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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大战略新图景

“一带一路”，让中国市场经济体系更完善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中国于1979年开始，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去这36年，在这么一个过渡转型期，中国取得的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36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7%，对外贸易增长46.4%，中国确实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变成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的出口超过了德国，变成全世界的出口国。2013年，中国的贸易总量，也就是进口加出口超过美国，变成全世界的贸易国。并且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超过美国，变成世界大经济体。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同一个时期的东欧国家也在转型，但他们遭遇到经济崩溃，危机不断。为什么同样的转型，中国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主要是在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采取转型的策略，实行了渐进的双轨方式。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很多国有企业，在资本技术很密集的产业，在开放竞争市场当中没有能力的，国家一方面对这样的产业给予必要的补贴，另一个方面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采取开放性的态度。这样一个双轨制的改革，让中国能够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这种双轨制的方式，也应用于对外开放，对那些我们没有比较优势的，技术资本很密集的，当时主要是国有企业的产业领域，我们继续给它必要的保护，但对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采取开放的方式招商引资，效果也非常好。当时中国经济是一个资本市场很不发达，国内金融体系也很不健全的转型经济，所以，我们在资本账户还是采取管理控制的方式，然后在经常账户上面采取开放的方式。这样一个渐进的双轨转型方式，让中国取得了稳定和快速的发展。但这样的改革方式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为了保护补贴，那些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转型过程中，并不是把原来的制度全部消除掉，所以保留在金融市场、在要素市场的扭曲和流动，就产生了寻租的行为，也就是贪污腐败。

政策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八九十年代，由于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有一些资本密集的产业我们没有比较优势，但我们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使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原来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已经具备比较优势，例如一些装备业和汽车产业。在不符合比较优势的时候给它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让我们的经济稳定，在稳定上才能发展。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的，如果继续给它保护补贴的话，是锦上添花，对这些企业当然是好的，但带来的后果是这些保护补贴都会产生寻租行为，会造成社会风气的不良。

所以我们对内的改革，必须要遵循十八届“十三五”规划，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让价格由市场来决定，必须深化我们的经济改革。在对外开放上面也是一样的，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保护我们的一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国家对很多投资领域是限制的，资金是不能自由流动的。现在要继续深化改革，不仅是对内的深化，而且对外开放也必须深化，我想，自贸区的提出，就是在投资领域上面进行探索。过去我们有很多限制，现在能够把那些限制取消掉，除了少数几个领域确实关系到国防安全的，我们必须有所控制，其他的都应该开放。并且在资金上也是一样的，过去资本账户是有管制的，现在要更好地利用国内跟国际的资金，应该在资本账户上探索一个开放的方式。

当然，这些改革我们采取务实的态度，就是先到某个地区试验，看看效果怎么样，可能有哪些不利的影响。那些不利的影响怎么样克服，有利的如何放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自贸区率先被提出，现在自贸区也扩展到天津、广东。这是我们自贸区提出的历史背景。

那么“一带一路”的战略，为什么会被提出来呢？一方面，中国经过36年的改革开放，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当然是希望能够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从中等偏上变成高收入国家，从改革开放的经验来讲，应该更充分地利用国内的市场和国际的市场，国内的资源和国际的资源。另一个方面，我们现在是世界大贸易国，同时，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们是世界大经济体。所以在国际上，我们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同时，也应该有相应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这样才符合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可是目前的国际秩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规则的设计是由当时的发达国家设计的。现在整个国际的板块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如果要中国承担更大的义务，应该给中国更大的发言权。这在国际上有很多讨论，基本上是共识。2009年，主席跟奥巴马总统已经达成协议，比如在世界银行中国的投票权要增加，在国际货币组织中国的投票权要增加，但上述提议在美国的国会上并没有通过。美国为了维持自己在亚洲太平洋的利益，提出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大贸易国，应该参加国际各种贸易规则的谈判，深化各种的国际贸易体系。可是在跨太平洋国际伙伴关系，在太平洋成立自由贸易区中，中国却没有受邀请参加。这是什么目的？这个目的是美国想维护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以及确保美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安全。美国采取合作政策，来制约中国对外开放和发展。

在这种状况下，2013年，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并且在印尼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一个新的亚太地区，亚洲、欧洲地区合作框架，目标是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建立所有这些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我们这个倡议的提出，是以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抓手，所以在中国的主导下，相关国家共同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和丝路基金。

对这样的一个政策，亚太地区需要基础设施，需要合作，美国也是了解的，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时候，提出建立“印度太平洋经济走廊”，并且提出了“新丝绸之路”，连接阿富汗和中亚的国家。但相对于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仅从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的设立来看，即在美国很有保留的状况下，依然有57个国家参加，当中包括德国、英国。现在五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当中有四个参加。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印太经济走廊”目前可以说无声无息。

中国在提出这个创意的时候，有三大优势。个优势是中国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不管是从产业还是建设能力上都有优势。第二个优势，中国现在有3.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展望未来，中国每年的外汇储备还会增加。所以中国支持这些基础建设的能力不管从资金来看还是建设能力来讲，都是非常优越的。我们知道，一般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个瓶颈就是基础设施，如果帮他解决基础设施问题，我们都是受欢迎的。不仅在基础设施和资金上，中国还有第三个优势，发展阶段的优势。我们前期的发展，是以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的快速发展，让中国变成的出口国，让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工厂。现在虽然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上失掉比较优势。但以其他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必须开始要把这些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转移到其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国家。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能够真正取得持续发展的，是真正抓住劳动力密集型比较优势的战略机遇期，取得二十年、三十年的发展，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或者高收入国家。中国现在已经到了要把这些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转移出去的阶段，而且要转移出去的规模非常巨大。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日本整个制造业的规模是970万人。80年代的时候，“亚洲四小龙”中韩国整个制造业的规模是230万人，我们的台湾是150万人，我们的香港不到100万，新加坡50万。中国的整个制造业，按照第三次工业普查是1.25亿人。所以中国的“一带一路”提出来以后，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响应，主要这不仅是中国的利益，创造一个国际和平的发展环境，让中国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国内国际两个资源，也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这是一个合作共赢。

总的来说，自贸区的政策以及“一带一路”新的战略，都是在这个阶段，按照我们与时俱进的需要提出的新的改革开放战略。这个战略的落实，能够让中国有一个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也可以给中国一个更好的对外环境，不仅能够帮助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可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他们国家现代化的梦想。

“一带一路”战略彰显“大国心态”

汤敏国务院参事、智石经济研究院院长

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是一个突破性、全局性的长期战略。“一带一路”是打造中国与相关各国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边牵着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是“世界上长、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海上互联互通、港口城市合作机制以及海洋经济合作，将中国和东南亚等国家临海港口城市串联了起来。“一带一路”将带动整个中国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开放，解决中国的区域间发展差距问题，以实现新时期国内的城乡、区域间均衡性发展。因此，“一带一路”实际上是统筹改革开放的全新战略，是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龙头”。

为什么要“一带一路”

开辟新市场，调整对外开放模式的需要。金融危机打破了“西方消费、东方制造”模式，国际分工重组。经过了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整个的世界经济正在重构。过去那种“西方消费、东方制造”的国际分工模式现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欧洲、日本的消费能力在下降，储蓄在增加，再靠借钱来消费的模式难以为继。同时，国际经济结构性的变化对“东方制造”产生了很大的挑战。我国过去的靠大量出口、巨额顺差的模式也将有所变化。

发展“一带一路”是全球范围内对新增长动力的需求。全球性产能过剩加剧，需要新需求、新增长动力。产能过剩，其实不仅是中国，实际上是全球各国都面临的大问题。近出现的石油及大宗产品价格大幅下降的现象，都跟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有很大关系。

此外，在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重构过程中，特别是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需要第三极来平衡。TPP和TTIP涵盖的内容与贸易自由化的水平都远高于正在谈判中的世贸组织多边贸易规则，是依照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而制定的贸易规则标准。美欧市场规模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使得TPP与TTIP一旦形成，现行多边贸易体制有可能会被边缘化。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被排除在TPP与TTIP的谈判之外，如无应对措施，可能会造成这些国家的地缘经济困局，需要第三极来加以平衡。而被排除在TPP、TTIP之外的国家，大部分恰好就是在这“一带一路”之上。

从国内的角度看，我们也需要一种新开放战略。以“引进来”为主的模式实行了三十多年，随着我国比较优势逐渐减少，这种经济模式受到了很大挑战。以劳动力成本为例，在我国，一个劳动力工资成本达到年均4 000到5 000美元，这在亚洲发展中国家中相当高了。面对这种情况，一大批劳动力密集型产品需要转移出去，部分企业也会走出去，这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实际上，我国从2014年开始已经成为净投资国。十年前，我国对外投资总量还很小，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世界上排名第三的对外投资国了。

从国际宏观环境变化和国内的经济需求来看，在新时期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开放战略。这个新战略可以用“一带一路”来概括。虽然它叫“一带”“一路”，但其范围与意义远远超出了过去的那种“带”“路”的概念。它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开放的大战略。“一带一路”包括65个国家，44亿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63%，它整个的外贸、外资的流入，每年增长分别是13.9%和6.5%，比全世界平均增长都快很多。预计未来的10年里，在“一带一路”的国家里，整个出口将会占世界的1/3，真正成为第三极。

在这些相当多的国家中，人均GDP才3 000多美元，跟我国有一个发展落差，存在着非常大的市场。

如何做好“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以推动实现区域内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为重点，其中以中国对外投资为主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合作、园区和产业投资合作等领域将是核心部分。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对外投资，中国企业的“走出去”要配合国家的大战略，优先考虑“一带一路”，抓住这个大机遇。

在“一带一路”上，长期以来已经形成很多区域的、多边的、双边的合作机制。早在1990年初的时候，亚洲开发银行就开始推动各种各样的亚太经济合作形式，如大湄公河三角区，中亚经济合作区等，20年间，做了很多的工作。各国互联互通的概念，亚太经济合作的理念都已形成了，很多项目都已经有了初步的设计。“一带一路”将在这些基础上，把已经形成的亚太经济合作推向更高的层次上。

要真正发挥好“一带一路”的引领工作，我们需要有一系列开拓性的政策与措施。

建立有效的政府间协调机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发展水平差异大，利益诉求不同，应尽快制定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操作性强的政府间交流机制，争取我国对外投资方向、项目与各国实现项目合作、战略对接。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考虑成立建设合作规划编制小组，建设一批合作典型项目，产生示范效应。

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帮助沿线国家改善交通、电力、通信基础设施，通过高铁、铁路、公路、水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资源的合作开发，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等一揽子安排，推动亚欧经济一体化。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每年亚洲国家需要7 3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包括铁路、公路、油气管道、电力通道、通信等基础设施投资。根据我们在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经验，基础设施投资回报都是相当稳健的，而且能产生很多附加的、溢出的效果，投资风险相对较小。

除了对外投资，我们还需要跟进其他的产业投资。有了基础设施，产业进入就容易发展，反过来，有了产业进入，基础设施才能发挥它的作用，才能发挥其经济效益。中国正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外迁的时期，把一部分产业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把我们相对成熟的工业，像核电、轨道交通、工程、机械、汽车产业作为我们到国外投资的强项。

推出一批“一带一路”投资项目清单，积极推进若干产业园区建设。鼓励国内企业和沿线沿边地区依托现有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园区，通过合作、合资等灵活方式，在境外合作建立产业园区、境外经贸合作区等各种类型的产业合作区。把基础设施投资、园区建设、资源开发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项目有机地结合起来。

积极构建多元化投融资框架。“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金融支持。当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已经成立或正在筹备。以这两大机构为投融资平台，搭建更加开放的投融资框架。有关部门应该支持“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推出地方版丝路基金，并出资成立其他类型基金。鼓励国内银行与金融机构到“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分支机构；还可以发行长期，特别是动员更多私人部门的资金以PPP模式投资。

“一带一路”风险何在

“一带一路”战略在多个高风险地带深入推进。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地缘政治复杂，缺乏多边自贸安全体系和有效投资合作机制，制约了区域内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一带一路”还可能因挑战国际秩序引发大国战略冲突。美国、日本等国家跟“一带一路”都有一定的利益冲突，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事关重大。

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过大，特别是政治、社会、法律之间的差别过大。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的投资，都充满着巨大的风险。

除了外部风险，还有我国企业面临的内部风险。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的准备还不足，企业在国内政府种种政策的呵护下还能生存，到比较恶劣的环境里，还能不能生存？从总体上来说，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大规模走出去，快速走出去，有可能要交很多的学费。

我们还要面对保护主义、汇率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以及东道国在环境、法律、劳工福利等方面的要求。

为减少风险，首先要重新梳理我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并根据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与那些中国企业投资较多的国家，要重新修订双边的投资保护协定。为防控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政治风险，政府还应当建立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加强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风险评估和风险信息；利用外交手段与相关国家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提供经济外交支撑，充分利用国际法制规则应对风险。企业应客观地评估重大投资交易的政治风险；积极开展多方位的公关活动，融入当地社会以缓和矛盾；主动参加包括世界银行与各地区性国际开发银行提供的海外投资保险，合理进行风险转移。

为防控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汇率与金融风险，应进一步支持出口信贷，扩大“走出去”企业的融资渠道；国家要鼓励银行金融企业走出去，到企业投资密集的地方去提供服务；企业应当加强对汇率与金融风险的管理，合理利用各种金融避险工具，降低财务风险。

提高走出去企业环保意识与履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行为。将环境影响评价、协议保护机制、生态补偿(生态服务费)和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其中；倡导企业树立环保理念，尊重东道国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保障劳工合法权益，实现自身盈利与环境保护“双赢”；投资合作项目必须依法取得当地政府环保方面的许可，履行环境影响评价、达标排放、环保应急管理等环保法律义务；鼓励企业与国际接轨，研究和借鉴国际组织、多边金融机构采用的环保原则、标准和惯例。

需要“大国心态”

除了外部风险之外，还有内部风险。内部风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的国民有没有一种大国心态、大国风度，特别是要有一种大国能力。这是中国提出并次大规模推动的国际性战略，过去都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IMF提出一些设想规划，我们参与，而这个“一带一路”，我国是提出国、发起国，就需要有一种大国的心态。

所谓“大国心态”，就是我们要能够有吃亏的想法，要考虑别人的利益，不能光考虑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在大国能力方面，我们要拿出很好的规划，很好的计划，而这个规划和计划不能考虑自己一方的利益，要考虑别人的利益，让别人也能真正积极参与，这个能力要求非常高。

同时，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的准备还相当不足。现在的环境，企业可能还能生存，那么走出去到自然环境恶劣的地方，我们能不能生存？我们的企业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大规模走出去，快速走出去，有可能要交很多的学费。包括承受风险的能力，不仅是企业本身的抗风险能力，还包括国家风险分散的机制有没有，我们的金融体系能不能帮助企业把风险分散掉，这些都是不足的。

还有很多技术风险，例如保护主义的风险、产业本身的风险、汇率的风险、金融的风险，以及社会的风险，被投资国对我们发展这些领域，提出的环境要求、法律要求、社会要求等等。我们能不能真正达到一种共赢的局面，这些都是我国在推动“一带一路”时面对的巨大风险、巨大挑战。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还需要大量学习。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在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出去，不得不推动的时候，这需要格外谨慎，需要格外努力，需要我们有一种全新的思路。

实施重构中国全球价值链战略

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价值链是全球经济循环中为关键的链条之一，谁占据了价值链的核心环节谁就掌控了整个价值链的财富流向。未来的全球竞争是价值链竞争，构建中国自己的全球价值链战略应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关键。

全球贸易格局的深层次改变

近十多年来，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相同产业的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的多层次分工。国际分工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业内分工，进而演进为产品内分工为主的国际分工体系。以产品内部分工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称为产品内贸易，从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全球价值链分工”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终产品经过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阶段的生产；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参与生产过程并在不同阶段实现价值增值；三是至少有一个国家在其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

据统计，1980年至2011年世界货物贸易额平均增长7%，2013年已经达到18.78万亿美元。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对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全球市场依存度日益加深。

面对全球价值链主导贸易新格局的大背景，依据原产地原则进行的传统总量贸易统计至少存在两个弊端。，由于大量中间品贸易的存在，统计跨境总量贸易而非净增加值会产生大量重复计算；第二，由于没有反映出产品在生产环节上的流动，双边贸易统计中包含了他国中间投入品价值。如在“三角贸易”模式中，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中就包含了大量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进口的中间投入品，这就迫切需要新的国际贸易统计方法。

因此，一种能够真实反映全球贸易运行和贸易秩序的全新核算方法——贸易增加值(Trade in Value Added)统计正在越来越受到关注。由于基于全球价值链的附加值统计方法是在统计各国价值贡献的时候，扣除了传统通关统计中折返增加值，避免了重复计算，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各国在全球贸易中的状况(某国在相应环节为某货物增加价值称为本国附加值，各国出口货物中由上游其他国家提供的附加值则成为外国附加值)。这样，每个国家(地区)出口货物中本国附加值和外国附加值的比例就可反映该国(地区)的贸易获益率。

在国际贸易组织的大力推动和倡导下，2011年以来主要国际机构纷纷了基于贸易增加值统计的相关研究报告，如2011年WTO和日本IDE-JETRO的《贸易模式和东亚的全球价值链：从货物贸易到任务贸易》报告、2013年1月16日经合组织(OECD)和WTO推出的全球附加值贸易统计初版数据库报告、2013年2月27日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全球价值链和发展：全球经济中的投资和附加值贸易》等，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使得人们对全球经济失衡有了重新的认识。根据WTO和IDE-JETRO(2011)报告，以增加值贸易方法测算，中美贸易顺差在2000年、2005年和2008年三个年份相比传统统计方式计算出的顺差额要缩小20%~27%，如果考虑到加工贸易因素，贸易失衡的程度更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