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一般动物依从本能生活，心为形役，而人类却有形为心役的可能性。亦即是说：人心是超乎其身的，主宰乎其身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全在于此。此是可能的，而非必然，所以可贵。

东方之学不是求客观规律之学，而是主观方面向内自求了解之学，不是改造世界的学问，而是改造自己生命的学问。——这里世界既指外在的大自然界，亦复指社会人事。这里所云改造自己生命大抵在提高主观能动性，从被动中超脱出来。因此不能以研究客观现象的态度来研究东方古人之学。这有如不能站在远处坐在屋内从书本上研究游泳一样。要学游泳只有跳下水里试着去活动一番。儒家之学必首(在)立志，佛家之学必先发心者以此。

学术原是吾人赖以解决问题的，就在解决问题中发展学术，而不同的学术则走着不同的途径，各有其不同的治学方法。人类文化转入第二期，问题既从人对物者转移在人对人，首先得要认识人类自己——在自家生活上体认生命——则一向两眼向外冷静地观测一事一物的科学方法固不适用，广泛地设想宇宙之大的那些哲学思维亦岂适合？苟不切己反省，时时改过自新，从自己再体察人情来解决社会问题，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此就儒家修身之学而说，其它两家亦可借以推见其概。总之，此三家者，其切切实实解决问题同于科学家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而不同于哲学家之空想一番。

当阶级和国家还没有从人类历史上消除去，事实上总是讲力多于讲理。讲力就是以对物的态度来解决对人的问题。试看今天世界上不是依然到处都看见以对物的态度对人的事情吗？譬如两军作战彼此砍杀，其与斩伐草木岂有两样？坐下来讲和谈判，似乎要照顾到对方的感情意志了，而威胁利诱无不至，其与调驯犬马亦岂相远？在对人还如同对物的这世界上，依然是物的学问当先。必在如何解决对人的问题划然有别于对物了，而且"人的问题"又切要过"物的问题"那时候，人们大家才会都来讲求"人"的学问——"人"的学问方始当先。

"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一句话，这是从根本上道出了东方学术之真髓的。一般生物乃至人类的生命皆有很大盲目性和机械性。人类的智慧虽高，但此智慧却恒在生命所役使之下向外活动。只有东方古人却把它收回来还用诸其身，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这一句话可以适用于儒家、道家以至佛家而悉无不合。

如我夙昔所说：人类的特征在理性；理性则以自觉不昧 awareness为其内核。东方学术的根本实在此。孔颜为学要归于自觉自知、自主自如；其觉盖在意念行为之间不堕失于先天气质、后天习惯。而道家有异乎是，却在吾人机体内部发展其自觉。

(儒与佛)两家为说不同，然其所说内容为自己生命上一种修养的学问则一也。其学不属自然科学，不属社会科学，亦非西洋古代所云"爱智"的哲学，亦非文艺之类，而同是生命上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

科学发达，识得物理愈多，愈能借以应付和处理事物；然止于知其"如此如此"或"若果如此，即将如彼"的公式，处于静态，未曾示人以行动方向，更没有发动一种行为的力量。例如有了原子能的知识，是用来制造武器杀人，抑或用之生产民需品，全没有一定。主观情理却不是这样。要求正义，反对非正义，要求公平合理，否则反对，有方向，有力量。

物理是对物的，情理是对人的。两种理皆为人类生活所一日离不开。你不能离开物(自然界之一切)而生活，你就需要通达物理；同时，你不能离开人而生活，你就需要通达情理。难道不是吗？

人们行事总要合理，既要合乎物理，又要合乎情理。行事违失于理，是谓错误。既然理有两种，亦就有两种不同的错误。违失于物理者，由于知识不足者居多，亦或一时粗心大意，事所难免，可以原谅。违失于情理者，问题便严重得多，恒引起责问忿争。人世间所有争端，往往扩演而为惨剧战祸，不在前一错误而在后一错误，二者固不可等量齐观。

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沿袭甚久之社会秩序)主要表现既是"非宗教的"，又且为"非国家的"。如所见于西洋的宗教和国家这两大，中国皆缺乏之。此正见其社会秩序自尔维持，不是靠着外力之强加。其所以长久不见根本性的变革者就在此。其陷入乱世及其由乱而规复于治，若有一定时际者无不在此。

一言以申明之：由密切的亲族人之间相互照顾，时时以对方为念的那种心理情谊，扩大推行于接邻之外人，取代了集团间排他的狭隘习俗就是。正由此伦理情谊之推行，中国民族是以同化吸收了许多邻邦外族而开拓无疆，是以其历史尽有曲折而绵续长久，谁莫能比。

中国以偌大民族偌大地域，各方风土人情之异，语音之多隔，交通之不便，所以树立其文化之统一者，自必有为此民族社会所共信共喻共涵育生息之精神中心在。唯以此为中心而后文化推广得出，民族生命扩延得久，异族迭入而先后同化不为碍。此中心在别处每为一大宗教者，在这里却谁都知道是周孔教化而非任何一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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