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新一轮的经济改革

厉以宁(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一、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在中国，多年以来形成了投资冲动怪圈。什么叫投资冲动怪圈？它是这样形成的，地方政府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提高GDP，才能使得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改善，使就业问题得到缓解。地方政府有了增加投资、扩大信贷的强烈需要，但此后的结果是：经济虽然上去了，通货膨胀随之而来，致使物价上涨太快。于是，中央又不得已采取紧缩政策，通过紧缩财政和信贷，经济增速放慢，而这又引致地方出现问题，地方财政收入、就业受到影响，就再一次呼吁增加投资。如此循环反复，结果给经济带来了一种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现象，这就是投资冲动的怪圈。

现在中国经济的情况跟这个怪圈都有关系。比如产能过剩，现在全国产能过剩情况相当严重，产能过剩必然造成很多的资源浪费。所以，中国当前最需要做的就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这告诉我们：GDP总量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即便经济增速低一点，但是整个经济状态是好的。

结构比总量更重要。举一个例子，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GDP世界及时，远超出英国，但是经济结构不行。在1840年时，英国工业革命从1770年算起已有70年，工业化进展到了一定程度，英国GDP结构符合当时技术进步潮流。英国当时的情况是：钢铁产量上去了，技术设备制造发展了，棉布全是用机器纺织的，其出口的一部分是机器制造的棉布，另一部分是蒸汽机机器设备，交通工具是轮船和火车。反观中国，GDP总量的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中国的棉布是手工纺织的棉布，中国的出口是茶叶、瓷器、丝绸、桐油等，从结构上说，中国比英国差很远。

今天，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这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的结构还不如日本。现在日本跟中国相比，它的高新技术产品占GDP的比重比中国要大得多。所以，当前我们的改革着重是结构问题。

另一个重要的结构是人力资源结构。1840年，中国人口总量比英国多得多，但人口结构跟英国不一样。当时，英国普及了小学教育，建立了大量的中学，又建立了很多新的高等学校，每年培养出大量的工程师、技术专家和科学院的知识分子，还包括近代的经济管理人才、金融人才，这是英国当时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结构。而中国虽然人口多，但是结构不行。如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妇女也绝大多数是文盲。中国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目的是为了考科举，很少人懂得近代科学技术、经济管理和金融。

同样，我们跟日本相比，人力资源总量比它大10倍。但是在人力资源结构上，日本大学毕业生在全人口中的比重较中国大，日本的工人队伍中，熟练技工人数比重也比中国大。这都表明了结构问题的重要性。

当前，我们怎么提高经济质量呢？一是优化结构。优化结构是没有止境的，因为技术在发展，客观形势在变化。另外，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反映对低碳经济的要求越来越大，这是全世界的趋势。比如说，在20多年前，全世界的环保概念要求废水、废气、废渣不能有毒，明令禁止。今天的环保概念仍然是不能有毒，但却不同。二氧化碳并没有毒，但是二氧化碳必须要减排，因为它会影响世界的气候，大气变暖可能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灾害。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环保提高到新的阶段，不仅要没有毒，而且要低碳。同时，人民生活水平要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提高，这也是表明经济增长的质量。

二是技术创新，要不断地技术创新。当前，中国虽然讲技术创新重要，但企业反映的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实体经济距离世界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关键是看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能真正自主创新的仍然很少，大部分仍然是依赖外国的技术。这就表明，自主创新少，经济增长质量不够。在企业界流行一句话：“不自主创新，等死；自主创新，早死。”原因是自主创新带来了债务等负担。

这就表明，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就是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增长才能质量提高，我们的结构才能够随之优化。

二、宏观调控：不能替代改革

经济如同一个人的健康情况。一个人如果要身体健康，应该是内在机制的完善，必要时打针吃药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这毕竟是处于辅助地位，主要是靠身体内部机制的完善。经济亦是如此，经济能够顺利地发展、解决结构问题，主要靠机制的完善。

宏观经济调控好比是外来的力量，也重要，但它处于辅助的地位。近几年来，中国经济情况中出现了一种现象宏观调控在实际中比它应该起的作用还要大。这就造成了“宏观调控依赖症”，什么事情都要宏观经济调控。经济发生通货膨胀，宏观调控；经济增长率下降，宏观调控。

而且，宏观调控的依赖性容易产生误导：既然宏观调控这么灵，还要改革干什么？实际上，这耽误了改革。

改革是解决机制问题，宏观调控作为外来的一种力量，是对经济的干预。所以，不要因为宏观调控有点成效就频繁利用，而结果对经济造成大升大降、大起大落，在投资怪圈中摆脱不开。改革是不能拖延的。若不依靠改革来健全内在机制，那么越拖到后来，代价会越大，成本会越高，而且难度越大。所以，在宏观调控问题上，一定要以改革为主，不能依赖宏观调控。宏观经济调控应该重在微调，重在预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采用，一般情况要避免采用。

现在，经济学界中有两种观点争论。一种观点是，从2012年开始，我们经济增长率在滑坡，所以国外“唱衰”中国经济的人说，中国经济将会从此一蹶不振。

这个观点不对。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今年中国维持7%-8%的增长率是没有问题的。7%的增速，也绝不是一个低速度，而是一个中等偏上的速度。再想回到过去每年10%以上的增长，现在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付出的代价多大，10%的增长率，环境承受得了吗？结构调整得了吗？在原有的基础上加码，结果产能过剩的现象会不断地出现。

另一种观点是当前要加大投资促使经济增长，防止滑坡。加大投资想过经济增长质量吗？如果再增加几万亿投资，中国经济的后遗症将越来越大，使得中国经济长期不能摆脱这个阴影。

投资是要增加，但今后应着重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的投资增大；二是民营经济投资力度加大；三是基础设施环境工程的投资要加大。这些是为中国经济增长准备后劲的。

投资固然重要，但应该考虑到中国的大局，当前绝不能够又来一个几万亿投资，这样下去，对中国经济长远是没有好处的。再一次组织增大投资，实际上会使中国经济卷入到一个贻患无穷的地步。

宁可速度慢一点。最近一段时间能保持在7%～8%的增长就行，不要追求过高的增长率，重在结构调整。

中国的宏观调控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不能够照搬国外的增长模式。中国是一个双重转型的国家。及时种转型叫发展转型，为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一个经济体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的转型；中国还有第二个转型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来说，这两个转型是重叠在一起的，全世界没有先例。

在中国的双重转型中，中国经济有自身的特点。比如说，现在有观点认为货币流通量要控制，不能太大。这是货币学派的一个观点，是根据国外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而提出来的，但对中国来说，不适应。

在双重转型下，原先中国农民被排除在市场经济以外，跟货币经济接触很少，但是现在广大农民都卷入到市场中间。农民吃的粮食，不是自己种的。自己种的卖了，他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要到市场上买，很多要通过货币进行的，但是过去是没有的。所以，农民卷入到市场经济中来，货币流通量一定要增大。

还有，中国的货币流通渠道不是通畅的。流通环节太多，加上农民的加入，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是相对慢的。跟西方国家流通渠道很畅通不一样，西方的农民卷入市场是100年前就完成的。这对中国的情况来说，货币流通量必然比西方经济学家所计算出的货币需求量要大。西方是正常的标准，对中国来说，有这样的因素加入就不能一样。因此，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应该有新的考虑，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来考虑。

几个月前闹“钱荒”，原因是什么？因为从统计数据看，M1、M2都是很大的，表示货币流通量多。但却借不到钱，到处在缺钱，闹“钱荒”，这必须根据中国具体情况解释。因为中国融资难的问题没有解决，尽管货币流通大，实际生活中的货币要求、需求比这个还要大。

因为融资难，在已有货币不够的情况下，每个企业都另有打算。在企业当中流行的一句话叫作“现金为王”，每个企业都要保留一部分现金在手上，现金就全流到超正常储备中去了，准备不时之需。造成了一方面M1、M2数量很大，另一方面感觉经济生活中现金是不足的。这就是中国的情况，若不根据中国的情况来判断、制定政策，就一定会出乱子。这个问题表明我们的宏观调控需要跟市场化结合在一起。

宏观调控绝不是万能的，更不是能够替代改革的。有人经常说，核心在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就有了种种说法，有的说法是“小政府、大市场”，这个说法有道理，但是不。“小政府”意味着政府工作人员少更好，政府管理事情少更好，但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用大小来衡量，不是一个范围的问题。

还有一个说法是“强政府、强市场”，中国将来是“双强”体制。这个说法也不准。“强市场”就是市场发挥作用，“强政府”意思是好像政府一定处处管到，这也不一定对。比如家用电器，政府不管它，它就起来了。管得越多，产能过剩越多。

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政府不在于大小，因为它不是一个人员多少的问题，也不是管辖范围多大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效率要高。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市场还有很多地方是管不到的。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场，这就是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两者都要讲效率，都要有效，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情，市场做市场可以做的事情，这样就行了。

三、土地确权：学习林权改革

土地确权是当前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全国大概有50个县正在试点，实际上数量可能还要更多，中国准备在几年之内陆续推广。

为什么土地确权这么重要？必须从中国经济的非均衡谈起。非均衡分两类：及时类是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非均衡，西方国家的非均衡属于这一类；中国的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即市场不完善再加上缺乏市场主体的非均衡。

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主体。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没生产主体，产权是不明确的。所以中国的改革必须分两步走，及时步是产权改革，让产权明确，让产权界定，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中国的改革不能从放开价格着手，因为价格不是改革的突破口，而是最终的成果。改革好了，的价格一定是根据市场规律而制定的。中国搞股份制改革，就是让国有企业首先成为产权明确的市场主体，好的办法是股份制。

中国的计划经济两大支柱，及时个支柱是国有企业体制，第二个支柱是城乡二元体制，或者叫城乡二元结构，两者支撑了计划经济。前30年的改革着重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把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变成了股份制企业，变成了上市公司，这个任务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一直没动，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中国产权改革继续进行，农村也要进行产权改革。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是空的，是虚的，集体所有制讲起来挺好，实际上在计划体制下，没有多少乡镇企业是真正属于集体的，而是由干部掌握、操作，跟广大农民没关系，直到“”以后取消，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

中国仍然存在第二类非均衡障碍，因为国有企业体制改了，农村体制还没改。怎么改？一定要谈到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总结福建、江西的集体林权制度试点的经验，进行全国推广。这一次林权制度改革的意义非常重大。

尽管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晚了20多年，但中央根据试点的经验，有三个重要的突破。及时，承包期延长到70年不变。林权制度改革定了70年不变，农民一算，70年后我孙子都长大了，于是放心了，爷爷种树让孙子来砍，全国农村的积极性加大。第二，林地可以抵押。这是一个大的突破，一抵押林区经济就活了。第三，林权承包落实到户，一竿子插到底。林权证发到每个农户手上，承包跟产权一块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把农民的积极性全调动起来了，现在造林成风，大量劳动力开展林下经济，种蘑菇、木耳，还有林下养鸡，都富了。林权可以抵押，钱又活了，落实到户，积极性来了。

所以，土地确权要把林权改革的经验落实到农田的承包中。农田承包主要有“三权三证”，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上盖的房子的产权。全国政协在农村调查时，农民说，城里的土地是国有的，他们祖传的房子有房产证，新购买的商品房有房产证，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祖传的房子没有房产证，在宅基地上自己盖的住房，哪怕盖得再高、再好，也没产权证。

于是，在农村流传着“两个老鼠”的故事。及时个“老鼠”是农民外出务工，有了稳定的职业，把老婆、孩子带走了。房子没有房产证不能出租，于是就让亲戚朋友代管房子。很多情况下，一把锁把门锁上，老婆孩子带走，这就变成老鼠窝。第二个“老鼠”是农民两手空空进了城，找份工作做，但是城里的房子贵，买不起，租又很难租到合适的。于是很多农民在城里头，租了居民楼的地下室住，变成像老鼠一样在城里生活。我看到过一份材料，说一个不大的地下室有个门洞出入，用纸箱板隔成16间，住了16户，网上叫这一类为“鼠族”。

去年十八大以后的11月下旬，我带着全国政协调查组在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个市做调查，那里的土地确权工作几年前就开始了，已告一段落。到那里看，农民兴高采烈，还有放炮仗的，情景和当年的一样，因为产权已经落实到户了。跟农民开座谈会，农民说较大的好处是财产有保障了，土地确权了，有证了。谁再想圈占我的土地，不行，我可以告他。谁要想把我的房子拆了，那没跟我商量，可以告他，产权得到了保障，土地流转就加快了。我们问，为什么土地流转加快了？他说，我到外地去打工了，我的土地入股了。还有的说土地出租了，也不用怕了，因为有证了。

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城乡收入差别明显缩小了。在嘉兴市做调查，市委调查报告说，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比是3.1:1，土地确权后，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已经变为1.9:1。

从3.1:1变成了1.9:1，为什么呢？我们开座谈会时，农民说，首先，土地确权以后，农户更放心了。扩大了养殖业，扩大了种植业，因为他有积极性了。家庭农场就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2013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家庭农场，这是中央文件中及时次提出中国要建立家庭农场，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就提高了。二是土地流转加快了，农民心里也放心，于是进城打工，土地就转包给别人，出租给别人，或者是入股了，他收入增加了，进城去打工了。宅基地归他了，嘉兴市平湖市是一个县级市，在那里农民把宅基地房子都拆掉，盖了4层楼高的新房，比原来大，比原来好。我们问农民，你住得下那么大吗？他说我哪住得下4层楼房，家里没那么多人。我说那你怎么搞？他说，及时层出租给外地来的商人或者本乡的商人，从事商业，开店、开作坊、开饭馆，有房租收了。还剩三层，有一层准备出租，但是房租不一样。如果对方愿意租二层，那房租高一点，愿意租四层，我自己剩下两层住，所以有了房租收入。因为财产性的收入，所以收入就高了。这个情况应该说是很值得庆祝的，因为多年以来农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没有财产性收入。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土地确权要重新丈量土地，发现土地多出了20%。找农民开会座谈后大体得出了这样的理由：及时个理由，当初开始承包制的时候，土地质量有好有坏，好地一亩算一亩，坏地两亩折合一亩，现在经过30年的承包，每个农民把自己家的地整得又好又能够丰产，所以坏地也变好地了。第二个理由，在当初承包的时候，土地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因为用牛耕作，所以有田埂，田埂不算面积，田埂两边被遮住太阳的地方不算面积。现在农民用拖拉机了，土地面积扩大了，田埂取消了，田埂也算面积，也没有田埂两边被太阳遮住的地方，所以土地就多了。第三个理由，当初承包时要交农业税，于是农民为了少交农业税，所以都少报。今天土地重新丈量了，刚刚量完就实报了，没有人愿意少报。因为也没有农业税，少报自己吃亏，土地出租，钱少了；土地入股，自己的股就少了。而且也不敢多报，刚丈量完，大家都知道。所以这样一来，土地面积多了20%左右。

假定全国都开展了土地确权，可能中国土地会多出20%左右，甚至还更多。我们在甘肃、内蒙古考察，他们说这里当年承包的时候，坏地三亩顶一亩，他们差别大，这就是土地确权。

土地确权证明了，家庭农场在这个基础上起来了，每一个家庭农场就是一个小微企业，重在经营。农民的积极性是不可低估的，会把家庭农场搞好，将来是种田不用愁。浙江的经验看得很清楚，三种人是将来中国农业的主要生产力：及时，家庭农场主，他们受过培训。第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一组织就不一样了。重庆的长寿区、江津区产柑橘，就有柑橘合作社。它的柑橘跟人家不一样的，是反季节柑橘。人无我有，你不种我种；人有我优，你种我也种，我质量比你好；人优，我反季节。第三，民营企业带技术下乡，带资本下乡。改造土壤，把沙地改成良田，沙退人进。还有跟农民谈判，在广东湛江市徐闻县，徐闻县的土地很贫瘠，没有大河，靠水库、台风，所以有时候产量很低。跟农民谈判，你这一亩地产多少粮食，值多少钱？几百块钱。现在你别种了，把田租给我种。我每亩地一年付几百块钱给你。农民想，不用我种，一年还有几百。他说你愿意出去打工，我租金照样付给你，你不愿意出去打工，就留在我这里，根据你的技术水平，根据你的出勤天数，每个月发工资给你，你给我当合同工。农民说这个好啊，于是土地就连成片了。民营企业从国外引进的新品种种出来，有的种火龙果，有的种荔枝，有的种菠萝。我们到徐闻城外，上万亩的地，一望无际挂一个品牌子，连地名都改了，叫“菠萝的海”。所以中国的情况，农田不愁没人种，土地确权后，会有这种情况的。

四、收入分配：初次分配更重要

这是中国一个重大的问题。我在北京几次会议上一再说，改革的重点应当放在初次分配，不要把二次分配作为重点。二次分配也重要，但是初次分配更重要。

有四点理由：一、农民必须有产权，有产权才有积极性，才有财产性收入。

二、受雇方跟雇佣方必须有对等的谈判。今天中国初次分配不行，因为出来打工的农民是单个的，城里的人也是单个的。而雇用他们的是大企业，农民出来打工，城里人出来打工，都是弱者。而雇他们的大企业是强势，谈判地位是不均等的。而工资水平制定由强者说了算，这就是初次分配的问题。这种问题西方国家也有，但它有工会组织。工会组织替弱者说话，这样力量就强了。在中国，工会管吗？有看到过工会替农民工讨工资吗？没有。所以这个要改，如果这个不改，始终是强者和弱者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上。

三、农民出售自己的蔬菜、水果，牧民出售奶制品或者是牛羊肉。他们也是弱势，采购商是强势，由他来定价格。在西方国家有农会，或者叫农民协会，以及力量强的联社，中国也需要农民专业合作社或者联社组织，这样才行。

四、教育制度要改革。中国的人均教育经费城乡是不平等的。农民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