扫荡中黄枫被捕，据同时被捕的战友回忆，他表现英勇，公开承认是八路军。当时传闻他被杀害，所以刘燕瑾在诗中写到：“你静静的安息吧，我为你默默的戴上黑纱！”“我们友情的根芽，纯洁的感情是破坏不了……” 但突然有24小时，黄枫回来了，刘燕瑾在极度兴奋中却夹杂着一丝担忧——此时她已经爱上了凌风。在“椭圆形”的月亮下，她只能流着泪拒绝了他的爱，“心里好像有一条五颜七色的花毛毛虫在来回的徘徊着……”可是在后来的日子里，黄枫没有放弃，采取了一些“手段”，引起一些不愉快的事，甚至在刘燕瑾结婚前夕还托人捎来一本日记向刘表露心迹……

5，儿童节

1935年 4月4日被民国政府定为中国的儿童节，这是中国儿童们的及时个政府法定节日。民国政府还规定从 1935年 4月 4日起至1936年4月3日止为全国儿童年，“儿童是中国未来的主人翁”，“儿童是建设新中国的础石”，“儿童是中华民族的继承者”，“儿童是复兴中华民族的生力军”，“加紧敎育儿童，训练儿童”等等，已成了普遍的口号，随处可以听到见到。新中国成立后，以六一国际儿童节取而代之。

6，西战团

西北战地服务团，1937年8月在延安成立，以宣传抗战为主。主任为丁玲，副主任为吴奚如。同年9月，西战团40多人，用7头小毛驴驮着行李和演出用品，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一路上，他们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发动群众、宣传抗日。1938年7月，西战团奉中央指示返回延安，结束首次出征。

1938年11月，由于丁玲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于是便由副主任周巍峙带队，第二次奔赴抗日前线，并于1939年1月3日抵达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五年中进行了大量宣传、创作、演出、收集活动，于1944年4月奉命返回延安。之后根据收集的“白毛仙姑”的故事，创作了歌剧《白毛女》。

1945年6月，决定撤销西战团建制，大部分成员被分配到鲁艺各系。

7，指导员

黄中(1915—1996)，时任火线剧社指导员。日记中记载他批评刘燕瑾“处理自己心灵上的矛盾时太脆弱了，太不果断了，哭更是不好的表现”。

黄中自幼喜爱运动，1935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第6届全运会上他获得游泳比赛及时名，1936年1月还曾代表北平辅友足球队访问日本，踢中锋。1938年4月在叔叔黄显声将军的劝导下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1月赴冀中区东北救亡总会战地服务团及冀中军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从事体育事业，曾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他夫人吴力为火线剧社演员，即日记中提到的小力。

8，社长

崔嵬(1912—1979)，山东诸城人。 1932年在上海参加左联，1938年到延安。1942年11月任火线剧社社长，改编并导演了话剧《十六条枪》。在他任社长期间，剧社还先后排演了胡丹沸的《把眼光放远一点》、苏联著名话剧《前线》和傅铎的歌剧《王秀鸾》。1946年发生被林铁警卫员殴打事件后，心情郁闷，要求调离。1947年秋调华北大学文艺学院任创作研究室主任。建国后曾导演《青春之歌》、《小兵张嘎》、《北大荒人》等影片，还在电影《红旗谱》中扮演朱老忠，是我国著名电影导演和表演艺术家。

9，《前线》

话剧《前线》是前苏联著名剧作家考涅楚克的代表作，创作于1942年。卫国战争爆发以后，考涅楚克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上了前线，目睹了某些指挥官作战的无能，写出讲述撤换高级军事指挥官的剧本《前线》。剧本得到斯大林的关注和肯定，几天以后就在《真理报》、《消息报》和《共青团真理报》上同时发表。但剧本遭到前线高级将领的反对，甚至有元帅给斯大林发电，要求枪毙《前线》作者。这惹怒了斯大林，他甚至把前线指挥官科涅夫元帅召回莫斯科训斥一顿。据悉，德国当时也演出了《前线》，作为反苏联宣传。

1944年5月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刊登了萧三先生翻译的剧本《前线》，6月1日又发表了《我们从考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的社论。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还演出过《前线》。戈尔洛夫和客里空成为摆老资格和吹牛皮的同义词，《辞海》、《汉语大词典》都收有“客里空”条目。

火线剧社排练的《前线》于1944年9月5日公演，观众达一千余人。刘燕瑾扮演的女角色玛露霞。十年后的1955年3月10日，考涅楚克夫妇访问天津，在欢迎晚宴上，王林代表妻子刘燕瑾为他们敬酒，考氏回敬说：祝福她。

10，《血泪仇》

《血泪仇》为马健翎(1907—1965)创作的大型秦腔现代戏，1943年在陕甘宁边区首次演出，产生强烈影响。剧情发生在抗战时期的蒋管区，农民王厚仁一家六口，受尽了国民党的残酷剥削迫害，被逼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后来终于到了陕甘宁边区，在共产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血泪仇》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直接产物，曾在解放区广泛流传，并被改编成多个剧种。

11，郭维

郭维(1922—2014)，著名电影导演。1938年参加陕北公学流动剧团，1942年随崔嵬到火线剧社任话剧队队长，1946 年调群众剧社任社长。建国后历任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导演的影片有《》、《智取华山》、《笨人王老大》。他爱人闫争也在火线剧社。他们热闹的婚礼，日记中有记载。

12，老陈

陈立中(1916—2012)，1938年加入火线剧社。解放后在电影《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中扮演李大娘成名，以后还在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扮演杨晓东(王心刚饰)的母亲，被称为“四大革命老旦”之一。她爱人郭筠也在火线剧社。

13，《王秀鸾》

《王秀鸾》是傅铎1945年以女劳动英雄张化泉为模特创作的一部歌剧，当年由火线剧社演出后，在冀中地区产生很大影响。1949年还在全国及时届文代会上为代表汇报演出，被誉为解放区“四大名剧”之一，与《白毛女》齐名。刘燕瑾在剧中扮演王秀鸾。傅铎(1917—2005)，河北蠡县人，著名剧作家。1942年任火线剧社话剧队副队长，1947年崔嵬离开后任社长。解放后创作话剧《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等作品。曾任总政话剧团团长和八一电影制片厂政委。他爱人刘志国也在火线剧社。

14，铁蛋

田丹(1924——)，火线剧社男演员，曾追求过刘燕瑾，后与在《日出》中扮演陈白露的女演员丁冬结婚。所以在他们结婚之日，刘燕瑾没有“卖把子力气”，也是心有难处。有意思的是，刘燕瑾和丁冬在同24小时同一条炕上生下了儿子王端阳和女儿田安利。解放初期田丹在郭维导演的电影《智取华山》中扮演班长的角色。后任沈阳军区文工团团长等职。

14，小胡

胡汐，火线剧社女演员，年纪最小，天性活泼，长得很漂亮，又有点洋味儿，所以大家都叫她“小苏联”。

15，王林

王林(1909—1985)，河北衡水人。1931年参加共产党，历经学运、兵运、一二. 九运动、西安事变。1937年来到冀中，1938年组建火线剧社并任社长，后任冀中文建会副主任、文协主任等职。抗战期间为火线剧社创作了《活路》、《家贼难防》、《夏伯阳》、《骨肉亲》等十余个剧本，还以五一大扫荡为背景创作了长篇小说《腹地》和短篇小说《十八匹战马》。王林在恋爱上屡受挫折，在刘燕瑾失恋后开始追求她，最终成百年之好。剧社人羡慕：天下还有比王林更福将的吗？时人笑评两人的结合是“冀中区两大最困难的问题全解决了，这是我们文艺界的荣幸”。

16，崔嵬被打事件

1946年8月，火线剧社在一次演出前，冀中区党委书记林铁的警卫员在舞台上来回走动，非但不听剧社工作人员的劝阻，还态度蛮横，引发双方冲突。演员赵森林一时冲动骂道：“打他个狗腿子！”双方动手。当时崔嵬在场，觉得他们太不像话，没有及时制止，反而说道：“有什么了不起，狗仗人势！”那天林铁的夫人坐在台下，觉得扫了面子，要求处理。

数天后，崔嵬到村边地里拉“野屎”，被林铁的警卫员遇上，打了一顿。剧社演员情绪愤激，甚至要罢演。一段时间演员们都不敢单个到河间城里。

区党委要处分崔嵬，要开除党籍，甚至还关过一段时间。副社长傅铎偷偷去看过他，还带着人去请愿。戏剧队长郭维正准备调到群众剧社当社长，还没走，他向区党委反应，崔嵬可是个“名人”，三十年代在上海参加过左联，后到延安……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处理他要慎重。但后来还是给了崔嵬一个警告处分。

林铁，(1904—1989)解放后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长等职。

17，文协

冀中文艺工作者协会，1946年10月15日成立，王林当选为主任，崔嵬当选为副主任。到会的文艺工作者60多位，刘燕瑾也参加了成立大会。

18，胡苏

胡苏(1915—1986)，浙江镇海人。1937年到延安， 1942年随崔嵬到火线剧社任副社长，也曾追求过刘燕瑾。解放后曾任冀中文协主任、河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等职。1958年将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改编成电影。

19，民生公司

1925年卢作孚创办，是1949年以前长江航线上的私营轮船公司。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民生公司投入抢运抗战物资，保住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卢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军委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交通部常务次长等职。

20，联大成校长

成仿吾(1897—1984)，时任华北联合大学校长。当时王林忙着欢迎成校长，刘燕瑾曾想入联大学习。

21，王昆

王昆(1925—2014)，著名歌唱家。1939年参加西战团，1943年与周巍峙结为伉俪，1944年随西战团到了延安，1945年在歌剧《白毛女》中扮演喜儿。1947年初回河北老家唐县探亲，与刘燕瑾不期而遇。刘燕瑾在日记中描述了见面时的印象。解放后曾任东方歌舞团团长。,

22，沙院长

沙可夫(1903—1961)，浙江海宁人。时任晋察冀边区文联主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院长。

23，黄敬

黄敬(1912—1958)，浙江绍兴人。1932年在青岛大学由王林介绍入党，1935年他们一起投身一二.九运动，以后成了王林的直接领导。1938年任冀中区党委书记，由于他们的特殊关系，王林经常去找他聊天，写作《冀中一日》的设想，最初就是王林向他提出的。1949年任首届天津市市长。

24，范瑾

范瑾(1919—2009)，黄敬的爱人。浙江绍兴人，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参加共产党。抗战期间曾任冀中导报社长，兼任新华社冀中分社社长。解放后任天津日报社总编辑，后调任北京日报社社长兼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5年任市委常委，1964年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在秦城监狱关了十年。

25，周扬、丁玲到冀中

1947年5月周扬和丁玲一起到冀中参加。在一次文艺座谈会，刘燕瑾见到“久已仰望的”两位文化名人。

26，李壬林

河北安新县人。1937年参加河北人民游击军，1940年入华北联合大学戏剧系学习。曾任火线剧社戏剧队队长。建国后，在电影《白毛女》中饰穆仁智，还参加拍摄《野火春风斗古城》、《秘密图纸》等影片。曾任总政文工团话剧团副团长、办公室主任。

27，青沧战役

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在河北省青县、沧县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进攻作战。王林参加了此次战役。那时刘燕瑾已入医院待产，因报上看不到王林的消息而焦虑。

编辑推荐

可与谢冰莹《女兵日记》媲美，是一部文艺女兵的青春日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大背景下，在记述行军、反扫荡、演出、整风、之外，主要记述个人感情经历和成长经历，包括恋爱的烦恼与嫉妒、婚姻的甜蜜与琐碎以及革命队伍中的受伤与淬炼，是战争年代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日记还旁及凌子风、崔嵬、郭维、周扬、丁玲、王林等文艺界著名人。文笔生动，可读性强。

作者简介

刘燕瑾：演员，文艺工作者，老干部。在曾出演话剧、电影、电视剧。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投身革命，在火线剧社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并记下这部文艺女兵的青春日记，可与谢冰莹《女兵日记》媲美。

媒体评论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灵

——刘燕瑾《火线剧社女兵日记》代序

邵燕祥

一

这是一部青春的日记，关于成长，关于友谊和爱情，关于烦恼和痛苦及其驱除与疗救，以及战争环境里内部斗争的磨炼……

日记主人刘燕瑾，八路军冀中“火线剧社”的女兵，1938年入伍，1939年入党。日记历时五年，从1943至1947，正是作者二十岁到二十四岁的盛年。她穿着灰色土布军装，走过历史上这一段从抗日战争敌后惨烈的反扫荡，直到国共两党内战攻守异势的转折点；既抱着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志愿，也带着追求个人幸福的情怀。

感谢燕瑾的珍惜和历史的机遇，使这部纯粹的私人性的日记，竟能经过七十年时间的淘汰幸存下来。让我们得以在不同的语境，披阅七十年前一位战士—少女的灵魂。①

这不是文学作品。原汁原味的生活、思想、感情以至语气，没有任何艺术加工，更谈不上雕琢。

燕瑾生于1923年。十五岁，只读到初中二年级，辍学去冀中抗日根据地参军。据说当时因年幼“长得又漂亮”，分配到剧社学习表演。看她五年后开始的日记，叙事抒怀不仅都能达意，每每生动鲜明，而且在“戎马倥偬”——行军和演出的间隙，偶有闲笔涉及自然景观，体察入微，还别有会心，透出诗情，这就属于本来意义上的“情商”包括审美能力，也可以说是文艺的天赋了。②

这当然更不是学术著作。然而作者用笔留下的感性材料，远远超出了个人传记性叙事的范围，而于无意中以个案形式提出了有关青春期性教育和早恋问题，友谊与爱情、婚姻的界限问题，特别是如何对待青年的精神世界等诸多疑难问题，实际上涉及了心理学、教育学乃至社会学的课题。

总之，这是一本《爱经》，中国的，四十年代的，敌后游击区的。今天的年轻读者，可以从中一窥旧时少女在友情和爱情之间的内心纠结，一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友情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爱情的异同；如果这只能算是浅阅读的话，那么深入领会和思考，就是对于精神世界的问题，不论是思想或感情，任何简单粗暴的政治干预，不管动机多么伟大正确，都是弊多利少，对当事人的心灵会形成难以结痂的伤害。

站在这部日记后面的刘燕瑾：健康，善良，热情，天真；按她自己后来说的，应当再加上幼稚和糊涂，我想这是由于不懂世故又毫无城府，导致对个别人以至某级组织盲目轻信。

歌德写过两句经典的诗(译文不见得经典)，“青年男子哪个不钟情，妙龄女郎谁个不怀春”，这是普遍的人性；而由此引起的情感波动也是必然的和可以理解的。歌德以及时人称写了《少年维特之烦恼》，而这一部真人真事的日记则是《少女燕瑾之烦恼》，她不是“无故寻愁觅恨”，而是如实写下了无处安排的种种心情意绪。

今天的读者读这部日记，会注意到日记开笔前的1941年，十七岁的燕瑾跟大她六岁的导演凌风(即凌子风)在排演话剧《日出》过程中彼此产生了好感，次年“三八节”在边区参议会演出时两人定情。但因他们恋爱没有经“组织”批准，而且凌风不是中共党员，又是从敌占区大城市辗转来归的，注定至少一时不受信任，于是就这样分处千里外的延安和敌后，信件不通，燕瑾在不断被批判斗争中苦苦等待，三年后等来的却是凌风与别人结婚的消息。

燕瑾的日记不仅记下了她对初恋恋人的真诚等待，也叙述了那“不断的批判斗争”对她整个精神生活的影响。

感情生活——亲情、友情和爱情，对于社会的人只是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影响及于每个人包括刘燕瑾的精神生活的，还有政治生活；政治因素包括来自组织的干预，是最强有力的外因。

几乎从1943年开始，对燕瑾的小整风、大整风，除了围绕她与凌风若断若续、若即若离的恋爱关系外，还纳入了燕瑾与剧社内男同志间的交往。可怕的是到了连燕瑾本人被迫检讨时，也提到所谓男女关系的原则高度。但“男女关系”并不属于法律和道德范畴，却只是个模糊概念。在我们女主人公和男同志的交往中，充其量有一次被称为“王快镇的kiss关系”，剧社党组织却把她同一些男同志的友好相处，以至受到多个异性的追求，混淆一起放进“男女关系”这个大筐了。

这里不得不多说几句。造成这种局面，除了中共党和军队为保持战斗力而必须制定严格纪律外，主要缘于基层如剧社的领导和群众(包括其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多半是囿于“男女之大防”的传统礼教观念，认为男女之间不可能更不应该存在两性关系之外例如友谊、友情这样的关系，似乎不同性别的人特别是青年男女之间稍显亲密的接近，都有“直奔(性)主题”的嫌疑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本来在内部是提倡“阶级友爱”，并以此为内部团结的粘合剂的③。这种“阶级友爱”固然有“阶级”的标签，但一般认为“友爱”就是“友谊”“友情”的同义语。即使以阶级属性为前提，也不能限定在同性之间。理论上是这样，而一进入生活实践，在男女同志之间，要么淡漠相处乃至冷眼相加，要么一旦发生了可称“阶级友爱”——友谊、友情的表现，一不留神就会在对于“友谊(情)”与“爱情”(特指)界限不清的眼光里，沦为“男女关系”的严重问题了。

附带说一句，可能是直到1949年“进城”以后，却也必定是经由党的一定级别的组织领导指示，在运动和日常人事工作中，对须要作为问题加以追究的“男女关系”一词前面加上“乱搞”这一限制词，虽然仍非法律语言，但已相对缩小了滥扣帽子的范围。

二

1938年一入伍就成为火线剧社的新兵，老兵们热诚接纳了这个十五岁的小姑娘，以其年幼“长得又漂亮”，自然为大家所宠爱。刘燕瑾在生活上、业务上得到兄长们的指点和帮助。对此她心怀感激。随着年龄渐长，从初解风情而又一知半解，她把年长于她的男同志对她的爱慕和追求，一例看成同志间理所当然的(阶级)友爱，自然不忍断然坚拒，都报以友善的态度，只因各人气质不同，主观上难免分出了厚薄。她一度以为气质相近、过从较密的黄枫，反扫荡时被日寇俘虏，传说黄已壮烈牺牲，是对她一个重大打击。因曾视同知己，在传来他牺牲的噩耗时，深感欠了他一笔感情的债。然而，黄枫又“复活”归队了，这使燕瑾深深引为欣慰。又一个然而，黄枫接受组织审查，组织同时要求燕瑾与他划清界限，也就是断绝来往。从这时起，重提燕瑾和凌风的“违规”恋爱，又围绕她与黄枫的交往，结合燕瑾和男同志们的友谊，形成了清算她感情生活的围剿之势。先是在行军、演出的生死斗争的间隙，大小会连续不断，迫令燕瑾检讨；1943年下半年则进入严酷的整风运动。这个“下半年”是这部长达五年的日记留下的的长长空白。

假如由组织主持，动员群众参加的这类“思想斗争”截至1943年上半年及时告一段落，而不发展到下半年整风运动中的紧锣密鼓，急风暴雨，炮火纷飞，也许这类所谓意在“帮助”的生活检讨会、思想总结会，适可而止地起到提醒的作用，可以说还不失其正面的效果。因为就当事人刘燕瑾来说，她已经自省到感情和理智的关系，有助于理智地处理感情问题。而且重要的是，她仍然坚持了革命组织内“友谊”“友情”之必要，这是不违当时“阶级友爱”的大旨，而又符合人性本真的要求的。

燕瑾在1946年3月16日的日记中，抄录了她1944年的一篇日记(在烧毁的一个本册中保留下来的)，显然这一页如她所说“足足反映了那一年的思想感情的表现，以及那一年的内心苦痛”，至今仍“起着共鸣”，是她十分重视的：

年轻的人们，爱情会损害你啊！

我知道求人谅解的那种虚妄，然而我也深深理解友情的可贵。

在伪善与自私的圈子里，“友谊”是常常遭到损害和出卖的。

过去，我一直常常差不多如此以为一切人都是好的善良的，然而我能这样自信么？“热情”到底算什么呢？只不过是促使自己受骗的一种毒药！

每次的友谊被人误解，使我变得非常之孤独，我深深警惕“罗亭”所走的路。我了解了一切浓厚的友情是在“自私”被打倒之后才能存在。让我这样默默的领会过去吧！

我珍贵我的前途，我深怕我的生命会像一朵花，无声的开放又无声的萎去。我向往于英雄主义的生活，让一切烦琐俗事远远离开我吧！生活的路其实是极其宽广的，假若让我挑选“光荣”与“烦琐”的友谊，那么无疑的我将抛弃后者。

友谊的可贵，倒不在于胜利时的共同狂欢，而是在于失败时的忘我互助。因为“进步”、“地位”和“荣誉”损害了和损害着多少的友情啊！

我看见人们相互之间玩弄着感情，争执着享受与虚荣，我知道生活于这种环境是非常可憎与可怕，因此我焦急的等待着一种摆脱。④

人，可怕者不在于受挫折，而在于没有克服挫折的毅然的勇气与决心。生于安乐不如死于斗争——在激烈的斗争中即使战死都是愉快的！

我永远是一个战士，虽死于激烈的战场，也要唱着赞歌。

这一篇焚余的日记，是燕瑾为真正的友谊写的赞歌，也是她历经“斗争”后接近成熟的友谊观。那导致她无数矛盾和纠缠的，如“爱人者不被爱，被爱者不爱人”等情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早年没有划清“友情”和“爱情”各自的边界，一律目之曰“爱”的缘故。

由此，燕瑾还产生这样浪漫主义的异想：

我感激你们，感谢爱我的人。泪都流出来了，请恕我不能千篇一律的爱你们。如果“人”能允许有几个爱人(甚至任随其感情的自由发展)，而爱人与爱人之间也能心心相印，毫无一种怀疑忌妒的心理，那不是更好吗！也许这是妄想，永远的妄想，我也深知道是不可能的，但是谁也抑制不住我这样想呀！……可是你们为什么都爱我呢？难道是因为我爱你们的缘故吗？你们就真没有看到我是多么平凡的人呀，可有什么值得爱的地方呢？我真是不了解，我有这样许多大毛病……唉，如果你们全不爱我，任何人也不睬我，从来就谁也没跟我谈起过这个问题，那么我会很自由了，像个野人一样……甚至任何人都讨厌我，我才高兴呢……可是为什么不呢？

如果我们狂妄地自居老大，那么在读到二十岁的刘燕瑾提出了只有后来的性学家李银河才会有的关于婚姻形式的超前构想，而直到今天大多数人还会认定为谬论邪说的时候，可能简单地说她“幼稚”。但这一幼稚之见，却出自渴望友情，渴望爱与被爱的心灵的天真，这种天真却总不幸地遭到被她报以友爱者的亵渎：就在她以同志相称的人们中，有人接近她，向她示好，是出自真诚地寻求知音、知己，朋友以至爱人，但也有些浅薄的轻佻者，同样是以“爱”的名义相追求，却缺乏精神的内容，在玩弄别人的感情同时，难免怀着“吃豆腐”的打算，甚至闹出争风吃醋来。一旦受到某种压力，这一部分人往往倒打一耙诬陷别人，暴露他们的自私和虚伪。

在因黄枫事件引起的清查中，燕瑾如上的倾诉，就是体验了感情带来的“甜、热、苦、酸、辣”之后的复杂心理，她紧接着写道：

感激你们，只有感激得流泪，我还能说什么呢！但我也有时恨你们，恨的很厉害，……唉，我不能爱你们，因为我好像感觉我没有感情了……只有……只有……唉，让我大声的呼一口气吧！(1943，4月24日)

这是令人窒息的苦恼。然而绝处逢生，不是虚构小说硬按的光明尾巴，而是夜不安枕，找到了解脱的力量：

痛苦的安慰是最快乐了，我深深的体会到这种感情。我痛苦死了，但是我却找到了一些痛苦的安慰。上帝呀！一个人难道非要经历一些折磨吗？

“刺激”有时对于人倒是一种使其向上的元素，尤其是男同志，只要他是倔强的，那么他会有一极大的转变。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女同志却下降的很多，越来越没有生气。为什么呢？我是绝不会的，我不能让人家(特别是忌妒我的人)看笑话。我要更倔强、更勇敢的活下去！“让创造生活的人活下去吧！”(1943，4月25日)

按照今天遣词用字的常规，这段日记中的“倔强”一般写作“坚强”。而“倔强”突显了逆反和不屈的意向。燕瑾向来不甘落后，在经过组织批评以后，力求果断地改变自己“群众关系”中遭人物议之处，决心规范自己的言行和男女间交往的分寸：

朋友的关系是不应建立的⑤，以后对任何人都应一样，有些好一些的也只能说是密切一些的同志。在我没结婚以前，对任何男人都不应太真诚、热情、坦白、直爽，因为他们受不住，总会有其他想法或行动，这样会害人，我为什么要害人呢？我恨我自己没早发觉这样的问题，以致形成这样。这个教训应该接受了，接受吧，以后少接近他们。又不可能成为自己真正对象，不要对他们好，剧社中没有一个可能发展的……(1943，4月27日)

今天我们这些局外人回头看，事情其实很简单，一个漂亮、健康的女孩子，在一个男青年众多的小集体里，几乎成了“人人爱”的竞逐对象，而这个女孩子一度全都报之以热情和坦诚……如此而已。

我们终于看到她在日记中重复多次地规劝、提醒、警示自己：对待任何人都应有一定的分寸，尤其是男同志，“不要太奔放”；“摆脱一切青年人——热情的勇敢的青年人的追求和爱慕，逃出他们的包围圈……超出于这个火热的情网……”

其实什么“狼来了”的险情也没发生，让我们想到“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旧话。而把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化的，并不是当事人刘燕瑾的“庸人自扰”。

但若把一级组织有计划的但工作方式稍嫌简单粗暴的政治行为看成“庸人自扰”就错了。那些干部是认真的。他们认为改造普通党员和群众——特别是挂着“小资产阶级”标签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以至改造或支配他们的感情，使他们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变为“工农兵的”“劳动人民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和感情，乃是他们“政治思想工作”的天职，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着从精神控制入手巩固思想和政治领导的重大任务。

在火线剧社，从1943年7月1日开始的“整风、坦白运动”，竟使刘燕瑾成为重点，清算她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清算她的“男女关系”！一直绵延到1944年12月的个人思想总结。要强好胜的燕瑾为了“争取做示范”，“在这次整风中改变人们对我的印象，改变我的思想”⑥，“满足……大家的希望”⑦，不惜“顺竿爬”地采取如后来所谓的“上纲上线”，严重地自污自辱，如与“敌人的桃色间谍……手段”相提并论，说自己“实际上起到了一种敌特破坏作用”等等⑧，简直耸人听闻。至于提到“与党一条心，还是两条心”、“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入没入党”的问题，则只是挂靠到整风报告的政治高度，成为套话，反倒不足为奇了。这样表示了对教谕的服膺，也表示了对党组织的“帮助”的回报，认定“应该对党对组织做无条件的的相信和服从，只有这样你的问题才能解决”⑨。这就是整风运动的伟大成果在刘燕瑾这样一个青年党员思想上、精神上的体现。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八年敌后抗战的血与火、生与死的锻炼，又同时经过革命队伍内部斗争的历练，在这部日记结束于1947年时，我们已看到在思想政治上一步步走向成熟的刘燕瑾，穿着灰色土布军装的二十四岁的女兵，正走在进军天津的途中，这时她已同后来白头偕老的知己和同志王林结婚，她怀抱中的婴儿，则是近七十年后为她这部日记的整理、注释、出版尽心尽力的王端阳。

那时，刘燕瑾回顾早年的“幼稚，糊涂”，曾用过“混蛋”这个字眼自责，未免过重、过苛了。人人从历史深处来，人人逃不掉历史的限制。

要强好胜的刘燕瑾，在战争环境中坚持着她的英雄主义信念；我不知道她是否读过罗曼罗兰这几句话：“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仍然热爱生活。”这部日记写到1947年，燕瑾可以说已经上过了“认清生活的真相”的及时课，她依然热爱生活，她仍怀抱远大的理想和个人志愿，在束缚个性的年代力求完善自己的人格，这是令今天——近七十年后的读者也为她欣慰的。

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作为编剧之一参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叶尔绍夫兄弟》剧组的活动，从而结识了刘燕瑾同志。她在孙维世导演的这一苏联生活题材的话剧中，扮演一位年轻干练的女工程师伊斯克拉(俄语语义为火花)。后来留在我记忆中的“大刘”，就是穿着皮夹克的“火花”——伊斯克拉卡萨克娃工程师帅气矫健的身影。

七十年代我所在的剧团来了个年轻的同事王克平，我们有缘谈文说艺，他写剧本，又从事木雕艺术，才华横溢，尤其难得的是政治胆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刘燕瑾和王林的次子。他和乃兄端阳在发现母亲早年日记后，以开明的历史主义态度待之，决定一字不改地公之于世，作为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的一页真实的见证，这是具有远见卓识之举。我以为，从探秘历史的角度看，日记主人与早年恋人凌风之间的互相等待与彼此相失，虽是贯穿数年的一条情感线索，但其实已经退居其次，因为燕瑾在剧社整风前后经历的思想政治批判及其引起的心灵震荡，才是对了解那一代“知识青年”思想改造的富有史料价值的文字实录。

我有幸结识燕瑾、端阳、克平，都是他家的主要成员，遗憾的是与王林同志呼吸过同一城市的空气，却缘悭一面。他是革命的长辈，也是文学的前辈，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最早因文学创作而受难者。在我遵端阳、克平之嘱来写此读后以代序时，燕瑾日记中写到的他们夫妇间相知相契的真正爱情，也让我感到极其亲切。

哦，这一切都已沉入历史了。

真的一切都已沉入历史了吗？

2015年9月，中秋前夕于杭州白乐桥孟庄，11月1日定稿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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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看日记1946，8，31：“这本日记……这一年多的工夫没白花啊。我应该更珍贵的保存它，以便将来万一有用的时候好再翻出来看看，我相信对我不会没有好处吧！一年多的经历，一年多的血泪生活都全部记下了。等再过一年，再翻出来看，该多么新鲜呢！同时也可以供给愿意了解我、帮助我的人，以一种赤裸裸的真实的参考吧！他可以由这本日记里了解我全部的生活、斗争！”“保存吧，谨，只要是有你的生命，那么日记就应与你共存，并永远不离开你！”

这是作者经过“整风”后更加明确了的写作并保存日记的态度。

②参看日记1943。6，2，看星星；1943，6，19，看早霞；1944，10，4，行军路上看月亮；1945，2，28，月亮如乳母；1945，10，20，大清河边月夜看雁群。

③对于“阶级友爱”，在主流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